轉載 中華文化反對中共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華民國國民黨的黨員 寫於 二零二三年

      歸宗民國——華夏上古之天命

　　前 言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曾不知天高地厚的寫過幾本浮薄之作，這讓我很後悔，甚至羞於提及。2007 年我否定了這些作品。至 2020 年的十多年間我再沒有寫書，也停下了其它事情，在生存艱困中獨自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我關心的並非細節，而是蘊藏在中國數千年文化中的絕對命令：1、華夏先祖仰觀天地、俯察萬物所洞見的天地給人類的命令是什麼？2、古代華族如何踐行此天命？3、當代華族該如何接續先祖，再盡天命？通過研究我斷定：中華民國才是實現華族天命的真中國，而共黨則徹底違背此天命。故，當代華族須“毀絕共黨、光復民國”（世人之所以屢遭共黨欺瞞，皆因以政黨待之。諸位若通讀本書會發現，共黨絕非政黨。若謹守“正名”古訓，則不能稱其為“黨”。但為了照顧普通讀者，本書仍以“共黨”稱之）。

　　起初我關注的是如何切實的行動。後來感到光復民國的任何行動均須以大陸人體認到中華民國的神聖性為前提。因此，2020 年我寫了《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兼述香港反共之道》一書：第一章談中國文化之天命是光復天德，以建民國；第二章談古代中國的一貫渴求是終結帝國，以建民國；第三章談當代中國的天命是毀絕共黨，光復民國。該書不間斷的從天到人、到古代、到近代再寫到今天，說明如今在大陸光復中華民國是天地命令和華族數千年渴求的實現。2023 年我寫了本新書《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注：拙作《歸宗民國——華夏上古之天命》出版於 2021 年。此處的‘2023 年’及本書提到的其它 2021 年之後的事均為我此次修改時新增。特此説明），該書層層遞進的説明：國史上的暴政，對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天地生命，或毀其一、或毀其二三， 唯共黨暴政四者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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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其源，皆因共黨斷裂幽明，毀滅了中國文化隱而未顯的核心結構——幽明共和。海内外蓬勃浩大的光復民國運動，目前僅以中華民國為政治信仰。

　　我寫的這兩本書將中華民國由人上達於天，會根本轉化光復民國運動的信仰結構。此點前人未曾系統論述。因此，拙作有幸獲得同道贊譽。我寫這兩本書的時候，為了便於讀者理解，盡量簡化。我將自己十多年來花最多時間研究的、極精微的部分幾乎略去未提。雖已如此簡化，但仍有讀者反饋說這兩本書有點深，讀起來不容易。所以，我決定在關注點依然深入的前提下再次簡化：將《斷裂幽明》一書融入到《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並更名為《歸宗民國——華夏上古之天命》，同時也作了一些修改。現將本書之大體内容簡單説明如下：

　　共黨之所以毀滅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天地生命（具體史實見第三章），皆因其違背天命，走的是物化的死路。何謂物化——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寫到：上天生生之德無形，當其凝聚而有形則為萬物，凝聚有形則有固化的傾向，萬物一旦固化，則宇宙必然死寂。故，上天生生之德運乎萬物中，破除物質的固化，因而才有生生不息的宇宙和你我活生生的性命。“造化”二字，凝聚有形即為“造”，破除物之固化即為“化”。“生生不息”四字，凝聚有形即為“生生”，破除物之固化即“不息”。在人而言，凝聚有形為身體，破除物之固化為精神。不造則無物，造而不化則固化死寂。所以，造與化，生生與不息，身體與精神，乃一元終始，造物之全，缺一不可。所謂“物化”，並非指“物”，而是指“物之固化”（具體含義請見第一章）。破除物之固化即“化物”。“物化”則固化死寂，“化物”則破除物之固化而生生不息。因此，化物則生，2

　　物化則死，此乃天地創生之絕對命令。中國文化以天命為生命。遵循天的命令即生路，否則就是死路 。本書即以此義為開端漸次展開。我先對本書各章內容作大體說明——

　　第一章以理論說明天地命令即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故，此章名為：中國文化之天命——光復天德、以建民國。

　　第二章以古人思想為證，説明在古代中國，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如何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生中華民國。以此證明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不僅僅來自西方，更是中國文化内在渴求的必然結果。同時説明，此四大渴求之所以能代代綿延而生中華民國，皆因古代士君子及民國諸先烈的信仰是實現幽明共和，融入民族守護神序列而不朽（此點古人並未明言，是我自己的研究）。故，此章名為：古代中國的一貫渴求：終結帝國，以建民國（近代以來將儒家曲解為專制幫凶的言論可謂鋪天蓋地。本部分内容極為明確的辨明儒家反對專制、儒家第一義——貶天子、限制君權。此義代代綿延至清末，最終融匯西方民主制度而生中華民國）。

　　在説明上述四大渴求貫通天地並綿延數千年而生中華民國後，還必須以史實證明兩點：1、四大渴求是近現代中國之真實需要。2、四大渴求源於天地命令，不可違背。順之則生，違之必死。如此，方能完整説明四大渴求源於天地、根於人性、貫通古今。為此，我在第三章從共黨建立開始，不間斷的寫到今天，用未被共黨顛倒的史實證明，共黨的罪惡百年僅僅是下面這一點的循環而已——共黨只要露出真面目，必然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必然步入死亡期。共黨為了自救，必假借三民主義（同時暗中毀滅民族、民權、民生）。當它活下來，又會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又必然步入死境。它為了自救又會假借三民3

　　主義……在第三章，我以共黨公開文件證明，共黨的罪惡百年只是這一點的循環而已。共黨只要違背三民則必死，要存活就必須假藉三民，由此可知，三民主義不僅是近現代中國之真實需要，且直通天地生生之道，絕不可違，違之必死。諸位在看第三章時會明顯發現共黨一貫的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因此，為了實現源於天地、根於人性、綿延數千年的四大渴求，吾輩必須毀絕共黨，光復民國。故，此章名為：當代華族之天命——毀絕共黨，光復民國。

　　以上均前人所未言。我通過上述各章說明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是天地命令的具體內容，是隱含於數千年中國文化的華族魂（古人並未如此明言，這是我自己的研究）。實現此四者是華族貫通古今的不變渴求。中華民國正是此華族魂數千年不斷演進的結果，而共黨則徹底毀滅此華族魂（我還會說明，“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如此排序是天地生人的秩序，絕不能亂。中華民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創建是因為遵循此順序。共黨之所以能殖民中華、顛覆民國是因為它依此順序逐個破壞。數十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之所以進展緩慢，是因為違背了此順序）。

　　中華民國誕生一百多年來，我還沒有看到有人對中華民國與天人古今的貫通作過系統說明。本書的重點並非各部分的細節，而是天人古今貫通之道。

　　我之所以將中華民國與天人古今貫通，是因為：

　　1、目前大多數民國派判定‘共黨反中國、中華民國才是真中國’的時空背景是近代百年或古代千年。而我認為，此時空背景不能僅僅是 70年、100 年，也不能僅僅是五千年，也不能僅僅是天地精神，必須是貫通天人古今的絲毫不間斷的上天生生之道。亦即，中華民國雖誕生於近代，但中華民國開國之道早已蘊含在華夏先民的天地神明信仰之中，經過代代綿延、不斷演進而生中華民國。如此，政治的、文化的中華民國便具備了4

　　某種宗教性。有同道在看了我寫的《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一書後，之所以會感到震撼，正是因為此一前所未有之轉化，既可讓現有民國派的信仰根源從歷史、文化深入到天地，又可讓更多華人歸宗於華夏之千載信仰——中華民國，從而讓光復民國運動普遍於華人世界。

　　2、只有感性、理性、天性三者兼備的反共覺醒才能夠清晰理性、雷打不動 。所謂感性覺醒略等於對身處其中的社會現實的感知。所謂理性覺醒是知道當今的社會現實與近代及古代的關係。所謂“天性覺醒”是指如今的社會現實、近代百年、古代幾千年與天地之間的關係。如今，感性覺醒者眾多，但他們缺乏理性覺醒和天性覺醒。還有一部分“民國派”已有感性覺醒和理性覺醒，但缺乏天性覺醒。眾多有信仰者，他們缺乏感性覺醒，尤其缺乏理性覺醒。他們雖然信仰“上天”，但沒有和數千年國族貫通。所以，他們的信仰是空掛的，不能對國族生發責任。有的人瞭解國史和當今，但沒有和天地貫通。所以，他們的認知是無根的，也不能對國族生發真切的責任。因此，如今感性、理性、天性全面覺醒者甚少。本書將中華民國與天人古今貫通，就是為了讓感性、理性、天性全面醒覺。

　　以上是對本書内容的簡單説明。關於本書，還需要説明如下幾點：

　　一、本書關注點雖然很深，但為了便於讀者理解，我已盡量簡化，我將自己花最多時間研究的主體内容幾乎略去未提，深感痛惜。雖已如此簡化，但如果您在看第一章時仍有費解之處，深望您稍加思考，或跳過繼續看。特別強調，切勿因第一章內容有費解處便誤以為本書皆如此。實則，本書只有第一章、第二章或許有部分内容費解，第三章讀起來便非常容易，或許可以一口氣讀完。我在第三章徹底歸正了被共黨黑白顛倒的近代史和當今政治。 且為了無可辯駁的證明共黨之罪，所用史料絕大多數來自共黨5

　　公開文件。如果您已熟知近代史實，您可重點關注前兩章，但也請您不要略過第三章。因為有的史料或許您未曾見過，我通過近代史所要證明的理論或許會對您有所啓發（本書並非寫史，而是以史實證明我的理論）。被共黨僞史蒙蔽，仍未瞭解真實近代史的讀者在看到第三章的史實後會感到震撼。如果您的興趣是第三章，請允許我提醒您：本書的命脈並非任何一章，而是不間斷的從天到人、到古代、到近代、再到今天。如果您未看前兩章，直接看第三章，則本書大義盡失，幾乎等同於未讀本書。總之，本書脈絡連貫，缺一不可，須通讀本書，方可真正明瞭我的觀點。因此，深望諸位能通讀本書。為盼！

　　二、本書第一章以理論説明天地命令，第二章説明古代中國的一貫渴求。雖未談到近代，但也會涉及一些對共黨的評論。這些評論均以第三章的史實為據。因共黨數十年的嚴密封鎖而不知道史實的讀者，必然會認為我的評論太極端。為免這部分讀者誤以我的評論為極端。所以，在此有必要先簡單列舉一些共黨之罪，更多詳盡的史實請見第三章。

　　我曾在《中國大陸淪陷告國際書》一文中談到（注：該文曾在我自己的Facebook 和 Twitter（X）發佈。另，本書極少數内容曾在我的 Facebook 和Twitter（X）發佈，以後不一一注明。特此説明），共黨毀滅了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天地生命。以下我從淺近的“共黨毀滅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開始逐步深入到“共黨毀滅中國人的天地生命”。其中‘共黨毀滅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是為還不瞭解共黨之罪的讀者準備的，已熟知近代史的讀者可重點關注‘共黨毀滅中國人的民族生命、天地生命’。在此强調，共黨之罪孽罄竹難書，以下僅僅是舉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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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黨屠殺中國人的肉體生命

　　從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共黨至少屠殺了一億中國人。限於篇幅，僅舉如下幾例：

　　共黨在民國 17 年（1928 年）7 月 9 日的《農民運動決議案》中說：

　　“在過去各處的游擊戰爭，發生毀滅城市與無目的的大殺大燒大搶的傾向”。

　　以下僅舉三例說明共黨如何大殺大燒大搶：

　　共黨的“赤化全川”暴動：

　　請看當時報刊對共黨暴動的報導（注 1）：

　　民國 22 年（1933 年）12 月 3 日成都《商務日報》報導：“共匪佔據營城時，將無辜之男女老幼…均埋入萬人土坑中…無數男女死屍，如堆砌牆壁一樣…有手無足、有足無耳者，有身為兩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無指者，有身無肺腑者，男女陰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又男童女孩亦甚多…有一婦人懷孕約六七月是用標子由胸腹剌死的，小孩子亦同時突出…東門外，亦有萬人坑一處…”。

　　僅我看到的當時報刊對共黨此次暴動的 7 則報導，就有近 22 萬人被共黨殺害。

　　共黨的海陸豐暴動：

　　廣東海陸豐農民暴動的發動者彭湃命令：“各代表回去後，每人至少要殺十個反動派，每個代表必須要領導農人工人去殺多十個反動派，就是每代表負責去殺二十人，三百個代表共要殺六千人。但是還不夠…必要殺！

　　殺！殺！殺到汕尾港、馬宮港的水都變成赤色，各兄弟的衫褲，都給反對7

　　派的血濺得通紅”（注 2）“海陸豐有一萬幾千人被殺…搶食地主士紳的遺體，還強迫地主士紳吃自己家屬的四肢或心肝”（注 3）。

　　共黨的兩湖暴動：

　　民國 16 年（1927 年）11 月 15 日，共黨發出《致兩湖省委信》，明確規定﹕“實行‘燒殺政策’，硬性執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三十里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定，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

　　從 1920 年代開始，共黨發動了大量血腥暴動，以上僅僅是舉例而已。

　　被共黨暴動殺害者無法計數。

　　共黨的長春圍城：

　　民國 36 年（1947 年）共黨為了佔領長春，把長春圍得水泄不通，不放一個人出城。林彪在給毛匪（通讀本書便知為何稱其為匪）的電文中說：

　　“饑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城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吃的是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裏的，都是蛆”

　　（注 4）。六十五萬長春人被餓死，許多家庭全部死光……因接下來的舉例將進入民國 38 年（1949 年）以後，故先説明，多年來我一直採用民國紀年。本書在談到共黨佔領大陸後的事件時，除為了行文方便外，均採用民國紀年，以表示中華民國依然健在、中華民國擁有大陸主權、共黨統治僅僅是中華民國史上偶然的逆流而已。

　　共黨製造的大饑荒：

　　民國 47 年（1958 年）——民國 51 年（1962 年）共黨為了和蘇聯爭社會主義陣營的霸主地位，以高指標暴力徵糧的手段發展軍工，導致中8

　　國大陸餓死數千萬農民（統計數字不一，最高數字是 9600 萬）並出現極為普遍的人吃人的曠古慘劇。此時，共黨仍對外援助大量糧食，共黨幹部仍有特供，共黨權貴仍在各地建奢華的行宮。

　　共黨的血腥文革：

　　民國 55 年（1966 年）—民國 65 年（1976 年）共黨的“文化大革命”極其血腥，僅舉一例：廣西柳州鋼鐵廠岑國榮等人在該廠黃日高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以此取樂。民國 57 年（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 38 人，全縣國家幹部、職工有113 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 6 副人肝，還割下 5 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注 5）。文革時還發生了許許多多強迫子女批鬥、屠殺父母的慘劇，限於篇幅，無法舉例。

　　共黨的計劃生育：

　　共黨在 1980 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導致中國大陸 4 億嬰兒未出生，隨處可見野蠻的計生口號：“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計劃生育期間，發生了大量慘無人道的墮胎事件，如“百日無孩”運動：“1991 年 5 月 1 日——8 月 10 日山東冠縣等地政府命令所有懷孕的婦女都必須強制流產。三個月內，兩萬多嬰兒被殺，屍體被野狗吃掉”（注 6）。

　　民國 78 年（1989 年）6 月 4 日，共黨血腥鎮壓要求民主的學生運動，此即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

　　民國 108 年（2019 年）共黨撕毀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承諾，鎮壓港人的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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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大陸，共黨幹部可以享受免費醫療。普通百姓如果沒有錢，醫院拒絕收治。很多人因無錢看病而等死、自殺。因此而死者，不計其數，無法統計。

　　共黨不僅屠殺中國人，還援助並指導其它國家的共黨進行屠殺。如共黨援助的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紅色高棉）在執政的三年時間內，屠殺了200 多萬柬埔寨人（柬埔寨三分之一人口），其中包括 20 多萬華人。現在位於柬埔寨首都金邊的大屠殺紀念館（吐斯廉博物館）是金邊的旅遊熱點，紀念館裡展有上萬顆頭顱。

　　以上所舉，僅僅是共黨罪惡的千萬分之一而已，且已為大多數人所熟知。對以上所舉各例的具體解釋及其它不為人所熟知的史實請見第三章。

　　二、共黨扼殺中國人的思想生命

　　共黨為了佔領中國，謊稱他們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例如（注7）：

　　劉少奇：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

　　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的共黨報刊，對民主自由的呼籲可謂鋪天蓋地。但共黨在奪取政權後背信棄義，中國大陸無一秒鐘民主自由。所有呼籲民主自由者均被共黨以“反革命罪”或“顛覆國家政權罪”迫害、殺戮 （他們的主張與共黨在奪取政權之前所說的內涵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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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33 年（1944 年）6 月 15 日，共黨在成都《華西日報》上說：

　　“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

　　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的共黨報刊對言論自由的讚美隨處可見。

　　但在它奪取政權後，中國大陸毫無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限於篇幅，僅舉以下幾例：

　　民國 47 年（1958 年）——民國 51 年（1962 年），共黨人為製造大饑荒，數千萬農民餓死，人吃人的慘劇遍布中國大陸。共黨報刊毫無報導。民國 49 年（1960 年）1 月 1 日，共黨的《人民日報》仍然無恥的發表社論：“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大躍進的發展速度是最近找到的三大法寶之一，實現一九六 0 年的更好躍進，實現整個六十年代的連續躍進”。

　　共黨的文革時期：

　　1、陜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無法張貼毛匪的標準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匪萬歲時他說過“哪裡能活一萬歲！”。共黨據此認定是現行反革命，判其死刑，於一九七○年六月槍斃了他（注 8）。

　　民國 64 年（1975 年）8 月河南駐馬店板橋水庫潰壩，造成 24 萬人死亡，當時的共黨報刊隻字未提。

　　以上所舉，僅僅是共黨扼殺自由的億萬分之一而已。中國大陸的電視、報紙、出版社都在共黨的控制下。共黨又以“長城網路防火牆”封鎖了國際互聯網，例如：google、Facebook 等。共黨又制定法律，禁止翻越網11

　　路防火牆瀏覽境外網站。在共黨的嚴密封鎖之下，中國大陸民衆被隔絕在世界主流文明之外已 70 多年，因而變得善惡顛倒、是非不分。

　　三、共黨毀滅中國人的民族生命

　　共黨之所以毀滅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是因為它要毀滅中國人的民族生命——中華民國。我在前文說，之所以稱中華民國為中國人的民族生命，是因為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是源於天地、隱含於數千年中國文化的華族魂。在古代中國，此四大渴求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生中華民國。因此，中華民國正是此華族魂數千年不斷演進的結果（此義精微，具體請見第一、二章）。大陸同胞須知，中華民國並非只有 38 年，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此刻仍飄揚在臺灣。本書所要光復的中華民國，並非任何黨派，並非如今的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而是華族數千年一以貫之的民主渴求，以及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中華民國。

　　共黨之所以毀滅中國人的民族生命，因其自認不是中華民族，而是新式民族（具體請見第三章）。知道這一點才會理解：為什麼在蘇聯入侵中國東北時，共黨竟喪心病狂的武裝保衛蘇聯？為什麼共黨為了武裝保衛蘇聯會喪心病狂的鼓動中日全面開戰？為什麼共黨非但不抗戰，還喪心病狂的勾結日寇打國軍？為什麼毛匪會喪心病狂的感謝日本侵華？為什麼共黨會喪心病狂的屠殺抗日將士，搗毀抗日將士公墓，將忠魂屍骨棄於荒野，讓抗日將士死無葬身之地？為什麼共黨會喪心病狂的毀掉華族數千年文化和道德根基？（在第三章，我會以共黨公開文件，無可辯駁的證明上述共黨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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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通讀本書會發現此一清晰脈絡——以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為具體內容的華族道統，在秦漢之後，雖被法家塑造的君權嚴重玷污、殘酷扼殺，但每一代皆有少數大儒死守此道，至明末大儒黃宗羲而達到頂峰，之後又被滿清埋沒兩百餘年。19 世紀中葉，中西交通以後，儒家士大夫發現西方的民主制度正合華族古聖之道，因而引進民主政治，以實現華夏道統。最終由孫文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此即近代中國唯一正確的思想路徑——中西融匯之道。新文化運動之後，違背“中西融匯”之道， 思想界被“廢中偏西”的自由主義和邪惡馬列佔據，他們對儒家曲解、謾駡、羞辱，無所不至。華族道統又被淹沒！1949 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更是“廢中偏西”的天下。不過，此時的“西”只是馬列而無自由主義，共黨將儒家和自由主義統統廢掉。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廢中偏西”到共黨的文革達到頂峰。文革之後，“廢中偏西”仍未停止，至今仍流行於海內外民主運動之中。華族道統雖被埋沒百年之久但並未斷絕，仍有人死守此道統。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守護此道統者，在政界以中山先生與蔣公為代表，在學界則有新儒家。他們延續“中西融匯”之道，最終頒佈了《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者張君勱先生即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因共黨叛亂，《中華民國憲法》在大陸中斷，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皆被毀滅。但是，《中華民國憲法》絕對不會被滅絕——《中華民國憲法》是華族道統和普世價值的凝結。因為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廢中偏西”，再加上共黨更加殘酷的毀滅，華族道統在共黨佔領大陸後幾近斷滅。但經中華民國培養的自由民主價值，在共黨的殘酷打壓下仍存於國人記憶。因此，在共黨殘酷的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運動中，仍有國人憑藉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起而反抗，至六四運動13

　　達到頂峰。在共黨的“六四大屠殺”後，部分國人對共黨徹底絕望，他們徹底否定毛匪及鄧，他們徹底擺脫了共黨給定的思想框架，他們開始反思被共黨毀滅了的民族文化，他們開始挖掘被共黨扭曲污蔑的中華民國，他們漸漸回到了被埋沒、扭曲近百年的華族道統，他們為了實現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而開始光復中華民國。至此，《中華民國憲法》所依據的華族道統和普世價值在被共黨毀滅 70 多年後又得到延續。

　　兩大精神表現在香港即“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具體說明請看本書第三章的“香港反共之道”部分）。綜上，中山先生因遵循“中西融匯”之道，迅速建立中華民國。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廢中偏西”導致中華民國喪失大陸並被共黨霸占至今。皆因中西融匯之道可貫通幽界，而廢中偏西則斷裂幽明（具體解釋請見第三章第十節）。共黨為了毀滅中國人的民族生命，起頭第一步即出死力毀滅華夏道統。中華民國在千難百死、步步血淚中仍能建設民族、民權、民生，皆因死守華夏道統。華族之神聖道統雖經文革前的扭曲、毀滅，又經文革後的利用、腐蝕，仍在中國大陸漸漸興起而有“驅逐馬列、光復民國”之民族革命。中山先生以‘中西融匯’之道迅速建立民國。中斷百年的“中西融匯”之道如今由“光復民國”延續。因華族道統與普世價值的融匯，終將光復中華民國， 讓數千年來因對抗皇權而被殺戮的士大夫瞑目，讓黃花岡起義、北伐、抗戰、剿共而陣亡的先烈瞑目，讓被共黨殺死、整死、餓死的億萬冤魂瞑目。

　　四、共黨毀滅中國人的天地生命

　　共黨為了毀滅中國人的民族生命——中華民國，先毀滅了中國人的天地生命——共黨的唯物毒素將中國文化全面物化，與中國文化水火不容；14

　　將人徹底動物化，與普遍人性根本對立。請先看下表（有關下列‘共黨定義’的注釋請見第三章）：

　　中國文化

　　共黨物化

　　中

　　天地生生之德

　　共黨的定義：方位詞。

　　位置在兩端之間，等級

　　在兩端之間。

　　天

　　上天生生之仁

　　共黨的定義：天空

　　生機

　　上天生物之心、

　　共黨的定義：生存的機

　　人之惻隱之心

　　會；生命力；活力。

　　生命

　　天之創生性

　　共黨的定義：生物體所

　　具有的活動能力，生命

　　是蛋白質存在的一種形

　　式。

　　心

　　天地之心

　　共黨的定義，人和高等

　　動物身體內推動血液循

　　環的器官。即心臟。

　　2、通常也指思想的器官

　　和思想、感情等。

　　人性

　　天地之性

　　共黨對“人格”的定

　　義：人的性格、氣質、

　　能力等特徵的總和。

　　光

　　天之明命，人之明德

　　共黨對“光”的定義：

　　通常指照在物體上，使

　　人能看見物體的那種物

　　質，如太陽光，燈光、

　　月光……

　　天命

　　人之本性

　　共黨對天命的定義：指

　　上天主宰之下人們的命

　　運。

　　民

　　天民

　　共黨的定義：以勞動群

　　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

　　員。

　　大

　　天

　　共黨的定義：在體積、

　　15

　　面積、數量、力量、強

　　度等方面超過一般或超

　　過所比較的物件。

　　強

　　死守道義

　　共黨對“強”的定義：

　　力量大，勢力大。

　　私

　　違背良心理性

　　共黨對“私”的定義：

　　為個人或小集團利害得

　　失打算的念頭（注：共

　　黨是個體和集體一齊毀

　　滅，具體說明請見第三

　　章）。

　　國家

　　貫通幽（上天、先祖、先

　　共黨對國家的定義：階

　　聖）明（人民、領土、政權） 級專政的工具。

　　死

　　良心理性被遮蔽

　　共黨對“死”的定義：

　　（生物）失去生命。

　　有關以上概念的具體解釋，請見第三章。 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人通過系統解釋以上概念來說明——為什麼共黨造孽無數，為什麼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我之所以要說明以上概念，是因為這些概念是決定人類社會的根本所在，共黨所造罪孽皆源於對以上概念的物化，中華民國之所以是正統中國皆因謹守以上概念的本義。若您通讀本書會觸目驚心的發現，如今絕大多數大陸人已被共黨馬列化，文化意義上的真正中國人已瀕臨滅絕。

　　人皆有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天地生命，此乃萬古不變之恆道。肉體生命對應民生，思想生命對應民權，民族生命對應民族，天地生命對應道德。因此，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是人類的永恆渴求。因共黨毀滅了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天地生命。故，發於此四者的四大渴求也被共黨毀滅。本書之目的即在説明16

　　此四大渴求源於天地命令，是華族貫通古今的一貫渴求。現在就開始第一章，説明天地命令的具體内容是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

　　He ChangMing：著有《歸宗民國——華夏上古之天命》、《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兼述香港反共之道》、《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

　　（原名：《斷裂幽明——共匪亡華之秘窟》）及萬字長文《中國大陸淪陷告國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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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第一章 中國文化之天命：光復天德，以建民國在本章，我會以理論説明天地命令即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此點不能僅以理論説明，還須以史實證明。所以，我在第二章以古人思想為證，在第三章以近代史實為證，以説明此四大渴求源於天地、根於人性、貫通古今。

　　我曾在前言中說：上天生生之德無形，當其凝聚而有形則為萬物，凝聚有形則有固化的傾向，萬物一旦固化，則宇宙必然死寂。故，上天生生之德運乎萬物中，破除物質的固化，因而才有生生不息的宇宙和你我活生生的性命。“造化”二字，凝聚有形即為造，破除物之固化即為化。“生生不息”四字，凝聚有形即為“生生”，破除物之固化即“不息”。在人而言，凝聚有形為身體，破除物之固化為精神。不造則無物，造而不化則固化死寂。所以，造與化，生生與不息，身體與精神，乃一元終始，造物之全，缺一不可。所謂物化，並非指物，而是指物之固化（具體含義隨後說明）。破除“物之固化”即“化物”。物化則固化死寂，化物則破除物之固化而生生不息。因此，化物則生，物化則死，此乃天地創生之第一義。

　　既造物又化物的天地生生之德即“中”之本義——“造化”包含造物與化物。就造物而言，萬物有形，彼此區隔，因而有：天與人、人與我、人與物、動與靜、內與外、晝與夜等等彼此對待的兩端。就化物而言，上天生生之仁，至大至剛，破除萬物的區隔，貫通萬物，全面覆蓋“天與人、人與我、人與物、生與死、內與外、動與靜、古與今、中與外、晝與夜、精神與物質、個體與群體、特殊與普遍、自由與秩序”等無量的兩端而無絲毫偏私，故謂之“中”。萬物皆有形，有形則18

　　有限，有限則偏滯於一端，如：有形之物，動則不靜，是偏於動；靜則不動，是偏於靜，此即“物化”。天地造化破除物之固化，貫通動靜，動亦造化，靜亦造化。類此，白亦造化，黑亦造化；晝亦造化，夜亦造化；內亦造化，外亦造化；生亦造化，死亦造化……因此，宇宙間任何有形之物皆不配謂之“中”，只有無形的上天生生之德方可謂之‘中’。‘中’的本義，絕非共黨所定義的：“方位詞。位置在兩端之間，等級在兩端之間（《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683 頁）”。共黨如此定義，將超越時空的“中”徹底墮落為空間概念，將絕不物化的“中”徹底物化，與“中國”之“中”水火不容。中國之“中”即上天之中道。中國的本質絕非共黨所定義的：“古代稱黃河流域一帶為中華，是漢族最初興起的地方，後來指中國（《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684 頁）”。這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如此定義，會讓人誤以為誰佔領了國土，誰就是中國。

　　共黨雖占我國土，但它根本不能代表中國，因其絕非正統。中國文化論政治的第一義，即辨別政權是否為正統。“正統”之“正”即天地中正之道，“統”即普遍性。亦即，將天地中正之道普遍行于天下者方為正統。中道乃華夏立國之道。所謂道統，即“中道之統”——堯、舜、禹禪讓帝位時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彼此告誡。（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

　　“湯（商朝的開國君主）執中，立賢無方”（《孟子》）。春秋時劉康公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左傳》）。《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隋唐的文中子王通作《中說》。 宋明儒皆以“ 致中和”為內聖修身之要。民國建立，便以“ 中”為國名。中國一詞，從中華民國開始作為正式國名。因此，定名為“中國”是要延續數千年的民族道統19

　　——中道。中華民國不僅有“中”之名，且有“中”之實。而共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只有“中”之名，而無“中”之實（具體史實請見第三章）。綜上，“中國”的本質並非地理、政權概念，而是文化、道德概念。

　　只有符合天之中道者方為真正的中國。何謂‘天之中道’——《中庸》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其為物不貳 ，則其生物不測”。“生物不測”對應萬物繁多，彼此區隔。“為物不貳”對應萬物皆天地造化一氣流行所生。天地生生之德遍通萬物，毫無遺漏，絕無偏私，絕對中正，此即天之中道的根本特性——一體性與普遍性。為便於諸位理解，下面以惻隱之心和蔣公日記為例説明——

　　造化本體的一體性和普遍性發端於人即惻隱之心——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公孫醜上》大義：當我們突然看到孩子將要掉入井裡，自然會感到震驚不忍心）”。明朝王守仁在《大學問》中如此引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我繼續引申：孩子、鳥獸、草木、瓦石還是明界（指有形可見），當我們思慮到被共黨的土改、反右、人為大饑荒、文革、六四等等罪行整死、餓死、殺死的（至少）八千萬同胞（具體史實見第三章），我們必有無盡的悲憫，這是因為我們的生命和幽界的冤魂是一體的；當我們知道共黨毀滅華族數千年文化，糟蹋華族數千年聖賢，殺戮民國數百萬抗日英雄（具體史實見第三章），我們必感義憤，這是因為我們的生命和幽界的祖宗、忠烈、聖賢是20

　　一體的；以上還是華族，當我們看到其他民族被欺壓、被滅絕，也會不忍心，這是因為我們的生命和人類是一體的。當我們看到共黨踐踏民權，盤剝民生，必不忍心，這是因為人類一體的同胞之情被殘害。請注意，“惻隱之心”不僅僅是共黨所定義的：“對受苦難的人表示同情《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31 頁》）”。如此定義，很容易變為冷漠無情。因為，“同情”僅僅是惻隱之心的發用而非本體。惻隱之心的本體是上天生生之德——萬物有形，彼此區隔，因而有以上的“人、鳥獸、草木、瓦石、明界、幽界”之分殊。上天生生之德破除萬物的固化對立，貫通萬物，在我們突然看到孩子即將掉入井裡的一刹那（重點是突然），後天形成的彼此差異的思慮，來不及反應，先天的貫通萬物的上天好生之德便透體而顯為惻隱之心。因此，惻隱之心就是無思無慮的、超越階層、地域、種族、生死的上天好生之德。因上天生生之德貫通萬物，所以才會有彼此痛癢相關的惻隱之心，此即天地生生之德一體性的表現。因天地生生之德遍通萬物，所以惻隱之心才能夠貫通人、鳥獸、草木、瓦石、幽界，此即天地生生之德普遍性的表現。否定惻隱之心，割裂萬物，彼此爭鬥則惡無窮盡。

　　體認惻隱之心，貫通萬物為一體則善無窮盡（共黨之所以殘暴無比，皆因其以“舊道德”之名否定了惻隱之心。具體事例請見第三章）。

　　接下來我通過剖析蔣公日記繼續說明上天生生之德的普遍性。蔣公之言，分散在日記各處（注 1）。我根據對天人關係的研究，分蔣公之言為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四類（以下内容我曾在我的Facebook 發佈，稍有修改）。

　　天地高度

　　21

　　民國 25 年 12 月 15 日蔣公被張賊學良扣在西安（即西安事變，有關為什麼稱“張賊學良”，請見第三章），寫信給宋美齡——余決為國犧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決不愧對余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信徒。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余靈。但余妻切勿來陝。

　　（宋美齡回信說）：君千萬勿慮！……余重視國家甚於吾夫，重視君之人格甚於君之生命，余決不強君有違背素願之舉。然余來，則君有共患難、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

　　蔣公所說的“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是指，天地生人，將其本性全幅予人，毫無欠缺，人得之而為清白的德性本體。人善加守護，死時將此德性本體毫無損毀的全幅歸還上天，如此便是上天之孝子。“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天地”一詞代表天地高度，要無愧天地，則須守護清白本體。如何做，請看以下的蔣公日記：

　　人性深度

　　（民國 32 年 7 月 7 日），曰：“時時必須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對之毫無愧疚……”。

　　（民國 28 年 4 月 26 日），曰：“穢汙妄念不能掃除淨盡，何以入聖？

　　何以治人？豈非自欺欺人之濁物乎？”。

　　（民國 28 年 2 月 11 日），曰：“邪念不除，何以為人！”。

　　蔣公不忍心清白本體被污穢妄念遮蔽而欲掃除淨盡（不忍心即惻隱之心，亦即天地生生之德一體性的發端。以下同，此點要緊），無妄念之染汙則清白本體顯露無遺。所以，此段代表人性深度。綜上，要通天地高度就必須盡22

　　人性深度，人性深度必須體現在日常生活。我稱之為日常密度。請看以下的蔣公日記。

　　日常密度

　　（民國 23 年 10 月 6 日），曰：“不能使語語不失，何說能慎言！言必有中，吾豈不能！戒之！勉之！”。

　　說話乃人之日常，蔣公一言一語皆不忍心違背良心理性，要求自己語語不失，言必有中，乃何等之嚴密！

　　（民國 17 年 3 月 1 日），在車中，覺無聊賴，猛省曰：“介石！爾又妄生喜怒乎！”。

　　發言乃對人和事，在車中無事而妄生喜怒，乃記憶的機械性重復，人之常有，但不自覺自主，蔣公不忍心神聖本性被機械性主宰，故以此為戒。

　　（民國 21 年 7 月 18 日），曰：“豈氣候大熱，故心亦躁急乎？何不能自主乃爾！”。

　　說話乃對人、對事而發，人除面對人和事外，還須面對環境。因為氣候大熱而躁急，人之常有但不以為意，蔣公不忍心神聖本性被外境主宰，故以此為戒。

　　（民國 32 年 4 月 9 日），曰：“夜之所夢，必為日之所思，所思未能誠正，而且有日下之趨勢，此人生之至危也，應如何戒懼而改之！”。

　　上一條是蔣公在面對外境時不被其主宰，此條乃無外境所對的睡夢中，連夢都要求正。吾人做夢，常有不正者，但不在意，蔣公卻以此為戒。

　　（民國 23 年 3 月 7 日），曰：“一念徇欲，即入禽獸，毫釐之差，將失千里，可不慎哉！”。

　　23

　　（民國 23 年 3 月 8 日），曰：“一念之善，正天命之本然，存之則為聖

　　賢，勉之！”。

　　因夜之所夢，有所不正。所以，蔣公要求自己在清醒時，念念皆合天命之本善。一念，或背天而為禽獸，或通天而為聖賢。念起念滅無量數，常人根本不自覺，蔣公卻敬慎如此。

　　綜上，要通天地高度，就必須盡人性深度；要盡人性深度，就必須體現在日常密度。因此，蔣公從對事之發言須語語不失，言必有中，到無事時戒除記憶的機械性重復，到面對外境時不被其主宰，到無外境所對的夢中，再到一念之間，無一時一處一念遺漏，時時刻刻破除固化的物欲、妄念，此即天地生生不息絕不物化、絕對化物的表現，此乃日常密度（即孔子所說的：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 .裡仁》）。但這僅僅是一己修身，若僅此而已，則仍是物化。因此，還須“化物”，繼續擴充到他人及天下。我稱之為天下廣度。請看以下的蔣公日記：

　　天下廣度

　　（民國 18 年 5 月 6 日），見侍從不周到，欲發怒，猛省曰：“和愛之道，必自待左右始，而待侍奉之人，尤須敬愛…”。

　　（民國 15 年 10 月 6 日），在高安，視察醫院，見傷兵呻吟草地，痛楚凍寒，心極不忍，自責曰：“余近檢查懈疏，使屬員玩事，士兵受苦，自問罪尚可贖乎？以後戒之！”。

　　（民國 28 年 7 月 13 日），曰：“人民之痛苦，可謂甚矣，若不赤忱拯救，誠不能為人矣！”又曰：“途見病咳而負重，其力弗勝者，恨不能由24

　　余為之代負；然此非余之所應為也，余之責任，不在救一人或一時；然心憐憫，終不能自釋”。

　　（民國 25 年 1 月 6 日中山先生紀念周講話）：“國家也就要亡了，那時我們悔悟不及，真對不住 總理，對不住全國四萬萬同胞，對不住我們民族五千年以來之列祖列宗”。

　　（民國 22 年 1 月 2 日）：“生活之目的，在增進我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

　　以上，蔣公的關切，從身邊侍奉之人開始到士兵、到人民、到國家、到中山先生、到四萬萬同胞、到五千年之列祖列宗、到人類全體、再到還未出生的宇宙繼起的生命。其中，從身邊人到士兵，到同胞，到國家，再到人類全體，此乃空間的不斷“化物”而融合無間（即破除物之固化，從身邊人開始層層遞進到人類全體，絕不固化在其中一點） 。從五千年列祖列宗到中山先生，到四萬萬同胞，再到未出生的宇宙繼起的生命，此乃時間的不斷“化物”而綿延不斷。空間融合無間，時間綿延不斷則貫通時空；其中，身邊人、士兵、四萬萬同胞、全人類，乃在世之人，屬於明界；五千年列祖列宗、中山先生是已逝之人，屬於幽界。因此，蔣公的關切貫通時空、貫通幽明而無遺漏，此乃天下廣度。

　　所謂“天地高度”是指“造物並化物”的天地生生之德，人得此“絕對化物的剛健天德”為本性，即人性深度（此即孔子所說的“仁”，能破除肉身的固化即為仁，否則便麻木不仁）。絕對化物的剛健天德主宰身體，須臾不離，其發端即惻隱之心。人擴充惻隱之心——不忍心自己墮落為禽獸、頑物，因而每時每刻皆“化物”——免於物欲、外境、僵死、愚昧、黑暗、罪惡、生死的奴役，實現道德自主，此即日常密度。不忍心僅關注一己而25

　　忘卻生民，故而擔當天下，此即天下廣度。天地生生之德，就其主宰萬物而言，稱為天道（即天地高度）；就其賦予人而言，稱為本性（即人性深度）；就其主宰肉身而言，稱為本心。人時時刻刻與外物感通而有所思，所思是善是惡，本心皆知，稱為良知。知善必為，知惡必去，實現道德自主（即日常密度）；良知對父母而發為孝，對子女而發為慈，對朋友而發為信，對天下而發為救世——實現民族自主以解救民族被奴役之苦，實現民權自主以解救民權被踐踏之苦，實現民生自主以解救民生被盤剝之苦（即天下廣度。有關天下廣度的具體内容即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不只上述所言，我在本章會多次談到）。所謂“化物”即上天之仁透過良心理性主宰肉身而動，所謂“物化”即上天之仁被物欲遮蔽。天之責在“覆”——天德之光全面覆蓋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絕無絲毫遺漏。此即天地生生之德的普遍性。人之責是“復”——復活天德之光於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是天下廣度的根本所在，是我十多年研究的重點所在。但是，因為這部分內容非常深奧、精微，並不適合一般讀者。所以，我幾乎盡數略去而只談天下廣度，這是非常遺憾的。數千年國史旨在全面實現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天下廣度。我會在第二章說明，中華民國的建立即“天下廣度”的實現。中華民國之所以能夠實現“天下廣度”，因其以“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為本。我會在第三章説明，共黨首先毀滅了“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因而“天下廣度”必然被毀）。其中，復活上天之德於人性深度、日常密度，為修身（即儒家的內聖部分。宋明儒家六七百年將内聖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精微，讓人驚歎不已。可惜本書的重點不在此，本書主要解釋天命與光復民國的關係）；復活上天之德于天下廣度，為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儒家的外王部分）。內聖外王，兩不偏廢，即儒家之中道（我研究儒家多年，26

　　發現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天下廣度是儒家的核心結構，在經典中多有體現。僅舉一例：《中庸》的“天命之謂性”即天地高度和人性深度，“率性之謂道”即日常密度，“修道之謂教”即天下廣度）。

　　上言，只有符合天之中道者方為真正的中國。中道分為縱的中與橫的中。縱的中是指天人中和，即天地高度和人性深度的貫通。橫的中屬於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包括：精神與物質的中和（中國文化既非唯物，也非唯心，而是“心物中和”），個體與群體的中和，明界與幽界的中和，古與今的中和，中與外的中和，倫理、事理、物理的中和，自律與他律的中和……縱的天人中和是本體，橫的中和是發用（通過縱的‘天人中和’貫通天地生生之道，才能實現橫的中和）。只有全面符合縱的中與橫的中才是真正的中國。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會說明，中華民國的立國之道完全符合以上所列“中和”，所以是真正的中國。而共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徹底毀壞以上所列“中和”，絕非中國。

　　天地高度（上天生生之德）、人性深度（人的道德生命） ，無形不可見，屬於“幽界 ”。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乃有形可見的人間，屬於“明界”。

　　將天地高度、人性深度貫入日常密度（實現道德自主）和天下廣度（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 即幽明共和（這僅僅是簡單的結論性說明，隨後我會說明其中的義理）。幽指無形，包括天地之道，人性之德，先聖先賢、列祖列宗在天之靈。明指有形，包括人間及萬物。人之所以能“幽明共和”皆因宇宙即幽明共和——無形的上天生生之道主宰有形的萬物，因而有“萬物並育、各遂其性、各行其道、各得其所”的天地秩序。人的天命即在人間實現幽明共和的天地秩序——將天地高度（上天之德）貫入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乃至殺身而不惜。死時將上天之德全幅歸27

　　還，毫無損毀。如此便是上天之孝子，此即古代士大夫的信仰——全生全歸。將天地高度（上天之德）貫入人性深度和日常密度，實現道德自主，這是個人的幽明共和；將天地高度行於天下廣度，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這是天下的幽明共和。分別説明如下（將中國文化的信仰界定為幽明共和，是我多年思考的結果。有關幽明共和，不只本章所言，我在第二章還會談及）：

　　先言道德自主。

　　《詩經》言周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一詞，在《詩經》

　　《尚書》等古籍中比比皆是，但請不要和一般的宗教混同）。“昭”即明德之義。亦即，周文王小心翼翼，以明德侍奉上帝。之所以要以明德侍奉上帝，是因為明德乃上天之命。《詩經 .大雅.烝民》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朱子注：天生眾民，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孟子集註卷十一.告子章句上）。此句的另一表達即《尚書》所言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尚書.商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之“衷”即上句“好是懿德”之懿德。若有恆性之“若”是順之意。合而言之，即上帝降懿德於民，民順此懿德則有恆常之性。綜上，明德即上帝所降之恆性。恆性之“恆”兼具三義：永恆（超越生死）、恆定（不被外物所動）、恆常（日用當行之常道）。此永恆之道即天地生生之道。天地主宰萬物，必然主宰人：人有善念、惡念、善行、惡行，是善念則知善，知善的同時便有喜好善並為善的命令；是惡念則知惡，知惡的同時便有厭惡（wu）惡並克除惡的命令。請注意，善念、惡念、善行、惡行瞬息萬變，人各有異，而天地則超越淩駕於變化不定的善念惡念、善行惡行之上，善念則知之、好之並給予為善的絕對命令，惡念則知之、惡28

　　（wu）之並給予克除惡的絕對命令。因此，知善知惡、好善惡惡、為善去惡之天地命令恒定不變，貫通並超越於古今中外所有人之上，主宰人類，讓人類可以不斷的為善去惡。此天地命令即上帝所降之“ 恆性 ”。因此《中庸 》言 ：“天命之謂性 ”。 亦即，以天地命令為生命的本性（古人稱之為人的“天地之性”，我稱之為人的“天地生命”。因其至善，所以為了行文方便，我也會稱之為人的道德生命。其實二者同義。以後不再説明）。 慣常所說的人可善可惡、有善有惡皆從變化的、差異的善念惡念、善行惡行而言，而孟子所說的“性善”之“性”即上帝所降之“恆性”，性善之“善”並非與“惡”對待而言的“善”，而是絕對善、至善，即超越於人的善念、惡念之上 ，讓人為善去惡的天地命令，是超越肉體、氣質、階層、時代、民族等所有差異之上的普遍人性，是人的形而上的平等所在，是人先天具有的絕對尊嚴，是人的天地生命。以下舉幾例說明天地命令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

　　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第二》）。

　　人對萬事萬物，有知，有不知。有時知，有時不知。知與不知，是可變的。

　　天地則超越於“知於不知”之上並給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道德命令，遵循此命令則為誠實，否則便是虛偽。此命令是超越個人、地域、階層、民族等所有差異之上的人類恆常之道。此天地命令即古人所說的德性之知、良知（即“是知也”之知）。對有形萬物的“知與不知”乃“聞見之知”。良知無形不可見，屬於“ 幽 ”。聞見之知關聯到有形可見的萬事萬物，屬於“明”。因此，“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即由良知主宰聞見之知，此即“幽明共和”。

　　29

　　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子路第十三 》）。人之一生不外乎居處、執事、與人，此三者因時而變。天地則超越其上，獨居時給予恭之命令，執事時給予敬之命令，待人時給予忠之命令。其中，“居處、執事、與人”有形可見，屬於“明”。給予‘恭、敬、忠’之命令的天地主宰則無形不可見，屬“幽”。因此，“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幽明共和”。

　　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論語.季氏第十六》）”（大義：

　　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須明，聽須聰，靜時面色須溫和，動時舉止須恭敬，言須忠信，執事須敬，有疑須審問，有忿須思後患，見有所得須合乎道義”）。

　　其中，“視、聽、色、貌、事、言”等皆有形可見，屬於“明”，給“視、聽、色 、貌、事、言……”以“明、聰、溫、恭、敬……”之命令的天地主宰無形不可見，屬“幽”。因此，“君子有九思”即幽明共和。

　　考慮到許多讀者對經典不熟，為免讀者疲累。所以，我僅舉以上幾例說明中國文化隱而未顯的核心結構即“幽明共和”（此義古人並未明言，是我自己的研究。有關幽明共和，不僅如此， 第二章還會繼續説明 ）。

　　孟子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醜上》（大義是：當我們突然看到孩子即將掉入井裡，必然感到震驚不忍心，並不是為了和孩子的父母結交，並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讚譽 ，也不是因為厭惡孩子的哭聲 ）。其中，“要和孩子的父母結交”與“得人讚譽”，這是人的社會屬性。“厭惡孩子的哭聲”可略歸入人的肉身性，惻隱之心則是人的道德性。孟子說，人在突然看到孩子即將掉入井裡而感到不忍心，並不是為了與孩子的父母結交和得人讚譽，也不30

　　是因為厭惡孩子的哭聲。這說明人的道德性可以超越人的社會屬性和肉身性——人在突然看到孩子即將掉入井的一刹那，後天形成的來自社會屬性和肉身性的種種欲望來不及反應。此時，先天的、充塞宇宙的上天好生之德便通體而發為惻隱之心。社會屬性和肉身性的發端即好名、好利、好貨、好色。道德自主即斬釘截鐵的立足於天命之惻隱，不被名、利、貨、色奴役。亦即，只求天知，不隨萬物走，雖千萬人吾往矣。此即真正的“慎獨”。通常對“慎獨”的解釋是： 1、一個人獨處時也必須敬畏神明。

　　2、起心動念處，人所不知己獨知，亦須無愧神明。此二者皆正確，但未及根本。以下我會根據上天生生之道的獨一性和獨立性對“慎獨”做不同以往的解釋。《中庸》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生物不測”對應萬物繁多。“為物不貳”對應萬物皆天地造化一氣流行所生，此即上天生生之德的“獨一性”，其發端即貫通人我為一體的惻隱之心。人一旦陷入名 、利、貨、色，便已落入“人與我”、“物與我”之貳分，已違背天德之獨一性 。同時，人一旦落入“人與我”、“物與我”之分，便須依賴他人、外物、外境而不得自主，便違背了天德之獨立自主性——名、利、貨、色、生死、榮辱等等皆屬孟子所說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大義：求之須有道，能否得之則有命在，不能自主，因所求者非本性所固有，須依賴於外）。唯有善屬於孟子所說的“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也”（善之所以能絕對自主，是因為善乃本性所固有，無待於外。所以，孟子說‘求在我者也’。孟子在上一句說‘求在外者也’，本句不說‘求在內’，卻說‘求在我者也’，是因為善貫通內外。

　　若善只在內，就須依賴於外，便不能自主。善之所以貫通內外，是因為善是充塞天地、貫通萬物的生生之德）。善是本性固有，食色屬於本能。孟子之所以以善為性，不以食色為性，正是因為，唯有善才可以絕對自主，食色皆31

　　屬“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因為善可以絕對自主 ，所以孔子說 ：“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仁而得仁”。請注意“由己”二字，萬物皆被規定，機械的運行，不得“由己”，無法自主。

　　肉身機械性的表現即好名、好利、好貨、好色等等。破除物化，即超越機械性而得自由。人之所以是萬物之靈，就是因為人可以破除萬物的機械性而能“由己”。人之所以能夠破除機械性，是因為人有超越機械性、絕對自主的道德生命，此道德生命正是絕對自主的上天生生之德。以下再舉一例說明：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子：孔子。絕：絕無。毋：無。對“意、必、固、我”有多種解釋，為了便於一般讀者理解，解釋如下：意，主觀臆斷；必，對結果的期待；固，固執己見；我，以肉身為我。肉身機械性的明顯發端是好名、好利、好貨、好色，更加細微的發端即“意、必、固、我”。我曾寫文章解釋“意、必、固、我 ”如下：肉身佔據空間，因此“我 ”代表空間。“意、必、固”是一個人經過一段時間所積累的經驗看法。因此，代表時間。人的本性是超越時空的天地生生之仁，當生命陷入具體的時空時（即“物化”），超越時空的本性自然會發出否定的命令（即“化物”），四個“毋”字便是此命令，亦即天命。因此，“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是超越時空（對常人而言，“毋”有禁絕之義，但在孔子而言，則無此義，孔子之“毋”乃自然而然無需勉強）。“意、必、固、我”皆屬固化麻木（即物化），而生命的本性是活生生的絕不固化的天地生生之仁，當生命陷入麻木不仁時 ，天地生生之仁自然會發出否定的命令（即化物），此命令即四個“毋”字。因此，“意、必、固、我”即物化 ，“毋”即“化物”之32

　　天地命令（意、必、固、我皆來自與有形事物的感應，屬“明”。毋則發自無形的天地命令，屬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幽明共和。個人存在“意、必、固、我”，政府也同樣存在“意、必、固、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表現在個人是由天之命令（良心理性）主宰肉身，即自主。 表現在政治是民眾各依其良心理性主宰政府，即民主）。天之命令才是人的真性命，絕非一具肉身。天之命令是讓人超越時空而得自由，衝破麻木而有生機。如果我們無視此天地命令，而任由自己“意、必、固、我”，我們會屢屢犯錯，甚者將無法生存。就算僥倖得存於世，精神生命也早已麻木。因此，天地命令即上天對我們的仁慈指引。絕非共黨所定義的：“指上天主宰之下人們的命運（《現代漢語詞典 2012 年第六版 1285 頁）”。共黨如此定義，將給人以自由的天變為了操縱人的天，共黨又以所謂的客觀規律代替了天，然後又以客觀規律的代表自居來奴役所有人。孟子說：“仁者，人也”。仁指的不僅僅是我們對人的仁愛，更是上天對我們的仁愛。因為我們並非時時刻刻都面對人，我們有很多時候是獨處的。無論是面對人還是獨處，上天的仁慈指引時時刻刻臨照你我。當我們獨處時，上天的指引是“居處恭”；當我們面對人時，上天的指引是“與人忠”、“泛愛眾”。

　　君子之所以要“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就是因為一旦違背上天的指引，就會陷入黑暗、罪過。所以，君子在任何情況下皆盡忠於天地命令——“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時時刻刻敬遵上天的指引，便可以——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以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盡心上》）。

　　大義：仁義之所以是本性所固有，因其“根”於心。有根則能生，故“其生色也（彰顯於形體），粹然見於面（精粹中和之生機洋溢於面），盎33

　　于背（豐盈於背），施於四體（暢遂於舉止），四體不言而喻（無需言語，明德之光自然化人、化天下）”。“生色”二字，“色”字對應“面、背、四體”，“生”字對應“見於、盎于、施以、不言而喻”。“生色”即仁義本性顯現充塞於身體。此即孟子所說的“唯聖人可以踐形”之”踐形”，即形體被德性之光充塞。 形體有形可見，屬於“明”，德性無形，屬於“幽”。所以，踐形即幽明共和。

　　以上是簡述道德自主，這是個人的幽明共和。以下請看天下的幽明共和：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我會從多方面解釋，所以本部分内容較多，望諸位稍具耐心，看到最後以便完整理解）。

　　中國文化對天道有多種稱呼，如皇天上帝、天、太極、仁、天理、天地正氣等等。那麼，其確切內容究竟是什麼？以下我通過解釋“天地之正、個人之正、政治之正”來說明上天生生之道的確切內容是“乾健坤順”，並以此說明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為方便諸位理解，請先看蔣公日記——

　　（民國 23 年 4 月 9 日），曰：“動作不莊，言辭失度，傲慢者必召禍患，戒之！”。

　　（民國 23 年 4 月 11 日），曰：“容止不正，言辭失度，戒之！”。

　　（民國 23 年 9 月 14 日），曰：“本日心躁性急，不能靜正，何能教人！

　　何能居上位！”。

　　（民國 32 年 4 月 9 日），曰：“夜之所夢，必為日之所思，所思未能誠正，而且有日下之趨勢，此人之至危也，應如何戒懼而改之！”。

　　蔣公以上所言的關鍵字是“正”。傲慢、心躁、性急是內不正；動作不莊、言辭失度是外不正；不能教人則人不正，不能居上位則位不正；日34

　　之所思有下趨之勢則夜之所夢不正。從一己內外，到待人、居位皆須正。

　　蔣公為何如此的敬慎嚴正。請看下文。

　　（民國 25 年 12 月 16 日），曰：“人之生何為？惟留正氣在人間耳，勉之！”。

　　（民國 25 年 12 月 13 日），曰：“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民國 25 年 12 月 15 日），曰：“以至暫至輕之痛苦，換得永久永生之勝利，小子勉之！”（注，蔣公在西安事變時被張賊學良所扣，以上三句話是蔣公決定殉國時所言）。

　　人之天命是留正氣在人間。生而辱，則正氣隱；死而榮，則正氣顯。

　　肉身死，正氣留人間則永生。人由天地正氣而生，以必死之肉身守護不死之天地正氣，此即人之天命。蔣公之所以時刻敬慎，從一己內外是否正，一言一行是否正，待人居位是否正，夜晚做夢是否正，死時是否正，是因為蔣公以留正氣在人間為天命。那麼，究竟何為“正”？以下我分別說明天地之正、個人之正、政治之正——

　　天地之正

　　我已多次說過，“通宇宙只是生生不息的造化流行。造化之本體無形，當其凝聚而有形則為萬物，凝聚有形便有固化的傾向。萬物一旦固化，則宇宙必死寂。故，無形的造化本體運乎萬物中，破除萬物的固化，因而有生生不息的宇宙”。其中，凝聚而有形為坤，破除萬物的固化為乾。“天地之正”即乾主宰坤，亦即“乾健坤順”。我曾在 2018 年寫文章說：乾若不剛健，便不能破除物之固化，則宇宙必死。坤若不順從乾，則萬物必固化，宇宙也必死”。因此，乾健坤順即天地之正。所謂天德、天地正氣、生生不息、仁等等，其確切內容即“乾健坤順”。

　　35

　　個人之正

　　上已言之，凝聚而有形為坤，破除萬物的固化為乾。在人而言，凝聚而有形為肉身，肉身屬坤，破除肉身之固化為精神，精神屬乾。“天地之正”是乾健坤順、乾主宰坤。因此，個人之正必須是精神絕對主宰肉體，即古人所說的“形為心役”。蔣公要求自己“一己內外、一言一行、待人居位、夜晚做夢，死之時”皆須正，即“形為心役”。如果“心為形役”，則肉體主宰精神，便是乾坤顛倒。共黨所造無數罪孽的根本即“肉體主宰精神”，這是顛倒乾坤的大惡。善即“形為心役”，惡即“心為形役”。

　　此“心”即孟子所說的“良知良能”的道德本心。“良知良能”即“乾健坤順”——絕對剛健的乾元表現在人即良知（知善知惡即良知），絕對柔順之坤元表現在人即良能（知善則能為善，知惡則能去惡，即良能）。顏回的“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即“良知良能”（顏回乃聖賢，怎會有不善，此處的“善”字，並非通常所說的善惡之“善”，而是指細微的雜念）。良知良能即人之本性、本心，但因為物欲的遮蔽，人喪其良知良能，或不知善惡，或知善卻不能為善，知惡卻不能去惡，此即“乾坤顛倒”。

　　政治之正

　　孔子說：“政者，正也”（《論語.顔淵》），政治即“正治”。宇宙由天地正氣所主宰，由天地正氣而治，因此，宇宙就是“政治”（正治）。

　　人間也必須由天地正氣而治——

　　天地正氣即“乾健坤順”——

　　表現在天地間是造化絕對主宰萬物，是絕對的、自然的乾健坤順。

　　36

　　表現在個人是良知良能主宰肉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因為被物欲遮蔽，良知良能，時隱時顯。修身就是為了讓良知良能時時作主，免遭物欲的遮蔽，此即道德自主。

　　表現在政治，民心民意屬乾，政府權勢屬坤（民心乃無形者，政府乃有形者。無形者為乾，有形者為坤） 。由民心民意絕對主宰政府權勢，即“乾健坤順”，此為“政治之正”（民心民意的本體是良心理性）。民心民意表現在民族方面，必然要求民族平等。由民心民意主宰權勢，反抗民族侵略 ，實現民族自主。此即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超越性根據（此乃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絕非共黨所利用的虛假民族主義，也不是種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後不再強調）；民心民意表現在思想方面，必然要求自主。由民心民意主宰權勢，反抗政府奴役人民，實現民權自主，此即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超越性根據；民心民意表現在肉體生存方面，必然要求民生自主。

　　由民心民意主宰權勢，反對權貴壟斷經濟，實現民生自主，此即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超越性根據（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共黨全部違背，具體史實請見第三章。之所以強調三民主義的‘超越性根據’，是因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為解決政治問題而提出的辦法，此乃可變者。

　　二是所蘊藏的超越時代的永恆原則，此乃不變者。自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以來，包括中山先生在內，國民政府，國民黨主要側重在三民主義的“可變”部分，對三民主義的批評與反對也集中在“可變者”，罕有人系統關注三民主義背後的永恆精神。我多年來關注的重點是三民主義與天地的關係。本書談三民主義，重點並非其“可變者”，而是三民主義所依據的超越性根據，這是中山先生沒有說過的。有關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三民主義》中有非常簡潔的說明，請諸位自行查看。特此說明，以後不再強調）。三37

　　民主義正是“乾健坤順”之天地正氣在政治領域的表現。因此，以“養天地正氣”為己任的蔣公一生只為實現三民主義。

　　綜上，天地主宰萬物，此一絕對秩序，表現在個體即道德自主，表現在政治即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尚書》有言：“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 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天心。天心絕對主宰宇宙，政治領域就必須以民心為絕對主宰。若能以民心民意為主宰便是民國，便是“乾健坤順”之天德在人間的實現。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民意即天意，敬民如敬天。為了真正實現此義，中國文化的一貫渴求即創建真正以民意為主宰的民國，其具體內容正是民族自主、民權自主和民生自主（我在第二章會證明此三大渴求如何代代綿延至清末而生中華民國）。

　　天地是父母，人類是子女，這是絕對永恆的天人關係。人類皆同胞，四海皆兄弟，這是絕對永恆的人類關係。人人皆上天之子女，這是在上天面前的平等、形而上的平等（形而上之平等，並非抹殺差異的平等，而是中和各種差異的平等，即“和而不同”）。依此形而上之平等實現民族地位平等即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依此形而上之平等實現政治地位平等即民權主義，依此形而上之平等實現經濟地位平等即民生主義（民族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共黨全部違背，具體史實請見第三章）。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不僅僅是“上天愛人”更是“上天愛民”。民當然也是人，但民屬政治範疇。上天愛民，即政治領域必須由上天愛民之德主宰。上天愛民之德乃恒常之道，延續此道即儒家之“道統”，這是中國文化之命脈，數千年來無數士大夫殺身成仁，只是為了守護此道統。因此，中國文化對“天”的信仰，不在哲學思辨，不在苦樂解脫的出世，也不在靈魂救贖的天堂，只在讓上天愛民之德主宰政治。簡述如下——38

　　天地是父母，人類是子女，天下一家，天地的本性即家庭性。所以，中國文化特重家庭，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因父母乃生命之本而敬，因兄弟血脈一體而愛。由敬父母上溯至天地創生，則擴充為敬天地；由友愛兄弟直通人類，則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 （共黨絕無“天下一家”之義。具體説明請見第三章）；敬畏天地、擔當天下，則為天之孝子。每個民族都是天地的子女，民族自主體現的是人類同胞之情。民權自主、民生自主體現的是炎黃子孫的同胞之情。以人類同胞之情為本體的三大渴求（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其最高根據是上天愛民——天地是父母，人類是子女，四海皆兄弟（數千年國史即在無比艱難的實踐此根據，具體說明請見第二章。共黨的所有罪惡皆源於破壞此根據，具體請見第三章）。人類同胞之情的發端即見同胞受苦而不忍心的惻隱之心。故孟子說 ，擴充四端，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孫丑上》：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本書僅以惻隱之心為例）。四海，即天下萬民。我說，天地是父母，人類是子女，上天愛民，這是絕對永恆的天人關係。人類皆同胞，四海皆兄弟，這是絕對永恆的人類關係。因為有此絕對永恆的天人關係與人類關係，所以人皆有天地賦予的彼此愛敬之恆性（孟子言，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離婁下》）。人皆有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道德生命。肉體生命對應民生，思想生命對應民權，民族生命對應民族，愛敬即道德生命（天地父母，天下一家，故彼此愛敬）。將愛敬普遍行於天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實現民生自主、民權自主、民族自主即孟子所說的“愛敬達之天下”。人皆有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道德生命，此乃萬古不變之恆道。

　　因此，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是人類的永恆渴求（這39

　　不僅是理論，我會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史實證明）。道德自主即良心理性主宰肉身。民族自主即華夏自主，不受外國人或外國思想主宰。民權自主即人民有權主宰政府。民生自主即人民有權支配國家的經濟所得（共黨違背上述各點，具體史實見第三章）。道德自主即孔子說的“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即天下歸仁。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道德自主即“己立”，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即“立人”。

　　在中國文化裏，人性包括三個層面：

　　一、生理本能、感覺。

　　二、氣質之性，即由每個人所稟賦的天地之氣的不同而有的多樣性。

　　三、天地之性。

　　我在前文説明道德自主時，已解釋過天地之性，在此不贅。生物性和氣質之性，皆屬肉體生命，而天地之性則是超越肉體、民族、時代、氣質、階層等所有差異之上的普遍人性，是人先天具有的絕對尊嚴，是人的神聖

　　性所在。孔子之仁、孟子之性善皆指此而言 。生物性、氣質之性、天地之性三者兼備才是真正的人性，三者之中，天地之性是絕對的根基。有此根基，才賦予了生物性和氣質之性以絕對價值——人的身體皆由天地造化所凝聚，皆有生存的神聖權利，這是民生主義的天地根基。人由氣質之性的差異而來的個性是天地造化的表現，每個人的個性皆須敬重。天生萬物，但絕不獨裁操控萬物，而是讓萬物各依其本性自由生存，這是民權主義的天地根基。天生萬物，必有其本，各從其類，各行其道，繁衍生息。同時，由每個民族的氣質之性而來的民族文化也是天地造化的表現，必須被尊重，這是民族主義的天地根基。

　　40

　　中國文化以“天地之性”為絕對，以“天民”為“民”（我在第三章會説明共黨之所以會破壞民權與民生，皆因其僅以“勞動群眾”定義“民”）。

　　“天民”一詞出自《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以下我解釋天民與三民（民族、民權，民生）的關係——天民之“天”即天地之性。天地乃人類之父母，天生萬民，必賦人以天地之性，猶如子女必得父母之血脈。故，政治的首要任務是敬民如敬天。

　　天民之“民”——人皆有肉身生命、思想生命。人的肉身來自祖宗，人的思想須賴民族文化之陶養。所以，每個人皆有民族生命。因此，民的具體內容即肉身生命、思想生命和民族生命。

　　天民與三民的關係——如上，天民之“天”即“天地之性”，天民之“民”即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合而言之，天民的意思便是，將天地之性表現於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和民族生命。依天地之性，每個人的肉體生命皆是天地所凝聚，祖宗所遺留，都有生存的權利，此乃民生自主的超越性根據；每個人皆有上天所賦予的思想理性和人格尊嚴，皆須自作主宰，自由表達，絕不能被奴役，此乃民權自主的超越性根據；每個民族皆有上天之仁貫入，都在表現上天之仁，故須民族平等；每個民族都因為地理、風俗、文化的限制，各有所偏，不能完整體現天道，故須各民族文化之融合，以見天道之全。此乃民族自主的超越性根據。因此，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即“敬民如敬天”的實行。孟子有“天民”之說，數千年後中山先生又提出“三民”，這恰恰印證了四大渴求是天地命令和華族數千年的一貫渴求，經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生中華民國（我會在第二章説明具體的演變脈絡）。 天民亦可41

　　解為天之子民，每個人皆有天所賦予的神聖尊嚴，將此神聖尊嚴貫入民族生命、思想生命、肉體生命，則為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

　　《大學》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人通常將明德解釋為人的道德本體。我將明德擴充為天德、聖德、祖德、己德、賢德——

　　天地生生之德經由代代綿延之祖宗而生我們，我們亦有子孫，子孫仍有其子孫，如此綿延不斷即為天下萬世。因此，每個人都上通天地創生、民族生命，中聯天下為一體，下啓天下萬世。個體生命包括肉體和靈魂，民族生命包括肉體生命和文化生命。肉體生命屬於血統，文化生命屬於道統。血統來自祖宗，道統來自聖賢。因此，我依天地創生的順序將明德分為天德、祖德、聖德（天德無形，祖宗、聖賢已逝，屬於幽界） 、己德、賢德（在世的我們，屬於明界。賢德指社會中的賢能者）。而上述明德皆以親民為要。其中，祖德、聖德屬於民族生命，己德屬於道德自主，賢德（選賢與能）屬於民權範疇，親民之德則屬於民生領域（鰥寡孤獨皆有所養）。

　　綜上，天地生生之德乃明德之源，天德散為萬善。要明天德於天下，必須合天下之善——修身明己德（道德自主）、選賢與能明賢德（民權）、延續先聖先祖之德（民族）。天德、聖德、己德、賢德皆親民之德（民生，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民族、民權、民生，各有其所遵循的永恆原則，依此三大原則解決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此即“止於至善”（“止於至善”涵蓋甚廣，此處依“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解，即“天生萬民，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則”。民族、民權、民生各依其永恆原則，即“有物有則”之義，此乃天則，故曰“止於至善”）。違背上述明德即為昏德。具體表述為“敬不足行，祭無益，暴無傷（《尚書.泰42

　　誓中》，是說商紂王的罪行皆因其‘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敬對天，祭對祖宗、聖賢，暴對民。紂王不敬天、不祭先祖先聖，就從天地創生、民族生命的連續體中斷裂而出，墮落為無根的肉體生命。純任肉體本能發作（傷己德），虐害民命、踐踏賢能（對應‘暴無傷’）。虐害民命即殘害民生。選賢與能屬於民權範疇。踐踏賢能即漠視民權。亦即，商紂王之所以惡貫滿盈，皆因其不敬天、斷裂民族、踐踏民權、殘害民生。

　　《尚書.周書.多士》在說到夏桀不聼從上帝的指引時用了“上帝引逸”一詞，上帝引逸即上帝指引人得安寧（南宋蔡沉注：引，導。逸，安也。

　　呂氏曰，上帝引逸，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爾。帝實引之，桀實避之……）。

　　人除了有上帝的指引外還會被物引誘，即孟子所說的“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因此，人或被天引（上帝引逸，道心），或被物引（人心）。人心之所以危就是因為人很容易被物引誘而偏離天引。儒家限制君權就是為了讓天子遵從天引，不被物引（有關儒家如何限制君權，我會在第二章具體説明，敬請留意）。遵天引則君子坦蕩蕩、天下太平，被物引則小人長戚戚、天下大亂（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篇》）。道心若被人心遮蔽，則人間物欲肆虐，爭鬥不已，殘殺不止，人類將趨於毀滅。個人的不朽即在守護道心、限制人心，避免世界的毀滅，讓人類得以不朽。這是儒家士大夫擔當天下的精神根源。與‘上帝引逸’同義的是《尚書.周官》裏的“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因此，明德即上帝的指引，明明德即遵從上帝的指引。上帝的指引表現在先聖即先聖之德，延續先聖之43

　　德即遵從上帝的指引，此義漸漸演變為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上帝的指引表現在賢能之士即賢德（《論語:堯曰》言：“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南宋蔡沉注：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故，選賢與能即遵從上帝的指引。此義漸漸演變為中華民國的民權主義。而聖德、賢德皆為親民之德（即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此義漸漸演變為中華民國的民生主義。

　　我在前面已説明造化包含造物與化物。就造物而言，萬物乃天地之氣流行變化所生。猶如水的流動，自然有大海、江河、池塘、水溝之別。天地氣化流行，每個人所稟賦的天地之氣的清濁、厚薄自然不同。因此，民族自然有強弱之別，聰明才力自然有智愚之分，物質生活自然有貧富之差。

　　此乃造化流行之不可免。就化物而言，雖然人類有強弱、智愚、貧富之別，但是，上天生生之德，絕不物化，貫通所有人，人人皆有生而平等的神聖

　　尊嚴。每個人皆由祖宗所生，由民族文化所陶養。因此，每個人皆有民族生命，每個民族皆須平等存在。一個民族奴役另一個民族，是物化（良心理性被物欲、權力欲遮蔽）。破除物化，實現民族自主，此即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每個人皆有思想理性生命，皆有神聖的人格尊嚴，絕不容踐踏。

　　一人一黨佔據政權奴役百姓，是物化。破除物化，實現民權自主，此即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每個人皆有肉體生命，皆須生存。少數權貴壟斷經濟，盤剝民生，是物化。破除物化，實現民生自主，此即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再次強調，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共黨全部違背，具體史實見第三章）。因此，三民主義的超越性根據正是既造物又化物的天地生生之德。

　　人的天命，就是以数十年必死之生命，协助上天弥补由氣化流行而來的强弱、智愚、贫富的不平等，实现民族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44

　　平等，让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此即古人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所以，中山先生说：“天之生人，雖有聰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斯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三民主義一貫做去，打破一切不平的事。民族主義是打破種族的不平，民權主義是打破政治的不平，民生主義是打破社會的不平”。三民主義要實現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就是要“為萬世開太平”，就是“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

　　（中山先生語：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民族、民權、民生之所以在政治領域普遍存在且至關重要，是因為人人皆有天地生命、民族生命、思想生命、肉體生命，此乃人類恆常之道。民族生命渴求延續（民族）、思想生命渴求自由（民權）、肉體生命渴求生存（民生）。

　　我在前文已説明，天地生命即自主性。將絕對自主的天地生命表現在日常生活，實現道德自主。將絕對自主的天地生命表現在人皆有之的民族生命 、思想生命 、肉體生命，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讓天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徹底挺立，不被奴役，此即為生民立命。為生民立命，亦即喚醒自己的真性命。有關此義，請先看“黃埔軍校問答”中的部分内容：

　　問：我們看見了百姓的痛苦沒有？

　　答：看見了。

　　問：我們為什麼要革命？

　　答：我們要救人民的痛苦。

　　問：我們為什麼要實行民族主義？

　　答：我們感著異族壓迫的痛苦，所以要實行民族主義。

　　問：我們為什麼要實行民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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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我們感著民權不平等的痛苦，所以要實行民權主義。

　　問：我們為什麼要實行民生主義？

　　答：我們感著貧富不均，民生窮困的痛苦，所以要實行民生主義。

　　問： 你已經認識你的主義麼？

　　答： 我已經認識了我的三民主義就是我的生命。

　　問： 我們的責任是什麼？

　　答： 是實行三民主義。

　　問： 我們怎樣算完了我們的責任？

　　答： 除非我們死了，此外沒有完的時候。

　　（作為對比，請再看共黨骯髒的徵兵：

　　你想有飯吃嗎？

　　你想種地不交租嗎？

　　你想睡地主老財的小老婆嗎？

　　趕快參加紅軍——（1930 年 8 月 1 日）

　　在以上的“黃埔軍校問答”中之所以會說：“我已經認識了我的三民主義就是我的生命”是因為：人由天地所生，上天好生之德即人的真性命，其發端即不忍百姓受苦的惻隱之心，百姓受到民族不平等、民權不平等、民生不平等之苦，故而實行三民主義來解民之苦。因此，三民主義是上天好生之德的實行，而上天好生之德正是你我的真性命。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我的生命。三民主義並非外在於我們的一套說法，而是你我的真性命，見民受苦只是喚起了這個真性命。三民主義被阻斷則不能解民之苦，上天好生之德、你我的真性命也被遮蔽。所以，實行三民主義以救民，不僅僅46

　　是為生民立命，也是為了確立我們的真性命——充塞天地、貫通天下的上天好生之德。

　　我在前文說，人皆有父母，父母仍有其父母，由此上溯便是祖宗，繼續上溯必然是天地創生，天地創生經由代代綿延之祖宗、父母而生我們，我們亦有子孫，子孫仍有其子孫，如此綿延不斷，則為天下萬世。因此，每個人都上通天地創生和民族生命，中聯天下為一體，下啟天下萬世，每個人都在天地創生之連續體中。因“上通天地創生”，故須“為天地立心”；因“上通民族文化”，故須“為往聖繼絕學” ；因“中聯天下為一體”，故須“為生民立命”；因“下啟天下萬世”，故須“為萬世開太平”。

　　天地之心即上天生生之德。要為天地立心，須行天德於己身，此為道德自主。同時，要行天德於天下，即‘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生民之命包含肉體生命、思想生命，分別對應民生與民權。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明顯對應民族。亦即，要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必須實現民生自主、民權自主、民族自主。綜上，要為天地立心，須實現道德自主。同時，要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即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再看此四句與‘光、復、民、國’四字的關係。天地之心即光明的上天生生之德、好生之德，即“光”之本體。“為天地立心”即“復”（人的物欲會遮蔽天地之心，人的責任是破除物欲的遮蔽，復活天地之心在人間，此即“為天地立心”）。

　　要為“天地立心”就必須要‘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上已説明，此三者分別對應民生、民權、民族。綜上，天地之心即“光”，‘為天地立心’即“復”，要為天地立心就必須實現三民主義，能如此便是“民國”。此即“光復民國”之義。同時，天地之心貫通萬物，47

　　無絲毫偏私，絕對中正，故謂之“中”。因此，實現三民主義而為天地立心，便實現了天之中道，便是真中國（這只是結論性説明，具體解釋請見第二章和第三章）。

　　《詩經》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上天”即天地高度；“照”即人性深度（天之光明賦予人，則為人之明德本性）。“臨下土”即天德充塞於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明明上天”即光，光的本質並非共黨所定義的：“通常指照在物體上，使人能看見物體的那種物質，如太陽光，燈光、月光……（《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483 頁）”。共黨的定義僅僅是物質之光，其結果便是人間無德性之光。因，物質之光僅僅是光之發用而非本體。在中國文化中，光的本質並非自然之光，而是上天生生之仁德，其發于自然，則為日月之光普照萬物，發於人間則為德性之光感通天下。請注意，“上天之照”的本質，並非日月之照，也並非如鏡子般的空明虛靜之照，而是以惻隱之心為發端的道德命令之照。此命令發自主宰萬物的天道。天道運行於萬物則為自然秩序；其主宰肉身則為道德秩序；表現於各國則為國際秩序。表現於政治，則為政治秩序；表現於經濟，則為經濟秩序。道德秩序的關鍵在防止邪欲氾濫，實現道德自主；國際秩序的關鍵在防止侵略，實現國家自主。政治秩序的關鍵在防止政府權力氾濫，保障民權自主；經濟秩序的關鍵在防止權貴資本氾濫，保障經濟自由，民生自主。因上天生生之德遍通萬物，無絲毫偏私，絕對中正。故被稱為“天地之中”（春秋時劉康公說：“民受天地之中而生，以為命也”）。

　　因此，由天德全面主宰道德秩序、國際秩序、政治秩序、經濟秩序方為真中國。 道德秩序靠道德自覺，屬於自律。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自然秩序屬於他律。自律和他律，缺一不可。只有他律而無自律，人便是一個被動48

　　的機械。只有自律而無他律，人很容易誤認私欲私意為良知而墮落為肆無忌憚。個體沒有道德自律，則社會無道。同樣若政治無道，社會墮落，個人也很難有道德自律。因此，自律和他律同時兼顧，才是中道。三民主義貫通自律和他律——民族主義注重民族固有道德，人人修身養德，此乃自律。民生自主，人不被物質所苦，不被生存所迫，容易守護良心。民權自主，可以監督限制政府之非理性，社會公共領域有理性，則個人容易自律而有理性。天地秩序本來就貫通內外。因此，人既需內在的道德自律，又需外在的他律，才可以避免作惡。而共黨既無自律，又無他律。共黨將天地物質化，又以階級性毀滅人性，不敬天地良心，無法自律；共黨一黨專政，踐踏民權，控制媒體，打壓言論，不允許任何獨立於共黨之監督存在，根本不存在他律。共黨既無自律，又絕他律，純任邪欲橫流，權力氾濫，造孽無數（具體史實請見第三章）。

　　以上所言均説明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源自天德。由此便可可回應對三民主義的一個普遍誤會。有很多人誤以為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個主義。由此誤會而引發了對三民主義的一種批評，他們認為“民族、民權、民生”皆非“絕對者”，都沒有資格作“主”。對此，我稍作回應。三民主義並非三個，只有一個，即以上天生生之仁為“主義”（天地間，只有上天生生之德是絕對者，至高無上者，只有上天生生之德才配作“主”）。之所以會分述為“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中山先生並未明言。我認為此三者與人的生命直接對應：民族對應人的民族生命，民權對應人的思想生命，民生對應人的肉體生命。因為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個便無生命，此乃上天生人之絕對者、普遍者、不可違者。這就決定了民族、民權、民生缺一49

　　不可，三者兼備才是生命之全、上天之仁，而只有上天之仁才配“主義”

　　一詞。因此，三民主義之所以有資格作為“主義”，原因就是“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缺一不可。諸位，此點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理論問題，它直接決定了包括大陸、香港在內的華人世界如何反共的最根本戰略。我會在第三章説明，只要社會出問題，必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皆出問題，就必須三者一齊解決，絕不能遺漏任何一個。但是，如今華人世界卻有一個普遍的誤會，他們誤以為今日中國大陸只是缺乏民權，誤以為民族、民生尚可。這是一個致命的誤會，只要有此誤會，則民權絕難實現。民族、民權、民生三者雖一體不可分，但本末有序，民族、民權、民生 ，如此排序，絕不能亂。否則，民族、民權、民生各問題絕難解決。所謂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缺一不可，不僅僅是並列性的缺一不可，更是——民族必須以民權和民生為內容，民權必須以民族和民生為內容，民生也必須以民族和民權為內容。此點絕不能違背，中國大陸之所以被共黨佔領並至今未能實現民主，便因違背此點 （有關上述幾點的具體說明，請見第三章）。

　　現對本章總結如下：幽指無形，明指有形。宇宙即幽明共和——無形的上天生生之道主宰有形的萬物，因而有“萬物並育、各遂其性、各行其道、各得其所”的天地秩序。人的天命即在人間實現幽明共和的天地秩序——將天地高度（上天之德）貫入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將天地高度（上天之德）貫入人性深度和日常密度，實現道德自主，這是個人的幽明共和；將天地高度行於天下廣度，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這是天下的幽明共和。因人皆有道德生命、民族生命、思想生命、肉體生命，此乃人類永恆之道。故，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即人類的永恆渴求。我會在第二章以古人思想為證，説明此四大渴50

　　求如何代代綿延至清末而生中華民國。在第三章，我會以近代史實證明，此四大渴求正是近現代中國之真實需要，而共黨則一貫毀滅此四大渴求。

　　為了實現根於天地，綿延數千年的四大渴求，華族必須毀絕共黨，光復民國。現在，就開始第二章——古代中國的一貫渴求：終結帝國，以建民國。

　　具體説明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如何代代綿延而生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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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古代中國的一貫渴求：終結帝國，以建民國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雖啟發於近代的民主制度，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題早已蘊藏在國史中。堯、舜、禹、湯、文、武、孔、孟諸聖

　　人在論政治時，都涉及到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領域，因此，中山先生說：

　　“我輩之三民主義首淵源於孟子，更基於程伊川之說。孟子實為我等民主主義之鼻祖，社會改造本導於程伊川，乃民生主義之先覺……僅民族主義，我輩於孟子得一暗示，復鑒於近世之世界情勢而提倡之也。三民主義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也 （注 1）。但中山先生及先賢並未明言中華三千年治國平天下之理想如何代代綿延、層層遞進為三民主義。在本章，我會以古人思想為證簡單勾勒此一演變脈絡——民族自主的渴求，在古代中國具體表現為“驅逐異族、恢復中華”，經過代代綿延、不間斷的努力，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民權自主的渴求，在古代中國具體表現為“批判君權，渴求民權”與“宗族自治”，經過代代綿延、不間斷的努力，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五權憲法與地方自治。民生自主的渴求，在古代中國具體表現為“為民制產、杜絕兼併”，經過代代綿延、不間斷的努力，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由此證明，中華民國的開國之道三民主義，絕非憑空而來，實在是我華族數千年之不斷渴求。何以會“不斷”？因為此四大渴求皆以天所賦予的絕不中斷的良心理性為本體。此本體表現在個人則要求道德自主，表現在民族則要求民族自主，表現在政權則要求民權自主，表現在經濟則要求民生自主。在個人，雖有物欲的遮蔽，但良心理性絕不中斷，恒照於物欲之上，給予好善惡（wu)惡之命令。在社會，雖有以‘天下為52

　　私’的暴政，欺淩他族、奴役人民、盤剝民生。但良心理性絕不中斷，總有氣節之士，受良心理性之命，為了民族的生機，為了人類的尊嚴，起而對抗權勢。判斷一個民族是否還有生機，端看此民族是否有對抗權勢的氣節之士。我華族之所以能綿延數千年而不斷，皆因每個朝代皆有氣節之士，以全副性命，對抗權勢，為民族求生機。此生機的具體內容正是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此四大渴求隱含於數千年中國文化，是華夏之魂。之所以說中華民國是真正的中國，共黨不是中國，正是因為中華民國乃華族魂數千年不斷演進的結果，而共黨並非華族的自然演進，而是外來馬列的侵略，它徹底違背了數千年的華族魂（有關史實，請見第三章整章）。

　　接下來，我以‘1、批判君權，渴求民權。2、宗族自治。3、驅逐異族、恢復中華 。 3、為民制產、杜絕兼併’的順序來說明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三大渴求如何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生中華民國。

　　一、批判君權，渴求民權

　　在本節末，我會列舉秦、漢、魏晉、隋、唐、宋、明、明末清初、清末、民國的士大夫的具體思想，證明古代“批判君權”的思想如何代代綿延而生中華民國。以事實説明，中華民國的民權思想不僅僅是來自西方，而是由儒家限制君權的思想代代綿延至清末，最終融匯西方民主制度而生。

　　五四運動至今，誤以儒家為專制幫凶的言論可謂鋪天蓋地。本節末所列舉的古人思想可明確駁正此種曲解。我之所以要辨明儒家反對專制，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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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道我們今天的民主渴求，不僅僅來自“六四”，也不僅僅來自辛亥革命，而是更久遠的內在於數千年民族文化中並與天地貫通。如此，我們才能有貫通天地古今的精神根源來對抗共黨。

　　2、知道儒家反對專制，則知民主是華族數千年一貫之渴求。如此則今日之民主渴求，就不僅僅是民權革命，更是民族革命。由民權革命變為民族革命，會對大陸和香港的反共戰略帶來重大變化（以上兩點至關重要，具體説明請見第三章）。

　　在列舉從秦至清末各朝代士大夫批判君權的具體思想之前，需要先説明這些思想所依據的義理。由此才會知道所羅列的思想並非特例，並非偶然，而是源自儒家之天命——貶天子。

　　在古代中國，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三大渴求無法實現的最大癥結是權力的物化——君主制，塑造君主制的是法家。因此，中國文化必然要破除物化的法家，擔負此責的是化物的儒家。物化的法家主張“君本”，化物的儒家主張“民本”。整部國史就是儒家所主張的民本和法家所主張的君本之間的較量。數千年來，儒家士大夫為了實現民本，對抗皇權，雖然流血無數，但並未真正實現儒家以“民心”為主宰的理想政治，在儒家內部有著強烈的、呼之欲出的民主渴求。因此，在清末，當儒家士大夫們看到西方的民主政治便迅速認同，經過他們數十年的思想啟蒙和中山先生的革命而終結滿清帝國，創建中華民國。以上是總述，具體説明如下：

　　我先總述法家和儒家的區別，然後再具體說明。

　　1、法家為君權服務。儒家以“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天下為公之道對抗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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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家以民為君主的工具，儒家則以“天地之性人為貴”，民是天的代言人，民貴君輕。

　　3、法家為君主服務，主張“定於一尊”。儒家則要限制君權，要求君主納諫、改過。

　　4、法家要以政治控制學術，故“焚書坑儒”。儒家則要以道統主宰政統，以學術領導政治。

　　5、法家要以政治系統控制整個社會，儒家則要求政治系統只能與宗族系統、文化系統並列。

　　6、法家以富強為目的，以弱民為手段。儒家則主張民就是目的本身，政治的使命是讓民“各遂其性”。

　　以下先對法家做簡要說明，然後再說明儒家。我曾寫文章以“天民”

　　批判共黨所謂的“勞動人民”，其中提到法家時，我說（本部分提到的儒家僅僅是結論，具體解釋見後）：——

　　助暴秦滅六國的法家商鞅，為了塑造絕對君權，提出“弱民”：“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第二十》”。

　　為了弱民，他要“愚民”：“民愚，則易使也《商君書.定分第二十六》”。

　　為了愚民，他提出“壹民”：“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于戰（《商君書.

　　算地第六》”。他只允許民種地、打仗。他認為：“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不易使也《商君書.農戰第三》”。他認為務農無需太多思想，長期務農則少知慮，只剩下純物質性的體力，容易控制。因此，商鞅說：“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書.錯法第九》”。為了控制民眾，商鞅還要辱民、貧民，他說：“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商君書.弱民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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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為了“驅民于農戰”，他主張禁止文化、商業等活動。因為：

　　“見言談遊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可以糊口也。

　　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必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商君書.農戰第三》”。商鞅還以道德為敵，他說：“六虱：

　　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商君書.靳令》”。商鞅所要禁絕的禮樂、詩書皆屬儒家。儒家認為，人是秉有上天生生之德的神聖存在，個人和政治的惟一使命，便是守護上天生生之德。一個有德之人，首先便是自覺、自主之人。這樣一個自主的人，當然不易被君主操控。所以，法家商鞅必要滅儒家之德。一個有德之人，必然會對群體負責，必然會與同道組合為團體，在政府之外而另有團體，這些團體就會抗衡政府。所以，為塑造絕對君權的商鞅當然要禁絕儒家之德。

　　商鞅為了防止民間彼此組織，他規定：“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卷六十八》”。如此則百姓之間彼此提防，無法組織。商鞅為了讓百姓以政府之是非為是非，喪失獨立人格，他要求百姓“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沒有德性陶養的野蠻體力，如果不用來打仗殺敵，就有可能推翻政府。所以，商鞅說：“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國遂戰，毒輸于敵—《商君書.去強第四》”。因此，秦國變為了一個戰爭機器、殺人機器，《史記.秦本紀第五》記載：

　　秦惠文君七年，斬首八萬；十四年（更為元年），斬首八萬二千；十三年，斬首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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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武王四年，斬首六萬……秦昭襄王十四年，斬首二十四萬；三十二年，斬首四萬；三十三年，斬首十五萬；四十三年，斬首五萬；四十七年，四十余萬盡殺之……五十一年，斬首四萬。

　　法家之所以芻狗百姓，是因為法家認為人性惡，根本否定人與人可以互敬互愛互信：

　　韓非說：“人主之患，在於信人…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其子，以成其私…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韓非子·備內》）。

　　儒家要求“法先王”，而法家則要求“法後王”。先王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後王即現在的君王。韓非說：“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盡力守法，專心于事主為忠臣《韓非子·忠孝》”。

　　先王敬天，故“法先王”則在君王之上還有“天”限制君，君臣只是彼此合作以盡“代天養民保民”之責。君主若失職，則可革命。因此，儒家的君臣是彼此對等的。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離婁下》注：“國人”即路人。“寇讎”即仇敵）”。法家要求“法後王”，便只以現在的君王為准。因此，大臣就變為了君主的工具。

　　在儒家，上天賦予每個人以德性，每個人都是德性的存在。因此，為政者首先必須有德。法家為君權服務，一個有德之人必然以良心為准，而不屈從皇權。因此，法家必要滅德。韓非說：“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廉貞治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賢能之行成，而兵弱地荒矣…《韓非子·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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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要求君主納諫，服從民之普遍好惡。而法家要求臣民在君主的是非之外，別無是非。韓非說：“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韓非子《有度》篇）”。

　　韓非違反人性，隔絕天光，將人徹底物化。因此，用韓非的暴秦，二世而亡。之後的兩千年，各朝帝王雖然背地裡運用商鞅韓非之術，但都沒

　　有無恥到公開讚揚暴秦、商鞅與韓非。而共黨卻公開頌秦，前有毛匪在文革中公開“批孔揚秦”，現有公開播放的贊暴秦的電視劇。共黨比法家更陰森冷酷——法家商鞅只允許百姓耕、戰，毛匪則只允許百姓生產、參軍；商鞅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要求“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共黨則要“定於一尊”、迫害改造知識份子；秦始皇焚書坑儒，毛匪在文革中毫無廉恥的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毛匪 1958 年 5 月 8 日在共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共黨為了奪取政權，標榜自己是陳勝吳廣，並明言反對秦始皇的專制。而在其佔領大陸後，竟開始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罪惡勾當，同時血腥鎮壓了無數的陳勝吳廣。（諸位在看到第三章的史實後會發現，實際上共黨遠不如陳勝吳廣，因為陳勝吳廣並沒有將“謀財害命”的階級鬥爭標榜為理想，並沒有批鬥自己的父母。毛匪比秦始皇更惡。因，秦始皇並沒有出賣國土，更沒有為外國人服喪。而毛匪不僅出賣國土，更無恥的稱斯大林為父，無恥的命令國人為斯大林服喪）。

　　通過以上對法家的簡要說明，諸位可知，在古代中國，主張專制的是法家，絕非儒家。百年來，儒家被污蔑為專制幫兇。以下，我為儒家辯誣，我先以下面五句話來說明儒家，然後再具體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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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上天至善

　　上天至善指既造物又化物之天德，其賦予人則為人之本性，人須盡此本性 ，破除人世間一切物化，具體實行如下：

　　二、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繫辭下》。這是破除己身的物化，即內聖通天）；

　　三、 格君心之非（大義：更正君心之不正。《孟子.離婁章》：“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正也。朱子《孟子集注卷七》）。這是破除政治的物化，即外王平天下。人的物化主要是因為被物欲和意見遮蔽（指不合良心理性的欲望和意見）。因此，破除政治的物化主要包含如下兩點：

　　1、堯舜禪讓：物欲表現在政治，主要是政權私有的權力欲。因此，“格君心之非”的第一義即讓君主以公天下之心，行堯舜禪讓，這是政權的開放。

　　2、（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孟子.盡心章句上》。此句，有內聖修身和政治兩層意思，此處僅就政治言）——意見的固化表現在政治主要是打壓言論。所以，“格君心之非”的第二義 ，即要求君主開言路，廣納諫。其標準即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這是治權的開放。政權和治權的雙重開放，是政治的大端（儒家論政以堯舜為最高標準，堯舜是政權和治權的雙重開放。

　　古代的家天下，只有治權的開放，沒有政權的開放。中華民國的民權制度是政權和治權的雙重開放，徹底的實現則只有現在的臺灣）。

　　以上是對儒家的總述，接下來具體説明儒家反對專制、儒家第一義——貶天子、限制君權。因近代以來對儒家的曲解太過深重，所以，我需要從多方面來解釋。我會先説明儒家在政治上的終極使命。由此使命決定了59

　　儒者的頭等大事是限制君權。如，《春秋·襄公十四年》言：“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隨後我會説明儒家之所以必須限制君權是因為深切體認到人心危、道心微，這是儒家限制君權的人性根據。我還需要駁正近代以來對儒家的諸多曲解。

　　因此，本部分内容較多，望諸位稍具耐心，看到最後，以便能完整理解。

　　《尚書.舜典》記載，舜即帝位後首先做的是觀測天象“以齊七政”。

　　南宋蔡沉的注解是：“ 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書集注》（宋）蔡沉）”。將天地主宰日月五星的運行稱為政，則天地秩序即政治。天地秩序由天地正氣主宰， 政治即由天地正氣而治，政治即正治。故，孔子曰 ：“政者，正也（《論語 .

　　顔淵 》） ”。 天地秩序即政治，人間的政治只是天地秩序的一環，人類必須敬畏天地秩序。故，《尚書.堯典》記載帝堯禮敬日月——堯命令羲仲“寅賓出日（南宋蔡沉注：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喾歷日月而迎送之意。）”。天地秩序表現在萬物即日月五星運行有序，表現在人間即《尚書 .洪範》所言：“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南宋蔡沉注：天于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人間的政治即以遵守天地秩序、實現相協厥居為終極目的。故，中國文化以人間的和、親、敬為本體，而共黨竟以鬥爭為首出。

　　天地生養萬物，政治的終極根源是天地生生之道。政治的終極使命即守護天地生生之道，落實萬物並育、各得其所的天地秩序，亦即為生民立命：讓人皆有之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 、民族生命、道德生命不被奴役，徹底挺立 ，此即儒家所說的參贊天地之化育（古人並未如此明言，這是我60

　　自己的研究）。人權之理即儒家所說的天理。古代儒家所說的天理側重在倫理。我根據儒家的根本義理，將天理引申為——1、人皆有肉體生命，皆有生存之權。故，歷代儒者必須“為民制產、庶民富民”。

　　2、人皆有思想生命，皆有表達之權，故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之訓。

　　3、孟子言，天之生人，使之一本。人皆有祖宗民族生命，皆有延續民族生命之權。故，儒家有“為往聖繼絕學”之訓。

　　4、天地生人，人皆以天地生生之德為本性，皆須修身養德 。 故有“為天地立心”之訓 。

　　儒家所說的“ 存天理、去人欲”是要去除君主的私欲，讓人皆有之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道德生命徹底挺立、全面生發，以實現儒家“為生民立命”之訓。此訓代代綿延至清末民初演變為民主啓蒙的重要根據。僅舉三例：

　　1、梁啓超：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之智識，保護此權之能力，故聼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則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賊之者，始焉窒其生機，繼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幾乎息矣。（《新民說》第十一節.論進步）

　　2、所謂善良政府者，非曰其民安坐而受幸福而已，必其民德、民智、民力三者日益繼長增高，然後足以舉富強自立之實。今處壓迫之下，日夕惟刑憲之是懼，又安敢放言高論，思自效於國家前途，則其國民之思想活動，又安有進步之可期……必成一麻木不仁之世界，此乃必至之結果，而自然之驗也（張君勱〈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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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道所以必得自繇（自由）者，蓋不自繇則善惡功罪皆非己出，而僅有幸不幸可言，而民德亦無由演進（嚴復《群己權界論.譯例》）。

　　以上三例均以增進民德、民智、民力為政治的使命。此義源自以道德人格為至尊、以各盡其性為天命的儒家。解釋如下：

　　在儒家，“人格”一詞的“格”有“通”之義，如《尚書》贊堯之德“格於上下”，即堯之德，上通天地，下通萬民。通，即通天地人，“人格”一詞即人是通天地人的存在。絕非共黨所定義的：“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徵的總和（《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090 頁）”。人是貫通天地人的存在，人格尊嚴即天地尊嚴，貴於天下。所以，孟子曰：

　　“廣土眾民，君子所欲也，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盡心章句上》

　　大義如下：

　　“廣土眾民，君子所欲也，所樂不存焉——

　　君子“廣土眾民”之欲，乃“明明德於天下”之欲，絕非打天下、坐天下之權力欲，否則便是小人之欲而非君子之欲。因君子之所欲是“欲明明德於天下”而非權力欲。所以，僅有“廣土眾民”而未施仁德于天下，君子不以此為樂。故，“廣土眾民，君子所欲也，所樂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即毫無偏私之中道。有此中道便能博施濟眾，“定四海之民”，仁德已施，故“君子樂之”。但這僅僅是明德本性的發用，而非本體，即“所性不存焉”。因此，孟子說：“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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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明德本性，無聲無臭，由天所命，本自固有，故說 “分”（分內、本分），所以無需“加”。因本自固有，外物無法搖奪，故言“定”，所以不能“損”。因此孟子說“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雖道濟天下本性也不見增加，雖困居陋巷本性也無絲毫減少）分定故也”。

　　明德本性，由天所命，不因有無天下而增減，此即人格尊嚴貴於天下。

　　因此，宋明儒家說：“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空”。孟子說： “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孟子.離婁上》。大義：惟有舜能將萬民悅服，天下歸往，視為草芥，毫不動心 ”。孟子說伯夷、伊尹、孔子諸位聖人的共同之處是“得百里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醜上》）”。因人格貴於天下，所以，蔣公在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七日的日記中說：“人若得了天下，而失其本性，有何利益？為人須力保本性！”。

　　儒家所說的人格是與天道貫通的人性。因此，在天地，天道為至尊。

　　在人間，人格為至尊。儒家論政，以人格為主體，政治、政權、意識形態等等皆為附屬。儒家以道德人格尊於政權。但現實上，數千年的君主制，民只是政權之奴，這是對貫通天地的人格尊嚴的巨大羞辱。中國古代政治制度，雖然也有許多良法美意，但著眼點都是政府如何有能，而不是人民如何有權（政府有能，人民有權，是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內容，具體見本章末尾。今日大陸被共黨迷惑的許多人，他們在談論政治時，仍然集中在政府如何有能，毫無人民如何有權的概念）。因為政權私有，百姓無法參與政治，民只能被動的順從，民對朝廷的最大要求僅僅是愛民，民對官員的最大要求也僅僅是清廉。但朝廷是否愛民，官員是否清廉，民絲毫作主不得。即使63

　　有官員能勤政愛民，對民而言，也僅僅是施捨，民始終處在等待餵養的寵物地位。因為政權私有，百姓對公共事務不能參與，不能做主，久而久之，百姓只關心一己一家而不關心社會公共事務，百姓的精神痼弊於一己肉身的物質生活，他們對政治的判斷也僅僅以物質為標準，這是道德和知識的雙重墮落。孔子之“為仁由己”，孟子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人格在本性上是獨立自主的，但在現實政治上卻只是被動的存在，這和儒家在修身上所要求的上下與天地同流的人格自由是衝突的。因此，從儒家的人格自由必然會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中華民國的建立，讓數千年來等待政府愛民、養民的被動之民變為可以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的主動之民，這是真正的扭轉乾坤的大事。但在 1949 年之後的大陸，一絲一滴的民權都沒有，民又變為徹底的被動之民、共黨之奴（具體說明請見第三章整章）。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孟子.盡心上》）”。朱子注解王者之民的“皞皞如也”是廣大自得 （朱子《孟子集注卷十三.盡心章句上》）。自得，即得其天性。王者不操控萬民，讓萬民各得其性。《尚書.堯典》首段贊堯之德的結語為：“黎民於變時雍”（黎民皆變得和善）。《尚書》記載舜的樂官奏樂時說“蕭韶九成，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尚書.皋陶謨》。大義：蕭韶的樂曲演奏了九節，鳳凰都來配合樂聲，各種獸類都舞蹈起來，眾官長都能融洽了。（注 2）”。百姓和善、萬物融洽的天德流行才是儒家判斷政治的最高標準，絕非法家之所謂“強大”。朱子在《孟子集注》中對“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的“驩虞”注解為“歡娛”。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64

　　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朱子《孟子集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易經》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乾道變化”即萬物皆由乾坤之流行變化而生。“各正性命”：“乾道”即大正，萬物各得乾道之正而為本性。孔子說，政者，正也。政治的使命即“各正性命”——讓民各得其性。要實現此使命，就必須給社會以自由。這是儒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共同標準。所不同者，儒家以聖人之道要求君主，讓君主克除私欲私見，不以己私擾天下。民主政治則以憲法限制政府。儒家以道德及若干制度限制君主，雖然緩解了法家專制的危害，但並不能真正限制君主，必賴民主政治的實現，以憲法限制政府。因此，民主制度是儒家的固有渴求。

　　各得其性，在古代儒家，所重者在倫理，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等。而民主政治，所重者在獨立、平等、自由、公共責任、博愛等。儒家所重的倫理和民主政治所重的價值並無衝突。儒家所謂道德，其本質並非道德規範、道德內容，而是自然而然的天性。儒家所重的倫理與民主所重的價值都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本自固有，非由外爍，本自獨立；天性本自固有，不被外物所擾，本來自由；天性人所同具，本來平等；天性本與群體血脈貫通，對公共負責本屬自然；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博愛乃人之固有渴求。獨立、平等、自由等價值本屬德性所固有，儒者雖然可以通過修身來表現，但因為君權的打壓，此類本性所固有的價值並沒

　　有表現在政治，必賴民主政治，才能讓上述價值從修身領域進入政治領域，才算得盡性。因此，民主政治乃儒家之必然渴求。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以倫理為本，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以自由、平等、博愛諸價值為本。因此，65

　　三民主義是貫通古今，為民族盡性。而共黨則毀滅倫理、平等、自由、博愛諸價值，乃斷民族之性也（具體事例見第三章）。

　　綜上，儒家以人間只是天地秩序的一環，政治的終極使命是為生民立命，實現萬物並育、各得其所、各盡其性的天地秩序。此即儒家“參贊天地化育”之訓。欲實現此訓，儒者面臨的頭等大事即防止君主虐民 。僅舉如下幾例説明，限制君權是儒家的頭等大事，此點代代綿延至清末而有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

　　《春秋·襄公十四年》言：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尚書.夏書·胤征》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南宋蔡沉注：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雲者，教誨也。工，百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有常刑）。

　　北宋程頤《論經筵第三札子》言：“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主，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系也……從古以來 ，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

　　明末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闕失，祭酒直言無諱”。

　　清末嚴復《群己權界論.首篇引論》言：“最難信者亦惟君權，彼操威柄，不僅施之敵仇也，時且倒持，施於有眾……為虐無異於所驅之殘賊，66

　　則長嘴鋸牙，為其民所大畏者 ……故古者愛國之民，常以限制君權，使施於其群者，不得恣所欲為為祈向”。

　　梁啓超《論政府与人民之權限》言：“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保之牧之者其權無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

　　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而不能禁兩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有名無實之憂，且不移時而熄焉。其行暴也，則窮凶極惡，無從限制，流惡及於全國 ，亙百年而未有艾也……若夫貴自由，定權限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舉。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亦抑不能”。

　　孫文在廣州演講民權主義：“把政治的大權分開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這樣的分開，就把政府當做機器 ，把人民當做工程師……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注：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復決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

　　上天愛民是儒者的終極信仰，敬天愛民是儒者對君道的根本規定。因此，限制君權，防止君主慢天虐民就是儒者的根本任務。儒家之所以將君主稱為天子是要以天心約束他 。亦即，儒家尊君就是為了貶君、貶天子。

　　民權問題是國史中的最大任務。中國古代政治的根本癥結是，理論上主權在天，君主必須敬天愛民，必須克除一己好惡，服從民之普遍好惡。但實際上主權屬於君主，君主往往以一己好惡，抹殺民之普遍好惡。民皆期待明君治世，而所得者多為昏君亂世。古代皇帝的家天下和如今共黨的黨天下都是政權私有，只要政權私有就必然墮落。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67

　　人一黨之天下，私自霸佔天下，在政治的發端處便與天下隔離，便是一大私欲，大墮落。政治發端處的大墮落會以各種方式發散到官僚系統和全社會。所以，每一個王朝都免不了墮落滅亡的命運。每逢改朝換代，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人口往往減半。根據葛劍雄教授負責的《中國人口史》統計（注 3）：“西漢末年與新莽大亂中，人口從 6000 萬降至 3500 萬；東漢末年大亂，人口再從 6000 萬降至 2300 萬；隋唐之際大亂，人口從6000 萬降至 2500 萬；安史之亂後戰禍連綿，人口從 7000 萬降至北宋初年的 3540 萬；宋元之際大亂，中國（指宋遼金夏之地總計）人口從1.45 億降至 7500 萬；元明之際，從 9000 萬降至 7160 萬；明末大亂，人口從近 2 億降至 1.5 億……以太平天國戰爭為中心的清末鹹、同大亂，人口由 4.36 億降至 3.64 億。而辛亥革命後的整個民國時期…戰禍不斷…人口卻破天荒地出現‘亂世增長’，從 1910 年的 4.36 億增至 1949 年的 5.417 億”、“明清之際的“張獻忠屠蜀”，四川人口從 385 萬減到10 萬”。因此，中山先生說：“漢唐以來，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我們革命黨為免將來戰爭起見…便主張共和，不要皇帝…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為了蒼生免於改朝換代之際的血腥屠殺，無論民主制度有何不足，僅政權和平更替這一點，都必須實現民主，這是國史的最大渴求。

　　上天愛民，君之道在愛民保民。法家所尊的是君主個人，儒家所尊的並非君主個人，而是君道。若有君主之名卻違背君道，則可以革命。齊宣王問孟子，周武王討伐商紂，臣弑君，這樣對嗎？孟子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這是儒家主張的革命權。西漢時，轅固生和黃生68

　　在漢景帝前爭論湯武革命的正當性。黃生認為湯武革命，放桀伐紂，是弑君篡位，並非天命。轅固生則認為，桀紂昏暴，天下叛之，歸於湯武，湯武順民意而繼天子位。因此，湯武是順承天命。黃生說：“帽子再爛，也必須在頭上。鞋子再新，也必須在腳上。桀紂雖暴，但仍是君主。湯武雖聖，但只是臣子。君主有過有惡，臣子未能勸諫更正之，卻因其過而誅殺之，取代之，自立為天子，難道不算弑君嗎？”轅固生說：“若依你所說，那麼，高皇帝 （注：指劉邦）滅秦即天子位，也是弑君篡位嗎？”漢景帝說：“食肉不食馬肝，不可說不知肉味，論學不談湯武是否受天命，不算笨。”(以上是大義，古文見司馬遷《史記·卷 121·儒林》。

　　儒家雖肯定百姓的革命權，但因每次改朝換代的殺伐之烈。所以，儒家為了解決改朝換代之際的屠殺給民族的肉體生命和文化生命所帶來的無比慘烈的毀滅而主張禪讓制。儒家對政權更迭的最高標準是堯舜禪讓。這說明，天下的主權在天，天下不是可以爭來奪去的東西。如果把天下看作是可以爭來奪去的東西，這是對天下的物化，也是對天的物化。將天下物化，必然會打天下、霸佔天下，必然會生靈塗炭。天下的主權在天，上天愛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尚書》）”，天意即民意，政權的更迭必須由民意決定，而不是“槍桿子出政權”這類禽獸行徑。齊國戰勝了燕國，齊宣王問孟子：“…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回答：“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欲假借天命佔領燕國，孟子說民意即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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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說到堯便是“允恭克讓，堯舜禪讓”，說到舜則是“舜耕曆山，曆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史記.五帝本纪》”。堯禪讓帝位給舜時，舜讓於有德之人。《尚書.舜典》記載，舜命二十二人為官時“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伯拜稽首，讓於夔、龍”。這表明儒家特重“讓”德，以天下為公、堯舜禪讓為政權更換的最高標準。但儒家堯舜禪讓式的政權更換並未實現，仍未能解決改朝換代之際的屠殺給民族帶來的巨大劫難，儒家內部強烈渴求政權的和平更迭。因此，清末士大夫看到西方的民主政治便迅速認同。直到中華民國建立，才首次在制度上實現政權的和平更迭。

　　但因為共黨在蘇聯的指使下叛亂，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如今，中華民國在臺灣已經實現了政權的和平更迭，讓生靈免遭塗炭。我華族幾千年來，以無數蒼生的累累白骨才首次在臺灣實現了政權的和平更迭，而大陸至今仍未實現，共黨仍然死守“打天下坐天下”的禽獸觀念。

　　儒家以天道規定君道、以天心約束君心。之所以必須如此，是因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是儒家限制君權的人性根據。説明如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舜在禪讓帝位給禹時的告誡（出自《尚書.大禹謨》）。先請看南宋朱子對這句話的注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精惟一（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允執厥中（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聼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為了便於諸位理解，我再次以孟子的這句話為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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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要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大義：我們突然看到孩子即將掉入井裡，必然感到震驚不忍心，並不是為了和孩子的父母結交，並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讚譽 ，也不是因為厭惡孩子的哭聲 ） ”。惻隱之心就是道心 。“要内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惡其聲”

　　就是人心（此三者略等於人的名利、物欲）　名奪利、物欲橫流則道德淪喪、天下大亂，所以說人心惟危。雖然每個人都有道德心，但很微弱，很容易被物欲遮蔽，所以說道心惟微。人心之危，藉助權勢彌漫社會，形成一股固化之勢，人被裹挾其中，難以自主。所以，政治德性決定社會德性，社會德性塑造個人德性。正如，“夏有昏德，則眾從而昏。商有明德，則眾從而明（這是南宋蔡沉在注解《尚書.商書.仲虺之誥》的“夏王有罪，矯誣上天……”時所說）”。政治道德決定社會道德，這是儒家的一貫主張，也是清末士大夫進行民主啓蒙的重要根據。如：嚴復《原强》言：“上既以奴虜待民，民亦以奴虜自待”。為了讓國民養成獨立自主之人格，必須推翻專制，建立民國。清末士大夫說民衆之所以為奴，不是因為民有奴性，而是因為“上以奴虜待民”。

　　儒家以天地生生之德為宇宙本體。萬物皆有生滅，惟天地生生之德真實不虛、生生不息。故，儒家稱之為“誠體”。天地生生之德貫通萬物為一體，痛癢相關。故，當我們突然看到孩子即將掉入井時必然會感到震驚不忍心。惻隱之心即上天好生之德的發端，是為“道心”。因貫通萬物的天地生生之德真實不虛，故 ，惻隱之心真實不虛，我們與天地萬物的關聯真實不虛，我們對天下的責任真實不虛。這是儒家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本體根源，也是公民責任的本體根源。道心雖然真實不虛，但在人的發端71

　　卻隱微難明，很容易被人心遮蔽。道心發端於貫通萬物為一體的天地生生之德。人很容易從天地萬物一體中斷裂而出，變為與禽獸無異的肉體生命，此即人心之危，其最明顯的發端即孟子所說的“内交、要譽、惡其聲”。

　　惻隱之心是人的道德性，“内交、要譽”是人的社會性。“惡其聲”略等於人的肉身性。社會性和肉身性屬於人間，道德性發端於天德，屬於天界。

　　君權屬於人間，儒家稱之為人爵。道心通天界，儒家稱之為天爵。道心是神聖的，君權是世俗的（故，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孫丑下》”）。

　　道心屬於道統，君權屬於政統。君權夾雜名利物欲，若任其橫行，必然虐殺民命、戕害民德。因此，以天爵主宰人爵、以道統規範政統、以天德限制君權就是儒家的天命。

　　人心危、道心微是人性的永恆結構，以道心限制人心就是儒家的永恆責任。表現在個人既“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表現在政治即“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政治如果無道，整個社會被其裹挾便很難有道。讓天下從無道變為有道是士大夫的永恆使命。因此，限制君權就是士大夫的永恆責任。我們來具體感受一下儒家對於人心危的深切體會——《尚書.益稷》記載禹勸諫舜：“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於家…”。丹朱是堯的兒子，荒淫無度。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很多人誤以為儒家講性善會導致權威崇拜。實際上，儒家對人性的完整看法是人心危、道心微。儒家之所以要限制君權 ，是因為深刻體72

　　認到人心危。舜雖為大聖，禹仍要勸諫“無若丹朱好慢游”。《尚書.堯典》記載，堯要求身邊“四岳之官”要“明明揚側陋（南宋蔡沉注：側 陋，微賤之人，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舜因而被舉薦。道心雖微，但仍會發見。所以，人性平等，人皆可以為堯舜，皆可被舉薦。同時，人心危，人都會犯錯，因而必須監督權力。故，禹勸諫舜“無若丹朱好慢游”。這是兼顧人性善惡，兩不偏廢的中道。人心危是包括聖人在内的。這説明人心危，雖聖人也會有錯。道心雖微，但每個人仍可有善言善行。故臣的責任就是匡正其君。這不是偶然的特例，而是儒家的頭等大事。在君主制下儒者為了匡正君主，雖然流血無數卻收效甚微。所以，清末士大夫才會對西方民主制度倍加尊崇。

　　“人心危”是針對每個人的，包括聖人在内。儒家雖主張人性善並尊崇聖人，但對人性善的具體規定則是知過改過，對聖德的基本規定則是納諫、改過。因此，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孟子．公孫丑上》） ”。儒家尊堯為大聖，因其“稽於眾，捨己從人（《尚書.大禹謨》）”。儒家尊舜為大聖，因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孟子.盡心上》）”。儒家尊禹為聖，因其“聞善言則拜”。

　　儒家尊湯為聖 ，因其“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尚書.商書.仲虺之誥》南宋蔡沉注：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儒家尊孔子為聖，因，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論語.述而篇第七》。民國錢穆《論語新解》白話譯：孔子说：丘呀!也是幸运。只要有了错，人家一定会知道）”。綜上，儒家雖然尊聖，但由於對“人心惟危”的深切體會，所以判斷聖賢與否的標準是能否納諫改過。儒73

　　家即以此約束君主。為人臣者以勸諫為本分，進諫、死諫則為忠臣，逢迎取悅則為奸臣；為人君者以納諫為本分，納諫則為明君，拒諫則為昏暴之君。這顯然含有言論自由的因子。再舉幾例説明言論自由是儒家的一貫渴求：

　　《尚書.仲虺之誥》有言：“德日新，萬邦為懷，志自滿，九族乃離……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尚書》裏有明德與昏德之分。明德對應“道心惟微”，昏德對應“人心惟危”。

　　“自滿自用”即人心之危，必然排斥異己，打壓異見，專制獨裁。好問則必然會廣開言路、納諫。明德即謙遜好問，廣開言路。昏德即自用自滿，堵塞言路。德明則為明君，德昏則為昏君。德之昏明與否，端看能否開言路，廣納諫。

　　《尚書.周書.無逸》言：“小人怨汝，汝，則皇自敬德（南宋蔡沉注：

　　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為己責，不當以民之怨為己怒。以為己責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可不戒哉！）”。天聼自我民聼，天視自我民視。

　　民怨即天怒。以民怨為己責為明德，對應道心惟微。以民怨為己怒為昏德，對應人心惟危。這顯然含有言論自由之義。

　　《尚書.周書.冏命》言：“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南宋蔡沉注：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明德即尊賢舉賢，對應道心惟微。昏德即傲然自聖，對應人心惟危。傲然自聖，必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必受災。

　　儒家尊聖的標準是不自聖，若自以為聖便是小人。所以，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論語.述而》”。《尚書·商書·說命上》言：“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可見判斷聖人的標準是納諫與否。君主若不納諫74

　　改過就是小人（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子張》。朱子注：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儒家之所以特別強調，臣要進諫，君要納諫，是要“以天下之才治天下”，是要君主無為。孔子贊舜：“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民國錢穆《論語新解》白話譯：能無為而治的，該是舜了吧！他做些什麼呢？只自己恭恭敬敬，端正地站在南面天子之位就是了 ）”。舜無為而治的具體表現即“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與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南宋朱子注：與，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 ，君子之善，孰大於此——《孟子集注卷三.公孫醜章句上》）”。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家一黨之天下，此即民有。既然民有，就該民治。因此，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說，任用人、罷免人、殺人，皆由民意決定，即民治。孟子的思想代代延續，曾間斷的、局部的、零碎的在各朝代閃現，直到中山先生建立中華民國，才由民主制度得以實現（具體見本章末中山先生對民權主義的說法）。

　　75

　　上天至善，上天之善散為萬民之善，政治的使命即合萬民之善以盡上天之善。因此，古代儒家強調君主必須納諫，今日民主政治則要求言論必須自由。但是，古代儒家的進諫只能表現在具體政策層面，政權歸屬層面的反對則是禁區。近代以來，不斷有人爭論古代的中國政治是否為專制，有人說古代是君主和士大夫共治，所以不算專制。實際上，這僅僅是治權的開放，並非政權的開放。判斷是否專制，不在治權，而在政權，亦即民是否擁有“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復決權”（具體請見本章末中山先生對民權主義的說明）。

　　兩千年多來，儒家嘗試從理論和制度上限制君主權力。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以民意為天意，讓君主服從民意。又以封駁、三省、諫官、禦史等制度來限制君主權力。但這些制度仍須依賴君主之德性，如果君主不聽從，則無可奈何，士大夫只能以氣節來對抗君主，士大夫除了犧牲性命死諫之外，別無它法。在國史上，儒家士大夫為此流血無數。因此，中國古代政治必須變為由人民以憲法來限制政府權力，即民主憲政，這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內在渴求。因此，在清末首先讚賞西方民主制度的人都是儒家士大夫（如郭嵩燾等）。他們看到西方議會政治、結社自由的民主制度時，無不讚賞為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之治”。

　　儒家深刻體認到人心之危，因而以限制君權為頭等大事。所以，儒家並非忠君，並非偶像崇拜。説明如下：

　　《尚書.皐陶謨》言：“無矌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南宋蔡沉注：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矌，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天工即保民養民。君臣皆代天工，乃平等合作關係。臣隸屬於天，並非隸屬於君。舉三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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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 堯曰》言：“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南宋蔡沉注：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

　　朱子在《孟子集注: 萬章章句下》的“萬章問曰：敢問友”部分說：

　　“範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明末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言：“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

　　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

　　君臣皆代天工，皆須盡忠於天。上天愛民，君之忠在於利民。故《左傳.桓公六年.季梁諫追楚師》有言“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臣之忠在於輔助君主行利民之道。故，孟子言——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離婁上》。朱子注：範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孟子.

　　告子下》。朱子注：君有過失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畜君者，好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朱子注：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 離婁上》。朱子注：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由此可見，儒家之所以特別注重修身，是因為惟有修身才能具備大人之德，才能去除君心之非以盡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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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以匡正君主為忠，否則當受罰。故，《尚書.伊訓》言：“臣下不匡，其刑墨（南宋蔡沉注：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商湯伐夏桀時說：“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書.湯誓》”。

　　臣盡忠於天，並無絕對忠君的概念。若君主違背敬天利民之道，臣勸之、逐之、誅之皆為忠。故，孟子有言，“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聼，則易位（《孟子.萬章下》）”、“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孟子.梁惠王下》”。南宋蔡沉在注解《尚書.商書.伊訓》的“居上克明，居下克忠”時說：“湯放桀，為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儒家以匡正君主為忠，所以忠君的真實内涵是限制君權，讓君主踐行敬天愛民之君道。君思利民則忠，君主虐民則不忠。故，《尚書.泰誓下》

　　言:“撫我則后，愛我則仇（南宋蔡沉注：撫我則我之君，虐我則我之仇也）。

　　朱子言：“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孟子集注卷十四.盡心章句下》）”。

　　法家主張尊君卑臣，儒家則以君臣對等為原則。儒家主張，君臣共同的責任是“以代天工 ”，代天盡保民之責，君臣乃合作關係。因此，儒家特別強調君臣之間的對等關係。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國人：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寇讎：仇敵）—”《孟子集注卷八.離婁下 》）

　　儒家鄙視尊君卑臣。故孟子言：“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

　　滕文公下》）”。朱子將阿諛奉承之輩斥為“鄙夫”。荀子言：“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篇》”。孟子更提出：“不召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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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敢召。

　　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孟子.公孫醜下》

　　孟子說：“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是因為，天地、君、親、師並列，天地即天道，君屬政治，親屬宗族、師屬文化。

　　君（政治）、親（宗族）、師（文化）統屬人道，政治只是人道之一環，沒

　　有資格籠罩萬有。政治必須由文化來主宰，因為政治只是世俗權力，而文化則代表神聖的天道。皇帝僅僅是“天子”，而聖人則“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儒家士大夫所延續的是聖人之道，擔負的是“王者師”之責。

　　儒家士大夫尊孔子為“素王”，他們所認的王是道德之王——孔子，而非世俗權力之王。儒家以理主宰勢，以道統主宰政統。就政統而言，儒家是臣，就道統而言，儒家是師。所以，孔子作《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尚書.仲虺之誥》有言：“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因此，宋代王安石講經時，自己坐著講，要求皇帝站著聽。道統主宰政統，皇帝之上還有聖人。所以，再狂妄的皇帝也絕不敢有所謂的漢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論……只有如今的共黨狂徒，才既壟斷權力，又壟斷思想，既統治肉身，又統治靈魂，這是最惡毒的政教合一。儒者身在政統，以位來說，在皇帝之下，但又要以道統自任，主宰政統，批判皇權。因此，經常和法家塑造的絕對君權衝突。衝突的結果是，士大夫或變節為奴，或守節而亡——知識份子只有通過科舉，入朝為官一途，而決定其身家性命的是朝廷而非百姓。因此許多士大夫變得媚從上意，踐踏民意，此乃士大夫的變節為奴。士大夫只要堅守道統，對抗皇權，便被殺戮。數千年來，儒家士大79

　　夫為此流血無數。為了讓知識份子免于墮落、免於流血，儒家當然渴求實現民主政治。儒家要以學術主宰政治，但法家的君權要以政治控制學術，每個朝代都有打壓學術文化之事。如此，則民族文化必然墮落，民族精神必然萎頓。因此，儒家當然渴求由民主政治來實現學術自由。

　　既然儒家並無絕對忠君的概念，那麽，被世人所詬病的三綱之說從何而來？三綱出自法家的《韓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原始儒家並無三綱之說。例如——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踢。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篇第十四》。民國錢穆《論語新解》白話譯：子貢說：管仲不好算是一仁者吧！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非但不能為子糾死，又為桓公相。先生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由他把天下匡范合一起來，民直到今天還是受他的恩賜。若沒有了管仲，我今天怕也是披發左衽的人了。哪像匹夫匹婦般，守着小信，自縊死在溝瀆中，誰知道呀！）" 。

　　南宋朱子在《論語集注.雍也章》言：“範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鲧為父而有禹。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清末何啟、胡禮垣言：三綱之說，非孔孟之言也。商紂無道也，必不能令武王無道。是君不得為臣綱也。 文王以姒氏以興，周幽以褒女而滅。

　　是夫不得為妻綱也……國者何？合君與民而言之也。民人也，君亦人也……為國家者不當責一國之忠愛於人民，但當行其所以致人民之忠愛於一國。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天下之通理也（《〈勸學篇〉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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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以後雖然一部分儒者被法家化而開始尊君卑臣，但批判君主、限制君權並未中斷（隨後我會列舉從秦到清末從未中斷的批判君權的思想）。

　　很多人批評宋明理學尊君，但實際上程朱仍主張君臣平等之義。舉以下幾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論語.八佾》。朱子注：尹氏曰：君臣以義合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朱子《論語集注卷二.

　　里仁第四》。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聼者厭矣。範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集注卷三 . 雍也第六》。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為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為臣之職，則為虛位）”。

　　世人對宋明儒家誤解最多的是“存天理、去人欲”這句話。以下簡要説明這句話的含義：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飲食是天理，所以要為民制產，黎民不飢不寒，這是基本人權。要求美味在百姓也是天理，因此要富民。要求美味是人欲，這是對皇帝和士大夫說的，因為如果君主和士大夫追求奢華，必然會橫徵暴斂。因此——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論語.泰伯第八》。民國錢穆《論語新解》白話譯：先生說：禹，我對他是無話可批評的了。他自己飲食81

　　菲薄而盡心孝敬鬼神。自己衣服惡劣，而講究祭服之美。自己宮室卑陋，而盡力修治溝洫水道。我對他真是無話可批評的了）”。

　　正常的欲望即天理。所以，朱子說：“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孟子集注·離婁章句上》）。欲壽、欲富、欲安、要求美味皆天理，但如果君主只顧自己的壽、富、安而壓制百姓的要求便是人欲。所以， 朱子言：“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不能無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

　　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孟子集注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wu）惡(wu)之——《大學》”。天理即民之普遍好惡，人欲即君主個人的物欲、權力欲和私見。“存天理，去人欲”是要求君主去除自己的私欲，遵從民之普遍好惡。宋儒所說的“存天理，去人欲”是要讓君主明白，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他的私有物；天下事乃公事，不是他的私事，天下人皆可評論天下事。為此，在古代則要求皇帝納諫，在今日則需要言論自由。

　　君臣皆代天工，各盡天職，平等合作。儒者是為敬天愛民的君道盡忠，並非為君主個人。儒者出仕是為了行道，並非為了做官。因此：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朱子注：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孟子.告子上》）”。大體是仁義，小體是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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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說大體是：“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孟子.告子上》）”。仁義對應天，君主權勢對應肉體。如果行為發自肉體私欲，即便君主也只是小人。如果行為發自仁義，即便匹夫亦為天人。

　　所以，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

　　如果儒者盡忠於天，行仁德便是孟子所說的“養大體”。君主只是世俗的權勢，如果士大夫為了做官則僅僅是“ 養小體”。 養大體者為大人，養小體者為小人。 孟子又以“格君心之非”來定義大人（孟子曰：惟大人格君心之非）。由此可知，儒者為了不讓權勢之小奪德性之大，因而極重修身，讓至大至剛的天地正氣滲透進血肉之軀，以此對抗皇權。為此而死者遍佈史書。故，當清末士大夫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可以安全的批判君主時便迅速引進，終結皇權，建立民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反之，若天下無道，則人人皆可議。人人皆有議政的權利。同時，因“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南宋蔡沉《尚書集傳.周書.立政》）。故由議政形成了與政治系統并列的教化系統。在政治系統中儒者是臣，在教化系統中儒者是師。儒家要以教化系統主宰政治系統、以師道教化君主，以學術領導政治。因而以學校為議政之所。在此精神下而有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明末的東林黨、清末的戊戌變法運動以及被共黨血腥鎮壓的 1989 年6 月 4 日的學生運動。

　　接下來我以明朝海瑞的《直言天下第一疏》來總結上述内容。 海瑞備好棺材死諫嘉靖帝，他在《直言天下第一疏》中勸諫嘉靖帝：“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83

　　之恥，置身與皋、夔、伊後先……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我已説明，儒者並非尊君主個人，而是尊君道。君道即敬天愛民之道。所以，海瑞勸諫嘉靖帝要“講求天下利害”。上天好生之德貫通萬物為一體，是人的固有本性，愛民即此本性之發用。君主敬天愛民便能直通上天好生之德。

　　所以，海瑞說“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因為愛民發自“上天好生之德 ” ，而上天好生之德不朽。所以，海瑞說“性分中有真壽”

　　（真壽即不朽）。堯、舜、禹、湯、文、武等聖君，皋、夔、伊等賢相盡此本性而得不朽。君以聖君為法，臣以賢相為法，置身於聖君賢相序列而不朽 。所以，海瑞說“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與皋、夔、伊後先”。儒者以“洗君道之誤”為忠君。所以，子思有言：“恆稱其君之惡者謂之忠”。

　　儒者的最高信仰是天，上天愛民，君臣必須以愛民為天命。君若不愛民，臣必須勸諫以“洗君道之誤”。儒家要君主克除一己好惡，依從民之普遍好惡。儒家從理論和制度上限制君主權力，儒者雖為此流血無量，但並不能真正限制皇權（如，儒家主張政權的和平更迭，而現實上卻是每逢改朝換代，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人口往往減半。儒家以道德人格高於政權。但現實上，民只是政權之奴，民始終處在等待餵養的寵物地位，這是對上下與天地同流之人格尊嚴的羞辱……）。因此，在儒家內部，漸漸由限制皇權演變為開始否定皇權，此即明末黃宗羲諸大儒的主張。黃宗羲諸大儒的思想被滿清埋沒兩百多年後，在清末由孫文延續，並融合西方民主制度而建中華民國。

　　接下來我就舉例來展示此一脈絡。我會列舉秦、漢、魏晉、隋、唐、宋、明、明末清初、清末、民國的士大夫的主張，說明古代“批判君權”的思84

　　想如何代代綿延而生中華民國。之所以會如此大量的舉例，是因為近代以來將中國文化污衊為專制幫凶的言論真可謂鋪天蓋地，要駁正此種曲解，就必須以古人思想實實在在的證明，每一代均有反專制的思想。所以，接下來我不得不、不厭其煩的大量舉例（請注意，共黨陰陽兩面，所說與所做徹底背反。因此，切記：不要以共黨頭口所說而誤以為它符合以下所舉各例）——

　　秦：

　　《呂氏春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自驕則簡士，自智則獨專…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呂氏春秋》孟春纪 贵公， 恃君覽 驕恣）。

　　漢：

　　賈誼：自古及今日，於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上選吏也，必使民預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賈誼《大政上》、《大政下》）。

　　眭弘（以下是大義，原文請見《漢書》卷 75 眭弘、卷 88 儒林）：

　　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百姓看到在泰山、萊蕪山南有一塊巨石自立，響聲之大猶如數千人在喧鬧。巨石有一丈五尺之高，四十八人合圍之粗，入地有八尺之深，有三塊石頭為足，有數千隻白烏鴉集聚在旁。此時，昌邑廟中已枯死倒地的社木竟又復活，上林苑中已經斷根枯死的大柳樹也復活，自己站了起來，蟲子吃樹葉後的形狀如：“公孫病已立”幾個字。眭弘認為“巨石、大柳，皆屬陰，乃庶民之象。泰山，五嶽之首，乃王者易85

　　姓改號祭天之地。如今，竟有巨石自立，死柳復活之事，絕非人力所能為，必有匹夫受天命而為天子。枯死的社木復活，說明已經被廢的公孫氏會有人興起”。因此，眭弘上書，要求皇帝退位，遍尋天下賢能，禪讓帝位給賢能之人。眭弘被判死刑。五年後，漢宣帝即位。漢宣帝即眭弘所說的自民間興起即天子位的人

　　谷永：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聖賢，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漢書，卷八五，谷永傳》）。

　　荀悅：（封建）“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秦廢封建改為郡縣後）“以一威權，以專天下……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荀侍中集.

　　列侯論》）。

　　魏晉：

　　郭象：“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己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人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己豈通哉！故一身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郭象《莊子注.在宥》）。

　　嵇康：“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豈勸百姓以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己哉！”（嵇康《答難養生論》）。

　　鮑敬言（主張無君）：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含哺而嬉，鼓腹而遊……君臣既立，眾匿日滋……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勞之不休，奪之86

　　無已，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桀紂之徒，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能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恣也”（葛洪《抱樸子.詰鮑》）。

　　隋：

　　（文中子）王通：“房玄齡曰，《書》雲，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文中子王通《中說.事君》）。

　　唐：

　　唐末《無能子》：“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已。

　　不過於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

　　唐末羅隱（質疑堯舜皆以其子不肖，所以不行“家天下”的説法）：“夫陶唐之理，大無不周，幽無不照，遠無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蓋陶唐欲推大器於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廢之。然後俾家而不自我而家，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與不肖矣”（《讒書.丹商非不肖》）。

　　宋：

　　87

　　朱子：……後來所謂英雄……但有利欲場中出頭出沒……千五百年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嘗一日得於天地之間也（朱子《答陳同甫書》）。

　　胡五峰：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謬也。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人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主所以縱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自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夷狄之禍矣。悲夫！”（《知言》卷六）。

　　明：

　　呂坤：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其治任之而已，己無所也。五帝是一截世道，其治安之而已，不擾民也。三王是一截世道，其治正之而已，不使縱也。秦以後是一截世道，其治劫之而已，不以德也（《呻吟語.世運》）。

　　明末清初：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

　　《原君》：古之人君，不以己私害天下，為天下興利除害。而後之人君：“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之我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原法》：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三代以上之法，固未嘗為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也，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88

　　屏藩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

　　《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與學校……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

　　郡縣官政事闕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注：天命一詞，由命令君臣代天保民。經孔子的仁學，漸漸演變至《中庸》的“天命之謂性”。從而將天命内化為人皆有之的良心理性。故孟子言‘人皆有是非之心’。南宋陸象山言‘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明朝王守仁言“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欲將是非的決定權歸於個人。黃宗羲進而言‘不以天子之是非為是非’。最終演變為孫文之民權主義‘讓四萬萬人做皇帝’）。

　　王夫之：天子無大公之德以立於人上，獨滅裂小民而使之公，是仁義中正為帝王桎梏天下之具也（《讀通鑒論》卷二）。

　　唐甄：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鬥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穎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事，必痛苦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苦而去之矣。吾不忍為之臣也……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也”（《潛書.室語》）。

　　清末：

　　康有為（解孟子之“民貴”）：蓋國之為國，聚民而成立……公共之事必舉公人任之。所謂君者，代眾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民者如店肆之東人，君者乃聘顧之司理人耳。民為主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僕。故89

　　民貴而君賤，易明也。眾民所歸，乃舉為民主……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國皆行之。近乎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孟子已早發明之矣”

　　（《孟子微》）。（注：康有為認為西方近代的民主與孟子之民貴互通，此即我隨後會提到的“中西融匯，兩不偏廢”之道）。

　　譚嗣同：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民辦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仁學》）（注：譚嗣同亦認為西方近代的民主與古儒之道互通，其在《仁學》中言：“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仿佛《禮運》大同之象焉”）。

　　梁啟超：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有名無實之憂……其行暴也，則窮兇極惡，無從限制，流惡及於全國……若夫貴自由，定許可權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一二人……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復亂也（《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

　　中國三代以上，政事修明。歐洲近百年來之政治煥然一新。其所以立國之本末皆合於公理，而不戾於吾三代聖人平天下之義……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變法通議》）（注：梁啟超認為西方近代的民主與中國古聖之義互通，此即我隨後會提到的“中西融匯，兩不偏廢”之道）。

　　何啟、胡禮垣：“一切之權皆本於天。然天不自為，以其權付之於民。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加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天下之權，90

　　惟民是主。然民亦不自為也。選立君上以行其權……天子之權得諸庶民。

　　故曰：得乎邱民而為天子也”（《新政真诠.正權篇辨》）。

　　中國民權之理，於古最明……堯舜之世，即今泰西民主之國也。太甲成王之世，即今泰西君民共主之國也。然不論君主民主或君民共主，要皆不離乎獨重民權。此則泰西各國所必由之道。即我古帝王不易之經也……（《新政真诠.前總序》）（注：何、胡二人認為西方近代的民主與中國古帝王之道互通，此即我隨後會提到的“中西融匯，兩不偏廢”之道）。

　　孫文：

　　中山先生同樣認為西方近代的民主與中國古聖之道互通。他說：“中國人民親悉一種民主概念，已經四千餘年——從彼時起實際上已經建設了這樣的民主政府。中國古時民主國家被人推翻，如羅馬共和國被凱撒推翻一般，後來中國人看著民主政府如烏托邦似的，但是他們得著一種機會，看著美國、法國的民主國都建立了，他們對於烏托邦的意義也就瞭解了。

　　因為這種觀念，從專制政體改到共和政體簡單極了”（民國十三年（1924年）1 月 27 日中山先生與北京大學教授克拉克的談話）。

　　中國自古以來的民主渴求，到了中山先生則有了具體的制度。中山先生說：“中國古昔有唐虞之禪讓，湯武之革命……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不可不取資歐美（孫文《中國革命史》）”，“把政治的大權分開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這樣的分開，就把政府當做機器，把人民當做工程師……第一個是選舉權……第二個就是罷免權。人民有了這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91

　　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這種權，叫做創制權，這就是第三個民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叫做復決權，這就是第四個民權……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就是要用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大事……這四個民權，又叫做政權，就是管理政府的權……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 （中山先生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部分）”（歐美各國皆是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而中山先生則主張五權。對此，中山先生在《中國革命史》中解釋到“余遊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如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古代考試之制、糾察之制，足以濟歐美政治、法律之窮。故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簡言之，中山先生的四大民權是為了實現主權在民、全民政治，設立考試權和監察權是為了實現專家政治）。

　　有關代代綿延的“批判君權，渴求民權”的舉例，限於篇幅，到此為止。正因“批判君權，渴求民權”的代代延續。所以，19 世紀中西交通以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何啟、胡禮垣、中山先生等人皆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和中國古儒之道互通，因而開始了中國近代以來最重要的、唯一正確的思想路徑——“中西融匯，兩不偏廢”的中道。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夠迅速建立中華民國，正是因為他延續了“中西融匯，兩不偏廢”的中道。但自新文化運動之後，思想界背離了“中西融匯，兩不偏廢”的中道，變為了“廢中偏西”。此一背離，給中國帶來了致命的浩劫。中華民國之所以失去大陸並被共黨霸佔至今，皆因思想界“廢中偏西”，嚴重違背“中西融匯，兩不偏廢”的中道。如今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仍然存在著92

　　非常嚴重的“廢中偏西”，這是中國大陸民主化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近代中國表現在外的是政治、軍事的種種紛擾，而決定於內的則是“中西融匯、兩不偏廢”和“廢中偏西”兩個思想路徑的彼此較量。中國大陸能否實現民主化，也取決於國人能否停止“廢中偏西”，盡快光復“中西融匯，兩不偏廢”的中道。此義絕對重要，我會在第三章的“光復民國”部分具體說明，深望諸位留意！

　　儒家數千年的民權渴求，最終由中山先生領導的民權革命實現。辛亥革命結束了數千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然而，辛亥革命時，世界上君主制的勢力依然巨大。中山先生曾說：

　　“當中國發起革命的時候，世界上還有勢力很大的專制君主，把君權、教權統在一個人身上的，像俄國皇帝就是如此。其次把很強的海陸軍，統在一個人身上的，便有德國、奧國的皇帝”。辛亥革命爆發時，世界上的君主制仍然強大，再加上中國已經被法家塑造的君主制統治數千年，為什麼辛亥革命可以迅速推翻皇權呢？而如今，民主早已經是普世價值、世界主流，為什麼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雖經數十年的努力卻進展緩慢呢？（此義至關重要，我會在第三章“光復民國”部分具體說明，深望留意）。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制度，乃國史所未有，這是從政治制度的變革來說的。從天人關係來看，辛亥革命更是驚天動地。所謂天人關係，即天地是父母，人人皆天子。但古代中國，只有皇帝一人是天子。

　　到孔子的仁學，讓每個人可以作為德性意義上的天子，但政治上仍未實現人人皆天子。中華民國創建後，“讓四萬萬人做皇帝”（中山先生語），在政治上首次實現了人人皆天子 （此即中山先生所說的“以最優等人格待我四萬萬同胞”）。我們也可以說，整部國史即在實現“人人皆天子”這一93

　　絕對永恆的天人關係。所謂天之子，即讓人的“天地之性”，全面涵蓋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孔子之“仁”本來就全面涵蓋此四者。但因法家君權的束縛，普通百姓只能通過修德以實現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政治上的天下廣度則被遮蔽。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皇權，實現民權，讓被遮蔽的天下廣度能夠實現，亦即南宋大儒陸九淵所說的：“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吾分內事皆宇宙內事”（之所以能夠實現天下廣度，正是因為中山先生及諸先烈能夠貫通天下廣度——貫通古今、貫通中外、貫通幽明。隨後我會談到貫通古今和貫通中外。有關貫通幽明，請見第三章“光復民國”部分）。每個人都有貫通天地的良心理性，每個人都有憑藉良心理性參政問政的權利。在古代，政治的主體是君主和士大夫，他們是實施良心理性的主體，而普通民眾則是被動的，被排斥在政治領域之外的。民眾缺乏政治上的主體地位，便無法起到真正的主宰作用。因此很難限制君主和士大夫集團的墮落。同時，民眾的良心理性也不能充量發揮，僅僅被局限在個體道德與家族中，這是貫通天下的良心理性的萎頓。到了民權時代，政治的標準依然是良心理性，但政治的主體從君主和士大夫擴展到了全民。也就是說，從古到今，實際上是良心理性的流動普遍化，良心理性從一部分人擴展到所有人，每個人都可以憑藉良心理性來替天行道。

　　簡言之，人人皆天子，則人人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權利和義務。但在古代，只有皇帝和士大夫能以天下為己任，普通百姓則不能。中華民國建立後，民變為了“君主”，從政者變為了“臣子”，人人皆天子，皆能以天下為己任，皆可通過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民權來行使“天子”之權，“民國”即“四大民權之國”（中山先生言：必具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為純粹民國也”）。古代士大夫只強調養民、保民、新民，而沒有“興民”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94

　　《孟子.盡心章句上》），讓民能夠自覺的以天下為己任，即成為“公民”。

　　中華民國建立後，在制度上實現了民權，民皆興起，成為了公民，可以自覺、自主的養民、保民、新民。而共黨之所謂民僅僅是‘勞動群衆’，一群勞力而已。因此，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共黨絕非新中國，他讓“人人皆天子”變為了“人人皆共奴”（民國 36 年（1947 年）中華民國全國普選，蔣公當選總統。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後的大陸，絕無真正的選舉，別說全國普選，就連共黨內部都沒有真正的選舉。民國 109 年 （2020 年）5月，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臺灣，百萬高雄市民行使罷免權，罷免了市長。1949年之後的大陸，絕無罷免權。別說罷免市長，就連批評市長，甚至批評村長都會被抓捕迫害。在臺灣，如果因為政府施政錯誤而導致百姓死亡，人民有權彈劾罷免總統。在大陸，餓死、整死、殺死至少八千萬中國人的毛匪竟然仍掛在天安門。中華民國建立後，皇權終止，民權實現，百姓再也不用跪求官員。但在 1949 年之後，百姓又跪了下去。1989 年遊行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跪求共黨，最終被共黨血腥鎮壓，此即震驚世界的八九六四。如今，經常可以看到被共黨官員欺壓的百姓，上訪喊冤，跪求共黨）。共黨絕非新中國，也不如舊中國（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上說，那些將共黨等同於皇權的人犯了致命錯誤：1、他們絕口不提共黨與皇權的區別：以“無神論”奴役神州是共黨的根本罪孽。皇帝畏天，屢下罪己詔，而共黨絕無；皇帝尊人倫，從未挑動子女鬥父母；皇帝尊聖人之言，從未有漢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論。皇帝剝奪民權，共黨則剝奪民權和人性。2、他們誤以為數千年中國只有專制。殊不知，數千年中國，在民族侵略、專制壓迫、民生盤剝的同時既有一股反抗侵略、反抗專制、反抗盤剝的浩氣潛流，三民主義及反共革命即此潛流之延續。他們僅以“專制”一詞概括整部中國史、抹殺所有中國文化，他們絕口不提已經實現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敬天理、尊人性、反專制”的中國道統雖面臨皇權的嚴酷打壓，但仍代代綿延、不斷努力，最終與西方民主制度融匯而生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95

　　中國正統文化的自然演進，是真正的中國。共黨並非中國文化的自然演進，中國文化不可能生出毀天理、滅人性的馬列）。中華民國之所以能夠實現民主，是因為中國文化本來就認定人由天地所生，人人皆天子，如此敬重人格尊嚴遲早會實現民主。但近百年，知識界瘋狂的反對儒家、詆毀儒家，導致了民族文化的虛無，共黨便趁虛而入。其結果是，德性意義上的天之子，被共黨替換為生物意義上的“猴子的兄弟”。共黨將人徹底物化、獸化、奴化，永世不可能民主。數千年中國，堯舜禹湯文武是聖王一體。秦漢以後是聖王分離，一方面是法家以世俗之王為聖，另一方面是儒家以聖人之道制約世俗之王。儒家和法家數千年對抗的結果是儒家的聖人之道和西方的民主政治融匯，終結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建立後，民眾就是王，民眾可以通過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來行使王權。那麼“聖”

　　在哪裡呢？每個人仍需接受聖人之道的教育，再現聖王一體，此即蔣公所說的倫理與民主的結合（德性是民主的根基，若無德性則無良性民主）。而共黨在 1949 年之後，聖王俱毀——一面剝奪民權，讓民從“王”變為了奴。一面毀滅文化，煽動人的獸性，毀滅人的聖性。華族數千年來有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是孔子的仁學讓國人在人格上頂天立地。二是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讓國人在人權上頂天立地。人格與人權的雙重站立，才算一個真正的人。1949 年後，此二者徹底坍塌，共黨阻斷了國人的成“人”之路。因此，共黨絕非新中國，也非舊中國，它只是馬列黨國。

　　論天德以愛民為首，論政治則須以敬民為首，而非愛民。因為愛敬有別——愛為橫，敬為縱。吾人愛父母、愛子女、愛朋友、愛國族、愛人類、愛動物、愛草木，這是愛的次第橫施通天下，所對應的是‘天下廣度’。

　　敬則有對人抬舉之意，吾人所敬者，乃是超越肉身的精神人格。肉體有形，96

　　有形者有限 ；精神無形，無形者充塞天地而無限。因此，敬人乃超越肉身而上達通天，所對應的是‘人性深度和天地高度’。在愛中，人物無別，吾人可以愛父母、愛子女、愛朋友，也可以愛寵物、愛草木。在敬中，人物有別。吾人會敬天、敬祖、敬人，但不會敬貓敬狗敬草木，我說的是自然而然的敬，並非經由某種哲學文化陶養之後的敬。對人的愛中若無敬，就不是對人的愛，而是對物的愛。在愛中若無敬，就會把人當作物來佔有擺弄。此點表現在政治即表面說‘愛民’，實則剝奪民權，僅以經濟動物看待民，僅以滿足民之溫飽來判斷政治合法性。中國文化說到上天之德，則說愛民。說到政治則必須是敬民如敬天，如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概括的說，中國文化數千年以來所要實現的就是‘民貴君輕’，但因為法家塑造的絕對君權的阻撓，古代中國並未實現民貴君輕。待中華民國建立後，才首次在制度上實現了民貴君輕。中國大陸被共黨佔領，落入極權鐵幕，由中華民國首次實現的民貴君輕被徹底斷絕至今。

　　中華民國的建立是華族數千年民權渴求的實現，中華民國失去大陸，是華族數千年民權渴求在大陸的中斷。明末黃宗羲諸位大儒的民權思想萌芽，因滿洲入侵而中斷。中華民國建立後，原定六年訓政結束之後開始憲政，但因日本侵略，訓政時間不得不延長。對日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開始實行憲政，全國普選總統、副總統。但因蘇聯指使共黨叛亂，盤踞大陸，憲政又被中斷。中國近三百年的民權渴求，皆因被侵略而中斷。故，欲實現民主，必須先進行民族革命。因此，孫文革命，欲建立中華民國，則必須先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國民革命，欲落實民主憲政，則必須先驅逐日寇；今日大陸欲實現民主建國，則必須驅逐馬列黨國，光復中華民國。

　　97

　　二、宗族自治：

　　古代中國的倫理社會奠基於西周的宗法政治。封建政治崩壞後，西周的宗法進入社會形成宗族自治，這是秦漢以後緩和專制、抵抗皇權的重要力量。民國史家錢穆先生在說：“秦漢有鄉官，三老掌教化，嗇夫主收賦稅聽訟，遊徼掌禁盜賊，鄉三老以上有縣三老，並由民選，其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縣令丞尉關於地方行政須詢三老意見，對天子王侯亦得直接言事”（民國錢穆《國史大綱》第四十一章第一節）。魏晉時期的士族門第可以上抗天子。唐行科舉之後，門第士族衰落。無世家大族限制皇權。宋明儒者為了制衡皇權，開辦了各種鄉族自治，如，義莊、社倉、保甲、書院、鄉約（據民國錢穆《國史大綱》）。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南宋的《呂氏鄉約》、明朝方孝孺的鄉族自治、王守仁的《南贛鄉約》。明末大儒顧炎武反對中央集權，他說：“寓封建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郡縣論》）”。清中葉馮桂芬以宋明鄉約結合近代的地方自治，其主張：

　　“滿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裏中人各以片楮書姓名，保舉一人，交公所匯核。擇其得舉最多者用之。不為官，不立署，不設儀仗。

　　以本地土神公祠為公所……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異績殊譽，許入薦舉。

　　有過者隨時黜之”（《校邠廬抗議.復鄉職議》）。清末的何啟、胡禮垣言：

　　“以大治小，不若以小治小。以大治小，精神必不能到，智慮必不能周。

　　以小治小，燭之必無不明，算之必無遺策。小者既顛撲不磨，大者則無懈可擊。是故以縣治鄉，不若以鄉自治之為得也。以府治縣，不若以縣自治之為得也……鄉治則縣治，縣治則府治，府治則省治，省治則京師自無不治”（《新政真诠.後總序》）。正因有此綿延千年的宗族自治，所以，中山先生說：“地方自治者，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國不固。吾國舊有地98

　　方自治…本舊礎石而加以新法，自能發揮數千年之美性…民權以縣為單位…三千縣之民權，猶三千塊之石…竭五年十年之力，為民國築此三千之石礎…縣縣都可以自治，中華民國便自然成立。如果全國的人民不能自治，總是要靠官治，中華民國便永遠不能成立…全國人民有了自治能力，便是全國人民有了民國的國民資格”（民國五年（1916 年）7 月 17 日中山先生在上海演講‘自治制度為建設之礎石’）。此處雖言地方自治，但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既不偏於中央集權也不偏于地方分權，而是採取均權制度。

　　中山先生在民國 11 年（1922 年）為上海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而作的‘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一文中說：“權之分配，不當以中央或地方為對象，而當以權之性質為對象……例如軍事外交，宜統一不宜紛歧，此權之宜屬於中央者也。教育、衛生，隨地方情況而異，此權之宜屬於地方者也。事之非舉國一致不可者，以其權屬於中央；事之因地制宜者，以其權屬於地方”。

　　三、驅逐異族，恢復中華

　　中國文化裏的民族思想，從古代至民國的演變，是由重道統、輕血統的夷夏之辨，演進為道統與血統兼重。五胡亂華和蒙元入侵並未引起此一變化。待滿清入主中原，華族在遭受第三次異族入侵的慘痛教訓後，才發生此一演變。略述如下：

　　先簡略説明何謂血統性夷夏之辨和道統性夷夏之辨。儒家的夷夏之辨，其本質並非種族之辨，而是文化道德之辨。遵從仁義即華夏，違背仁義即夷狄。華夏與夷狄的劃分並非固定不變的，夷狄若仁義則變為華夏，華夏99

　　若背離仁義則貶為夷狄。因此，中國文化判定民族優劣的標準，不在血統而在德性。若以血統定優劣則會有納粹般的種族屠殺之害。若以道德定優劣，則絕無此害。

　　夷夏之辨的前提是人禽之辨。人和禽獸的區別是，人類除了生活在自然世界外，還有道德世界和文化世界。侵略他國，則違背道德世界；亡人文化，則毀滅文化世界。每個民族的文化，皆由人類的良心理性創造，皆有延續的義務與權利。亡人之國與自亡其國，亡人之文化與自亡其文化，皆為不可饒恕之大惡，皆為蠻夷行徑。因此，在民族被侵略的生死存亡之際，必須抵抗。其意義不僅在存續民族血統，更在守護民族文化。在民族沒有面臨生存威脅時，夷夏之辨的本質是文化道統而非血統。只有在民族被侵略，種族的生存面臨威脅時，種族才是第一位的，絕不能犧牲本民族，否則便是漢奸賣國。

　　血統性夷夏之辨和道統性（仁義道德）夷夏之辨，缺一不可。沒有血統性夷夏之辨，則民族無法生存，文化亦失其載體。只有血統而無道統性夷夏之辨，則會墮落為軍國主義、種族屠殺。滿清入主中原後，大肆屠殺漢族。在其兩百六十年的統治期間又欺壓漢族。因血統性夷夏之辨，中山先生必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並非驅逐滿族，而是驅逐滿族專制政權）。因道統性夷夏之辨，在中華民國建立後，就超越種族界限而提出合“漢、滿、蒙、回、藏”五族為中華國族。

　　血統性夷夏之辨，目的在“攘夷狄”，以實現民族之生存；道統性夷夏之辨，目的在“化夷狄”，以實現民族文化之廣被。數千年來，在文化廣被方面，華夏文化能同化異族並遠播日本、朝鮮、越南……但在“攘夷狄”方面，我們卻屢遭異族侵略，被異族統治。國史上，五胡亂華、蒙元100

　　入侵、滿洲入侵都帶來極其慘烈的屠殺和對民族文化的嚴重毀滅。每次外族侵略，都會導致華族的巨大衰退。中華文化到宋朝達到頂峰，經蒙元統治備受摧折；明朝末年由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大儒提出的民權思想，被滿清統治埋沒了兩百多年，到清末才由中山先生等人延續；國民政府對日抗戰勝利後，頒佈《中華民國憲法》，開始了憲政，這是我華族史上真正的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共黨趁日本侵華坐大，並在蘇聯的援助下發動戰爭，佔領了大陸，我華族數千年的民主渴求被中斷，大陸落入極權鐵幕至今已七十餘年（1946 年——1949 年所進行的並非國共“內”戰，而是國民政府領導的抵抗蘇俄共產國際入侵的民族戰爭，蘇俄入侵的工具即共黨。詳見第三章。香港在 1997 年之後，之所以要抗共，2019 年之所以發生時代革命，其根源不僅僅在 1997 年，更在 1949 年大陸被共黨佔領。1997 年，香港不是“回歸”，而是被共黨殖民。此處不展開，詳見第三章）。蒙元入侵、滿州入侵、日本入侵、蘇俄入侵，只有對日抗戰我們取得了勝利。蘇俄馬列的入侵對我華族帶來的災難，超過國史上任何一次外族入侵 （具體說明請見第三章）。

　　綜上，必須同時兼顧血統性和道統性夷夏之辨。但此一融合，至中山先生提出民族主義方完成。五胡亂華，民生困苦至極。但隨後建立的隋唐，卻並不重視夷夏之辨。唐太宗本具胡人血統，不重種族之分。其言：“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唐代多用胡人為將。

　　導致唐朝衰落的安史之亂就是唐人不重視夷夏之防的惡果。安祿山本是胡人，而唐玄宗授其以節度使大權，管轄範圍包括如今的遼寧、河北、山西等省，擁兵十八萬之多，其所用諸將亦多為胡人。安史之亂後，討伐安史的諸將皆擁兵割據而釀成藩鎮之禍。藩鎮諸將大部分是胡人。極度黑暗的五代十國也是唐代藩鎮的延續。五代時的馮道，雖有恤民之義，但因其不101

　　重夷夏之防，屢仕異族，被宋儒斥為“無廉恥”。晉石敬塘割讓幽薊十六州給契丹，導致宋代開國之時，便失去北方國防，異族之兵三四日即可到達都城開封。蒙元亡宋之後，元儒仍只重文化道統而輕種族血統，故有許衡之仕蒙元。至朱元璋起兵“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其言：“自古帝王臨禦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朱元璋雖行民族革命，但其在《喻中原檄》中說到起兵反元是因為“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擅權，憲臺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叛離，天下兵起”。可見其分別夷夏之標準仍是重文化而輕血統。明初大儒方孝孺仍以文化區分夷夏，其在《後正統論》中說：“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儀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夷狄者侄母蒸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為禽獸也”。直至明末清初，滿清入主中原，華族再遭異族欺淩，生靈塗炭。此時，才有王夫之在以文化辨別夷夏的同時又明確以血統種族、地理環境來區分夷夏。其言：“民之初生，自紀其群。擯其夷狄，建統惟君……保其類者謂之長，衛其群者謂之君……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原極》）”、“夷狄之於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亦異……天以洪鈞一氣生長萬類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氣亦隨之而變，天命亦隨之而殊（《讀通鑒論》七）”。此一民族思想，雖經滿清的嚴酷打壓，但仍通過民間秘密會社流行。天地會、洪門、三合會均以此民族思想為宗旨，欲“反清復明”。太平天國以妖虜視滿清，以神州為中國。其雖以“反清復漢”為號，但又以耶教毀滅漢族之魂——堯舜102

　　周孔之道。曾國藩等人欲保衛民族道統，故憤而起兵滅此“洪楊之亂”。

　　太平天國欲光復民族政權，卻毀滅民族文化。曾國藩欲保衛民族文化，卻不圖光復民族政權。各執一端，皆非真正的民族主義。待中山先生提出民族主義，才實現了民族政權與民族文化的雙重自主，這才是真正的華族自主。19 世紀中西交通以後，中國由“天下”變為一國，現代的民族國家觀念萌發。同時，明末王夫之諸位大儒的民族思想也因革命黨的發掘而廣佈。所以，民族思想在清末迸發。僅舉幾例如下：

　　譚嗣同斥責滿清之罪：“一旦逞其兇殘淫殺之威，以攝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弊其智術。繁跪拜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悲夫！悲夫！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亡也”。又斥責滿清為什麼反對變法：“豈不以方將愚民，變法則民智。方將貧民，變法則民富。方將弱民，變法則民強。方將死民，變法則民生。方將私其智其富其強其生於一己，而以愚貧賤弱死歸諸民，變法則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仁學下》）。

　　梁啟超：真愛國者雖有外國之神聖大哲而必不願服從於其主權之下。

　　寧使全國人流血粉身，天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於他族。蓋非是則其所以為國之具先亡也……（《新民說》第六節）

　　章太炎：所以容異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權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滿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撫治而得之，乃以陵爍顛覆我而得之。彼已覆我邦家，攘我主權矣。是我之寇仇也。雖能同化，豈可不排？”（《中華民國解》）（這是章太炎反駁康有為，康誤以為滿洲已同化為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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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容《革命軍》：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即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雲爾。

　　中山先生有關民族主義的言論，分散在全集各處。為了讓各位知道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大義，我以此順序羅列如下：人人見到父母總認得，不會把父母當做路人，也不會把路人當做父母，民族主義是發自種性……何謂民族主義，即民族之正義之精神也。唯其無正義、無精神，一亡於胡元，再亡於滿清，而不以為恥，反謂他人父，謂他人君……滿人攻城之後，還要大殺十日才封刀，這不是人類行為……所謂民族主義不是排外，不是殺光滿人，而是不甘心滿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權，定要撲滅他們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 ……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中華民國成立後，四萬萬人合滿蒙回藏五大族為自由民……我五大種族皆愛和平，重人道，若能擴充其自由平等博愛之主義與世界人類，則大同盛軌，豈難致乎！。

　　中山先生全面融合血統性夷夏之辨和道統性夷夏之辨，共黨則全部違背——

　　共黨違背血統性夷夏之辨——1929 年，因東北的中東鐵路問題，蘇聯派兵入侵中國，而共黨竟以“工人階級無祖國”的名義，號召“武裝保衛蘇聯”，這已經喪失了生而為人的最起碼的羞恥心。日本侵華，共黨假借抗日以奪權，並且出賣國軍情報給日寇。1949 年之後共黨又出賣了大量國土（具體史實見第三章）。

　　共黨違背道統性夷夏之辨——共黨雖然在血統上是華夏，又霸佔著華夏土地，但其行為徹底違背中國文化與普遍人道（具體史實請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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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共黨並非華夏，而是蠻夷。如今，許多人（包括許多臺灣人）被共黨挑動起來的虛假民族主義迷惑，就是因為他們忘記了道統性夷夏之辨。

　　他們不知道共黨自認不是中華民族（具體請見第三章）。1949 年之後，他們淩駕于漢、蒙、回、藏等各民族之上，大肆毀滅各民族文化，大肆屠殺各族人民（如：1959 年西藏抗暴運動、1989 年胡錦濤鎮壓西藏、如今的新疆再教育營（集中營）、1967 年以“內人黨”之名屠殺蒙古族以及如今的禁止蒙語教育……）。因為共黨長著漢族的臉孔。所以，各民族將仇恨對準了漢族，未來有可能發生大規模的針對漢族的報復行動而引發戰爭，實則漢族也是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國在秦朝以前，主要是漢族內部的爭戰。秦滅六國以後，主要是漢族地區和邊疆民族的爭戰。中華民國建立以後，漢族和邊疆的爭戰結束，主要是中國與列強的爭戰。到今日，因為共黨無道，中國又有漢族與邊疆民族爭戰的危險。

　　四、為民制產、杜絕兼併：

　　孟子說（以下是大義。原文見《孟子.梁惠王上》之“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段）：“沒有固定的產業而能堅固不拔、死守良心，只有士能如此。普通百姓，如果沒有固定的賴以為生的產業，就很難持守良心。如果良心被遮蔽，就會肆無忌憚，無惡不作。他們犯罪後，就施以刑罰，這是挖陷阱誘捕百姓。仁人在位，怎能忍心陷害百姓呢？因此，賢明之君，為民制產，讓百姓能夠敬侍父母，養活妻兒，豐年可得溫飽，災年不會餓死。若能如此，則再要求百姓為善，他們就容易做到了。而如今，百姓生存艱困，上不能奉養父母，下無法養活妻兒，豐年難得一飽，凶年105

　　難免一死。百姓性命難保，便無暇顧及禮義。王若欲行王道，則必須返本。

　　五畝之宅，種有桑樹，五十歲的人便有絲綿可服。雞豬等家畜，只要不錯過生殖時節，七十歲的人便有肉可食。百畝之田，切勿侵奪農時，八口之家便可免於饑餓。人飽食而無教，則與禽獸無異。因此，須敬行教化，重申孝悌之道，民知愛親敬長則能代長者勞。如此，頭髮半白的長者就不會背負重物在路上了……”（共黨嚴重違背此道。具體史實請見第三章）。

　　人飽食而無教，則與禽獸無異。所以，判斷政治的最高標準不在解決百姓的物質生活，而在民眾能否以道德為重。之所以必須“為民制產”，不僅僅是為了解決百姓的物質生活，更重要的是為了讓百姓容易持守良心。

　　因為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便無暇顧及道德。“為民制產”的關鍵是耕者有其田。根據儒家“為民制產”、“不患寡而患不均”、“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的精神。每個朝代都有儒者提出均田思想，僅舉幾例如下：

　　漢：

　　董仲舒：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專山澤之利，管山林之饒……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卒難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塞並兼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漢書.食貨志上》）。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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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五峰：均田，為政之本也。田裏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

　　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知言》卷三）。

　　明：

　　方孝孺：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富者之威上足以執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小民已代輸之也。富之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與友人論井田書》）。

　　王夫之：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若土則天地之固有矣……其生百穀卉木金石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民之有其恒疇，不待王者之授之也（《讀通鑒論》七）。

　　“為民制產”等精神落實於制度，較有名者有井田制、北魏均田制、唐代的租庸調制。中山先生民生主義中的“平均地權”即此數千年精神之延續。請注意，民生主義絕非劫富濟貧。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蓋防止富人以其富專制毒害貧民。譬如英、奧等國，君主國也，而政治之進步與民主國無異。因君主雖有君主之位，而不能干預政治專制害民故也。民生主義即以富人雖富，不使以其富害貧人。猶之君主雖有君主之位，無君主之權以害人民也”（注 4）。在此先提醒一點，國民政府之所以要和平土改，而共黨之所要血腥土改，是因為國民政府要解決的是土地問題，而共黨要解決的是“地主問題”。土地問題是政策問題，自然要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改革。而“地主問題”被共黨扭曲為先天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共黨自然要以血腥的方式進行掠奪。共黨的土改並非為了農民，而是誘惑農民參軍的手段。在農民幫它佔領大陸之後，共黨很快就以公社化的名義剝107

　　奪了分給農民的土地，最終餓死數千萬農民（具體史實請見第三章）。如今大陸的農民仍然沒有土地的所有權。土地被共黨以“國有”名義壟斷。共黨踐踏民權，經濟命脈被共黨權貴壟斷。沒有民權，所謂的經濟發展只是在餵養特權。所以，要實現民生的自主就必須先實現民權的自主。

　　綜上，民族自主的渴求，在古代中國具體表現為“驅逐異族、恢復中華”，經過代代綿延、不間斷的努力，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

　　民權自主的渴求，在古代中國具體表現為“批判君權，渴求民權”與“宗族自治”，經過代代綿延、不間斷的努力，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五權憲法”與 “地方自治”。民生自主的渴求，在古代中國具體表現為“為民制產、杜絕兼併”，經過代代綿延、不間斷的努力，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所以，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正是我華族數千年渴求的凝結。由此，我們便理解為什麼中山先生会說：“三民主義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也”。更可以理解为什么蒋公在民國十七年三月六日於南京對日本新聞記者说：“本黨之三民主義，無論至何時代，斷不失其光輝。若退一步言，即使國民黨終於渙散，中國全土，亦盡被淪陷，我敢斷言，有五千年文化歷史之中國，若四萬萬民眾，苟不死亡盡絕，則三民主義必終有實現之時……”。

　　因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是人類政治領域的永恆主題，故三民主義必貫通古今中外。上已説明，三民主義乃古代中國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三大渴求的實現。以下再繼續説明三民主義貫通古今中外——

　　三民主義貫通古今的大體表現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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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是每個朝代都必須要解決的三大要務。此三大任務，到滿清末年變得更加嚴重。民族方面，內受滿清部族的專制，外逢列強的殖民。民權方面，所面臨的不僅僅是兩千多年的君主制，更有滿清部族集團的專制。因此民權的踐踏，達到了古代中國的頂峰。

　　民生方面，百姓身受政治腐敗和列強殖民所帶來的雙重艱困。因此，中山先生將古已有之的三大任務和百姓所受的民族、民權、民生之苦難貫通，提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

　　2、中國文化的民主渴求到明末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達到頂峰，但因滿清入主中原而中斷，再由中山先生延續，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在“孫文主義哲學基礎”中說：“從前有一個俄國的革命家，去廣東問（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先生答覆他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

　　3、古代的革命多因土地問題而起。因此，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提出平均地權；近代的社會革命是因為工業革命後，資本集中，貧富懸殊。

　　因此，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提出節制資本，以防止貧富懸殊，並通過發達國家資本來建設實業。

　　三民主義貫通中外的大體表現有三：

　　1、在中山先生的年代，民族方面，有許多民族被殖民而求獨立，在民權方面，雖然民主已經是世界潮流，但大多數國家仍然是君主制，民主遠未普遍化。在民生方面，歐洲已經實現民主的國家，還有著嚴重的階級固化和巨大的貧富懸殊。因此，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109

　　生主義正是世界潮流，他將西方近代漸次出現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一次性提出。中山先生融合國史中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任務、清末面臨的民族、民權、民生問題，以及世界範圍內的民族、民權、民生問題，提出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將人類政治要面對的永恆問題，直接提出，以作為民主建國的永恆原則。中山先生曾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2、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通，主張全盤西化者，徹底否定民族文化。

　　主張保存國粹者，否定西方文化。中山先生則一面主張延續民族文化，一面吸取西方的民主科學。

　　3、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融合了西方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和中國古代的監察、考試制度。

　　三民主義之所以能全面融匯古今中外，正是因為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是源於天地、根於人性的人類永恆渴求。在本章，我説明此四大渴求如何代代綿延、不斷演進而生中華民國。華族文化有四大文本可以代表此一演變脈絡，它們是《西銘》、《禮運大同篇》、《宣統帝退位詔書》、《中華民國憲法》——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北宋）張載（注：這僅僅是《西銘》的一段，其它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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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義：乾坤創生萬物，乾是父，坤是母。我雖然渺小，但仍然中和乾坤與萬物渾然一體。充塞宇宙的乾坤之氣凝聚為我的身體，主宰萬物的乾健坤順之道是我的神聖本性。人類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

　　煩請諸位再回到這句話：“造化之本體無形，當其凝聚而有形則為萬物，凝聚有形便有固化的傾向。萬物一旦固化，宇宙必死寂。故，無形之造化本體運乎萬物中，破除萬物的固化，因而有生生不息的宇宙”。其中，凝聚而有形為“坤”，破除物之固化為“乾”。“天地之正”即乾主宰坤，亦即“乾健坤順”。乾若不剛健，便不能破除物之固化，則宇宙必死。坤若不順從乾，則萬物必固化，宇宙也必死。因此，“乾健坤順”乃絕對真理。

　　人類由乾坤父母所生，乾坤混合即“中”。因此，春秋時劉康公說“民受天地之中而生，以為命也”。由充塞宇宙的乾坤之氣凝聚為我們的身體，因此說“天地之塞吾其體”。主宰萬物的乾健坤順之德是我們的精神本性，因此說“天地之帥吾其性”。

　　諸位在第三章會看到共黨如何毀滅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道德生命。共黨之所以如此暴虐，皆因其僅以“予茲藐焉”之渺小肉體為生命，而不見“混然中處”之天地生命。因此，共黨只有階級鬥爭概念，沒有“民吾同胞”的概念。中國文化則見“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的天地生命，故以天地之心為本心、天地之性為本性、以天民為民。

　　人類和萬物皆由乾坤所生。因此，乾坤是父母，人類是同胞，萬物是朋友。亦即“天下一家”，其表現在政治上就是“禮運大同”篇所言——《禮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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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道之行”之“大道”即“天下一家”之道，其表現在政治即“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政權的“選賢與能”和治權的“選賢與能”。古代只有治權的“選賢與能”而無政權的“選賢與能”。破除“物化”的權力私有，實現政權和治權的“選賢與能”即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

　　“天下一家”之道表現在經濟即“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注意“不必”一詞，並沒有否定私有制，而是調節私有資本，以免其氾濫而發生過大的貧富懸殊，實現“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即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既沒有否定私有制，這是對“物”的肯定；又能兼顧社會福利，這是絕不物化。既肯定“物”又“不物化”，既肯定個體又兼顧群體，此即中道。

　　“天下一家”之道要表現在政治和經濟，就必須以“天下一家”之德為本，即“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既沒有廢除家庭，又沒有以家庭為本位，而是除一己之家外，還要對社會盡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華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固有道德，延續民族固有道德即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根本。此固有道德表現在各民族，即民族平等、民族融合、天下一家，此即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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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由“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所奠定的“天下一家”之根基，表現在政治即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之三民主義。實現三民主義，才會有“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的君子之行，這是政治的徹底德化。要德化政治，就必須破除權力私有的“物化”。

　　因權力私有，在政治的發端處、中心處即違背了“天下一家”之道，從“天下為公”變為了“天下為私”。政治發端處之私會彌漫在整個社會，絕對破壞天下為公、天下一家。因此，古代華族之首要任務便是，由主張‘公天下’的儒家對抗‘家天下’的法家。“化物的儒家”對抗“物化的法家”，最終結果是滿清退位，建立中華民國。下面請看“滿清退位詔書”——

　　滿清退位詔書

　　《宣統帝退位詔書》內容：

　　奉旨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回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113

　　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宣統帝（溥儀）退位詔書的頒佈，宣告了中國兩千多年君主制的結束。

　　詔書中的“一姓之尊榮”即家天下，“共和立憲國體”即“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因此，古聖“天下一家”、“天下為公”之大道，隨著滿清宣統帝退位、中華民國的建立而實現。

　　中華民國的民主建國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蔣公領導北伐肅清軍閥後，軍政結束，開始訓政。訓政原定六年，但因日本侵華，不得不延後。對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開始實行憲政，頒佈《中華民國憲法》，進行了華族史上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全民普選。但因蘇俄指使共黨全面叛亂，憲政在大陸中止。請看《中華民國憲法》的部分條文（強調，《中華民國憲法》皆真實執行，與共黨憲法徒具虛文截然不同）——《中華民國憲法》部分條文：

　　第十一條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第十二條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第十三條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十四條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第十五條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114

　　第十七條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復決之權。

　　第四十五條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四十歲者得被選為總統副總統。

　　第四十八條

　　總統應于就職時宣誓，誓詞如下：

　　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之制裁。謹誓。

　　第一百十三條

　　省設省議會，省議會議員由省民選舉之。

　　省設省政府，置省長一人。省長由省民選舉之。

　　屬於省之立法權，由省議會行之。

　　第一百二十一條

　　縣實行縣自治。

　　第一百二十三條

　　縣民關於縣自治事項，依法律行使創制復決之權，對於縣長及其他縣自治人員，依法律行使選舉罷免之權。

　　第一百三十八條

　　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第一百四十三條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115

　　第一百五十七條

　　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事業及公醫制度。

　　第一百六十條

　　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給。

　　第一百六十四條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以保障。

　　第一百六十六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之發明與創造，並保護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古跡古物。

　　第一百六十八條

　　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于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

　　以上所舉《中華民國憲法》條文分屬民族、民權、民生，以民權為主。

　　《中華民國憲法》的頒佈，在華族史上首次實現了政權和治權的雙重開放。

　　人民第一次獲得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復決權；首次實現了軍隊國家化；首次真正實現了人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首次實現了華族數千年來“天下為公”的渴求。但因蘇俄共黨的叛亂，民主憲政在大陸中斷 70 多年。如果沒有共黨的叛亂，中國早已實現了民主憲政。

　　如今臺灣已徹底實現民主憲政，臺灣施行的仍然是 1946 年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因此，中華民國才是延續了華族“天下一家”、“天下為116

　　公”道統的真中國。所以，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說， 中華民族的真實内涵是中華民國——中山先生說「漢滿蒙回藏五族合為一體，革去專制，建設共和，人人脫去奴隸圈，均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實中國四千年來歷史所未有」。以傳統的王道精神凝聚各族為中華，進而以現代的民主制度融合各族為民國。這才是中華民族的真實内涵。而共黨捧馬列為祖宗、貶人民為工具。它以馬列主宰各族文化、以專政奴役各族人民，徹底違背中華、摧毀民國。它絕非中華本身， 只是附體於中華的馬列。

　　第一章和本章均以理論為主，為免讀者疲累，本該現在就進入第三章開始談近代史。但行文至此，還必須説明，古代士君子及民國諸先烈究竟憑藉何種信仰，才使得四大渴求代代綿延而生中華民國。在簡單説明此點後，就開始第三章。

　　以下我會説明古代士君子及中華民國諸先烈隱而未顯的信仰——實現幽明共和，融入民族守護神序列而不朽。請先看一例——為了驅逐滿清，建立民國，鄒容在《革命軍》中號召國人必須斷絕奴隸性根：

　　1、養成上天下地唯我獨尊，獨立不羈之精神。

　　2、養成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辟的氣概。

　　3、養成相親相愛，敬己愛群，盡義務的公德。

　　4、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的人格。

　　“上天下地唯我獨尊”的“我”指人的天地之性（此句涵蓋天地高度和人性深度）。因本性固有，無待於外，絕對自主，因而可以獨立不羈。此獨立自主之精神表現在日常生活則為個人自治、團體自治（這是道德自主 、日常密度）。表現在人類大群便是相親相愛、敬己敬人，實現民族自主、117

　　民權自主、民生自主（這是天下廣度）。要實現此點，必須有樂死不辟的氣概。之所以會‘樂死’，是因為可以融入民族守護神序列而不朽。此即“幽明共和”之第二義。為了便於諸位理解，在正式開始之前，先請諸位看幾段蔣公的日記，我再說明中國文化對生死的看法。蔣公的話分散各處，我加以剖析以顯示其中的脈絡。

　　蔣公在西安事變時對張賊學良說（我在第三章會説明為何稱張學良為賊）——

　　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爾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個民族四萬萬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毀傷，民族即失其存在……今日之事，爾有武器，我有正氣；我雖然無武器，須知正氣與喉舌即為余之武器，余必捍衛民族之人格，而求無愧為 總理之信徒，無負於革命之先烈，亦必無負於生我之天地父母與全國國民！……爾如有勇氣，則立即斃余；不然，則認錯悔罪，立即釋余。否則爾既不敢殺余，又不能釋余，則爾將來更何以自處？余為爾計，應立即斃余，乃為上策　曷不決然殺余？

　　蔣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

　　民國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北上督師，臨行，留別後方同志書，有曰：

　　“中正革命以來，生死早置度外，身外之物，更復何求？若植黨營私，擁兵自衛，此種圖謀，乃反革命者之所為，吾黨同志，人人可起而予以制裁！”。

　　蔣公對肉身存亡及外在可見之物，均不再顧念，所剩者只有無形之生命。此無形之生命究竟是什麼？請看蔣公言：

　　118

　　民國十四年四月七日，告誡第三期入伍生，曰：“吾人最要者，須將生死觀念看清，若本校長之行動與主義有所違背，即為三民主義之叛徒，爾等即可視為仇敵而殺之。生活的目的，是增進我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我將來的生命，明白此點，才可打破死之顧慮……”

　　蔣公所說的，生活的目的，是增進我人類全體的生活，此乃空間的融合無間；生命的意義，是創造我將來的生命，此乃時間的綿延不斷。空間融合無間、時間綿延不斷，能如此者，只有上天生生不息之仁。上天生生不息之仁體即無形之生命，在天地而言為天道，在人而言為本性，其發於目而能視，發於耳而能聽，發於口而能言，發於四肢而能動，發于父母而能孝，發於子女而能慈，發於天下而能天下為公……以此，我們來看中國文化對生死的看法——

　　上天生生不息之仁體，即無形的生命本體。當其凝聚而有形則為生；當其散而無形則為死。肉體之生，即仁體之聚；肉體之死，即仁體之散。

　　所謂生死只是仁體的聚散。猶如，水凝而為冰，冰融而為水，樣態有變而水不變。上天生生之仁體才是人的真性命（即我說的天地生命）。所謂身體，只是仁體聚散之‘客形’（北宋張載語，客即過客，客形，身體只是暫時的存在而已）。肉體的生死只是仁體的聚散，身雖死，但仁體常在。君子不以肉體的存亡為生死，只以仁體的存亡為生死。存養天地生生不息之仁則為生，戕害天地生生不息之仁則為死。仍以惻隱之心為例：孟子說：

　　“當我們突然看到孩子即將掉入井裡，必然感到震驚不忍心，並不是為了和孩子的父母結交，並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讚譽，也不是因為厭惡孩子的哭聲”（此為大義，古文見前）。惻隱之心即上天生生不息之仁的萌芽。若存養惻隱之心，免遭名利染污，上天生生之仁的萌芽便可生生不息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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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惻隱之心被名利所染，上天生生之仁的萌芽便生機斷滅而朽壞（上天之仁貫通天下，所以上天之仁有沒有被遮蔽，不能僅以個人修身而論，任何一個民族被奴役，任何一個人的理性不得自由表達，任何一人的生存未得照顧，都是上天之仁的斷裂）。若依純粹無染的惻隱之心而行，無愧天地，則生時坦蕩蕩，死後清氣上揚而為神明。我在前面引申明朝王守仁的話時已說明，惻隱之心本來就超越時空，可以貫通孩子、鳥獸、草木、瓦石以及幽界的列祖列宗。死後無身體所限，自然可以超越時空，遨遊天際。所以，《中庸 》言‘至誠如神’（誠即上天生生之德，純粹無染的惻隱之心即至誠）。

　　若惻隱之心被名利物欲染污，則生時患得失、長戚戚（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死後則濁氣下墜，依草附木，於草木同朽。我剛才提到的“死而清氣上揚為神明”，這在經典裡的表述是“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大雅·文王》。朱子注：盖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无时不在上帝左右）。文王生時，時時如“帝在其左右”，因而“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死後便能“在帝左右”。《詩經.大雅·文王之什》言：“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效法文王，萬邦信服）。為什麼必須效法文王？孟子“道性善”為什麼“言必稱堯舜”？因為，上天無形難以效法，聖人有形則可以效法。歷代聖賢皆效法文王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死後便“在帝左右”，由此形成了民族守護神的不朽序列。此序列即中華道統。士君子皆以進入此不朽序列為信仰（古人並未如此明言，這是我自己的研究）。

　　有關此點，必須以古人思想為證。所以，接下來我不得不大量舉例，從宋朝的文天祥開始說到民國 38 年以後——

　　文天祥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上則為日星，下則為河嶽，於人曰浩然……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文天祥在120

　　《巽齋文集、存存齋》中如此說明天地正氣的不朽：“凡天下之物，生必有死，存必有亡，苟麗於形無不歸於壞滅，不曰生死，而曰生生，不曰存亡，而曰存存，則豈非不壞不滅者哉？”。天地正氣，生生不息，不壞不滅。所以文天祥“不曰生死，而曰生生。不曰存亡，而曰存存”。文天祥存養天地正氣以先賢為典範，他在《正氣歌》中提到的先賢有董孤、張良、蘇武、管寧、諸葛亮、颜杲卿、張巡等。抵抗滿洲入侵，最終殉明的瞿式耜在《浩氣吟》中說：“無逃大義昭千古、敢望文山節並垂、正氣遙相接、忠魂刻共隨，詩篇留血淚，千載有人知。何日早成仁。成仁萬事畢”。仁即天地正氣，“文山”即文天祥。瞿式耜養天地正氣，以文天祥為法，欲與文天祥‘節並垂、遙相接 、刻共隨’。清末“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軍又以殉明的瞿式耜等士大夫為法，章太炎在《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啟》中號召國人勿忘抵抗滿洲入侵而殉明的先祖：“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無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

　　清末革命軍的《山西宣告討滿洲檄》如此開頭：“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列祖列宗在帝左右之靈，並陳於我皇漢四百兆縉紳先生大人之倫曰……”。

　　《革命軍政府討滿洲檄》曰：我先帝先王，既喪其血食，在帝（指皇天上帝）左右，徬徨無依。肅將天討，為民理冤，為中華種族請命”。興中會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

　　其中，神明即“皇天后土、列祖列宗、先帝先王在帝左右之靈”，屬於“幽界”；恢復中華即民族主義，創立合眾政府即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屬於“明界”。即幽明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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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先生常以至誠感神、天下為公為人題詞，又以民國之文天祥自待，他的先祖素有民族氣節，宋亡不仕元，明亡不仕清。所以，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創建民國的精神根源貫通天地神明、先賢、先祖。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皆有流血，中國則無，若有，則請自嗣同始”。

　　他之所以能慷慨赴義，是因為他要“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他的精神根源仍然是先聖先賢的不朽序列。鄒容所著的《革命軍》，對推翻滿清貢獻甚巨。鄒容崇敬譚嗣同，他在獄中懸掛譚嗣同的遺像並作詩曰：“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

　　他在《革命軍》的自序中說：“我同胞，其亦附以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為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捨身炸五大臣的吳樾則又崇敬鄒容，他在《與章太炎書》裡請章太炎代為祭奠鄒容：“先生為某奠鄒子之靈而告之曰：吾子之死於非命與否，可不必權其輕重。病死亦死也，非命之死亦死也。然總歸於不自由而死……某亦不自由中之一份子耳，異日能死此不自由，當必有以慰吾子之萬一於泉下也。吾子有靈，其使吾勿蹈空言也”。黃花崗烈士羅仲霍臨刑時說：“得自行吾天職，以救同胞，誰無死，何惜之有”。陳更新臨刑時說：“殺身成仁，古聖明訓……身既見獲 ，其速死吾”。抗戰殉國將領彭士量曰：“大丈夫為國盡忠，為民族盡孝，此何恨焉！”。綜上，譚嗣同、鄒容、吳樾、黃花崗烈士、抗戰殉國將士之所以殺身成仁，正是因為他們要踐行“天職、聖訓、為民族盡孝”，他們的精神根源仍是貫通天地正氣的先聖先賢的不朽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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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五百完人：民國 38 年（1949 年）4 月 9 日，太原淪陷於共黨之手。代理主席梁化之飲藥自盡，閻錫山之妹閻惠卿飲藥自盡，特種警憲指揮處長徐端率部三百餘人飲藥自盡，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尹遵黨、平遙縣長吳春台等百餘人自盡，太原警察局局长师则程所部數十人自盡。他們為了讓遺體不與匪共見，在自盡前均先縱火焚樓（注 5）。閻錫山之妹閻惠卿致閻錫山絕命電說：“連日炮聲如雷，震耳欲聾。彈飛似雨，駭魄驚心。屋外煙焰彌漫，一片火海；室內昏黑死寂，萬念俱灰。大勢已去，巷戰不支。徐端赴難，敦厚（梁化之字敦厚）殉城。軍民千萬，浴血街頭。

　　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雖女流，死志已決。目睹玉碎，豈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國家狂瀾於萬一，死後當遵命屍首不與匪共見。臨電依依，不盡所言！今生已矣，一別永訣。來生再見，願非虛幻。妹今發電之刻尚在人間，大哥閱電之時已成隔世！前樓火起，後山崩頹。死在眉睫，心轉平安。嗟乎，果上蒼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憫耶？”。閻錫山作《太原五百完人歌》：“民族有正氣，太原出完人；海天萬里招忠魂，歌聲悲壯動三晉。何以為完人？生而能殺賊，死而不留身，大節凜然表群倫。誰能為完人？男學梁敦厚，女學閻慧卿，死事壯烈泣鬼神。赴湯蹈火全忠貞，救國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齊盡節，太原今日有田橫……”。閻惠卿所說的“上蒼、列祖、成仁”以及閻錫山所說的“民族正氣、田橫（秦末）”即表明太原五百完人的精神根源仍是貫通天地正氣的先聖先賢的不朽序列。

　　曾有許多知識青年被共黨迷惑，他們在 1949 年之後雖有所醒覺但仍未能徹底跳脫共黨框架。林昭便是其一。此處之所以仍以她為例是為了説明，1949 年之後仍有人以民族守護神的不朽序列為精神根源。簡要説明如下：

　　123

　　林昭現已廣為人知，她在共黨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後來被共黨以“反革命集團罪”關押。林昭在獄中雖遭受了極端殘酷的折磨，但她氣節凜然，抗議不止。共黨在對她的判決裡說：“（林昭）關押期間用髮夾、竹箋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汙血書寫了幾十萬字內容極為反動、極為惡毒的信件、筆記和日記……公開污蔑社會主義制度是：搶光每一個人作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極權制度”（注 6）。林昭在民國 57 年（1968 年）4 月 29 日被共黨槍決後，匪警竟然還跟她的母親要 5 分錢子彈費。林昭在獄中用自己的鮮血寫了十四萬言書《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一封信》，其中有：“皓皓高邈地覆我的蒼天！冥冥沉漠地載我的後土！英華煥烈的照我的日月！明智宏德的胤我的始祖！……以我自己的血供薦著我中華五千年衣冠威儀禮樂文明的始祖軒轅黃帝……讀著辛亥革命先軀者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秋瑾的遺詩以及林覺民與妻書等時，這個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次熱淚如注縱橫狂流沾濕了篇幅！哀哉！殺身成仁的先行的烈士！……哀哉！我中華民族浩蕩發越巍如河嶽煥同日星的正氣！……寧為玉碎，以殉中華”。很明顯，林昭的精神譜系仍然是“蒼天、后土、日月、黃帝始祖、五千年燦爛青史、中華浩蕩正氣、辛亥革命先驅”的不朽序列。此不朽序列即以上列舉的“董孤、張良、蘇武、管寧、諸葛亮、颜杲卿 、張巡、文天祥、明末的瞿式耜、李定國、張煌言等、孫文、章太炎、譚嗣同、鄒容、吳樾、黃花崗烈士、抗戰殉國將領、戡亂剿共犧牲的太原五百完人”這一從未中斷的民族守護神序列。

　　蔣公常言的“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最可代表氣節之士的信仰。

　　天地正氣乃永恆的真理。人由天地正氣而生，為天地正氣而死，死後化為124

　　光明人格照耀後人，能如此則生死一貫于天地正氣而不死。古之完人即以養天地正氣為己任者，我華族文化即先聖先賢存養天地正氣的凝結。因此，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關涉到天地正氣能否在我華族延續（天地正氣就是天地正義，天地正義表現在民族領域即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真正的民族主義是指民族的正義精神，民族的正義精神必須表現在以民族文化建國，民權自由和民生自主）。天地正氣不朽，先聖先賢之道統即守護此不朽的天地正氣，吾人也因延續此道統而不朽。因此，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中國人實現不朽的獨特方式。中國文化以堯、舜 、禹、文、武、周公、孔、孟的代代延續為道統。堯舜敬天、周文王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周武王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孔子之“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事天”、宋儒之天理、明儒之良知、孫文之“天下為公”，皆敬天之一脈貫通。中華道統就是歷代聖賢“敬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統緒，換言之，中華道統即中國人之上帝。延續此道統，死後便可與文王一樣“在帝左右”而不朽。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不直通天地而要延續道統才能不朽？這是因為天地創生乃一脈貫通的連續體——我曾在第一章說，人皆有父母，父母仍有其父母，由此上溯便是祖宗，繼續上溯必然是天地創生。天地創生經由代代綿延之祖宗、父母而生我們，我們亦有子孫，子孫仍有其子孫，如此綿延不斷，則為天下萬世。因此，每個人都上通天地創生和民族生命（因而要‘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中聯人類為一家（因而要‘為生民立命’），下啟天下萬世（因而要‘為萬世開太平’）。每個人都是天地之所凝、祖宗之所遺、天下之所系、子孫之所出。 當我 們說到“人”這個字，當我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絕不僅僅是你肉眼所見的那具肉體，每個人都在天地創生之連續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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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連續體的本質即天地生生之德。天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同時，中國文化還敬祖宗和聖賢，祭天、祭祖、祭聖賢同時存在于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不以物質看天地，而視之為生生之德，乃萬物之本；不以肉身看祖宗，而視之為天地生養人類的載體，乃肉體生命之本；不以肉身看聖賢，而視之為天地教化人類的載體，乃文化生命之本。因此，敬祖、敬聖賢，所敬者非其肉身，而是其表現的天地生生之德。父母、祖宗、聖賢皆天地生生之德的化身。中山先生逝世後，美國人林百克在悼詞中說，孫文乃人間之活上帝。不只中山先生，也不只父母、祖宗、聖賢，每個人皆可通過擴充上天所賦予的明德本性而作為上天之化身。當你在一時一事上做到“言忠信”、“不貳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時，此刻你便是上天的化身。當你殺身成仁以救民時，你就是上天愛民之德的化身。所謂修身即每時每刻敬遵上天所命的明德本性，作上天的化身。先聖先賢先烈即上天生生之德的化身，此“化身”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個名詞：後死者——孔子說：‘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所謂“死”，對小人而言是死。

　　對君子而言，只是責任之終了而已。小人以身體為性命，身體有死，故曰“死”。君子以“仁體”為性命，“仁以為己任”，時時存仁於己，行仁於天下，死而後已，故曰“終”。君子肉體雖死，但其仁體長存天地間而不朽，即浩氣長存。如果我們活著的時候僅僅為肉身而活，死的時候，我們只是“死者”。如果我們為守護天地之仁而活，死的時候，我們就是“後死者”。所謂“後死者”，是指先聖先賢先烈為了守護上天之仁而死，我們也為了守護上天之仁而死，我們便匯入了上天之仁而不朽。上天之仁不死，堯舜盡天地之仁而死，對堯舜而言，周文王是後死者；對周文王而言，孔子是後死者 ；對孔子而言，孟子是後死者；對孟子而言，周敦頤、126

　　二程兄弟 、張載、朱子、陸九淵是後死者；對朱、陸而言，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是後死者；對黃宗羲諸儒而言，中山先生是後死者；對中山先生而言，蔣公及諸先烈是後死者；對蔣公及諸先烈而言，吾輩是後死者。

　　吾人死後，仍有子孫延續上天之仁而為“後死者”。我們有另外一個共同的名字即“後死者”。吾人有大責重任，乃在延續這個不死的生命，此生命即天地生生之仁，後死者皆天地生生之仁的化身（百姓的生存未得照顧，則上天之仁斷裂，故需民生主義。百姓的理性不得自由表達，則上天之仁斷裂，故需民權主義。民族不得延續，則上天之仁斷裂，故需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朝聞道，夕死可矣！”，除了修身直接證道以外，是因為我們確信天地之仁，生生不息，必有化身，必有“後死者”來延續我們的生命。擔負“後死者”之責，死後便可融入不朽的民族守護神序列——上天乃萬物的守護神，良知乃個體的守護神，盡良知於己身則可無愧天地（良知即天的命令）。祖宗乃家族的守護神，盡良知於家族則可無愧祖宗；聖賢乃民族之守護神，盡良知於民族則可無愧先聖。在寺廟和道觀所供奉的是個人的禍福神，而先聖先賢則是民族之守護神（毀滅糟蹋我華族守護神的罪惡馬列仍橫行天下，此乃華族之恥）。以此來看黃埔軍校的“親愛精誠”四字，上天之德，聖賢之魂，無形不可測。但百姓的苦難清晰可見，不忍百姓受苦的惻隱之心切實可感。惻隱之心即上天好生之德和四海兄弟之情的發端，此即親愛之義。上天好生之德時時刻刻在你我左右，吾人以時時刻刻不忘百姓的苦難來回應上天好生之德，時時刻刻自問：自己的人格、知識、言行配不配替天救民？從而時時刻刻革除自己好名、好利、好貨、好色、貪生等物欲，讓救民於水火的惻隱之心，無絲毫雜染。

　　如此，則通體皆為上天好生之德，此即精誠之義。亦即中山先生所說的“127

　　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因此，親愛精誠就是無染的上天好生之德，就是純粹的神性。如果我們秉此神性以救民 ，自覺擔負先聖先賢救民的期待，我們便盡了“後死者”之責，死後便融入民族守護神之不朽序列，以光明人格照耀“後死者”。之所以必須融入“後死者”序列方能不朽，是因為天地創生之連續體，必有本末，絕不可違。上天生生之仁、祖宗及民族文化為本（上天之仁無形，先祖先聖先賢已逝，此乃幽界），我們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為末（在世的我們，屬於明界）。故，幽界為本，明界為末。要解決明界的民族、民權 、民生問題，就必須首先貫通幽界（中山先生革命必先延續民族道統，而共黨之所以毀滅民族、踐踏民權、殘殺民生，也是從扭曲、羞辱、毀滅我民族道統開始。民運團體雖經數十年努力卻進展緩慢，正因其否定謾駡民族文化，斷裂幽界）。 盡後死者之責，以純粹潔淨的天命神性（幽），自覺擔負起民族守護神（幽）救民的期待，解決人間的民族、民權、民生問題（明），死後便融入民族守護神序列、化身萬億而不朽。此即古來士君子之信仰——幽明共和（所以，蔣公說：今日附於　總理三民主義之下而死者，則為救國救民成仁之信徒……我們的靈魂，就附託在我們總理的系統之下。我們的總理，和一般陣亡將士的英靈，必定永久不死，必定時時刻刻照臨在我們的頭上……為實現總理的三民主義而死，當然我們的精神要附在正氣之列。你們都應該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數千年來，士君子憑此信仰所凝結的民族守護神序列，已被共黨羞辱、毀滅（具體史實請見第三章第七節）。

　　天地間，分為無形的幽界與有形的明界。生死問題即幽明問題。仁體聚而有形則生，是從幽界到明界。仁體散而無形則死，是從明界歸幽界，即“歸天”。生命不僅僅是明界的肉身，而是貫通幽明的存在。生活所關聯的不僅僅是明界的物質世界，而是在幽界的關照注視下，對幽界負有責128

　　任的德性世界。所謂“國”，不僅僅是人民、領土、政權，而是涵蓋幽明兩界，幽界是上天、先祖、先聖，明界是人民、領土、政權 （古人並未如此明言，這是我的看法）。在明界，百姓悲苦渴望被救。在幽界，上天生萬民，天地乃民之父母，萬民悲慘無告，天必哀憐 （天亦哀于四方民（《尚書》）；聖賢通體仁義，見民受苦，必悲憫不已。因此，幽明是連續體，其發端即吾人之良知——良知是幽界聖賢渴望救民的期待，也是明界百姓渴望拯救的呼求。上天、聖賢欲救民，通過良知發佈救民的命令，必須有敬天的君子團體來領受天命。因此，光復民國不僅僅是明界之事，還關切到幽界的先聖之德能否照臨人間。如果我們守護良知的光明，自覺擔負先聖先賢救民的期待，行幽界的先聖之德于民生，即民生主義。行先聖之德於民權，即民權主義。吾人如此延續先聖之德，即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若如此，我們便盡了“後死者”之責，死後便融入民族守護神序列，以光明人格照耀後人。請注意，我說的是“自覺擔負”先聖先賢救民的期待。因為先聖先賢是民族的守護神，不是個人的禍福神。所以，我們對先聖先賢一無所求，是他們對你我有期待。我們要自覺的擔負，不是來自先聖先賢的命令，而是來自本性的命令——上天好生之德的命令。

　　‘民受天地之中而生，以為命也—（春秋）劉康公’，民之本性即天地之中，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天心。天心絕對主宰宇宙，因此，政治領域就必須以民心為絕對主宰。若能以民心民意為主宰便是“民國”。所以，我在第一章說，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民意即天意，敬民如敬天。中國文化的一貫渴求即建立以民意為主宰的民國，其具體內容是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 ,數千年國史皆以此為目的。在本章我已說明，此四大渴求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三民主義而生中華民國。古代華族實現此四129

　　大渴求的主要阻礙是法家塑造的絕對君權。孫文革命終結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後，華族匯入了世界的民主潮流，解除了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的主要障礙。但是，共黨佔領大陸，徹底扼殺了民族、民權、民生。因此，當代華族必須在大陸毀絕共黨，光復民國。以下，請看第三章——

　　130

　　第三章 當代華族之天命——毀絕共黨，光復民國我在第一章以理論説明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是源於天地、根於人性的永恆渴求。這不能僅僅是理論，還須以史實證明如下幾點：

　　1、此四者是古代中國的一貫渴求。

　　2、四大渴求是近現代中國之真實需要。

　　3、既然四大渴求源於天地命令，不可違背。就必須證明，順之則生，違之必死。

　　我在第二章已説明第 1 點，在本章我會説明第 2 點和第 3 點。我會從共黨建立開始，一步步、不間斷的說到今天，以具體史實說明：共黨的罪惡百年只是下面這一點的不斷循環而已——共黨只要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必然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必然會假借三民主義（同時暗中毀滅民族、民權、民生）。當它活下來，又會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它又必然步入死境。它為了自救，又必然假借三民主義（同時暗中毀滅民族、民權、民生）…以此證明：1、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源於天地命令，絕不可違，違之必死。

　　2、三民主義是近現代中國之真實需要。

　　在正式開始之前，有如下四點需要强調：

　　一、我研究的主體並非史，本書也並非寫史。之所以要在本章談到近代史，除必須以史實證明我的理論外，還因為：

　　1、在共黨 70 多年的封鎖和愚弄下，絕大多數大陸人仍然不了解真實的近代中國和當代社會。要“毀絕中共黨國，光復中華民國”，就必須131

　　更正被共黨扭曲、顛倒的近代史，就必須揭露被共黨掩蓋的社會事實，這是絕對不可或缺的第一步。為了無可辯駁的證明共黨之罪，本章大量引用共黨公開文件。

　　2、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實理、實德、實事、實行”（此點古人並未明言，是我自己的總結）。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所謂“實理”即上天創生萬物之理。上天生生之德，破除萬物的固化對立，貫通萬物為一體，因而有“惻隱之心”之“實德”。惻隱之心必須對著“孺子入井”之“實事”而發，既見“孺子入井”之“實事”就必須有救命之“實行”。因此，實理、實德、實事、實行，一以貫之，缺一不可。在中國文化中，至尊無上者乃天地生生不息的“實理”，要明瞭、體認此“天理”，絕不能僅僅靠理論的思辨和知識的累積（思辨與知識雖不可或缺，但不以此為本），必須靠踐行“實德”。要踐行“實德”，就必須見諸“實事”與“實行”，此即“德行”之意。用本書第一章談到蔣公時所說的“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來說，天地高度是“實理”，人性深度是“實德”、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是“實事”、“實行”。所以，孔子之所以要作《春秋》，是因為（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馬遷作《史記》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際”即“實理”（天地高度）與“實德”（人性深度），“古今之變”即“實事”與“實行”。天人之際，超越時空，古今之變則是具體的時空。要明瞭超越時空的天人之際，就必須貫通具體的時空。因此，要“究天人之際”就必須“通古今之變”。綜上，要談超越的實理，就必須見諸實事，這是中國文化的規矩。所以，我研究的主體雖然並非史，但必須涉及史，是為了謹守中國文化的規矩。我之所132

　　以強調本章並非寫史，是因為我所關注的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史實，本章也並非簡單的說明史實，而是要從紛繁複雜的史料中洞悉到主宰其中的天理——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源於天命，順之則生，違之必死。洞見此點頗為不易。談近代史者衆多，但迄今為止，我還沒有見到有人以此天理貫通近代史。這或許是我對已熟知近代史實的讀者略有貢獻之處。

　　二、我寫作喜歡直抒胸臆，不喜引用。但既然談近代史，就必須以史實為據，就必須引用史料，此乃天下通例，斷不可違。本書的目的是説明——歸宗民國源於華族上古天命並綿延至今。要説明此點就必須以近代史為證。而要全面涵蓋共黨的罪惡百年，涉及很多内容。所以本章篇幅較大，占本書三分之二。但切勿因此而誤以為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談近代史。特此强調。本章所選史料並不是為了已經知道近代史實的讀者，而是為了讓還不知道近代史實的讀者對近代史有大體的了解。但也請已熟知近代史實的讀者不要略過本章。因本章有不少史料或許您未曾見過，我通過史實所要證明的觀點或許會對您有所啓發。

　　三、本章脈絡連貫，不可中斷，須通讀本章方解真義，若只讀其中幾節便有失大義。因此，深望諸位能通讀本章。

　　四、本書是由天到人、到古代、到近代，再到今天，一脈貫通。如果您未看前兩章便直接看本章，則本書真義盡失，幾乎等同於未讀本書。所以，深望您看完本章後能再看前兩章，為盼！

　　五、諸位通讀本章會發現，共黨的意識形態及其手段所依循的是獸性而非人性。因此，若依“名正言順”的古訓，則應以“它”而非“他”稱之。但為了照顧普通讀者，本書有時仍以“他”稱之。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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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正式開始本章，先簡單概括一下中國近代史：

　　中山先生曾說：“十三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因為軍閥官僚，盜竊政權，徒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原因是——中華民國建立後，受到蘇俄和日本的内外夾擊。整部中國近代史雖紛繁複雜，但一言以蔽之，即民國與帝國之爭，可分為五期。第一期，推翻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第二期，肅清日本帝國支持的滿清餘孽——軍閥，同時肅清蘇俄帝國指使共黨對北伐的破壞。第三期，肅清日本支持的軍閥後，和日本帝國直接衝突，因而有對日抗戰。同時，防止共黨對抗戰的暗中破壞。第四期，對日抗戰勝利後，蘇俄帝國指使共黨全面叛亂，國民政府退守臺灣。第五期，毀絕佔領大陸的馬列黨國，光復中華民國。數千年國史的一貫渴求即終結帝國、以建民國。整部中國近代史，依舊是民國與帝國之爭。吾輩今日在大陸光復中華民國就是為了盡此古今一貫之責——讓已經建立的中華民國名副其實。

　　蘇俄和日本彼此呼應，內外夾擊中華民國，舉例如下——民國 13 年至 16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肅清軍閥。但共黨奉蘇俄之命滲透分化國民黨，阻撓破壞北伐（具體說明見後）；蘇俄在民國 18 年（1929 年）因“中東路”事件入侵中國東北（此時共黨卻公開賣國，喊出武裝保衛蘇聯。史實見後），民國 20 年（1931 年）日本發動“九一八”入侵東北；民國 22 年（1933 年），蘇俄指使新疆叛亂。

　　蘇俄霸佔外蒙古，日本霸佔東北。民國 20 年（1931 年），蘇俄在江西瑞金建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民國 21 年（1932 年），日本在東北建偽“滿洲國”。民國 30 年（1941 年）4 月 13 日，蘇聯和日本簽訂134

　　《蘇日中立協議》：“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蘇聯、日本兩強盜竟無恥的將侵略得來的領土稱為“神聖不可侵犯”，國人對此協議憤慨不已，共黨竟然無恥的支持此協議。民國 30 年（1941年）4 月 16 日，共黨發布‘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其中說：“蘇日條約使蘇聯的國際地位極大提高了……這對於一切反動派都是不利的，而對於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與被壓迫民族則是有利的。蘇聯在這次條約上並沒有使中國失望，也永遠不會使中國失望”。

　　民國 20 年（1931 年），國民政府第三次圍剿共黨時，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國軍不得已調部隊北上。

　　民國 21 年（1932 年），在國軍發動淞滬之戰抵抗日寇時，蘇俄命令共黨在江西瑞金成立漢奸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公然分裂中國並擴大武裝暴動（史實見後）。

　　在國民政府第四次圍剿共黨即將勝利時，日寇在民國 22 年（1933年）又入侵榆關，國軍為了抵抗日寇不得不中止剿共。

　　國民黨對日抗戰期間，共黨據“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政策，破壞抗戰，甚至勾結日寇，出賣國軍情報給日寇（史實見後）。

　　…………

　　我中華民國在日俄的殘酷夾擊之中，步步血淚，艱難行進。日本自甲午戰爭後，便蓄謀侵華。沙俄自康熙簽訂《尼布楚條約》後就開始侵華，1900 年 7 月 14 日，沙俄侵略中國東北，僅此一次便殺害中國同胞一百多萬（史實見後） 。蔣公曾說：“截至民國三十四年為止，帝俄與俄帝先後侵奪我中國領土共計有五百八十八萬三千八百方公里以上”。蘇俄侵華135

　　只是沙俄侵華的延續而已，蘇俄侵略之危害遠大于日本侵華，其手段遠比日本陰險。日本侵略是顯而易見的殖民，國人能夠憑藉剛大不屈的民族精神抵抗。而蘇俄是隱性的殖民。蘇俄的侵略，不是它直接出手，而是以共黨為爪牙。它以國際主義掩蓋“侵略”，以革命之名掩蓋“專制”，國人很容易被其蒙蔽而認賊作父。日本侵華未毀滅的民族文化，由蘇俄共黨接著摧毀。日寇殺我同胞兩千萬，而蘇俄共黨從 1921 年開始，以土改、公私合營、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等、等等、等等……毀滅我數千年文化，虐殺我族類至少八千萬。

　　以下就開始本章的重點。我會從共黨建立開始，一步步、不間斷的說到今天，以史實說明：共黨的罪惡百年只是下面這一點的不斷循環而已——共黨只要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必然步入死亡期。

　　它為了自救，必然會假借三民主義 （同時暗中毀滅民族、民權、民生）。

　　當它活下來，又會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它又必然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又會假借三民主義（同時暗中毀滅民族、民權、民生）……我會以二十多萬字來説明此點。因内容繁雜，諸位很難一目瞭然其中的脈絡。所以，我先列舉共黨在不同時期對三民主義的言論，以便諸位一目瞭然，只要共黨公開毀滅三民主義，必然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必然會利用三民主義。以此説明三民主義是近現代中國之真實需要：

　　一、共黨寄生在國民黨內，利用三民主義，即共黨所說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民國 14 年（1925 年）11 月 25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五號——與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鬥爭問題》中說：“各地可在國民黨黨員中組136

　　織三民主義學會，根據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我們的理論，解釋三民主義，以鞏固並發展國民黨左派的理想”。

　　二、國民黨清黨之後，共黨公開反對三民主義，因而步入死亡期，即共黨的蘇維埃時期：

　　1、民國 18 年（1929 年）6 月 25 日共黨在《宣傳工作決議案》中說：

　　“三民主義完全是一部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理論……還有些同志沿用國共合作時的錯誤，以為國民黨目前的反動是違背了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而不明白指出三民主義實際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唯一理論根據”。

　　2、民國 19 年（1930 年）7 月 23 日共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中說：“孫文主義的烏托邦，幻想用部分的節制資本的辦法去避免資本主義的流弊，只要看：孫文把自己計劃的實行和中國周圍資本主義世界的幫助聯繫在一起，就已經可以看得出孫文主義思想的反動性質”。

　　3、民國 20 年（1931 年）4 月 21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蘇區宣傳鼓動工作決議》中說：“蘇區內的教育文化工作……絕對禁止以三民主義為蘇區內學校的教科書”。

　　4、民國 22 年（1933 年）3 月 13 日共黨在上海《鬥爭》刊登的《中央宣傳部關於反對叛徒鬥爭的提綱》中說：“三民主義實為一切反革命的旗幟，叛徒們以它來對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廣泛開展反對三民主義和一切反動思潮的鬥爭，在廣大的群眾中徹底揭破三民主義的反動性，指出它如何成了國民黨反革命的旗幟，它如何成為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思想武器”。

　　137

　　三、國民黨抗戰期間，共黨利用抗日，假借三民主義坐大（之所以只說國民黨抗戰而不提共黨，是因為共黨不抗戰，不僅如此，它還勾結日寇打國軍，具體史實見本章第四節。本書凡提到抗戰，均指國民黨抗戰，以後不再强調）。

　　1、民國 27 年（1938 年）10 月 12 日至 14 日毛匪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上報告《論新階段—— 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其中說到：“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誰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裡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

　　2、民國 28 年（1939 年）7 月 7 日共黨在《八路軍全體將士為抗戰兩週年紀念通電》中說：“吾人之目的，在於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實現。此的不達，誓死不休， 區區至誠，謹電奉達”。

　　四、抗戰結束後，共黨假借三民主義佔領大陸 ：

　　共黨早在抗戰時期，就不斷聲明它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請看如下兩例：

　　1、民國 27 年（1938 年）10 月 12 日至 14 日毛匪在《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建立一個什麼國呢？一句話答复：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它的性質是三民主義的……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

　　2、民國 27 年（1938 年）11 月 6 日共黨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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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內部環境和國際的條件，都指明在這一歷史階段中既不會是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建立，也不會是蘇維埃或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出現，而將是一個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即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

　　共黨在 1950—1952 年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站穩脚跟後，又露出真面目以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運動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經過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國大陆經濟奔潰，共黨又一次陷入死境。 它為了自救，又開始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此即共黨所謂的“改革開放”。 我在本章第八節會説明，共黨的“改革開放”是假的。共黨曾有多次類似的“改革開放”。共黨只要露出共產的真面目必然步入死境。共黨每逢瀕臨滅絕時，總會有類似的“改革開放”。當其渡過難關、羽翼豐滿後，又會露出真面目。共黨每一次“改革開放”，自由世界都會誤以為共黨已經改變。自由世界每一次誤以為共黨已經改變，都會付出慘痛代價。

　　現在就開始以具體史實解釋上述内容——

　　一、共黨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建立1、 共黨假借民族主義建立

　　眾所周知，共黨是在蘇俄的指使下建立。暴君列寧認為（之所以稱其為暴君，是因為本章提到的共黨血腥殺戮，他在蘇聯都做過。因蘇共的血腥暴虐，蘇聯解體後已宣佈其為非法組織，故本書對其所謂的革命均加引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下，只有推動世界“革命”，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才能生存。因亞洲各國非常痛恨西方列強的殖民。所以，列寧決定利用亞洲各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來推動其世界“革命”。而此時的中國，正是139

　　反帝運動高漲之時。所以，蘇俄便利用中國的民族主義來進行其世界“革命”。蘇俄為了詐取中國人的好感，在 1919 年 7 月 25 日和 1920 年 9月 29 日發表虛假宣言，其中說：“蘇維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補償，而交還中東鐵路，以及一切採礦權、伐木、開採金礦、及其它為沙皇政府、俄國軍人、商人和資本家從中國取得的權利”。但是，蘇俄並未兌現諾言。蘇俄在和北洋政府的談判中，反復食言。此宣言發表還不到一年，蘇俄就在1921 年 7 月出兵侵略外蒙，在 1921 年 9 月佔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此時舉國反對蘇俄，唯共黨支持蘇俄。共黨在民國 22 年（1933 年）5 月 1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擁護蘇聯及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新的挑釁告全黨同志和一切勞苦群眾書》中說：“國民黨無恥的要求蘇聯交還蒙古，試問國民黨有什麼“理由”向蘇聯要求把獨立的蒙古共和國交還中國呢？……國民黨借新疆事變，反對蘇聯，認為是蘇聯所主使……中國勞苦群眾完全擁護新疆民眾反對國民黨與帝國主義的鬥爭，承認他們有自決權，直至脫離中國而獨立”）。蘇俄的外交談判反復食言，但因其詭詐的宣言，讓飽受外國侵略的中國人誤以為蘇俄已經改變了沙俄的侵略惡性。蘇俄的虛假宣言詐取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好感，蘇俄借此在中國建立其附庸組織——共黨。

　　沙俄是佔領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蘇俄侵華是沙俄侵華的延續。蘇俄侵華的基本手法是，首先利用中國的民族主義來反對西方列強。然後，通過階級鬥爭來滲透分化中國的民族革命，將中國的民族革命變為其所謂的階級“革命”，最終建立其傀儡政權——共黨。之所以稱其為傀儡，是因為共黨自認不是中華民族，而是新式民族。斯大林在《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中說：“世界上還有其他的民族。這就是新式民族即蘇維埃民族……工人階級及其國際主義的政黨是團結和領導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這種民族應該評定為社會主義民族。這些新式民族是……通過以社會主義精神140

　　根本改造舊式民族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注 1）。知道這一點才會理解本章隨後提到的：為什麼共黨會在蘇聯入侵中國東北時竟然喪心病狂的武裝保衛蘇聯？為什麼共黨為了武裝保衛蘇聯會喪心病狂的鼓動中日全面開戰？為什麼共黨非但不抗戰還喪心病狂的勾結日寇打國軍？為什麼毛匪會喪心病狂的感謝日本侵華？為什麼共黨會喪心病狂的屠殺抗日將士，搗毀抗日將士公墓，將忠魂屍骨棄於荒野，讓抗日將士死無葬身之地？為什麼共黨會喪心病狂的毀掉華族數千年文化和道德根基？本章就以具體史實說明共黨這個新式民族是如何侵占華族的。我在本章還會說明，共黨之所以自認不是中華民族，是因為它對國家的定義“階級專政的工具”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的國家概念“貫通幽明（幽指上天、先祖、先聖。明指人民、領土、政權。

　　古人並未如此明言，這是我自己的研究）”。

　　從共黨的建立，敬請諸位留意以下幾點：

　　一、蘇聯利用中國的民族主義建立共黨，共黨認蘇聯為祖國並屢次出賣中國。所以，共黨從建立開始，就注入了“假借民族主義出賣民族”的基因，至今未變。看本章時，諸位會屢屢發現此點。

　　二、蘇聯一面宣佈放棄沙俄侵略中國所得的利益，一面卻侵略外蒙和唐努烏梁海。蘇俄此種所做與所說徹底背反的“陰陽兩面”特性，是共黨的本質，至今未變。在本章，諸位會屢屢發現共黨的陰陽兩面。是否瞭解共黨“陰陽兩面”的本質，是看透共黨的第一關口。否則，絕對被其迷惑。

　　百年來，國人及國際之所以屢屢被共黨欺瞞，皆因不瞭解共黨“陰陽兩面”的根本特性。今日大陸仍有許多人不瞭解此點。看透共黨陰陽兩面的本質，無比重要，敬請諸位留意。

　　三、蘇俄出爾反爾，拒不兌現諾言，此乃共黨的祖宗家法，至今未變。

　　看本章時，諸位同樣會屢屢發現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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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如今，共黨將所有反共者污蔑為“境外敵對勢力”。請諸位留意，共黨由蘇俄建立，經費、武器皆來自蘇俄，政治方針、具體政策、人事任命皆聽命蘇俄。因此，共黨才是百分之百的境外勢力。且蘇俄掠奪我國土數百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的世仇大敵。而共黨卻由蘇俄建立，聽命蘇俄。

　　因此，共黨是百分之百的認賊作父 （具體史實見本章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

　　2、共黨假借民權主義建立

　　中華民國建立後，國人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僅 1912 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

　　僅 1913 年 7 月前，各種民辦報紙已達五百餘家”（注 2）。正因為有言論自由，共黨之“主義”才能從西方輸入，並能辦刊物鼓吹。正因為有遊行示威自由，共黨才能通過大量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吸收其成員，擴充其組織。而在共黨佔領大陸後，以上自由皆死絕。此其“利用民權毀滅民權”之一。

　　中華民國建立後，思想自由、中西融匯。所以，西方的政治、哲學、文學、經濟等人文領域的各種流派均可進入中國。共黨利用言論自由、學術自由輸入並宣揚其“主義”，而其“主義”卻是絕對排他的。共黨從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反對思想自由，強調絕對同一。此其“利用民權毀滅民權”之二。

　　俄羅斯通過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了民主的俄羅斯共和國，僅僅存在了八個月，就被十月暴動推翻，這是蘇俄的“利用民權毀滅民權”。共142

　　黨的“革命”所要推翻的並不是滿清皇權，而是結束了數千年皇權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此其“利用民權毀滅民權”之三。

　　共黨從建立起便民主自由從不離口，但它所說的民主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民國 18 年（1929 年）4 月 10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三十四號——反軍閥戰爭中的工作方針》裡所說：“他的政綱，只是二五減租，而反對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便是妥協封建勢力的政綱；僅是關稅自主、修改不平等條約 ，而反對“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銀行企業”和“不還外債”，便是妥協帝國主義的政綱……所以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是民主勢力的代表，而是反民主勢力的最好的工具”。共黨的意思是，反對沒收土地等財產就是反民主。很明顯，共黨所謂的民主即農民沒收地主土地。所以，共黨在民國 16 年（1927 年）12 月 31 日的《中央通告第 25 號——對國民黨的工作》中說：“徹底的民權革命— —掃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在民國16 年（1927 年）初共黨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中說：“由現在的國民政府做到工人農民及其它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實現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蘇維埃”。 共黨要建立“工農的民主獨裁制、無產階級獨裁制”國家，共黨又無恥的自稱為工農、無產階級的代表，工農民主獨裁、無產階級獨裁就變為了共黨獨裁。因此，共黨所謂的民主即共黨獨裁。同時 ，共黨所謂的民主即農民憑藉暴力搶奪地主的土地，亦即憑暴力做主。合而言之，共黨之所謂民主即共黨憑藉暴力維護其獨裁統治，此乃徹底的反民主。這是共黨“假借民權毀滅民權”之四。

　　共黨從建立開始便注入了“假借民權毀滅民權”的基因，至今未變。

　　諸位在本章會看到大量證據。

　　143

　　3、共黨假借民生主義建立

　　由於滿清腐敗、列強侵略、軍閥混戰，清末民初，民生艱困，尤其是農民，更是困苦不堪。因此，中山先生有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國民政府以“減租減息”等政策進行和平的土地改革，而共黨則以“打土豪、分田地”進行暴力血腥的“土地革命”。國民政府要解決的是土地問題，而共黨要解決的則是地主問題。國民政府以解決土地問題為目的，而共黨則以解決土地問題為手段，共黨的真正目的是解決武裝問題，解決土地問題只是其擴充武裝的手段而已。共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記錄了民國16 年（1927 年）8 月 23 日共黨在《中央復湖南省委函——對暴動計划、政權形式及土地問題的答復》中說：“這時主要口號是“沒收大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沒收小地主土地”的口號不提出，但我們不要害怕沒收小地主土地，革命發展到沒收小地主時，我們要積極去組織領導，其結果仍是沒收一切土地，不馬上提出這一口號只是對小地主的一種策略。在沒收地主土地的過程中，對於自耕農的土地不免有打擊，我們也不避免這種打擊，但我們更不要提出“沒收自耕農土地”的口號。

　　我們 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之下進行革命，一旦地主階級滅亡的過程中土地國有只是一種法令問題而已”。共黨利用農民占領大陸後，就以“國有’之名收回農民剛剛到手的土地（有關共黨利用民生主義，在此先只提這一點，隨後還會詳細説明）。 共黨之所以拒絕和平土改，非要挑動仇恨，殺戮地主，其目的在：一、以利益誘惑農民。二、讓農民迫害地主，與地主結仇。農民怕地主復仇，怕失去搶奪來的土地及財物，只有參加共黨的武裝。共黨雖以解決民生問題為號召，但最終卻嚴重的毀壞民生。在144

　　本章諸位會看到：一、共黨所到之處，燒殺擄掠。二、共黨為了解決部隊給養，無止境的盤剝農民。三、農民到手的土地沒過幾年，共黨就以集體化、公社化的名義收了回去，農民變為了農奴。最終，幾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具體史實見後）。

　　這是共黨“假借民生毀壞民生”的基因，至今未變。

　　二、共黨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並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

　　蘇俄以“世界革命”的名義侵略各國，顛覆各國的民主政權，其普遍手法是命令各國的共黨加入本國的民主政黨。然後，滲透、分化並最終篡奪各民主政黨的領導權。蘇俄即以此手法命令共黨加入國民黨。我說“共黨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是指共黨寄生、滲透、分化國民黨。因此，需要先略微說明共黨加入國民黨的真實目的，然後再說明其如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

　　中山先生反對共黨的蘇維埃制度，蘇俄的代表馬林為了詐取中山先生的同意而謊稱，蘇俄實行的不是罪惡的共產，而是新經濟政策。因此，中山先生在給廖仲愷等人的電報中說：“初聞蘇俄實行共產，甚為詫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實業計畫，相差無幾，至為欣慰”。馬林所謂的“新經濟政策“是指，俄國經過列寧殘暴的共產統治，已發生大饑荒，數百萬農民餓死。他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恢復部分自由經濟。猶如中國大陸經過毛匪的殘暴統治，民不聊生。共黨為了自救而有鄧所謂的“改革開放”（本書凡提到‘改革開放’均加引號，因其並非真正145

　　的改革開放，具體見本章第八節）。馬林以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為幌子，讓中山先生誤以為蘇俄並不實行罪惡的共產。猶如，共黨以“改革開放”為幌子，讓國人及國際誤以為它已經變了。諸位通讀本章便可知，共黨百年來，不斷以此手法欺瞞世人。此點至關重要，敬請諸位留意。

　　民國十二年（1923 年）1 月 26 日，中山先生和蘇俄代表越飛發表共同宣言，其中有如下條文：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實行之情況也。此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急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及完全國家的獨立。

　　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請注意，中山先生已經明確表示，蘇維埃制度不適合中國，他之所以接受蘇俄援助是為了民國的統一。蘇俄代表越飛雖然表面說蘇俄援助中國是為了民國的統一，不是為了在中國實行蘇維埃制度。但是，蘇俄援助的真實目的，就是為了讓共黨加入國民黨，滲透分化國民黨，變國民黨的國民革命為赤色革命，從而赤化中國，讓中國變為蘇俄的傀儡。在蘇俄的明確命令下，李大釗於民國 12 年 (1923 年）1 月 26 日，首先加入國民黨，並代表共黨聲明，其中有如下內容：

　　“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于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李大釗發表以上聲明的時間是民國 12 年（1923 年），他雖表面聲明加入國民黨不是借國民黨的名146

　　義來作共黨的運動。但在民國 13 年（1924 年）7 月 1 日，李大釗卻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說：“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參加國民黨，目的在於改組它改變它的綱領”（注 1）（注：

　　此即共黨“陰陽兩面”的表現）。他們加入國民黨後，依照對共黨的支持度，將國民黨分為左派、右派、中派，來滲透分化國民黨。民國 13 年 3 月共黨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刊載指示：“須努力從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民國 14 年（1925 年）11 月 25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五號——與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鬥爭問題》中說：“各地可在國民黨黨員中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根據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我們的理論，解釋三民主義，以鞏固並發展國民黨左派的理想”。因共黨大肆扭曲三民主義。所以，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的演講中，以很大篇幅，嚴格批評馬克思，並嚴格辨析民生主義和共產的不同，以防止共黨對三民主義的曲解。

　　中山先生派蔣公赴俄考察三個月，蔣公回國後，在民國 13 年 3 月14 日致函廖仲愷說：“……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民國 13 年（1924 年）7 月，蘇俄策動外蒙獨立，國人強烈反對。但共黨無一人反對，竟在蘇俄的命令下贊成外蒙獨立，贊成蘇俄在外蒙駐軍。此即蔣公所說的：“蘇俄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蔣公乃反共先覺，與他同時，世界上很多知147

　　識份子都被蘇俄迷惑，如紀德、羅素等。蔣公從此次赴俄考察看透了蘇俄的真面目後，一生反共未改。

　　中山先生只有以國民革命為本位的“聯俄容共”，絕無共黨所謂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從未有新舊之分，絕無共黨所謂的“新三民主義”。共黨偽造“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是為了破壞國民革命軍北伐，將中國國民革命變為蘇俄赤色革命，最終建立蘇俄的附屬政權。在共黨的瘋狂滲透下，各地的國民黨組織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共黨把持。在國民黨二大上，“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竟占了二十六人……”（注 2）。有關共黨嚴重滲透國民黨，蔣公曾悲痛的說到：“至於欲加入國民黨者，非先表示能與共產黨同聲不可，至多年之純粹黨員，欲求一度登記而不可得；凡不在彼等把握中之黨部，若不號召流氓，藉農工之名，以事搗亂壓迫，亦必藉中央或高級黨部之力，命令解散，江西省黨部搗毀者數次，服務之黨員，被殺者數十人……”。

　　共黨因寄生於國民黨，因此可以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而因其阻撓、破壞國民革命軍北伐，所以，它又毀滅民族、民權、民生。以下分別說明。

　　1、共黨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中華民國建立後，國人享有言論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因此，北伐期間，國民黨組織了大量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共黨參與其中並最終奪取了各運動的領導權，大肆擴張其組織。因絕大多數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148

　　都是反帝國主義運動。所以，共黨所利用的不僅僅是因民權主義而來的遊行示威自由，還有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以下略舉幾例說明：

　　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的主題是反帝國主義運動，並非由共黨發動。

　　“在 1925 年的五卅運動之前，共黨不到 1000 人。但在五卅運動之後的六個月，其黨員人數從 1000 人增加到 10000 人。團員從 2000 人增加到至少 10000 人。省港大罷工時，共黨在廣東只有二三百黨員，但，到1926 年 9 月，增加到 5039 人。1926 年共黨通過北平“三一八慘案”

　　後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迅速擴展其組織。從慘案發生到 1927 年 2 月，其北平黨員從 300 人增加到 1000 多人”（注 3）。

　　僅舉以上數例以說明，共黨利用國民黨組織的數以百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肆擴充其組織。之所以說共黨只是利用反帝國主義運動，是因為共黨反對的帝國主義僅僅是日本和歐美各國，而無蘇聯。1929 年蘇聯因“中東路事件”派兵入侵中國東北，共黨更無恥的高喊 “武裝保衛蘇聯”

　　的漢奸口號（具體史實見後）。共黨反對帝國主義只是為了利用國人異常高漲的民族主義來擴充其組織，最終將國民革命變為其階級“革命”。此點，隨後會繼續說明。

　　北伐時期，國民黨設有農民部。農民部的秘書是共黨分子澎湃，各地的農會皆由共黨把持。共黨湖南區委書記李維漢在 1927 年 2 月給共黨中央的報告中說：“最近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派出的農運工作人員共計 203 人，其中共產黨 182 人，國民黨 21 人”（注 4）。共黨利用國民黨的名義組織農民。國民黨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是通過減租減息等政策進行和平的土地改革，絕不使用暴力，目的在調和地主與農民。共黨則反之，共黨要刻意製造階級對立。1927 年 4 月 17 日，共黨湖南區委發佈告全省農民書：

　　149

　　“農運的目的，不在減租減息，而在解決土地問題”（注 5）。共黨在農村隨意界定地主，有點田產的就算“土豪”。他們刻意挑動仇恨，製造階級對立，血腥殺戮地主。共黨如此做，既可以破壞國民黨的名譽，又可以擴充其黨徒（隨後我會説明共黨為何要製造仇恨及其殺戮地主的血腥手段）。

　　以上是簡要說明，國民黨北伐時期，共黨寄生於國民黨，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生存。以下說明，共黨如何破壞北伐，阻止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實現。

　　國民革命軍北伐是為了肅清軍閥，真正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和民生自主，讓中華民國成為名副其實的民主共和國。因此，共黨破壞北伐即破壞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實現。共黨之所以要破壞北伐，是因為如果北伐勝利，則絕無共黨專政的餘地。在蔣公首次提議北伐時，就被蘇俄和共黨否決。北伐開始後，共黨仍然製造謠言，包括污蔑蔣公為“新軍閥”以阻撓北伐。蔣公在民國十六年的“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

　　中說：“他們誣中正為"新軍閥"，更是惡毒可笑……軍閥愛惜的是自己的生命，斷送的是將士的生命，中正則自北伐以來，每每身先士卒，早把生死置諸度外。我國民革命軍轉戰幾千里，是為主義而犧牲的，不是為中正個人而犧牲的；中正以此勉我北伐將士，我將士以此督促中正。這類誣衊，不只是誣衊中正個人，而且是誣衊我國民革命三萬多死難的烈士。共產黨縱否認其所謂奴隸道德的人格，中正自有人格以聽後世之公論”。蔣公還在民國 15 年 4 月 20 日的日記中說：“宴退出軍隊共產分子，即席講曰：

　　如果我有軍閥行動，只要各位指摘一點出來，不待各位來打倒，而我必定自殺！”。

　　150

　　蘇聯為了破壞北伐，命令共黨要“民族解放運動與農民革命合而為一”。所謂民族解放運動即國民革命軍北伐。所謂農民革命即共黨通過煽動階級仇恨，進行農民暴動。斯大林的命令，就是讓共黨發動暴動破壞北伐。為此，共黨製造恐怖，企圖阻撓北伐。略舉數例如下（注 6）：

　　民國十五年（1926 年）北伐軍佔領武漢，共黨煽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鋪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

　　在

　　?? 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

　　至一

　　??

　　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

　　”

　　?? 。

　　1927 年 3 月 24 日，北伐軍攻克南京……有一些共黨身份的士兵，竟以公開殺害外僑為手段，蓄意挑起國際事端……造成列強對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敵意和干涉……張作霖在蘇俄駐北京大使館，繳獲了共產國際給蘇俄駐華使館武官的一份訓令：“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排斥外國人為

　　??

　　引起各國干涉，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和多數殘殺”。

　　??

　　有關共黨破壞北伐，蔣公在民國 16 年 3 月 25 日的日記中說：“抵南京下關，聞浦口逆軍已退，而昨日我軍克城時，奸黨竟混入作祟，搶劫洋商，仇殺洋人，以致啟釁，今尚未了，奸黨搗亂，竟無所不用其極也！”。

　　蔣公在 3 月 27 日的日記中說：“聞南京日僑有死傷者，俄日本領事就見，有質問之意。奸黨搗亂，引起外交糾紛，其責任乃在余身，苦痛莫此為甚！”。

　　151

　　北伐軍官兵在前方殺敵，而他們的親人卻被共黨發動的農民暴動殺害。

　　如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之父即被共黨迫害致死。共黨為了破壞北伐，還克扣軍餉、不發子彈。甚至給軍閥提供情報（猶如抗戰時，共黨提供國軍情報給日寇，具體史實見後）。蔣公在民國 17 年 3 月 12 日的“總理逝世三周年紀念大會報告”中說：“受共產黨壓迫搗亂，不僅一般民眾不能安居樂業，就是本黨各同志在去年共產黨沒有肅清以前，去年三月舉行 總理逝世兩周年紀念的時候，連三民主義四個字都不敢提出來！到了這樣的危險情形，國民革命的前途幾乎毀滅了！”。共黨在蘇俄的命令下，嚴重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因此，蔣公毅然決定清黨，驅逐共黨分子。共黨污蔑蔣公背叛了中山先生。其實，如果中山先生看到共黨嚴重破壞國民革命，也必然會驅逐共黨——中山先生曾說：“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則一掃之於民國以外也（《國父（中山先生）全集》第二冊 604 頁）。蔣公在《蘇俄在中國》一書裏提到，中山先生對鄧澤如說：“如果中共分子借本黨的名義來行共產主義，從事階級鬥爭，來破壞國民革命，本黨自易加以制裁……而棄絕他于國民革命陣營之外”。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共黨在 1949 年佔領大陸後製造的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等巨災大劫，讓數千萬同胞冤死，數千年文化毀絕。我們便可確定，國民黨此次驅逐共黨的最大意義是讓中華晚亡於馬列 22 年。否則，吾族吾民之災難會更加深重。

　　在被國民黨驅逐之後，共黨便露出了真面目，公開毀壞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也步入死亡期。請看下一節——

　　三、共黨在蘇維埃時期因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而步入死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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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謂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黨利用三民主義滲透國民黨。

　　在蔣公清黨後，共黨便露出真面目，公開反對三民主義。僅舉如下幾例（雖然我極厭惡共黨文件，但為了以共黨自己的説法證明其罪。所以，在本章，我不得不、不厭其煩的大量引用共黨公開文件）：

　　1、民國 18 年（1929 年）6 月 25 日共黨在《宣傳工作決議案》中說：“三民主義完全是一部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理論……還有些同志沿用國共合作時的錯誤，以為國民黨目前的反動是違背了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而不明白指出三民主義實際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唯一理論根據”。

　　2、民國 19 年（1930 年）7 月 23 日共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中說：“孫文主義的烏托邦，幻想用部分的節制資本的辦法去避免資本主義的流弊，只要看：孫文把自己計劃的實行和中國周圍資本主義世界的幫助聯繫在一起，就已經可以看得出孫文主義思想的反動性質”。

　　3、民國 22 年（1933 年） 3 月 13 日共黨在上海《鬥爭》刊登的《中央宣傳部關於反對叛徒鬥爭的提綱》中說：“三民主義實為一切反革命的旗幟，叛徒們以它來對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 廣泛開展反對三民主義和一切反動思潮的鬥爭，在廣大的群眾中徹底揭破三民主義的反動性……”。

　　本節以共黨公開毀滅民生、民族、民權為序來説明。

　　一、共黨公開毀滅民生主義：

　　請再看共黨的幾個公開文件：

　　153

　　1、民國 17 年（1928 年）9 月 20 日共黨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中說：“國民黨，黃色工會，御用工會改良主義者所散佈的一切欺騙工人階級的迷藥，如“階級和平”、“勞資合作”、“勞資仲裁”等鬼話，你們絕對不要相信呵！”

　　2、民國 22 年（1933 年）9 月 1 日共黨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國法西斯蒂的提綱》中說：“法西斯蒂宋子文已經在世界經濟會議上，對他們的帝國主義主人，宣布了法西斯蒂殖民化的政策：把中國變為“世界最大的商場，而成為繁榮新時代中之極大要素”、“吾人歡迎西方技術與資本，並願維持不阻止外貨入境之理財政策”。

　　3、民國 18 年（1929 年）4 月 10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三十四號——反軍閥戰爭中的工作方針》中說：“他的政綱，只是二五減租，而反對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便是妥協封建勢力的政綱；僅是關稅自主、修改不平等條約，而反對“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銀行企業”和“不還外債”，便是妥協帝國主義的政綱……這就是民族改良主義的反革命性”。

　　此時期，共黨毀滅民生的最直接表現是在蘇俄策動下發動了大量血腥暴動。在本部分我會列舉幾例共黨的血腥暴動。當諸位看到這些毫無人性、極度殘忍的暴動後，不禁會問：為什麽共黨如此殘暴？ 因此，我會在本部分末尾以理論説明，共黨之所以如此殘暴，是因為：

　　1、共黨對天的定義“天空”（《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282頁），對天地的定義“指人們活動的範圍，廣闊的天地（《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283 頁）”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對天的定義——仁。

　　2、共黨對生機的定義“生存的機會、生命力、活力、生機勃勃（《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161 頁）”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對生154

　　機的定義——上天生物之心、人之惻隱之心（古人並未如此明言，這是我自己的研究）。

　　3、共黨對心的定義“人和高等動物身體內推動血液循環的器官，即心臟。2、通常也指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等（《現代漢語詞典》2012年第六版 1444 頁）”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對心的定義——天地之心。

　　4、共黨對人性的定義“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093 頁）”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對人性的定義——天地之性。

　　以上理論很重要，望諸位留意。現在就開始説明共黨在蘇俄策動下發動的大量血腥暴動。民國 18 年（1929 年）7 月蘇聯因“中東路”事件入侵中國東北，蘇俄命令共黨“武裝保衛蘇聯”。民國 20 年（1931 年）9月 18 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蘇聯認為這是日本進攻蘇聯的序幕，共產國際制定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緊急任務案》，命令共黨要“武裝保衛蘇聯”（上述兩點，隨後均會以詳細史實説明）。共黨為了武裝保衛蘇聯，發動了大量血腥暴動。這些暴動只是盲目的燒殺。請看幾例（注 1）：

　　1、共黨在民國 17 年（1928 年）6 月 4 日的《中央致朱、毛並前委信》中說：“現在有許多地方只專門做一些燒殺的工作，並且主張燒毀一切重要的城市”。

　　2、共黨在民國 17 年（1928 年）7 月 9 日的《農民運動決議案》

　　中說：“在過去各處的游擊戰爭，發生毀滅城市與無目的的大殺大燒大搶的傾向……”。

　　155

　　3、共黨在民國 18 年（1929 年）7 月 14 日的《中央給鄂東北特委的指示信》中說：“盲目的燒殺，尤其是對於某個集鎮之報復式的整個燒殺，這都是原始的農民意識的表現”。

　　以下我以共黨的赤化全川暴動、海陸豐暴動、兩湖暴動、廣州暴動為例來具體說明：

　　共黨的赤化全川暴動：

　　共黨在民國 22 年（1933 年）8 月 25 日的《中央致紅四方面軍的信》中說：“據《申報》所載，謂紅四軍已增至十萬人以上……紅四軍入川後，更加興奮了四川勞苦群眾的鬥爭，樹立起聲勢壯大的抗捐軍和川中及川滇邊的游擊戰爭……赤化四川全省的任務很迫切的擺在你們的面前”。

　　請看共黨赤化全川暴動所造罪孽：

　　當時報刊對共黨的赤化全川暴動有大量報導，僅舉以下三例（“半個世紀以後，四川大學歷史系的師生們到川北‘革命’根據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記得一些血腥的事件，與當時的報導大致吻合”（注 2）：

　　1 、民國 22 年（1933 年）12 月 3 日《商務日報》報導：“共匪佔據營城時，將無辜之男女老幼……均埋入萬人土坑中……無數男女死屍，如堆砌牆壁一樣……有手無足、有足無耳者、有身為兩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無指者、有身無肺腑者、男女陰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又男童女孩亦甚多……有一婦人懷孕約六七月是用標子由胸腹剌死的，小孩子亦同時突出……東門外，亦有萬人坑一處……”。

　　2、據《四川月報》第五卷第五期記載，巴中全縣已發現的屍窖在五百窖以上，合計被殺人口在十二萬以上，至城區戶口全家絕口者一千八百餘戶……恩陽河方面，亦殺三萬餘人……宣漢城內各官署公所俱有屍坑…156

　　…人口損失在一萬左右。發現深坑一所，內有女屍百具，皆著女學生服……南江縣難民李正興講述親身經歷 ：一日親見謝姓等婦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備至，及後，匪之村蘇主席，反使令將謝姓等婦女之乳割去，肢體砍斷，二晝夜之久，始絕氣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長生，年十二歲……匪割其耳鼻，並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稱智識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內有油。

　　3、民國 22 年（1933 年）12 月 19《新蜀報》：“各鄉村中，俱設有鄉村蘇維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門關……十有九死，多不生還，多系活刮，或用火燒，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視忍聞，該匪等反以為嬉戲娛樂，殘酷極矣，鄉無辜遭此慘死者，已數百人。”

　　僅我看到的當時報刊的 7 則報導，就有近 22 萬人被共黨殺害。這僅僅是 7 則報導而已，共黨赤化全川暴動所殺人數必遠大於 22 萬。

　　四川是國民政府對日抗戰的大後方，是國民黨堅持抗戰並取得勝利的保障。共黨為了赤化全川不惜摧毀抗戰的大後方。共黨在上述的《中央致紅四方面軍的信》中說：“天津《大公報》以東北既失， 河北復不守，而中部呢？“赤禍”猖獗，故一口認定“四川為中國民族的最後堡壘，但可惜並此最後堡壘，而亦遭受“赤禍”蹂躪盤踞”。的確，你們有偉大的前途，你們應該採取積極進攻的路線，來迫切的爭取蘇維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勝利”。

　　共黨的海陸豐暴動：

　　被共黨譽為“農民運動大王”的澎湃在廣東海陸豐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行了極其血腥的土改——

　　澎湃命令：

　　157

　　1、籍國民黨者殺。2、反土地革命者殺。3、曾任文武官員者殺。

　　4、曾充民團警兵者殺。5、曾充反動政府機關差役伙夫者殺。6、一切地主土豪者殺。7、討租討債者殺。8、還租還債者殺。9、藏匿契據者殺。

　　10、立妾蓄婢者殺。11、不服徵兵者殺。12、當堪輿命蔔者殺。13、當巫婆媒婆者殺。14、吸鴉片者殺。 15、慣作盜竊者殺。16、盲目者殺。

　　17、瘋癲者殺。18、殘廢者殺。19、老朽不能操作者殺。20、信仰一切宗教者殺。

　　“各代表回去後，每人至少要殺十個反動派，每個代表必須要領導農人工人去殺多十個反動派，就是每代表負責去殺二十人，三百個代表共要殺六千人。但是還不夠……必要殺！殺 ！殺！殺到汕尾港、馬宮港的水都變成赤色，各兄弟的衫褲，都給反對派的血濺得通紅”（注 3）“海陸豐有一萬幾千人被殺……搶食地主士紳的遺體，還強迫地主士紳吃自己家屬的四肢或心肝”（注 4）。

　　被殺地主的後人在文革時復仇，有 100 多人被殺，800 多人被打殘廢，3000 多人被打傷。其中，澎湃的兒子彭洪被活活打死。澎湃侄子彭科的頭顱被復仇者用刀割下掛在城東門的電線桿上示眾（注 5）。

　　共黨的兩湖暴動：

　　民國 16 年（1927 年）8 月 9 日，共黨在《中央致湖南省委信——臨時中央政治局對於湘省工作的決議》中說：“趕緊的 、堅決的提取在這幾月鬥爭中表現的積極的“暴徒分子”到各工會領導機關做領袖，同時我們黨便也要堅決的、趕緊的大批吸收這些“暴徒分子”入黨，就是會匪之富於革命性的也要多多介紹加入”（共黨之所以要對暴徒分子一詞加引號，158

　　是因為在他們眼中那並非暴徒，而是革命者。民國 16 年（1927 年）11月 14 日共黨在《政治紀律決議案》中說：“八一事變中前委的錯誤……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沒有採取屠殺，及沿用軍閥不擾民的觀念，槍斃了乘機搶掠的貧民，再則沒有實行沒收豪紳財產以解決財政問題，卻想用舊式軍閥經過豪紳捐款的辦法”。民國 17 年（1928 年）1 月 12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號——論武裝暴動政策的意義》中說：“不去領導群眾目前的鬥爭以求創造暴動的局面，而只是主觀上認為“不暴動即是機會主義”，無往而不暴動，天天可以馬上暴動，時時可以馬上暴動……於是又成為“無動不暴”的傾向”。毛匪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說地痞流氓最具革命性。共黨主張暴力革命，對共黨來說，暴力與革命是同義詞，越暴力則越具革命性）。這些暴徒分子瘋狂燒殺，舉如下兩例：

　　1、共黨在民國 17 年（1928 年）3 月 10 日的《中央通告第十七號——關於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中說：“湖北的漢川縣……黨員和群眾的政治觀念則代表了落後的農民意識，如要燒城市（系馬口燒去半邊），如殺豪紳則注意要分配其財物 ，甚至不將沒收之現金分給群眾……漢川的黨僅僅把鬥爭停滯在殺豪紳焚屋子的游擊戰爭中”。

　　2、共黨在民國 17 年（1928 年）6 月 4 日的《中央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中說：“你們的軍隊……在湖南的時候雖然連陷十餘縣但始終只做了些燒殺的工作甚至主張燒毀城市。湘南特委積極推行第一次“左傾”盲動路線，命令各縣大燒大殺，不僅要燒掉縣城和土豪劣紳的房屋，還要將沿衡陽至廣東樂昌間大路兩側村莊，統統燒掉（注 6）。

　　請注意，共黨並非因為人命關天的觀念而否定盲目的燒殺，而是因為大肆燒殺不利於共黨擴張。民國 18 年（1929 年）2 月 11 日共黨的李立159

　　三在《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我們的中心任務》中說：“農村中的無目的的燒殺政策，的確使廣大的群眾離開黨，不信任黨，這是更要增加團聚廣大群眾到革命口號之下來的困難。

　　共黨的廣州暴動：

　　據民國 16 年（1927 年）12 月 19 日的上海《時事新報》報導：

　　“共黨於暴動開始後，就執行燒殺政策，中央銀行首成焦土，被焚燒民房一千五百十三家，損失達一千萬元，死亡者多達一萬五千人以上”（注7）。

　　中華民國第四任陸軍總司令張發奎在回憶錄中說到共黨廣州暴動時的情景：“我親眼看到遍地死屍……尤其是在天字碼頭地區，屍體沿馬路一直堵到龍眼洞……共黨眼見大勢已去……在南堤珠光裏人力車工會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車工人，各攜五加侖汽油一小桶，準備在各處放火，把全廣州市化為灰燼……”。

　　再看共黨自己的說法，民國 17 年（1928 年）1 月 3 日共黨通過決議案《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其中說：“他圍攻中央銀行而佔領了他……他佔領許多小銀行征發許多金錢……革命區域中某幾處街道也有些反革命巢穴頑強不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幾次要求他們投降，而得不到答覆之後，決定無情的燒毀這些房屋……因為赤軍圍攻中央銀行中的白軍的時候，不得不放火燒毀倉庫，於是沒收的幾百萬元，都沒有能取出使用”。

　　共黨永遠無恥的自封為人民的代表，在廣州暴動中，共黨雖以工人階級的名義暴動，但真正的工人拒絕參加暴動。張發奎回憶說：“所有廣州機器工會、廣東總工會、革工聯合會等工會之工人……電燈工人、自來水160

　　工人均逃至河南……自願組成敢死隊，與共軍作戰。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自動報名願意作戰的就有一千餘人之多”。此點也得到了共黨的證實，共黨在上述的《廣州暴動的意義與教訓》中說：“反動派在勝利後，居然能調動一千個武裝機器工會會員，來做屠殺工人的劊子手”。

　　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共黨在整個大陸遍地暴動，以上所舉僅僅是其中的幾例而已。共黨發動血腥土改均以“發展生產力”為口號，最終結果皆是破壞生產（此即共黨假借民生毀壞民生）——共黨的紅四方面軍之所以要“赤化全川”，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塊天然的養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長東西，山裏的飛禽走獸不少”。但因為它們的破壞，導致川北民窮財盡，最終不得不撤離。共黨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只要當過保長的，多要殺掉；認定是地主、富農的，也要殺掉……甚至將一些中農劃成地富成份，無條件地剝奪，使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把小經紀人當資本家打倒，搞得根據地連日用生活物資都很難買到”（注 8）。共黨的紅四軍耗盡川北，並非個例，而是普遍存在於共黨的所有蘇區。下面以共黨的江西蘇區為例說明：

　　以“耕者有其田”為口號，最終變為“耕者無其田”，正是共黨的預謀。共黨以“打土豪、分田地”為誘餌，裹挾貧僱農屠殺地主、搶奪土地。

　　隨後又以“土地國有”之名收回分給貧僱農的土地。我在前面提到了共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記錄了民國 16 年（1927 年）8 月 23 日共黨在《中央復湖南省委函——對暴動計划、政權形式及土地問題的答復》中說：“我們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之下進行革命，一旦地主階級滅亡的過程中土地國有只是一種法令問題而已”。共黨為了收回農民的土地，161

　　對農民說土地水利收歸國有之後，農村經濟會高度發展，農民生活會根本改善。但事實正與此背反，因為共黨實行土地“國有”，農民並沒有所有權，都變為了共黨的農奴。農民不願種田，因而農業凋敝。共黨為了活命，不得不有所更改，毛匪說：“現在春天到了，各地農民動手耕田的還很少……過去田歸蘇維埃所有……自己沒有權來支配 ，因此不安心耕田……要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還有紅色區域准許自由做生意，賺得錢來，均歸本人……”

　　（注 9）。提醒諸位，不要被毛匪所說的“這田由他私有，還有紅色區域准許自由做生意，賺得錢來，均歸本人”這樣的鬼話迷惑。因為共黨會不停的以所謂的“查田運動”來剝奪農民的私有。民國 22（1933 年）9 月19 日，共黨在《中央財政土地部為籌款問題給鄉主席貧農團的一封信》

　　中說：“查田是查階級，要把隱藏的地主富農查出來，不但查出來，而且要向地主罰款，向富農捐款，這是我們的主要政策……因為目前急需籌得大批款子去接濟紅軍的費用”（注 10）（共黨之前實行土地“國有”，剝奪了農民的土地私有權，農民變為農奴。農民不願種田，因此，共黨一面許諾“私有”，讓農民願意種田。一面又以查田等手段剝奪農民所得。此即共黨利用民生毀壞民生之表現。猶如，文革之後，經濟崩潰，共黨為了自救，鄧解散“人民公社”，同意農民“包產到戶”，允許個體商販的存在。但共黨隨時可以用莫須有的罪 名剝奪百姓的私有財產）。共黨不斷的查田，反富農，導致許多農民仍然不願多種地。因為種地多，不僅種地所得被沒收，而且還會遭到殘酷的批鬥迫害。共黨破壞農業的另一個表現是，共黨不斷擴充軍隊，青壯年勞力 大部分被徵軍，農村多是婦孺兒童。請看共黨自己的說法（注11）：

　　162

　　1、在瑞金，要麼是封不當紅軍的人的屋子，要麼是在不當紅軍人家的門口貼上恥辱牌。

　　2、拿上杭才溪鄉來說，共有 2000 餘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擴軍運動後，只剩下壯丁 7 人，還要進行突擊擴軍。

　　3、興國之青年女子，不願嫁壯丁男子，寧願嫁四五十歲以上老人，其理由為如嫁壯年，要當紅軍，夫妻不能團聚。寧都橋頭一帶婦女，常結隊至紅軍殘廢院，要求與殘廢兵結婚，以為如此可保夫妻偕老。

　　共黨之所以重視婦女，並不是因為尊重婦女，而是因為勞動力缺乏。

　　共黨在民國 37 年（1948 年）7 月 25 日新華社社論《把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提高一步》中說：“由於戰爭中男勞動力的減少，組織婦女參加生產，有極大的重要性……今後更應有計劃的更廣泛的組織她們，成為生產運動中的主力軍之一。”

　　共黨軍紀惡劣，請看共黨自己的說法（注 12）：

　　1、紅軍南下時，到各處都有強姦事發生，還有少數女子以為擁護紅軍是解決性的問題，是唯一要務。自動把慰勞紅軍的婦女分配給團長、參謀長睡覺。

　　2、安、麻、陂、光黨裏負責人除最少數外，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因此養成進步婦女向墮落、腐化、浪漫方面走。

　　共黨在《紅軍問題決議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說：“要記得誰不幫助紅軍……他在客觀上便是反革命，反對紅軍”。共黨為了解決部隊給養和政府經費，大肆盤剝農民。僅舉如下兩例：

　　163

　　1、共黨在民國 23 年（1934 年）5 月 12 日的《中共中央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為三個月超過五萬新的紅軍而鬥爭》中說：“黨和政府所提出來的每個群眾節省三升米給紅軍，和紅五月對前方紅軍的慰勞運動”。

　　2、共黨在民國 23 年（1934 年）7 月 22 日的《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人民委員會關於在今年秋收中借穀六十萬擔及徵收土地稅的決定》中說：

　　“為了紅軍的給養，幾乎每家每人都節省了借出了許多糧食……為了保證紅軍今後糧食的供給，中央特批准各地蘇維埃與工農群眾的請求：舉行秋收六十萬擔借穀運動，並決定立即徵收今年的土地稅……完全依靠各級黨與蘇維埃……進行普遍有力的動員……自願的借出穀子繳納土地稅為着紅軍”（請注意，需要‘普遍有力的動員’，顯然共黨所謂的‘借穀’運動並非群眾的‘請求’與‘自願’）。

　　共黨在農民生活本已艱難的情況下，仍然每年賣數百萬擔糧食。因此，農民饑餓不堪（共黨不顧民命是一貫的。共黨為了大躍進製造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農民，共黨仍然出口大量糧食。具體史實見後。如今國人看不起病等死者比比皆是，而共黨動輒數百億美金的大撒外援）。此外，共黨還通過土地稅、農業稅、商業稅、人口稅、養牛稅、屠宰稅、米殼稅、雞鴨稅、養豬稅、賣豬稅、園藝稅、飛機捐、慰勞捐、互濟會捐、反帝大同盟捐、節省糧食捐、新劇捐、歡迎捐等等（注 13）名目來盤剝農民。因此，農民的負擔遠遠大於原來做佃農時的地租負擔。請看共黨自己的說法（注 14）：

　　1、人均收穫量在四擔至八擔之間的居民，稅率都比原先增加百分之四，但負擔分別增加了百分之四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一百三十三點三和百分之八十。 這一部分農民應該說占蘇區人口的絕大多數。2、蘇區的廣昌164

　　縣提出：“在青黃不接時節省一部分以繳納公債穀子。比如每個群眾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過二三口飯，另吃些雜糧，算起來五個月的時候一個人就可以節省近一籮穀子 ”、“每個兒童節省 10 斤穀子、10 個銅元慰勞紅軍”。

　　請注意，共黨治下百姓負擔極重，幾乎無福利，這是共黨政權的基本特徵，至今如此。除盤剝農民外，共黨還靠打土豪解決部隊給養和政府經費。在民國 18 年（1929 年）9 月 1 日的《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中說：“若捉住了豪紳家中的人固然可以定價贖取，這個辦法比較難，因為紅軍聲勢浩大，土劣每每望風而逃，此時只有貼條子一個辦法，就是估量豪紳房屋的價額，貼一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一萬元則貼一百元。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威，這個方法很有效力……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嘗嘗可得之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共黨不僅綁架中國人，還綁架外國人。共黨在民國 19 年（1930年）12 月 10 日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中說：“現在我們所採用對待俘虜外國人的策略（用錢贖）是不對的……在將來的時候假若俘虜了積極反對我們的外國人必須以釋放我們被捕的同志若干為條件”。共黨殺人放火、綁架勒索，因而被時人稱為土匪，這就是共匪一詞的由來。請看共黨自己的說法，在民國 18 年（1929 年）3 月 27 日的《中央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說：“有許多地方簡直是土匪行動，游擊隊不但得不到群眾的保護，反而群眾幫助敵人，至多也只有上山一條路”。共黨的土匪行徑，不僅存在於蘇維埃時期，國共戰爭時期仍如此（之所以不說‘國共内戰’，因其並非内戰，而是共產國際對中國的侵略。具體説明請見本章第五節）。例165

　　如，共黨在民國 37 年（1948 年）2 月 19 日的《中央工委關於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中說：“仍有不少士兵照過去經驗拿取東西，並鼓動城市貧民去搬取物資……有大批煤糧和公物被搶，許多公共建築的門窗雜物亦被破壞或取去，私人被搶者亦不少……最有破壞作用者，即萬餘採辦及蒐集物資人員，他們不顧一切，破壞各種財產”。

　　國統區民眾對共黨打土豪的土匪行徑，極為痛恨，因而封鎖共黨的蘇區，造成“赤白對立”。共黨在民國 22 年（1933 年）11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局關於鞏固和發展新區邊區給蘇區各級黨部指示信》中說：“因為我們的游擊隊在臨近白區亂打土豪，侵犯白區勞苦群眾的利益，以至在許多地方造成“赤白對立 ”的城垣”。因內部經濟殘破、外部經濟封鎖，共黨的蘇區瀕臨破產，農民和士兵大量逃亡。請看共黨自己的說法（注15）：

　　1、“1933 年 11、12 兩個月中，逃回家者，竟達二萬八千多人，僅瑞金一縣逃跑回家者達四千三百多人”、“長征一開始，出了蘇區，紅軍就有大量的逃兵，到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兵力已損失三分之一”。

　　2、會昌三月份動員三百人參戰，沒有到前方就中途折回。

　　民國 33 年（1944 年）12 月 25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目前形勢的分析與任務的指示》中說：“內戰時期，我黨不懂得發展生產，也不懂得節省人力，以致後來精力枯竭，不能持久。鑑於這個教訓，現在必須充分注意發展生產”。共黨所說的“內戰時期”就是它的蘇維埃時期。共黨所說的“精力枯竭”究竟是怎樣的呢？請看當時報刊的部分報導（注 16）：

　　一 、黎川之新羅墟， 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後只存千人。

　　166

　　二、寧都縣城原有居民約二萬人，劫後只有八千人，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害。

　　三、南豐全縣原有人口十九萬餘人，現在僅存十一萬四千四百餘人，其中男子五萬六千餘人，女子五萬八千餘人。共區女多於男為極普遍之現象。

　　四、寧都全縣原有人三十四萬，現僅有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人。其中壯丁僅三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五、寧都縣屬之長勝圩，全圩面積約十餘華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餘……現僅存九百二十餘人。 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壯丁僅八十餘人。

　　六 、瑞金原為贛南最富庶之縣份，俗有種一年吃三年之諺，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黨佔據時起，至去年(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復時止，原有之三十餘萬人口，被殺三分之一，被脅迫以去者六千人，僅餘二十一萬人左右。尤以知識份子屠殺淨盡，辦理善後，亦難找得人才。

　　七、有一年似十五六歲之小孩，詢之則已二十二歲。

　　以上舉例也得到了共黨的證實。被稱為共黨第一叛將的龔楚將軍在《我與紅軍》的自序中說：“在土改以後，當我看到農村的土地一塊塊的被分割後，農民把所有的生產一擔擔的繳納給紅軍時，當我看到農村的人口一天天的減少而農民的體格漸漸瘦弱下去時，這些事實便告訴了我，大屠殺、大流血的革命代價，只是換得了窮和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能再忍心盲從下去與同胞為敵呢！”。

　　民國 19 年（1930 年）10 月 28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九十二號》

　　中說：“近一年來，蘇維埃區域在中國南部的發展，超過了三百縣以上，167

　　統治的人口約五千萬，大規模有組織的紅軍將近十萬”。以下請看共黨在這三百個縣所造罪孽——

　　民國 20 年（1931 年）5 月 12 日蔣公在南京作《國民政府向國民會議提出剿滅赤匪報告案》。其中第二條談到赤匪毒害：

　　“江西人民被匪慘殺者約十八萬六千人，難民之流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毀之民房約十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萬元，谷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之匪禍蔓延……計被匪慘殺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元……其他如廣東之海陸豐，福建之龍岩、永定，江西之上饒、永新、銅鼓、弋陽，湖南之平江、瀏陽、華容，湖北之沔陽……均曾經赤匪攻佔……凡赤匪蹂躪之區，男女八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者，編為‘兒童團’。十六歲以上，二十三歲以下者，編為‘少年先鋒隊’。二十三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編為‘赤衛隊’……暴動所至，十室九空，統計全國曾被匪禍之地，蓋達三百縣以上”。

　　在時人眼中，共黨之所為即恐怖主義， 此點共黨並不否認。共黨在民國 17 年（1928 年）8 月 1 日的《中央通告第六十一號——目前政治情形和我們的責任》中說：“農民暴動在湘鄂贛粵四省，有很大的發展……差不多完全沉溺於單純殺人放火的紅色恐怖”。共黨為什麼如此殘暴？因為它們要進行階級“革命”，如果社會沒有階級分化，他們就製造階級。如果階級矛盾不嚴重，他們就挑動階級矛盾。共黨在民國 17 年（1928年）7 月 9 日的《政治議決案》中說：“黨應當利用每一次工人與資產階級在工廠中的衝突、農民和地主在鄉村中的衝突，兵士與長官在軍營中的衝突——無論如何瑣小的衝突也要利用——去挑動，並且深入這些階級衝168

　　突，調動極廣大的工農群眾到自己方面來”。共黨的土改並不是要解決土地問題，而是要製造階級、挑動仇恨，以此解決武裝問題——有關共黨土改並不是要解決土地問題，請看民國 21 年（1932 年）9月 15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目前農民鬥爭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決議》中所說：“這些反革命派別……他們認為要剿滅“共匪”，必須改善農民群眾的生活，這些辦法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的解決，甚至他們中有人提出“土地農有”或“土地公有”的主張……尤其應該着重打擊第三黨等“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綱”。共黨的口號 便是“耕者有其田”，為什麼它會說主張“耕者有其田”的政黨是反革命呢？因為共黨將通過政策和平的實現“耕者有其田”斥為“恩賜主義”，它主張發動群眾，由農民自己動手解決。請看民國 22 年（1933 年）12 月 5 日共黨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中所說：“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它的“計口授田”實際上只是要農民不自動起來為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而鬥爭”。

　　民國 35 年（1946 年）1 月 9 日共黨在《解放日報》社論《努力發動解放區群眾》中說：“群眾是否發動起來的標準，不單看群眾得到多少經濟利益，而主要看群眾在爭取這些利益的過程中，是否已經產生了主人翁的自覺”。共黨所謂的“主人翁的自覺”即農民自己動手沒收土地。為什麼共黨要反复強調由農民自己動手沒收地主土地呢？因為共黨讓農民迫害地主，與地主結仇。農民怕地主復仇，怕失去奪來的土地及財物，只有參加共黨武裝。為什麼共黨必須讓農民參加武裝呢？請看如下三例便可一目了然：

　　民國 15 年（1926 年）11 月底共黨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中說：“在現時革命發展的過程階段169

　　裡，土地問題開始緊張起來，成為現在局面的中心問題，哪個階級能夠毅然抓住這個問題而給以徹底的答复，這個階級就是革命的領袖”。

　　共黨在民國 12 年（1923 年）5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說：“只有把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即農民問題”。

　　民國 20 年（1931 年）3 月 10 日共黨在《中央給湘鄂西特委信》中所說：“只有基本農民群眾都已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則他們自己及其子弟加入紅軍去保衛和擴大土地革命勝利的決心和需要也才愈加增高”。

　　依共黨的理論凡擁有生產資料者均屬“資產階級”，農民也算資產階級，只有工人才是真正的無產者（實則工人也被其利用，隨後說明）。共黨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沒收他們的資產，將他們變為無產。在共黨眼中，農民也是資產階級，共黨最終同樣會沒收農民的財產，讓農民也變為無產。

　　因此，共黨在佔領大陸後，以“人民公社 ”的名義收回了農民的土地，最終餓死數千萬農民（具體說明見第七節）。共黨不僅利用農民，工人也被其利用。以下我會列舉共黨在奪取政權前、後對工人運動的不同說法，諸位便可一目了然共黨如何利用工人：

　　一、

　　民國 29 年（1940 年）12 月 3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各抗日根據地勞動政策的初步指示》中說到，要糾正蘇維埃時期工人運動的過左傾向，其中列舉了它們在蘇維埃時期組織罷工時的一些訴求：“如過高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條件過多，要雇主供給衣服鞋襪，還同雇主吃同等伙食，工人參170

　　加會議除工資照給外，還要雇主供給飯錢，要求分得百分之四十紅利，及監督審查盈利數目……”。

　　再請看共黨下面的說法：

　　民國 37 年（1948 年）2 月 7 日共黨的新華社社論《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紀念“二七”二十五週年》中說：“解放區職工運動的領導者門，絕對不許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提出過高的勞動條件”。

　　民國 38 年（1949 年）8 月 23 日共黨在新華社社論《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慶祝全國工會工作會議勝利閉幕》中說：“堅決主張依靠工人階級自己的團結互助來辦好工人福利事業，反對一切依賴政府行政拿錢的思想，這是一個關於工會工作底方向與路線問題”。

　　民國 38 年（1949 年）7 月 5 日共黨在《中共中央關於解決私營企業中勞資糾紛問題的指示》中說：“ 現在有些地方（如濟南）的工人說：

　　“那裡有工會，那裡的工人就倒霉”。這就是因為工會站在政府地位去處理勞資糾紛，並強制工人減低他們的要求所造成的結果”。

　　二、

　　民國 17 年（1928 年）9 月 20 日共黨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

　　中說：“國民黨，黃色工會，御用工會改良主義者所散佈的一切欺騙工人階級的迷藥，如“ 階級和平 ”、“勞資合作”、“勞資仲裁”等鬼話，你們絕對不要相信呵！”

　　再請看共黨下面的說法：

　　共黨在民國 37 年（1948 年）2 月 7 日的新華社社論《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紀念“二七”二十五週年》中說：“解171

　　放區職工運動的方針，就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一切與此符合的應當發展，一切與此違背的應該更正過來”。

　　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8 月 23 日的新華社社論《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慶祝全國工會工作會議勝利閉幕》中說：“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處理勞資關係問題的正確途徑，就是勞資雙方平等協商，勞動局的調解仲裁以及法院裁判”。

　　共黨在奪取之前，發動大量罷工運動。在其奪取政權後，鎮壓了大量罷工運動。何以會如此？請看民國 37 年（1948 年）8 月共黨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中說：“新的國家企業與合作社企業的資本，這些企業是屬於全體人民或部分人民所有，也是屬於工人階級所有。在這些企業中，沒有勞資對抗，只有公私關係，職工們已經是企業的主人。私人企業中，職工仍然處於被剝削地位，但職工們既是在國家政權中居於領導的主人地位，就保障了職工們可以不致受到壓迫和過分剝削，而一切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生產事業的存在和發展，就加強了整個解放區的經濟，因而也就有益於工人階級”。共黨的意思是，奪取政權前，罷工天經地義，因為那是勞資對抗。但在奪取政權後，自稱為“工人階級政黨”的共黨已經執政，工人階級已經是主人了，在國企中已經“沒有勞資對抗而只有公私關係了”。所以，罷工就是自私自利，破壞國家利益， 必須鎮壓。在私企中，私人資本對“國民生計、解放區經濟、工人階級”有益，工人罷工仍然是破壞“工人階級利益”，必須鎮壓。無恥的理論！

　　共黨為了進行血腥土改而謊稱絕大多數農民沒有土地。之所以說其謊稱，是因為中國農民絕大多數是自耕農。請看共黨自己的說法，共黨在民172

　　國 17 年（1928 年）3 月 10 日的《中央通告第三十七號——關於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中說：“土地依然沒有開始沒收，江西黨部對此還有一種解釋，說萬安自耕農佔農民百分之八十不便沒收土地。河南省委亦以河南自耕農佔多數為理由，不敢提出焚燒一切田契的口號”。

　　共黨在蘇區不僅殘害農民，而且對內部也進行了極為殘酷的整肅。接下來請看共黨的殘酷肅反——

　　民國 19 年（1930 年）6 月 20 日至 7 月 13 日，蘇聯召開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有如下決議：“資本主義的包圍勢力企圖破壞蘇聯的威力，於是就來加緊其在蘇聯內部組織殺人兇手、暗害分子和間諜匪幫的工作”、“蘇維埃政權用堅強果決手段懲罰了這班人類蟊賊，鐵面無私地懲治了這班人民公敵與祖國叛徒”（注 17）。蘇俄據此決議命令共黨在各蘇區進行肅反。

　　共黨的江西蘇區肃反 AB 团规定：“凡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者”，凡幹部中有“出身不好者”，凡親友中有“行動不對者”都要交“蘇維埃拿辦”（共黨命令舉報親友，是因為共黨只認階級性，不認人性，不認親情。

　　在共黨每次政治運動中，喪盡天良的告發、批鬥、殺害父母者比比皆是，越喪盡天良越被視為革命。如共黨所謂的烈士方志敏便不顧奶奶、父親的哀求，親手殺了他的叔父。如此喪盡天良的還有很多。隨後我會以理論說明共黨只認階級性，否認普遍人性，敬請留意。共黨之前以‘維護階級利益’的名義煽動子女鬥父母，現在以‘維護國家利益’的名義讓子女舉報父母。所謂階級利益、國家利益只是共黨利益） 。據民國 21 年（1932 年）8 月的《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披露，“所有 AB 團的破獲…全靠刑審…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僅勝利縣，刑法就有 120 種之多…受刑者僅招認自己是 AB173

　　團還不行，還必須招出其組織…因之犯人就在各機關捉熟人誣供，沒有熟人的，則看見過某機關袖章上人名的，即據以招供”（注 18）。“紅一方面軍當時在蘇區不過三、四萬人，前後兩次肅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殺掉了。就是說，十個紅軍中有一個被殺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幹部”

　　（注 19）。

　　共黨的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經過肃反：“紅三軍主力從 2 萬餘人減少到僅剩 3 千餘人。洪湖的區縣幹部在‘肅反’中殺完了……紅三軍中的有經驗的各級幹部幾乎殺光了……多數黨員在肅反中被殺……當時全軍只剩下四個黨員(贺龙、关向应、夏曦、芦冬生）”（注 20）。

　　共黨還在其它蘇區進行肅反，在此不列。曾任毛匪秘書的李銳說：

　　“從 1985 年開始，十多年中我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時，曾統計過十年內戰期間各蘇區的肅反，從打 AB 團起，共殺了十萬人。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數字。（紅軍最多時才 30 萬人）”（注 21）。

　　何以共黨對内對外皆如此殘暴？共黨所造無量罪孽皆源於對天的物化。

　　共黨對天的定義是“天空”（《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282 頁），對天地的定義僅僅是空間概念：“指人們活動的範圍，廣闊的天地（《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283 頁）”。共黨如此定義，是對天的徹底物化。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無聲無臭的天，陰陽不測的天，變為了頭頂上可測的天空。我曾在 2015 年寫文章說：“《詩經》雲：‘明明上天，照臨下土’，世間不是孤絕的而是與天地貫通的，是神聖上天絕對貫注與絕對關注之下的世間。儒家看世間，有“世道”與“世俗”之說，所謂“世道”即此世間是天地生生之道貫注主宰之下的世間，是神聖的世間，非凡俗的世間。從天地生生之道看，父母乃生生之源而自然親敬，兄弟乃174

　　生生同源而不忍分離，夫妻共盡生生之責而不容不敬，孩子關乎生生之後世而不敢私有，蒼生乃生生一體而不忍捨棄。只有不認世間為神聖，僅以物質為宇宙，以肉身為己時才會俗。亦即，只有世間無道時才會有“世俗”——

　　身本是“道成肉身”，本該“肉身成道”，卻“肉身當道”。

　　心本是宰物之天心，本該“形為心役”，卻“心為形役”。

　　家本是血脈貫通之家，本是生機一齊煥發之道場，卻變為彼此爭鬥之戰場。

　　官本是為生民立命之道義團體，卻變為戕害民命之盜賊團夥。

　　國本是聖賢祖宗道統流貫之華夏，卻變為辱聖背祖惡俗之夷狄。

　　天下本是上天主宰臨照之下，卻變為共黨肆虐奴役之下。”

　　以天為德，則人間必以感通為第一義；以天為物，則人間必以鬥爭為首出。共黨將天物質化，污蔑人類史以鬥爭為本。天地間固然有爭鬥，但當我們看到爭鬥時會感到不忍心。當我們看到自己陷入“理欲交戰”時必不忍心，因而有修身之責；當我們看到家庭中彼此爭鬥必不忍心，因而有齊家之責；當我們看到國內爭鬥不已必不忍心，因而有治國之責；當我們看到國際戰亂必不忍心，因而有平天下之責。以上的“不忍心”即上天生物之心、上天好生之德，這才是宇宙之本。人之所以會感到不忍心，是因為人有“惻隱之心”的恆常德性。人之所以皆有此恆常德性，是因為有天地是父母，人類是子女，這一絕對恆常的天人關係與人類皆同胞，四海皆兄弟，這一絕對恆常的人類關係。“天地是父母，人類是子女，四海皆兄弟”這一絕對倫理是中國文化的最高根據。我曾說過，萬物皆被規定而機175

　　械的運行。天地父母對人類的最大仁慈是讓人類成為萬物之靈，可以破除機械性而得自主自由。我在第一章解釋“子絕四：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時說過：“肉身機械性的明顯發端是好名、好利、好貨、好色，更細微的發端是‘意、必、固、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毋’即天之命令。因此，天之命令是讓人破除機械性而得自由，衝破麻木而有生機。如果我們無視此天命，而任由自己“意、必、固、我”，則我們會屢屢犯錯，甚者將無法生存。就算僥倖得存於世，精神生命也早已麻木”。

　　因此，天之命令即天之仁慈，絕非共黨所定義的：“天命指上天主宰之下人們的命運（《現代漢語詞典 2012 年第六版 1285 頁）”。共黨如此定義，將給人以自由的仁慈之天變為了操縱人的天，共黨又以所謂的客觀規律（即共黨所謂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人類社會發展規律） 代替了天命，然後又以客觀規律的代表自居來奴役所有人。絕不物化、絕對破除機械性的天被共黨變為了物質性的機械規律，給人以自由的天被共黨變為了奴役人的統治機器，人類父母的仁慈之天被共黨變為了冷酷無情的客觀規律，人由上天之子變為了共黨統治機器下的螺絲釘。全面滋養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道德生命的生生之天被共黨變為了全面扼殺此四者的“絞肉機”。

　　我曾在我自己的 Facebook（2019 年 12 月 13 日）中說過：“中國文化以天為最高信仰，以‘以德配天’為最高使命，以敬天為第一義，周文王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周武王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孔子之‘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之‘存心養性事天’、宋儒之天理、明儒之良知、民國之天下為公，皆是敬天之一脈貫通。但在 1949 年之後，以上所有皆被共黨以‘舊道德’之名毀滅”（有關此點的實例，請見後） 。

　　176

　　共黨物化了天，全面毀壞天地高度、人性深度、日常密度和天下廣度。在天地高度方面，共黨以物質規律遮蔽天之德性；在人性深度方面，共黨以動物本能和權力欲遮蔽惻隱之心；在日常密度方面，共黨純任動物本能發作；在天下廣度方面，共黨以權力欲籠罩天下。

　　共黨物化了天，必然物化“生機”。共黨對生機的定義是：“生存的機會；生命力；活力：生機勃勃”（《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161頁）。共黨僅以肉體生命定義生機，必然會有流氓地痞搶奪地主的血腥土改 。必然在 1989 年的“六四大屠殺”後，以發展經濟之名挑動國人的物欲，讓國人不再關心民主政治。必然會以所謂的“生存發展權”為名打壓民權 （具體說明請見後 ）。中國文化所說的“生機”，其本質並非物質性的、生物性的，而是道德性的。上天生生之德破除萬物的區隔，貫通萬物為一體，其發端即惻隱之心，這才是真正的生機。如果各以生存為生機、以野蠻原始的生命力搶奪爭鬥，則人類社會的生機絕矣。

　　共黨物化了天，則人性的物化必不可免——

　　共黨對“天性”的定義是：“人先天具有的品質或性情 （《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287 頁）”。

　　共黨對“天稟”的定義是：“天資，天資聰穎（《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283 頁）”。

　　共黨對“人格”的定義是：“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徵的總和（《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090 頁）”。

　　依宋明儒家之言，共黨以上的定義僅僅是“氣質之性”，而非“天地之性”。人性包括三個層面：

　　一，生理本能、感覺。

　　177

　　二、氣質之性，即由每個人所稟賦的天地之氣的不同而有的多樣性。

　　三、天地之性。

　　共黨以上的定義僅僅是“氣質之性”（我會在下一節談到共黨物化生命，將生物本能當作人性），而沒有“天地之性”。我已在第一章説明何謂天地之性，在此不贅。如果毀掉了人所同具的天地之性，便只剩下社會屬性、肉身性和物質性，這正是共黨所造之孽。共黨僅以氣質之性論人性，而氣質是彼此差異的、可變的。所以，共黨否定人有上天賦予的普遍人性（共黨將此污衊為資產階級人性論）。由普遍人性而有普遍之愛——博愛（共黨將此污衊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共黨對人性的定義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093 頁）”。再看共黨對“階級性”的定義：“在有階級的社會裡人的思想意識所必然具有的階級特性。這種特性是由人的階級地位決定的，反映著本階級的特殊利益和要求（《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657頁）”。綜合共黨的這兩個定義來看，共黨否定人有先天的普遍人性，他認為人性是在具體的社會制度下形成的，他又認為在有階級的社會裏，人的思想被階級地位所決定。因此，共黨便以階級性代替了人性。中國文化全面涵蓋人的生物性、氣質之性和天地之性，但必須以“天地之性”為絕對主宰，共黨卻以“階級性”為絕對。共黨又以黨性代替了階級性，階級性的絕對又變為其黨性的絕對。由於共黨的極權特性，其黨性的絕對最終演變為黨魁一人之絕對。由此，中國文化，本以敬畏天地之性，守死善道為天命，現在竟然被扭曲為服從共黨頭目為最高命令。天地之性即天地萬物一體感通之性，天地之性以感通親敬為第一義，而階級性卻以分裂鬥爭為第一義。以天地之性為絕對，必以愛人敬人為天命。以階級性為絕對，178

　　竟以鬥人殺人為天經地義。以天地之性為絕對，人必須克除發自動物本能的暴力以彰顯天良。以階級性為絕對，人必須克除天良以彰顯暴力（具體事例請見本章第七節）。中國文化認為人性之善，是不被物欲、名利、榮辱、生死等所有變化所動的固有人性，是超越國家、民族、階層、地域、性別等所有差異之上的普遍人性。之所以固有、之所以普遍，是因為人性之善由天所命，是超越肉身的、先天的、有根的永恆存在。由外境變化、階層差異而生的物欲則是來自肉身的、後天的、無根的偶然存在。修身的關鍵在於經由不斷提撕、確認，最終信仰：人性之善有根、真實，物欲無根、虛幻，從而自然的、不待勉強的超越物欲。讓自己免於理欲交戰而坦坦蕩蕩，讓社會可以免於爭鬥而天下太平。共黨則恰恰顛倒之——共黨認為先天的普遍人性是無根的、虛幻的，階級性才是有根的、真實的。共黨認為沒有超越階級的人性，只有階級性，超越階級來談普遍人性是資產階級人性觀。共黨所謂的“整風”、“思想改造”就是逼迫人確認普遍人性是無根的、虛幻的、 資產階級的人性觀， 階級性才是有根的、真實的、“革命”的人性觀，最終整掉人所固有的普遍人性（良知），只剩階級性。

　　階級是對立衝突的，只認階級性則天下自然鬥爭不斷，禍亂不止。諸位啊，這是何等的顛倒、何等的羞辱！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人類正統文化，皆以主宰人的動物性為第一要義。中國文化數千年來，無數聖賢道盡千言萬語，只是為了闡明“人禽之辨”，只是為了守護“人禽大防”。所謂修身、所謂養性，只是踐行天所賦予的與禽獸不同的道德天性，自覺是一個“人”

　　而不忍墮落為禽獸，不忍固化為頑物，同時要求君主必須把人當人看，必須敬民，絕不能以民為工具。國史上無數次的政權變換，包括多次外族入侵，沒有哪個政權膽敢公開在文化上，將人禽獸化。共黨將人變為機械性179

　　的動物生命，以供其奴役驅使，我華族數千年文化所持守的人禽之辨，被共黨盡數毀滅（請注意，一黨專制是剝奪民權，而共黨專制則是剝奪民權和人性，中國大陸是比一黨專制更加罪惡的共黨專制。本書所談到的“一黨專制”

　　不是普通的一黨專制，而是共黨專制。在此強調，以後不再說明）。所以，諸位啊！切勿以為 1949 年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僅僅是一場政權變換。要知道，這是華族數千年文化之大毀滅，是中華五千年所未有之大浩劫。

　　共黨物化了天、人性，必然不可避免的物化“心”，共黨對心的定義是：“人和高等動物身體內推動血液循環的器官，即心臟。2、通常也指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等（《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444頁）”。此二者禽獸也有，不足以區分人心和獸心。獸心，心為形役，其心為肉體本能服務，被肉體本能主宰。人心，形為心役，人心可以超越肉體，主宰肉體，此即天心（因為天心超越萬物，主宰萬物，賦予人而為人之本心，因此人可以超越肉體，主宰肉體，此即我在第一章所說的“化物”）。

　　中國文化念茲在茲以超越獸心者為人心，而共黨則恰恰抹殺之、顛倒之，以獸心為人心。70 多年來，被共黨教育下的大陸人，已不知不覺的以獸心為心。共黨把人定義為高等動物，但是，因其以獸心為人心，最終卻變為連禽獸都不如。禽獸雖被本能主宰，但禽獸之食欲，吃飽則止。禽獸之性欲，也得其滿足而止。共黨以獸心為心，心之廣大無窮盡被肉體本能綁架後，其貪色、貪權、貪名毫無止境。心的知性被暴力本能綁架後，其作惡手段之怪異、殘忍，罄竹難書。所以，很多人看到共黨在土改、文革等運動中的殘暴，都會怒其禽獸不如。

　　共黨以“心臟”為心，這是明顯的物化，無需多言。那麼，其以“思想”為心，為什麼也是物化呢？因為思想的素材是經驗記憶，記憶的素材180

　　是人與外物感通時存留於大腦中的物的影像。且思想本身就有固化的機械性傾向（從人們常見的固執己見便可知）。因此，以“思想”為心同樣是物化。共黨“以物為心”，必然因物而生欲，表現在政治，則必然是權力私有，極權專政，特權橫行。表現在社會，首先必然是物欲氾濫。其次，在一個“以物為心”、物欲氾濫的社會裡，人們或被世俗埋沒，或選擇出世——若“以物為心”，則自己只是一具渺小的肉身，而社會則是一龐然巨物，人就會不自覺的去適應社會，人就會埋沒在物欲氾濫的社會中無法自拔。再次，萬物流行，變動不居，若“以物為心”，則其心必無寧定可言。所以，人在物欲氾濫，特權橫行的社會中浮浮沉沉，苦不堪言。但是，因為他們“以物為心”便無法對天下有刻骨銘心的道德責任感。所以，他們不去救世，只會選擇出世。他們對導致苦難的極權政治、社會不公視而不見，他們僅以內在修行來求解脫。他們甚至諷刺那些以天下為己任者太執著。因此，今日中國大陸的極權專政、物欲橫流、盲從社會、屈從權力的總根源即共黨的“以物為心”。中國文化絕不“以物為心”，而是以“宰物”為心、化物為心，亦即以“造物、宰物、化物”之“天心”為心。

　　因此，絕不“社會化”，絕對“化社會”。絕不“世俗化”，絕對“化世俗”。絕不“媚世”，絕不“出世”，絕對要“救世”。絕不受權力的馴化，絕對要馴化權力。

　　共黨之所以如此殘暴，還與其物化生命、物化民有關。有關此點，我會在本章第四節來談。

　　二、共黨公開破壞民族——

　　我在前面說過，共黨遍地暴動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以下具體説明：

　　181

　　民國 9 年（1920 年）7 月 26 日共產國際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報告和隨後的討論中提到：“各民族的關係、全世界國家體系，將取決於少數帝國主義國家反對蘇維埃運動和以蘇維埃俄國為首的各個蘇維埃國家的鬥爭。如果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正確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民國 11 年（1922 年）7 月印行的共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中說：

　　“中國共產黨要召集中國工人們加入世界工人聯合戰線，保護無產階級的祖國——抵禦資本主義的進攻，並要邀集中國的被壓迫群眾，也來保護蘇維埃俄羅斯”。在民國 12 年（1923 年）7 月印行的共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中也有此宣言。

　　民國 16 年（1927 年）8 月 1 日，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演說《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其中有：“誰決心不開秘密軍事會議而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誰撇開蘇聯、反對蘇聯而捍衛世界革命運動，誰就是反對革命，誰就必然要滾到革命敵人的陣營裏去”。

　　基於上述背景，所以，蘇聯在民國 18 年（1929 年）7 月因“中東路”事件入侵中國東北時，共黨竟然要“武裝保衛蘇聯”。蘇聯入侵東北後，共黨發布了大量武裝保衛蘇聯的通告，僅舉如下三例：

　　1、民國 18 年（1929 年）7 月 24 日共黨發表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

　　“擁護蘇聯！打倒替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國民黨！變反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

　　2、民國 18 年（1929 年）11 月 7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五十六號——目前中國士兵狀況與我黨兵運的策略及工作路線》：“在帝國主義國民182

　　黨軍閥進攻蘇聯的戰爭中是要使中國兵士與蘇聯紅軍攜手起來。因此，‘變武裝進攻蘇聯為武裝保護蘇聯’是我黨目前中心的宣傳口號”。

　　3、民國 18 年（1929 年）12 月 8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六十號——執行武裝保護蘇聯的實際策略》中說：在城市中必須從現在起積極準備群眾的破壞與騷動的工作……堅決的發動農民群眾的武裝鬥爭……必須立即有計畫的有準備的去組織兵變”、“在現在進攻蘇聯戰爭日益緊迫的時機，國民黨、資產階級極力散佈愛國主義的欺騙宣傳，這是我們動員廣大群眾武裝保護蘇聯的最嚴重的敵人……”。

　　共黨為了武裝保衛蘇聯，遍地暴動，大肆屠殺國人同胞。請注意，共黨所有的暴動紀念館，所紀念的正是這些屠殺同胞、保衛蘇聯的叛國者。

　　陳獨秀等人因反對“武裝保護蘇聯”，被共黨開除黨籍 ，民國 18 年（1929 年）11 月 15 日共黨通過了開除陳獨秀等人黨籍的決議案，其中說“……中央在此緊迫時期 ……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與“擁護蘇聯”的口號……陳獨秀等不特不在中央的決定之下一致工作，並且離開中央的路線，提議以“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的口號”。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共產國際制定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緊急任務案》，命令共黨要“武裝保衛蘇聯”。共黨根據共產國際的命令，在 9 月20 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其中有：“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佔領中國東三省，不過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畫之更進一步的實現。 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必須在擁護蘇聯的根本任務之下，一致動員武裝起來……打倒國民黨……武裝擁護蘇聯！”（有183

　　關共黨在日本侵華後仍要武裝保衛蘇聯並策動中日全面開戰，在下一節還會涉及，敬請留意）。

　　民國 21 年（1932 年）1 月 28 日，淞滬抗戰爆發，國軍拼死抵抗日寇，共黨非但未派一兵一卒抗日，還為了“武裝保衛蘇聯”，反而喪盡天良的在 2 月 2 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其中有“打到帝國主義與國民黨……革命的士兵們，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反對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武裝擁護蘇聯” 。在淞滬抗戰期間，共黨為了擴張地盤，竟然發動了贛州戰役，並攻擊增援上海抗日戰場的國軍。

　　民國 20 年（1931 年）11 月 7 日，共黨在江西瑞金成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我中華被日本侵略之際，共黨竟然肢解中國。共黨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是他的鞏固的聯盟者”。共黨雖然說蘇聯只是“鞏固聯盟”，未敢明言是他的祖國。雖未明言，但共黨之所為直接表明了他的漢奸本性——其所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蘇聯的國慶日成立。所懸掛的不是孔孟、不是孫文、蔣中正，而是馬、恩、列、斯。所供奉的不是“天地君親師”牌位，而是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馬克思。所發行的貨幣印的是暴君列寧。掛的國旗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蘇聯的國旗。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能夠涵蓋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與世界主義並不對立。因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以民族固有道德為本，民族固有道德以人類同胞之情為本。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先在本民族實現四海皆兄弟，進而在世界實現人類大同。因此，可以涵蓋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而共黨在 1949 年之前的奪權時期和1949 年之後的前三十年，以國際主義為藉口出賣民族。在其所謂的“改革開放”到如今，則以狹隘的民族主義來攻擊、滲透、腐化世界。

　　184

　　蔣公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肅清軍閥後，民國初告統一。但因蘇俄指使共黨叛亂，分裂中國。中國四分五裂，這讓日寇敢於侵華。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共黨公然分裂中國，建立蘇聯的兒子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讓日寇扶植偽滿洲國有例可循。共黨的“中華蘇維埃”成立一年之後，日本便以蘇聯為法，在東北成立了偽“滿洲國”。共黨之罪不只如此，其偽憲法還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由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區域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共黨在民國 24 年（1935 年）8 月5 日通過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沙窩會議）》中說：“目前在少數民族中的基本方針，應首先幫助他們的獨立運動，成立他們的獨立國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應公開號召蒙、回、藏等民族起來為成立他們自己的獨立國家而鬥爭，並給這種鬥爭以具體的實際的幫助”。在日寇侵略，華夏必須合力抵抗之際，共黨竟然號召各少數民族獨立（日寇侵華，為了肢解中國，也瘋狂號召扶植各少數民族獨立）。請記住，共黨是藏獨、蒙獨、疆獨……的始作俑者。共黨如此規定，當然是為了讓少數民族幫助它推翻國民政府。為此，它還規定“蘇維埃政權更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語”。但在共黨搶奪政權後，少數民族毫無自治，少數民族的文化在文革中被毀滅殆盡（就在我寫作本書期間，共黨正在禁止蒙語教育，引發蒙古族抗議，已有數名蒙古人因悲憤而自殺）。

　　蘇聯駐廣州領事館策動並參與了廣州暴動。張發奎在平定廣州暴動時，擊斃了六名蘇聯人，在蘇聯領事館查獲了蘇聯領事指揮廣州暴動的文件。

　　185

　　因蘇聯領事謀劃並參與暴動，國民政府宣布與蘇聯斷交。共黨在民國 16年（1927 年）12 月 24 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反對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對俄絕交宣言》，其中有“蘇聯的工人和農民及 其國家，絕不隱諱它援助中國革命之事實”。民國 17 年（1928 年）1 月 3 日共黨在《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中說：“中國共產黨鄭重的宣告於全世界，將來中國蘇維埃政府的第一步政策，就是於蘇聯結合鞏固的革命聯盟，而嚴厲的懲辦殺死蘇聯國家代表的兇手”。如此足可證明共黨這些屠殺同胞的血腥暴動皆是明目張膽的做蘇俄的奴才。共黨一面做蘇俄的奴才，一面又無數次的宣稱要實現民族的解放與自由（此即共黨利用民族主義毀滅民族的表現）。何以會如此矛盾？請看幾例共黨的說法，並進行分析。

　　民國 14 年（1925 年）4 月 4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十九號——宣傳孫中山遺言，發展國民黨左派力量》中說：“在有國民黨組織的工人群眾中……須宣傳民族的黨和階級的黨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眾不至民族主義化”。在共黨的語境裡 ，民族的黨和階級的黨使命不同，是因為‘國際無產階級利益高於民族利益’。所謂“民族主義化”即以民族利益超越階級利益。因共黨嚴格防止工人的“民族主義化”，導致許多共黨分子聽到民族二字便生恐懼。請看共黨自己的說法。民國 21 年（1932 年）4 月 4 日共黨的洛甫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中說：“我們的同志……對於中央很久以前所提出的“以民族的革命戰爭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的反日的中心口號，表示懷疑與動搖，甚至對於“民族”二字表示恐懼”。因共黨認為階級利益高於民族利益，只談民族解放卻不談階級解放，所以會表示“恐懼”。為了讓他們不要恐懼，洛甫繼續說：“這些同志還沒有了解到爭取民族革命戰186

　　爭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使無產階級成為中國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領導者與組織者，是中國共產黨在反帝革命中的中心的中心”。共黨在使“無產階級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之後，要做什麼呢？請繼續看共黨在民國 16 年（1927 年）8 月 21 日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中所說：“完成中國的民族解放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任務，現在已經完全放到工農運動身上，只有工農的民權獨裁，才能履行這一任務”。共黨說只有工農的民權獨裁，才能履行“民族解放”的任務。共黨自稱代表工農，工農的民權獨裁便成為共黨獨裁，所謂民族解放就變成了被共黨獨裁奴役，亦即華族淪陷於馬列。

　　民國 17 年（1928 年）7 月 10 通過的共黨黨章的第一條：“定名：

　　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支部”。

　　共黨無數次的發誓要聽命於共產國際，並無數次的宣稱蘇聯為無產階級的首都。因此，澎湃建立的海陸豐蘇維埃政權以莫斯科為首都（稱為“赤都”），並將孔廟改為“小莫斯科紅宮”。共黨的《晶報》說澎湃：“他是一個生死於理想的人。他靠理想活著、工作著，最後也為理想欣然死去”（注 22）。共黨之所想並非理想。“理想”的“理”是指道德理性，必須合乎道德理性方可謂之“理想”。所以，我們不會稱殺人放火為“有理想”。共黨否認道德理性，只認階級性，其實際所為只是殺人放火、謀財害命，是絕對的罪惡，不可謂之理想，通讀本書便知這並非偏頗之言。

　　澎湃將孔廟改為莫斯科紅宮，這是反中國文化。孔孟之道的根源是天命，天命的核心是仁義。仁的最基本發端是不忍人受苦的惻隱之心，義的最基本發端是不奪人財物，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人性。共黨殘忍的殺戮地主，搶劫財物，便違背了最基本的人性。因此，共黨所謂的“理想”便有反中187

　　國、反人性的基因。共黨一面高喊民族解放，一面摧毀民族之道德根基（此即共黨假藉民族主義毀滅民族，至今仍如此，請留意本書第九節），説明如下——

　　民國 37 年（1948 年）丁玲出版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以桑幹河畔的溫泉吞為原型，描寫了共黨的土改。民國 95 年（2006 年）6月大陸《南風窗》雜誌的記者田磊重訪桑幹河畔，當年參加土改的農民說：

　　“那時的溫泉屯，其實並沒有特別大的地主惡霸。但是每個村都要鬥地主的，後來就鬥了顧家三兄弟……地主其實人不壞，還經常資助四鄰……分地後村民們暗地裏覺得對顧家不公平……分到的地並沒有去種，樹上的果子，摘了之後沒有吃，也沒有拿去賣！”。農民分到地，沒有去種，或者將分到的財物又還給地主的現象比較普遍。為此，共黨在民國 20 年（1931 年）12 月 1 日發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中規定：

　　“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產及土地，同時必須廢除口頭的及書面的一切佃租契約，廢除農民對這些財產與土地的義務或債務，並宣布一切高利貸債務無效。舊地主與農民約定自願償還的企圖，應以革命的法律加以嚴禁，並不準農民部分的退還地主豪紳的土地或償還一部分債務”（以良心為犯罪是共黨的基本特徵。殺戮地主，搶奪土地，喪盡天良，所以農民不願種分到的土地，共黨卻要立法懲處，此即共黨政權以良心為犯罪）。民國 16 年（1927 年）5 月發生了著名的“馬日事變”，當時負責剿共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馬日剿共回憶錄》中說，他在剿共之前曾調查農民對共黨“解放農工”的真實看法，他問了一位和他很熟的農民張春生，張春生害怕被共黨知道，將他帶入內房後低聲的對他說：‘我與我的東家幾十年，素來無事，如今農民協會的一班地痞流氓，橫行無忌，188

　　要我發動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餓死，未免太殘酷了！我不能做，中國固有道德，是講人道的……”。

　　中國農村本來是宗族社會，同姓家族血脈一體，異性家族彼此通婚。

　　因此，農村是以親情為紐帶的社會 。地主和佃農有血緣關係，絕非共黨所宣揚的仇恨對立。大多數被批鬥的地主都是勤勞善良之人，他們廣泛參與慈善，絕非共黨所污蔑的惡霸（現在很多人已經知道，劉文彩、周扒皮都是共黨捏造的）。但是，共黨不以人性善惡為標準，而是以階級為標準。請看兩例共黨的說法：

　　1、共黨在民國 19 年（1930 年）12 月 10 日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中說：“在有些區域，竟有把地主分為“好”、“壞”，使所謂好地主一樣得到土地，這是絕不容許的事。因為他是中國社會上最反動的階級；凡是假借各種名義來保存地主舊有的一部分特權是對於黨之關於革命基本問題的路線最危險的曲解”（共黨之所以視此為“最危險”，是因為共黨極權的地基正是以階級性否定人性，而以好壞善惡看待地主，恰恰是以人性超越階級性 ）。

　　2、共黨在民國 20 年（1931 年）5 月 6 日的《中央給贛東北省委的信》中說：“我們的一切觀點，都必須從階級出發，決不能拿“好人”這兩個字就當做一切的標準”。

　　人性中的善根，讓農民不忍心鬥地主。共黨所謂的發動群眾，即以階級性毀滅人性。具體做法是每次鬥地主，共黨都會讓地痞流氓帶頭，然後強迫每個人打地主，如果有人不忍心的話，就會被殘酷批鬥。共黨在民國34 年（1945 年）12 月 24 日的《東北局關於發動群眾工作的指示》中說：

　　“基本群眾在尚未起來之前，多半畏縮怕事，而遊民分子則顧慮較少，因189

　　此在開始發動群眾的時候，應大膽的使用那些敢於向漢奸、特務挑戰，敢於向土豪、惡霸發難的遊民分子，這在開始發動群眾的領導上有很大的作用 ”。 再請看民國 46 年（1957 年）被共黨打為右派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李向春所說的：“農村的幹部殘酷的統治着農民……過去舊社會的流氓，二流子出身，他們很愛出頭，很容易的當了幹部，真正老實的農民是不敢當幹部的”（注 23）。所以，蔣公在民國 16 年的“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中說：“我們深信中國不需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更深信中國如有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流氓的無產階級專政。

　　況且我們為應民眾的要求而革命，他們是為革命而造無產階級，務必破壞，大家無家可歸，不能生存”。

　　中國民間社會在儒家文化和各種宗教數千年的陶養下，普遍存在積德信仰。所以，一方面，富人樂善好施，貧富之間並無普遍的仇恨。另一方面，擁有土地是幾代人勤儉持家、積德行善的結果。共黨摧毀了數千年一貫的積德信仰，將地主汙名化，樂善好施、積德行善的地主被共黨扭曲為惡霸，而數千年來遭鄙視的地痞流氓竟然被它們叫做“英雄”，謀財害命的土匪行徑竟然被它們當做“革命理想”。這是數千年所未有的善惡顛倒，是我華族數千年未有之大浩劫。梁啟超在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談到共黨的土改時說：“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報上所說幾次婦女裸體遊行的確的確是真的，諸如此類之舉動，真舉不勝舉……簡直是認作惡為天經地義”（注 24）（梁啟超所說，也得到了共黨的證實。

　　民國 35 年（1946 年）3 月 26 日共黨在《東北局對目前東北工作的指示》 中190

　　說：“最近期間，有一種所謂群眾運動過火，壞人得勢，好人低頭的議論 ，領導機關應該注意，不要被這些叫囂所嚇倒。應該大膽的，放手再放手的鼓勵與領導人民群眾起來）。

　　我已在前文提到，民國 20 年（1931 年）5 月 12 日蔣公在南京作《國民政府向國民會議提出剿滅赤匪報告案》，請再看其中的第三條：

　　（三）赤匪罪惡，不僅使吾全國人民受物質上之有形損害……蓋吾國之社會基礎為家庭，而家庭之新生命即為青年男女，設匪一方利用青年好奇之弱點，煽惑青年男女為種種反叛家庭之慘害舉動，而社會唯一基礎之家庭為所破壞矣。他方更乘青年血氣未定之弱點，誘使一般青年男女自由縱欲，則家庭之新生命又為所戕賊矣。若使此種破滅社會基礎之禍患未除，則中國民族非至滅種不止……

　　因共黨唆使流氓，誘惑青年，顛倒善惡。所以，蔣公在民國 22 年（1933 年）7 月 23 日對軍官訓練團談到剿匪時說：“我們要保持整個人類的世界，不讓他變為一個禽獸的世界，這就是我們革命軍人目前最重大最緊要的一個責任！”。

　　三、共黨公開毀滅民權

　　共黨在其偽“中華蘇維埃憲法”中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僧侶……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這是公然的踐踏民權。民權發自超越階級的普遍人性，民權是不能分階級的，一個階級的民權被否定，就是所有人的民權被否定。所以，在共黨剝奪了地主等人的政治權利後，連工191

　　農的政治權利也剝奪了。其“憲法”所說的“政權屬於工人、農民”僅僅是虛言而已。請看共黨延續至今的舉手機器式的“選舉”——周以粟將 63 名中央執行委員候選人逐個作了介紹。選舉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進行，對 63 名候選人逐個舉手表決……周以粟宣佈：63 名候選人全部當選……（注 25）。

　　共黨從建立起便民主自由從不離口，但它所說的民主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已在本章第一節以共黨的公開文件證明，其所謂民主即共黨憑藉暴力維護其獨裁統治，此乃徹底的反民主。在此不贅。

　　綜上，共黨在蘇俄侵華、日本侵華之際，竟要“武裝保衛蘇聯”，竟公然成立“蘇維埃”肢解中國，此等公然賣國行徑，為國人所不齒，徹底違背國人民族自主的普遍渴求；共黨以僞“憲法”規定一個階級淩駕於另一個階級之上，公然踐踏民權，徹底違背國人的民主渴求；共黨暴力血腥的土改，綁架勒索“土豪”，被時人稱為共匪。共黨又將農民變為農奴，無孔不入的盤剝民生。徹底違背了國人的民生自主渴求。共黨徹底違背了當時國人普遍的民族、民權、民生渴求，因而聲名狼藉。在國民政府第五次剿匪之後，共黨開始逃亡（共黨所謂的“長征”實際上是逃亡），共黨的逃亡絕非其謊稱的“北上抗日”，因為他們的逃跑路線是湘西——貴州——川北，然後，他們本來準備從甘肅和陝北打通去蘇聯的路，但突然發現在陝北還有共黨劉志丹的軍隊，所以他們才決定留在陝北。請注意，共黨是逃往西南和西北，而此時日寇在東北。所以，共黨絕非“北上抗日”。

　　希特勒上臺之後，斯大林感受到德國和日本聯合攻擊蘇聯的威脅日益逼近。為了對抗德日，蘇俄決定隱藏其階級鬥爭的真面目，命令各國共黨停止推翻本國政府，變為與本國政府聯合對抗法西斯。蘇聯為了抵抗納粹192

　　德國，命令歐洲各國的共黨建立反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 ；為了抵抗日本，民國 24 年（1935 年）7 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命令共黨在中國建立“抗日反帝統一戰線” 。共黨在國軍第五次圍剿之下，開始大逃亡，已步入死亡期的共黨，抓住這根救命稻草，開始利用抗日，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坐大——

　　四：國民黨抗戰時期，共黨利用抗日，假借三民主義坐大（並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

　　先提醒已經知道共黨不抗日的讀者，請您不要略過本部分内容。因為有些史料或許您未曾見過。

　　在國民黨抗戰期間，共黨一改蘇維埃時期對三民主義的羞辱、謾罵而變為利用。

　　共黨除了所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還有“中華民主共和國”。民國 26 年（1937 年）12 月 27 日，共黨的王明在《挽救時局的關鍵》中說：“中國共產黨在現在階段上放棄蘇維埃化中國的口號並將蘇區改為中華民國的邊區這件事實……不是玩弄一下什麼暫時的手腕，而是由原來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的戰略方針轉變到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的戰略方針”。而共黨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實質即假借三民主義。請看三例——

　　1、民國 27 年（1938 年）10 月 12 日至 14 日毛匪在《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建立一個什麼國呢？一句話答复：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193

　　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它的性質是三民主義的……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

　　2、民國 28 年（1939 年）7 月 7 日共黨在《八路軍全體將士為抗戰兩週年紀念通電》中說：“吾人之目的，在於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實現。

　　此的不達，誓死不休，區區至誠，謹電奉達”。

　　3、毛匪在《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展的新階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中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礎，而且是合作建國的基礎。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爭取民族解放，其民權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徹底的建立民主國家，其民生主義則更可能引導這個合作到很長的時間……”。

　　一、共黨假藉民族主義：

　　在本部分我會以具體史實説明，共黨為了保衛蘇聯，策動中日全面開戰；共黨不抗日，還勾結日寇打國軍。諸位不禁會問，為何共黨要如此禍害華族。我在本部分末尾會以理論簡單説明，共黨之所以如此背叛華族是因為共黨對國家的定義“階級專政的工具”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的國家概念“貫通幽明（幽指上天、先祖、先聖。明指人民、領土、政權）。

　　請先看共黨的幾個公開文件，以便從整體上瞭解其如何假藉民族主義，然後我再詳細解釋。

　　1、共黨在民國 25 年（1936 年）3 月 1 日發布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佈告》中說：“本軍主張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日，我中華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黃炎華冑之族，均應一致奮起，194

　　團結衛國……建義旗於國中，伸天討於禹域……” （隨後會解釋為什麽說這是共黨在利用民族主義）。

　　2、共黨在民國 32 年（1943 年）5 月 26 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規定》中喪盡廉恥的說：“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最優秀的文化、思想、道德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文化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為什麽說其喪盡廉恥，具體見後）。

　　3、民國 24 年（1935 年）12 月 25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瓦窯堡會議）》中說：“一切游擊隊應以民族戰爭的面目而出現，密切的聯繫與農民群眾的土地鬥爭……應使捲入反日浪潮的青年學生與革命士兵，大量加進游擊戰爭去……只有把賣國賊統治着的土地，大塊的變為蘇維埃領土，紅軍才有依靠……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是黨指導革命戰爭的一個基本的原則”。共黨所謂的“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就是以抗日的名義，吸收農民、青年學生、士兵進入游擊隊，以此擴充武裝。再將它要攻擊的國軍統統污衊為“賣國賊”，以此擴張地盤（具體史實見後）。

　　4、民國 27 年（1938 年）10 月 12 日至 14 日毛匪在《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無恥的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隨後會説明為什麽說其無恥）。

　　1905 年的日俄戰爭後，蘇俄在遠東的最大敵人是日本。民國 20 年（1931 年）9 月 18 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蘇聯認為這是日本進攻蘇聯195

　　的序幕。為了讓蘇聯免遭日本的威脅，斯大林要讓中日開戰，將日軍拖在中國。 這是蘇俄的一貫政策。民國 9 年（1920 年）9 月 1 日共產國際命令維連斯基：“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注 1）。

　　民國 17 年（1928 年）7 月 13 日，斯大林在“關於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總結”中命令各國共黨 “……在戰爭發生時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推翻資本主義，建立蘇維埃政權，組織全力保衛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據此，民國 20 年（1931 年）9 月 18 日爆發‘九一八事變’後，共產國際制定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緊急任務案》，命令共黨要“武裝保衛蘇聯”。共黨據此命令，在 9 月 20 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其中有：“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佔領中國東三省，不過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畫之更進一步的實現。

　　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必須在擁護蘇聯的根本任務之下，一致動員武裝起來……打倒國民黨……武裝擁護蘇聯！”。9 月 22 日，共黨又發布《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 》，其中有：“在蘇區與非蘇區之內組織“蘇聯之友”協會……這是真正的武裝擁護蘇聯及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之方法之一”。10 月 12 日，共黨又發布《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一致壓迫與屠殺中國革命民眾宣言》，其中有：“武裝我們自己，擁護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九一八事變後，共黨為了武裝保衛蘇聯，發布了大量“推翻國民黨”的命令（不再一一列舉），與日寇兩面夾擊國軍。正因為國軍被日寇與共黨兩面夾擊，所以蔣公才說“攘外必先安內”。下面舉四例說明國軍被日寇與共黨兩面夾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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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民國 20 年（1931 年)國民政府第三次圍剿共黨時，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國軍不得不暫停剿共。共黨在 9 月 20 日（九一八事變兩天后）發布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 中說：“使帝國主義國民黨第三次“圍剿”計畫完全落空，使蔣介石不能不從前線逃回南京，宣告“剿匪軍事已告一段落” 。共黨自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注 2）。

　　2、民國 21 年（1932 年）1 月 28 日，淞滬抗戰爆發，國軍拼死抵抗日寇，共黨非但未派一兵一卒抗日，反而攻擊抗日的國軍。民國 21 年（1932 年）1 月 31 日，共黨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上海事變第二次宣言》，其中有：“革命的士兵群眾們！與民眾聯合一起！把子彈對着帝國主義國民黨開放”。

　　在淞滬抗戰期間，共黨為了擴張地盤，發動了贛州戰役，並攻擊增援上海抗日戰場的國軍。國難危機，共黨竟然與日寇夾擊國軍，共黨內部有人反對，被共黨斥為叛徒。民國 22 年（1933 年）3 月 13 日出版的上海《鬥爭》刊登了共黨的《中央宣傳部關於反對叛徒鬥爭的提綱》，其中說：

　　“污衊蘇維埃與紅軍擾亂抗日後方、障礙抗日戰爭……把真正得到政治上的解放與物質生活上絕大改良的蘇區工農勞動群眾，描寫的痛苦達於極點”。

　　3、在國民政府第四次圍剿共黨即將勝利時，日寇在民國 22 年（1933 年）入侵榆關，國軍為了抵抗日寇不得不再次暫停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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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共黨在江西建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日寇在東北建偽“滿洲國”。

　　面對日寇與共黨的兩面夾擊，蔣公在民國 22 年（1933 年）12 月31 日的日記中說：“於此一年中，經過之患難：第一為倭寇占熱河、攻長城，擾及平津……春夏間，赤匪猖獗於贛川……冬季乃有閩變……倭寇與各方之反動者，正慫恿閩逆負嵎……嗚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黨血腥屠殺地主，國軍官兵在前方抵抗日寇，而親人卻被共黨屠殺，遭滅門之禍。軍心不穩，怎能殺敵！強敵壓境，內部卻動盪如此，稍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會“先安內後攘外”，不是嗎？請注意，共黨是蘇俄侵華的工具，共黨並非“內”。因此，嚴格來說，剿共同樣是“攘外”。

　　民國 21 年（1932 年）6 月 8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八一反帝戰爭日決議》中說：“全世界無產階級對於蘇聯是他們的祖國的信仰，是日益鞏固着……宣誓着要用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去擁護他們的祖國 ，直到最後一滴血”。民國 23 年（1934 年）4 月 12 日共黨在《中央緊急通知——關於在目前華北緊急形勢下各級黨的任務》中說：“日本帝國主義在北滿的瘋狂行動及對於華北的大舉進攻，證明干涉蘇聯的犯罪戰爭已經逼在眼前……各級黨部應該比任何時候更加警覺，來執行國際十三次全會所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號召群眾武裝保衛蘇聯”。在蘇聯面臨日趨嚴重的威脅時，宣誓要用最後一滴血保衛蘇聯的共黨，為了將日軍拖在中國，從而讓它的祖國蘇聯免遭日軍威脅，它們發動了大量號召全面抗日的活動（共黨的抗日口號是利用民族主義，而其真實目的則是出賣中國，武裝保衛蘇聯 。此即共黨假借民族主義毀滅民族的表現），僅舉以下三例：

　　198

　　1、共黨利用中華民國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在全國迅速建立了各種“救亡”組織，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全國學生救國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文化界救國會、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2、共黨發動了大量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民國 23 年（1934 年）7月 8 日共黨的博古在《為着實現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做了什麼和將做些什麼？》中說：“發動群眾向國民黨南京政府進行示威與請願，奪取這些群眾示威請願的領導權在自己手裡”。被共黨操控的職業學生在“民國 20 年（1931 年）12 月 15 日搗毀國民政府外交部，毆打外交部官員。又闖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將中央委員陳銘樞和蔡元培毆打至重傷。又毀壞國民政府中央日報社，燒毀報館。 蔣公在接見這些學生時，允 許他們赴前線抗日，但自願者僅百分之一”（共黨捏造說員警打死示威學生 30 多人，但事實是）：“憲兵隊將縱火、行兇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滬生因系脅從，經訊問即行釋放，餘廿五名北平學生交法院也從輕發落。事件中僅一名去排字房搗亂的學生，聞憲兵開到，越窗跳河溺斃”（注 3）（諸位在此可與共黨的六四大屠殺對比，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僅僅是和平請願卻被共黨血腥鎮壓）。

　　3、民國 23 年（1934 年）2 月 22 日共黨在《中央給滿洲省委指示信》中說：“為着勝利的開展滿洲反日民族革命戰爭，為着實際的實行武裝保護蘇聯的任務，滿洲黨必須把散漫的自發的游擊隊在無產階級政策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成為盡可能統一的真正反日的武裝”（請注意，共黨一再宣揚的東北抗日，實際上是為了保衛蘇聯）。

　　199

　　共黨為了宣揚武裝保衛蘇聯，不斷謊稱資本主義國家充滿危機，唯蘇聯除外。例如，民國 22 年（1933 年）11 月 7 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十月革命十六週年紀念宣言》中說：“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它不但沒有危機，而且過着工業、農業、技術、文化之空前的繁榮，七小時工作已經實現了，工資已經絕大的提高了，集體農民過着富裕的生活”。

　　而真實情況是 1932—1933 年正值蘇聯大饑荒時期，僅烏克蘭就餓死了近五百萬農民。

　　以下我將列舉共黨有關“抗日”的 5 條說法並整理排序，以證明共黨高喊抗日的真實目的，除保衛蘇聯外，也為了自救。之所以要列舉 6 條之多並整理排序，是為了讓諸位僅通過共黨自己的說法便可無需多言、一目了然其高喊抗日的真實目的：

　　1、共黨在民國 23 年（1934 年）4 月 20 日的《中央致各省委、縣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關於開展反日反帝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中說：所謂‘抗日救國’是目前中國民眾最中心最主要的問題，誰能在實際上證明他能解決這個政治問題，誰就能取得廣大民眾的擁護，誰就成為政治鬥爭的勝利者。

　　2、共黨在民國 23 年（1934 年）7 月 25 日的《中共中央局關於開展武裝自衛運動的指示信》中說：“中央局曾於四月間給你們一封反日統一戰線的秘密指示信……號召全國不願意做亡國奴的民眾，起來開展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配合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衝破五次“圍剿”的鬥爭……這是白區黨目前最迫切的一個任務”。

　　3、共黨在民國 22 年（1933 年）的 1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為反對五次“圍剿”告全中國工人農民兵士僱員窮困的職業者學生城200

　　市貧民青年書》中說：“起來響應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號召，要

　　求把每一個白軍兵士，每一隻槍，每一個飛機，炸彈從蘇維埃前線撤退 ，用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強盜……應該利用抗日的口號用一切方法去瓦解國民黨的軍隊，號召他們拒絕與紅軍作戰……”。

　　4、共黨在民國 23 年（1934 年）7 月 15 日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說：“號召全國民眾將國民黨軍庫中兵工廠中所有武器以及一切入口武器來武裝自己……積極援助中國工農紅軍與北上抗日先遣隊……並將國民黨全部軍費，拿來作為反日戰費”。

　　5、民國 23 年（1934 年）9 月 26 日共黨的張聞天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中說：“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敵人的遠後方，解除敵人的武裝，以吸引敵人的力量到自己方面而殲滅之。抗日先遣隊和六軍團的派出，就是為了這一積極的任務”。

　　共黨類似的説法有很多，以上僅僅是舉例而已。

　　希特勒上臺之後，斯大林感受到德國和日本聯合攻擊蘇聯的威脅日益逼近。為了對抗德日，蘇俄決定隱藏其階級鬥爭的真面目，命令各國共黨停止推翻本國政府，變為與本國政府聯合對抗法西斯。蘇聯為了抵抗納粹德國，命令歐洲各國的共黨建立反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 ；為了抵抗日本，民國 24 年（1935 年）7 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命令共黨在中國建立“抗日反帝統一戰線” 。共黨開始建立為了保衛蘇聯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黨為此發表了大量佈告、宣言，僅舉如下兩例：

　　201

　　共黨在民國 25 年（1936 年）3 月 1 日發布《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佈告》：“本軍主張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日，我中華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黃炎華冑之族，均應一致奮起，團結衛國……建義旗於國中，伸天討於禹域……”（請注意，無神論的共黨，此時為了利用民族主義，也開始說“天討”。共黨在蘇維埃時期，將孔廟改為莫斯科紅宮，將農民家中的“天地君親師”牌位改為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馬克思。

　　在被國府圍剿，瀕臨滅絕時，它為了自救，開始利用民族主義，盛贊華族：黃炎華冑之族、禹域。文革時，共黨無法無天，將堯舜孔孟以來的歷代聖賢君子之墓全部搗毀。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共黨的意識形態徹底崩塌。如今，共黨又開始利用民族主義，又開始說“人在做，天在看”，又開始盛贊偉大的中華民族。綜上，共黨每逢死境，絕對會利用民族主義自救）。

　　共黨在民國 25 年（1936 年）5 月 5 日發布《停戰議和 一致抗日通電 》 ：“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阋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

　　共黨此時雖然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它之前卻大肆反對國民黨要建立的民族統一戰線。共黨在民國 21 年（1932 年）6 月 21 日《中央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與我們的任務的決議》中說 ：“更有人認為在目前“對外重於對內”，故主張“如共黨肯放棄暴動政策，一致對外，共黨可以合法存在，紅軍可以改編為國軍……他們一致的目的，是在用更聰明的方法在政治上準備進攻蘇區和紅軍，用更狡猾的方法欺騙民眾”。共黨之前反對國民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是因為蘇俄的命令是發動農202

　　民、工人推翻國民黨，以武裝保衛蘇聯。共黨現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因為蘇俄的命令變為聯合本國政府對抗法西斯，保衛蘇聯。同時，也因為共黨經過國軍的第五次圍剿之後，已入絕境，為了自救而高喊“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真實目的並非抗日，而是停止剿共 （隨後我會說到，共黨非但不抗日，還夥同日寇攻打國軍）。

　　共黨在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圍剿之下已入死境，為了自救而高喊“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同時，蘇聯為了免遭日本的威脅，也需要中日全面開戰，從而將日軍拖在中國。因此，共黨為了自救，為了保衛蘇聯，發動了大量的遊行示威逼迫國民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並策劃了西安事變。有關西安事變，共黨如此謊稱：

　　1、民國 32 年（1943 年）7 月 1 日共黨的《解放日報》社論《 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為中共二十二週年紀念而作》說：“在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力主和平解決，為了民族大義，中國共產黨不咎既往，這種驚天動地的義舉，鋪平了團結抗戰的道路”。

　　2、民國 32 年（1943 年）7 月 21 日共黨的《解放日報》刊登的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中說：“西安事變爆發了，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趁火打劫，而且為着民族團結，不記清黨之役和十年內戰的血海深仇，毅然決然主張釋放蔣先生”。

　　之所以說共黨是謊稱 ，是因為共黨的真實目的是要殺蔣公。民國 25年（1936 年）12 月 15 日共黨在《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中說：“公等而果慾自別於蔣氏，复慾自別於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共黨本慾殺蔣公，被斯大林否決。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記錄了斯203

　　大林有關西安事變的電報，其中有：“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一手製造的…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漁其利。蘇聯決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蔣介石是領導抗戰的唯一人物”

　　（注 4）。西安事變迫使全面抗戰提前爆發。西安事變爆發時，蔣公為抗戰而訓練的 36 個德械師只準備了一半，武器、彈藥、糧草還嚴重不足。國軍抗日名將孫元良說：“假如抗戰的爆發再延遲五年，徵召的新兵已經練成，工業建設與備戰工作初具規模，配合太平洋戰爭，那麼中國絕不至於單獨對法西斯作戰，斷不會十億畝耕地被破壞六億畝、沿海區工業設備全部毀滅！”。中日雙方實力懸殊本已巨大，而中國的準備又嚴重不足，致使國軍與日寇的傷亡比例高達 11:1，普通百姓的傷亡同樣慘不忍睹。孫元良將軍從漢中行軍到貴州時：“發覺漫山遍野都是難民大軍……沿途到處是倒斃的腫脹屍體、極目遠望不見一幢完整的房屋。頓生人間何世之感，不由得悲痛驚愕”（注5）。蔣公在民國 27 年 10 月 18 日的日記中說：“二十四年入川平共，即為建立今日抗倭之根據，而今日抗倭，即為樹立將來建國之基礎……平共以求統一，統一而後抗戰，抗戰而後建國的一貫政策也，勉之！勿自亂步驟！”。西安事變即亂此步驟，倘若沒有西安事變，共黨逃亡所剩的那一萬多殘兵絕對會被國民政府的六十萬大軍徹底剿滅，共黨絕無機會假借抗日坐大，大陸就絕對不會被其霸佔，遭其蹂躪，國民政府在戰後實行的民主憲政就不會中斷，數千年民族文化就不會被毀滅，幾千萬同胞就不會被共黨殺死、餓死、整死……因此，張賊學良絕對是中華的罪人。

　　204

　　上已言之，已經步入死亡期的共黨為了自救，開始執行斯大林“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命令。共黨所謂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不是為了保衛中國而是為了保衛蘇聯。所以，蔣公才會在民國 26 年 6 月 1 日的日記中說：“最要者，使共黨與第三國際斷絕關係，應令共黨明瞭中國抗倭，須以中國為本，並非為其他國家抗倭也”。毛匪高喊“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共黨在土改、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等政治運動和六四鎮壓中殺的不都是中國人嗎？）。但其真實目的不是抗日，而是利用抗日以擴張。劉少奇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是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我黨在策略上的最大轉變……在統一戰線中……一分鐘也不能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一分鐘也不能放棄用共產主義精神去教育群眾與組織群眾的獨立工作……”（注 6）。

　　民國 26 年（1937 年）的七七事變後，共黨假惺惺的發表了《共赴國難宣言》：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請注意，蘇俄的代表馬林為了在中國建立共黨，曾對中山先生謊稱，蘇俄並不實行罪惡的共產，又說蘇維埃制度不適合中國。這說明共黨的主義並非中國的真實需要，中國的真實需要是主張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的三民主義。所以，蘇俄要進入中國就必須假借此三大渴求。

　　共黨在江西蘇維埃時期，因徹底違背國人的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三大需求而步入死境。此時，他利用抗日以自救，在“共赴國難宣言”

　　中仍然假借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在抗戰之後，共黨之所以能夠佔領大陸，也是因為假借三民主義。共黨在文革後，之所以再次步入死境，皆因其再次毀滅民族、民權、民生。此時，205

　　它為了自救，又開始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此即共黨所謂的“改革開放”。共黨百年來，只要違背三民主義則必死無疑，要生則必然假借三民主義，別無它途。這說明，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才是中國的真實需要且直接對應永恆的天地生生之道，順之則生，違之必死。

　　敬請諸位留意此點）。）

　　（二）停止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廢除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廢除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之所以說共黨假惺惺是因為共黨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之前的民國26 年（1937 年）2 月 15 日就在《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宣傳解釋大綱》中說：“蘇區中蘇維埃制度廢除，施行普選的民主制度，並不能放棄工人農民已經獲得的政治權利，而要繼續保障之。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不能放棄工農主要成分與黨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而要繼續保障之。在全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並不能恢復蘇區土地剝削制度，而要繼續保障土地在農民手中。但在全國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必須沒收漢奸分子的土地”（隨後我會說明，共黨並未停止階級鬥爭，而是以“打漢奸”的名義來進行階級鬥爭）。

　　《共赴國難宣言》徒有其表，共黨所作所為徹底違背此宣言。欲知共黨之真實所為，請先看幾段毛匪的說法（注 7）：

　　1、有關毛匪感謝日寇侵華的言論，已有眾多網友發布，為了讓諸位看到毛匪人頭畜鳴的全貌，以下內容我盡量留有細節——206

　　1964 年 7 月 10 日，毛匪對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壽男丶細迫兼光等說：

　　毛匪：“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

　　佐佐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匪：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 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佐佐木：謝謝。

　　毛匪：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

　　我們為甚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 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 出自毛匪思想萬歲 1969 年 p.532 (該書有多種，以上的話出自總頁數為 716 頁的那本 )。（上面的話毛匪還說過三次，限於篇幅，不再重復。

　　如今有共黨質疑以上言論的真實性。毛匪早已證實了它的言論。共黨的《人民網》報導說，共黨關押了 1109 名日本戰犯，1956 年釋放了 1017 名。共黨在1949 年之後的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國軍抗日將領被屠殺殆盡）。

　　207

　　2、

　　“打蔣介石十年，都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 ……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 。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3、

　　“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聯合 （第一次是同孫中山）是暫時的，暫時同盟。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蔣公在民國 32 年 4 月 11 日的日記中說：“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其妻室以產育無錢，多謀墮胎者，醫藥無費，病貧益深……河南災區餓莩載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乎！若不使倭寇從速亡，若再延長一年，則中國萬難支持，勢必蒙受無窮羞辱，不能完我上帝賦予之使命矣！奈何！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毛匪竟然說日本投降的早了，要再準備一年）。

　　共黨如何利用抗戰“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如何從“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一言以蔽之，即假借抗戰，擴充組織；不打日寇，只打國軍。以下舉例說明（此處，請再次留意共黨的“陰陽兩面”）——共黨在民國 26 年（1937 年）4 月 15 日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其中有：“本黨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四項保證，決不能解釋為所謂‘共產黨投降’…這些讓步與妥協，不但不是束縛本黨的發展，正是為了要使本黨取得全國範圍公開活動的機會，千百倍的去擴大黨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

　　208

　　請看共黨如何讓《共赴國難宣言》中所說的“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變為廢話的：

　　民國 26 年（1937 年）7 月 7 日爆發盧溝橋事變，共黨假惺惺的連發數電，僅舉兩例——

　　7 月 8 日，《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宋哲元等電》：“紅軍將士，義憤填胸，準備隨時調動，追隨貴軍，與日寇決一死戰……”。

　　7 月 9 日，《人民抗日紅軍要求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驅的通電》：“日本法西斯蒂肆其侵略故智，惹起盧溝橋宛平事變，殺傷我國軍民……我冀察當局及二十九軍將士為自衛而抗戰，誓保國土與城共存亡，忠義勇烈，不愧為我大中華民族之男兒。德懷等以抗日救國為職志，枕戈待旦，請纓殺敵，已非一日，當華北危急存亡之緊要關頭……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驅，於日寇決一死戰。謹此電聞，翹待鈞命。

　　共黨表面慷慨陳詞，而實際所為是——

　　民國 26 年（1937 年）8 月 25 日共黨發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堅決執行黨中央和軍委會的命令，保證紅軍改編後應完成共產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

　　民國 26 年（1937 年）9 月 12 日毛匪在致彭德懷的《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中說：“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 ，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南京只做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注 8）。

　　209

　　毛匪說的“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究竟是什麼意思？請看兩例：

　　民國 26 年（1937 年）9 月 21 日毛匪在致彭德懷的《關於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原則的指示》中說：“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不是運動戰）……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 ，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是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

　　民國 26 年（1937 年）9 月 25 日毛匪在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的《關於華北我軍作戰的戰略指示》中說：“上述四縣兵力極少之際，然後使我林師全部向北突出，依情況再分成無數小支或分成二、三個集團，向着恆山山脈以東以西以北廣大地區敵之空處側後舉行廣泛的襲擊戰，若在敵之主力尚未集中於其主要的攻擊點，敵之後方尚未十分空虛之時，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如出擊敵後，須採取沒收大地主政策……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 沒有某些地方失守之代價，不能取得敵後活動的便利……須在敵軍甚少之條件下，須有敵後方敵兵不易活動，而我步兵易於活動之地形條件”。

　　毛匪說“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過去的“國內戰爭”

　　（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共黨受蘇俄指使，實際上是蘇俄對中國的侵略）的敵人是國民黨，所以要集中打仗，打硬仗（抗戰結束後，共黨為了奪取大陸，就是打運動戰。例如，民國 35 年（1946 年）12 月 6 日共黨《解放日報》的社論《戰局在開始變動》說：“我們主要的是靠打運動戰……除某些區域在敵我力量對比上應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為有利……其他地方均應堅決集中兵力，以連續數晝夜頑強戰鬥的方法去殲滅敵人）。現在的敵人是日本，不能集中打仗，不能打硬仗，只能“依傍山地”、“分為無數小支”去“敵之空處側後”（實際上是游而不擊），保存實力，“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210

　　為主”，要發動群眾，就要利誘群眾，就必須“採取沒收大地主政策”。

　　這仍然是過去的“打土豪，分田地”，只是以打漢奸的名義進行。如果以上的話還需要分析的話，那麼，下面的話就很直白了：

　　時任新四軍一師師長的粟裕在《粟裕戰爭回憶錄》中說：“遊擊戰，在一般的作戰原則中是戰術性的。中央把遊擊戰提到了戰略的地位；是要通過抗日遊擊戰爭積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為抗日反攻作準備，也為抗戰勝利以後實現民主革命的總任務作準備……作戰對象由頑軍變為日軍，作戰方法出運動戰轉變為遊擊戰，並以遊擊戰為中心……不轉變，肯定要吃大虧，轉變得不適時，轉變得不好，也要吃虧”（注 9）。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記錄了毛匪在洛川會議的發言：“他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當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勢力……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藉口，予以推託”（注 10）。共黨在《共赴國難宣言》中說“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毛匪又說“應用各種藉口推託”。例如，毛匪在民國 29 年（1940 年）3 月 5 日的《中央關於在反摩擦鬥爭中應採取攻勢防禦的戰術的指示》中說：“蔣對八路軍不知下過多少無理命令，均以“不理”二字了之……有時須提出新的問題要求他答复……又如以糧食不足為理由，要求李品仙增劃數縣為我防地，而且再三再四，不準不休”。

　　我在前面提到，曾任毛匪秘書的李銳也記錄了毛匪在洛川會議的發言：

　　“毛指出：‘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211

　　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 ，蔣、日、我，三國志’”。

　　雷震遠 1930 年來華，在河北省安國縣生活近 20 年。抗戰時擔任安國代理縣長。他曾被日寇關押在集中營兩年半。大陸淪陷後，他離開大陸。

　　1952 年他出版了《內在的敵人》，對國際社會揭露共黨罪行。共黨假借抗日進入安國。他親眼目睹共黨的殘暴。駐安國的共軍司令是呂正操。雷震遠和呂正操有一段極重要、極精彩的對話，可以清晰說明共黨不抗日。

　　但限於篇幅，不能保有細節，只能略作歸納，失色不少，非常可惜。日寇在安國大屠殺後，雷震遠救了許多受傷的百姓 。呂正操知道後，非常憤怒的對雷震遠說：“你再這樣做我就抓起你來，按叛國罪槍斃 ”。 雷震遠不解的問：“再做什麼事？”。呂正操答：“救那些受傷的老百姓。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對中國越有利益。日本人的屠殺會鼓勵起人民的仇恨，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也是我們使我們人加入我們隊伍的方法！”。雷震遠強壓怒火，問呂正操：“將軍，你沒有出力打日本。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這樣龐大的軍隊。真的我有些驚奇 。你一向強調人民加入你們的部隊去打日本。但是你並沒有盡力和他們打仗”。呂正操回答：“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日本。蔣介石，他是我們的大敵人。正因為蔣介石是我們的大敵，中國共產黨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們不能讓日本在中國太強，但是我們也不能對他們拼命作戰而使他們太弱。假如日本太強，共產主義便無法在中國獲勝。假如日本太弱，蔣介石便會獲勝”。因共黨不抗日，所以蔣公在民國 26 年 10 月 25 日的日記中說：“對朱德共黨，旁觀投機，惟有以正制邪，以拙制巧……”。

　　212

　　民國 26 年（1937 年）6 月 6 日共黨的洛甫做《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報告，其中說：“我們現在常常說要以民族革命的精神教育全中國四萬萬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民，這也並不是說我們現在要暫時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正是要以馬克思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教育中國人民”。

　　（這讓共黨在《共赴國難宣言》中所說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成為廢話。如今，共黨利用民族主義，一面鎮壓因民權喪失、民生不公而引發的民怨，一面讓外界誤以為它們已經放棄了馬列，因而對它放鬆警惕。實則，在共黨利用民族主義，不斷鼓譟所謂的“民族復興”時，它並未放棄馬列，它“正是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民族問題的理論教育中國人民”，將中國人教育成犧牲華族利益、個人利益、家庭利益以馬列殖民之穩固。

　　有關共黨如何讓 《共赴國難宣言》中所說的‘停止一切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變為廢話，請見共黨假借民生主義部分。

　　共黨所謂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不是為了保衛中國而是為了保衛蘇聯。所以，蔣公才會在民國 26 年 6 月 1 日的日記中說：“最要者，使共黨與第三國際斷絕關係，應令共黨明瞭中國抗倭，須以中國為本，並非為其他國家抗倭也”。因共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是受蘇聯的命令建立。

　　所以，在抗戰期間，共黨與國民政府究竟是“合作”還是對抗，共黨毫無自主權，只有隨俄起舞（注 11）——

　　1938 年 6 月 10 日，斯大林給蔣公發函表明其確信中國抗戰能夠取得勝利。毛匪即隨之對蔣公表態：“……澤東堅決確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于東亞……”。

　　213

　　1939 年 3 月斯大林和希特勒開始秘密交涉。8 月 23 日簽訂“蘇德互助協定”。共黨本來鼓吹“反法西斯主義”，而蘇俄卻和法西斯德國結盟，與民主國家為敵。斯大林改變，毛匪也隨之改變，一反之前對蔣公的表態：

　　“國共兩黨休戚與共、長期團結”，而變為：

　　1939 年 3 月以後，共黨在鎮原甯縣一帶策劃暴動。其山東縱隊進入蘇北，肆行暴動……又在晉南煽動韓鈞部隊叛變。

　　1941 年 6 月，蘇聯與德國爆發戰爭，蘇俄與德國由互助變為戰爭。

　　此時，蘇俄自然要尋求中、美、英的支持。蘇俄變了，共黨自然要變，毛匪對蔣公表態如下——

　　“今後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恩格斯馬克斯列寧與斯大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此則中共所盼於 委座領導之下……”。

　　接下來以共黨公開文件說明：共黨攻擊抗日的國軍——共黨之罪不僅僅是不打日寇，下面以中條山戰役為例說明共黨非但不打日寇，還打國軍。請看當時《大公報》的報道：

　　（一）、敵方廣播（指日寇）﹕第十八集團軍主力（即共軍），於我軍攻擊重慶主力時（重慶主力即國軍），不但始終隔岸觀火態度，且出動遊擊隊威嚇重慶軍側面，並乘機解除殘軍之武裝 。

　　（二）、敵陸軍發言人秋山，盛誇日軍在晉南之戰績，並稱﹕日軍共產軍 素不彼此攻擊。

　　（三）、‘華盛頓明星報’發表社論稱﹕‘中國共產黨可以轉而幫助汪精衛’……晉南戰役業已經過半月之久，我軍苦戰，而十八集團軍集中晉214

　　北，迄今尚未與友軍協同作戰，則系事實……豈能坐視敵軍猖獗而不抗？

　　豈能坐視國軍苦戰而不援？”（注 12）。

　　有關共黨不打日寇卻打國軍的事例在蔣公的日記中比比皆是，例如蔣公在民國 29 年 5 月 10 日的日記中記到：“晉白公路，為敵軍把持，如不能設法擊退 ，則中條、太行兩山脈，為敵隔絕，晉冀兩省，無法聯繫；而共匪在敵側背，坐視不顧，而且時來阻擾我軍之進行，此誠漢奸之不如者，可歎！”。《大公報》報導中提到的：‘日軍共產軍素不彼此攻擊’與‘中國共產黨可以轉而幫助汪精衛’都是真實的——在大陸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記載了潘漢年和日寇都甲大佐的對話：“都甲說，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

　　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 ，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毛匪為了掩蓋賣國證據，在民國 44年（1955 年）以“內奸”為名關押潘漢年。李克農根據檔案記載為潘漢年辯解說，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共黨）中央都知道而且都有指示。

　　民國 71 年（1982 年）共黨給潘漢年平反，繼續掩蓋賣國證據說潘漢年並非內奸，而是打入汪偽內部為共黨搜集情報。這是鬼話。曾經擔任共黨領袖的王明在他的回憶錄《中共五十年》（大陸東方出版社出版）中說（毛匪）：“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以他的名義派出代表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談判共同反蔣的問題，同時命令停止抗擊日軍和汪精衛的軍事行動……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已在215

　　大陸出版，作者說他親眼看到定期送到延安的新四軍與日軍往來的電報。

　　在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中記載了共黨的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和日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談判，雙方決定停止軍事攻擊，並商討如何共同對付國軍（毛匪為了毀掉賣國證據，在民國 44 年（1955 年），楊帆和潘漢年一樣被毛匪以“內奸”為名判刑，此即“潘、楊事件”）。除了大陸出版的以上書籍記載了共黨勾結日寇外，蔣公在民國 54 年 10 月 10 日《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也說到：“抗戰後期——湘西及鄂西之戰，以及平漢路南段之戰，共匪則更公然竊取了國軍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計畫，交給日軍特務機關，而且敞開了其所謂‘解放區’，引使日軍長驅直入，並與之前呼後應，共同來夾擊國軍”。蔣公在民國 32 年 5 月 6 日的日記中記到：

　　“人心叵測，世事變幻，廉恥掃地 ，時局混亂，有如此者！共匪與汪奸勾結，余實不能置信，然事實俱在，雖欲不信而亦不可得也！詳察其意，共匪不懼偽逆存在，而惟懼本黨抗戰，故喪心病狂，不惜與汪偽勾結，以破壞我抗戰；言念及此，不知漫漫長夜，何時旦矣！”。

　　毛匪命令共黨在抗戰期間不集中打仗，以擴充八路軍勢力，創造根據地為主。‘不集中打仗’是指不打日軍。既然不打日軍，那麼要擴充八路勢力，就要打國軍。民國 25 年（1936 年）國軍六十萬大軍包圍延安，共黨為了自救，高呼“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民國 25 年（1936 年）10月 26 日共黨發布《紅軍將領給蔣總司令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

　　“我們敢以軍人的坦白與熱誠敬告諸先生：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立即停止進攻紅軍……我們現更代表全中國紅軍，負責宣言 ：紅軍願服從全國統一的軍事指揮。在不得抗日友軍的同意，紅軍決不開入抗日友216

　　軍的防地”。共黨承諾：“在不得抗日友軍的同意，紅軍決不開入抗日友軍的防地”，請看共黨是如何背信棄義的——

　　一、共黨在民國 24 年（1935 年）12 月 25 日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瓦窯堡會議）》中說：“一切游擊隊應以民族戰爭的面目而出現，密切的聯繫與農民群眾的土地鬥爭……應使捲入反日浪潮的青年學生與革命士兵 ，大量加進游擊戰爭去……只有把賣國賊統治着的土地，大塊的變為蘇維埃領土，紅軍才有依靠……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是黨指導革命戰爭的一個基本的原則”。共黨所謂的“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就是以抗日的名義，吸收農民、青年學生、士兵進入游擊隊，以此擴充武裝。再將它要攻擊的國軍統統污衊為“賣國賊”，以此擴張地盤。具體做法，請看如下兩例：

　　1、共黨在民國 29 年（1940 年）2 月 10 日的《中央、軍委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中發布大量命令，請看其中的幾條：

　　（5）、彭雪楓部確實掌握新黃河以北隴南路以南，西起開封，東到海邊，將此整塊地區化為鞏固根據地，堅決肅清反動，堅決建立政權，擴大軍隊至四萬。

　　（6）、陳、羅、徐、朱將隴海路以北老黃河以南化為鞏固根據地，擴大軍隊至 15 萬，堅決殲滅沈鴻烈，堅決建立政權。

　　（10）、肖克確保平西根據地，發展冀東游擊戰爭，直至熱河、山海關，準備進一步向遼寧。

　　以上任務限於一年內完成。

　　2、共黨在民國 28 年（1939 年）12 月 6 日的《中央關於山東及蘇魯戰區工作的指示》中說：“3、在群眾擁護及我們擁有足夠武裝力量的217

　　條件下，即使舊政權還存在，我們應尋求機會委任新縣長新專員……在敵後方下級政權的獨立作用已大大增長 ，因此我們除自上而下的爭取政權外，還應自下而上爭取政權，決不應該放棄爭取縣區鄉政權的一切機會。此電有許多地方是秘密的不可照樣下達”。

　　在共黨的擴張命令下，新四軍攻擊國軍，製造了“皖南事變”。請注意，皖南事變是共黨攻擊國軍，絕非共黨顛倒黑白所說的國軍攻擊共黨。

　　時任新四軍一師師長的粟裕在《粟裕戰爭回憶錄》中說：“一九三九年五月，陳毅同志決定派葉飛同志率領第六團挺進到澄 ( 江陰 ) 錫 ( 無錫 ) 虞( 常熟 )地區活動。項英同志得悉後十分恐懼，急電制止。那一天，陳毅同志把項英同志的來電交給葉飛同志看。電報中說了兩點：澄錫虞是日寇控制的重要地區，部隊去了會被殲滅；那裏不是國民黨劃定的防區，我們去了，會破壞統一戰線。這時，陳毅同志面色陰沉，一言不發地在室內來回走動。稍停，突然問道 ：“你帶部隊到澄錫虞，會被敵人殲滅嗎 ? ”。

　　葉飛同志堅定地問答：“不會的！我們不僅不會被殲滅，反而還會發展。”陳毅同志嚴肅地拍著胸說：“好！部隊被殲滅由你負責，破壞統一戰線由我負責。決定去！”（注 13）。請看當時《大公報》對皖南事變的報導：“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 、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有關共黨攻擊國軍，擴張地盤，蔣公在日記中有大量記錄，僅舉三例：蔣公在民國 29 年 3 月 10 日的日記中說：“參謀會議時，聽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報告，幾令人不可忍耐！余明白評判，該集團軍：丑、不應摧殘友軍…卯、不應盡徵民糧、斷絕民食…”；蔣公在民國 29 年 9 月 7 日218

　　的日記中說：“彼乃積極進攻我留在淪陷區各部隊，收械擴地，擴張勢力，準備叛變矣！”；蔣公在民國 29 年 10 月 11 日的日記中說：“共黨在蘇北，攻我李守維部，李陣亡，部下師旅團長，亦多陣亡，可痛孰甚！”。

　　我曾說過，九一八事變後，國軍被共黨與日寇兩面夾擊。全面抗戰開始後，日寇與共黨仍然兩面夾擊國軍。共黨為了擴張地盤，攻擊國軍。國軍反擊，替共軍解圍的是正是日寇。請看以下兩例（注 14）：

　　1、民國 30 年（1941 年）1 月 13 日，毛匪、朱德等致電劉少奇、陳毅：“據去春晉東經驗，我打朱懷冰後，蔣調集大軍準備通過晉城、長治縣向太行山我軍進攻之際，被日軍集中掃蕩，將各反共軍打得七零八落。

　　同時日軍在皖南、鄂西採取攻勢，反共高潮因而下降”。

　　2、民國 30 年（1941 年）1 月下旬，毛匪致電周恩來：“日寇乘蔣介石注全力於反共之際，集中五個師團以上兵力分數路包圍湯恩伯、何柱國、李仙舟、李品仙諸軍約十五萬人於平漢路以東。蔣在危急時求妥協之心，已可概見。我們必須堅持尖銳鬥爭立場，不達我們必要條件決不與之妥協”。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共黨非但不打日寇，還打國軍。那麼，何以會有共黨宣揚的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呢？以下說明：

　　民國 26 年（1937 年）11 月 13 日毛匪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關於華北紅軍的任務與擴軍方法的指示》，其中有：“多打小勝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國…打幾個小勝仗…準備打幾個小勝仗…多打幾個小勝仗…多打小勝仗…”。毛匪反复命令“多打幾個小勝仗，用以影響全國”，就是為了讓媒體報導，讓國人誤以為他們們是抗日的。共黨所謂的“平型關大捷”就是這樣的小勝仗，共黨僅僅在太219

　　原會戰中，伏擊了日寇的一支非戰鬥的運輸部隊並搶奪了一些物資，僅此而已。共黨就大肆宣揚為“平型關大捷”。在平型關戰役中，抵抗日寇主力板垣師團的是國軍。

　　彭德懷違背毛匪不打日寇的命令，打了所謂的“百團大戰”，暴露了共軍實力，文革時被整死。在 1967 年 11 月出版的紅衛兵的《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中說：“1940 年 8 月—12 月，抗戰已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彭賊夥同朱德等發動了‘百團大戰’。當時日寇兵分數路進攻西安 、昆明、重慶。彭德懷堅決執行王明路線，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後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於重慶的蔣介石”。在《彭德懷自述》中彭自認錯誤是：“過早舉行了那次戰役。雖然在戰役上取得了勝利，但是推遲了日軍打通粵漢路和湘桂路（約一個月時間），而減輕了日軍對蔣介石的壓力。在客觀上是起到了援助蔣介石的作用”（注 15）。

　　在大陸，《南泥灣》這首歌幾乎盡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歌詞裡共黨的“大生產運動”所生產的是鴉片。《延安日記》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 當他發現延安到處在種鴉片、賣鴉片時， 他質問毛匪，但毛匪沒有回答，鄧發代毛匪回答：“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跟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彼得還記載，共黨命令發展公營的鴉片貿易，規定在一年內至少提供 120 萬兩鴉片，由賀龍的 120 師負責”（注 16）。國民政府也知道共黨種鴉片，蔣公在民國 34 年 9 月 29 日的日記中記有共黨的220

　　罪行：“擅設延安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割據地盤，反對中央政令，私發鈔票，擅征租稅，強種鴉片，私設關卡，與敵偽公開貿易，交換貨物，以接濟敵軍，助長侵略，此即中共之所謂對日抗戰也”。國難當頭，共黨竟然種鴉片，禍害國人。共黨否認延安種植鴉片，他們辯解說，當時延安經濟非常困難，糧食都不夠，怎麼可能用土地種鴉片而不種糧食呢？這是因為用那點土地種莊稼根本無法解決糧食短缺，更無法解決龐大的軍政費用，而鴉片的高額利潤卻能夠解決。他們又辯解說，當時有英美的記者去延安，為什麼他們都沒發現種鴉片？這是因為毛匪讓部隊把沿路的鴉片都割掉了（有關共黨種鴉片，在陳永發教授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大陸出版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炎黃春秋》（2013 年第八期）的洪振快《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黃花岡》

　　雜誌第 46 期高龍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 年代中共邊區的鴉片經濟》

　　幾篇文章中有很詳盡的說明）。

　　共黨不抗日，卻無恥的、顛倒黑白的污衊國民黨不抗日。這是對數百萬國軍陣亡將士的犯罪。中華民國國軍與日寇的大型會戰（雙方投入兵力超過 10 萬）有 22 次、大型戰鬥有 1117 次、小型戰鬥有 38931 次。國軍作戰傷亡 322 萬 7926 人、病亡 42 萬 2479 人，總計損失 365 萬0465 人。國民黨將軍陣亡 206 人。自七七事變以來國軍陸軍陣亡 131萬 9958 人、負傷 176 萬 1135 人、失蹤 13 萬 0126 人，空軍陣亡4321 人、負傷 347 人，海軍艦艇全部損失，損失戰機 2468 架（注17）。

　　“淞滬會戰雙方投入兵力過百萬。蔣委員長耗十年心血訓練的 20 個德械師全都喪送在黃浦江畔，空軍也折損了逾半戰機，海軍艦隻幾乎全部在馬當自沉以封鎖長江航道”（注 18）。日寇傷亡 5 萬多人。僅此一役，221

　　你共黨逃亡後所剩的一萬多殘兵怎麼打？如此大規模的重裝備作戰，難道是你共黨那兒戲般的遊擊戰、地道戰所能抵擋的嗎？22 次大型會戰，共黨僅僅在太原會戰中伏擊了日寇的一支非戰鬥的運輸部隊並搶奪了一些物資 ，卻被共黨誇大為平型關大捷。

　　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後，就已開始抵抗日寇。1932 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1933 年的長城抗戰、1936 年的綏遠抗戰。國民政府雖然在抗戰但並未正式宣戰。為什麼不正式宣戰呢？因為中日雙方實力懸殊巨大，“敵人有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僅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但國軍每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

　　全國動員兵力三百萬至五百萬，可是只有步槍一百萬支”（注 19）。正因為中日雙方實力懸殊巨大，所以必須準備充足才能打。蔣公在民國 22 年8 月 17 日的日記中說：“世界大戰未起以前，如何掩護我準備工作，使敵不甚加注意？”。蔣公在‘五三國恥紀念日’曾建議中央黨部：“無論學校、工廠，不僅不能放假，而且要在這天多增加兩點鐘工作，來紀念我們國恥。 須知我們報仇雪恥的敵愾心，非到最後關頭，是不能有一點流露的”。

　　上面提到的‘五三國恥紀念日’是指民國 17 年（1928 年）5 月 3日，日本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五三慘案），屠殺中國軍民和外交人員。蔣公自五三慘案發生之日起，在每天的日記中都要記雪恥之道。僅舉以下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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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7 年 9 月 14 日，過寧波，記曰：“不記日記已有十日，如此弛懈荒落，尚何論雪恥？更何論革命？”，捶胸自責很久後補記。

　　民國 18 年 4 月 18 日，蔣公乘車入日租界，被日本員警阻止，以蔣公名片通報，亦不准通行。蔣公大怒，在日記中說：“自今日民國 18 年 4月 18 日起，至 23 年 4 月 18 日止，五年之間，誓報此仇，當以江戶川為陪都，肅清倭奴勢力。介石乎！勉為中華之人 ，勉為父母之子 ！如忘此恥，賣國奴之不若矣！”。

　　民國 20 年 9 月 20 日，蔣公得知九一八事變日寇侵略我東三省以來，日夜悲憤，痛不欲生，直至此日，自省到：“嗚呼！臥薪嚐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誓雪國恥，此余今日之事也”。

　　民國 20 年 10 月 7 日，蔣公記曰：“如倭寇果逼我政府至絕境，而使我民族無獨立生存之餘地……惟有犧牲一己，以表示國家之人格，以與倭寇決一死戰可也……且余深信有余一人之犧牲精誠，必可由此一戰，解決國家之一切糾紛……”。

　　蔣公日記中所記的雪恥之道非常非常多，僅舉上面數例以說明，蔣公在民國 17 年（1928 年）的濟南慘案之後，就發誓復仇。蔣公為抗戰日夜焦急，他在民國 22 年 10 月 9 日的日記中記到：“昨夜夢中驚覺，念及軍隊散漫，國家雜亂……不禁為之汗出沾枕 ！”。面對日寇的侵逼、國人的質疑、共黨的污蔑，蔣公默默準備抗戰。著名史學家黃仁宇說：“自九一八至七七，這五年零九個多月的時間，是蔣介石一生對祖國最有貢獻的一段時間——將陸軍典範令修訂公佈，任用俞大維使步兵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之軍械彈藥自足；空軍擴充至飛機六百架……共軍西竄後，中央軍因進剿而將力量推移到雲南 、四川、貴州三省，使之223

　　成為抗戰後期之大後方；又改革幣制、推行法幣、白銀國有、實施兵役法，才為全民抗戰打下堅實基礎”（注 20）。

　　蔣公為了抗戰，要訓練 36 個德械師。在七七事變之前，國民政府已在各大戰區修築了很多防禦工事。為了擬定作戰計畫，民國 24 年（1935年）底，蔣公親赴盧溝橋實地偵查，親自帶領一名工兵營長爬行一 千米，設計了“ 反斜面陣地”（注 21）。除了軍事方面的準備，還大力發展經濟，創造了廣為人知的“ 黃金十年”。 蔣公還發起了著名的“新生活運動 ”，將“禮義廉恥”融入日常生活，以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對抗日本的武士道，建立精神的國防。何謂精神國防？蔣公說：“我們弱國科學工業和經濟等等都落後，要和強國從物質上來競爭軍備，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除盡力建設物質的國防以外，特別要注重精神的國防”（眾所周知，在共黨發動文革毀滅民族文化時，蔣公在臺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實則，“新生活運動”同樣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運動）。蔣公忍辱負重，苦心備戰，卻被共黨污衊為投降。蔣公在民國 23 年 2 月 15 日的日記中記到：

　　“勾踐入臣，不惟臥薪嚐膽，而且飲溲嘗糞，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痛、忍穢辱，不知過我幾倍也？”。

　　蔣公在民國 26 年 12 月 1 日的日記中說：“抗倭制勝之道，在時間上作長期抗戰，以耗敵力，在空間上謀國際的干涉；又使敵軍在廣大區域，留駐多數兵力，欲罷不能，進退維谷。此我之基本主張，萬不可稍有動搖！”。又在民國 27 年 11 月 9 日的日記中說到日寇的民族特性：“其性急而且短，其國徽為櫻花，其人好剖腹自殺，其軍事學術，非德式即法式，好以短兵白刃，速戰速決，故吾人對倭作戰，應以軟韌推遲、持久不決之道，以制其死命也”。蔣公為抗戰制定的“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224

　　對速勝”的持久戰總戰略，就是以“空間爭取時間”。所謂“爭取時間”

　　是指支撐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爆發，與盟國共同抵抗日寇。蔣公在民國26 年 12 月 12 日的日記中說：“列強如不受倭寇之挑釁，決無自動參戰之理；然而祇要我能持久，倭必向列強挑釁無疑”。請注意，持久戰的戰略絕非由毛匪發明。在毛匪發表《論持久戰》之前，蔣百里和蔣公早已提出持久戰並運用持久戰抵抗日寇。

　　共黨污蔑說蔣公不讓十九路軍打 1.28 抗戰（即淞滬抗戰）。但事實是，蔣公早知會遭人污蔑，他曾兩次寫信告誡參加淞滬抗戰的第五軍（黃埔第 87、88 師）要忍辱負重：“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衊”，蔣公要求第五軍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注 22）。我在前面已提到，當國軍正在拼死抵抗日寇時，共黨竟然發佈《上海事件鬥爭綱領》號召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共黨在 1.28 淞滬抗戰時就已經污蔑蔣公，但蔣公絲毫不為之所動。民國 21 年 2 月 6 日，蔣公在鄭州視察，聽到共黨的污蔑，在日記中寫到：“自來忠臣義士，皆不容於當世，吾何悲也！”。

　　共黨污蔑蔣公在九一八事變後下令東北軍不抵抗，這是絕對的污蔑。

　　事實是——

　　民國 79 年（1990 年）6 月 8 日，張學良在接受日本 NHK 電視臺採訪時，就已經明確地說過﹕“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225

　　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歷史學家唐德剛為張學良記錄口述歷史時說：“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注 23）。

　　有關張學良不抵抗，我們也可以在蔣公的日記中看到。蔣公在民國22 年 4 月 20 日的日記中記到：“張學良必使其東北軍不戰，此種反動態度，已漸明矣！但倭寇在華盛頓會議以前，其進逼必告一段落，余此時靜以正，以待其變之來，方不自誤誤國”。

　　國民黨的對日抗戰是華族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爭。在八年全面抗戰中，陣亡的國民黨將領有 206 名。包括兩名集團軍總司令、八名軍長、兩名副軍長、二十名師長……他們大多畢業於黃埔軍校。共黨沒有一個將領死于和日寇面對面的拼殺。共黨大肆宣揚的左權並非死於抗日，而是死於不抗日——民國 31 年（1942 年）5 月日寇掃蕩遼縣麻田鎮，左權不抵抗，率八路軍逃跑，被日軍轟炸身亡。左權為什麼不抵抗？因為毛匪明確命令“只有在遭遇日寇、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打後就宣揚別黨不抗日，共產黨才是抗日的”（注 24）。

　　共黨的左權死於逃跑，而國軍陣亡將領則是面對面的與日寇拼殺。國軍陣亡數百萬將士，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不計其數，限於篇幅，僅舉以下幾例（注 25）：

　　226

　　1、淞滬會戰，國軍投入七十多個師(八十萬人)。上海寶山區的月浦、吳淞、蘊藻、羅店，被形容是 ‘人命大熔爐’…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小時就死了一半…七十八師在蘊藻濱，十分鐘一個連(一百多人)全部陣亡…老兵李昭東回憶：他們的團二千多人打到只剩一百多人…一二八師傷亡八千人，他們多來自湘西鳳凰城內外，每家幾乎都有父兄陣亡，戶戶門前懸掛白幡哀祭陣亡子弟。

　　2、國軍 33 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壯烈殉國。張將軍的遺體有炮彈傷二處，刺刀傷一處，槍彈傷五處。他曾兩次重挫號稱日本“鋼軍”的阪垣第五師團，日軍非常敬仰張將軍。日軍在漢口的電臺廣播說：“我皇軍第三十九師團官兵在荒涼的戰場上，對壯烈戰死的絕代勇將，奉上了最虔 誠的崇敬的默禱，並將遺骸莊重收殮入棺，擬用專機運送漢口” 。第七十四師官兵亦全部戰死。張將軍的夫人李敏慧在張將軍殉國後，絕食隨張將軍而去。

　　3、在湖南常德保衛戰中，國民革命軍 74 軍 57 師的 8300 餘名官兵，戰役結束後僅餘 83 人。在只剩 300 人時，第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發電報：

　　“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 74 軍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4、郝夢齡軍長在忻口戰役殉國，他給女兒的遺書：“我愛你們，更愛我們的國家，萬一我陣亡，你要聽母親的調教，至於你上學，我個人是沒有錢，將來國家戰勝，你可進遺族學校”。

　　5、民國 18 年（1929 年）到民國 22 年（1933 年）自中華民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兩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名青年軍官壯烈犧227

　　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從山海關到上海會戰，從武漢會戰到歷次大會戰和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壯烈犧牲者，不可勝數……。

　　6 、中華民國中央航空學校校訓 ：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7、日寇的總司令岡村甯次曾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三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軍……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

　　對日抗戰是國民政府領導的，是國民黨打的，這是絕對的事實，絕對的常識。我看過許多抗戰史料，但限於篇幅，無法多舉例。國軍之傷亡無比慘烈，國軍之殉國無比壯烈，根本無法用言詞形容，但被共黨嚴重扭曲、掩蓋、羞辱。本書並非寫史，更不是寫抗戰史，我深望諸位能夠多多閱讀真真正正的抗戰史，這是華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衛國戰爭。了解真真正正的抗戰史，是我們炎黃子孫對國軍先輩最起碼的責任。

　　研究二戰史的潘晴先生在“紀念國軍抗戰，光復大陸民國”國際研討會上說：“軍力強大的法國 6 周內便向德國投降；軍力強大的蘇聯在開戰半年間竟有 300 萬紅軍（也有資料說是 400 萬）被德軍俘虜；軍力最強大的美國在菲律賓以 10 萬餘兵力與 5 萬餘兵力的日軍交戰，全部向日軍投降，軍力很強大的英國在新加坡以 10 多萬兵力與只有 3 萬餘人的日軍交戰，結果向日軍投降”。當時，日本已經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工業強國，而中國則仍然是以農業為主體，現代工業剛剛起步的國家，彼此國力懸殊巨大。而且在日本入侵的前四年，中華民國非但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228

　　國際社會反而支持日本。“法國封閉滇越鐵路、英國封閉滇緬公路，使我國對外交通完全斷絕，法國還讓日軍假道越北進攻滇桂；德意日簽訂同盟，蘇日互不侵犯，美國運廢鐵支持日本的軍火工業，國軍有錢買不到武器，買到了又運不回來”（注 26）。雖如此艱困，但中華民國仍能抵抗八年之久。蔣公在民國 29 年 6 月 11 日的日記中說：“本日心身皆疲，意國宣戰，宜昌危急，重慶連日受炸，中共態度可慮，美、英、法、俄對我，冷淡旁觀，毫不援手，嗚呼！我之咽喉被緊握，我之口舌被閉塞，環境至此，苦楚極矣！“。 蔣公在日記中對抗戰艱困的形容，諸如苦楚極矣、焦灼之至、痛苦已極、痛憤欲絕、如蚊負山、危殆萬狀之類的詞語比比皆是，讀來不禁落淚。抗戰之慘烈，是言詞所無法形容的。

　　中國史上有四次大規模的外族入侵，蒙元、滿清、日本、馬列。 宋亡於蒙元、明亡於滿清、中華民國大陸地區亡於馬列，只有對日抗戰我們贏得了勝利。史學家唐德剛教授這樣評價蔣公：“五千年來，率全民，禦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因國民政府對日抗戰，元氣大傷。共黨不抗戰，利用抗戰坐大，竊取我大陸地區。只因中華民國丟掉大陸，很多人忘記了蔣公領導抗戰，贏得勝利的重大貢獻）。對日抗戰不僅是神聖的衛國戰爭，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牽制了百萬日寇，阻斷了日寇和德意法西斯的匯合，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貢獻重大。民國 31 年（1942 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他兒子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在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229

　　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吞併埃及，切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注27）。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山先生的遺訓，中華民國政府為此不斷努力。

　　鑒於中華民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至關重要的貢獻，英、美等國廢除了和滿清簽訂的全部不平等條約。日寇投降後，臺灣和東北也得以光復（此時，中國已然獨立。但在共黨佔領大陸後，又變為了蘇俄的附庸 、馬列的殖民地，共黨和蘇聯又簽訂了賣國條約——中蘇友好互助條約 。具體見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華民國領導遠東戰區，蔣公與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並列，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也成為世界四強之一。此時的“強”不是經濟武力的強，而是真正的強——道德的強，因對人類的 神聖貢獻而被尊敬的強。在中華民國列為世界四強時，蔣公在民國 31 年 1 月 3 日的日記中說：“我國始列為世界四強之一，甚恐名不符實，不勝戒懼之至！而我允就簽約國中國戰區統帥職，英美多譽之為蓋世之人傑，余更覺赧顏不安！”。對日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參與創建了聯合國，是聯合國的五個創始成員國，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七十多年前，中華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為世界正義做出了神聖貢獻。

　　而如今的中國大陸，因被共黨佔領，變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國家——馬列黨國，不斷對外輸出暴動 、腐敗、病毒，為害世界。

　　領導這場衛國聖戰的蔣公乃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林語堂在其名著《吾土吾民》中如此評價蔣公：“就個人而言，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抽煙，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依賴蔣介石的領導素質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蔣公不僅在親臨前綫時面臨生命危險，他還在日寇230

　　轟炸中直接面臨生命危險。日寇數百次的轟炸蔣公所在的陪都重慶。有關日寇轟炸重慶，蔣公的日記中有很多記載，僅舉三例——民國 29 年 10 月17 日，蔣公記：“本午敵機又炸我曾家岩寓所，此心為之安慰，以其他人民之被炸可減少也”。民國 30 年 8 月 30 日，蔣公記：“黃山被炸時，有一廚役方午餐，受震而死，其右手持箸，正坐如故…內衛班長唐偉舜、侍衛陳亦民二人則殉難，血肉滿地，悲慘極矣！…夫此實為最殘暴、最恐怖之戰爭，古往今來無論任何國民未嘗遭遇，而我國民乃首先遭此慘禍，忍受至四年之久而不辭。痛哉！”。民國 30 年 8 月 31 日，蔣公記到：

　　“反省昨日黃山被大轟炸，其危非言可喻…正當被炸，彈著洞頂如雨，而此心並不有何驚駭，且往北洞尋我夫人，乃覺此數月來修養之作用甚大”。

　　民國 27 年（1938 年）3 月 12 日毛匪在《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三週年及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上的演說詞》 中假惺惺的說：“我們真誠的追悼這些死者，表示永遠紀念他們，從郝夢齡、佟齡閣、趙登禹……諸將領到每一個戰士，無不給了全中國人以崇高偉大的模範……我們要向一切抗日軍人的家屬尤其是死難烈士的家屬致敬禮……我們特別向我們的民族領袖抗戰統帥蔣委員長致敬禮”。之所以說其假惺惺，是因為共黨佔領大陸後，蔣公被抹黑、羞辱、糟蹋。國軍陣亡將士的陵墓被共黨搗毀。 那些在對日抗戰中倖存的國軍官兵，被共黨以“鎮壓反革命”的名義屠殺殆盡，他們的妻兒被迫害、羞辱、殺戮。倖存下來的抗戰老兵，生活之艱困真是慘不忍睹。請看其中的四例（注 28）——

　　1、在上海城隍廟有五套宅院、參加過騰衝戰役的祝仁波被共黨定為反革命，被關進監獄共 26 年。快六十歲時才因為生病被放出來。他的兒子祝健說：“我父親六十歲出獄後，不敢再待在上海，跑到寧波西店鄉下，231

　　住在五平方公尺廁所改建的破屋，靠修理電器、馬達、電瓶、電視機維生了卅五年，到現在，背已駝了還在工作…我父親跟我說，我不是為哪個黨派去打仗的，我是為國家去打仗的…2013 年，去上海某鎮民政局申 請抗戰老兵的補助，對方說，誰叫你父親參加國民黨軍隊”。1996 年，上海組織部要祝健加入共黨。祝仁波說：‘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我與你有血緣上的關係，但我生是國民黨的人，死是國民黨的鬼，我不是反動，而要講信講義，所有的痛苦我全部帶走，不要再活在這個痛苦悲涼的世界裡’。

　　2、志願者孫冕說：“平頂山一名老兵生病沒錢醫，等把錢轉去時已經來不及。人死在破棚裡，身體都臭了。老兵的遠親說，要二萬五千人民幣才會幫忙拉走，‘我聽後號啕大哭了一夜！’”。

　　3、志願者採訪了 92 歲高齡的國軍 29 軍抗戰老兵楊雲峰，其中記錄到：“我們足足等了四天也不見他的人影回來。後來，聽說他要飯去了……他渾身都是傷，日軍子彈從他左臉頰進，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身上、手上也都是傷……他的破書包是 1952 年買的，那裡面幾乎裝下了他全部的家當和讓人辛酸的食物……‘侵華日軍老鬼子，他們每月的退休金有十幾萬日圓，每月還有天皇給的五萬‘恩給’，他們的醫療也有保障’。楊老漢聽了沉默片刻，挺起胸膛說：‘他們再敢來，我還要迎上去！’”。

　　4、對國軍抗日英雄仵德厚的部分採訪記錄：“（仵德厚）老漢有嚴重的前列腺疾病，但是無錢醫治。他吃一種很便宜的藥，吃完就昏迷幾小時……他們娘仨（仵德厚妻兒）在屋裡一年四季可以看見星星，伸手就能接到雨、雪……仵老漢虔誠地對我說：‘從來沒有作家、記者採訪我。你來了，是對我國難當頭、挺身而出、為國血戰的肯定。我忘不了你的恩情！’”。

　　232

　　我看過許許多多關於抗戰老兵的悲慘記錄，但限於篇幅，僅舉以上幾例。 這些抗戰老兵被共黨殘酷迫害，晚年生活淒慘，他們住的地方只有幾平米，且無水無電，他們走投無路時去共黨的民政局求助，得到的答覆竟然是讓他們去找國民黨。國軍抗戰陣亡將領之墓，在共黨的清理‘反動遺跡’、大躍進、文革時，被挖毀。日寇乃作惡者，日本人祭拜靖國神社，作惡者仍被祭祀，而我們這些正義的、浩氣塞天地的民族英雄竟被共匪糟蹋的死無葬身之地，這是民族之恥啊！共黨不抗日，反而勾結日軍打國軍，此等漢奸竟然欺世盜名，霸佔國土，民族之恥啊！

　　民國 26 年（1937 年）7 月 17 日蔣公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宣言，其中說到：“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無數國人自願上戰場，殺日寇。

　　王建堂便是其中一例。他的父親寄給他一面“死”字旗，內容如下：

　　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

　　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四川井研縣，每三個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人參加國軍抗日，一萬一千多將士幾乎全部陣亡，戰後僅有 53 人退伍回鄉（注 29）。

　　“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這是炎黃子孫的天命。但共黨認馬列為祖宗，這些馬列孫子不抗日，卻假借233

　　“抗日”口號大肆擴張：“1936 年底…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勢力不足三縣之地…至 1945 年…中共黨員既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 （注 30）。國軍經過八年的慘烈抗戰，元氣大傷。共黨不抗日，卻假借抗日坐大。這是國民政府痛失大陸的首要原因。所以，現在有許多人感歎：“共黨的江山並非得自國民黨，而是得自日寇”（如滿清多爾袞所說的“大清江山並非得自大明，而是得自闖賊”）。

　　民國 26 年（1937 年）4 月 5 日周恩來在《中央關於同蔣介石談判經過和我黨對各方面策略方針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蔣介石說‘人家都說共產黨說話不算話，他希望我們這次改變，要能與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後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內亂造成英日聯合瓜分中國’”。在共黨發佈<共赴國難宣言>後，蔣公曾發表談話，其中說到：“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的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在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後，蔣公對當年的談話悔恨不已，他說：“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違反他的諾言……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

　　日本侵華導致中國軍民傷亡三千萬。國民革命軍北伐後結束軍政，開始訓政，為實現憲政做準備。訓政原訂 6 年結束，但因日本侵華而延後，直至抗戰結束才開始憲政。這還不是日寇侵略給華族帶來的最大災難。蔣公曾在民國 23 年，發表一本<敵乎？友乎？>的冊子，反復警告日本：

　　“中日兩國鬥爭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並反復提醒日本：“窺伺於中234

　　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但日寇不聽勸告。“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自然是蘇俄共黨。

　　共黨趁日本侵華坐大，全面叛亂，中華民國失去大陸，日本則因兩顆原子彈死傷無數，這便是蔣公所說的“同歸於盡”。日本侵華給華族帶來的最大災難，是共黨借日本侵華坐大，最終佔領大陸。共黨佔領大陸後，華族浩劫不斷，虐殺同胞至少八千萬，僅大饑荒餓死的人數就超過了日本侵華的死亡人數。如果沒有日本侵華，國軍必然能在第五次圍剿時徹底剿滅共黨，就能夠如期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但因日本侵華，共黨坐大，佔據大陸，大陸落入極權鐵幕至今，大陸和香港仍要為爭取民主憲政流血。

　　綜上，共黨在日本侵華之際，一面假借民族主義，以抗日口號為幌子，擴充其組織和地盤，為全面叛亂做準備。一面給日寇提供國軍情報，出賣民族。此即共黨利用抗戰，假借民族主義毀滅民族。

　　共黨之所以如此背叛華族，是因為它自認不是華族，而是斯大林所説的新式民族——蘇維埃民族（見本章第一節）。何以會如此，以下簡要説明——

　　共黨將民族定義為：“歷史上形成的，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人的共同體 （《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904 頁）”。所謂“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即共黨的意識形態所強加給中國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

　　等在這樣的定義下，所有民族都被其意識形態所規定的“社會發展階段”

　　所宰割，由不同文化所陶養的民族差異性皆被其否定，而只剩一個屬性——階級性。所以，共黨說“工人階級無祖國”。

　　天地間，分為無形的幽界和有形的明界。生死問題即幽明問題。天地之氣聚而有形則生，是從幽界到明界。天地之氣散而無形則死，是從明界235

　　歸幽界，即“歸天”。生命不僅僅是明界的肉身，而是貫通幽明的存在。

　　生活所關聯的不僅僅是明界的物質世界，而是在幽界的關照注視下，對幽界負有責任的德性世界。所謂“國”，不僅僅是人民、領土、政權，而是涵蓋幽明兩界，幽界是上天、先祖、先聖，明界是人民、領土、政權（古人並未如此明言，這是我自己的研究）。而共黨對國家的定義竟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上天之德、先聖先祖之靈、人民、領土、主權統統不見。

　　共黨又無恥的自稱為“統治階級”，國家就變為了共黨統治權力的工具。

　　因此，共黨為了搶奪政權、死守政權而毀天、辱聖、殺民、賣國——它以浮薄的“唯物”遮蔽上天之德；以“封建”之汙名毀滅民族文化、羞辱聖

　　賢之靈；如今它為了維繫政權，又開始大肆利用民族文化 。它以“國際主義”為託辭出賣國家：1929 年蘇聯侵華，它卻高喊“武裝保衛蘇聯”的賣國口號。日本侵華，它非但不抗日，還出賣國軍情報給日寇。日寇虐殺我軍民同胞數千萬，而毛匪竟然無恥的感謝日本。1949 年之後，它出賣國土數百萬平方公里；它通過土改、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屠殺、計劃生育等等浩劫屠殺上億國人。在共黨眼裡，國家只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只是共黨統治的工具。統治權才是共黨的終極概念，人民、領土、主權只是它維護統治權可用可棄的工具而已。

　　二、共黨假借民權主義：

　　在本部分我會以具體史實説明共黨如何假借民權毀滅民權。在本部分末我會以理論説明共黨之所以毀滅民權，是因為：

　　共黨對生命的定義：“生物體所具有的活動能力，生命是蛋白質存在的一種形式（《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162 頁）”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對生命的定義——天之創生性。

　　236

　　共黨對人民的定義“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091 頁）”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對“民”的定義——天民。

　　共黨對“大”的定義：“在體積、面積、數量、力量、強度等方面超過一般……（《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238 頁）”違背了中國文化對“大”的定義——惟天為大。

　　共黨對思想的定義“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思想的內容為社會制度的性質和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在階級社會中，思想具有明顯的階級性（《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1230 頁）”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對“思”的定義——因道德實踐而得自由”（古人並未如此明言，這是我自己的研究）。

　　以下正式開始本部分。在國民黨抗戰時期，共黨假借民權主義毀滅民權的主要表現是，對內以階級性毀滅人性中的自由渴求，對外以發自人性的自由民主為口號欺瞞國統區的知識份子。説明如下：

　　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的共黨報刊，對民主自由的呼籲可謂鋪天蓋地。但共黨在佔領大陸後背信棄義，大陸無一秒鐘民主自由，所有呼籲民主自由者均被共黨以“反革命罪”或“顛覆國家政權罪”迫害、殺戮（他們的主張與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所說的內涵完全一樣）。

　　現在已經有許多人知道共黨在 1949 年之前民主自由從不離口。但它佔領大陸後的實際所為與之前的諾言絕對背反，對比極為強烈，可以直觀的表明共黨假借民權毀滅民權及其“陰陽兩面”的本質。因此，在本節我會列舉一些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的言論，再與其佔領大陸後的實際所為進行對比（已經有許多讀者知道共黨靠民主口號佔領大陸後又違237

　　背承諾，希望這部分讀者不要略過以下內容，因為有些史料和我的點評，或許您未曾見過）。另，請注意，共黨在民國 38 年之前不斷污衊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我會在本節末說明國民黨並非一黨專政，而是一黨訓政。

　　一、（注 31）

　　劉少奇：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

　　民國 30 年（1941 年）10 月 28 日共黨的《解放日報》說：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共黨以終結一黨專政為“革命”。民國38 年之後，呼籲終結一黨專政者均被共黨打為反革命。在此僅舉一例。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張祖文在民國 46 年（1957 年）共黨的反右運動時說：“我國所有制是公有制屬於大家，就應該由大家管理，把權力交給人民。現在國家制度不是人民執政，而是黨專政……而且還不是黨專政，是黨中央專政。而且還不是黨中央專政，是政治局專政。現在國家制度是黨決定一切……手段就是說服，說不服就壓服，壓不服就坐牢”（注32）。張祖文因此被打為右派，遭到嚴酷迫害。

　　238

　　共黨現在說，人民的素質不夠，不能實行民主。請看它們在民國 38年之前的說法。毛匪在民國 33 年（1944 年）對謝偉思等美國人說：“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如今，當國際社會批評共黨專制時，共黨會無恥的說這是“干涉內政”。請看共黨在民國 38 年之前的說法。民國 32 年（1943 年）7 月 4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刊登毛匪與美國人謝偉思的談話：“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民國 33 年（1944 年）3 月 15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社論說：“我們絲毫也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最好的朋友是諍友，接著不僅適用於人與人之間，也適用於國家民族之間”。為什麼美國的批評不算干涉內政呢？請看共黨在民國 38 年之前的說法，民國 33 年（1944 年）10 月 9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社論說：“德國的報紙廣播，不但不能發表納粹領袖不願意讓德國公眾知道的信息，而且還需要發表希特勒樂於讓德國公眾知道的信息……這是希特勒驅使德國人民走上黷武侵略的最基本武器……這種‘新聞統制’和毒品貿易、人口販賣，同樣的是一種有關全體人類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該有一種集體的國際機構的力量，來制止這種罪惡的滋長…這種國際規定，絕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對派’所叫嚷的所謂干涉內政”。

　　二、

　　民國 33 年（1944 年）6 月 15 日，共黨在成都《華西日報》上說：

　　“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

　　239

　　民國 33 年（1944 年）6 月 29 日，共黨在成都《新中國日報》上說：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

　　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的共黨報刊對言論自由的讚美隨處可見。

　　但在它佔領大陸後，沒有一秒鐘言論自由，大陸人因言獲罪者不計其數。

　　共黨一面在言論自由的國統區發表如上言論，一面在延安進行慘無人道的、摧毀自由的“延安整風”。先看共黨延安整風的目的（隨後我會舉例說明）：

　　1、延安整風是共黨為抗戰之後的叛亂做準備，讓其黨徒以“黨”的思想為思想，絕無絲毫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亦即將共黨打造為毛匪一人獨裁下的戰爭機器（共黨在民國 33 年（1944 年）3 月 24 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關於一九四三年工作基本總結暨一九四四年工作基本方針的決定》中說：

　　“經過整風……大大教育了幹部和黨員，同時也大大教育了廣大群眾，過去流行黨內的自由主義已被粉碎……我們實現了黨的領導一元化，基本上克服了對黨鬧獨立性”）。

　　2、以黨性毀滅人性。共黨之所以能夠假借抗戰坐大，是因為它利用了人性中天然的民族情，而共黨本身卻背叛民族，做了蘇俄侵華的工具。

　　因此，共黨要在抗戰之後發動叛亂，就必須以所謂的階級性毀滅人性中天然的民族情（共黨說“工人階級無祖國”）。共黨在抗戰後發動叛亂，殺戮地主誘逼農民參軍，又實行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血腥殺戮徹底違背了人性中天然的惻隱之心。因此，共黨為了發動叛亂，就必須用階級性毀滅惻隱之心（共黨說惻隱之心是舊道德）。綜上，共黨為了發動叛亂，對內，以階級性毀滅人性中天然的民族情。對外，強調它與蘇聯共黨不同（例如，240

　　毛匪在民國 33 年（1944 年）與美國記者哈裏森·浮曼談話時說：“我們不想象蘇聯那樣趨於極端──沒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於人民。我們承認，我們確然在過去那樣做過……在這一點上，就經濟的意義上講，我們是和蘇聯不同的”）,掩蓋其蘇俄奴才的真面目，讓國人誤以為它在抗戰後所發動的叛亂是“內戰”而不是蘇俄的侵略，以此蒙蔽國人的民族精神，讓國人喪失抵抗侵略的民族氣節。共黨為了發動叛亂，對內以階級性毀滅人性中的自由渴求，對外以發自人性的自由民主為口號欺瞞國統區的知識份子。共黨為了用階級性毀滅人性 ，在延安整風中，以“批評和自我 批評”、“坦白”、“搶救”之名，展開了極為殘酷的整肅。

　　共黨在國統區高喊自由，而在它自己的統治區，百姓連最基本的旅行自由都沒有。雷震遠要從山東去山西見雷鳴遠，曾途徑共區，關卡重重，他說：“共產黨的旅行限制很嚴，他們建起一層層的竹幕，限制人民往來各區……到鄰近村莊旅行可以由當地共產黨當局准許。但到另一區旅行中間經過十幾個村莊時，便須由這兩區的負責委員簽發通行證。如果旅行地區達到幾個區所轄的六十個村莊時，便須由更高的負責當局簽發通行證”。

　　共區百姓沒有旅行自由，思想自由更無從談起。請看雷震遠的記載：“共黨永不讓共區的人民和士兵閱讀或保有非共區來的書籍、小冊子或報紙。

　　保定東閭村的教友，有一次從非共區返來， 帶了一本蔣委員長所著的《中國之命運》……立刻那教友便被捕殺。在處死前對人民說他是‘漢奸’”。

　　共黨對外宣揚自由，對內則毫無自由，延安整風的主要目的即反對自由主義。國統區有言論自由，可以批評國民政府。而在共黨的統治區，絕無絲毫言論自由。共黨封鎖一切資訊，隔絕內外，其內部黨員，除共黨指定的說辭外，不了解外界的真實情況。外界，除共黨偽造的材料外，根本無法241

　　了解延安的真實情況（共黨隔絕內外，今日大陸仍如此）。因此，國統區的許多青年知識份子被共黨欺瞞，紛紛奔延安而去 。王實味就是其中之一。

　　王實味誤以為延安平等自由，但事實卻是等級森嚴、特權氾濫。他在《野百合花》中說——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壹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壹口麵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壹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導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總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此處的“愛”

　　與“溫暖”即普遍人性。我說共黨的整風運動要以階級性毀滅人性，將共黨打造為無情的戰爭機器，由此可見）”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注 33）（同情心也是普遍人性，這也是共黨以階級性毀滅人性）。

　　毛匪在國統區大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但當他看到王实味的文章後大怒，“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當即打電話，要求報社深刻檢查”（注 34）。王實味在延安整風中被批鬥的精神奔潰，最後被秘密處死。

　　延安的等級特權還表現在男女關係上，“延安男女比例是 16 比 1，找不到配偶是嚴重問題，中共規定只有團級以上幹部才能結婚”（注35）。

　　丁玲也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三八節有感”一文批判延安的等級，她說：“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242

　　布包著，抱在保姆的懷裏，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注 36）。丁玲本來和王實味有同樣的主張，但在毛匪命令批鬥王實味後，她也開始批鬥王實味：“卑劣、小氣、反復無常、複雜而陰暗……反對一切對王實味還可能有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人道主義，失去原則的，抽象的，自以為是的‘正義感’” （在共黨内部出賣、批鬥、殺害朋友是家常便飯。因為，共黨認為朋友間的信義，只是“小資產階級溫情”。兩肋插刀的義氣只是“失去原則的正義感”。所謂“原則”即共黨所謂的階級性、黨性）。她在 1978 年發表的《丁玲日記》中說：“‘三八节有感’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注37）。

　　在思想上，抹殺一切特殊，定於一尊。在物質上等級森嚴、特權橫行。

　　此乃共黨的祖宗家法，從未改變，至今如此。敬請諸位留意此點。

　　延安存在着如此森嚴的等級，如此嚴重的特權，共黨竟然在民國 34年（1945 年）6 月 14 日的《解放日報》社論《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中無恥的說：“做一個共產黨員，對於人民，只有特殊的義務，沒有特殊的權利”。同時，共黨在此社論中還無恥的謊稱：“在中國共產黨新的黨章上，規定了黨員的四項義務和四項權利。權利中的第四項是“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這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規定”。之所以斥其為無恥，是因為不僅不能在會議上公開批評，就連私下批評都不允許。在延安整風中，共黨將人們私下的日常談話稱為“小廣播”並命令肅清。民國 31 年（1942 年）12 月 6 日共黨發布《中央總學委會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延安整風學習中暴露了黨內“小廣播”的危害性是極端嚴重的……是反革命分子進行反黨活動破壞黨的問題（王實味等）……他們對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論”是有些臭味相投的；他們在思243

　　想上組織上存在濃厚的自由主義……號召每個黨員檢查自己和別人是否犯了“小廣播”的錯誤，向黨隱瞞了一些什麼問題，聽到了什麼不利於黨的信息沒有向黨報告……”。

　　每次政治運動，共黨首先以殘酷的逼供，製造大量冤假錯案，然後再假惺惺的出面“平反”，延安整風同樣如此。請看幾則有關延安整風的記錄（注 38）：

　　1、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裡提著一大包石頭，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 ，謀殺人用的武器……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西北公學五百多人，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

　　2、在曾志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記錄延安整風：“一位女同志被打得滿臉盡是血污，月經來了，也照鬥照打，結果褲子都紅透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一大塊。每到夜晚寂靜時……四處靜靜悄悄地，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

　　3、親自經歷延安整風的蕭軍在《延安日記》中說：“青年劇院有兩個人也自殺死了、一個彈三弦的青年上吊，而後帶氣活埋 、一個青年用手槍自殺”。

　　4、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錄了延安整風：“這個城市已經非正式地實施戒嚴…已婚的人被嚴格禁止與家人見面…兩人之間的私人談話也明顯地擔有風險……監獄裏已人滿為患、中共領導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礎上建立起紀律……而244

　　是在恐怖的基礎上向人們灌輸盲目的奴隸主義。延安的整個氣氛就是恐懼 ，除了恐懼，還是恐懼”。

　　5、共黨在製造大量冤案後，又假惺惺的出面“平反”，蕭軍在《延安日記》中說：“他們打著，罵著，甚至用手扼著人底喉嚨，向人們要‘反革命’的口供、證據、關係……向那些為求民族解放、真理而來（此即共黨利用抗戰，假借民族主義擴充其組織） 的青年們要無產階級底‘立場’（此即我說的共黨以階級性毀滅人性）……他們如今竟一點沒有良心上的愧悔，他們殺了人，卻用無恥的笑臉‘道歉’來報償”。

　　毛匪在延安整風中陰陽兩面，雖然它表面上不斷反對“逼供信”，但實際上所有的逼供信都由它指使。在此強調，共黨在延安整風中的陰陽兩面並非個例，而是普遍的存在於每次政治運動中，並且至今未變，敬請諸位留意此點。

　　三、

　　民國 30 年（1941 年）6 月 7 日共黨的《解放日報》社論說“延安聚集了很多的全國有名的藝術家、理論家、科學家，以及大批的知識份子。

　　學術研究的空氣，一天比一天高漲……中國共產黨對於思想言論之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視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但同時也不否認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

　　民國 33 年（1944 年）6 月 12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說：“楊先生從中國文學的事實證明不把人當人的專制時代絕不能有偉大的文藝作品……文藝應該爭取民主…不民主的社會，提供給文藝許多悲慘的題材，文藝揭露了壓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類善良的天性”。

　　245

　　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標榜文藝自由，但在它佔領大陸後所有呼籲文藝自由的大陸人均被迫害。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朱維民之所以在民國 46 年（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共黨打為右派，是因為他說：“藝術不為政治服務，它是表達作者個人情感和性格的工具，是藝術家的私有財產。學藝術的人唯一的真理就是美，學藝術的人不必入黨入團……任何東西都加入黨性是沒有藝術可言……社會主義創作道路對藝術限制的太死了”。

　　共黨大談學術自由、文藝自由，而其實際所為卻是扼殺自由。民國31 年（1942 年）5 月 2 日毛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從此以後，文藝喪失獨立性，徹底變為了粉飾共黨的工具。例如，大饑荒時期，大陸餓死幾千萬農民，文藝界沒有一個人描寫大飢荒，都在無恥的歌頌“江山如此多嬌”（注 39）：“1960 年 9 月 25 日中國美協副主席傅抱石率隊前往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廣東、陝西，進行可恥的“紅色之旅”，上述六省正在大規模餓死人：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廣東、陝西非正常死亡人數分別為：139.38 萬、299.42 萬、34.28 萬、64.67 萬、24.38萬和 2.1 萬。傅抱石所率畫家記錄了沿途所見的大饑荒慘狀：“在樂山淩雲山下的路旁，我們曾見有一老婦屍體，破爛的衣著，臉色菜黃 ，顯然與長時間吃不飽、營養不良有關。大家低著頭走過”。畫家們受到了極為豐盛的款待：“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裝飾古樸的餐廳，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李亞群請客，賴湯圓、香炸金糕、銀糕、肥腸粉、四川苕餅、醉魔芋、鐘水餃246

　　等等，共端上來 20 餘種小吃。初吃狼吞虎嚥，後來摸著肚子喊吃不下了，但還是往上端”、“在桃源般的從化溫泉風景療養院，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宴請畫家，飯後又叫服務員拿了兩瓶茅臺酒，贈送傅抱石”。畫家們沿途隨處可見餓死的農民，但他們沒有一副描寫大饑荒的畫作，而只有無恥的歌頌。民國 97 年（2008 年）大陸發生汶川大地震，共黨的《齐鲁晚报》

　　刊登了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極度無恥的詞‘纵做鬼，也幸福’。因太過肉麻、太過無恥，太過噁心，在此不提，若有興趣請自己搜索。

　　四、

　　民國 32 年（1943 年）9 月 1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發表‘記者節談記者風格’：“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後面緊迫著或在前面誘惑著，我們也必須把它拋棄，決不輕著一字……”。

　　上述言論中所要求的記者在共黨佔領大陸後近乎絕跡。共黨在民國38 年（1949 年）1 月 25 日的《中央關於外交工作方針的補充指示》中說：“令所有外國記者舉行登記審查，到時可考慮其中有否合乎我們需要的外國記者，給以採訪和發報之權，其他則不予批准，只以外國僑民待遇”。對待外國記者尚且如此，國內記者便更無自由可言。大饑荒時期，數千萬農民餓死，人吃人的慘劇遍布大陸。共黨報紙無絲毫報導。民國 49年（1960 年）1 月 1 日，共黨的《人民日報》仍然無恥的發表社論：“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大躍進的發展速度是最近找到的三大法寶之一，實現一九六 0 年的更好躍進，實現整個六十年代的連續躍進”。

　　247

　　共黨佔領大陸之後，所有呼籲新聞自由的人均被共黨迫害。例如，民國 46 年（1957 年）被共黨打為右派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徐盛桐說：

　　“我國報紙只說光明面，不說黑暗面，只說農民生活好而不說農民餓死的情況。我國新聞是欺騙性的。54 年有幾處宗教組織暴動，這與農民走投無路有關，農民生活有一線希望時，他們是不會相信天堂的”。被共黨打為右派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潘俊民說：“許多農民處於半飢餓狀態，而官方從不報導這些，卻在國際舞台上大喊什麼“六億人民”。農民每個人每月不到 3 元錢，而報紙上卻說每月有 60-70 元”。

　　再舉幾例說明共黨毫無新聞自由——

　　民國 64 年（1975 年）8 月河南駐馬店板橋等水庫潰壩，造成 24 萬人死亡，共黨報刊隻字未提。直到民國 84 年（1995 年）共黨的《河南日報》才公開報導。民國 92 年（2003 年）大陸的非典疫情已大量擴散，但共黨隱瞞真相，導致疫情全球蔓延。北京 301 醫院的蔣彥永醫生呼籲共黨公佈疫情真相，共黨置之不理。外國媒體報導蔣醫生的呼籲後，國際社會知道了共黨嚴重隱瞞疫情。最終，共黨不得不公佈。武漢爆發新冠疫情，在沒有大量蔓延之前，李文亮醫生等八人就告誡市民，但被共黨以散步謠言之名訓誡，並迫使他們在電視上公開認罪。最終錯過防疫時機， 導致疫情瀰漫武漢。武漢封城之前，幾十萬感染者流入整個大陸及國際，導致疫情全球蔓延。進入武漢調查疫情真相的公民記者皆被抓捕。其中，張展被判刑四年，她絕食抗議，生命垂危。疫情期間，因共黨封城，無法購買食物，多人因饑餓難耐，上網發貼求助而被抓。共黨強制接種疫苗，很多人因打疫苗而死亡，家屬在網上公佈卻被抓。大陸封鎖期間，許多人突發疾病，被醫院以防疫之名拒收而死。許多人因家門被封，無法外出，在家餓248

　　死。突然解封，死亡人數暴增，各地火葬場人滿為患。共黨的《人民日報》仍以其一貫的無恥嘴臉說防疫取得了重大勝利。

　　五、

　　民國 33 年（1944 年）7 月 20 日共黨在《新華日報》上談“假法治與真法治”，其中說到：“什麼是假法治呢？皇帝及其特權階級是站在這個法律之上的……法律的執行是他們束縛人民的工具，而他們本身則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什麼是真法治呢？第一、國家必須有一個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憲法，第二、憲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權利，而限制政府的權力，防止其濫用權力”。

　　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以後之所為與上述言論徹底背反。毛匪在民國 47 年（1958 年）8 月 21 日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

　　共黨一貫“黨大於法”，一貫拒絕司法獨立。民國 106 年（2017年）1 月 14 日，共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强說：“ 要堅決抵制西方'憲政民主'、' 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影響……決不能落入西方錯誤思想和司法獨立的陷阱”（注 40）。共黨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時，將“法大於黨”、“司法獨立”的主張，污衊為資產階級思潮。如今，階級鬥爭的話語體系已荒誕不堪，它只能利用民族主義，將“司法獨立”的主張污衊為西方錯誤思想。為什麼共黨一貫拒絕司法獨立，請看如下兩例便知：

　　249

　　1、民國 46 年（1957 年）被共黨打為右派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助教黃守禮說：“一個小偷還未把手伸進別人口袋裡，就被判幾年徒刑的大有人在。幹部違法亂紀，逼死人命的卻檢討了事……中央提出，過早頒布法律會過分束縛手腳的提法帶來很大副作用。我認為束縛手腳是束縛幹部，使幹部不敢違法亂紀，對群眾不會束縛手腳。領導上總是怕束縛手腳，怕本身就是破壞法制，這是中央的大問題”。

　　2、被共黨打為右派的北京政法學院張景明說：“法學不好搞，開一次黨代表大會領袖發表一篇文章，就得趕快改變論點，我的孩子將來再也不讓他學法學了”。

　　六、

　　民國 30 年（1941 年）11 月 22 日共黨的《解放日報》刊登毛匪《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

　　共黨以“三三制 ”表演與黨外人士的合作。 民國 29 年（1940年）8 月 30 日共黨在《中共晉察冀邊委目前施政綱領》中對“三三制”

　　的說明是：“在民意機關和政府人員中，爭取並保證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其它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佔三分之二，邊區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之所以說共黨是在表演，原因有二：1、既然規定“不反共”，則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2、三三制僅僅是共黨對地主的鬥爭策略。民國 31 年（1942 年）2 月 4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如何執250

　　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中說：“我們必須積極幫助群眾打擊地主的反動……不可避免的要發生一些過左行動……黨的策略，不是事先限制過左行動不發生，而是在群眾已經充分發動充分起來之後，能夠及時糾正過左行動，給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使其感恩懷德……如果不說服農民，爭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與頑敵的聯合”。共黨之所以能夠迷惑世人，誤以為共黨民主，是因為它對外宣揚實行“三三制”。共黨的這個政策執行的怎麼樣呢？共黨山東分局的書記朱瑞在 1942 年所作的《抗戰四年山東我黨工作總結與今後任務》的報告中說：“‘三三制’還未開始執行……縣、區、村政權及民意機關 1／3 或 2／3 還不是民選的，即使是過去用民主方式選出之政權，也還不是真正經過群眾的自覺與自願……”。即使共黨在個別地區實行所謂的“三三制”也僅僅是表演性質的，因為共黨的組織徹底控制黨、政、軍、民，完全可以操控選舉，所選的都是預先定好的人，今日大陸所謂的“選舉”仍然如此。這對今日稍微了解政治的人來說已經是常識。但在抗戰時期，無數青年和知識份子被共黨表演的民主所迷惑而投奔延安。蕭軍就是其中一個，在他知道了共黨的真面目之後，他說：“這裡只有組織力量，行政力量，絲毫沒有個人力量，所謂‘民主’，‘三三制’全是廢話”、“一般黨員當然要以支書的意見為意見，所謂‘正義’、‘公理’在這裡根本行不通，在這裡還要說‘群眾意見’這是騙人……”（注 41）。

　　在共黨公開宣揚與黨外人士合作時就已經決定對付民主黨派了。民國36 年（1947 年）11 月 30 日毛匪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和蘇聯、南斯拉夫一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251

　　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民國 46 年（1957年），共黨開始以反右運動迫害各民主黨派（具體請見本章第七節）。

　　在國民政府第五次圍剿後，共黨即將滅絕。民國 24 年（1935 年）7月斯大林指示共黨，在中國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共黨終於找到了假借抗日續命的機會。他們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提供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在全國迅速建立了各種“救亡”組織，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全國學生救國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文化界救國會、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發動了大量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 （如一二九學生運動），叫嚷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我在上一節已説明，其真實目的不在“共同抗日”，而在停止剿共。

　　共黨在“共赴國難宣言”中說：“廢除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這僅僅是說說而已。共黨對外表演民主，對內則仍然是蘇維埃的一黨專政——

　　共黨的偽《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共黨明言：“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僧侶……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共黨所謂的“人民”並非指每個人而是共黨根據其需要來定的。共黨在江西蘇維埃時，為了武裝暴動，所以他規定只有工農才是人民，而地主、資本家、知識份子都不算人民，都是敵人。當他步入死亡期，需要利用抗戰自救時，他就公開說：“抗戰期間，資本家、地主、知識份子、富農也是人民”。這只是共黨對外表演民主的伎倆，他對內則明確反對民主。共黨在其整風文獻中說：

　　252

　　“蘇聯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此問題不曾思索過的人們說，無條件的集權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礎條件之一”（注 42）。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仍然給人民言論出版自由，就連公開宣揚推翻國民政府的共黨，都能夠在戰時首都重慶辦報、辦刊物宣揚其“主義”。而在共黨統治的地區，絕無國民黨活動的絲毫餘地。共黨在整風運動中，以抓“國民黨特務”之名殺害了許多人。在對日抗戰的非常時期，本該進行統一的軍管，但國民政府仍然在籌備民主憲政，逐步開放黨禁，允許組黨，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共黨），而共黨卻如此利用國民參政會：

　　（一）把國民參政會當做講臺，使一般國民誤信共黨是堅決抗日的，共軍是勇敢作戰的；

　　（二）聯合各黨派無黨派一部份參政員，以中立的姿態，在共黨對政府作鬥爭，及共軍與國軍衝突時，轉嫁其責任於政府；（三）在他的宣傳不能發生作用，或一般參政員不予以支持時，共黨即拒絕出席，或中途退席，來破壞或阻礙大會的進行。

　　——（注 43）

　　國民政府在無比慘烈的抗戰期間，仍然允許組黨，準備憲政。或許有人會問，既然如此，為什麼共黨會說國民黨“一黨專政”呢？必須說明，國民黨並非一黨專政，而是“一黨訓政”：

　　中山先生所定的民主建國方略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中華民國雖已建立，但由法家塑造的數千年專制必然反撲，包括有形的軍閥和無形的專制思想。因此，中華民國必須以軍政肅清有形的軍閥，以訓政更化無形的專制思想，方能實現憲政。中山先生在《中國革命史》中說：“由軍253

　　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的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未能蕩滌，新治無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汙，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汙，壓抑新治”。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中解釋訓政時說：“訓政為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建設地方自治…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復決法律之權。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憲法頒佈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

　　由此可見，訓政是憲政的過渡階段。“訓政”是為了訓練人民實行民主憲政的能力，其關鍵在地方自治，最終目的是“授政於民選政府”。蔣公在民國 24 年 11 月 18 日的日記中說 ：“甲、六年訓政，如再不成，應向國民，自動責己，交還政權於全民，免誤國事……丙、不患人民無使用憲法之程度，正因人民無程度，吾人應負責提高賦予其權責”。蔣公早在民國 28 年 9 月 12 日的日記中就說到：“憲政應提早實施，蓋本黨黨員皆落伍也，若不還政於民，誠誤國而又誤黨矣！”。

　　共黨表面上民主自由從不離口，但它所謂的民主，其實就是黨主。所以，共黨將一切對它的打壓稱作不民主，不斷污衊國民黨“一黨專政”。

　　但，國民黨的一黨訓政絕非共黨的一黨專政——1、國民黨本來就主張多黨政治。中山先生在《政黨宜重黨綱黨德 》

　　一文中說：“本黨將來擔任政治事業, 實行本黨之黨綱。其他之在野黨則處於監督之地位。假使本黨實施之黨綱不為人民所信任,則地位必更迭。而本黨在野亦當盡監督責任, 此政黨之用意也”。而共黨“革命”的性質和254

　　目的就是為了一黨專政，共黨的憲法雖然變來變去，但其一黨專政的條款從未改變。

　　2、國民黨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為信仰，國民革命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國民黨的訓政，是實現憲政的必經階段，其最終目的就是民主憲政。而共黨一黨專政的目的就是拒絕民主憲政。

　　3、國民黨訓政時期，仍以炎、黃、堯、舜、禹、文、武、周公、孔、孟為祖宗，仍在進行 “新生活運動”，將民族固有道德融入日常生活。而共黨則以馬、恩、列、斯為祖宗，1976 年之前，公開的、暴力的毀滅民族文化。 1976 年之後，挑動物欲腐蝕民族文化。

　　4、國民黨在訓政時期抵抗蘇聯入侵東北，而共黨竟“武裝保衛蘇聯”。國民黨抵抗日寇侵略，而共黨非但不打日寇，還出賣國軍情報給日寇。

　　國民黨在訓政時期，主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融為大中華國族。

　　而共黨為了奪取政權，竟以憲法形式公開煽動各少數民族獨立。在其奪取政權後，又毀滅各民族文化，絕不允許各族自治。

　　5、國民黨在訓政時期，仍然給予人民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仍然開放政權。蔣公在民國 19 年 1 月 2 日的日記中說：“夫憲法為民主之本，訓政時期，固無憲法可言；然應採納民意，試行民權，故立法與監察二院委員，應參加公民代表，先與人民以創制與監察一部分之權，不可限於黨員也”。而共黨絕不給予人民一秒鐘的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絕不開放政權。國民黨在訓政時期，仍在訓練地方自治。而共黨的一黨專政之“專”乃“專屬”之義，共黨霸佔政權，其組織直接控制村委、居委、街道，甚至私企，無絲毫地方自治。國民黨在訓政時期，仍然堅守司法獨立，而共黨絕不肯放棄“黨大於法”這個命根子。

　　255

　　6、國民黨在訓政時期，仍然保護私有產權。而共黨為了奪取政權，通過血腥殺戮，沒收地主財產。奪取政權後，通過“工商業改造”剝奪私營業主的財產，又以“人民公社”的名義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讓所有人變為其奴隸。十年文革，經濟崩潰，共黨為了自救，鄧不得已略微恢復了一點個體經濟 ，但私有財產仍然沒有得到絕對保護，共黨隨時可以假借種種名義剝奪私產。

　　7、國民黨在軍政、訓政以及如今在臺灣的憲政時期，絕沒有政府官員的特供制度。而共黨高幹從延安至今，從未斷過特供制度。就連共黨製造的餓死數千萬農民的大饑荒時期，共黨高幹仍有特供。如今中國大陸空氣有毒、食品有毒、水有毒 、奶粉有毒、疫苗有毒……而共黨高幹仍有特供的水、食品……如今大陸百姓看不起病等死者比比皆是，而共黨高幹仍有無比奢華的免費醫療……

　　綜上，從民族、民權、民生來看，國民黨的訓政和共黨的一黨專政截然不同，水火不容。共黨污蔑國民黨“一黨專政” 、“打壓言論”，其真實含義是國民政府不允許它們以馬列獸性的階級鬥爭毀滅華族。

　　接下來，以理論簡單説明共黨之所以會毀滅民權，是因為它物化了生命、民、思想——

　　共黨對生命的定義是：“生物體所具有的活動能力，生命是蛋白質存在的一種形式（《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162 頁）”。

　　共黨對生命力的定義是：“指事物具有的生存、發展的能力 （《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162 頁）”。

　　共黨對生命的定義僅僅是生物性的，是名詞性的“生物”而非動詞性的“生物”。動詞性的“生物”即創生萬物之義，即天之創生性。有天之256

　　創生性才有萬物，天與創生性是同義詞，宇宙萬物即此創生性之流行。我已多次談到，創生性的本質是絕對的、永恆的破除萬物的固化，絕無一時一刻一絲一毫之物化，因而才有生生不息的宇宙。中國文化所說的“生命”即此絕不物化的創生性本身。因此，生命本身是超越物質的，生命的本體不是物質性，只有在破除固化處、超越物質處方能見到真生命，亦即“化物”才是真性命 （此真性命最明顯的表現是人能“知過”以及在“知過”卻不能改過時感到愧疚。有關此真性命的表現，諸位可再看第一章的“蔣公日常密度”部分）。而共黨卻違背生命的本質，將生命墮落為與禽獸無異的生物性。人既有動物性，也有超越動物之處，只能從超越動物之處來界定人性。人超越動物之處是什麼呢？以惻隱之心為例。人和動物皆有惻隱之心。但動物的“惻隱之心”只是“感應”，而人的惻隱之心則能“感通”。所謂“感應”是指動物的惻隱之心是對外物的“隨感隨應”、“即應則止”。人的惻隱之心則可以通過存養而貫通天地萬物和幽明兩界（請見第一章談“突然看到孩子即將掉入井、鳥獸哀鳴、草木被摧折、瓦石被毀壞必不忍心”段）。人和動物的惻隱之心之所以會有感應和感通之別，是因為人和萬物雖然皆由天地生生之德而生，皆以天地生生之德為本體。

　　但是，只有人能夠自覺的以天地生生之德為本性，並且能夠自覺的毫無遺漏的盡天地生生之德於天下。動物則只能順從本能而活，不能自覺的盡天地生生之德。因此，中國文化即以“能自覺的盡天地生生之德於天下”為人性，名之為“天地之性”（有關“天地之性”的解釋請見第一章）。人敬天，天亦敬人。天將其本性全幅予人，讓人能夠自覺的盡天德於天下。這是上天對人的敬意、對人的期待、對人的命令，這是人貫通天地的神聖尊嚴之所在，也是人擔當天下的神聖責任之所在。請務必注意，中國文化所257

　　說的生命，雖然有生物性，但本質必須是道德性，即上天好生之德。共黨說人由猴子進化而來，其以生物性為生命，則必然只給百姓與猴子一樣的“生存權”而剝奪做為人的人權、民權。由於缺乏民權，生存權也僅僅是“為生存奔波的權利”而不是生存保障的權利。中國文化以道德性為生命，道德性必然與群體貫通，必然對天下負責。因此，必然會肯定民權。

　　共黨物化了生命、則民的物化必不可免——

　　共黨對人的定義是：“能製造工具並使用工具進行勞動的高等動物（《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090 頁）”。共黨對人民的定義是：

　　“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詞典 1091）”。共黨所謂的“勞動群眾”——在個體方面，人只是個物質性的勞力而已；在群體方面，人只是群眾，還不如犬馬。因為犬馬仍是生命，仍有個性可言，而群眾則是毫無個性的數量概念，並非生命概念（有關群眾僅僅是數量概念的具體事例，請見本章第五節和第六節）。簡言之，所謂勞動群眾即一群勞力。共黨物化了天，將所謂的“物質規律”當作“天”，然後開始冒充上天造人，用鐮刀斧頭（共黨的鐮刀斧頭旗）血腥暴力的修理改造人，把人改造為不許用大腦，只許用鐮刀斧頭的一群勞力。共黨獨霸大腦，這群勞力只是四肢（民國 11 年（1922 年）7 月印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的關於‘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中說：

　　“共產黨也可說是一個人的頭腦，全體工人便是人的身體”）。在共黨的概念裡，所謂群眾即未加入其組織的人。群眾只是一群勞力，只有被領導、被改造的命運，絕無自主性，絕無民權可言。請注意，共黨所謂的“人民”，並非指每個人。究竟誰是人民，是由共黨來決定的，甚至是由其黨魁一人來決定。總之，只要你反對共黨，你就不是人民，你就是“階級敵人”、258

　　“敵對勢力”， 你就沒有“共和”的權利。因此，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即共黨專政。“人、民”二字，既然是一個天造地設之人，就必須有人身權、財產權等最基本的人權。既然是“民”就必須有“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復決權”的民權。而共黨所謂的“人民”，既無絕對的人權，又絕對無民權，只剩勞動納稅和參軍送命的義務。在共黨那裡，“人民”是一個虛位詞，共黨的權力才是實位詞，共黨以虛幻的“人民”來奴役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人民”只是共黨權力的工具，為了奪取政權，他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為了鎮壓人民和鬥垮政敵，他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而當人民要爭取民權時，他卻污蔑說：“人民的素質太低不適合民主”（這是對我華族的污蔑，對我國民的侮辱。同文同種的臺灣已經實現了民主，並且是亞洲的民主燈塔，為什麼大陸人民不可以？臺灣之所以可以實現民主，是因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從未中斷公民教育，從未中斷地方自治訓練。民國 37 年（1948 年）6 月 20 日共黨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對中原新解放區知識分子方針的指示》中說：“在課程方面，可廢除其公民課，其餘課程照舊，然後供給新的政治，國語，歷史課本”。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所培養的公民精神，在 1949 年之後，被你共黨的反右、文革、六四鎮壓等暴力毀滅，被你共黨的愚民教育閹割，你這個造孽者，竟然反過來污蔑人民素質低）。

　　“國民”是有政治權利的，而共黨對國民的定義卻是：“具有某國國籍的人是這個國家的國民（《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496 頁）”。

　　所以，有政治權利的國民、公民概念，在共黨這裡統統變為“居民”。臺灣人的身份證寫的是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大陸人的身份證寫的只是**居民身份證。僅僅是居民，沒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的民權，亦即無權過問、主宰國事。猶如家中的奴隸、寵物、板凳，只能居住，無權過問家事一樣。綜上，在共黨強迫代表人民後，所謂人民，只是被領導、被改造259

　　的毫無權利的一群勞力而已。這樣的一群勞力，在秦始皇那裡，只許耕、戰。在毛匪奪權時期，只許生產、參軍。在所謂的“改革開放”時期，共黨靠這群毫無人權、毫無福利的廉價勞力，再加上變態的污染環境來吸引外資。因為這群勞力毫無民權，所以經濟發展所得被共黨權貴壟斷，並未惠及民生。民生艱困，幾億農民工的生存尤其艱難。

　　中國文化對“大”的定義是：“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泰伯》，大義：只有天最為高大，只有堯能以天為準則）。

　　共黨對“大”的定義是：“在體積、面積、數量、力量、強度等方面超過一般……（《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238 頁）”。

　　很顯然，共黨對“大”的定義是物質性、數量性的。數量性的“大”

　　在任何文化中都存在，但中國文化除了數量性的“大”之外，還“以天為大”，共黨則絕無此義。

　　中國文化對“大”的定義——“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儒家經典《大學》的“大”即“惟天為大”之“大”，“學”即“唯堯則之”之義。

　　合而言之，《大學》即“則天之學”。《易經》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故，“大”即創生萬物、主宰天地的乾元。乾元創生萬物、至大至剛，充塞天地，即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綜上，中國文化的“大”

　　指的是創生萬物的至高無上的“天”。天，無形、無聲、無臭。故，一切有形者皆不配為“大”，只有無形之德才能與之匹配。因此，孟子在說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時說：“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所以，唯有道義才能與天匹配為“大”。何謂道義？天地以生物為心，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在第一章已説明，上天生生之德充塞宇宙，在人的發端即惻隱之心。故，大，在天地而言，是上天生生之德。在人而言，是以惻隱之心為發端的良知、260

　　天理。如果符合天理，即便為了自己，也是公。如果違背了天理，即使為了天下，也是私（例如，父子親情乃天理人道之公，文革即便假借“國家”、“人類”的名義挑動父子互鬥，也是私） 。中國文化以“天”為“大”，以天理為公。共黨以物質性、數量性來定義“大”，集體在數量上大過個體。

　　因此，共黨對“公”的定義竟然是：“屬於國家或集體的（《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449 頁）”。中國文化以充塞天地的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為“大體”，而共黨竟如此定義“大我”：“指集體：犧牲小我的利益，服從大我的利益 （《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246 頁）”。中國文化以違背良心理性為私心雜念。顏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有不善卻不知，是私心。知之竟然復行，也是私。而共黨對私心雜念的定義竟然是：“為個人或小集團利害得失打算的念頭（《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229 頁）”。請不要被共黨的定義所迷惑，誤以為他是犧牲個體、重集體。共黨是個體與集體一齊抹殺。共黨雖表面以“國家”、“集體”為公，但他對國家的定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如此定義，徹底違背了國家的本分——中和各團體、各領域，在人間落實“萬物並育，各行其道”的天地秩序）。共黨又無恥的自稱為“統治階級”，則其所謂的對國家的服從，就被無恥的替換為對共黨的服從，即一黨專政。一黨專政仍是其表，因共黨的極權本質，最終必然變為“一人專政、一人獨裁”。

　　毛匪通過罪惡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等運動，將國人的私產以“國有”、“公有”之名收歸為“黨有”，實則毛匪一人所有。千千萬萬地主、資本家人頭落地，毛匪變為了全國唯一的地主、唯一的資本家。之前農民可以自由選擇地主、工人可以自由選擇資本家，而如今都變為了毛匪的農奴、工奴，只要有人說“吃不飽”、“餓死人”就261

　　被冠以“私”字批鬥，就被判以“反革命罪”關押、槍決（具體事例見本章第七節）。因此，在共黨的詞彙中，所謂“人類、民族、國家、階級、人民、個體、群體、經濟”等等通通都是虛位詞，只有一黨之權、一人之權是實位詞。共黨依附一切、霸佔一切，個體、群體皆被毀。中國文化所說的“個體”，共黨叫做“個人”。中國文化所說的“群體”，共黨叫做“群眾”。個體、群體之本在“體”——創生萬物、貫通宇宙之“本體”。

　　因每個人皆由此“體”而生，是為“個體”。因為，此“體”本就貫通萬物，本具貫通性。所以，每個人皆可憑此“體”，貫通為群，是為“群體”。共黨之“個人”無此“體”，只是個肉身，共黨之“群眾”無此“體”，只是數量概念，並非生命概念。共黨之所以毀滅個體與群體，因其否定惻隱之心。惻隱之心是個體與群體的貫通處、中和處。個體之所以必須尊，必須敬，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以惻隱之心為發端的通天地高度的人格尊嚴和通天下廣度的道德責任。正因為個體並非一具與四周隔離的肉體，而是有著以惻隱之心為發端的、與天下貫通的道德本性。所以，必然會與群體貫通，對群體負責，因而有個體與群體的中和。共黨否定惻隱之心，其所謂個人僅僅是一具肉身，其所謂集體僅僅是肉身的集合體。肉身意義的個體，是四面不通風的個體，對群體難以發生道德責任。肉體意義的個體，缺乏貫通天地的尊嚴。那麼，集體便是大過個體的肉身集合體。因此，共黨便以“集體”的名義抹殺個體，奴役個體。而其所謂的“集體”僅僅是共黨的代名詞而已。個體與群體如手心手背，個體遭殃，群體也必受損。

　　因此，共黨剝奪個體的民權，必盤剝群體的民生，最終得益者僅僅是共黨的權貴階層。

　　262

　　共黨物化了天、生命、人性、民，必然物化思想。首先看共黨對“規則”一詞的定義：“1、規定出來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和章程，2、規律、法則（《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489 頁）”。所謂制度、章程、規律、法則，皆由人的思想而來。共黨對思想的定義是：“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思想的內容為社會制度的性質和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在階級社會中，思想具有明顯的階級性（《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230 頁）”。共黨說，思想的內容被物質所決定，這是思想的徹底物化。綜合共黨以上的定義，規則由思想而定，思想由階級性決定。因此，規則就是階級性的反映。那麼，執行規則的政權就是階級性的代表。所以 ，共黨對政權的定義是，“階級專政的工具”，共黨又無恥的自稱為統治階級。如此，規則就變得與共黨同義，就被扭曲為反對共黨就是破壞規則，百姓被迫以共黨之是非為是非，喪失獨立的理性，毫無自由可言（屠夫列寧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以暴力反對資產階級的權力，是絕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共黨將自己等同於規則，抹殺規則的客觀性。因此，共黨從不遵守規則，其主要表現是共黨從建立起到今天，所簽訂的重大條約從未遵守。例如，抗戰時期完全違背《共赴國難宣言》、1950 年代徹底撕毀聲明要保護私營業主的《共同綱領》、加入WTO 時所簽訂的承諾從未兌現、承諾香港一國兩制的《中英聯合聲明》業已被其撕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另，共黨淩駕在公檢法之上，毫無法治，最嚴重的便是文革時期）。再看中國文化對思的定義——孟子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耳目不能思，因此會被物遮蔽。心能思，可以不蔽於物。因此，“思”意味著心可以從物欲中超拔而出。能從物欲中超拔而出的心，正是天賦予人的光明德性， 孟子稱之為“大體”， 宋263

　　明儒者稱之為“天地之性”，我稱之為人的天地生命。因此，思的本體即能夠超越機械的物質而得自由的天地生命。孟子所說的：“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所得者正是人的天地生命。“思”的本質並非經驗的“思考”或“思想”。因為，經驗的思考所思的都是有形之物。共黨所定義的“思想”就是經驗之思，並非中國文化所說的“思”（中國文化也有經驗知識之思，但不以此為本）。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大義：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須明，聽須聰，靜時面色須溫和，動時舉止須恭敬，言須忠信，執事須敬，有疑須審問，有忿須思後患，見有所得須合乎道義）。我在第一章解釋“乾健坤順”時說：“凝聚而有形為坤，造物而絕不固化為乾。在人而言，凝聚而有形為肉身，肉身屬坤。破除物之固化為精神，精神屬乾”。身體的表現即“君子有九思”中的“視、聽、色、貌、言、事、疑、忿、見得”。精神的主宰即“君子有九思”中的“明、聰、溫、恭、忠、敬、思問、思難、思義”。君子能做到“九思”即精神主宰肉體、乾主宰坤。欲實現“明、聰、溫”等就不可能通過“思考”， 而要道德實踐。所以，九思之“思”並非“思考”，而是通過道德實踐體現人的天地生命，必須知善必為，知惡必去——如顏回的“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綜上，思的本體是自由的天地生命，思的天命即體現自由的天地生命。道德意義的思是要超越物欲，實現道德自主。思想意義的思，則要反抗權勢干預，實現思想自主。中國文化所說的“思”，讓人從肉體的、社會的、階層的、權勢的、自然界的束縛中超拔而出，得以自由。共黨則恰恰顛倒之，把人變為了沒有道德自由、思想自由的奴隸。

　　264

　　中國文化以天地之心為心，天地之心貫通所有人，是人之常道。因此，南宋大儒陸九淵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共黨以“思想意識”為心，它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的定義是，“指對某些事情，大多數人的感受和看法大致同 （《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093 頁）”。諸位能看到這樣的定義所帶來的後果嗎？依中國文化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定義，人類有超越時代、地域、民族、階層的普遍常道、普遍理性。人類有共通的普遍理性，民眾才有自由發表言論之必要，民眾才能依普遍理性監督政府，民權才有根基。

　　而共黨將“心”定義為感受和看法。要知道，每個人的感受與看法註定不同，共黨如此定義便否定了人類有共通的理性。那麼，公開交流、言論自由、監督政府的根基就被否定。共黨又說：“大多數人的感受和看法大致同”，這是要做什麼呢？熟悉共黨的人會很清楚的知道，這是共黨要強迫性的代表人民了。

　　中國文化所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在天地是生養萬物、貫通萬物的天地生生之德。在人類則是人與人、人與物、個體與群體、明界與幽界、生與死、古今與中外……的感通之道。簡言之，此心即感通之道，在天地是萬物貫通之道，在人則是人類感通之道。因此，心的本質並非心臟，並非思想感覺，並非空靜明覺。心，在天地而言，是上天好生之德；在人間而言，是人類同胞之情；其表現在經濟領域是實現民生自主，表現在政治領域是實現民權自主，表現在民族領域是實現民族自主。因此，三民主義即心之本體的充量實現。今日大陸，民生不公平，民權不自由，265

　　民族被共黨奴役。三民主義被遮蔽就是心死了，是人類共有的心死了。在人間，這是“哀莫大於心死”，在天地，這是上天之仁慈被遮蔽，這就是中國文化所說的“亡天下”。這是人類最大的悲劇。

　　中國文化所思在天理。天理散為萬理——其賦予人而為人之本性，即“性理”；性理表現在人與人之間，為倫理；表現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領域，為事理；表現在自然界，為物理。人類須兼顧倫理，事理，物理，方可盡天理，方可謂之中。蔣公總結三民主義的本質為倫理、民主、科學——民族主義以民族的固有道德為本，屬於倫理；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宗教等領域，各有其理，須獨立自由的發展，不能以政府來限制，須民主保障；客觀物理的研究屬於科學領域，科學需為民生服務，所以歸於民生主義。因此，三民主義全面涵蓋倫理、事理和物理，可謂之中道（倫理、民主、科學，分別對應人的道德性存在、政治性存在和認知性存在。

　　三者缺一不可，否則便不是真正的人）。共黨則毀滅倫理（具體事例請見本章第七節）。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各有其理，須自由發展，而共黨在學術領域，以其馬列歪理，控制眾理。在行政方面，則以黨管政，外行領導內行，嚴重束縛專業性，此乃共黨毀滅事理。研究客觀物理的科學，本該用於民生，而毛匪為了造原子彈，竟然餓死數千萬農民（具體說明請見本章第七節） 。共黨為了死守政權，鎮壓民權，如今科技已變為監控人民的工具。天理散為眾理，人間的責任在合眾理以顯天理，即“和而不同”。而共黨則以其馬列歪理毀滅眾理，即“同而不和”。

　　共黨毀掉了顧念人間的仁慈之天，而代之以冷酷的客觀規律。在上天仁慈貫注之下的人間，就變為了冷酷的客觀規律控制之下的人間，這就剝奪了“天權”。他們又自封為客觀規律的代表，然後否定、扭曲、毀滅各266

　　民族文化，這就剝奪了各民族的“族權”。共黨又自封為“人民”的代表，這就剝奪了人民的“民權”。民，本來是由上天所生，有先聖先祖顧念的神聖之民，卻變為了被他們任意踐踏驅使的一群勞力——勞動群眾。因此共黨以一黨淩駕於天地生命、民族生命、思想生命和肉體生命之上而摧毀之、奴役之、盤剝之。其目的是要把中國人變為無獨立思想的機器人，把中國社會變為只聽命令、不顧溫情、不擇手段的軍營（如：新冠疫情，共黨封城，多人突發疾病，被醫院以防疫之名拒收而死）。

　　三、共黨假借民生主義

　　請先看共黨的下列説法，便可以一目瞭然其如何假借民生主義：

　　1、 民國 31 年（1942 年）2 月 4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中說：“……給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使其感恩懷德……如不着重說服農民，爭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與頑敵的聯合，就有使我黨與農民陷於孤立的危險”（這段話已在前文出現，為了行文完整，故在此重複）。

　　2、毛匪在民國 33 年（1944 年）對美國記者哈裏森·浮曼說“我們不主張一個足以扼殺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我們要準許並且歡迎在我們控制區域中的工商業的外國投資”。

　　3、毛匪在民國 33 年（1944 年）對謝偉思等美國人說：“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不會準備實現社會主義。還需要經歷一個長的民主管理私人企業的階段。談論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就是反對革命，因為這是不切實際的，試圖付之實行，就會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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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允許私營企業存在的承諾，還有很多很多，以上僅僅是其中的兩例而已。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後，很快便撕毀了上述承諾，開始以工商業改造之名殺戮私營業主，搶奪私企（具體見本章第七節）。

　　共黨雖在“共赴國難宣言”中說“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毛匪又在民國 33 年（1944 年）與美國記者哈裏森·浮曼談話時說：

　　“我們不想象蘇聯那樣趨於極端──沒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於人民。

　　我們承認，我們確然在過去那樣做過……在這一點上，就經濟的意義上講，我們是和蘇聯不同的”，但其並未停止階級鬥爭——共黨在民國 26 年（1937 年）1 月 3 日的《中央關於統一戰線區域內黨的工作的基本原則草案》中說：“ 應堅決用抗日救國的名義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參加一切有群眾的團體中去，爭取其中的領導……同時應該為群眾生活的改善和民主權利的實現而鬥爭。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適當聯繫，是使抗日救國運動成為廣大的群眾運動的主要關鍵”（這讓共黨在《共赴國難宣言》中所說的‘停止一切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變為廢話）。“為群眾生活的改善和民主權利而鬥爭”就是共黨過去殺人放火的階級鬥爭。共黨並未停止階級鬥爭，只是以反漢奸的名義進行階級鬥爭。僅舉一例。雷震遠在《內在的敵人》一書中提到：一九四零年二月，日本在這一帶曾發動攻勢，於是又給共產黨一個屠殺反共人士的藉口。一位袁曉岩先生被控給日本軍隊做嚮導。他確實不曾做過這種事。實際上他是一個熱烈的愛國分子…在這同一小村莊內，賀龍曾在三個星期裏活埋七十多人…”。共黨的此種屠殺並非個例，雷震遠還記載了共黨在安國縣附近的幾次屠殺：“一九四零年五月、六月和七月，在博野有268

　　三百六十人被殺，在定縣有一千七百人被殺，在安平死一千二百人，在深縣死兩千人…”。民國 29 年（1940 年）11 月 1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建立與鞏固華中根據地的指示》中說：“要避免發生如晉西北、冀南、魯西等區域，在反頑固鬥爭中走到“無地主不頑固，無頑固不漢奸”亂打亂殺亂沒收，把地主都逼往敵區頑區，與我尖銳對立的現象”。請注意，共黨並非制止打、殺、沒收，而是避免太過火，而把地主逼往敵區。共黨在蘇維埃時期通過“打土豪”籌款，抗戰時期則是假借“打漢奸”的名義籌款。

　　民國 27 年（1938 年）4 月 20 日毛匪、洛甫、劉少奇在致聶榮臻、彭德懷等人的《關於鞏固與擴大晉察冀根據地的指示》中說：“要注意向漢奸籌款。可組織特別的隊伍到鐵路車站及城市附近，去沒收和逮捕漢奸。我們沒有可能大批幫助你們的經費”。

　　共黨在國民黨抗戰時期對外公佈的土地政策是“減租減息、保租保息”。減租減息本來是國民政府為了實現民生主義的政策，絕無階級鬥爭。

　　共黨卻利用減租減息進行階級鬥爭。毛匪說：“減租減息是爭取了地富的左翼，中立了地富之一部，打擊了地富之右翼。減租減息之妙在此”（注44）。共黨此舉，既能以“減租減息”之名動員農民，又能以“保租保息”之名麻痹地主。同時，對外又可以表演民生主義，以此來統戰國統區並迷惑國際。共黨對內仍然以階級鬥爭動員農民，但對外則隱藏階級鬥爭，改用“打漢奸”的口號。共黨以打漢奸之名，既可避免階級鬥爭的惡名，又能博得民族主義的美名，更容易擴張其組織。共黨在“共赴國難宣言”

　　中公開說：“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毛匪又多次公開揚言：

　　“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恩格斯馬克斯列寧與斯大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在這些陰謀迷269

　　霧之下，很多人，包括很多西方人都誤以為共黨已經放棄了階級鬥爭，變為了 “土地改革者”（今日共黨又以此手段統戰臺灣，欺瞞國際。文革後，共黨又步入死亡期，其為了自救，開始了所謂的“改革開放”。很多人又以為它變了，西方人又以為它只是個“經濟改革者”。其實共黨沒有變，抗戰時，它利用民族主義，以“打漢奸”為名進行階級鬥爭。現在它同樣利用民族主義，以“境外勢力”、“顛覆國家政權罪”為名進行階級鬥爭。有關共黨並未停止階級鬥爭，我在本章八節還會説明）。

　　共黨在江西蘇維埃時期，以階級鬥爭之名沒收地主財產，以“為了革命”的名義搜刮民財。國民黨抗戰時期，共黨則以“為了抗戰”的口號搜刮民財。民國大儒徐復觀先生曾作為國民政府駐延安聯絡員，他在給國民政府提交的報告（以《中共最近動態》之名出版）中談到了共黨對工人、農民和商人的盤剝，他說：

　　邊區農民，實際僅 130 餘萬。邊區農民，其負擔如下：

　　一、公糧（平均每人全收入百分之二十三）。

　　二、公草五千萬斤（每斤二十四兩）。

　　三、每家運公鹽一馱，平均往返需二十四日。以現在生活程度計約需費邊幣兩萬五千元，此外尚須為合作社運鹽。

　　四、每人每畜，每年各須勞動服役三十六日，糧食草料自備，運鹽和放哨尚不在內。

　　五、勞軍運動，每年大規模者一次，小者不計其數。

　　六、公債、各種副業稅、牲畜稅等不勝枚舉。

　　對商民則更為苛重，延安小商店共兩百餘家。彼宣佈三十二年上季賺純利一萬萬元，即以此為收稅的標準。故苟能逃出者，無不棄店潛逃。民270

　　眾因為負擔太重，三十一年發生社會怠工現象……凡與中央接近之村落，故意將負擔減輕，以資宣揚。

　　蕭軍在《延安日記》中也提到了共黨對農民的盤剝，他說：“那裡的居民只有對公家盡義務的負擔，沒有權利……一天晚飯後到借住的村長家，村長小兒子問：“你又來要什麼來了啊？這說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沒有給與”（注 45）。

　　在共黨治下，百姓負擔太重，幾乎無福利，此一特點，共黨從未更改，今日大陸尤其如此，敬請諸位留意此點。

　　五、共黨在叛亂時期假借三民主義佔領大陸（並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

　　在本節，我先以共黨公開文件證明：抗戰後是共黨主動發動戰爭，而非國民政府。然後再説明共黨佔領大陸，並非靠邪惡的共產主義，而是以承諾不實行共產主義，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佔領大陸的。

　　抗戰結束，生民最需要的是和平，是休養生息。所以，國民政府確定了和平建國方針。請看其中的對内政策部分——我們的對內政策，是以建設現代民主統一國家為總目標。下列幾個原則必須在這裡特為敘述：

　　一、我們要完成民主憲政。在抗戰期間，我們預定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這一決定為中共及其週邊之民主同盟所阻撓而中止實行。到了抗戰勝利後，我們政府決定於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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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們要保持國家統一。我們要把全國軍隊化為國家的軍隊，不許再有私人軍隊和一黨的軍隊。黨派的政見應該遵循民主憲政常規，取決於國會，不能再以武力作政爭。

　　三、我們要以國際資本與技術合作，發展生產事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尤其要把東北的資源，在門戶開放政策之下，提供於世界，以貢獻於人類的福祉。

　　國民黨抗戰期間，各民族為驅逐日寇，精誠團結，民族主義之“五族共和”得以踐行。抗戰期間，參與政治，為國盡責，國人的民權意識迅速普及。同時， 戰時的政府效率得到極大提高。民權主義之“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得以踐行。抗戰結束，滿清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均已廢除，且二戰時的盟國會大力協助我們的戰後重建。综上，各族团结、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国际协助。此时，如果能夠和平建設，中國必然能夠如日本和德國那樣在戰後迅速重建。但共黨不顧對日抗戰後，民眾對和平建設與憲政民主的渴求，悍然發動叛亂，讓生民在抗戰之後再遭劫難。共黨數十年來不斷污衊說是國民黨發動了“内戰”（之所以加引號，因其並非内戰，而是蘇俄侵華，隨後説明）。下面我會以共黨公開文件證明是共黨發動了戰爭。共黨不抗日，但在日本宣佈投降後，便立即阻撓受降，搶奪地盤。

　　請先看日本投降書的部分內容——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臺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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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很清楚，唯一有資格接受日本投降的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日本投降之際，共黨發布了大量搶奪地盤的命令。下面之所以不厭其煩的舉例是因為必須以共黨自己的說法來證明其發動了戰爭——共黨在民國 34 年（1945 年）8 月 10 日發布《中央關於奪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給華中局的指示》：“日本無條件投降，無可避免，實現在即，我軍在華中立即實行下列部署（略）……以上行動，均採取重點主義。集中主力去佔領大城市和要點。津浦線至少集中十萬到十五萬人，滬寧線至少七萬人。此外，各中小城鎮據點由專署、分區、縣府及地方部隊動員民兵就近佔領之”。

　　共黨在民國 34 年（1945 年）8 月 10 日發布《中央關於蘇聯參戰後準備進佔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 》：“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佔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規部隊佔領大城市及要道，以游擊隊民兵佔小城”。

　　共黨在民國 34 年（1945 年）8 月 10 日二十四時發布《延安總部命令第一號》、在 8 月 11 日八時發布《延安總部命令第二號》、8 月 11 日九時發布《延安總部命令第三號》、8 月 11 日十時半發布《延安總部命令第四號》、 8 月 11 日十一時發 布《延安總部命令第五號》、8 月 11日十二時發布《延安總部命令第六號》、8 月 11 日十八時發布《延安總部命令第七號》。

　　共黨在民國 34 年（1945 年）8 月 11 日發布《中央關於日本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猛力擴大解放區，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273

　　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有猶豫。

　　各地應將我軍大部迅速集中，脫離分散游擊狀態，分甲乙丙三等組成團或旅或師，變成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集中行動……準備用於制止內戰方面”（共黨對日軍始終採取“分散游擊狀態”，實則遊而不擊。日寇投降，共黨為了搶奪地盤，命令“脫離分散游擊狀態，變成超地方性正規兵團”， 主動發起戰爭，卻顛倒黑白的稱為“制止內戰”）。

　　如上，共黨在日寇投降後，迫不及待的發布了大量搶奪地盤的命令，以上僅僅是略擧几例而已。共黨在民國 34 年（1945 年）9 月 21 日發布《中央書記處關於擴兵與編組野戰軍的指示》：“在日軍宣布投降後我軍解放百餘城市，增加二千餘萬人口，繳槍十餘萬支…中央特決定在十、十一、十二三個月內八路軍、新四軍應爭取補充與擴大數十萬人”。

　　共黨主動挑起戰爭，卻污衊國民政府發動“內戰”。之所以說是污衊，是因為共黨在日本侵華之際，假借抗日坐大，其唯一目的就是全面叛亂，奪取政權。舉以下四例說明（注 1）：

　　一、共黨在民國 33 年（1944 年）12 月 25 日發布《中央關於目前形勢的分析與任務的指示》，其中的幾條是：

　　（3）、蔣的全部正規軍，包括雜牌在內，已降到不足二百萬，中央軍的戰鬥力已極大下降。

　　（6）、許多地方系軍隊對蔣早成半獨立狀態，特別是雲南、四川、廣東三系，近數月來更加不滿。

　　（9）、我黨軍隊又有發展，現已達六十五萬，明年可能達到一百萬，民兵也有發展，明年可能達到三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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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最近八個月，國共力量對比，已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 ，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並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

　　（13）、我黨須利用今後兩年增強抗日力量……如果在數年之後，我們能達到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而又有充足的糧食及日用品供養這個軍隊，中國的命運就可由我們掌握了（由此可以印證我在前面提到的，曾任毛匪秘書的李銳回憶毛匪在洛川會議上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 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

　　二、日寇侵華，社會各界提出許多救國方案。共黨反對所有救國方案。

　　民國 21 年（1932 年）1 月 1 日共黨的中央委員會發布《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這些反革命派別要求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去“對日宣戰”，去打倒“帝國主義”，去要求壓迫和屠殺民眾的劊子手的國民黨去實行“民主政治”，去“保障言論出版的自由”，要求造成全中國經濟劫運的國民黨去“振興實業”，去“改良民眾生活”，這當然是為得要欺騙民眾，保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民國 32 年（1943 年）12 月 1日共黨發布《中央總學委關於學 < 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 > 的通知》，其中說：“無產階級贊助民族解放戰爭，並“和資產階級暫時合作”，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可因為實行這種暫時合作，就放棄階級鬥爭”。綜上可知，國民黨對日抗戰以及戰後實行憲政、建設民生，在共黨眼裡統統是為了“保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共產國際的一貫命令是絕不能放棄階級鬥爭。因此，抗戰勝利後，共黨發動戰爭，破壞憲政，正是其一貫主張的表現。共黨不抗戰，養精蓄銳八年，擁有了數百萬軍隊，統治一億人口。國軍卻因抗戰而元氣大傷。此時，實力大增的共黨當然要發動戰爭，以實現其一貫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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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共黨在民國 19 年（1930 年）8 月 14 日的《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宣言》中說：“（國民黨政權和蘇維埃政權），這兩種政權是不能同時長期並存的，他的前途一定是兩個社會階級之最後的階級決戰，兩個政權只能存在一個”。

　　四、毛匪於民國 33 年（1944 年）3 月 5 日對共黨內部說，在抗戰結束前發動內戰為最有利，小學課本已加入專門罵中央（指國民政府）的課目，遊戲唱歌亦皆改以內戰為內容。並特印三國演義為教育材料，目的在養成幹部陰謀詭計的技巧。

　　國民政府為了能夠和平建國，因而與共黨進行重慶談判（毛匪本來不敢去重慶，但在斯大林再三命令下，以及蔣公允諾以美國大使赫爾利的專機接送，保證其安全的情況下，毛匪才去重慶，絕非共黨所謊稱的毛匪不懼危險赴重慶談判）。經過四十一天的談判，於十月十日雙十節發佈會議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

　　(1)、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2)、蔣主席所宣導之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因為共黨叛亂，“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合法”仍未在大陸實現。中國大陸的軍隊仍然是共黨的軍隊，甚至是共黨黨魁一人的軍隊，絕非國家的軍隊。重慶談判後，國民黨已在軍隊中撤廢了黨部。已經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國軍。因此，與共軍打仗的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國軍。民國 36 年（1947 年）國民政府開啟憲政，進行全國普選，蔣公當選為總統。因此，平定共黨叛亂的不是國民黨政府而是民選的國民政府。此點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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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匪在離開重慶之前公開謊稱：“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它一切打算都是錯的。國共兩黨與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但毛匪真實所為與其宣言徹底背反，舉如下兩例：

　　1、共黨在民國 34 年（1945 年）10 月 12 日的《中央關於雙十協定後我黨任務與方針的指示》中說：“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即將來實行編整時，我方亦自有辦法達到一槍一彈均須保存之目的。過去中央指示各地擴大軍隊整編主力計劃，繼續執行不變”。

　　2、共黨在民國 34 年（1945 年）10 月 17 日的《中央關於對山西的基本方針給劉伯承、鄧小平的指示》中說：“我在山西基本方針是奪取太原，奪取山西全境，使晉、綏、察三省首先聯成一片，確立華北鞏固的根據地，保障與外蒙聯繫”。

　　共黨不抗日，但在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藏在深山的共軍主力卻下山奪取受降權，擴張地盤。 重慶談判期間，“國軍在各地接受日寇投降，國軍在十一個受降區內，受降的日軍為一百二十四萬五千人，均依照盟軍總部的規定，遣送回日。但是共軍在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包圍繳械的日軍，將近三萬人，均扣不遣送”（注 2）。共黨扣押日寇及武器就是為了發動叛亂。

　　1946 年共黨命令聶榮臻、賀龍部攻擊大同，被傅作義擊潰。傅作義致毛匪的公開信，曾在國民政府《中央日報》發表。其中部分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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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毛澤東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的第一槍。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分的衝動……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畫，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而和平商談永無結果…雖然你們一再宣揚民主，但人民不要戰亂，你們卻偏偏製造戰亂；人民害怕貧窮，你們偏以製造貧窮，作為擴大戰亂的資本…我請先生立刻放棄這個政策，促成憲政，實現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

　　共黨一面發動戰爭，一面煽動各地學生大喊“反內戰”。同時，蘇共、美共以及各國共黨紛紛詆毀國民政府“發動內戰”。共黨叛亂的實質是蘇俄侵華，幕後策動者是蘇俄，共黨只是工具 。但蘇共、中共、各國共黨及其週邊組織，將蘇俄的侵華戰爭稱為“國共內戰”。本來是共黨發動叛亂，挑起戰爭，共黨卻污蔑是國民政府發起戰爭。最終，國民政府勘定叛亂、抵禦蘇俄入侵的合法權利被污蔑為破壞和平、發動內戰。

　　共黨之所以能占領大陸，所依靠的仍然是假借三民主義。在國民黨抗戰期間，共黨就已經開始不停的宣揚要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例如，民國27 年（1938 年）11 月 6 日共黨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

　　中說：“中國的內部環境和國際的條件，都指明在這一歷史階段中既不會是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建立，也不會是蘇維埃或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出現，而將是一個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即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

　　下面分別說明共黨如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共黨在叛亂時期假借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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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在叛亂時期假借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有三：

　　一、共黨僞裝為民族化的政黨。早在抗戰期間，蘇俄就已經在為將侵華戰爭偽裝為“國共內戰”做準備。“民國 32 年（1943 年）8 月 8 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的長篇通訊，詆毀國民黨內有製造‘內戰’的頑固派……美共的機關報《工人日報》等報紙及中共的通訊社‘新華社’更引用這篇通訊”。蔣公在民國 32 年 2 月 12 日的日記中說：“共黨又在美國大造謠言，誣我集中大批兵力於西北，監視共軍，準備內戰云云。美、加兩國要人多中其毒，尤其羅總統之左右要人，中毒更深”。

　　蘇俄在民國 32 年（1943 年）公開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實則地下運作。

　　蘇俄如此做的用意是讓中國人和國際社會誤以為共黨和蘇俄沒有關係，把侵略戰爭變為內戰，從而麻痹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共產國際解散後，共黨乘機表明自己是民族化的政黨，舉以下 5 例：

　　1、民國 32 年（1943 年）5 月 26 日共黨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說：“假使本來沒

　　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革命不能輸出，亦不能輸入，而只能由每個民族內部的發展所引起”。

　　2、民國 32 年（1943 年）6 月 27 日共黨的《解放日報》社論《再論共產國際的解散》說：“今天再沒有人能夠抹殺事實，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民族化的政黨了…過去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反對共產黨的理由，就是中國共產黨曾是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現在這個理由已經不存在了”。

　　3、民國 32 年（1943 年）7 月 21 日共黨《解放日報》刊登的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中說：“中國共產黨……完全不是靠外國起家的，沒有279

　　一件軍械是靠外國幫助的，也沒有靠過外國錢，作戰戰略也全靠自己”

　　（我已說過，共黨由蘇俄建立，意識形態、經費、武器皆來自蘇俄，政治方針、具體政策、人事任命皆聽命蘇俄）。

　　4、民國 30 年（1941 年）5 月 7 日共黨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展開對國民黨宣傳戰的指示》中說：“要戰勝國民黨反動宣傳，就必須努力於馬列主義中國化事業……真正在我們宣傳戰上做到‘使中國人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

　　5、陳永發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中說，斯大林告訴到訪莫斯科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說：“中共只是“人工奶油”的冒牌共產黨，只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蘇俄在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後，指示在美國的間諜，欺瞞國際，無恥的宣揚共黨不是蘇俄那樣的共黨，而是普通的“民主政黨”

　　和“土地改革者”（這是利用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無恥的美化共黨治下的陝北（如斯諾的《西行漫記》）。同時，他們瘋狂宣揚國民政府“貪腐”。

　　二、共黨宣稱會保護民族文化。民國 36 年（1947 年）9 月 13 日共黨在《中國土地法大綱》中規定：“名勝古蹟，應妥為保護。被接收的有歷史價值或學術價值的特殊的圖書、古物、美術品等，應開具清單，交各地高級政府處理”。

　　三、共黨以驅逐‘美帝國主義’為口號，挑動民族主義。例如，民國36 年（1947 年）1 月 1 日共黨在《解放日報》的新年獻辭《艱苦奮鬥迎接光明》中說：“抗戰勝利後，代替日本帝國主義的，來了個美國帝國主義， 變中國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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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為了讓美國停止援助國民政府，除了污衊國民政府發動內戰外，還利用民族主義挑起大量反美運動。最終，美國停止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舉如下三例：

　　1、民國 35 年（1946 年）9 月 29 日共黨發布《中央關於開展美軍退出中國運動週的指示》：“斯大林已發表談話。美國二十五個城市有撤退駐華美軍之示威，上海從申養起舉行美軍退出中國運動週……北平、成都、重慶、香港、南洋亦將響應…不要說外面的運動是我們發起，而要說民主愛國人士發起”。

　　2、民國 35 年（1946 年）12 月 31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各大城市響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中說：“依據情況聯繫到美軍全部撤離中國，反對美國干涉內政，出賣軍火，抵制美貨等口號…… 並利用國民黨所宣布的元旦起實行憲法人權條文，採取理直氣壯的攻勢，使國民黨不敢壓迫”。

　　3、民國 36 年（1947 年）1 月 6 日共黨發布《中央關於加強對蔣管區學生運動的組織與領導的指示》：“此次平津京滬學生的反美示威，影響甚大…今後在民族主義口號之下的民主愛國運動，定會繼長增高…尤其要反對正在商討中的美蔣借款與購械計劃”。

　　共黨為了讓美國停止援助國民政府，編造美國暴行，煽動反美，卻對蘇聯在東北的殘虐獸行隻字不提。蘇聯在日本宣佈投降前六天（8 月 9日）才對日宣戰，蘇聯軍隊在日本投降前三天才進入東北，蘇軍在東北獸行累累，僅舉一例——“車站內的女廁所是沒有人敢去的，駐站的紅軍士兵常在那裡徘徊，找機會蹂躪女同胞…年輕的婦女們，早把頭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緊束起來，穿上男人裝，以求自保…俄軍會隨意用卡車搬走老百姓的東西…報紙完全控制在蘇聯紅軍手裡…報紙上千篇一律都是歌頌蘇聯，281

　　而對蘇軍在東北各地的胡作非為、暴行，一概不得報導”（注 3）。毛匪當然知道蘇軍在東北的獸行，他說：“蘇軍進東北時，紀律壞透了…他們一是要東西，二是要女人，三是要面子”（注 4）。在共黨的反右等運動中，很多人揭露蘇軍的獸行，卻被共黨以“反蘇”、“破壞中蘇團結”的罪名迫害、屠殺。

　　日本在東北的非常完整的工業系統被蘇聯霸佔。“民國 35 年 12 月15 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關於東北工業狀況的調查報告，其中說道：‘估計該地於俄軍佔領期內，工業上的直接損失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如果計算工業設備的復置費用和品質的變壞損失額，應為二十億美元’”（注 5）。當時，東北是中國重工業最發達的地區。所以，蘇聯違背<雅爾達協定>遲遲不退出東北，就是為了等待共黨接收東北。接收東北主權的國軍杜聿明部，遭到了共軍林彪所部在四平街的阻撓。林彪的三十萬大軍被國軍擊潰，損傷大半，四散潰逃。杜聿明部已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公里，若繼續追擊 ，則必能剿滅東北的共軍，必能全面接收東北，戡亂戰爭的結果將徹底改變。但是，就在林彪即將全軍覆沒時，美國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讓雙方停止戰爭，繼續和談。因此，蔣公下達停戰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擊、前進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一機會，使其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協定”。此次停戰，讓共軍得以休整，並最終捲土重來。國民政府、蔣公以及美國在反思國民政府丟失大陸的原因時，都認為此次停戰是至為關鍵的原因。共黨一面挑動民族主義反美，一面利用美國的調停。美國調停期間，因為國民政府是合法政府，且希望中國能夠和平建設。所以，認真執行停戰協議。但共黨一意叛亂，從不遵守協定。每當國軍取得優勢，本該乘勝282

　　一舉殲滅共軍時，軍事調停組便要求停戰和談。如此事例至少有十多次，最終導致國軍士氣頓挫，共軍反而能夠在瀕臨死境時得到休整，最終死灰復燃。共黨之所以接受美國的調停，其目的並非要和平，而是為了利用調停的一年時間來積蓄實力。民國 35 年（1946 年）8 月 6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同國民黨談判東北問題的原則給林彪等的指示》中說：“目前東北必須再爭取兩三個月和平，以便進行群眾工作，休整部隊，準備再戰”。

　　共黨假借民族主義，煽動反美，迫使美國停止了對國民政府的援助。

　　而共黨卻得到了蘇聯的大量援助。有關共黨得到的蘇聯援助，已有眾多網友披露了共黨自己的說法，現舉如下幾例（注 6）：

　　共黨的曾克林將軍在其《自述》中說：“1945 年 9 月中旬冀熱遼部隊曾克林部隨蘇軍接管瀋陽，戰士們看到有這麼多武器…先後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槍 20000 餘支，輕重機關槍 1000 挺，20 多萬發子彈，還有155 門各種口徑的迫擊炮、野炮和山炮”（注 7）。

　　1945 年 10 月 25 日《東北局關於蘇軍交涉情況致中央電》：“除已交中共的飛機和有一個日本航空大隊全部人員可用外，僅撫順一處便有300 萬發炮彈可交我使用”。

　　1946 年 4 月 20 日《高崗關於與蘇軍交涉情況致東北局並中央電》：

　　“交涉送十萬步槍、一萬輕重機槍、一千門炮”。

　　1946 年 9 月《肖華致陳、黎、舒並報東北局、中央電》：“朝鮮北部所存日軍各種子彈、炮彈、炸藥和槍炮， 2000 多車皮（一車皮載重約40-50 噸）的物資已全部運抵安東”。

　　以上僅僅是共黨得到的蘇聯援助的一部分而已。有很多人根據 1976年蘇聯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

　　283

　　條目，對共黨得到的蘇俄援助做了統計——蘇聯將日本關東軍的武器給了共軍：步槍 70 萬枝、機關槍 14000 挺、炮 4000 門、坦克 600 輛、飛機 860 架、汽車 2500 輛、彈藥庫 679 座、日本遺留的兵工廠以及駐朝鮮日軍的武器。二戰時，美國援助蘇聯 110 億美元武器，蘇聯把其中的40 億美元的武器給了共軍。蘇聯將經過訓練的、全副武裝的 10 萬朝鮮人部隊給了東北野戰軍並為之派遣了 2000 名蘇聯軍事顧問。蘇聯還給了共軍大量的捷克武器。

　　綜上可知，共黨得到了蘇聯大量的軍事援助，而美國已經停止了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共黨在民國 37 年（1948 年）7 月 20 日的《軍委關於攻城經驗給林彪等電》中說：“我們確定集中全力，從北城攻擊，以八門美式榴砲，四門日式榴砲，七門野炮，三十四門重迫擊炮，十二門山炮，共六十五門炮，把北城敵工事全部毀掉，把兩個鋼骨水泥工事也毀了 ”。

　　共黨大將粟裕在《粟裕戰爭回憶錄》中說：“圍攻開封，首先以炮兵進行猛烈的火力急襲…經一小時炮擊后，敵火力被我壓制下去，工事大部被摧毀…第三野戰軍在渡江戰役中，我軍的炮火已空前強大…而敵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注 8）。由此可知，共黨所說的“小米加步槍”絕對是無恥謊言。

　　共黨得到的蘇聯軍事援助是以出賣民族為代價的——民國 36 年（1947 年）5 月 20 日共黨和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民國 47 年（1948 年）12 月共黨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兩協定出賣民族如下（注 9）：

　　一、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

　　二、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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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綿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四、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

　　五、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

　　六、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

　　七、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

　　八、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共黨以出賣民族為代價獲取蘇聯的軍事援助，而共黨竟然可以在民國35 年（1946 年）7 月 1 日的解放日報社論《中國共產黨與中國——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五週年》中無恥的說：“中國共產黨……決不和任何外國訂立出賣自己祖國利益的密約或公開條約，決不拿祖國的利益去交換外國的武器取得外國的援助來屠殺和欺侮自己的同胞”。

　　共黨不僅得到了蘇聯援助的日本關東軍的大量武器，還收編了大量日軍。舉以下兩例（注 10）：

　　1、共黨的騰訊網報導：“中國曾收編三萬日籍解放軍”。

　　2、1948 年 9 月 28 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藤松平召開記者招待會公佈：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一共有 14 萬人被迫留在東北中共軍中服役……起碼有 6 萬名日本軍人直接為共軍在前線工作。

　　綜上可知，國共之戰，“國”並非國民黨而是中華民國，“共”不僅是中共，更是共產國際。國共之戰，不是“內戰”，而是中華民國抵抗共產國際的侵略，與抵抗日本侵略同等性質。簡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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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侵略中華民族、顛覆中華民國的共產國際，有征服世界的嚴密計畫，它們力量集中，行動統一。共黨不僅得到了蘇聯的武器援助，還有蘇軍、北韓軍隊、外蒙軍隊以及被俘虜的侵華日寇參與作戰，還有遍佈歐美的共產國際間諜配合。共黨佔領大陸之後出賣了近 400 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給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這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領土的侵略。共產國際在佔領中國大陸後，隨即發動了韓戰、越戰，不斷在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製造暴亂。

　　2、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說，之所以界定共黨為侵略，是因為：民國 65 年（1976 年）之前，共黨為了建立馬列統治而公開毀滅中華文化。

　　民國 65 年（1976 年）之後，共黨為了穩定其馬列統治而隱秘的利用中華文化。這是馬列對中華的侵略。共黨一貫以黨權殺死民權，踐踏人權、盤剝民生，這是共黨對民國的侵略。

　　3、人類由天地所生，人權關乎人類的神聖尊嚴，共黨踐踏人權，即踐踏人類的尊嚴。這是共黨對人類的侵略。

　　共黨叛亂時期，假借民權主義——

　　請先看下面四段話（注 11），便可一目了然，1949 年之後殺盡民權的共黨，當年為了奪取政權，是如何利用民權主義的——一、毛匪的《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

　　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286

　　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二、民國 35 年（1946 年）2 月 8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社論說：

　　“軍警可以不經過任何手續而沖入民家，人民有什麼居住自由可言？人民的財產可以這樣地被劫掠，還有什麼私有財產的保障之可言？對平民的拘押拷打，如此隨便，又有什麼人身自由可言？”。

　　共黨佔領大陸之後，共黨軍警對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以及如今的異見人士，隨意抓捕，隨意殺戮，不計其數。文革中的紅衛兵以及如今的防疫“大白”，他們連軍警都不是，竟然也可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隨意入戶劫掠、打人 、殺人。

　　民國 38 年（1949 年）2 月 22 日共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其中說：“國民黨的六法全書應該廢除……在人民新的法律還沒有系統地發佈以前，應該以共產黨政策以及人民政府與人民解放軍所已發佈的各種綱領、法律、條例、決議作依據”。共黨之所以要廢除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因“六法全書”妨礙了共黨“鎮壓反革命”的殺人運動。民國 39 年（1950 年）11 月 3 日，周恩來簽署《政務院關於加強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命令“各級人民司法機關……應組織力量，加速案件審理的期限，堅決革除國民黨法院所遺留的形式主義和因循拖延的作風”（注 44）。周所說的“形式主義”包括：（共黨說：）“國民黨刑法的‘法律不溯及既往’，用之於鎮壓反革命活動上，其結果是寬縱了敵人，危害了人民”、“有些幹部思想中尚存在‘六法觀點’，常常對重要反革命案件判得輕 。

　　其理由有‘雖系匪特殺人，但系出於自衛’等等”、“舊律師制度已依共287

　　同綱領第十七條廢止”。共黨還廢止了上訴權。民國 40 年（1951 年）9月 29 日，共黨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司法部發佈《關於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與判處死刑的一樣一律不准上訴的指示》。可見，周所謂 的“形式主義”皆涉及基本人權。以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權為原則的國民政府六法全書被廢除後，共黨濫捕、濫殺成風。僅舉如下兩例：

　　1、被共黨打為右派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何世芬說 ：“五四年通過之憲法已規定了人身自由，居住，通信等諸權利 ，但以後之漠視憲法，侵犯人權之事實又層出不窮。其中如……居住之非法檢查，非法拘留，吊打和監察。個別甚至有侮為精神病以監禁之，逼死後又侮為反革命以塞責者，試問國法安在？”

　　2、民國 46 年（1957 年）被共黨打為右派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黃世君說：“憲法規定的公民人身自由，在實際生活中難以理解。三反、五反、肅反運動為侵犯人權、破壞法制 ，一有懷疑就進行鬥爭，像鬥地主一樣，運用肉刑、扣押……什麼刑都有，一部分人被逼迫而死，運動中不知死了多少人”。

　　三、民國 35 年（1946 年）1 月 23 日共黨在《解放日報》社論《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原則與根本方案》中無恥的說：“專制國家的軍隊，就是與“民眾為敵”的軍閥主義軍隊。一切專制人物、官僚之所以能作威作福，便是依靠這種軍隊……這種軍閥主義的軍隊，只是保護寡頭專政，只是蹂躪自由…以八路軍新四軍為標記的各解放區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的，但是這種軍隊除了民族與人民的公益外，沒有黨派的私益……這是中華民國真正國家化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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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共黨血腥鎮壓八九六四民主運動一事便足以證明共黨的軍隊正是軍閥主義軍隊，更足以證明上述共黨言論之無恥，無需贅言！我在前文已說過，重慶談判後，國民黨已將軍隊國家化，在軍隊中撤廢了黨部。已經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國軍。因此，與共軍打仗的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國軍。

　　民國 36 年（1947 年）國民政府開啟憲政，進行全國普選，蔣公當選為總統。因此，平定共黨叛亂的不是國民黨政府而是民選的國民政府。

　　共黨用以上言論欺騙了國人及國際社會，在其佔領大陸後，大陸無一秒鐘民主自由。共黨為了叛亂，用組建所謂的“聯合政府”來表演民主。

　　所謂“聯合政府”即由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共同組建政府，共黨稱之為“新民主主義”。所謂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請注意“過渡”二字。共黨之所謂“聯合政府”，只是為了奪取政權的“統一戰線”而已。在其奪取政權之後，很快就變回一黨專政的真面目（具體請看本章第七節）

　　我在前面說過，共黨為了假借抗日以自救，在蘇聯的命令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他們在全國建立了各種週邊組織，如所謂的“抗日救國大同盟”等。這些週邊組織，後來組成了所謂的“民主同盟”。共黨一面發動“內戰”，一面又“反內戰”，要建立所謂的“聯合政府”。民主同盟也為共黨鼓吹，他們偽裝中立，發表宣言說：“中國今天還是國民黨共產黨兩黨對峙的局面。日本投降以後，對立的形勢更增加了內戰的危機……民主同盟始終認為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是當前國家和平、統一、團結的唯一途徑”。在 1957 年共黨的反右運動中，這些曾經配合共黨表演民主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通通被整肅、殺戮，完全喪失了作為一個政黨的起碼尊嚴，徹底變為共黨之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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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利用中華民國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大力開闢其所謂的“第二條戰線”——學生運動。“1948 年時，北大學生總數約 3000 人，而地下黨員有四百人，民青、民聯成員在三百多人。燕京大學學生總數為 800人，黨員數更達 140，先進青年組織成員也近 200 名……青年學生之參加革命，大多是從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思想出發的” （注 13）（請注意，其中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即共黨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證明）。共黨一面發動“內戰”，不斷破壞停戰協議，一面又污蔑國民政府挑起“內戰”，同時又組織學生和週邊團體進行了遍佈全國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運動。共黨如此的陰陽兩面，將國民政府正義的戡亂戰爭扭曲為“破壞和平”。這些學生“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1949 年之後，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在各種政治運動所掀起的“內戰”中，被餓死、被迫害。其中的倖存者親眼目睹了共黨血腥鎮壓六四，“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四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注 14）。

　　共黨一面利用民主口號欺瞞國人，一面又破壞國民政府所推動的民主憲政建設——

　　諸位已經看到，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的共黨報刊民主自由從不離口。但共黨的實際所為卻是破壞國民政府的民主憲政建設——國民制憲大會。蔣公在民國 35 年 11 月 15 日為“國民大會制憲大會”致詞中說：

　　“國民政府原已決定於二十六年（1937 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日本加緊侵略，發動七七戰事…乃決議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290

　　開國民大會…現在抗戰勝利…所唯一期望的，就是要及早制頒憲法實施民主憲政，歸政於全國的人民，以立民國百年不拔的根基…以求安慰我八年抗戰為國犧牲的軍民之靈”。在國民政府的一再敦促下，共黨和民主同盟仍然拒絕派代表參加國民制憲大會。為此，蔣公在國民大會召開的前幾天再次敦促共黨參加會議：“政府對於中共，期待其與各黨派，同循民主之軌轍，而在軍事上，須使任何政黨皆不能擁有軍隊… 此次大會閉會六個月內，即依照憲法舉行全國普選，各黨派與全國人民屆時均可自由競選”。

　　國民革命的主體是民權革命，實行民主憲政是國民革命的最終理想。所以，國民政府必然要召開制憲大會，必然是真誠的邀請共黨參加。共黨之所以要破壞民主，拒絕參加國民制憲大會，是因為如果實行民主憲政，則必須要實現軍隊國家化。共黨一旦失去武力而僅憑競選，它那套血腥殘忍的階級鬥爭絕對不可能得到民意認可（例如，民國 18 年（1929 年）2 月 11 日共黨的李立三在《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我們的中心任務》中說：“現在有些同志以為“這是不能說的，我們只要一開口，群眾就要說‘又是共產黨來了’，嚇的逃跑，下一次再不見我們的面了”）。如果實現民主，則必然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共黨就不能靠封鎖資訊來愚弄人民、迷惑國際。

　　所以共黨必然破壞民主，必然拒絕出席制憲大會，必然拒絕自由選舉。蔣公在民國 36 年 2 月 14 日接見美國報界代表霍華德等人時，霍華德問：

　　“在中共佔領區內之人民能否參加投票？”。蔣公如此回答：“政府過去要求中共參加政府的條件之一，即允許中共在其佔領區內，保持地方政府。

　　俟下屆國民大會時，當地人民一律參加選舉。而中共則始終未接受此條件”。共黨雖然民主口號從不離口，但卻一再拒絕參加制憲大會，這是它假借民主破壞民主的直接證據。當時，共黨以種種理由狡辯其為何不參加291

　　國民制憲大會。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共黨在佔領大陸之後沒有一秒鐘民主，便可斷定其拒絕參加制憲大會的唯一原因即其反對民主。

　　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肅清軍閥後，軍政結束，開始訓政。訓政時間本來定為六年，然後實行憲政。但因日本侵華和共黨暴亂，訓政時間不得不延長。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期間仍然在籌備民主憲政。對日抗戰尚未結束，國民政府就已經宣佈在抗戰勝利後制定《中華民國憲法》開始憲政。民國 35 年（1946 年）12 月 25 日，由國社黨的張君勱先生起草，由包括共黨在內的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共同參與修改的《中華民國憲法》

　　頒佈，其中規定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人民享有直接選舉官員的權利，直接罷免官員的權利，直接創制法律的權利，直接復決法律的權利。從民國 36 年（1947 年）開始，全國普選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立法委員，總統、副總統。蔣公當選總統，李宗仁當選副總統（蔣公本來決定不參選，他在“為總統候選人提名問題對本黨六屆臨時全會鄭重說明”中說到：“總統一職，最好由本黨提出一黨外人士為總統候選人，此一候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甲）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乙）對中國之歷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丙）對憲法能全力擁護，並忠心實行。（丁）對國際問題，國際大勢，有深切之瞭解及研究。（戊）忠於國家，富於民族思想… 今日宜以黨國為重，而不應計較個人得失，以達成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為民主憲政奮鬥之本旨）。這是華夏大地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全國普選。如今，只有臺灣實現了普選，大陸和香港從未有過普選。

　　由廣州起義、黃花岡起義、辛亥革命、討袁、北伐、抗戰而實現的《中華民國憲法》，昭示了中華民國在艱難困苦中經過軍政、訓政，最終實現了憲政。但共黨在蘇俄指使下叛亂，顛覆我中華民國政府，憲政在大陸中斷。到八十年代，蔣經國總統解除臺灣戒嚴後重啟憲政，中華民國百292

　　年的憲政渴求在臺灣真正實現，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民權渴求在臺灣真正實現。而如今的大陸，不要說實現憲政，就連“憲政”都是敏感詞。如今的香港，仍然需要流血來爭取普選。如果沒有共黨叛亂，中國大陸早已開始和平建設，早已實現民主憲政，就不會被共黨毀滅數千年文化，就不會發生被共黨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就不會發生被共黨血腥鎮壓的六四事件、新疆、西藏事件，就不會有那麼多被共黨迫害的農民、工人的血淚維權，香港回歸的就是中華民國，港人就不用再為爭取普選而流血，香港會自然而然的實現普選，猶如民國 36 年（1947 年）的大陸和今日的臺灣。

　　共黨在叛亂時期假借民生主義——

　　下面 5 個共黨的公開文件可以直接證明其假借民生主義（隨後我會解釋。若諸位將下面所舉各例與共黨蘇維埃時期公開毀滅民生主義的說法進行對比，便會發現二者直接背反）：

　　1、民國 36 年（1947 年）9 月 13 日共黨在《中國土地法大綱》中規定：“第十一條，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第十二條，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

　　2、民國 36 年（1947 年）8 月 29 日共黨在新華社社論《學<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中說：“讓地主和農民同樣分得一分土地，乃是絕對必要的。堅決執行這個政策，則人民一定能夠戰勝蔣介石”。

　　3、民國 37 年（1948 年）7 月 25 日共黨在新華社社論《把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提高一步》中說：“（三）明令允許僱傭勞動（包括請長工、短工等）的繼續存在。（四）土改完成地區，允許特定條件下的租佃關係293

　　（五）命令保護廢除高利貸以後的私人自由借貸……不問其所屬階級如何，一律受到法律的承認”。

　　4、民國 35 年（1946 年）5 月 3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解放區外交方針的指示》中說：“我們政府及商業機關應和外國商人以至外國政府直接訂立一些經濟契約，吸收外資來建立山東的富源，建立工廠，進行海外貿易與提高農業和手工業”。

　　5、民國 37 年（1948 年）2 月 7 日的共黨在新華社社論《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紀念“二七”二十五週年》中說：

　　“解放區職工運動的方針，就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一切與此符合的應當發展，一切與此違背的應該更正過來”。

　　共黨在叛亂時期的土地政策是以階級鬥爭的血腥土改誘逼農民參軍，為其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擴充兵源。而在國統區則是以國民政府的“減租減息”為口號，假借民生主義來統戰國統區的民眾。以下分別說明。

　　民國 34 年（1945 年）10 月 10 日《劉少奇關於掌握以多勝少原則給鄭位三、李先念的指示》說：“對頑作戰，必須以超過敵人五六倍的兵力與之作戰，就是我們必須以五六個團去打敵人一個團，以五六個連去打敵人一個連”。民國 35 年（1946 年）10 月 1 日，毛匪指示共軍：“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方能有效地殲敵。

　　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注 15）。民國 36 年（1947 年）8 月 28 日共黨在《軍委關於給敵以殲滅與給敵以殲滅性打擊並重的 指示 》中說：

　　“將敵整旅整師乾淨全部地加以殲滅，不使漏網。必須集中三倍或四倍於敵之兵力……即是說四面包圍敵軍，這是我軍的基本方針”。

　　294

　　共黨此一作戰的‘基本方針’即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我在前文曾說過共黨的“群眾”是數量概念，並非生命概念。這不能僅僅是理論，必須以實例來說明。因此，我用共黨毫無人性的“人海戰術”來說明。接下來，我之所以會舉例較多並盡量保有細節，是因為以下事例對說明共黨的獸性很重要，實在不忍捨棄。 有眾多網友發佈了共黨畜生不如的“人海戰術”的實例，以下略舉數例（注 16）——

　　1、辛灝年先生在民國 94 年（2005 年）10 月澳洲巡迴演講《誰是新中國》時說到：“孟良崮戰役，國民黨的王牌師 [整]七十四師是怎麼被打垮的呢？……濟南軍區的一個老解放軍軍官，他跟我說過這樣一個悲慘的故事：在孟良崮的山坡上，當解放軍衝鋒的時候，國民黨軍隊第一次遇到的是一群老頭老太太，機關槍扣住扳機掃出子彈以後，國民黨的軍隊倏然一驚，他不能打，他不能拿機關槍去掃這些手無寸鐵的老太太老先生們哪！可是他不知道這些老頭老太太都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啊！共產黨讓他們做第一次衝鋒。第二次衝鋒上來的機關槍剛剛扣住扳機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國民黨的軍隊只好又把槍放下去了。解放軍又沖上了一陣。第三次衝鋒是一片白被單，正要開打的時候白被單沒有了，全是赤裸裸的青年婦女，地主富農的女兒媳婦們。國民黨的軍隊把槍一扔 ，不打了，怎麼打呀？！……列寧在他 1920 年到 1921 年的那個所謂察裡金的戰鬥當中就是用這種方法把地主富農及其家屬送上前線作為替死鬼的”。

　　2、國民政府遷台後，曾出任立法院院長的梁肅戎在《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中說：“民國 37 年 3 月，中共軍隊 3 度進攻四平，計有5 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一波波的往前趕，295

　　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軍則踏著死屍，攻進四平”。

　　3、王鼎鈞回憶錄(《關山奪路》)記有:“黃泛區會戰的時候，共軍用“人海戰術”進攻，死傷太多，國軍打到手軟，射手把機槍往地上一丟：

　　“老子不打了！” 連長掏出手槍，指著射手的太陽穴，射手撲通跪下：

　　“連長你槍斃我吧！”，射手哭了，連長也哭了，說著說著他淚流滿面，他就是那個連長”。

　　4、民國 78 年（1989 年）《明報月刊》11 期刊登了何家驊對胡璉將軍的採訪，胡璉將軍說：“當年我在沂蒙山區與共軍作戰，親眼看見他們驅使老百姓帶兩手榴彈來衝鋒，我守軍用機槍掃射，眼見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這時共軍正規軍就上來了”，我說：“這叫人海戰術。胡將軍點頭說：“我知道人海戰術，但我們能用嗎？我們寧可認輸”。

　　5、民國 35 年（1946 年）4 月 16 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報》說：

　　“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面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的倒了，耗損了對方的火力以後，才正式作戰。請問這是什麼戰術？殘忍到極點，也可恥到極點”。

　　共黨為了拿下長春……利用人海戰術把長春圍得水泄不通，不放一個人出城。其目的是為了使百姓與城內的國軍爭糧食，使長春城內糧盡後國軍不得不投降。長春人被活活餓死約 65 萬人。林彪在給毛匪的電文中說：

　　“饑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 ’ 。城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吃的是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裏的，296

　　都是蛆”。林彪提議“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但毛匪不同意。請注意‘上級命令我也無法’這句話， 這是共黨只講黨性，不講人性的表現。如今，這種表現的說法是‘只講政策，不講人性’。例如，在新冠疫情封控期間，餓死、病死、火災燒死統統不管，只管封控。百姓罵防疫人員沒有人性時，防疫人員說‘只講政策，不講人性’。民國 11 年（1922 年）7月印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中說：“個個黨員都要在行動上受黨中軍隊式的訓練……個個黨員須犧牲個人的感情意見及利益關係以擁護黨的一致……無論何時何地個個黨員的言論，必須是黨的言論，個個黨員的活動必須是黨的活動，不可有離黨的個人的或地方的意味”。

　　共黨把人變為了只聽命令、不顧人性的機器。中國文化的核心“仁”，就是活生生的、超越了機械性的天地生生之德，否則便是麻木不仁。中國文化要讓人擺脫機械性，而共黨則恰恰反之，共黨所謂的黨性就是一種機械性。共黨要把人變為只聽命令的機器人，這是共黨所有統治手法的根本目的、是共黨之所謂“強大”的基本內涵。

　　民國 78 年（1989 年）8 月共黨的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張正隆的《雪白血紅》，該書詳細記錄了共黨的長春圍城，其中有長春圍城部分倖存者的回憶。以下是其中兩位的回憶（注 17）：

　　于連潤：

　　趕上毒日頭，那人一天功夫就發起來了。腦袋有門大，屁股像小鼓似的，先綠後黑。一會兒“啪”的一聲，又悶又響，肚子爆了。這一聲，那一聲，有的就在身邊響，沒聞過的想像不出那味兒。

　　宋占林：

　　297

　　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有人拖不動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像個好人。大夏天，那綠豆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颳風，10 裡、8 裡外都薰得頭痛。

　　舊曆 8 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10 多口人全死了。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　上一隻掛鍾，還“嘀滴答嗒”走著。

　　請再看參與長春圍城的共軍的回憶（注 18）：

　　1、共黨的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長春圍城時是獨 8 師 1 團參謀長）回憶：“獨 8 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大，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哪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 鍋裡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2、民國 37 年（1948 年）9 月 21 日，共黨的《東北日報》刊登署名為關寄晨的回憶：“八里堡便處在我軍陣地的前沿。我軍的火力控制了村莊的大部分，而在村莊的另一端即滿布著敵人的地堡工事…我走進了這個人間地獄……每斤人肉賣價 250 萬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種。

　　許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

　　3、共黨東北野戰軍獨立第八師政委、長春圍城高級指揮員鄒衍回憶：

　　“長春解放的第二天，我坐著吉普車沿著長春市轉了一圈，我的車沒法起步了。走一走，我的通訊員就得跳下去，把死屍拖到一邊。再走走，再跳，把死屍拖到一邊”。

　　298

　　在民國 37 年（1948 年）10 月 2 日的《林彪等關於攻打錦州、長春兩個行動方案向軍委的報告》 中說：“長春之敵數月來經我圍困……估計長春守敵現約八萬人，士氣必甚低。我軍經數月整補，數量質量均大大增強，故目前如攻長春，則較六月間準備攻長春時的把握大為增加”。長春圍城活活餓死幾十萬人，共黨竟然說兵不血刃“解放”長春，並稱此為長春模式，共黨還要在其它城市使用此模式迫使國軍投降。

　　毛匪所吠的“作戰方法”是最卑劣、最殘酷、視人命為草芥的“人海戰術”，這是任何一個稍有尊嚴的現代軍人所不齒的，共軍正是靠此戰法佔領了大陸。毛匪為了行此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通過血腥土改誘逼農民參軍。民國 34 年（1945 年）12 月 31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集中全力放手發動群眾給東北局的指示》中說：“如果你們在今冬明春能發動東北廣大深刻的群眾運動，如像大革命時南方的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那樣，又有十餘萬主力部隊二十萬地方部隊與之配合，那你們就能爭取對國民黨的優勢。否則你們在東北的地位就將是很危險的……你們必須放手發動東北偉大的群眾運動，不要害怕過左而束縛自己的手腳”。共黨所說的“不要怕過左”即不要怕殺人。此命令不僅針對東北局，而是普遍於所有共黨。

　　毛匪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

　　農

　　?? 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

　　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

　　（注 19）。毛匪所謂的“五四指示”，即命令共黨進行血腥土改。共黨的粟裕在《粟裕戰爭回憶錄》中說：“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又一項戰備，是299

　　我的堅決執行黨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佈的關於土地改革的指示……蘇中解放區提出“一手拿槍，一手拿算盤”、“白天打仗，夜晚分田”、“前方打仗，後方分田”等口號…土改大大激發了貧苦農民和子弟兵的階級覺悟，為支持解放戰爭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使華東野戰軍越打越多，越戰越強”（注 20）。有關共黨土改的殘忍手段如全家活埋、開膛挖心、吃心肝、下流殘酷的折磨女性……我之前已有舉例說明，所以不再過多舉例。只有幾點需要強調。曾親眼目睹共黨血腥土改的李魯翁和荀真湘回憶（注 21）——

　　1、焦莊很小，像雇傭長工這樣的真地主沒有，但因毛有百分之五的殺人指標（定殺人比例是共黨的一貫做法。由此可以證明我在前文所說的共黨的群眾只是數量概念，並非生命概念），沒有抓到階級敵人是絕對不允許的……兇手把我表姐的婆婆和丈夫母子倆活埋在一個坑裡，表姐則帶著孩子被掃地出門。在當時，這算得上是上等待遇了（我們看到共黨活埋農民會覺得太殘忍，但共黨卻認為這樣“太舒服了”。為什麼呢？雷震遠在《內在的敵人》中提到一個共黨分子告訴他，它們之前殺地主的方法是：“我們將人背手捆起來，將他一半身體埋在土裏，正埋在這裏（肚臍）。我們就把他丟在營房的外邊，哨兵們可以監視他們，以防有人給他送水或食物吃……這樣死得慢，痛苦多。現在用的方法太舒服了”）。

　　2、劉集村劉衍厚之弟媳守寡，被定為活埋對象，農會成員劉衍德不忍心害死這個無辜的寡婦，填土時特意留一氣孔，打算夜間將其挖出放走。

　　不料被積極份子李子富發現告密，將劉衍德立即槍斃，李子富又把土挖開，用鐵掀將寡婦的頭鏟成數瓣（劉衍德出於良知救寡婦卻被槍斃，足見共黨以良心為犯罪）。

　　300

　　3. 堤口、皋上等村，就在鬥爭會場上，地主被折磨得還一息尚存之時……挖出地主心肝，拿回家下酒。記得有一目擊者還說，其實皋上村某某是一個大好人，經常救濟有困難的窮人，竟然落得如此下場！（救濟窮人的地主竟慘死，這是共黨以良心為犯罪的又一例）。

　　4、那些曾經被中共樹立為民主榜樣，稱作“開明士紳”的人…孫良臣當場就在鬥爭大會上被活活打死，牛友蘭在鬥爭大會上用鐵絲穿上鼻子，強迫牛的兒子中共的高層幹部牛蔭冠牽著鼻子讓群眾鬥爭，不久牛友蘭就死於監獄（文中所說的開明士紳，共黨在抗戰期間為了利用他們，也將他們稱為“人民”。現在為了土改，他們又不是“人民”而是階級敵人了。這就是我之前說的‘共黨所謂的人民並非指每個人，究竟誰是‘人民’，是共黨根據其需要而定的’。一旦被劃為敵人，那麼，兒子也必須無情的批鬥父母，這就是共黨所謂的黨性。在共黨看來，越無人性便越有黨性。因此，上面提到的批鬥其父的牛蔭冠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後被共黨提拔為江西省副主席、湖南省委委員、遼寧省委委員）。

　　以上僅僅是李魯翁和荀真湘二位對共黨血腥土改的回憶中的一部分而已。共黨的晉察冀土改，“口號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到處都是打死的人，單平山縣，三天打死 100 多人。趙紫陽當時正擔任河南滑縣的地委書記，他曾眼睜睜的看到他父親被批鬥死而不敢稍表同情”（注 22）（趙紫陽目睹其父被鬥死，都不敢表達同情，又怎能指望他在六四民主運動時與共黨決裂去救學生呢！）。

　　共黨的血腥土改從 1920 年代開始，蔓延中華大地，殘害國人同胞無數，其血腥的、畜生不如的殘忍手段不計其數，但限於篇幅，我只能舉如上幾例。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後，實行了舉世矚目的未流一滴血的土地改革。

　　301

　　如果抗戰結束後，沒有共黨的叛亂，國民政府必然能夠實行與臺灣一樣的和平土地改革。那麼，以上的血腥土改絕不會發生。

　　因共黨發動土改並濫用民力，導致其統治區民生崩潰。例如，民國37 年（1948 年）4 月 13 日的《滕代遠關於群眾戰勤負擔情況的報告》

　　中說：A、濟源全縣…二十萬六千人口，三分之二是女人……現在，很多的地，都荒着，其原因：缺勞動力、戰勤負擔太重、某些地方侵犯了中農利益，生產情緒不高。現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沒飯吃，從去年年底到現在，靠野菜、穀糠充食……許多貧僱農，以至富農，均出賣兒女，換三四斗糧食渡荒，討飯的更多。群眾負擔極重：

　　1、公糧負擔，平均佔農民總收入五分之三。

　　2、勞力負擔，只邵源一地，平均每個全勞力，每月二十五天以上出差。

　　3、社會負擔，包括勞軍，村公所辦公費，劇團費用，擴軍費用等，超過公糧負擔數很多。

　　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為了統戰國統區，承諾不實行土改，只是減租減息。因此，共黨在報導上絕口不提血腥土改。劉少奇說：“我們在各地的報紙上除公開報導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的群眾鬥爭外，暫時不要報導農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動…以便繼續麻痹反動派一個時期…”（注 23）。

　　以上的血腥土改，發生在陝甘寧以外的共黨區域。在全國關注的“陝甘寧”，共黨上演的是——

　　毛匪說：“為了分化地主內部，並減少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中間人士的動搖懷疑，以鞏固反對內戰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統一戰線……準備根據302

　　孫中山的照價收買的辦法，由政府發行土地公債，交付地主地價”。諸位請注意，毛匪的說法僅僅是在表演民生主義而已，血腥土改並未停止。因為毛匪在 1947 年 2 月 1 日的共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針對和平贖買政策說：“土地問題不僅要盡早解決，而且一定“用群眾運動來與地主決裂，來得到土地”。2 月 17 日康生在晉綏分局財經會議上說：“表面看起來，徵購還可以進行，但這種徵購卻是建立在訴苦清算，教育農民敢於同地主撕破臉鬥爭，要把地主的氣焰打下去的基礎上的”（注 24）。

　　共黨在其統治區，進行血腥土改，誘逼農民參軍。對國統區則以“減租減息”欺瞞地主，以“勞資兩利”欺瞞私營業主。共黨早在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時期，便在利用民生主義。請看共黨的說法——“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注 25）。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年）4 月 7 日的《中央關於京滬杭地區應注意吸收自由資產階級代表參加工作的指示》中說：“上海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黃炎培、章乃器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們靠攏…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在沒有佔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在佔領上海以後，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這些被共黨統戰的地主和私營業主們，在 1949 年之後，被共黨以“鎮壓反革命”、“工商業改造”之名屠殺殆盡。被共黨統戰的知識份子則在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為共黨占領大陸出力最多的農民則在共黨製造的大饑荒中被餓死數千萬（具體見本章第七節）。

　　推翻有道政府是叛亂，推翻無道政府是革命。之所以說共黨是叛亂，是因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有道。二十世紀政治上的三大正義是反專制、反303

　　法西斯、反共產。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是亞洲民主運動的發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建立後，亞洲各國紛紛開始了民主運動。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領導的對日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中華民國獨自抗戰十年後，才和盟國共同抵抗法西斯。因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亞洲各國及非洲殖民地重獲自由，紛紛獨立。中華民國更是蘇俄共產侵略的第一個受害國，也是第一個抵抗蘇俄侵略的國家。

　　二戰結束，人類戰勝了法西斯之後，又遭共產極權的大劫難。邪惡的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後，緊接著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製造了韓戰、越戰等災難。綜上，中華民國始終堅守反專制、反法西斯、反共產的正義精神，尤其在法西斯極權和共產極權肆虐全球，民主陣營岌岌可危之時，中華民國始終堅守自由民主，對抗極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內有軍閥割據、共黨叛國，外有日俄帝國夾擊、盟國出賣的艱難困境中，仍然對倫理、民族、民權、民生做出了巨大貢獻——

　　倫理方面

　　對日抗戰時期，蔣公為了建立全民的精神國防而發起“新生活運動”，將禮、義、廉、恥等民族固有道德融入日常生活。蔣公說，新生活運動的目的是擴充‘每一國民自覺自治之本能，各盡其愛國救國之天職’。因此，新生活運動屬於道德自主。

　　民族方面

　　對日抗戰不僅僅是神聖的衛國戰爭，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

　　我在前文已經說過：“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牽制了百萬日寇，阻斷了日軍和德意法西斯的匯合，對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貢獻重大。鑒於中華民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至關重要的貢獻，英、美等國廢除了和滿清簽訂的一切304

　　不平等條約。日寇投降後，臺灣和東北也得以光復。同時，讓亞洲、非洲各民族獲得了獨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華民國領導遠東戰區，蔣中正與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並列，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也成為世界四強之一，此時的強不是經濟武力的強，而是真正的強——道德的強，是因為對人類的巨大貢獻而被尊敬的強。對日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參與創建了聯合國，是聯合國的五個創始成員國，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除了對日抗戰保衛國土外，還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揚。即使在無比艱困的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仍以教育為先。反觀 1949年後的共黨，在和平時期，竟然廢棄教育十幾年。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對民族文化的最大貢獻是促進了中西文化的融合。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任務即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人類的命運也取決於各文化的融合。因此，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不僅對中國重要，對人類也至關重要。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因為有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所以，西方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學、史學的各個流派都可以進入中國，由此產生了一批學貫中西的國際“大家”，如熊十力、陳寅恪、牟宗三、唐君毅等。而在 1949 年之後的大陸則徹底絕跡，因為 1949 年之後的整個大陸都被籠罩在共黨的“馬主義”之下，毫無思想自由可言。1949 年之前的許多知名學者和作家，在共黨竊取大陸之後的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受盡屈辱、性命難保。

　　民權方面

　　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就是為了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討袁、北伐，也是為了守護民主共和法統。中華民國大陸時期，雖艱難反復，但仍然實現了中山先生所制定的由軍政、訓政到305

　　憲政的民主建國大綱。對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集合包括共黨在內的各個黨派的意見，制定頒佈了《中華民國憲法》，實行了華族史上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全國普選。但是，共黨在蘇俄的指使下，陰謀叛亂，竊取大陸，憲政在大陸中斷，大陸陷入了暗無天日的極權鐵幕。國民政府播遷臺灣，蔣經國總統開放黨禁，重啟憲政，所施行的仍然是 1946 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所追求的憲政在臺灣真正實現，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民權渴求在臺灣實現。我在前文說過：“如今的大陸，不要說實現憲政，就連“憲政”都是敏感詞。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人民擁有言論、出版、新聞、結社等自由。就連公開揚言要推翻國民政府的共黨也允許其辦各種媒體。“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

　　除

　　?? 中共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據一九四二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注 26）。請注意，以上僅僅是重慶一地的資料，全國則更多。

　　1949 年之後的大陸，共黨雖然假惺惺的在其憲法中明定人民有言論、結社、出版、信仰的自由，但從未兌現。大陸所有的報刊、電視臺、出版社都在共黨的掌控下，沒有一個是民營的。人和禽獸的最大區別，是人類除了生活在物質世界，還有文化世界。對人的文化生命而言，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猶如空氣一樣須臾不可離。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慘烈的抗戰期間，仍然給予人民言論和出版自由。在對日抗戰的非常時期，本該進行統一的軍管，但國民政府仍然在逐步實現民主憲政。國民政府為了給對日抗戰勝利後實行憲政打基礎，在抗戰期間，開放黨禁，允許組黨，各黨派均可參政（包括共黨）。讓我們來對比，在最需要統一思想的抗戰時期，國民政306

　　府仍然允許組黨。而 1949 年之後，共黨從未給人民組黨的自由，所有的組黨行為，或以反革命罪屠殺，或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迫害。為什麼？因為，中華民國，國民黨就是為了實現民主。而共黨骨子裡就是一黨專政，絕不可能給人民自由。

　　民生方面——

　　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保障私有財產，實行自由經濟。“據大陸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據統計，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

　　建

　　? 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電器、日用百貨、麵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占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 ”

　　? （注 27）。國民革命軍北伐結束至全面抗

　　戰爆發的這十年，雖有共黨叛亂和日寇侵擾，南京國民政府仍然在工業、農業、商業、教育、國防、交通建設等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被譽為中華民國的“黃金十年”。1931 年至 1936 年間，工業年平均增長率高達 9.3%，電力業年平均增長 9.4%，煤礦業年平均增長率為 7%；水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 9.6%（注 28）（此時期的中華民國之所以能夠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因為實行自由經濟，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並對西方開放。中國大陸近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也是因為部分的允許私營經濟以及對西方的部分開放。因此，如果沒有共黨在抗戰之後的叛亂，那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會提前四十年）。

　　為了實現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一九三零年六月，國民政府頒佈了“土地法”，規定全國人民土地所有權平等……促進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擁有土地，保護自耕農和保護佃農等“，“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307

　　蔣介石曾對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其中規定：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售于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注 29）。但是，這些和平的土地改革政策，只能在少數省份實行，無法在共黨佔領區實施。共黨在其佔領區實施血腥土改，屠殺數百萬地主。未能在全國實行和平的土地改革，是國民政府失去大陸的重要原因。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後，才得以在臺灣全面實行以上的未流一滴血的土地改革，為臺灣的經濟騰飛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蔣公在談到新生活運動時說：“現在我們提倡新生活，就是不欲做一個半死半活不死不活的行屍，要做一個朝氣勃勃的活人，適於現代生存的新國民！”。新生活運動是讓個人在物欲的奴役下死中求生。驅逐日寇是讓中華民族在日寇侵略下死中求生。民國 35 年頒布《中華民國憲法》並實行普選是讓華族在兩千年的君主制下死中求生、讓百姓在權貴盤剝下死中求生。中華民國就是由古老中國死中求生的渴求而建立。中華民國在日俄的殘酷夾擊下，仍能對民族、民權、民生有巨大貢獻，所憑藉的正是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所蘊藏的精神——

　　先看蔣公對青天白日中的十二道光芒的解釋：“就其光輝四射的形象而言，就是表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一天一天要能發揚光大！將宇宙照成一個光明的宇宙！就其十二道的數而言，就是表示一天的十二個時辰與一年的十二個月！我們曉得：在一天之中雖因地球的自轉而分晝夜，但太陽是永遠不會真正下山的，地球是不停的轉的，我們一般國民……也一定要和太陽一樣永遠不下山，和地球一樣不停的向前轉！這就是古人所謂「天行308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道理……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永遠如青天之不老！如白日之輝煌！”。蔣公是以外在的行為來解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果以德性來解釋的話，“天行健”就是我在第一章所說的上天生生之德，絕不物化，無絲毫固化。因其無絲毫固化，所以絕對不被物染汙，絕對純淨，此即青天之義，代表天地高度。其賦予人而為人的光明德性，此即白日之義，代表人性深度。在日常生活中，不被私欲所動，以光明德性作主，此即道德自主，代表日常密度。再將光明德性表現在每個人的民族生命而實現民族自主，表現在每個人的思想生命而實現民權自主，表現在每個人的肉體生命而實現民生自主，此即青天白日照耀天下，代表天下廣度。“滿地紅”即氣節之士為了救民而流之血：如果光明德性被物欲、權力欲遮蔽，則民族被侵略、民權被踐踏、民生被盤剝，生靈塗炭，血流成河。此時必有氣節之士犧牲性命以反抗侵略、反抗賣國、反抗暴政。

　　華族之所以屢遭異族侵略、暴君奴役，卻能延續至今，皆賴此輩氣節之士，他們敬畏“生而為人，捍衛人道”的神聖天命，他們懷著“自己是人，不是禽獸”的神聖自覺。因而，他們踐行道德自主，絕對反抗弱肉強食的獸性。他們反抗侵略、反抗賣國以實現民族自主，他們反抗暴政以實現民權自主和民生自主。他們為了實現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的國魂而死，為了讓青天白日照耀天下而死，他們死後化作光明之人格照耀後人。綜上，青天代表上天好生之德，白日代表聖賢救民之心，滿地紅代表英雄之血性。合而言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即“存聖賢之心，行英雄之事，救上天之民”。我在第二章已説明，古代中國，為了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讓青天白日照耀天下，流血無量，犧牲無數，經過兩千多年的努力，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生中華民國。中華民309

　　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正是華族數千年信仰和苦難的凝結。在第三章我會說明，共黨佔領大陸，徹底違背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徹底毀滅青天白日，代之以紅色血旗（星星代表暗無天日，紅色代表其槍桿子出政權的血腥獸性，浩劫不斷，屠殺國人無數。具體史實見第三章）。今日大陸普遍存在的光復民國運動正與青天白日滿地紅同義。光，在天地是青天白日，在人是良知之明。“復”即讓天德之光、良知之明復活於天下。依良知實現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此即“民國”。中華民國是由黃花岡起義、辛亥革命、對日抗戰、剿共戡亂諸先烈之血鋪就，此即“滿地紅”。在天地，烏雲散去則青天白日顯現。在個體，物欲克去則良知之光顯現；在中國，毀絕政權私有的共黨，變“黨有、黨治、黨享”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國，則中華之光明再現。

　　在共黨全面叛亂時，蔣公已經苦口婆心的告誡國人，如果共黨佔領大陸，國族與同胞將會遭受怎樣的劫難，他說：“今日剿匪作戰，是反侵略主義的民族戰爭，同時也是為了每一個國民、每一個家庭自由生活方式的社會戰爭，和保障我優秀的文化、和平的倫理道德的文化戰爭……如果輸掉這一反侵略戰爭，則只有普遍的貧窮、冷酷的饑餓和世界戰爭”。蔣公所告誡的劫難，在共黨佔領大陸後，統統發生，無一倖免。如今，經過共黨殘暴統治的國人，應該能夠體會當年蔣公苦苦告誡時的焦迫，也應該能夠體會蔣公退守臺灣後，為什麼常常自言自語：“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1848 年的那個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的共黨宣言說，共產幽靈在歐洲上空遊蕩。此幽靈經俄國進入中國後，附體中國，毀滅中國——共黨附體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假借北伐，破壞北伐；假借抗日，破壞抗日；假借310

　　民主，破壞民主；假借和平，破壞和平……共黨的種種所為皆由蘇俄主使，共黨只是蘇俄手中的木偶。中華民國在日本的公開侵略和蘇俄的暗中顛覆下，喪失了大陸國土。從此，大陸被此幽靈統治，陷入暗無天日的鐵幕。

　　以下，我們就進入華族有史以來生民最悲慘的幾十年。

　　六、1950-1952 年底，共黨假借三民主義生存（並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

　　共黨假借民族主義——

　　此時期，共黨一面假借民族主義，一面毀壞民族。其假借民族主義，表現在共黨以韓戰（即共黨謊稱的“抗美援朝”，隨後說明）之名“鎮壓反革命”、打擊民間組織、改造知識份子、控制和盤剝私營工商業者。其毀壞民族，表現在出賣國土及喪失文化獨立權。

　　有關韓戰有四點需要澄清：

　　1、共黨參加韓戰是為了對暴君斯大林表忠心。毛匪在 1962 年 9 月24 日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斯大林相信我們是從什麼時候起呢？

　　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

　　2、南北韓軍力懸殊巨大。北韓有蘇聯訓練的 18.7 萬名裝備精良的軍隊、173 輛俄制坦克、大量俄制火炮及 200 架俄制戰機。而南韓的軍隊只有 96,000 人，且裝備不足，尤其沒有坦克、反坦克武器、重型火炮及戰機（注 1）。因此，不是韓國入侵朝鮮，而是朝鮮的金日成在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後，入侵韓國。這一點，現已眾人皆知，不再贅述。

　　311

　　3、韓戰的本質是自由世界與專制世界的戰爭。有近 1 萬 5 千名共黨戰俘選擇去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臺灣，絕不回大陸淪陷區。回去大陸的6 千名戰俘，在隨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鬥、整肅，慘不忍睹。

　　4、並非共黨所謂的“保家衛國”。聯軍的目的只有一個，即讓韓國不受金日成政權的侵略，並無意攻打中國大陸（美國總統杜魯門明確制止聯軍總司令麥克亞瑟轟炸運輸部隊和補給的鴨綠江大橋，嚴禁麥克亞瑟攻打中國大陸，最終撤了麥克亞瑟的職，並多次拒絕中華民國派兵參戰）。

　　共黨之所以要大肆宣揚“保家衛國，一是便於派兵，二是為了對內鎮壓。

　　此意，請看下面兩段毛匪和劉少奇的話（注 2），便可一目了然——1、1951 年 5 月 23 日，共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劉少奇報告："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2、1970 年 10 月 10 日，毛匪告訴金日成："你如果不提'保家衛國'，他也不贊成啊。他說，只為了朝鮮人，不為中國人還行啊？所以我說，是為了保家衛國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衛國，要到那個地方去保、那個地方去衛。這樣戰士就理解了”。

　　以上，共黨借韓戰之名對內鎮壓，已彰彰明甚。民國 38 年（1949年）4 月 25 日，朱毛二匪簽署《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員警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312

　　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注 3）。但這僅僅是共黨的統戰伎倆而已。因共黨在民國 17 年（1928 年）7 月 10 日的《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就說過：“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

　　在共黨眼中，國軍及國民政府人員的威脅遠遠大於土匪，因此必被殺戮。

　　共黨在所謂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殺害了數百萬原國民政府人員。民國47 年（1958 年）8 月 11 日，毛匪在八屆八中全會上提到“鎮壓反革命運動”時說：“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殺那個一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毛匪在《毛澤東致小平、漱石、子恢、劍英、仲勳同志並告一波、高崗同志電》（注 4）中要求鎮反運動按比例殺人：“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共黨便以此比例殺人——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 1954 年 1月報告：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 2620000 餘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 712000 餘名，關了 1290000 餘名，先後管制了 1200000 餘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 380000 餘名。以被處決 71．2 萬來計算，已占到當時全國 5 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準了”（注 5）。共黨每次政治運動都要定殺人比例，為了完成殺人指標，各地必然會濫捕濫殺，共黨將此稱為“擴大化錯誤”。每次政治運動後，共黨都會說犯了“擴大化錯誤”。但在下一個政治運動時，依然濫殺，然後再總結為犯了“擴大化錯誤”，如此循環不斷。共黨明知定殺人比例必然會濫殺，卻仍要定殺人比例，是為了：1、在民眾中造成恐怖氛圍。2、讓執行者將人民等同於數字，變得麻木不仁。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政權的穩固。因此，民國 47 年313

　　（1958 年）7 月 31 日，羅瑞卿在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上說：“有人認為……規定數目字，就勢必要犯‘左’的擴大化的錯誤。我們歷來認為，而且實踐已經屢次證明，肅反必須訂計畫，規定數目字。這是一個重要方法” （注 6）。

　　有關共黨的血腥鎮反， 請看以下幾例（注 7）——1、中華民國開國元老，曾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長的謝持在鎮反中被殺，他的兒子謝幼田回憶：“在富順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文官保長以上，武官連長以上，全部被處決。我父親被殺那一次，一次被處決三十多人。這種集體大屠殺共有十幾次。小小一個縣，有一千人左右被殺”。

　　2、“1949 年春，把守安徽段長江防線的國民黨第二十軍軍長楊剛才，經曾任無為縣縣長，幫助過中共秘密黨人的高鐵君勸說，棄守沿江防線……但中共渡江後便大肆屠殺業已放下武器的二十軍官兵。楊剛才痛悔不已，殺死自己全家人後自殺。高鐵君拿出自己的壽材將楊裝殮。鎮反時，中共以此為由將高逮捕……數百民眾聯合為他具保。然而不僅高鐵君被處決，數百名具保者也一併被殺戮”。

　　3、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中記載了 1949 年之前開修表店的賓蘭庭在鎮反運動已經過去將近 20 年時的回憶：“佈告上沒有任何罪證和犯罪事實，只有被判死刑者在國民黨時代的官銜，真是太可怕了。有時一天幾十張佈告，上面全是執行死刑的紅叉叉……”。

　　在共黨的鎮反運動中，有許多抗日將士被殺，僅我看到的一份有名有姓的名單就有 194 名抗日將領被共黨殺害，他們被殺後，他們的家人還要付子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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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不僅通過“鎮壓反革命運動”殺戮前國民政府人員，還以此鎮壓農民對暴力徵糧的反抗——

　　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竊國建政之後，因血腥土改、暴力徵糧引起大量反抗，共黨以鎮壓反革命、剿匪之名大肆鎮壓。以下以鄧小平負責的西南徵糧為例說明（注 8）：

　　鄧小平說：“過去國民黨在四川的最高征糧數為一千二百萬擔，我們這次徵收數為兩千萬擔（三十億斤）”。因此，農民負擔太過沉重。共黨雲南省委說：“在征糧中若干地主負擔確有過重的現象，如有超過其農業總收入的 100%者，甚或有超過 150%者，甚至有超過 400%者……各地都有因納糧不起而自殺者”。除高額徵糧外，還有高額稅收。如雲南的稅收：“10 个鸡蛋收 3 个，3 斤酒收 1 斤米，一个小猪 4.5 万（旧币）收税4 万”。共黨為了完成徵收任務，濫施暴力。民國 39 年（1950 年）5 月共黨西南局組織部給西南局和中央組織部報告中說：“有的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隨便扣押，捆綁吊打，遊行罰跪，甚至有逼死人命的，有迫使農民賣子納糧的……有的用輪流鬥爭不讓睡覺，不准吃飯，遊街罰跪，剃眉毛，頂尿盆等蠻不講理的辦法” （共黨在大躍進時仍然如此暴力徵糧，最終餓死農民數千萬。具體見後）。共黨的暴力徵糧引起農民的大量反抗，共黨便以‘剿匪’與‘鎮壓反革命’之名鎮壓。邓小平在民國 39 年（1950年）2 月 18 日给共黨中央的报告中说：“當前西南各地武裝叛亂者主要是 抗繳公糧，提出‘餓死不如戰死’、‘開倉濟貧’的口號……各地土匪起來之快，因國民黨在西南作了較其他各地更為周密的部署，同時也由於我們征糧的直接影響”。共黨為什麼不顧農民死活，非要暴力徵糧。鄧小平說：“我們之所以要堅決收齊……主要是打擊封建勢力，讓他們明瞭共315

　　產黨、人民政府說的話是要做到的”。由此可見，共黨為了政權的穩固，全然不顧百姓死活。共黨暴力徵糧，與土匪無異，卻將反抗者污衊為土匪。

　　農民抗暴革命，卻被共黨污衊為反革命。共黨造孽，卻將農民抗暴歸罪於國民黨策動（請留意此點，共黨一貫的反人民、鎮壓人民，又一貫的將自己所造罪孽歸因於外部，如國民黨、美帝、蘇修、反革命、階級敵人、天災、境外勢力等等）。

　　民國 31 年（1942 年）10 月 11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說：“學術自由就是自由討論……把學術自由看做是“隨便”說話，是有害民族利益的……這是最俗流的看法……只有在法西斯的國家才會把學術自由當做是洪水猛獸!”。共黨佔領大陸之後對學術的殘酷打壓遠甚於法西斯。 1949 年之後，共黨“親蘇反美”，反美的實質是反自由民主。1949 年之後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大多留學歐美，深受自由民主的影響。共黨利用韓戰，發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許多知識分子被迫登報檢討自己並批判民主自由。在此，僅舉三例（注 9）：

　　1、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金岳霖檢討自己：“做了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不自知…我一直歪曲了污蔑了蘇聯，我還認為蘇聯根本不允許個人“自由”，還認為蘇聯通過各國共產黨來干涉各國內政…”（共黨在佔領大陸之後，無一日停止反美。但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大肆歌頌美國，如：民國 32 年（1943 年）7 月 4 日共黨的《新华日报》如此歌頌美國：為了人類!為了人類!於是年輕的美國，升起了旗……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結集了世界愛自由的人，開始實驗著新政體，直到今天…我們該如何羡慕年輕的美國，像一個圓球的民主國家，能平滑地滾動，富於彈性的蹦跳，不象多邊多角的法西斯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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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朱光潜在共黨的《人民日報》發表《自我檢討》：“我願意繼續努力糾正我的毛病，努力趕上時代與群眾，使我在新社會中不至於成為一個無用的人”。（朱光潛發表檢討的時間是民國 38 年（1949 年）11 月27 日。在共黨還未佔領大陸的民國 37 年（1948 年）9 月 17 日，他和16 位知識分子共同簽名發表了長文《中國的出路》，其中有：“如果我們不參與政治，別人將要把違反良心的制度，強加到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身上…如果政治是在少數人獨裁之下，即便能有經濟的平等，也是賜予式的，統治者隨時可以收回這種賜予…我國的憲政已開始，我們應當以憲政的方式，實現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假如極權共產集團得勢，人類便將要開倒車，一切的進步理想便全完了”。朱光潛所說的”我國的憲政已經開始”是指民國 35 年（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後進行了全國普選，蔣公當選總統，李宗仁當選副總統。但因共黨在蘇俄指使下叛亂，朱光潛所恐懼的“極權共產集團”得勢，憲政中斷，自由喪失，朱光潛不得不登報自我檢討）。

　　3、清華大學營建系主任梁思成檢討說：“我所講的……完全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我滿腦袋都裝滿了資產階級思想……我的罪過是不可饒恕的”。他還痛斥其父梁啟超：“我父親晚年曾周遊講學，他的目的就是爭取青年，以抗拒最進步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共黨之所以要梁思成批判其父梁啟超，是因為梁啟超早已看透共黨本質。民國 14 年（1925 年）11 月，梁啟超在《晨報副刊》發文說“我根本不信專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信無產階級專制可視為得到良政治的一種手段……尤其是言論、集會、出版、罷工各種自由，若全被禁壓──像蘇俄現政府所行為，我以為只能令國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減殺，不能不認為是絕對的惡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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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在切斷歐美民主思想的同時，又以鎮壓“反動會道門”為藉口，徹底毀滅了以民族文化為根基的“一貫道”等民間宗教組織。在古代，農村是宗族自治，朝廷權力不能直接控制到個人。共黨為了直接控制每個人，在鎮反中殺光了農村的士紳，摧毀了宗族，農村的基層組織被共黨徹底控制。鄉紳是中國固有文化的主要載體。共黨殺戮鄉紳，就是為了摧毀中國數千年的道德文化，讓崇尚暴力的流氓地痞取代崇尚道德的士紳（這為日後共黨暴力徵糧製造大饑荒埋下了伏筆，具體見後）。共黨一面切斷歐美民主思想和民族文化，一面請蘇聯派大量專家來改造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

　　共黨認為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皆屬資產階級。

　　因此，以上學科皆被廢除。“中國人民大學原社會學教授李景漢 1924 年自美國歸來後，在燕京、清華、輔仁等校執教二十多年，但從 1952 年起便如一名小工被驅使，這學期做機械學教員的助手，下學期做紡織教員的助手，再下學期工作沒有了”（注 10）。

　　共黨反美親蘇，讓整個大陸變為了蘇俄的附庸。同時，共黨又以韓戰為名，大肆盤剝百姓，搶奪私營工商業主（具體請見下一節）。

　　如今的朝鮮，在金家王朝的獨裁下，嚴重饑荒，餓殍滿地，而韓國已經是世界發達國家。共黨因為韓戰，欠下蘇聯巨額債務，毛匪主動要提前還清（請注意，並非蘇聯逼債），殘酷搜刮農村，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大饑荒還有其它原因，請見本章第七節）。

　　共黨一面借韓戰的機會利用民族主義對內鎮壓。一面出賣民族。其出賣民族包括出賣文化獨立權和出賣國土。以下分別說明——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寫到：“華族絕非排外之民族，中國文化絕非排外之文化，中國對外來文化之融合，世所罕見。但融合必須以不喪失普318

　　遍人性為前提，必須以不喪失民族文化之主體地位為前提。一個民族，雖有其血統，而不能本其民族文化之道統建國，則民族道統陷落 。一個民族，不能依人類的普遍良知建國，而屈服在邪惡思想之下，則人類良知陷落，今日大陸便在此雙重陷落之下。之所以否定馬列，並非因為它是“外來”，而是因為它並非“文化”，它違背人類良知，將人類物化、獸化”。

　　中國數千年來真正的、徹底的亡國即大陸被共黨佔領之後（指文化中國在大陸的滅亡），因為這是政治獨立和文化獨立的雙重喪失。華夏曾亡于蒙元、滿清，但只是政治獨立的喪失，蒙元和滿清並未亡我文化，反被華夏文化所同化。近代的西方列強及日寇侵華，中國所面臨的威脅是政治獨立的喪失，並非文化獨立的喪失。國史上無數漢奸所出賣的僅僅是領土，喪失的僅僅是政治獨立，而非文化獨立。共黨霸佔大陸則是政治獨立和文化獨立的雙雙喪失，是徹底的亡國。共黨在江西所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蘇俄的附庸，罪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也是蘇聯的附庸。蘇聯附庸國的名字都是“ 人民共和國”，如：蒙古人民共和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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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共和國、波蘭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國……共黨參加韓戰，也是為了對暴君斯大林表忠心。在反右等政治運動中，共黨竟以“反蘇”為罪名屠殺我國人同胞，這是政治獨立的喪失。共黨佔領大陸後，到處懸掛幾個外國人，所有出版物須以不違背那幾個外國人的罪惡思想為准。蘇聯暴君斯大林死後，共黨竟然命令我炎黃子孫為此屠夫服喪，這是文化獨立的喪失，這是華族數千年來最為羞恥的事。共黨罪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和日本偽“滿洲國”一樣的漢奸政權。共黨在六四大屠殺之後，為了維繫政權，便開始利用民族文化 。尤其近年來，共黨更加瘋狂的利用民族文319

　　化。許多人被其迷惑 ，尤其是有些臺灣人，誤以為共黨開始尊民族文化了（隨後我會說明共黨利用民族文化）。卻不知，我華族文化在共黨眼中只是工具而已，在其偽《憲法》中，仍以那幾個外國人的罪惡思想為主導，只要那幾個外國人的罪惡思想仍然高居憲位，中國便沒有文化獨立。中國喪失文化獨立的第一表現便是經過共黨七十多年的馴化，國人只知道領土和政權的獨立，已不知文化獨立為何物。因共黨毀滅中國文化，絕大多數大陸人已被共黨馬列化，所以無法體會共黨佔領大陸後，中國在大陸已亡，是數千年來第一次徹底的亡國——文化中國之亡 （最大的國殤日、國恥日便是 10 月 1 日）。 我曾在我的 Twitter 說:漢賊不兩立，是中國文化界定何謂愛國的第一義。亦即絕對不會以出賣民族、毀滅民族之漢奸賣國賊為中國。今日中國大陸所有問題的總根源是中國大陸被馬列殖民，中國大陸仍未獨立。今日國人之首要任務仍然是毀絕馬列，為民族爭自由。因此，蔣公在《反共抗俄基本論》中說：“今日反共抗俄戰爭，乃是我們繼續對日抗戰之後民族主義的神聖莊嚴的大業 ，國家領土如一日不能恢復，這個革命戰爭就一日不能中止”。我也曾在我的 Facebook 說過：“中國人絕對不允許中共將大陸從中國分裂出去，讓這句話變為全球華人的常識”。

　　民國 42 年（1953 年）3 月 5 日暴君屠夫斯大林死，共黨竟然在天安門為其開追悼會，竟然為斯大林舉國服喪，這是華族數千年所未有的奇恥大辱，這是華族最鄙視的認賊作父——俄國是霸佔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是中國的世仇大敵，俄國欠中國人累累血債，僅舉一例（注 11）：1900年 7 月 14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派兵十七萬五千多人侵略中國東北。至 7月 25 日，俄國兵連續進行了海蘭泡大屠殺、江東六十四屯大屠殺、江北大屠殺、璦琿城東二十八屯大屠殺、海拉爾、琿春、三姓、哈爾濱、牛莊、320

　　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大屠殺。俄國兵把“未及過江者，不分男婦老幼，農夫工匠負販商甲及民間各行等業一同逼入江中，通過浮水得生還者不過六七十人，其餘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屍蔽江者數日”、“無論男女老幼，通通趕到一個大屋子裡，然後放火焚燒，所有的人活活被燒死”。僅此一次，俄國就屠殺中國人一百多萬。共黨認蘇俄為祖宗，禁止人民議論蘇俄侵華史。凡有議論者，皆以“反蘇”罪名判刑。如，民國 46 年（1957年）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雷光漢說了一句“蘇俄霸佔我國江東六十四屯”

　　被共黨打為右派發送到中國最西邊的塔城勞動改造（注 12）。

　　有關共黨竊取大陸之後所出賣的國土，知之者眾，已經有很多網友發佈，現整理如下：承認外蒙古獨立；出賣雲南的江心坡、南坎給緬甸；出賣雲南老山、廣西法卡山、西沙群島的 28 個島以及北部灣裡的白龍尾島給越南；出賣約一半長白山給朝鮮；出賣部分喜馬拉雅山給尼泊爾；出賣新疆的坎巨提地區、喀喇昆侖山的主峰喬戈裡峰的一半給巴基斯坦；出賣喜馬拉雅山南麓的 10 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給印度；江澤民無恥的承認了清朝以來與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又出賣江東六十四屯、唐努烏梁海、帕米爾高原、黑龍江黑瞎子島一半給俄羅斯……共計四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今日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地圖是海棠葉形狀，國土面積是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共黨是國史上最大的賣國賊。

　　共黨假借民權主義——

　　共黨以“黨”控制政、軍、群的極權本質，從未改變。共黨竊國建政之後，以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組成的所謂“聯合政府”來表演民主，321

　　之所以說“表演”，是因為：在共黨任命的政府官員中，雖然有大量的民主黨派人士，但這些民主黨派人士皆有職無權。僅舉兩例（注 13）：

　　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有一次他要求得到一張全國各省工業廳廳長的名單，遭到拒絕，理由是“保密”。

　　郵電部部長朱學范是民革成員，往往部內的事，黨員司、局長都知道了，他還不知道，他在局長會議上作報告，只能照本宣科，有的文件乾脆先由黨員副部長簽完字再交給他畫個押，算是履行了手續。

　　很多所謂的民主人士，本來就是共黨的秘密黨員。共黨還迫使民主黨派放棄自己的綱領。1958 年 11 月，致公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黃鼎臣作《中國致公黨根本改造草案》的報告：“我們黨當前最迫切最嚴重的任務就是加緊進行成員和組織的根本改造，徹底破資產階級立場，立社會主義立場，使我們黨迅速從一個資產階級性的政黨變為一個真正接受共產黨領導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 （注 14）。致公黨如此，其它所謂的民主黨派亦復如是，這些民主黨派喪盡廉恥，根本沒有獨立自主的地位。

　　共黨在竊國建政之初，其首要任務是恢復因連年戰亂而殘破不堪的經濟秩序。很多知識份子只見表面的“聯合政府”，而不知共黨的一黨專政本質無絲毫鬆動。因此，很多海外知識份子被其蒙蔽回到大陸參加“建設”。共黨利用這些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恢復經濟秩序，待經濟稍有恢復，共黨能夠控制社會後，就開始殘酷整肅這些民主人士和“歸國”建設人員。

　　他們被批鬥、被糟蹋的豬狗不如、尊嚴喪盡，此即共黨在 1957 年發動的反右運動。

　　322

　　共黨假借民生主義——

　　之所以說共黨假借民生主義，是因為共黨在竊國建政後，利用私營工商業恢復經濟並為韓戰提供物資之後，就開始搶奪私營工商業。共黨在竊國建政之初，通過了所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但這僅僅是欺瞞私營業主的手段而已。共黨在利用私營經濟渡過了竊國建政初期的經濟難關後，就開始卸磨殺驢，剝奪私營工商業 （即共黨所謂的“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共黨既要利用私營工商業恢復經濟，又要控制私營企業。為此，共黨一面要求在私營企業中建立工會，一面要求工人以促進生產為第一要務，禁止不斷加薪。此即，共黨所強調的“勞資兩利”。所謂勞資兩利並不是共黨忘記了階級鬥爭，而是為階級鬥爭做準備。它之所以強調勞資兩利，一方面是為了讓私營業主投入生產，恢復經濟。另一方面是為了盡快在工廠設立工會，建立共黨的組織，最終由共黨控制工廠，為隨後的搶奪私營工商業做準備。

　　七、1953—1976 年，共黨因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而步入死亡期共黨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建立；寄生於國民黨，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在江西蘇維埃時期，共黨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步入死亡期；共黨為了自救，利用抗日，假借三民主義坐大；又靠假借三民主義佔領大陸；其竊國之初，假借三民主義實現了經濟的恢復和對社會的控制後，又露出真面目毀壞民族、民權、民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323

　　革，其自身又一次步入死亡期。以上每個運動，都同時毀滅民族、民權、民生。但為了行文方便，依其側重點的不同，分為毀滅民族、毀滅民權、毀滅民生。

　　工商業改造——共黨毀滅民生

　　請先看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的兩個承諾（注 1），便可一目瞭然共黨背信棄義如日常飲食：

　　1、毛匪在民國 33 年（1944 年）對美國記者哈裏森·浮曼說：

　　“我們不主張一個足以扼殺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我們要準許並且歡迎在我們控制區域中的工商業的外國投資”。

　　2、毛匪在民國 33 年（1944 年）對謝偉思等美國人說：“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不會準備實現社會主義。還需要經歷一個長的民主管理私人企業的階段。談論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就是反對革命，因為這是不切實際的，試圖付之實行，就會自取滅亡”。

　　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後，很快便撕毀了上述承諾。共黨為了奪取政權，聲言要和“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共黨竊國建政後，為了恢復經濟，讓其政權能夠存活，更以所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允諾：“保護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但是，共黨在經過三年的準備後，已沒收了“官僚資本”。已通過“鎮壓反革命”和“土改”殺盡“敵人”。韓戰業已結束，並已通過“五反”的殘酷迫害震懾了私營業主，共黨已能全面控制社會。以背信棄義為日常飲食的共黨，就露出真面目，開始以所謂的324

　　“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為掩蓋，掠奪私營業主了。很多工商業主因為無法忍受殘酷折磨而跳樓、服毒、上吊……如，對抗戰作出巨大貢獻的、被稱為聖徒的民生公司的盧作孚先生，因拒受侮辱而自殺。有許多值得尊敬的名副其實的企業家，在五反中不堪受辱而自盡。“據上海從 1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 876 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 10 人以上…有不少資本家更選擇夫妻一同自盡，甚或帶著孩子一同自殺”（注 2）。據說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進辦公室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指跳樓者）”。

　　共黨根據酷刑逼供所得的工商業主的“認罪”來罰款， “上海、天津、北京等八大城市中……中共總共榨取了約 20 億美元的罰款，足夠共軍打韓戰一年之用。就是因為罰款太重，許多商家不得不宣告破產。北京在五反結束時，全市 3154 間鐵工廠 60%以上停工……598 戶木器業三分之二停產……許多私營工商業主乾脆要求政府接收其產業…”（注 3）。

　　私營業主本以為將企業拱手讓給共黨便可以免遭迫害，但是，他們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仍然受盡迫害。在他們的財產剛被剝奪後，緊接著就爆發了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他們中的許多人又遭迫害，就連僅僅是做做樣子的、微乎其微的定息，共黨也停止發放了。他們還被發配到勞改營，被整死、餓死。在反右運動中倖存下來的，又在隨後的文革中，不僅定息被剝奪，而且遭受了殘忍的迫害。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為共黨拿下大陸提供過大量幫助。但最終，他們不僅被剝奪了財產，而且在道德上被集體抹黑，在肉體上被殘酷折磨與殺戮。至此，經清末改良和民國自由經濟所產生的一批既有民族固有道德根基，又有西方現代商業精神的企業家群體在大陸被毀滅殆盡。在此，提醒諸位一句，切勿因為共黨今日容忍私營經濟便天325

　　真的以為共黨對私營經濟的剝奪已經過去。就在我寫作本書期間，共黨又露出了“公私合營”的苗頭。

　　共黨掠奪私營企業的真實目的何在？我們來看共黨在民國 38 年之前的一段話：“為了使自由的私人資本不能充分發展，他們就空談社會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實質上是前資本主義性質的獨占壟斷，卻自命為比自由資本主義更進步 ，以此為藉口來圖謀扼殺民營企業（注 4）”。我們現在看這段話，一方面可以看到共黨是如何的背信棄義。另一方面可知，共黨掠奪私營企業是為了獨占資本，獨占資本是為了控制民眾。共黨通過農業合作化收回農民土地而變為全國唯一的地主，通過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變為全國唯一的資本家，它斷絕了每個人獨立謀生的可能。民眾只要不聽話，就會被斷糧。共黨將國人私產收歸為“黨有”，美其名曰“國有”、“全民所有” ，但人民絲毫作主不得。正如 1957 年共黨反右運動時的一位右派（北京大學學生蔣興仁）所說：“很遺憾全民的財產中顯然也有我的一份，但卻是被凍結的財產，沒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使我去支配它的主權…我們的主權確沒有兌現”。

　　共黨以“農業集體化、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名，剝奪大陸人民的私產，變為其黨產（以“國有”之名）。“改革開放”後，共黨又以“國企改造”之名，將黨產變為權貴寡頭的私產。大陸百姓的財產並無絕對保障，共黨隨時可以假借“公共利益”、“發展需要”之名剝奪百姓的私產。所以，嚴格說來，今日大陸人民皆屬無產階級。因此，共黨的罪惡百年概括起來即製造無產階級並對其專政。

　　反右—共黨毀滅民權

　　326

　　抗戰之後，在共黨以所謂的“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之名，利用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奪取政權時，共黨就已經決定對付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了。我在前文說過，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匪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

　　“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和蘇聯和南斯拉夫一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注5）。所以，共黨的反右運動絕非一時興起，而是蓄謀已久。共黨在利用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奪取政權並恢復經濟秩序後，就開始迫害各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共黨已經通過私營工商業的“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全面控制經濟、社會，知識份子已無自由謀生之路，只能依附於共黨，為了生存，他們只能乖乖聽話。

　　為了迫害民主人士，毛匪假惺惺的邀請各民主黨派協助共黨整風，毛匪反反復復的保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毛匪的“盛情邀請”之下，民主人士便信以為真，感到“盛情難卻”，於是開始建言。此時，毛匪露出其一貫的背信棄義的真面目，將建言者打為右派進行殘酷迫害。此即毛匪自己說的引蛇出洞的“陽謀”——毛匪說：“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呢？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臺唱戲，在報紙上放屁……然後一鬥一捉。城裡捉，鄉里鬥，好辦事”（注 6）。

　　當年的右派言論較為散亂，我將它們歸類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領域。此處之所以較多引用是因為：1、當年的右派言論所揭示的共黨罪惡至今未變，對認識共黨的本質極其重要，實在不忍捨棄。 2、我在第一章以理論説明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是源於天地命令並隱含於中國文化的永恆渴求。我之所以將散亂的右派言論歸為民族、民權、327

　　民生，是希望諸位知道，貫通古代、近代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渴求，在 1949 年之後並未中斷。共黨的反右運動仍然是與三民主義的鬥爭。事實上，不僅右派言論可歸入民族、民權 、民生，文革等政治運動中被批鬥者的言論均可歸入民族、民權 、民生。但限於篇幅，本書僅以右派言論為例）。

　　請看當年右派的部分言論：

　　民族部分（注 7）：

　　1、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系刊發表了一份《告全體同學書》，其中有：

　　在今天為什麼會產生教條主義呢？主要是他民族的文化奴役的結果。

　　我們不需要提出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們是向共產黨呼籲，我們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有人身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我們反對黨人的專制集權。

　　我們要求祖國文化的獨立自主，我們要反對他民族的文化奴役（注：我一貫主張中國大陸在 1949 年之後的所有災難，皆因中國被馬列殖民，所以當我看到這段話時非常感動）。

　　2、陝西師範學院教授王尊一說：

　　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裡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只是處於被統治者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滿、漢人各擔任一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為四等，第一等最高貴的是共黨黨員，第二等是共青團員，第三等是民主黨派，第四328

　　等是群眾……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和元朝、清朝又有什麼區別呢？

　　民權部分（注 8）：

　　1、

　　有人用筆名“天水心”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民主乎？黨主乎？》：

　　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已被“黨主”所代換。略舉一二事例：

　　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權，然人民代表已由黨內定。人民不認識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臺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協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然而凡結社、集會不經黨批准，並接受其指定領導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肅反”表明：各級黨組織負責人都有權以黨的名義，限制任何一個正直的公民的自由……反對以“黨主”代“民主”。把民主權給予人民，讓人民享有憲法所賦予的民主權利的充分保障。

　　2、

　　黨、團在教育界不能過多干涉。在學校裡不能過分強調政治，不應把馬列主義貫徹在教育中——中國人民大學體育教研室 範政濤（共黨在佔領大陸之前也如此主張。民國 35 年（1946 年）2 月 6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社論說：“學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學內容受黨化思想的範圍都是最有害的事…教育行政機關只能處於輔助地位，黨部團部更無權干涉……大學校長只有教授329

　　與學生的公意才能決定其去留”。但是，反右運動中，有同樣主張的人都被共黨打為右派，遭受殘酷迫害）。

　　3、

　　非黨團員要民主要權利，要做國家命運的主人。我們不要做客人，我們不只要義務，我們不要做庸人政治下的犧牲，我們不要粗暴和野蠻，為民主自由頭曾可斷，血曾可流，今日決不允許那些不學無術的土包子霸占自己心愛的祖國的命運，獨斷獨行——清華大學學生馬琦等民生部分：

　　毛匪在民國 42 年（1953 年）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大部分糧食被共黨徵收，農民口糧不足，已經出現餓死人的情況。 1955 年春天，共黨中央書記處派到浙江的調查組彙報說：“在十五個縣裡，曾發生六十多起群眾性騷亂，開化縣一個鄉最近即餓死十個人……開化縣一個村，全村 72戶，只有三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皮，臉色青腫”（注 9）。但，當時的共黨報紙仍然在無恥的歌頌合作化，說合作化之後糧食增產 。很多人因為說出真相而被共黨打為右派，遭到嚴酷迫害。共黨各省委的整風辦公室都有收集當年的右派言論， 僅舉其中幾例（注 10）——1、浙江象山县的農民說：

　　“毛澤東當初哄大家分田地，現在又叫阿拉進合作社……過去給地主做長工吃飯還要愁嗎?共產黨領導辦合作社，到社會主義弄得人沒有飯吃，牛沒草吃，豬沒糠吃。這樣下去，寧可蔣介石回來，寧可給美國人一個原子彈炸死”。

　　2、江西臨川溫圳鎮徐節元說：

　　330

　　“我村不實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糧搜去。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風車去扇，當地主看待，結果受不了，就吊死了”。

　　3、江西臨川商業局長吳仁華說：

　　有一個農民對我說：“農民一擔穀僅賣得七元多，而一擔穀釀成酒則要賣我們幾倍的價。政府比土匪還惡，如果我們有槍桿子，一定要和政府幹一場”。

　　4、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曾紀梅說：

　　七八個鄉農民起來鬧事，政府派軍隊鎮壓，事後找原因，認為有反革命…仍不向農民供應糧食，卻要幹部動員群眾吃樹皮，吃草根，發揚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光榮精神。我們的領導同志罵農民：“國家工業化都給你們吃光了”。最後決定每人每天三兩米。

　　5、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郎寶田說：

　　現在農民生活很苦，幹部都有得吃，農民連白薯也吃不上，只能吃糠，吃有毒的蘿蔔渣，而幹部卻說“樹葉還沒吃完呢”，老百姓大罵我們黨，說是受了騙…農民說吃不飽，村幹還說：餓死就餓死，死了多省點糧食”，老百姓感慨的說：“你們真沒良心”。

　　6、由於上級派給甘肅成縣的糧食徵購任務太重，縣委書記郝萬傑、副書記馬炎駒質問上級：“要農民還是要糧食？”他們要求多留一些糧食給農民，結果二人被打成右派和“黨的叛徒”。

　　以上所列的有關民族、民權、民生的發言人，是因為有所謂的反共言論而被定為右派分子。還有很多人根本沒有任何反共言論也被打為右派，僅舉兩例 （注 11）：

　　331

　　1、復旦大學新聞系一年級新生楊萬才從未鳴一字放一語，只因為與被打為右派的華東師大許傑教授通了一封信，也被打為右派。他的父母皆自殺。二十九年後，楊萬才給未曾見過面的許教授寫信說：“勞動、折磨、牛馬不如的待遇，幾次險遭不測，挖地、採石……但我仍要活下去，心底深處，盼望有朝一日，能雪恥清冤……”。

　　2、公安軍有個文工團的女兵都是從各大軍區選拔出來，她們每週六都要到中南海陪中共首腦跳舞。1958 年國防部長彭德懷自朝鮮回來，才發現女文公團員不僅是陪毛共舞。這正是毛選美人的途徑。他大罵主持遴選女兵的蕭華、羅瑞卿為毛選妃子。最後解散了該團。反右時，因為這批女文公團員知道的事情太多，為防止擴散，將她們送到了北大荒勞改。

　　共黨在整風、土改、鎮反等政治運動中皆有指標，皆定比例殺人，反右也不例外，僅舉一例（注 12）：

　　甘肅省博物館要完成四個右派的任務，可館長魯昌林只揪出來三個。

　　上級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他還要揪出一個來。他就跟上級說，你們看著辦吧，實在湊不夠數就把我算上一個吧。好，“抵觸反右運動，反動言論！”，就給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夾邊溝勞改農場勞動教養。

　　共黨說右派人數是 55 萬，實際遠不止此數。右派以及他們的父母、妻兒、兄弟姐妹被殘酷虐害。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從 1957 年 10 月開始，羈押了三千名右派，有兩千多名餓死，1960 年 12 月，決定釋放右派回家時，僅有數百名生還。他們餓到甚至要吃屍體，無比淒慘（諸位可看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和電影《夾邊溝》）。

　　1958 年 3 月 16 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所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上，沈鈞儒等人無恥的說：“我們332

　　決心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千顆心，萬顆心，聯成一顆心，把這顆心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注 13）。沈鈞儒之無恥非自此日始，他在1949 年之前便無恥。蔣公在民國 31 年 3 月 11 日的日記中寫到：“聽沈鈞儒之言，有俄無國，憤怒之至，以未曾面斥其卑劣為憾，然此亦動心忍性之一道乎？”。1949 年之前，在中華民國的自由環境中，這些民主黨派批評國民黨、辱駡蔣公，國民黨並沒有迫害他們。如今，這些曾配合共黨表演民主，幫助共黨拿下大陸的民主黨派在經過反右的殘酷迫害後變為被包養的妾婦。中國大陸知識界也變為了共匪統治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氣節喪盡，他們喪失了說真話的權利，也喪失了不說話的權利，他們只能說假話。通過反右，共匪達到了一黨專政的目的，為隨後的大饑荒巨劫埋下了伏筆，也為罪惡的文革實現毛賊的一人專政掃清了障礙。

　　大躍進，大饑荒——共黨毀滅民生

　　私營工商業主曾幫助共黨奪取大陸政權，並幫助共黨恢復經濟秩序，但共黨背信棄義，通過所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剝奪他們的資產又殘酷迫害他們。民主黨派作為共黨奪取大陸政權的重要盟友，在失去利用價值後，被共黨通過反右殘酷整肅。共黨緊接著要拋棄的便是其奪取大陸所依靠的主力軍——農民，他們在共黨製造的曠古未有的大饑荒中被活活餓死數千萬（大饑荒死亡數字見後）。

　　請再看兩例共黨的背信棄義（注 14）——

　　1、毛匪在民國 33 年（1944 年）對謝偉思等美國人說：“中國戰後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333

　　基礎。中國的生活水準這麼低，不能採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準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

　　2、毛匪還對謝偉思等人說：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其次， 我們才能談到國防工業……我們將關心中國人民的福利事業。

　　毛匪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反復承諾：“不能採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準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其次， 我們才能談到國防工業”。但共黨在佔領大陸後徹底違背承諾，露出了真面目（共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說：“竭力促進工業的發展，蘇維埃特別注意保障供給紅軍的一切企業的發展”）——毛匪發動大躍進的表面口號是“超英趕美”（請注意，依然是利用民族主義），但真正的原因是，它要和蘇聯的赫魯曉夫爭社會主義陣營的霸主地位。為此，它以盤剝農民 、製造大饑荒的手段發展軍工，最終餓死農民數千萬。因此，大饑荒絕非自然災害，絕非無糧，絕非蘇聯逼債。而是（以河南為例）：

　　1958 年河南全省全年糧食產量實際只有 281 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702 億斤。1959 年河南全年糧食實際產量為 217 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1000 億斤。1952-1957 年間河南人均產糧 257 公斤，但到 1960 年下降到 145 公斤。在產量下滑的情況下，河南卻向農民高指標徵購糧食。

　　1958 年全國糧食徵購比 1957 年增長 22、23％，河南則增加了 55％（注 15）。

　　共黨為什麼要高指標徵糧？因為各地瘋狂浮誇“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的衛星。各地為什麼要浮誇？因為毛匪鼓勵浮誇。毛匪在成都會334

　　議上說：“要舉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然後黨報開始鼓噪“豐收的例子”，就放起了“衛星”（注 16）。毛匪說︰“放衛星好，放了許多假衛星，還要放的。大放假衛星，有極大好處，無假哪裡來真？

　　有假衛星，才有真衛星”（注 17）。經過反右運動後，知識份子已被打斷了脊樑，面對各地的瘋狂浮誇，無人敢說真話，錢學森竟無恥的幾次發文，從科學角度證明可以畝產幾萬斤。

　　毛匪鼓動起畝產萬斤的浮誇後，就按照各地上報的數字征糧，而實際產量則遠低於上報數字。各地無法完成征糧任務，毛匪便污蔑農民瞞產私分糧食，就發動了“反瞞產運動”，對農民進行血腥搜刮。“時任山西晉中壽陽縣委第一書記的王之一（注 18），以各種名義要求農民集資，農民的所有生活用具都被搜刮，甚至有人將祖墳也“獻出”來…宗艾公社的一個村，全村 952 人中，有 121 人被鬥，被打死 36 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66.7 萬斤，徵購任務竟達 74.9 萬斤，共黨幹部還要再加 40 萬斤。共黨幹部以“對黨欺騙隱瞞”為藉口，組織了 40 多人的打人隊，許多人被打死。王之一等人竟然畜生不如的狂吠：“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裡去啦！”（這就是我之前說的，共黨殺光地主後，崇尚道德的士紳被崇尚暴力的地痞流氓取代後的結果）。

　　以上所舉絕非個例。毛匪發動“反瞞產”運動血腥搜刮農民，普遍存在於整個大陸。每一本記錄大饑荒的書都會提到這一點。“當時的口號是：

　　‘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實施酷刑 120 多種。在（通渭）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 1100 多萬斤，打死、逼死 1300 多人”（注 19）。

　　農村已經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但毛匪仍然發動“反瞞產”運動在農村大肆搜刮，最終導致中國大陸餓死數千萬農民並出現了人吃人的曠古慘劇，335

　　所有記錄大饑荒的書都會大篇幅的介紹當時極為普遍的人吃人現象。請看其中的一例（注 20）：“鍋裡有只胳膊還連著一隻手，看那手才知道是個小孩子……那時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隴陽公社王書記對他們說：

　　‘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那個村裡一個不到 30 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裡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裡吃人肉的不少。那時人餓急了，餓瘋了’…通渭縣中醫大夫盧念祖（已故）回憶說：一天他三媽煮了一條人腿，端給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被幾個聞腥趕來的饑民搶吃一光。不幾天她三媽失蹤了，人們在莊後的地埂下發現一雙女人的小腳，從鞋襪上認出是他三媽的。饑餓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隴陽公社車家岔大隊盧家莊生產隊社員盧雄娃被饑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

　　大饑荒時期絕非無糧，從共黨的對外援助和各地發生的大量搶糧庫事件可見——

　　“古巴的切.格瓦拉 1960 年 11 月訪華，中國給了 6000 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 年 1 月，中國給阿爾巴尼亞五億盧布，還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跟北京談判的主要代表希地說：“在中國，我們當然看得到饑饉。可是，我們要什麼中國就給什麼，我們只需要開開口，我感到很慚愧” （注 21）。

　　民國 48 年（1959 年），因共黨造孽，中國大陸正在大量餓死人，人吃人，但絕非無糧，我們來看當時的糧食狀況。“1959 年 11 月 27 日，糧食部給（共黨）中央報告：“從 7 月 1 日到 11 月 20 日，徵購入庫已達897 億斤，比過往同期多 275 億斤……全年糧食徵購任務預計 11 月底可336

　　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兩個月……出口調撥計畫完成了 79 億斤，提前 34天完成了 1959 年的計畫；10 月底，全國糧食庫存已達 658 億斤，為歷年同期最高峰。報告還承諾：中央確定的 1959－1960 年度 1075.8 億斤的徵購計畫可以超額完成…”（注 22）。

　　在《墓碑: 1958-1962 年中國大饑荒紀實》中記載了一位老人（當時為大隊幹部）的回憶：“當時村裡已死人過半，可是生產隊的倉裡還有幾十斤油渣、幾十斤糧食，就是不敢分給社員吃”（請注意“不敢分給社員吃”這句話，此即共黨只講黨性，不講人性，把人變為只聽命令，不顧人性的機器。另，幹部之所以不分給社員吃，是因為幹部有特權有糧吃。有關共黨幹部的特權隨後會談到）。共黨眼睜睜的看著人餓死，絕不開倉放糧。因此，大陸發生了大量的搶糧事件以及推翻共黨的革命事件，請看共黨自己的記錄，略舉數例如下（注 23）——

　　1、據 1959 年 3 月 18 日新華社內參，當月 10 日，韶關市郊馬壩公社發生了有 100 多人參加的反革命暴亂事件，暴徒在綁架林樹清（馬壩公社幹部）之後，又竄到木坪村搶走民兵步槍 20 多支，在黃屋村又煽動群眾搶去糧食 17000 多斤……甘肅省公安廳於 1961 年 1 月 24 日晨 8 時30 分向甘肅省委、公安部彙報：元月以來……群眾性的搶劫事件十分嚴重，據不完全統計，已發生 500 多起，損失糧食近百萬斤……22 日至 24日，六個公社中，就有四個公社的糧倉、麵粉廠、農場、屠宰場、信用部等被搶。損失糧食近 30 萬斤，羊 1400 多隻，肉食 5000 多斤，洋芋 2萬多斤，甜菜 4 萬多斤……

　　2、1959 年 11 月，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理區前豐生產隊轉業軍人李澤江、李銀江兄弟等為首組織的“中國工農黨、反產起義軍”反革命集團337

　　17 人被捕獲。首犯李澤江、李銀江上級佈置徵購任務，他們不但不積極發動群眾運糧入倉，反而在群眾中煽動說‘不解決口糧，還要運糧入倉’。

　　1960 年 8 月 15 日，織金、普定縣和六枝市交界地區，以代天榮、何昌雄為首組織所謂‘忠勇人民起義軍’，搶劫商店、糧庫，暴亂波及 4 個公社。

　　3、《蘆山縣誌》：“1960 年春，縣內發生糧荒，水腫病流行，6 月3 日，該縣寶盛公社中壩管理區，以楊宗發為‘皇帝’組成的‘中國人民救命軍’叛亂。殺死公社黨委副書記高華豐等 2 人，殺傷公安局副局長余洪剛等 3 人。在地、縣委領導下派出部隊清剿，於 12 月 5 日將叛亂分子全部捕獲歸案。叛亂平息，首犯處決”。

　　僅我看到的史料就記載了近百起反共革命，以上舉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整個大陸爆發的搶糧和反共革命事件必然很多。有很多人感歎，大饑荒餓死幾千萬農民，為什麼農民不造反？從以上事例可知，起義者眾多，但都被共匪血腥鎮壓。

　　大饑荒時期，共黨禁止逃荒。以河南信陽為例——河南信陽地區餓死百萬人，時任信陽行署專員的張樹藩回憶：“很多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准外逃…餓死人的現象出現了…有一個黨支部 23 個黨員餓死了20 個”（注 24）（共黨幹部因為怕破壞毛匪的大躍進，禁止農民逃荒 ，導致農民餓死。這是共黨只講黨性，不講人性，把人變為只聽命令的機器的又一例）。

　　338

　　共黨絕不開倉放糧，又禁止農民逃荒，最終，餓死人、人吃人，大陸已變為人間地獄。對此慘劇，共黨媒體沒有一個字報導。我在前文已說過，1960 年 1 月 1 日，共黨的《人民日報》仍然無恥的發表社論：“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大躍進的發展速度是最近找到的三大法寶之一，實現一九六 0 年的更好躍進，實現整個六十年代的連續躍進”。民國 48 年（1959 年）毛匪在廬山會議上說︰“一個高級社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的結果如何？

　　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萬里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丶農民丶知識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注25）。在我看到的有關大饑荒的史料中都提到，很多人因為饑餓難耐，自己覓食（如吃樹皮等等）卻被共黨以“醜化社會主義”之名關押。還有人僅僅因為說看到過有人要飯，就被槍斃。例如，北京市公安局偵查員靳新民接到家中來信說父親病重。他便回了一趟河北高陽農村。返回北京後，旁人問起家鄉情況，他說農民缺糧吃。他被打為右派送到京郊房山縣造林大隊勞動改造。一天上山植樹，他默默走到山崖邊，縱身躍下（注 26）。

　　民國 20 年 8 月 17 日，蔣公自江西九江返回南京，看到沿江的水災，非常悲痛，他在日記中說：“此為余一人不德之所致，竟使天災兵禍、浩劫至此！敬求上帝，殛誅余一人，以安蒼生！不使余日加罪孽，貽害兆民！

　　不使余日受苦痛，以活受地獄之慘悲也！”。蔣公面對天災，反省到“此為余一人不德之所致”，而毛匪面對它製造的絕對人禍卻絕無反省，或歸罪於國內的“階級敵人”（毛匪將農民餓死歸罪於階級敵人，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之仁。仁即天地萬物一體，表現在政治即孟子所言“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這既是士大夫的道德自覺，又是政府面對百姓苦難時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毛匪將“猶己飢之也”變為了“由己飢之”（毛匪的高指標徵收、339

　　反瞞產運動，名為徵收，實為沒收）。本來是“由己飢之”，毛匪卻要歸罪於“一小撮階級敵人”。將自己所造罪孽歸因於一小撮“階級敵人”、“敵對勢力”……再假借“維護大多數人利益”的名義鎮壓這“一小撮”人，這是共黨從未更改的無恥手法。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後，被共黨所殺的“一小撮”人已達一億。共黨假借“大多數人”的名義奴役“少數人”，共黨所謂的“大多數人的利益”僅僅是共黨的利益。因共黨定於一尊的極權制度，所以共黨的利益只是黨魁及其附庸的一小撮人的利益。因此，共黨以“大多數人”的名義奴役“一小撮人”，實際上是共黨頭目及其附庸的一小撮人奴役絕大多數人），或歸罪於蘇聯。大饑荒絕非因為蘇聯逼債——“1961 年 3 月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蘇聯提出以貸款方式給中國供應 100 萬噸小麥和50 萬噸古巴蔗糖，但中國不要小麥，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並不是蘇聯逼債，而是毛（毛匪）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的。吳冷西回憶道：

　　毛在政治局會議上說……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於是，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注 27）（毛匪說“要勒緊褲腰帶”，不是它，也不是共黨高幹，而是讓農民“勒緊褲腰帶”。稍後請看毛匪在大饑荒時期的奢華菜譜）。

　　大饑荒絕非自然災害。《墓碑: 1958-1962 年中國大饑荒紀實》的作者楊繼繩說，他去了 5 次國家氣象局看資料並和專家座談，國家氣象局對350 個站點 40 年的氣象資料進行分析，結論是這三年全國絕大多數地方風調雨順（注 28）。依常識來看，國史上的天災僅發生在局部地區，沒有全國受災,更無可能連續三年全國受災。20 世紀，民主國家均未發生大饑荒，而蘇聯、中國大陸、越南、朝鮮、柬埔寨、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秘魯等共黨國家都發生過大饑荒。難道天災會有如此明顯的選擇性嗎？稍具常識之人皆知共黨無恥的將大饑荒歸罪於自然災害乃欺天愚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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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毛匪秘書的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記錄了時任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的李雲仲給毛匪的一封信（注 29），他在信中說：“大搞土法煉鋼的運動，國家經濟力量的耗損太大了。幾千萬人拋開一切，苦幹了幾個月，上億噸的礦石，上億噸的煤炭，上百萬噸的鋼鐵材料，上百億度的電力，幾億噸的運力…得到的卻是毫無使用價值的土鐵…去年增加的2100 萬工人，大部分來自農村（農村中的骨幹勞動力幾乎抽光了），連他們的家屬恐有五六千萬人” 。《廬山會議實錄》中還記錄了張聞天的發言，他說：“全民煉鋼不單賠了 50 個億，最大問題還在 9000 萬人盲目上山，使農業生產受到損失，豐產也不能豐收”。彭德懷也在廬山會議上說，因大煉鋼鐵毀掉了農具，青壯年勞力都去大煉鋼鐵，莊稼無人收割，爛在地裡，農村已經餓死人。毛匪將彭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為了打倒彭，毛匪夥同劉、周、鄧，不惜餓死幾千萬農民，在全國掀起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罪惡運動，殘酷迫害反對大躍進的人。 共黨通過民國 46年（1957 年）的反右運動，讓共黨之外的人不敢說真話。現在又通過反右傾機會主義讓共黨內部的人也不敢說真話，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只能說假話。因此，浮誇風更甚，對農民的盤剝更甚，最終導致了活活餓死幾千萬農民的慘劇。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說：“在‘反右傾、鼓幹勁’精神鼓動下，各地不顧大躍進運動已經產生的嚴重比例失調和農業出現的危機，仍盲目堅持繼續躍進， 造成嚴重的饑荒…1959 年， 糧食總產量比上年減少 15%，而糧食徵購量卻比上年增加 14.7%，農民口糧大幅度減少……從 1960 年第二季度開始，許多大城市糧食庫存挖空……造成成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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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匪將反對大躍進的人稱為“白旗”，將執行大躍進命令的人稱為“紅旗”。毛匪為了清洗反對大躍進的人，發動了罪惡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在農業、工業、文藝、軍隊、科技、教育等領域有一大批反對、批評、質疑大躍進的人被殘酷迫害。例如，“1960 年春，甘肅省通渭縣50 個公社黨委書記共打死、逼死了 79 人。42 個公社主任中，有 3 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 22 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即共黨所謂的黨性）、“心狠”（即違背良心，變為執行命令的機器人）、“手快”、“刀子利”。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 ，架起輕機槍 12 挺，步槍 50 多枝和土槍，拷打群眾 160 多人（注 30）”。拔白旗運動與大饑荒餓死人有直接關係。羅榮桓在共黨解放軍政治學院的一個會上說：“現在看糧食越緊張，越是去年放衛星的地方，不緊張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注 31）。

　　我在前面說，大饑荒時農民大量餓死，人吃人，共黨 1960 年的《 人民日報》竟仍然無恥的發表“開門紅，滿堂紅”的社論（共黨對每個災難皆如此報導，如最近對新冠疫情的報導）。這不僅說明共黨毫無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更可以鮮活的表明共黨以人民鮮血的“紅”為其政權的“ 開門紅”，這是人們常說的共黨以人民的喪事為喜事的典型表現。之所以會有如此鮮明的對立，是因為在中國大陸，只有共黨黨員才有資格成為統治者，非黨員只能被統治。共黨與人民是猶如奴隸主與奴隸般的對立。人民是奴隸，無民權，無人權。共黨是奴隸主，不僅有人權，還有奴隸主的特權。

　　反右運動時，有許多人因為批評共黨的貴族生活與特權制度而被打為右派，請看其中的兩例（注 32）：

　　1、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何士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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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水平：高級將官：每月五、六百元。最低幹部（19 級）56 元。

　　最低建築工人 66 元（實際工資），農民最好的 13 元 ，中等的每月 5 、6元（京郊農民）、最差的每月 2、3 元（通州區）。

　　2、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魯基說：

　　現在的等級制度已經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人分等級，連茶杯、字紙簍也分等級。分了等級之後，各級的生活條件就有所不同……這種等級制度，已在人們的腦中打下了烙印，甚至小孩子們也在那裡比較父親的地位、待遇。

　　共黨雖以建立無階級的平等社會為口號，卻有着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森嚴的等級制度。 共黨自延安至今，特權制度從未中斷。 就連數千萬農民餓死的大饑荒時期，共黨幹部仍然特權不斷。舉以下四例（注 33）——1、共黨謊稱毛匪在大饑荒時不吃肉。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汪東興擔任顧問的《毛遺物事典》收了一份 1961 年 4 月廚師為毛制定的西餐菜譜：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起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整個大陸餓死人，毛匪和共黨政治局常委竟大造極盡奢華的行宮，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山東的‘南郊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等等，都是在 1960 年前後建造的”。

　　2、大饑荒，全國餓死人，人吃人，此時毛匪和各級匪幹竟仍有特供：

　　“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長343

　　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查長每人每天供應肉 1 斤，每戶每月供應雞蛋 6 斤、白糖 2 斤、甲級煙 2 條；正副部長級幹部每人每月供應肉 4 斤、白糖 2 斤、甲級煙 2 條、雞蛋 3 斤；正副司局長級幹部每人每月供應肉 2 斤、白糖 1斤、甲級煙 2 條、雞蛋 2 斤”。

　　3、特權不僅存在於共黨高幹，還包括各級匪幹。當時共黨的甘肅省委書記汪鋒給毛匪寫了一份他在 1961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對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 1 號生產大隊的調查報告：第九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 25 人，一貫通經的 2 人，1 個是女隊長，1 個是炊事員；1959 年以來只有脫產幹部的家屬生了 1 個小孩。第六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 19 人，在通經的 6人中，3 個是炊事員，2 個是女隊長，1 個是脫產幹部的愛人；1959 年以來生了 2 個小孩，1 個是大隊保管員的愛人生的，1 個是生產隊長愛人生的……”。

　　4、北京大學的何方教授在大饑荒時被下放到安徽六安，他說：“不但我們下放幹部，就是地方幹部也少有聽說餓死的。例如常給我們訓話的那位大隊總支書記，就講起話來底氣十足。至於公社以上的幹部，恐怕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從來沒有聽人說過省部級幹部有人得浮腫病的，更不用說中央領導了”。

　　共黨自延安起便特權橫行，並非很多人所誤以為的共黨是在取得政權後或者“改革開放”後才腐化墮落的。大饑荒餓死人，人吃人，它們仍然特供不斷。如今，百姓看不起病等死者比比皆是，它們仍然有無比奢華的免費醫療。百姓吃著各種有毒食品，而他們仍然有特供食品，特供水……這在民主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共黨卻是從未更改的“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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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的‘中國新聞網’在 2012 年 12 月 3 日報道：“中國爆炸第一枚原子彈直接耗資 28 億。建設核工業體系與配套開支在數十億人民幣，最多達到 80 億的規模……這是一個雖然沉重，卻是可以承受的代價”。共匪為了造原子彈，不顧民命，在大饑荒時期仍然大量賣糧。共黨所謂的‘可以承受的代價’即餓死數千萬農民。有的人竟然吹噓毛匪時期的工業建設。他們絕口不提那些工業建設是拿幾千萬條人命換來的。共黨早就知道搞大躍進會餓死人（注 34）：

　　1、民國 47 年（1958 年）11 月 20 日，毛匪對共黨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共黨“改革開放”後發展經濟的手法和大躍進的本質一樣。大躍進時，共黨為了賣糧進口工業設備，不顧農民死活，高指標徵糧。“改革開放”後，共黨為了引進外資，壓低工人工資，剝奪工人福利。大躍進時，共黨砍伐森林，大肆破壞環境。“改革開放”

　　後共黨對環境的破壞更是觸目驚心。大躍進時，餓死幾千萬農民，共黨仍然大規模對外援助。“改革開放”後，百姓生存艱困，共黨仍然對外大撒幣。大饑荒時，百姓餓死，共黨幹部特權依舊。“改開”後，百姓看不起病等死 ，共黨幹部卻有極度奢靡的免費醫療。綜上，無論是大躍進時期還是“改開”之後，大陸百姓在共黨眼裡僅僅是提供人力、物力的奴隸，並非天造地設的神聖生命。

　　共黨發現階級鬥爭、計劃經濟無法讓這群奴隸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導致經濟崩潰、共黨瀕臨滅絕時，它為了自救，不得不恢復個體經濟的存在（之所以說恢復，是因為個體經濟存在了幾千年，但被共黨打斷），以讓這群奴隸能夠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此即共黨所謂的“改革開放”。民國 38 年（1949年）之後，共黨的建設皆以奴役盤剝人民為手段，其建設的終極目的是死守一345

　　黨專政。因此，可將共黨之所謂“建設”概括為，以奴役人民為手段，達到奴役人民的目的）。

　　2、陳雲告訴各省管糧食的人，要他們準備全國一百萬個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萬個村子，出現“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有的高級幹部用良心這個概念懇求毛（毛匪）手下留情。毛斥責他們說：“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有關共黨否定良心的理論說明，請看本章第三節）。

　　3、毛匪當然知道，蘇聯在暴君列寧、斯大林時期都發生過大饑荒，總計餓死千萬以上（如 1932 年的烏克蘭大饑荒，農民餓死數百萬。毛匪以“反瞞產運動”之名搜刮糧食，列寧以收“餘糧”之名搜刮）。在共黨製造的中國大饑荒之後有越南共黨、柬埔寨共黨、埃塞俄比亞共黨、莫桑比克共黨、秘魯共黨，朝鮮共黨……以同樣手法製造的大饑荒。

　　有關大饑荒死亡人數有幾種說法（注 35）：

　　1、“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口號與中國》一書中說：‘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減少出生人口共有四千萬’。

　　2、“1990 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人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其中有一個人民公社，每三個人中就死了兩個’”。

　　3 、“從 1958 年到 1962 年期間，中國餓死 3600 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 4000 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饑餓而少出生的人數，共計 7600 萬人”。

　　4、劉少奇：那幾年中國死了一些人，不算多，不過是死光了一個波蘭或者西班牙而已。如果再由著性兒自我膨脹，怕是又離餓飯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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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2 年 12 月 16 日博訊新聞網報道，共黨公安部退休干部晏樂斌說：“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任公安部治安局人口統計處副處長的趙文奇告訴我:1964 年夏，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考慮到各地上報餓死人情況都不准確,他要求公安部要將非正常死亡數字不管釆用什么方法弄清楚……楊尚昆親自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長于桑任副主任……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各地公安機關都報來了人口數……1959 年至 1962 年全國共有 9600 萬為非正常死亡數”。

　　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共黨為了奪取天下，以“天堂”許諾農民，誘惑農民參軍，數百萬農民為此喪命。共黨在民國 38 年 9 月 29 日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中規定：“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但隨後撕毀承諾，以“人民公社”之名把農民剛剛到手的土地又收了回去，最終數千萬農民被餓死。農民為共黨奪取大陸出力最多，結局最為悲慘！

　　蔣公在民國 54 年 10 月 10 日《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說：“毛賊殘殺了我們無數的同胞生命，也喪失了我們數不盡的人權自由和人類尊嚴！

　　但是十六年以前，我們明告世界，沒有任何人置信，而且還為共匪荒謬無稽的報導所欺騙迷惘”。在餓死數千萬國人的曠古慘劇面前，我們再看蔣公的話，實在痛心！

　　毛匪在餓死數千萬農民的事實面前，暫時退讓。由劉、周、鄧來收拾殘局。毛匪的退讓只是“以退為進”，待農村經濟稍有恢復後，賊心不死的毛匪又要造孽了，它發動了數千年未有之浩劫——文革：

　　文革——共黨毀滅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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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在抗戰中坐大並奪取大陸政權，在其佔領大陸後又利用三民主義恢復因戰亂毀壞的經濟後，就露出真面目——由“共黨專政”到“毛魔專政”。共黨通過“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毀壞民生，通過反右毀壞民權，達到了共黨專政的目的。緊接著，便開始往毛魔專政邁進了。通過工商業的改造後，私營工商業已“國有”化，通過人民公社後，農業已“集體化”，農民已農奴化。共黨通過以上運動已經斷絕了所有人的自由謀生之路。共黨已經全面控制了人的身體，毛匪要實現其一人專政，還要控制大陸人的靈魂，它要從最根本處來毀滅民族與人性，其手段即文革（文革讓民族、民權、民生皆死絕，但傷害最大的是民族。）延安整風、土改、反右都是文革的前奏。毛匪欲籠罩萬有，就必須讓每個人變為無獨立思想的動物，以供其驅使。因此，它最大的敵人便是人性。它必欲泯滅人性，挑起獸性。它必欲毀滅一切陶養人性的正統文化，它必欲毀滅一切限制獸性的客觀法律。因此，在文革中，它毀滅了嚴守人禽之辨的儒家文化，它大肆鼓吹以獸性為根的秦始皇，它毀滅了以人格尊嚴為根基的歐美自由主義。它殺盡百家，最終無法無天（毛匪自語）。無法則無客觀性，無天則無精神性，它便能直接挑動一群少年的獸性，虐殺民命，摧毀一切組織，殺盡其黨內政敵，變共黨專政為毛魔專政。

　　對文革本質的剖析，我不再多言。因為對已經瞭解解文革的人來說，無需贅述。對不瞭解文革的人來說，理論尚屬其次，他們需要對文革有直觀感受。因此，我直接以事實說明文革之惡。我會分別説明文革毀滅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文化生命、道德生命——348

　　文革毀滅中國人的肉體生命

　　僅舉如下幾例說明共黨文革之血腥（注 36）：

　　1、廣西柳州鋼鐵廠“聯指”頭目岑國榮（原為該廠工人 ，文革起來造反，後當過……第十屆中央委員 、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自治區黨委常委）等人在該廠“4·22”成員黃日高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1968 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 38 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 113 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 6 副人肝，還割下 5 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淩雲等縣都有發生……”

　　（我之前說過，共黨主張暴力革命，對共黨來說，暴力與革命是同義詞，越暴力則越具革命性，越會被提拔。這樣的實例很普遍，如，此例中的岑國榮官至共黨的中央委員，共黨幹部和人大代表吃人肉。宋永毅在《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真相：讀十八冊廣西文革檔案資料》中說：“《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

　　‘據後來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人當中，有 20,000 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 9,000 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19,000 多人”）。

　　2、《廣西「文革」檔案資料》記載：1968 年 4 月 12 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全社被殺害一百八十人，兇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打死後對其未滿十七歲女兒進行輪姦，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陰部。

　　《浦北縣文革大事記》記載：1968 年 4 月 13 至 15 日，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革委主任殺害二十二人，殺人前，搜刮死者的家產，殺人後，規349

　　定地、富寡婦及其女兒出嫁…交改嫁證費和出嫁費……資源縣革委會共收改嫁費等罰款八萬三千元……

　　3、湖南道縣大屠殺：“1967 年 8 月，大屠殺的高潮時候，每天有幾百具屍體流過道縣縣城。惡臭的屍體進入雙牌水庫，擁堵大壩水道，水電站半年不能發電。屍體使水庫變了顏色…水庫惡臭薰天。一具具腫脹得像水牛一樣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單獨漂流，有的被繩索或鐵絲串在一起…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 9093 人，其中被殺7696 人，被迫自殺 1397 人…1980 年代，處理大屠殺遺留問題工作組負責人詢問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該兇手回答：‘上頭叫我殺，我就殺。

　　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這是共黨把人變為不顧人性，只聽命令的機器的又一例）”（道縣大屠殺時，共黨還逼迫子女殺父母，具體事例見隨後的‘文革毀滅道德生命’部分） 。

　　4、內蒙古內人黨大屠殺：“四子王旗白音鄂博公社秘書敖日布扎木蘇夫婦二人，被專案組用刮臉刀片將身上的肉一道一道地割開，在傷口裏揉進鹽，再用燒紅的烙鐵烙傷口。夫婦二人被虐殺後 ，剛滿五個月的孩子活活餓死。達茂旗黨委書記包國良的妻子被凶手們用繩子將陰道和肛門拉通。伊克昭盟有 15 萬人被打成「新內人黨」，佔總人口的 21%……圖克公社共有 2961 人，挖出 926 人，佔成年人的 71%。另被懷疑的有 270人……為了逼口供，將女牧民脱光衣服，用燒紅的濕柳棍燙肚皮，腸子露出來再燙陰道，外陰燒壞，變得不男不女”。

　　文革時還有北京大興大屠殺、雲南沙甸大屠殺等等。“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助理教授蘇陽，利用縣誌對文革中的集體屠殺規模進行了分析研究…廣西 65 部縣誌中，有 43 部（占 66%）記錄了該縣發生過集350

　　體屠殺…廣東省 57 個縣誌中有 28 個縣（49.1%）記錄了集體屠殺”（注37）。除集體屠殺外，還有無數被紅衛兵未經任何法律程序、無需證據就隨意打死的。紅衛兵打死人，還要跟家屬索要火葬費 28 元，“在當時，28 元是一筆很大的數目。當時在北京的紅衛兵中流行一句話‘打死一個人，不就 28 元嗎！’”（注 38）。

　　有關文革的死亡人數，有幾種說法（注 3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説：

　　（文革）420 餘萬人被關押審查；172 萬 8000 餘人死亡；13 萬5000 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 23 萬 7000 人；703 萬人傷殘；7萬 1200 餘家庭整個被毀。

　　葉劍英：全國整了 1 億人，死了 2000 萬人，浪費了 8000 億人民幣。

　　海外華裔學者丁抒：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在 200 萬左右。

　　文革毀滅中國人的思想生命——

　　民國 31 年（1942 年）10 月 11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說：“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攫得政權以後，首先便焚毀了各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圖書…一切知名的學者，非遭放逐，即遭屠殺…我們的反法西斯戰爭，就是要維護學術自由，反對摧殘人類的精神遺產——文化”。民國 33 年（1944 年）6 月 25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刊登郭沫若談青年教育：“郭先生更認為法西斯的思想統制政策……並不是“統一思想”，而是“毀滅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為工具、化為猛獸。這是人類文化的叛逆”。

　　351

　　共黨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批判法西斯‘焚燒書籍、摧殘文化，使人民化為工具、猛獸’，而共黨在佔領大陸之後對文化的摧殘、對思想的毀滅遠甚於法西斯。以共黨的文革為例：文革中，大陸幾億人被籠罩在毛匪語錄下絕無思想自由：“每個人都必須對著毛語錄，早請示，晚彙報，無論幹部還是百姓，平常辦事講話，都要先引用一句毛語錄，除毛語錄外，所有文教活動幾乎都停止。電臺每天必須以三分之二的時間廣播毛語錄，剩下的時間也只有革命音樂”（注 40）。

　　在大陸，中國是虛，共黨是實。憲法是虛，黨章是實。黨章是虛，黨魁是實。憲法只是一張廢紙。我在前文提到，毛匪說：“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注 41）。就在文革中，共黨的偽《憲法》仍然白紙黑字的假惺惺的寫著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但真實情況呢？文革中有許多荒唐的因言獲罪，請看其中兩例（注 42）：

　　陜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無法張貼毛（匪）的標準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匪）萬歲時他說過“哪裡能活一萬歲！”，縣軍管會據此認定是現行反革命，判其死刑，於一九七○年六月槍斃了他。

　　一九七○年一月胡風因在報紙的空白處寫詩，但報紙上有毛匪的畫像，胡風又成了“現反”，四川省革委會將他判了無期徒刑。

　　類似上面兩例的因言獲罪在文革中何止千萬！共黨為了控制言論，不讓人說話，甚至在行刑前要割斷喉管，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對遼寧的張志新。

　　瀋陽監獄在割張志新的喉管時，連麻藥都沒有打。

　　在文革中，共匪的偽《憲法》仍然白紙黑字的假惺惺的寫著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實際情況呢？請看雲南沙甸大屠殺：文革中“破四舊”，352

　　禁止雲南沙甸回民的信仰活動，關閉了清真寺，嚴禁回民做禮拜，經書被焚燒，人員被批鬥。上千回民抗議，要求開放清真寺和信仰自由。共黨派軍隊屠殺。大屠殺從 1975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4 日，共殺害約 1600 名平民（866 人來自沙甸）、包括 300 名兒童，傷殘近 1000 人，損毀房屋4400 餘間。共黨給血腥鎮壓找的理由是——沙甸回民要建伊斯蘭共和國。

　　沙甸回民只是要求信仰自由，絕無獨立建國之意，這只是共黨給血腥鎮壓找的藉口而已。這是共黨的一貫伎倆，例如將 2019 年香港要求民主自由的時代革命污蔑為港獨，都是共黨利用民族主義的一貫伎倆。

　　共黨的《憲法》永遠是個擺設，公檢法也只是個擺設。屠夫列寧說：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以暴力反對資產階級的權力，是絕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的” (其選集第七卷，第 123 頁)。如果諸位看有關文革的記錄，你會隨處發現，在文革中，可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式，無需證據、無需審判，紅衛兵就可以隨意打死人。蔣公在民國 57 年和 60 年 12 月 25日對行憲紀念大會致詞中說：“尤其喪心病狂的，居然在偽憲草中，規定大陸人民的基本權利，就是擁護毛賊……如此殘暴惡毒的匪偽統治，自然是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所首須剷除的…解救大陸同胞倒懸之痛苦…將這一部莊嚴神聖的（中華民國）憲法帶回大陸”。

　　毛匪的秘書田家英在民國 31 年（1942 年）4 月 23 日的《解放日報》上說：“可以焚毀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創造卻無法格殺，這是連秦始皇也頭痛的事，何況以之自居的人”。共黨為了奪取政權，標榜自己是陳勝吳廣，並明言反對秦始皇的專制。而在其佔領大陸後，竟開始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罪惡勾當，同時血腥鎮壓了無數的陳勝吳廣。秦始皇焚書坑儒，毛匪毫無廉恥的在 1958 年 5 月 8 日的共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秦始皇353

　　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 ，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民國 46 年（1957 年）共黨的反右運動時，清華大學有一張署名為“一個清華人”的大字報《我控訴、我抗議》（注 43）：

　　皇上啊！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

　　“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 ，是勝過了秦始皇“焚書坑儒”多少倍了…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注：這裡說的七十多萬，僅指共黨從 1949 年至 1957 年所殺），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抗大的學生在前線拼命，而你們在延安呢，花天酒地…你們利用“純潔內部”活埋了多少人…你們自己也發現這樣做會有根本的動搖時，你們的沒有人性的理論出來了—為了黨的利益受委屈乃至犧牲是光榮的。

　　田家英可以自由謾罵絕非秦始皇的國民政府，當他面對以秦始皇自居的毛匪時，他已無法開口，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反對“使一切人民化為工具”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廉恥喪盡，徹底變為毛匪工具，已盡人皆知，不再贅述。

　　文革毀滅中國人的民族文化生命——

　　共黨在抗戰時期，為了假借民族主義擴充勢力，在民國 32 年（1943年）5 月 26 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規定》中竟然喪盡廉恥的說出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最優秀的文化、思想、道德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文化354

　　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之所以說其喪盡廉恥是因為共黨在其蘇維埃時期，就已經在毀滅民族文化（如澎湃的海陸豐蘇維埃將孔廟改為莫斯科紅宮，共黨的江西蘇區將農民家中的“天地君親師”牌位改為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的馬克思。大肆毀壞地主家的字畫、古董。

　　共黨在民國 36 年（1947 年）7 月 10 日的《中央工委關於禁止毀壞古書、古蹟的指示》中說：“有些地方在土地改革時，所清出的地主家庭的書籍、字畫、碑貼、古董受很大損失，當成廢紙賤賣。五台的古廟古物，也破壞的很厲害”。

　　共黨此時需要利用民族主義奪取政權，所以禁止毀壞地主家的字畫、古董。但在抗戰之前，共黨無此禁令，被毀壞的文物不計其數），就已經在挑動子女殺父母（如方志敏親手殺其叔父，江西蘇區肅反規定：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裡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文革時共黨更是將民族文化與倫理道德毀滅殆盡。請看——

　　文革中紅衛兵毀孔府、孔廟、孔林，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碑一千餘座，毀壞文物六千多件，十多萬冊書籍被燒毀或當做廢紙處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砍伐，二千多座墳墓被盜，孔墳被刨平，第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的墳被挖開並曝屍批判”（注 44）。日寇侵華，佔領曲阜和鄒城，派兵保護孔廟和孟廟。孔府、孔廟、孔林與孟府、孟廟、孟林未遭絲毫破壞。日寇在孟廟張貼告示說：“日本軍人參拜孟子廟注意事項：一、孟子和孔子一樣，都是支那人最尊崇的偉人，也是我們日本人精神文化領域的大恩人；二、日本軍人參拜孟子廟時 ，也要像參拜日本的神社、佛寺一樣，遵守注意事項謹慎行動”（注 45）。孔廟、孟廟未毀於日寇，卻毀於共黨之手。共黨將數千年中國文化污蔑為“封建”，毀滅了不355

　　計其數的文物、古籍，這是挖中華國族的祖墳。下面列舉一部分共黨在文革中毀滅的古跡（注 46）——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2、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

　　3、山西舜帝陵被毀。

　　4、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大禹塑像的頭顱被截斷並遊街示眾。

　　5、孔子的墳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廟碑被砸碎，孔廟中的塑像被搗毀。孔子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6、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7、世界佛教第一至寶，佛祖釋尊在世時親自開光的三聖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8、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

　　9、霍去病的霍陵……塑像也毀於一旦。

　　10、醫聖張仲景的塑像、墓亭、石碑及醫聖祠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

　　11、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等被毀。

　　12、山西運城的關帝廟被毀。

　　13、古城太原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跡，除十幾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

　　一百多處古跡在一天之內全部毀掉。

　　14、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被毀。

　　356

　　15、新疆吐魯番的千佛洞的壁畫被毀。

　　16、宋朝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由蘇軾手書的石碑被毀，醉翁亭堂內的名家字畫被洗劫。

　　17、合肥的包青天墓被毀。

　　18、岳廟被砸，岳飛的墳被刨。

　　19、明朝大儒王陽明文廟、公祠、塑像，全部被毀。

　　20、朱元璋的皇陵被毀絕。

　　21、明代海瑞的墳被砸，遺骨被挖遊街示眾。

　　22、明朝張居正的墓被毀，遺骨被焚。

　　23、明朝袁崇煥的墳被毀。

　　24、明朝何騰蛟的墓和祠堂被毀。

　　25、《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故居被毀。

　　26、《聊齋》作者蒲松齡的墳被毀，遺骨被棄。

　　27、清朝“義丐”武訓的墓被毀，遺骨被遊街後焚毀。

　　28、張之洞的墳被挖，張氏夫婦未腐爛的屍體被吊在樹上。張氏後人不敢收屍，直到被狗吃掉。

　　29、康有為墓碑毀，遺骨被遊街。

　　30、章太炎、徐錫麟、秋瑾墓被毀。

　　31、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公舊居被毀，蔣公生母的墓被挖，遺骸和墓碑被棄。

　　32、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塚和紀念亭均被毀。

　　從共黨 1953 年下令清洗“反動遺跡”開始到文革，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紀念抗日陣亡忠魂而建的所有紀念碑、塔、公墓 、忠烈祠，被共黨全357

　　部搗毀，無一倖免。其中包括立有紀念國軍三百多萬抗日陣亡將士的“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碑、安葬數千陣亡將士遺骸的南岳忠烈祠，有近萬名抗日陣亡將士安眠的雲南騰沖國殤墓園。忠魂屍骨被棄荒野，被熬成肥料。

　　碑石被用來建豬圈、羊圈、廁所。

　　以上所列，僅僅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古董、字畫、古籍被共黨毀滅者更是不計其數。這還僅僅是共黨對漢族文化的毀滅（我在第二章已説明共黨毀滅民族文化是斷裂幽明之罪） 。除了漢族，共黨對少數民族的文化也大肆破壞：強迫回民養豬，蒙藏回各民族的廟宇被搗毀，僧侶被強迫還俗……

　　我在第二章解釋古代士君子及民國諸先烈的信仰時說，盡後死者之責，以純粹潔淨的天命神性（幽），自覺擔負起民族守護神（幽）救民的期待，解決人間的民族、民權、民生問題（明），死後便融入民族守護神序列、化身萬億而不朽。此即古來士君子的信仰——幽明共和。數千年來，士君子憑此信仰所凝結的民族守護神序列，已被共黨糟蹋、羞辱、毀滅。 共黨在江西蘇維埃時，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瀕臨滅亡。共黨為了自救，假借抗日坐大。抗戰期間，共黨利用民族主義，也曾假惺惺的維護過民族守護神序列，它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董狐直筆，趙盾膽寒。這是天地的正氣……在今天紀念記者節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能屈的風格，來作為我們中國史上新聞記者的優良榜樣，是頗為適當的（注 47）。但是，共黨在奪取政權後，就大肆毀滅這一數千年的民族守護神序列 。文革後，民族、民權、民生皆死絕，共黨又一次陷入死境。共黨為了自救，再次利用民族主義，利用民族文化。如今，我民族之守護神仍屈居邪惡馬列之下，被污衊為地主、唯物、唯心……358

　　共匪一面毀壞聖賢君子之墓，一面為數千年公認的暴君、漢奸平反，如商紂王、秦始皇等。曾任毛匪秘書的李銳曾記錄，毛匪在廬山會議上無恥狂言：“秦始皇不是罵了兩千年嘛，現在又恢復名譽；曹操罵了一千多年，現在也恢復名譽；紂王罵了三千年了”。這是華族數千年所未有的善惡顛倒。

　　共黨斷裂道統，斬斷了代代延續的不朽生命，阻斷了國人實現不朽之路，讓每個人變為僵死、必死之肉身，變為無根之存在，讓每個人先變為精神上的死者，思想之死、肉身之死必隨其後。人與禽獸的最大不同是人除了生活在物質世界以外還有文化世界。共黨毀滅民族文化後，人就喪失了超越的精神根源，只剩下與動物無異的肉體生命被其奴役。

　　在共匪瘋狂毀滅中華文化時，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進行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中山先生的誕辰日作為中華文化復興節。蔣公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希望是：“以心物群己關係的和諧，造成新中國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的社會藍圖…合中西文化融於一爐，而造成一種更新的能造福人類的中和文化”。共黨斷裂古今，隔絕中外。共黨根本否認人類有普遍的理性，他只認階級性。共黨認為所有文化都是階級性的反應，沒有任何文化是超越“階級”的，他以階級性否定了人類創造的所有文化，他將中國古代的文化歸為“封建”而毀滅，將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歸為“資產階級”而否定。人類創造的文化都被其野蠻否定，只剩其馬列歪理。人類要批判現實社會，必須有超越的、貫通古今中外的時空背景。因此，共黨為了實現其一黨專政，必然會斷裂古今，隔絕中外，讓人的視野喪失超越性的時空背景而徹底屈服于現存政權。上天生生之道貫通時空——時間的綿延不斷和空間的融合無間。時間的綿延不斷是貫通古今，空間的融合無間359

　　是貫通中外。時間的綿延和空間的融合，是一體兩面。有時間的綿延則必有空間的融合，時間上的古今斷裂必然帶來空間上的社會分裂。所以，共黨在斷裂古今後，必以其罪惡的階級鬥爭擾亂人間。能否延續古今、貫通中外的關鍵是，有沒有貫通古今之變的不變者？在民族、階層、政黨等差異之上，有沒有普遍者？若有，則可以貫通古今中外。那麼，永恆不變的是什麼呢？水流動不息，是變；但水的流動性、濕性不變。萬物運行，生生不息，是變；但生生不息的本性不變。天地之所以生生不息，是因為造化本體，破除物之固化，絕不物化，此乃天的剛健之德；造化本體，絕不被物染汙，此乃天的光明之德；造化本體，破除物之隔離，此乃天的感通之德。因此，上天剛健、光明、感通之性永恆不變。其賦予人，即人與天地萬物的感通之性。所以，人，萬感萬應，是變；但人性不變，即人與物、人與人、人與天地的感通性不變，此感通性即天所賦予的良心理性。人類各民族的文化，皆由天所賦予的良心理性所創造，皆能表現良心理性，皆有彼此融合之必要。若以良心理性為真性命，則其他民族的文化即我的良心理性的表現，又怎能忍心踐踏排斥！人類文化從古到今的變化，都是良心理性的流行與展現。若以良心理性為真性命，則祖宗的文化即我的良心理性的表現，又怎能忍心否定斷裂！一個人被古今中外的文化所陶養，他會發現自己的良心理性，有著悠久博厚的神聖根源，而對良心理性生發信仰。但共黨卻否定人有普遍的良心理性，只以鬥爭為不變。那麼非常不幸的是，一個人會給自己身上的暴力鬥爭本能找到悠久的根據，而對暴力鬥爭本能生起信仰，這才是最恐怖的罪惡，因其毀滅了人的道德生命 ——文革毀滅中國人的道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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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古跡是各民族道統的外顯，毀滅各民族文物即毀滅各民族道統。

　　中國自炎黃、堯、舜、孔孟而代代延續的道統被共匪毀滅，各民族的道統也被其毀滅。“道統”之“道”，在天而言為道，在人而言為德。因此，道統即道德之統、良知之統。毀滅道統即毀滅道德良知。在第一章，我已多次說明，天德之發端即惻隱之心。共黨欲毀滅道統，毀滅道德，必從毀滅“惻隱之心”始。以下僅舉兩例來說明——

　　王冀豫在文革時是紅衛兵，在一場武鬥中打死了人。2010 年 5 月他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背負殺人的罪責》公開懺悔。在《鳳凰衛視》對他的採訪中，有一段他和主持人陳曉楠的對話。這段對話可以很生動的說明共黨毀滅惻隱之心，所以我盡量留有細節——王冀豫：一幫人打一個人，幾下就把人打倒了，打倒了以後就拿靴子照腦袋上踹，真是踹，嘭嘭的，當時給我瘮的，我就撲上去抱著那人的腦袋，我說別打了，再打就死了，太殘忍了，我當時喊得特別堅決我記得。

　　後來我就被一個高中的給我提溜起來了，他說你這是什麼階級感情？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他是人渣、他是流氓、他是人民的敵人，真是叫我無地自容、羞愧極了，我覺得我為什麼要站在敵人一邊。

　　陳曉楠：當時他說那話的時候你腦子裡就？

　　王冀豫：腦子裡馬上過了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念頭），我應該把自己給否定了，應該跟他們一樣，我覺得那個人呐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幹好事很難，幹壞事就跟潰了的堤壩一樣，一下就潰掉了。我就是那麼一個瞬間，就是五分鐘，我覺得五分鐘都不到，一下子就變得特別混蛋、特別狠，後來我狠到什麼程度，狠到照他腦袋上連著踹，別忘了我也穿著靴子。

　　361

　　陳曉楠：那種是什麼感覺？就是就是。

　　王冀豫：剛開始還有點心裡發怵，覺得我這樣是不是狠了點，後來覺得很舒服、很痛快，打人是樂趣，真的，就是人就可以變成這樣，可以變成野獸，瞬間的事。

　　諸位，我曾在第一章說過，肯定惻隱之心則善無窮盡，否定惻隱之心則惡無窮盡。共黨以階級性否定普遍的人性，扼殺惻隱之心，因此造孽無數。類似王冀豫這樣的人性瞬間被獸性遮蔽的事例，在文革以及共匪的每次政治運動中是絕對普遍的存在，請諸位再看一例（注 48）——北京大學樂黛雲教授 1951 年去江西進行土改，她當時 19 歲，負責一個村子的土改。在這個村子裡劃出的八個“地主”都被槍決，並且陳屍三日。其中有一名老人，一輩子在上海做裁縫，攢錢買了地，被劃為“地主”槍決了。樂黛雲當時覺得很殘忍，她的領導程賢策這樣開導她：“不能憑道德標準，特別是舊道德標準來對人對事。由於我們的小資產階級出身，我們應該對自己的任何第一反應都經過嚴格的自省，因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結果……擺在我們眼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徹底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據王友琴記錄，樂黛雲後來被打為右派受到殘忍迫害，開導她的程賢策在文革中也被殘忍迫害，他所受到的迫害與他在江西土改中對地主的殘忍迫害一樣。最終，程賢策帶一瓶烈酒和兩瓶濃縮殺蟲劑敵敵畏自殺。

　　如程賢策這樣的鬥人者又被鬥的情況在共黨的每次政治運動中是絕對普遍的存在。惻隱之心被毀便與他人無法血脈貫通，人間必然分裂爭鬥。

　　惻隱之心被毀，對他人的苦痛麻木不仁，必然殘忍。惻隱之心被毀，人喪失了德性生命，只剩下一具肉身，必被奴役。因此，分裂、爭鬥、殘忍、362

　　奴役在共黨的每次政治運動中都普遍存在。惻隱之心即上天好生之德，惻隱之心被毀，必然是殘忍的獸性大發。所以才會出現‘文革毀滅中國人的肉體生命’部分的殘忍無比的迫害手段。

　　蔣公早就說過：“以恨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發揮殘狠的行為，就是在革命之後，社會也必然存在仇視嫉惡的現象”

　　中國文化以仁為本。毛匪之所以要批孔，就是為了給它的殘忍獸行開路。

　　中國文化存養惻隱之仁，必自家庭親情始。共黨要毀滅惻隱之仁，也必從家庭親情始。請看以下兩例——

　　1、張紅兵是文革時的紅衛兵，1970 年 2 月 13 日，他的母親方忠謀表達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反對毛匪搞個人崇拜並焚燒毛匪的畫像，被他和他的父親揭發，他的母親被槍決。他的父親聲明要和他的母親堅決永遠劃清界限。他和弟弟申請和母親脫離母子關係。他的母親死後，他的父親和他根本不願收屍。張紅兵在 2013 年 12 月 7-13 日發表《沒有地址的信——給我的媽媽方忠謀》一文公開懺悔。他非常悔恨的罵自己當年連畜生都不如。他解釋之所以會喪失人性是因為“1966 年 9 月，紅衛兵大破‘四舊’，焚燒了古戲裝、古籍、家譜……人性論、尊卑孝悌…等被作為‘封、資、修’徹底批判，取代而之的是階級性、革命感情……”。他在悔罪的同時也說到：“假如您……出生在公民擁有言論自由等權利的法治國家……您也不該死，不會死！”……他最後悔悟道：“那些虛幻的景象，動聽的說教，人造的偶像，神聖的祭壇……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話，毒害兒童、青少年的精神鴉片，殺人不見血的刀子！人類有絕對的道德原則：血緣、親情關係勝過一切其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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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湖南道縣大屠殺時，殺何明德的頭一天晚上，大隊文革主任何慶輝找何明德的兩個兒子何昌保、何一功談話：‘明天要殺你老子，你敢不敢革你老子的命，殺了他？’……何一功馬上表態：‘我革命！我革命！

　　我一定和我老子查清界線’。第二天殺人時，就由何一功親手將他父親處決。楊家公社鄭家大隊也有威逼地富子女親手殺死生身父母的案例（注49）（共黨土改時逼迫地主吃家屬遺體，肅反時命令舉報親友，文革時鼓動子女批鬥父母……共黨如此滅絕人性，是因為它根本否定人性，只認階級性。有關此點的理論説明請見本章第三節）。

　　罪惡的文化大革命所要革掉的正是親情、友情、愛情等天然的人性。

　　共匪毀滅親情，張紅兵這樣的事例，在文革以及共匪的每次政治運動中是絕對普遍的存在。共黨一面挑動子女鬥父母，毀滅天然的孝道。一面又利用天然的孝道， 無恥的將共匪比作母親，讓人脫離父母來孝敬 共匪。對待親情尚且如此，那麼，愛情、友情更無從談起。仁是天地萬物一體的感通，其最自然的、最根源的發端就是和父母的親情，父子互鬥便毀了仁的發端。義的發端是不侵犯別人、不侵佔他人之物，土改謀財害命便毀了義的發端。仁義俱毀則一切道德皆毀。共黨所造的無量罪孽，以血腥土改和煽動父子互鬥為最大，此二者斬斷了所有道德的萌芽，泯滅了人和禽獸的區別。在文革中，父子、夫婦、師友等一切關係都變為了階級關係，鬥爭關係。暴力殺戮、父子互鬥、夫妻反目、出賣朋友……天所賦予的良心被毀，這就是中國文化所說的亡天下。

　　上天生人，人的惻隱之心就是上天仁慈的發端，人的天命是將惻隱之心首先表現在親情之間，然後逐步擴充到人類及宇宙。因此，親情之愛是實現上天仁慈、人類之愛的起點。共黨以“舊道德”之名毀滅惻隱之心，以種種方式毀滅親情之愛（再舉幾例：共黨的計劃生育，殘忍的在孕婦面364

　　前殺死嬰兒（具體請見下一節）。新冠疫情期間（本書於 2020 年寫完，以下兩例是我此次修改時新增），上海一位女士帶父親就醫，被多家醫院以防疫之名拒絕。在這位女士的苦苦哀求之下，最終有一家醫院同意收治，此時這位父親已病危不治。臨終時，醫院保安竟以防疫為名殘忍拒絕這位女士見父親最後一面。呼和浩特封控期間，一位女士跳樓，女兒要去看母親，但被防護欄阻隔，女兒聲嘶力竭的求“大白”打開防護欄，但“大白”不予理睬。父子之愛是人類一切善行的起點。人類無論遭受怎樣的巨災大劫，只要父子之愛仍在，人類便可以光復人性，恢復正常的社會。若毀滅父子之愛，便喪失了復甦人性、重建社會的根基。親情之愛被毀，則人與人之間必然冷漠無情（僅舉一例：轟動一時的小悅悅事件：2011 年 10 月13 日在廣東佛山市，兩歲的小女孩王悅被兩輛車撞倒碾壓，有 18 人看到卻漠然走過，未予救援。在被第 19 位行人救起送院後，搶救無效死亡）。 道德是罪惡的死敵，民間的聯合是專制的死敵。共黨為了維護極權暴政，必然摧毀民眾之間的信任，以防止民間的聯合（僅舉一例，2006 年發生的有名的南京“彭宇”案，彭宇救起倒地的 64 歲的徐壽蘭，送往醫院並墊付醫藥費200 元。隨後，竟被徐壽蘭家人誣告，說是彭宇撞倒了徐壽蘭，要求彭宇賠償各種費用 13 萬多。最終結果是彭宇賠償徐壽蘭 1 萬元。開庭時，法官竟然質問彭宇：“不是你撞的，你為什麼要扶？”。經過此案後，中國大陸發生許多老人倒地後無人敢扶的事件，有許多老人因無人施救而死亡）。上天的仁慈表現在朋友之間是信義，民間的聯合也必須以信義為根。共黨則以不擇手段為原則，以欺詐為鬥爭的藝術，以背信棄義為天經地義。舉例如下：共黨以“分田地”的名義誘惑農民參軍，在其佔領大陸後，又以“人民公社”

　　的名義收回了農民的土地，最終導致農民餓死數千萬。共黨為了奪取政權，承諾工商業主不實行共產，會保護民營經濟。但在其奪取政權後，就以365

　　“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名剝奪工商業主的財產，殺害工商業主。共黨為了奪取政權，承諾知識份子會實現民主自由。但在其奪取政權後，以“反右”之名迫害殺戮知識份子。共黨加入 WTO 之後，拒不兌現承諾。

　　共黨撕毀與英國簽訂的承諾香港“一國兩制”的《中英聯合聲明》……道統之道，在天為天道，在人為人道，其發端為惻隱之心，其最自然的流露是家庭親情，擔負人道教化之責的是師道、教育、學術。共黨已毀滅道統、毀滅惻隱之心、毀滅親情，則必然毀滅師道、教育及學術。請先看《文革受難者記錄》中的幾例（注 50）——“8 月 26 日的晚上，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負責人主持了一個大會‘鬥爭’校長和老師……‘鬥爭會’從 7 點一直開到 12 點多……物理教員劉澍華…‘鬥爭會’結束後，到了清華大學鍋爐房的大煙囪上，從煙囪頂上往裡面跳了下去……劉澍華的兩條大腿骨頭幾乎完全插入了他的身體，極其可怕。劉澍華留下了懷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劉美德當時懷孕。有一次《北京日報》記者來訪，紅衛兵強迫劉跪在一張桌子上，由一名紅衛兵站在後面把腳踏在她背上，以體現毛（匪）說的把敵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這個紅衛兵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了下來。劉美德的孩子出生後很快死亡…整個學校就像一個大刑訊場，多間教室裡都在打人，不斷聽到被打者的慘叫聲”。

　　中國文化最重天道，天道下貫為人道，代表人道的是師道，中國文化因重道而尊師。但在文革中，學生毆打、羞辱、虐殺教師，彌漫整個大陸。

　　文革中，無數的大、中、小學教師被學生活活打死。在極端下流、極端殘酷的迫害下，許許多多的人自殺。紅衛兵打死人，還要跟家屬索要火葬費28 元。文革中隨便打死一個人，不以為犯罪，反以為“革命理想”。諸366

　　位，如此罪孽在華族史上從未有過啊！尤其可恥的是，這樣的罪孽竟然大量發生在本該是陶養人性的學校！蔣公對毛匪的文革深惡痛絕，他痛切的說：“大陸一般青少年，就是我們民族的幼苗，被塞聰、閉明、誘騙、驅策，成為既無知識，又無靈魂，失去了人性的洪水猛獸，以貽患我民族，為禍於世界，這是萬惡的毛賊對我中國文化最大的一種罪惡”。五十多年後，這些當年被毛匪殘害的幼苗，如今正掌握著大陸的最高權力，他們以共黨罪惡的意識形態繼續殘害我民族幼苗的精神，同時以毒奶粉、毒疫苗殘害我民族幼苗的身體。

　　十年文革，中國大陸的學校全面停課鬧革命，教育徹底停頓。知識份子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汙為“臭老九”，被羞辱迫害，學術文化全面停頓。大家應該已經看到過很多知識份子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記錄，我就不再贅述了。共黨對教育和知識的蔑視是一貫的，早在他們破壞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就狂吠“讀書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文革毀滅了民族固有文化，又隔斷了西方近代文化。人性渴求道德，而毛匪毀之；人性渴求知識，而毛匪說“知識越多越反動”。毀滅道德和知識，則人性毀滅。整個大陸變為了文化和人性的荒漠。

　　幽明一體，絕不可離。幽界被毀，明界亦失明。共黨毀滅了民族文化，斷裂了民族道統，便毀了“幽界之明”，他就變為了“明界之幽”——“幽界之明” 是指幽界的聖賢君子的光明德性。“明界之幽”是指，人身上的私欲、陰損等惡念（請注意，此處所說的私欲，指的是違背良心理性，絕非共黨所定義的“私欲”,以下同，不再強調）。毀掉了幽界的聖賢君子之光明德性，也就毀了自己的明德，就純任私欲在人間（即明界）肆虐，讓明界（人間）變為私欲氾濫、物欲橫流，道德墮落的幽暗世界，所以叫做367

　　“明界之幽”。共黨對國家的定義：“階級統治的工具”。本身就是暴力、鬥爭、權力、物欲等黑暗的私欲，國家已經被它變為了黑暗的化身，其必然挑動國人心中的黑暗。所以，文革時的大陸變為了人間地獄。

　　古人所重的天地、君、親、師並非隸屬關係，而是五者並列：天地是文化系統，君是政治系統，親是宗族系統，師是教化系統。目的是以文化系統、宗族系統、教化系統制約政治系統，避免因朝廷的罪孽導致民族的毀滅。這是華族屢遭大難仍可綿延數千年的重要原因。文革毀滅了文化系統、宗族系統、教化系統，無任何力量制約政治系統，因此毛匪得以肆意妄為，播惡於眾。

　　以上，共黨的文革已經毀滅了中國人的道德生命、民族文化生命、思想生命。肉體生命。那麼，肉體生命所賴以生存的經濟必毀，自然環境必毀——1980 年 6 月，共黨新華社派記者赴晉、陝、甘、寧調查農村的貧困饑餓（注 51）。根據當地農民回憶，他們的生活遠遠不如 1949 年之前。

　　1949 年之前農民可以自給自足，頗為充裕。但 1949 年之後，根本吃不飽，還餓死人。“甘肅通渭縣 1949 年，全縣糧食總產一億六千四百二十萬，三十年來，有 22 年總產低於 1949 年，以人均產量計，更是大倒退，1949 年人均產量 723 斤，1979 年僅有三百二十七斤”。如此貧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共黨的人民公社，農民變為了農奴，毫無自由。農民沒

　　有土地所有權，沒有勞動果實的支配權，記者報導“甚至連在土地上種什麼、怎麼種，怎樣管、怎樣收，都沒有絲毫發言權，剩下的，只有聽吆喝、使力氣的份”。共黨對那些不甘貧困，經營副業的農民以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罪名進行迫害。報導記錄了山西一位農民的話：‘多少年來，公社制度把我們農民像牲口一樣死死栓在槽上，栓在槽上也可以，卻不給草料368

　　吃，不給草料吃，又不讓我們找草料吃”。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說“1978年安徽鳳陽縣前五生產隊，10 戶人家中有 4 戶沒有大門，3 戶沒有桌子，68 個人沒有棉褲……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統計……全國有三分之二的農民生活不如 50 年代，有三分之一農民生活不如 30 年代”（注52）。文革中，在“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下，農民為了增加田地，瘋狂的進攻草原和湖泊，草原和湖泊遭到嚴重破壞（1975 年的慘絕人寰的河南“75·8”水庫潰壩便與此有關。據維基百科，《探索頻道》說這次災難是“世界十大技術災難”之首。如此大災，當時共黨禁止報導，共黨也從未公佈真實的死傷數字。目前的幾種統計顯示傷亡數字在 20 萬以上）。文革時，中國大陸經濟殘破，百姓食不果腹。而此時，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的經濟已經騰飛為亞洲“四小龍”（1951 年至 1988 年間，臺灣經濟年平均增長率9.57%（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共黨的文革，毀滅了人的道德生命、文化生命、思想生命、肉體生命及自然環境，人間生機瀕臨滅絕，這是徹底的物化。但天地生生不息之道絕不物化，人心絕不可能死絕。故，文革時必然有人起而反抗以表現天德人性。請看以下三例（注 53）——

　　1、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社員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呼籲：“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李啟順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1970 年 5 月8 日，丁祖曉被槍斃。李啟順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

　　2、反對文革第一人劉文輝的部分遺書內容——獨夫欲名，玩億萬性命…我將向社會賢達上訴，毛焚書坑儒，迫害異己，愚民毀綱，亡國亡民369

　　……從來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軀來摧毀的，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輝，寫於 1967 年 3 月 20日）。

　　3、劉小凱的《牛鬼蛇神錄》記載了因組織民主黨而被槍決的粟異邦在聽到對他的死刑宣判後，無絲毫辯解反而回擊——“我反共產黨，卻不反人民，反共產黨是為了人民，人民反對你們！”…在執行死刑時，他在十幾萬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產黨！’…槍刺進他的口裡，頓時鮮血直噴，但他還在奮力掙扎……還不到宣判大會結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蔣公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才是中西融匯的人類常道，共黨的文革毀滅了數千年民族文化，又阻斷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文化大革命，即革除文化生命。人和禽獸的本質區別，即人類除了生活在物質世界外，還有文化世界，而禽獸則只有物質世界。毀滅了文化世界，人類就只剩物質世界而無文化世界，人便與禽獸無異，喪失了獨立思考。所以，凡是極權獨裁的政權必然要先毀滅文化。文革讓整個民族與人類的文化世界為仇，與本民族的文化為仇，讓國人從人類的連續時空中斷裂而出。

　　共黨在 1981 年的那個鬼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文革是一場“全面內戰”。首先要明白，文革是馬列對中華文化的毀滅，對中國人民的屠殺，是馬列對中華的侵略，是侵略，根本不是“內戰”，這點必須明白，必須強調。因為，暴君只會盤剝民生，虐殺民命，但不會毀滅本民族文化。只有侵略者才會既虐殺民命又毀滅民族文化。

　　其次，共黨在這個鬼決議中說，文革是由毛匪錯誤發動，被林彪和四人幫利用。他們竟然毫無羞恥的把罪魁禍首毛匪的責任推脫給林彪和四人幫竟然喪盡天良的將其所造罪孽降格為錯誤。共黨在這個鬼決議中還說罪惡的370

　　文革：“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你共黨是加害者、造孽者，不是受害者。你共黨內部那些遭批鬥者，哪一個沒殺過地主，哪一個沒在其它的政治運動中鬥過別人。真正的受害者是被你共黨隨意虐殺的中國人、被你共黨毀滅了數千年文化和道德根基的中國，你共黨竟然恬不知恥的將自己列為受害者。更加無恥的是，竟然將自己淩駕在國家、人民之上列在最前面。這是什麼鬼決議！炎黃子孫啊！數千年文化被毀滅啊！幾千萬條人命啊！如此大劫大惡，如果讓共單以一個破決議就蒙混過去。那麼，列祖列宗之顏面何在！先聖先賢之尊嚴何在！上天所生的良心血性何在！我華族還有何面目存於天地間！！！

　　共黨曾將文革定義為“十年浩劫”（之所以用“曾”字，是因為 2021年共黨在其新黨史中，已經喪盡天良的將文革的定性從“浩劫”改為“艱辛探索”）。注意，文革豈止是“十年”浩劫，而是我華族五千年未有之大浩劫。浩劫又豈止文革一個，土改、反右、大饑荒等等哪個不是浩劫？一言以蔽之，1949 年大陸落入共黨之手，就是漢、蒙、藏、回、滿整個中華之浩劫。那麼，文革有沒有被徹底反思？沒有。文革的罪魁禍首有沒有被否定？沒有。文革的根源還在不在？在。文革賴以發動的共黨專政仍在，罪魁禍首毛魔的畫像仍在，這是對我華族無以復加的羞辱。毀絕共黨，是我華族子孫無所逃於天地間的責任。

　　經過土改、鎮反、反右、文革，華族數千年文化及國人的道德根基被毀滅殆盡，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被徹底毀滅，民主政治所賴以生發的各種民間組織被徹底毀滅，中華民國以來的自由經濟被徹底毀滅。華族之生機盡毀，共黨也第二次步入死亡期，其為了自救，又開始第二次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我說過，共黨371

　　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文革仍然是與三民主義的鬥爭，共黨欲毀盡民族文化、毀盡自由思想、毀盡自由經濟，這是徹底的物化。但天地人性絕不物化，絕對化物，根植於人性的三民主義絕不會滅絕，其具體表現是國人在反右、大饑荒、文革中對共黨的種種反抗以及文革結束後國人渴求自由經濟、渴求民主政治、渴求光復民族正統之三大渴求的漸次醒覺。物化的共黨則繼續打壓此三大渴求。文革後的四十多年就是化物的三大渴求與物化的共黨之間的繼續較量。具體說明如下——八：鄧、江、胡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續命 （並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

　　須先聲明：標題所說的共黨假借民族主義，僅指其利用國人天然的民族情感來挑動狹隘的民族主義，絕非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共黨假借民權主義，僅指其空喊政治改革而毫無動靜，絕非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共黨假借民生主義，僅指其暫時允許私營經濟存在，絕非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

　　共黨絕無真正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文革，數千年民族文化及道德根基被毀滅，數千萬人身體被殘害、精神被羞辱，億萬人的思想自由被踐踏，經濟被折騰到破產邊緣，人間之生機被扼殺殆盡。天下蒼生對生機的渴求是發自本性的絕對命令。因此，文革後，生民必欲恢復民國時便已有的自由經濟、自由思想，必欲光復被毀滅的民族文化。這是生民的三大絕對渴求，而共黨的絕對渴求則是死守其“一黨專政”。所以，共黨必以其所謂的“國營” （實則“黨營”）企業來限制百姓對自由經濟的渴求，必以其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來踐踏百姓的372

　　民權渴求，必以讓人類蒙羞的“馬”主義對民族文化指手畫腳。因此，鄧仍以死守一黨專政為目的，絕無改革；仍然束縛生民對民族、民權、民生的自由渴求，並未開放。毛匪時期，通過罪惡的“集體化”、“人民公社”、“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剝奪所有人的私有財產，收歸黨有 （以“國有”之名）。民眾喪失所有，生存所需皆被共黨控制，民眾稍不聽話，就被斷糧。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遷徙自由皆無從談起。更有甚者，連結婚都需要共黨的“組織”批准。每個人都變為共黨的奴隸。到了鄧，雖然有了一點個體經濟，但是民眾的私有財產並無絕對保障，共黨隨時可以用莫須有的罪名剝奪。更重要的是，土地、能源等等仍被共黨絕對控制，鄧又以四項基本原則絕對控制政權。從毛匪到鄧，極權制度依舊，絕無改革，對社會資源的霸佔如故，並未開放（請注意，對土地、能源、私產等資源絕對控制的、以“公有制”為名的“黨有制”才是共黨的本質，其它的一切都依附於此點。只要此點依舊，則共黨絕未改變 。所以，不要以為共黨在文革後已經變了）。1949 年至今，軍隊是一貫的黨衛軍，政府是一貫的軍政府，有何改革！社會是一貫的毫無民權的奴隸社會，談何開放！1949 年之前本來就有個體經濟、民營經濟，本來就對西方開放，你共黨有何改革！

　　1949 年之前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組黨自由，你共黨毫無自由，談何開放！綜上，並無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暫時在密不透風的鐵幕上微開一孔，讓百姓稍微透透氣而已 （請注意“暫時”一詞）。因此，本書凡提到改革開放均加引號。在共黨的“改革開放”前後，人民都是共黨的奴隸，此點未變。區別只是：1、共黨發現階級鬥爭、計劃經濟導致經濟崩潰、共黨瀕臨滅絕時，它為了自救，不得不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對內改革允許私營。如此，奴隸們便可貢獻更多稅收，此即共黨所謂的經373

　　濟發展的實質。2、“改開”後對人民進行高額徵收，而不是文革時的沒

　　收式徵收。這就是共黨所謂的人民生活改善的實質。

　　共黨在蘇維埃時期，公開出賣民族、踐踏民權、殘害民生，作惡太甚，其自身也步入死境。共黨為了續命，在日本侵華，民族危亡之際，不抗日，卻利用三民主義坐大。文革時期，民族、民權、民生皆死絕，共黨自身又瀕臨滅亡。此時，它又重施故技，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來續命。

　　天地創生絕對破除物化，此乃宇宙之絕對主宰。此絕對主宰，表現在個人即良心理性主宰物欲。表現在古代中國即化物的儒家對抗物化的法家，最終終結帝國，建立民國。中華民國建立後，此絕對主宰的表現主要是：

　　1、共黨只要露出其“物化”的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必步入死亡期。此時，共黨為了自救，必然會假借“化物”的三民主義。

　　這說明“化物則生，物化則死”的天地生生之道，順之則生，違之必死。

　　2、共黨之所以要假借三民主義才能佔領大陸，是因為民族、民權、民生三者根於人性，是中國的真實需要。正因為三民主義根於人性，所以在共黨違背承諾時，不斷有人起來反抗。仔細看會發現，被共黨打為右派、反革命的人，他們的主張均可歸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具體舉例請見第七節）。文革毀盡民族文化，毀盡自由思想，毀盡自由經濟，是徹底的物化。但天地人性絕不物化，絕對化物，其具體表現是文革結束後國人渴求自由經濟、渴求民主政治、渴求光復民族正統的三大渴求的漸次醒覺。國人對自由經濟的渴求，以小崗村的包產到戶為發端，是農民不自覺的以民生主義對抗共黨的人民公社。國人對民權自由的渴求，迸發出“八九六四”民主運動，是民眾自覺的以民權主義對抗共黨的一黨專政。

　　374

　　國人的民族覺醒以恢復民族文化及民間近代史反思為發端，最終凝結為光復民國運動，這是國人同時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對抗共黨。

　　（此三者的次第出現，意義重大，我在本部分稍作說明，其餘的我會在隨後的“光復民國”部分說明）。綜上，共黨靠假借三民主義佔領大陸，70 多年來，對共黨的反抗皆屬於三民主義範疇。三民主義所延續的又是數千年一貫的四大渴求（具體說明請見第二章）。由此可見，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是華族從未中斷的一貫渴求。

　　數千年來，中華有農民，無農奴。毛匪癲狂造作的“人民公社”，把農民變為農奴。毛死江囚之後，饑餓不堪的農奴要回到農民的本性而要求包產到戶。鄧被迫解散“人民公社”，略微的、暫時的恢復了被他們破壞的數千年所固有的農村樣態，同時也略微的恢復了被他們破壞的數千年所固有的個體商販。但是，包產到戶並未改變農民的奴隸身份，農民仍然沒

　　有土地私有權。鄧又模仿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先生在臺灣的經濟建設，開辦經濟特區，引進外資。我在本章第三節說過，共黨實行土地“國有”

　　（實則“黨有”），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都變為了共黨的農奴，農民不願種田，農業凋敝。共黨為了自救，不得不有所更改……毛匪雖然表面說：

　　“……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還有紅色區域准許自由做生意，賺得錢來，均歸本人”。但是毛匪又以查田運動剝奪農民和商人的私有財產。鄧雖然解散“人民公社”同意農民“包產到戶”，允許個體商販和私營企業的存在，但是又沒有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共黨隨時可以用莫須有的罪名剝奪百姓的私有財產。在私有財產沒有絕對保護的情況下，全民都是被宰殺的羔羊，所謂民營企業只是比較肥的羔羊375

　　而已。因此，鄧之“改革”猶如當年毛匪在江西蘇維埃時期所為，皆是假借民生主義來救共黨之命。有關鄧之“改革”有五點需要澄清——一、我曾在《中國大陸淪陷告國際書》一文中說，國際社會必須知道，共黨的“改革開放”是假的。共黨曾有多次類似的“改革開放”。共黨在1927 年——1937 年間，因血腥殺戮地主、掠奪私營業主、破壞中華文化而喪盡民心，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圍剿之下步入死境。它為了自救，在抗戰時期便開始了“改革開放”，請再看我之前已經提到的幾點：

　　1、毛匪在民國 33 年（1944 年）對美國記者哈裏森·浮曼說：

　　“我們不主張一個足以扼殺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我們要準許並且歡迎在我們控制區域中的工商業的外國投資”。

　　2、共黨在民國 32 年（1943 年）5 月 26 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規定》中喪盡廉恥的說：“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最優秀的文化、思想、道德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文化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3、民國 27 年 （1938 年）3 月 12 日毛匪在《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三週年及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上的演說詞》中假惺惺的說：“我們真誠的追悼這些死者，表示永遠紀念他們，從郝夢齡、佟齡閣、趙登禹……諸將領到每一個戰士，無不給了全中國人以崇高偉大的模範……我們要向一切抗日軍人的家屬尤其是死難烈士的家屬致敬禮……我們特別向我們的民族領袖抗戰統帥蔣委員長致敬禮”。

　　共黨靠此次“改革開放”積蓄實力並佔領大陸後，便開始瘋狂的階級鬥爭，殺戮私營業主、毀滅中華文化。經過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國大陆經376

　　濟奔潰，共黨又一次陷入死境。它為了自救，又開始“改革開放”。經過鄧、江、胡所謂的“韜光養晦”，共黨積累了足夠的財力、軍力，它又露出了真面目，習已經有廢除任期制、變態的個人崇拜、公私合營等明顯的極左行徑。它對內明確說明拒絕民主憲政，對外大肆擴張，挑戰國際秩序。

　　共黨只要露出共產的真面目必然步入死境。共黨每逢瀕臨滅絕時，總會有類似的“改革開放”。當其渡過難關、羽翼豐滿後，又會露出真面目。共黨每一次“改革開放”，自由世界都會誤以為共黨已經改變。自由世界每一次誤以為共黨已經改變，都會付出慘痛代價。1946—1949 年，美國誤以為共黨僅僅是“土地改革者”，因而停止援助中華民國政府。共黨在佔領中國大陸後支援北韓、北越，美國士兵在韓戰、越戰中大量阵亡。文革結束，共黨又開始“改革開放”，自由世界又誤以為共黨變了，開始跟共黨貿易，給共黨政權輸血四十年。自由世界與共黨的貿易，只是在餵養一頭受傷的野獸，待其痊癒，必然吃人。自由世界曾希望通過經濟的開放促使共黨走向政治的民主，如今已被證明為幻想。共黨非但沒有走向民主，反而因為自由世界的輸血，讓它擁有了嚴密監控人民的科技、足以滲透自由世界的財力和威脅世界和平的軍力。新冠病毒蔓延全球，給人類帶來無比深重的災難，即自由世界對共黨綏靖所導致的惡果。我已在前面提到，因為很重要，所以再次强調，共黨每一次“改革開放”，自由世界都誤以為共黨已經放棄了階級鬥爭。實則共黨並未停止階級鬥爭。共黨利用抗戰，公開宣稱停止階級鬥爭，允許私營經濟。國統區和國際都以為它變了，美國人誤以為共黨僅僅是“和平的土地改革者”。共黨佔領大陸後瘋狂的階級鬥爭，餓死、殺死、整死上億冤魂。文革後，共黨為了自救，鄧又重施故技而有所謂的“改革開放”。國人及國際又以為它變了，誤以為共黨僅377

　　僅是“經濟改革者”。共黨利用抗戰，表面宣揚放棄階級鬥爭，但背地裡利用民族主義，以“打漢奸”的名義進行階級鬥爭。鄧表面宣揚放棄階級鬥爭，但背地裡同樣利用民族主義進行階級鬥爭——共黨將所有反共者污蔑為反華，將所有威脅共黨安全者皆以威脅“國家安全”之名關押、迫害、殺戮，以前的“地、富、反、壞、右”等概念如今統統變為了“敵對勢力”，“反革命罪”變為了“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段話我曾在我的Facebook 說過）。共黨並未放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的話語體系雖然在社會上隱藏了，但仍然存留在共黨的國安系統。異見人士、政治犯被抓之後，共黨的國保員警對待他們的手法仍然是階級鬥爭的酷刑和話語體系。共黨的《憲法》仍然標明“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共黨的馬列意識形態仍在憲法中，仍橫行于教育體系。只要共黨有了足夠的財力、軍力，必然會赤化全球。

　　二、鄧之“改革”所鼓吹的振興中華是為了利用民族主義。我在前文提到，民國 14 年（1925 年）4 月 4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十九號——宣傳孫中山遺言，發展國民黨左派力量》中說：“在有國民黨組織的工人群眾中……須宣傳民族的黨和階級的黨使命之不同， 使工人群眾不至民族主義化”。共黨要防止工人“民族主義化”，因此，共黨在蘇維埃時期和文革時期均將主張“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者定為反革命。 1929 年蘇聯入侵東北，共黨說“工人階級無祖國”，喊著要“武裝保衛蘇聯”。共黨是國際主義者，與民族主義水火不容。六十年代，中蘇罵戰時，赫魯雪夫罵毛匪是“民族主義者”，毛匪罵赫魯雪夫是“大國沙文主義”，此二賊皆以民族主義為惡。當它在蘇維埃時期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便在國民黨抗戰時期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口號。當它在文革時再次陷入死境需378

　　要自救時，它又在“改革開放”時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口號。之所以說“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僅僅是它的口號，是因為它所說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具體內容仍然是以它自己為至上。請看它在民國 28年（1939 年）4 月 26 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中所說：“中國這個國家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國家，尤其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國家…這就是“國家至上”。中華民族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尤其是佔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民族…抗戰到底和爭取民族絕大多數同胞的幸福，這就是“民族至上” … 目前全國舉行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正如蔣委員長所指出…對國家盡其忠，對民族行其大孝…這裡唯一的標準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對於仁義也是一樣 ”。眾所周知，共黨無論在任何時期均無恥的自稱代表絕大多數人。因此，無需多言便可知它所鼓動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只是以它自己為至上。它提倡民族文化的真實目的只是要“ 忠孝”於它自己。

　　共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聲言代表工農，步入死境後以“中華民主共和國”為口號自救，聲言代表中華民族。竊國後又行階級鬥爭，文革後陷入死境，以“改革開放”自救，又聲言代表中華民族。鄧之所以利用民族主義，鼓吹振興中華，是因為他們原來的“主義”在禍國殃民、平添億萬冤魂之後，已無人信。因此，他只能重施故技，利用民族主義。

　　綜上，每逢共黨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就會假借民族主義。每逢共黨假借民族主義時外界都會誤以為它已經放棄馬列。其實不然，我在本章第四節說過，在共黨利用民族主義不斷鼓譟所謂的“民族復興”時，它並未放棄馬379

　　列，它“正是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民族問題的理論教育中國人民”，將中國人教育成犧牲華族利益、個人利益、家庭利益以實現馬列殖民之穩固。

　　三、鄧無恥的說“改革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鄧所謂的“改革”

　　有許多人做過。1921 年，暴君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因為經過他的殘暴統治，蘇聯已經發生大饑荒，他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恢復部分自由經濟，但絕無絲毫政治改革。鄧的“改革”，滿清在 1860 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就已經做過，當時滿清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滿清除了經濟改革之外，還給人民以些許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而鄧卻絕不進行政治改革 （此處的政治改革，指民主。鄧解散“人民公社”不是此處所說的政改），絕不給人民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行的就是自由經濟，在 1927 年—1937 年，中華民國在內憂外患中的經濟增長也在 8%以上，此即廣為人知的“黃金十年”。鄧的經濟改革，包括特區、加工出口區、經濟開發區、免稅區、科學園區等等都是來自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來自蔣經國總統。蔣經國總統除了經濟建設外，還開放黨禁，實行憲政民主。而鄧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竟堂而皇之的把維護共黨獨裁的四項基本原則寫進憲法（憲政是為了限制政府的權力，保障人民的權利。鄧竟然明目張膽的把維持共黨的獨裁地位寫入憲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鄧的所謂“改革”僅僅是略微恢復了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自由經濟而已（請注意，僅僅是略微）。共黨為了顛覆民國，發動戰爭，生靈塗炭，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文革毀滅數千年文化。最後，仍然回到民國的經濟主張（請注意，僅僅是經濟，而且是略微），那你們的所謂“革命”不是瞎折騰嗎？是誰允許你們拿民族的幾十年時間、億萬條性命來做實驗的？鄧生在清末，長於民國，他不可能不知道清末已有此“改革”，他之所以大言不慚的說“改革380

　　是前人所未做過的事”，是準備為其所犯錯誤開脫。當他犯錯時，他會說“改革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四、有關鄧之“改革”所鼓吹的“向前看”，我曾在我的 Facebook說：共黨百年來不斷號召百姓“向前看”。民國 38 年之前，在延安整風中，共黨幹部之所以可以忍受和文革一樣的殘酷迫害，是因為共黨號召他們向前看——實現共產。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是因為共黨號召向前看——超英趕美。鄧為了讓百姓忘記土改、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的累累血債、國仇家恨而號召向前看——實現四個現代化。習為了讓百姓忘記民權為零，民生艱困而號召向前看——民族復興。共黨永遠讓百姓向前看，而他們自己則永遠不惜一切代價的“向權看”、“向錢看”而絕不“向民看”。大躍進的超英趕美，是為了和蘇聯爭霸。如今的“經濟”大躍進是為了和美國爭霸。共黨為了和蘇聯爭霸，餓死幾千萬人。為了和美國爭霸，讓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今日在大陸看到的高樓大廈，其背後的代價是：無數民房被強拆；因強拆而爆發的無數群體抗暴事件；因群體抗暴而被共黨鎮壓的無數血淚；無數中產為了供房耗盡半生，無數底層百姓終其一生買不起房，無數被迫害殺戮的異見人士以及在嚴酷迫害之下，怯懦無血性的人種墮落……共黨數十年來嚴密封鎖對土改、大饑荒、文革等浩劫的報導。

　　他們在文革時製造了廣西賓陽湖南道縣、雲南沙甸等大屠殺之後，絕不悔過，繼續製造八九六四大屠殺。在血腥鎮壓六四之後，他們絕不悔過，數十年間不斷鎮壓百姓的群體抗暴事件。共黨虐殺民命數千萬，在人性面前，在列祖列宗面前，在生民面前，是絕對的加害者，絕對的罪犯。罪犯、加害者有何資格給被害者“平反”！鄧在給數千萬冤假錯案“平反”後，就拿一句“向前看”來讓人民忘記它們的罪惡，天下焉有此理！

　　381

　　五、鄧之“改革”所鼓吹的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科技國防的現代化，這只是經濟科技概念，並非民生概念，更無民權概念。所以，在 1979 年，鄧逮捕了提出要在四個現代化之後再加政治民主化的魏京生（具體見後）。真正的現代化必須包含政治民主化，但因為鄧閉口不提，導致如今的大陸人皆誤以經濟發展、軍力強大為現代化，而被共匪所鼓吹的崛起蒙蔽。

　　鄧只改經濟，絕無政治改革。毛匪死後，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竟然還要走毛匪的路，共黨內部和民間均對此極其厭惡，因而有了“思想解放”運動。民國 68 年（1979 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時魏京生提出中國大陸應該在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之外，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民主。中國人權同盟提出中國人權宣言，其中有：“公民要求思想言論自由，釋放全國思想言論犯；公民要求憲法切實保障批評和評價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權利；給與少數民族充分的自治權；公民享有投票權、遷徙權、政治與經濟平等權等”。鄧利用此次“思想解放”運動，否定了“兩個凡是”，扳倒了華國鋒之後，隨即便以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為名鎮壓此次思想解放運動，魏京生被捕。

　　鄧一面強調“繼續解放思想”，一面打壓思想解放運動。他強調繼續解放思想，是為了推進經濟改革。他打壓思想解放運動，是為了拒絕政治改革。鄧推進經濟改革，從個體經濟的發展中吸取了巨額稅收。但他拒絕政治改革，死守一黨專政，嚴重限制了個體經濟的自由生長，個體經濟必須與權力結合才能生存，因此官員迅速腐敗。知識界一面引進西方現代文化，一面反思被共黨扭曲的民國史、被共黨毀滅的民族文化。知識界的思想探索對民眾產生了巨大的啟蒙作用。綜上，一方面，民眾因為思想的啟382

　　蒙而要求政治改革。另一方面，民眾目睹因拒絕政治改革而導致的嚴重腐敗。同時，鄧屢次允諾“政改”，非但毫無動靜，反而更加強化一黨專政。

　　因此，民眾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

　　民國 75 年（1986 年）中國科技大學校園貼出大字報《一黨專制是阻礙民主的主要障礙》：“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民主發展的主要障礙……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一個社會團體，決不能凌駕於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與其它政黨同等……馬克思主義只是一門科學，不是什麼‘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只能與其它社會科學具有同等地位”。

　　1989 年的六四民主運動及共黨的血腥鎮壓，舉世皆知，在此不贅述。

　　在六四大屠殺之後——

　　一、共黨已徹底喪失政權合法性。共黨為了死守政權，主要靠以下幾點：1、以毀壞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2、煽動虛假的民族主義。3、以貪腐治國。4、不擇手段的對內鎮壓。

　　二、百年來，共黨的屠殺從未中斷。在六四大屠殺之前，便有文革時的湖南道縣大屠殺，雲南沙甸大屠殺、廣西賓陽大屠殺、北京大興大屠殺等。但因為鄧的“改革開放”，國人誤以為共黨已經變了，不會再大肆屠殺了。六四大屠殺讓民眾徹底看清鄧和毛匪乃一丘之貉，都是為了一黨之權，一人之權，視人命為草芥的獨夫民賊。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徹底否定共黨，徹底跳開共黨所給定的思想框架，開始反思被共黨毀滅的民族文化，被共黨扭曲污蔑的中華民國。

　　今日中國大陸，何去何從，取決於以上兩點的彼此較量。在本部分，我只說第一點，在隨後的“光復民國”的部分，再說第二點。

　　383

　　因共黨太過殘暴，所以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曾被共黨統治過的許多國家都宣布共黨為犯罪組織並禁止在公共場合展示共黨標誌。這些國家包括：斯洛伐克、捷克、烏克蘭、波蘭、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愛沙尼亞、格魯吉亞、匈牙利、立陶宛、拉脫維亞……六四大屠殺、蘇聯解體、東歐崩塌，讓共黨徹徹底底的失去了合法性。共黨為了死守政權，只能以所謂的“經濟建設”為綱，挑動國人的物欲，讓全民只關心物質生活，只以物質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不再關心自由、平等、民權、正義等精神價值，以維繫其一黨專政。中華民國在大陸經過 38 年的現代公民教育，國人的公民意識已經醒覺。但經過毛匪的暴力鎮壓和鄧的物欲腐蝕已毀滅殆盡。共黨以生存權看待人權。人權變為了動物權，民權變為了納稅的義務。毛匪讓人以暴力鬥爭為是非標準，這是人的獸化，鄧讓人以物質生活為是非標準，這是人的物化。人的物化表現在官場便是以貪治國。

　　共黨以貪治國有如下目的：

　　一、以既得利益集團打壓民主變革。在鄧的號召下，紅色權貴這一部分人利用權力先暴富起來，因此才有八九六四的“反腐敗、反官倒”。六四屠殺以後，紅色權貴更加肆無忌憚的掠奪。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涵蓋個體與群體，既非階級鬥爭，也不是資本主義。民生主義既肯定私有財產，發展自由經濟，又以和平的方式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實現民生的公平。

　　而共黨在 1949 年竊國建政之後，以“公有制”的名義剝奪國人的私產，將國人的私產變為其一黨之黨產。鄧之後，以“國企改造”的名義，又將“國有資產”變為共黨權貴寡頭的私產。共黨以“公有”、“國有”之名霸佔全國。因此，“全民之國”變為其“一黨之產”。各地官員來自“黨命”而非民選，無需對民負責。各地官員對所在地只能短暫的佔有，他們384

　　在任期內當然會以各種名義大肆搜刮。因此，只要“黨有”就必然會變為“官有”，只要官員來自“黨命”而非民選，就必然貪腐。由共黨及其附庸所組成的龐大利益集團，就必然會打壓民主變革。

　　二、可以借反貪之名進行權力鬥爭。共黨的根本特性是，由一黨專政，對民眾進行壟斷性的盤剝，此即共黨的整體貪腐。其黨徒個人之貪腐只是表像而已。只要一黨專政的壟斷性盤剝存在，就必然有貪腐。而共黨卻只反貪腐，絲毫不觸及一黨專政。共黨反貪的目的是：一、表演給民眾看，藉以舒緩民怨。二、避重就輕，迷惑民眾，讓民眾誤以為共黨之罪惡僅在貪腐，煽動民眾對貪官的仇恨，以掩蓋貪腐的罪根——一黨專政所維護的共黨壟斷性盤剝。三、借反貪進行權力鬥爭。毛匪時期，以“路線”之名進行權力鬥爭。六四大屠殺之後，其意識形態已徹底崩潰，不能再以“路線”之名進行權力鬥爭，便只能以“反貪”為名。因為共黨以貪治國，幾乎無官不貪。所以，反貪就變為了共黨進行權力鬥爭的最好工具。

　　三、腐蝕中產階級。通常以為，中產階級的壯大，會促進民主自由。

　　但是，共黨以貪治國，必然權錢交易，中國大陸所謂的“中產階級”大多數都和共黨屬於同一利益集團，不可能推動民主變革。

　　四、以貪腐治國則盡人皆知，只有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才能生存，整個社會物欲肆虐，所有人被這架腐爛的機器綁架，由官場貪腐變為社會貪腐，社會普遍墮落，失去了抵抗專制的道德根基。

　　共黨只改經濟，不改一黨專政。因此，經濟發展所得被由太子黨、官商集團、御用知識份子組成的權貴集團壟斷。所以，高層奢靡無度、中層艱困不堪、底層悲慘無告。一黨專政之下，毫無司法獨立和媒體監督。被共黨及其附庸所侵犯的普通百姓，只剩上訪一途卻又被各地政府截訪、關385

　　押、迫害。由於黨權橫行，民權為零。因此，官民衝突不斷。共黨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说民國 99 年（2010 年）大陸的群體事件约 18 万起。共黨的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说民國 100 年（2011 年）大陸的群體事件约18.25 萬起， 每天 500 起 （注 1）。如此大量的群體事件皆被共黨鎮壓，因此而死者，無法計數。共黨為了保其政權穩定，維穩經費之高震驚世人。

　　如果經濟繼續增長，百姓對種種不公，尚可忍受。一旦經濟陷入停頓，民不聊生，必然反抗。同時，經濟停頓以後，共黨就沒有控制輿論的費用、豢養員警的費用、收買國際的費用，其政權必坍塌。因此，共黨才變態的發展經濟。共黨靠毫無人權的極其廉價的勞動力吸引外資，靠不顧子孫的毀壞環境來維持經濟（共黨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農民不能靠賣土地變為民間資金，反而變為了極其廉價的勞動力。共黨靠龐大的極其廉價的勞動力誘惑外資，靠出賣土地來解決地方黨政費用，靠鋪天蓋地的房地產貪污，靠高樓大廈偽裝強大，遍地高樓背後——是無數中產變為房奴，是無數普通百姓終其一生買不起房，是共黨血腥鎮壓因強拆而大量爆發的百姓抗暴事件、上訪事件、維權事件。數十年來，因此喪命的百姓不計其數）。共黨為了“經濟”

　　大躍進，以百姓的血汗、性命、尊嚴及祖宗的大好河山為代價，而經濟發展所得卻被共黨權貴及其附庸霸佔，百姓忍受的是有毒的空氣，有毒的水，有毒的奶粉、有毒的疫苗……毛匪大躍進餓死人的時候，匪幹有特供，今日的共黨權貴們同樣有特供——特供的水、特供的食品、奢靡的免費醫療……普通百姓如果沒有錢，醫院拒絕收治。很多人因無錢看病而等死、自殺。因此而死者，不計其數。

　　共黨在江西蘇維埃時，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而步入死亡期，為了自救，它利用抗戰，假借三民主義坐大。為此，它對外說，停止階級鬥爭，並大肆宣揚民主。文革大肆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共黨又步入死亡386

　　期，其為了自救，又開始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此時，它再次利用民權主義，不停對外宣揚要進行政治改革，江、胡、溫等人民主、自由、人權不離口。實則，政改毫無動靜。共黨不斷表明要實行市場經濟，同時賄賂西方知識份子，讓西方知識份子不停的說，只要中國大陸繼續改革開放，實現自由的市場經濟。那麼，經濟的自由必然會帶動政治的民主，以此麻痹西方民主國家。他一面和西方民主國家靠近，一面又和朝鮮、伊朗等流氓政權聯手。猶如共黨在叛亂時期，一面宣揚要建立美國式的民主，一面和極權的蘇聯靠攏來反美。由此可見，共黨口中的“民主自由”只是它維持極權的工具而已。江、胡在利用民主欺瞞國際和國人的同時，從未停止過對民主運動的殘酷鎮壓，這是共黨從未更改的“祖宗家法”。共黨不斷談論政治改革，以此麻痹國內民主人士。與此同時，共黨又主動挑起“中國究竟是否適合民主”的爭論。

　　共黨破壞民權與民生的另一個罪狀即血腥的計劃生育。請先看幾例共黨自己的說法（注 2）：

　　1、民國 98 年（2009 年）12 月 19 日共黨的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趙白鴿在哥本哈根說：“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從 30 年前的5.8 下降為目前的 1.8，也就是說中國在過去 30 年裡少出生了四億人口”。

　　2、共黨的計生委前司長張二力在民國 101 年（2012 年）6 月 8 日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說：“我到每個省去查的時候，都會發現一些流、引產，都發生這個問題是比較討厭的。我們覺得對不起中國的婦女”。

　　3、根據共黨衛生部民國 99 年（2010 年）統計年鑑顯示，中國大陸一年計劃生育人工流產人數 1983 年達到了 1437 萬人。2000 年來計劃387

　　生育人工流產手術多穩定在每年 700 萬人左右，最高峰為 2008 年，人工流產人數為 917 萬人。

　　共黨實行的計劃生育，導致中國大陸 4 億嬰兒未出生。大陸各地隨處可見野蠻的計生口號：“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計劃生育期間，發生了大量慘無人道的墮胎事件，如“百日無孩”運動：1991 年 5 月 1 日——8 月 10 日山東冠縣等地政府命令所有懷孕的婦女都必須強制流產。三個月內，兩萬多嬰兒被殺，屍體被野狗吃掉（注 3）。

　　在如此顯明的事實面前，共黨竟然無恥的否定強制計生的存在。共黨的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趙白鴿在民國 93 年（2004 年）7 月15 日的新聞發布會說：“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是強迫性的，人們是在自願的基礎上實施計劃生育的” 。民國 100 年（2011 年）1 月 20 日上午，胡錦濤在會見美國參眾兩院議長及國會部分議員時說，中國不存在強制墮胎（注 4）。我看到過一張照片，是陝西安康的一位婦女被強制墮胎，此時胎兒已有七個月，她躺在床上，身旁是胎兒的屍體。我還看到很多被強制引產下來的已經八九個月大的胎兒的照片，他們被裝在醫療廢物垃圾袋裡丟棄在河邊、橋底、垃圾桶。共黨的血腥無人道震驚世界，全球只有共黨實行強制的計劃生育。蔣公早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就批評了共黨計劃生育所依據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他批評馬爾薩斯把人口問題當作純粹生物學的問題和簡單的經濟問題。他明確反對共黨把貧困歸因於人口增長太快。蔣公說：“在人口城市化的趨勢裡，顯明的趨勢是大家族分388

　　化為小家庭，早婚改變為晚婚，離婚率增高，而生育率減低”。蔣公還談到如何防止生育率減低帶來的社會老齡化。

　　民國 47 年（1958 年）共黨在上海奉賢縣的“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提出“用殺人之心搞生產”，全縣範圍內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請假護理，造成兒童死亡 411 人（注 5）。共黨以殺戮地主、人海戰術佔領大陸，是以殺人之心奪權。共黨防疫，封城封戶，很多人因患病無法就醫而死，因無收入絕望而自盡，是以殺人之心防疫。共黨以人口太多會拖累經濟發展為藉口實行計劃生育，是以殺嬰之心“建設”。

　　我已多次說過，政治領域的具體內容是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中國大陸的核心矛盾是黨權和民權的對立。共黨不敢正視、直面黨權和民權的矛盾，它拐彎抹角，欲以“民族”、“民生”來掩蓋民權的喪失。具體表現是：

　　一、拼命的發展經濟，讓國人只關切物質生活，無暇顧及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另，妄圖以經濟發展來證明其合法性。這是共黨企圖以“民生”（請注意，此處的“民生”僅僅是經濟的意思，並非真正的“民生”）來掩蓋民權。

　　二、將所有渴求民權，反對黨權的人，污蔑為反華、境外勢力。將香港及少數民族對民權的渴求污蔑為“獨立”，這是共黨企圖以“民族”來掩蓋民權。在民生艱難，民權喪失的情況下，共黨毫無道義合法性，其能夠利用的只有虛假的民族主義了。所以，共黨拼命的鼓動虛假的民族主義，利用民族主義掩蓋由民生不公、民權喪失所帶來的矛盾。所謂共黨利用民族主義是指，共黨以黨綁架了國，然後利用人民天然的民族情感，煽動以服從其統治為本質的虛假民族主義。共黨以“中共”綁架了“中國”之後，389

　　將國人分化為兩部分，一是有民權概念，以批評共黨為愛國者。二是無民權概念，以諂媚共黨為愛國者。然後挑動二者互鬥，以此打壓民權。共黨利用虛假的民族主義，將由其導致的罪惡歸罪於西方，猶如毛匪將大饑荒歸罪於蘇聯；將民主人士污蔑為‘境外勢力’，將反共污蔑為‘反華’；將符合普遍人性的自由民主扭曲為西方原則，試圖以民族主義打壓民權。

　　幾十年來共黨在毫不間斷的煽動“反美”的同時，眾多官僚又將其子女和財產送往美國（包括鄧、江、胡、習在內，對關注政治的人而言，這已經是常識）。他們之所以反美，是為了利用民族主義反對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一脈貫通，互不衝突。因為，民族主義是以民族固有道德為本，必然敬人如敬天，尊重獨立的人格尊嚴。因此，真正的民族主義是外守主權，內尊民權。而共黨鼓吹民族主義則是為了扼殺民權。

　　共黨同樣利用民族主義來對付臺灣，共黨一面挑動台獨，一面“反台獨”。共黨嚷著要拿下臺灣，所看重的並非臺灣的土地，因為共黨出賣的國土面積遠遠大過臺灣。共黨對臺灣的種種手段，其目的只有一個即打垮中華民國。臺灣的正確稱呼是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共黨的最大威脅，只要中華民國存在一天，共黨這個馬列黨國就絕非正統。只要中華民國存在一天，就是中華國族的民主燈塔。因此，中華民國的存在讓共黨如芒在背。為了徹底打垮中華民國，共黨一面挑動“台獨”，一面“反台獨”。共黨在江西蘇維埃時期就已經主張台獨（請見本章第三節）。臺灣最早一批主張台獨的都是台共，共黨為早期的民進黨提供了大量經費。共黨和民進黨一唱一和，彼此利用，其共同目的即打垮中華民國。共黨在喊“反台獨”時，一方面，認同中華民國並以捍390

　　衛中華民國為己任的國民黨就會因為“反台獨”而被其統戰。另一方面，又能迷惑眾多的大陸民眾。因為臺灣的民生公平、民主自由遠遠超過大陸，共黨無法以民生、民權之名來煽惑大陸人，它只能以“民族主義”來煽惑大陸人，“反台獨”就是它利用民族主義的最佳口號。我曾在我自己的Facebook 對臺灣的藍營說：“藍營熱愛中華民國，當然不認為自己是台獨。但在共黨眼中，你們也是台獨，而且是唯一能夠對它構成威脅的“台獨”。在共黨眼中，只要你在它那虛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還認中華民國，你就是台獨。看到民進黨鬧台獨，最痛心的自然是國民黨，最高興的則是共黨。因為它知道，藍營中必有人會為了反台獨而投共，真正捍衛中華民國的藍營必分裂、必墮落。民進黨的台獨純屬無根妄作，絕無可能，共黨要利用這個虛幻的威脅，來滅掉真正的最大的威脅——中華民國。民進黨和共黨表面上你死我活，但背地裡勾肩搭背，各取所需，共同滅掉我中華民國。民進黨的台獨，其始作俑者即台共。所謂“反獨反共”，其實只有一個即反共。共黨一死，台獨必失其依傍而亡”。（有關共黨如何統戰臺灣，我在下一節還會談到）。

　　鄧、江、胡時期，共黨為了續命，還要利用私有經濟。雖然一貫的打壓民主，但仍表面宣揚要進行政治改革。對外，因其要“韜光養晦”，所以沒有四面樹敵。一言以蔽之，即共黨還要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但到了習，便開始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九、習匪利用民族主義，毀滅民族、民權、民生而步入死亡期391

　　先回顧一下，共黨在江西蘇維埃時期，直接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因而步入死亡期。共黨為了自救，開始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在抗戰中坐大、在叛亂中佔領大陸並在恢復因戰亂毀壞的經濟後，共黨自以為已經站定腳跟，便又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其自身又瀕臨滅亡。為了自救，鄧又開始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即所謂“改革開放”）。經過江、胡兩代的“韜光養晦”，到了習，自以為翅膀硬了，又開始公開毀滅民族、民權和民生。

　　有關習毀壞民族，我說三點：1、腐蝕民族文化，將民族帶進戰爭深淵。2、迫害少數民族。3、四面樹敵、禍亂全球。此三點，我融合在一起談。

　　我在“鄧、江、胡假借民族主義的部分已經說明，共黨假借民族主義的目的只有一個，即維護其極權專制——共黨首先以黨綁架了國，然後再以被綁架的國打壓民權、盤剝民生。政治領域只有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習面臨經濟嚴重衰退，民生更加艱困。他又重回毛匪式極權，民權更加殘破。在此情況下，習只有更加變態的利用民族主義一途——毛匪時期，公開的、血腥暴力的毀滅中華文化。鄧、江、胡時期，已經開始利用民族文化。習為了更加變態的利用民族主義，便開始公開“肯定”（實則利用）中華文化。習上臺之後，去曲阜，又到孔子研究院。這是 1949 年之後，共黨黨魁第一次公開的、正式的“肯定”儒家。因此，一幫天真的“儒家”便誤以為等到了漢武帝的“復古更化”。此後，大陸隨處可見被抽了骨髓的所謂“中華文化”活動，從共黨媒體到各級政府的文宣中，也開始裝模作樣的引經據典，各種“中華文化”的標語更是烏泱392

　　泱的一片……如此這般，更讓海內外華人誤以為共黨已經放棄文革那一套了，誤以為共黨已經變為中國了。諸位，我強調一句，共黨從未停止過對中國文化的破壞。1976 年之前，共黨是公開的、血腥的毀滅中國文化；1976 年之後，共黨是背地裡、腐蝕中國文化。1976 年之前，共黨以獸欲的鬥爭毀滅中國文化，是文化大革命；1976 年之後，共黨以物欲腐蝕中國文化，是文化大腐爛。1976 年之前，共黨直接挖孔子墓。1976 之後，共黨假借孔子之名滲透國際，玷污孔子（共黨滿世界的假借“孔子學院”之名滲透國際，現在西方各國紛紛關閉孔子學院）。1976 年之前，共黨通過血腥殺戮，讓幾代中國人變得懦弱無血性。 1976 年之後，共黨通過鼓動物欲，讓幾代國人變得自私無德性。無血性、無德性只是物化，絕非文化。人被肉身和物質主宰，就是物化。能夠破除物化才是文化。否則，即便有教育、有知識，即便滿世界的鋪排文藝都只是物化，不算文化。文化以人類精神為本體，人類精神又以天地精神為本體，天地精神絕對破除物化。所以，文化才可以破除物化。因此，何謂文化？以造化為本體破除物化，就是文化，能擔負此責便是教化。共黨之所以只有物化，是因為他們不僅否認“造化”可以破除“物化”，甚至將“造化”“唯物化”。很多人之所以會誤以為共黨開始尊民族文化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國文化的核心，不在詩詞歌賦，不在經典文獻，不在內聖修身，而在孔子作《春秋》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一介匹夫替天行道的剛大浩氣。六七百年的宋明理學之所以將內聖修身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精微，是因為他們欲貶天子，卻毫無憑藉，他們只能透過修身，讓至大至剛的天地正氣滲透進血肉之軀來對抗皇權。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帝國後，通過民主制度保障“匹夫貶天子”。習修改任期，定於一尊，它自封“天子”、鬥“諸侯”、貶“大393

　　夫”、殺盡替天行道的匹夫。其如此暴虐，毫無人文精神，還談什麼文化！

　　切勿以為滿世界的文藝活動、滿大街的標語、滿口的引經據典就是尊民族文化！”（這段話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發佈）。請諸位翻翻今日共黨之所謂憲法，看看高居憲位的所謂“指導思想”是什麼東西，可有我民族文化中儒、墨、道等任何一家嗎？有嗎？如今，那個踐踏我數千年民族文化的、鬥死餓死幾千萬同胞的、給人類帶來巨大浩劫的所謂“思想”不是仍然高居憲位嗎？如果默認它存在，那麼，我民族文化中所強調的廉恥何在！氣節何在！

　　習一面利用民族主義，一面毀滅民族精神——我曾在我的 Facebook說：“共黨封鎖一切資訊，讓大陸百姓變為瞎子和聾子，變為被愚弄的傻子；共黨打壓言論，殘酷迫害，讓大陸百姓變為懦弱小人；共黨打壓民權，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把大陸百姓變為只關心一己一家生活，絲毫不關心社會正義的自私小人。瞎子、聾子、傻子、懦弱、自私，都是人種的墮落”。共黨今日之所為，正是它佔領大陸之前所反對的。共黨的吳晗在1941 年 1 月 14 日的昆明《自由論壇》上說：“一個國家的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敢不敢代表輿論…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成為木石，成為猿鹿”（注 1）。我曾在《跟臺灣朋友說說我所感到的大陸暴政》一文中寫到：“今日大陸，學術和文化都在共黨的審查之下，絕無自由可言。知識份子追名逐利，廉恥喪盡，毫無氣節可言。今日大陸，各大宗教都在共黨的管控之下，經常會看到宗教人士竟然無恥的唱紅歌。宗教之所以為宗教，就在其有超越的神聖性，而大陸之宗教界卻墮落如此，毫無神聖可言。人之所以超越動物，394

　　就在人類有文化世界。唯一能代表人之崇高本性的就是文化界和宗教界，而今日大陸的文化界、宗教界，竟如此墮落。那麼，我們這個民族的生機何在？”。

　　毛匪的文革毀滅了國人的民族文化生命，鄧血腥鎮壓六四，毀滅了自由的思想生命。民族文化生命和思想生命俱毀，便只剩肉體生命。江、胡挑動物欲，腐敗治國，讓大陸只剩肉欲和物欲的氾濫。我曾在我自己的Facebook 說：中國大陸百姓喪失了人格自覺，墮落為物欲的奴隸；喪失了民權自覺，墮落為共黨的奴隸。他們既不能對人格負責，又不能對群體負責，已退化為“動物性”存在。此時，物質性的經濟強大和獸性的軍事強硬便很容易喚起動物性的“尊嚴”。習便在此背景下，大肆鼓噪納粹性的、軍國主義式的虛假民族主義，對內瘋狂鎮壓，對外四面樹敵、禍亂人類——

　　除了對民主人士及百姓群體反抗的一貫鎮壓外，共黨對少數民族的迫害更加嚴酷。習對少數民族的殘酷迫害，必然加劇中華分裂的危險，也必然加劇中華內戰的危險。因為習長著漢族的臉孔，這必然會加劇少數民族對漢族的仇恨。習又強行通過香港“國安法”，公開撕毀一國兩制，此舉也必然會加劇中華分裂的危險 。習的香港“國安法”第 38 條竟然瘋狂的規定：“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這是公然挑釁國際，被網議譏為共黨撕毀一國兩制後要實行“一球一制”。共黨在加入 WTO 後，秉其百年來背信棄義的祖宗家法，拒不履行承諾，且對西方民主國家瘋狂滲透。因此引發“中美貿易戰”。習又以所謂的“一帶一路”為偽裝，滲透、殖民各弱小國家，引發了各弱小國家的排斥。尤其罪395

　　惡的是，因習的隱瞞而導致新冠病毒蔓延全球。習竟然推脫責任，歸罪於西方（因共黨封鎖資訊，以上的中美貿易戰，“一帶一路”、新冠疫情的真實情況，大陸人知之甚少）。四十多年來，世界各國因為垂涎大陸市場，而對共黨採取綏靖政策。如今各國已嘗到了苦果，紛紛醒悟，開始圍剿中共，紛紛以中共病毒稱呼新冠病毒。各國政要的談話中，已經在明確區分中共、中國、中國人民，明確說明，共黨不是中國和中國人民，他們所反對的不是中國而是共黨。而共黨則將所有反共者污蔑為‘反華’，將反中共污蔑為‘反中國’，以此來綁架中國、煽動虛假的民族主義。

　　習無孔不入的鼓噪“崛起”。諸位，請不要忘記，血腥劫財的土改和無法無天的文革仍未清算。那麼，在此基因下所“崛起”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今日大陸，在上掌握實權者正是當年要赤化全球的紅衛兵，在下者是崇尚暴力的極左民粹，中層的民間組織被摧毀、知識份子或被收買、或被嚇破了膽。在上的要赤化全球的紅衛兵和在下的暴力民粹一旦合流，中間既沒有組織性的制衡，也沒有道德性的制約，便只有暴力氾濫全球。這絕非危言聳聽，這是我華族今日最大的危險——無孔不入的極權和瘋狂的民族主義就是納粹。共黨為了煽動民族主義，多年來不斷宣揚，國際社會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諸位，反共就是為了保衛中國。為什麼呢？諸位可否記得，當年的甲午海戰，滿清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滿清的北洋水師強過日本，為什麼會輸給日本呢？滿清是輸在制度。一個國家的力量，必須來自社會的活力。當年的滿清僅僅是皇權，而今日的共黨則是極權。皇權之下，仍有民間社會存在，社會仍有些許活力。而共黨極權的本質是殺死社會的“社會主義”，共黨扼殺了一切民間組織，整個大陸只剩共黨，而共黨又聽命于黨魁一人，如今共黨的僵死腐爛遠甚于滿清。民權396

　　是民眾的政治力量。民眾依靠民權對內反抗權貴盤剝，維護民生自主；對外反抗外族侵略，維護民族自主。民眾喪失民權，對內無力反抗權貴，維護民生，對外必然無法守護民族。此點古史明證多矣！有關此意，共黨在佔領大陸之前也曾極力主張。例如，民國 32 年（1942 年）4 月 5 日劉少奇對陳丕顯說：“未有對於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來保護的民眾，而能起來積極保護國家民族的利益的。所以我們今天發動民眾起來保護其本身的利益，也是直接的發動民眾起來保衛國家民族的利益，而走上抗日的戰場”（注 2）（有關共黨不抗日，只是假借抗日擴張的詳細説明請見本章第四節)。但是，如今起來保護自己利益的民眾卻被共黨假借“國家利益”等名義抓捕、鎮壓。

　　許多華人被共黨鼓吹的物質性民族主義所迷惑。何謂物質性民族主義？

　　先請看共黨對“強”的定義：“力量大，勢力大（《現代漢語詞典》2012年第六版 1041 頁）”，再看共黨對強國的定義：“國力強大的國家。強國之本在於發展經濟（《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1041 頁）”。為了讓諸位看清共黨如此定義“強國”的實質，請諸位再看共黨對國家的定義：“階級統治的工具（《現代漢語詞典》2012 年第六版 496 頁）”。共黨又以統治階級自居（共黨如此定義的惡果之一是，許多大陸人誤以為自古以來的國家都是階級專政的工具，所以他們竟然愚蠢的將共黨打壓言論、血腥鎮壓視為正常，他們說“統治階級都如此”）。那麼，共黨之所謂“強大”，真正強大的是誰呢？不就是共黨自己嗎？一個政權對內鎮壓、對外擴張，內外皆無道義。其所謂強，必然是暴力政權的強，必然禍亂國族！如今，自覺翅膀漸硬的習，四面樹敵，納粹化日趨明顯，這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危險。

　　397

　　共黨對臺灣也大肆鼓動物質性的民族主義。共黨佔領大陸，是馬列黨國對中華民國的侵略（外來馬列對中華文化的侵略，黨權對民權的侵略）。

　　共黨假借民族主義將馬列黨國對中華民國的繼續侵略偽裝為“統一臺灣” 。

　　在正式說明之前，請先看一段共黨在佔領大陸之前的說法。民國 33 年（1944 年）6 月 13 日共黨的《解放日報》刊登毛匪答中外記者團的話：

　　“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 如今，共黨專政絕無民主，卻無恥鼓噪“統一臺灣”。共黨在民國 20 年（1931 年）成立的蘇聯的兒子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在明目張膽的分裂中國。共黨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中華，只是馬列；並非共和，只是共黨專政。正因其既非中華，又非民主。所以，臺灣拒絕與其‘統一’。只要共黨放棄馬列，恢復中華，終結專政，還政於民，中國便自然統一。但共黨絕不可能放棄權力。因此，共黨才是阻礙中國統一的唯一障礙，分裂中國、阻礙統一的是“共獨”、“陸獨”，絕非台獨。

　　共黨進攻臺灣是馬列對中華的侵略，是當年蘇區（蘇維埃區，即蘇俄在中國的統治區、蘇俄的殖民地）侵略國統區（中華文化，中華民國統治區）的繼續。在此，敬告那些被共黨統戰的臺灣人，共黨如今統戰臺灣的手法與當年統戰國統區的手法極為類似：

　　1、共黨反复强調它們已經“改革開放”了，已經停止階級鬥爭了。

　　我在上一節已明確説明共黨並未停止階級鬥爭。不再贅述。在此，鄭重提醒那些誤以為共黨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改變的臺灣人。抗戰時期，國統區的很多人誤以為共黨已經變了，其下場之慘烈諸位皆知，不必贅述。共黨抗戰時期的口號是“驅逐日寇，實現中國之獨立”，如今的口號是“超398

　　越美國，實現中國之崛起”。無論共黨如何變化多端，其真實面目則從未更改：

　　（1）、以馬列凌駕于華族先聖、先賢之上，或摧毀、或利用。

　　（2）、以黨權取代民權，踐踏人權。

　　（3）、壟斷經濟命脈。

　　（4）、共黨權貴的特供，從延安起至今從未中斷。即便在大饑荒時期，數千萬農民餓死，共黨權貴的特供依舊。如今百姓看不起病等死者比比皆是，共黨權貴仍然有奢華的免費醫療。

　　（5）、對國民黨從來是先利用後殺戮。

　　2、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共黨為了佔領大陸，以解散共產國際為偽裝，撇清和蘇聯的關係，以中國人自居來統戰國統區。如今，共黨以“改革開放”為偽裝，撇清和馬列的關係，以中國自居來統戰臺灣。

　　3、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共黨將蘇俄的侵略扭曲為內戰，污蔑國民政府是美帝走狗。如今，共黨將馬列極權對中華民國的侵略，扭曲為中國人內部的事，將反共者污蔑為漢奸美狗。

　　4、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共黨的蘇維埃憲法規定，包括臺灣在內的少數民族可以獨立建國，公然分裂中華民國。如今，共黨一面暗中勾結台獨，滅我中華民國。一面高喊反台獨，利用民族主義煽動大陸人並統戰藍營。

　　5、許多臺灣的藍營人士被共黨紀念中山先生而統戰。他們不知道，從始至終，共黨對於中山先生，只有利用，從未更改。僅舉一例便知。民國 32 年（1943 年）10 月 21 日共黨中央發布《關於進行階級教育問題

　　的通知》，其中說：“今天我們對外仍應強調孫中山的進步性（即便如此399

　　亦不允許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混同起來）。但在對內教育上，則應清算孫中山的歷史與思想，打破知識分子及某些黨的幹部對孫中山之不合事實的幻想”。共黨在延安時，對國統區大肆宣揚實行三民主義，對內則嚴酷鎮壓真正的三民主義；共黨內外有別，陰陽兩面，至今如此。如今，共黨一面紀念孫文，一面指使御用學者抹黑孫文。一面對臺灣大談三民主義，一面迫害大陸的三民主義者。共黨在延安時，利用國統區的言論自由顛覆國民政府，對內則封鎖、監控、屠殺，無絲毫言論自由。如今，它利用臺灣的言論自由統戰臺灣，滅我中華民國，對內仍然嚴密監控，無絲毫言論自由。

　　6、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共黨在國統區不斷宣揚它的強大，今日對臺灣仍如此鼓吹。共黨在瑞金、延安時，為解決其黨政軍費用，以五花八門的名義盤剝百姓，百姓無絲毫福利。如今，大陸百姓仍需負擔民主國家的人民無需負擔的巨額費用，如：共黨各級喉舌的費用、普遍且巨額的官員貪腐、高幹的特權費用、無所不在的監控百姓的費用、滲透國際的費用……（共黨是暴力奪取天下，暴力統治天下，並非來自民選，缺乏合法性。共黨時時刻刻都在防止自己被打倒，所以才會有以上這些費用）。靠百姓血汗而來的經濟發展，大部分被共黨盤剝，大多數百姓處在“動起來只能餓不死，不動即餓死”的生死邊緣。

　　7、共黨為了佔領大陸，利用民族主義挑動反美。最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政府。如今，共黨為了佔領臺灣，同樣利用民族主義挑動反美（並非所有的反美都是共黨挑動，但共黨必然挑動反美），目的仍然是讓美國停止援助臺灣。

　　400

　　8、蘇俄建立共黨的目的就是要顛覆中華民國，民國 38 年（1949年）之前，共黨蓄謀已久發動叛亂，卻污蔑國民政府發動戰爭。民國 38年（1949 年）之後，共黨沒有一刻忘記毀滅中華民國，所謂的兩岸和平只是它積蓄實力的過渡，只要它自認實力足夠，不管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執政，共黨絕對攻台。如今，它卻以“反台獨”為藉口，說兩岸戰爭是由台獨引起。實則，如前所述，台獨就是共黨挑起的。

　　9、民國 38 年（1949 年）之前，共黨污蔑國民政府假民主。如今，共黨同樣說臺灣是假民主。在共黨的土改、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殺人越多，手段越畜生不如的積極分子，都被其吸收入幫。毛鄧皆殺人不眨眼，江因鎮壓上海學生運動而上位，胡因鎮壓西藏而上位，習上位後，殺害異議人士、更讓新冠病毒禍亂全球。你們竟然說，共匪是“選賢與能”，此等殺人狂魔，與賢能何干！

　　10、共黨欺瞞臺灣人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民國 18 年，蘇聯入侵東北，共黨竟要武裝保衛蘇聯。抗戰期間，共黨竟出賣國軍情報給日寇。

　　其如此出賣民族，你如何保證它今天會以中國人待你？共黨殺死、餓死、整死的億萬冤魂，難道不是中國人嗎？共黨利用國軍將領、資本家、知識份子、農民佔領大陸，隨後就以鎮反殺戮國軍將領、以工商業改造殺戮資本家、以反右殺戮知識分子、以大饑荒殺戮農民。你如何保證共黨不會重施故技，利用你們之後再殺你們？別忘了，在共黨眼中，熱愛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台獨”。

　　11、共黨對台不斷宣揚“強大”。中山先生說之所以提出“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是因為在當時的西方民主政治中，人民害怕政府權力太大而無法主宰政府，又怕政府權力太弱而無法施政。因此，中山先生融合中國401

　　古代政治經驗，獨創“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權能區分。“人民有權”

　　是指人民可以通過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復決權來控制政府，這是民權或叫“政權”。“政府有能”是指政府可以通過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來施政，這是“治權”。權能區分，可以讓政權和治權、人民和政府之間達到平衡。看看今日大陸，政府鋪天蓋地，無孔不入，而人民的權力是零（我說的零並非形容，而是事實），根本無法限制政府。這種絕對失衡的制度在 1976 年之前製造了大饑荒、文革等等浩劫，在 1976年之後製造了六四屠殺、新冠病毒等等慘劇。如今共黨所謂的強大，不是國民的強大，不是國家的強大，而是：1、這個百姓無法限制的政府擁有了強大的財力、武力。2、是黨魁獨裁權力的強大。亦即，“獨夫”擁有了強大的財力、武力來主宰 14 億人的命運。在此提醒一句，中山先生念茲在茲的是“人民有權”的“國家強大”，絕非“人民為奴”的國家強大。

　　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說：“很多人之所以被共黨宣揚的“富強”所迷惑，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山先生所說的富強，有三個前提：1、以中國文化為主體（民族）。 2、國民皆可管國事（民權）。 3、解決貧富懸殊（民生）。以上三點共黨徹底違背。因此，共黨所謂的“富強”，其真實內容是：一個外來的馬列政權擁有了強大的財力和武力 ，對內殘酷鎮壓，對外瘋狂擴張。因此，中山先生說，專制國愈強，其民愈苦”。共黨將國家定義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共黨又以統治階級自居。那麼，共黨之所謂強國即共黨政權的強。共黨政權的強即其控制、鎮壓民眾力量的強。亦即，共黨所謂的強國即共黨能戰勝民眾。因此，共黨所謂的國已經不是民之國，而是民之敵——民弱則國強，民強則國弱。共黨為了“強國”必然會弱民——盤剝民生以貧民、控制輿論以愚民、利用民族以欺民……共黨以弱民402

　　為強，但對子子孫孫生生不息的華族而言，民弱則為弱國，民強則為強國。

　　綜上 ，共黨所謂的強國即弱民，弱民即弱中華。

　　因共黨利用民族主義統戰華人，所以很多華人誤以為中國大陸民族和民生尚可，只是缺乏民權。只要有此誤會，民權便永不可得。上述誤會在臺灣尤其普遍。有此誤會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 他們不了解，民族、民權、民生直接對應人的民族生命、思想生命和肉體生命，是血脈貫通的一條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絕無民權缺乏，而民族、民生尚可之可能，這是三民主義的第一義。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完整的三民——民族、民權、民生，而非單獨的民族、單獨的民權、單獨的民生。沒有民權和民生的民族，必然墮落為物質化的民族，此即今日之大陸；沒有民族固有道德陶養的民主，必然墮落為小人之無忌憚。

　　二、他們誤以血統、土地為民族，誤以經濟為民生 。民族主義的本質並非血統、土地，也並非空泛的提倡民族文化而已 。民族主義的本質是民族的正義精神。民族的正義精神必須表現在——以民族文化建國、民權自由和民生公平之上，缺一不可 。否則便是民族正義精神的喪失，亦即民族主義的喪失。我們看大陸的情況。

　　眾所周知，華族絕非排外之民族，華族對外來文化之融合世所罕見。

　　但融合外來文化，須以不喪失民族文化之主體地位為前提，須以不違背普遍人性為前提。一個民族，雖有其血統 ，卻不能本其民族文化之道統建國，是民族道統的陷落。一個民族，不能依人類的普遍良知建國，卻屈服在邪惡思想之下，是人類良知的陷落，今日大陸便在此雙重陷落之下（之所以否定馬列，並非因為它是“外來”，而是因為它並非“文化”，它違背人類良知，將人類物化，獸化。具體請見本章第三節、第四節）。徒有虛名的“中403

　　華人民共和國”，實則“馬列黨國”而已。它們前三十年侮辱毀滅我民族文化，後三十年利用我民族文化。如今這個給人類帶來巨大浩劫的馬列仍然高居憲位，對我民族文化指手畫腳，這是我數千年華族之最大恥辱。中國大陸只是馬列的殖民地而已，今日中國大陸仍未獨立，其所謂復興，實乃馬列殖民之穩固而已。共黨近年來提倡民族文化只是“用”民族文化而非“尊”民族文化。文革毀滅民族文化，是為其權力掃清障礙。今日提倡民族文化，是為其權力輸血而已。對我華族文化，需要殺的時候，你殺。

　　需要用的時候，你用。我華族之神聖文化在其眼中僅僅是工具，僅僅是“東西”而已。一個民族因文化生命而有尊嚴，我華族文化已變為馬列的工具，則我同胞自然變為馬列政權的工具，談何民權！如果大陸沒有被共黨佔領，那麼，早在民國 35 年（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頒佈，全國開啟憲政時，就可以實行民權，何待今日啊！個人被奴役僅僅是結果，民族被奴役才是原因。何謂“民族被奴役”？中華民國被馬列黨國奴役之謂也。因此，絕不可能“民權主義喪失而民族主義尚好”。經濟不等於民生，經濟發展不等於民生改善。民族文化被工具化，民權喪失，民眾就會變為共黨斂財的工具。大陸經濟的發展被共黨特權集團壟斷，所以大陸的上層奢靡無度、中層艱困不堪、下層悲慘無告，有何民生可言！在民族被奴役 ，民權被剝奪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會民生尚可呢！有些臺灣人誤以血統、國土為民族，誤以經濟發展為民生改善，所以會被共黨虛假的“中國崛起”所統戰。對臺灣，它以“民族主義”掩蓋馬列主義的本質。對國際，它以“全球化”掩蓋赤化。

　　404

　　民生不公是因為民權不自由。民權不自由是因為民族被奴役。故，民族被奴役是本，民權不自由和民生不公是末。如果誤以為大陸只是缺乏民權，而民族 、民生尚可，便失去了本。本已失，末由何而來！望諸位三思！

　　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說：“很多人之所以被共黨鼓吹的虛假民族主義所迷惑，是因為不知道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命脈不在單純的民族情感，更不在富強，而在‘解除四萬萬同胞的奴隸地位，以最優等人格待我同胞’。亦即民族主義是民族由墮落而超拔的正義精神。如今十四萬萬國人皆為共黨之奴。因此，共黨所鼓吹的絕非民族主義，而是以民族情感為誘餌，以富強為包裝的奴隸主義”。

　　我已說過，民國 38 年 （1949 年）之前的國共戰爭並非內戰，而是華族抵抗蘇俄共產國際對中國領土的侵略、抵抗馬列對中國文化的侵略。

　　這場戰爭決定了華族是陷入馬列極權而死，還是步入民主自由而生（如今的台海戰爭，仍將決定中華民國是陷入共黨極權而死，還是延續自由民主而生）——

　　共黨佔領大陸後，在民國 39 年（1950 年）、40 年（1951 年）以“土改”和“鎮壓反革命”之名大肆屠殺地主，在民國 42 年 （1953 年）以“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名掠奪民營經濟。此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臺灣實行了未流一滴血的和平土改，地主變為了民營資本，是臺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的重要原因。共黨在民國 46 年（1957 年）開始反右運動，大肆迫害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而中華民國政府早在 1950 年就開始推動臺灣的地方自治，開始了鄉、鎮、縣、市的議員和行政官員的直接選舉，並有多位非國民黨籍當選縣議員、縣長、市長。共黨在民國 47 年（1958 年）開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數千萬人。此時，中華民國405

　　臺灣地區已經開始經濟騰飛。共黨在民國 55 年（1966 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徹底毀滅中華文化。此時，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共黨罪惡的文革讓中國大陸經濟瀕臨崩潰。此時，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已經是“亞洲四小龍”。共黨在民國 78 年（1989 年）血腥鎮壓“六四”民主運動。而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 76 年（1987 年）就解除臺灣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重啟憲政，如今已經是亞洲的民主燈塔。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實現政黨的和平更迭已經多年後，共黨的習竟然丟人現眼的在2018 年廢除任期制，準備終身執政。如今，共黨佔領下的大陸仍然是發展中地區，而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早已步入世界發達行列。共黨自上個世紀30 年代開始至今，特權無一日中斷，即便在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以及今日大陸普通百姓看不起病等死的情況下，共黨權貴的特權特供依舊。在中國大陸被馬列極權佔領後，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只剩香港和臺灣。共黨鎮壓香港、威脅臺灣，是馬列對華族的繼續侵略。如果臺灣被共黨佔領，那麼，中華文化的中國、民主自由的中國就徹底滅亡了。

　　以下看習毀壞民權。首先說明，習不是真的反腐。請看，民國 33 年（1944 年）7 月 20 日共黨的《新華日報》說：“要建立法軌、保障人權，必須先使人民有言論的自由。違法犯紀的事無論大官小官，人民都不能秉筆直書，把他宣布於報紙，則貪頑之徒，不啻得著了保障……”。共黨佔領大陸之後的所有反腐絕不敢實行新聞自由，讓民眾監督官員，所有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者均被抓捕，可見共黨反腐之虛假。反腐是共黨權力鬥爭的手段而已。習在上臺之後，首先以反腐為名，進行權力鬥爭，集權於一身。

　　他是為了集權而反腐，並非為了中國而反腐。若真的為了中國而反腐，則必須徹底斷絕腐敗之根——共黨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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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以武力脅迫，修改憲法，公然廢除任期，露出共黨死性不改的極權本質。終身制是由一個人實行一黨專政，十年任期制是由不同的人實行一黨專政。但比較而言，十年任期制當然比終身制的極權味道弱一點。鄧之後，共黨可以用來裝點門面的政改也只有廢除終身制了，而習連這一點僅有的遮羞布都不要了。習又以毛賊為法，不知羞恥的“造神”，共黨的各級政府、媒體以及黑了良心的知識份子，以各種卑劣、噁心、奇醜無比的手段“造神”。大陸遍地習像，汎濫成災，就連寺廟、道觀都未能幸免。

　　2018 年董瑤瓊因給習像潑墨而被關押、被折磨。她的父親也被共黨迫害致死……

　　江、胡時期，還假意許諾“政治改革”。到了習，則公開說：“不要憲政民主，不要西方那一套”。如今，憲政民主已經是敏感詞。習禁止妄議，在人類已步入現代政治數百年之後，習竟然還要“定於一尊”。“定於一尊”是李斯對秦始皇的進諫。秦始皇要“定於一尊”而焚書坑儒。習要定於一尊當然也要焚書坑儒——審查大陸各地圖書館，書籍有不合“一尊”者被盡數燒毀，數十億攝像頭監控國人，大量網警審查言論，微信公眾號鋪天蓋地的“404”，誘導孩子舉報父母，命令學生舉報教師……習對民間公益組織，或關閉、或關押、或收編。習要“定於一尊”，讓社會只有一個聲音，則思想生命被扼殺。思想生命被殺，肉體生命之死必緊隨其後。諸位別忘了，在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之前，是毛匪扼殺思想自由的“反右”。在習扼殺思想自由之後，便是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此點我在前文已説明）。

　　民國 111 年（2022 年）11 月 24 日（本書於 2020 年寫完，本段内容是我此次修改時新增的），新疆烏魯木齊天山區吉祥苑小區發生火災，因共407

　　黨的疫情封控，無法逃生，導致多人死亡。共黨承認有 10 人死亡，但網友認為死者更多。11 月 26 日起，大陸近 30 個大中型城市的 207 所高校的學生進行示威（並有市民參加），悼念烏魯木齊火災的死者。因示威者舉白紙抗議，所以媒體稱之為“白紙革命”。這是六四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示威者要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共黨下台、反對獨裁、不要終身制、要人權……各地示威活動均被共黨鎮壓，均有示威者被捕。此事，共黨媒體無一字報導。

　　有關習壞民生，我只說兩點，一：破壞私有權。二：故意製造“物質匱乏”又以“解決物質匱乏之名”欺瞞百姓。

　　毛匪時期要滅絕私有制，鄧之後，表面揚言保護私有權，但並沒有真正做到。共黨仍然可以用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剝奪私有財產。六四大屠殺之後，共黨煽動百姓追逐物欲，一方面讓百姓不再關心政治，另一方面，所得的巨額稅收養活了共黨政權。因為沒有對私有權的絕對保護，富人大量移民。雖如此，鄧、江、胡時期畢竟表面上還保護私有權，但到了習，共黨媒體又開始鼓噪滅絕私有制，又開始露出毛匪時“公私合營”的苗頭——共黨的組織不僅控制每個社區，而且伸入了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就在我寫這段文字的前幾天，習剛無恥的發佈了“要求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統戰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又一次的公私合營，掠奪民企，已露苗頭。人們稱此為“國進民退”，實際是黨進民退。我已經說過，毛匪時期以“國有”之名剝奪所有人的私產為“黨有”。國企憑藉壟斷地位所得的巨額利潤並未分配給全民。所謂國有資產，實則共黨黨產，所謂國營，實則黨營。

　　從毛匪開始，共黨皆以“國有經濟”為主體，這是因為“國有經濟”的擴張，就是共黨權力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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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匪通過血腥土改，搶奪地主富農的土地，誘惑逼迫農民打仗，以此佔領大陸。隨後以人民公社的名義剝奪了農民剛剛到手的土地，最終大饑荒餓死幾千萬。毛匪竊據大陸之後，剝奪所有人的私產，絕對控制每個人的肉體生存，讓所有人變為奴隸，以建立其極權統治。鄧之後，夥同權貴、無良商人和無恥文人，盤剝中下層百姓，以此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團和巨額稅收來維持其極權統治。到了習，經濟明顯下滑，外資撤離、資金又大量外流，習開始剝奪民營企業，以挽救其岌岌可危的極權統治。從毛匪到習，除了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的野獸觀念之外，絕無民生觀念。如果諸位仔細看過我所寫的共黨這罪惡百年，就會發現共黨從江西時期開始至今，從未停止過對百姓的盤剝。在共黨的瘋狂盤剝之下，百姓貧困不堪，共黨又不停的表演“解決貧困”來換取政治合法性。以下簡要說明——三年大饑荒時，餓死百姓數千萬，毛匪不顧百姓死活，依然大量援外。

　　習不顧民生艱困，動輒數百億的大撒外援。大陸百姓艱困，僅以醫療為例，中國大陸無數家庭因為看不起病，眼睜睜的看著親人死去。共黨說沒有能力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但是，2018 年習卻大撒 200 億美金給阿拉伯。眾所周知，阿拉伯很富裕。習不顧國內百姓的艱困卻援助富裕的阿拉伯。這200 億美金僅僅是一次外援而已，共黨每年巨額的對外援助，絕對可以解決全民免費醫療，而共黨“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慈禧太后語）！中國大陸百姓看病難，看不起病等死，共黨的高幹卻有非常奢靡的免費醫療。

　　高幹的生活、醫療、休養、警衛等等花費無比巨大。僅僅用高幹免費醫療的花費來解決全民醫療便足矣，而現在，高幹可以免費醫療，百姓卻看不起病等死。我已說過，共黨從延安開始至今，從未斷過特權特供制度。在大饑荒餓死數千萬百姓時，毛匪及匪幹仍有特供……！共黨炫耀自己時，409

　　就說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每當需要提高百姓福利，便說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不必再說其它，僅對外援助、高幹特權以及巨額的維穩費用（共黨為了維持其政權穩定，而非社會穩定。中國大陸百姓民生艱困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人需要負擔民主國家的人民無需負擔的巨額費用：共黨為了死守政權的各級喉舌的費用、監控人民的費用、官員貪腐的費用、收買滲透國際的費用等等。另外，在民主國家，政黨的經費無需納稅人負擔）。此三者，其中任何一個用在民生福利，則大陸百姓之中層不必疲於奔命，下層不再悲慘無告，而共黨卻不這樣做。為什麼？共黨之不為並非不能，而是不願。道理很簡單，任何一個專制政權，都要弱民、貧民、愚民（《商君書》，請看本書第二章）。只要百姓不被生存所困，就會開始關注精神人格，就會有獨立的思想，就不會被奴役。所以，任何一個專制政權，都會讓百姓困在生存邊緣，無暇顧及精神人格與公共領域，沒有獨立思想，乖乖被其奴役。

　　共黨一面盤剝百姓，製造貧困。另一面妄圖以“解決貧困”之類的說辭證明其合法性。 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說： 一面製造問題，一面表演解決問題，這是共黨陰陽兩面的一貫手法，由遠及近，略舉數例——共黨一面煽動農民和地主的仇恨，人為製造階級對立，一面以“實現平等”誘惑世人。

　　抗戰結束後，共黨一面發動“內戰”，一面高喊“反內戰”。

　　共黨一面挑起台獨、港獨，一面“反台獨”、“反港獨”。

　　共黨一面盤剝百姓，製造貧困，一面宣揚“解決貧困”。

　　共黨極權，一面打壓言論，封口李文亮醫生，導致新冠病毒全球蔓延。

　　一面吹捧其封口、封城的極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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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對共黨的罪惡百年略作總結。共黨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建立。共黨從建立起便注入了“假借民族出賣民族、假借民權毀滅民權、假借民生破壞民生”的基因，至今未變。共黨建立後寄生在國民黨內，一面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一面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破壞民族、民權、民生。共黨在蘇俄的命令下，嚴重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因此，蔣公毅然決定清黨，驅逐共黨分子。在被國民黨驅逐之後，共黨在江西瑞金建立其“中華蘇維埃”偽政權，露出了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徹底違背了當時國人普遍的民族、民權、民生渴求，因而聲名狼藉。在國民政府第五次圍剿之後，共黨開始逃亡，步入死亡期。

　　此時，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命令共黨在中國建立“抗日反帝統一戰線”。因此，已步入死亡期的共黨，抓住這根救命稻草，開始利用抗日，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坐大（並暗中破壞民族 、民權、民生）。共黨不抗日，卻假借“抗日”口號大肆擴張。共黨不顧對日抗戰後，民眾對和平建設與憲政民主的渴求，悍然發動叛亂，讓生民在抗戰之後再遭劫難，其最終佔領大陸所依靠的仍然是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共黨在竊國建政之初，其首要任務是恢復因連年戰亂而殘破不堪的經濟。因此，共黨在 1950-1952 年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並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在實現了經濟的恢復和對社會的控制後，共黨又露出真面目通過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來毀壞民族、民權、民生。經過土改、鎮反、反右、文革，華族數千年文化及國人的道德根基被毀滅殆盡，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被徹底毀滅，民主政治所賴以生發的各種民間組織被徹底毀滅，中華民國以來的自由經濟411

　　被徹底毀滅。華族之生機盡毀，共黨也第二次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又開始第二次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此即共黨所謂的‘改革開放’。共黨欲毀盡民族文化、毀盡自由思想、毀盡自由經濟，這是徹底的物化。但天地人性絕不物化，根植於人性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絕不會滅絕，其具體表現是國人在反右、大饑荒、文革中對共黨的種種反抗以及文革結束後國人渴求自由經濟、渴求民主政治、渴求光復民族正統之三大渴求的漸次醒覺，物化的共黨則繼續打壓此三大渴求。文革後的幾十年就是三大渴求與共黨之間的繼續較量。鄧、江、胡時期，共黨為了續命，還要利用私有經濟。雖然一貫的打壓民主，但仍表面宣揚要進行政治改革。對外，因其要“韜光養晦”，所以沒有四面樹敵。一言以蔽之，即共黨還要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但到了習，便開始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因而再次步入死亡期。

　　共黨每次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的主要表現是：

　　在人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財產方面，它剝奪包括工農在內的所有人的私有財產，讓所有人無法自由謀生，徹底變為它的奴隸。

　　在人的思想生命所需的自由方面，它嚴密操控一切資訊，血腥鎮壓一切異見人士，殘酷清洗內部的所有對手，它壟斷一切權力，毀滅立法、行政、司法的獨立性；

　　在人的民族生命方面，它公開出賣民族、毀滅各民族文化。

　　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皆被扼殺，生機喪盡，這是徹底的固化，徹底的物化，徹底違背上天生生之道。因此，其自身必步入死亡期。共黨為了自救，必然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其主要表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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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的生存所需的經濟財產方面，它會允許一部分私有制的存在，也會允許一部分自由商業的存在，也會給它控制的所謂“國企”一點自主空間。

　　在思想生命所需的自由方面，它會對外表演民主，對內秘密鎮壓；對言論，它仍然嚴密管控，但不再那麼變態；對公檢法，依然死抓不放，但較之過往徹底毀絕公檢法的客觀性而言，此時，它對公檢法的獨立性會略有尊重（注意，僅僅是略有尊重而已）。其內部鬥爭依然嚴酷，但較之過往的血腥殘忍，會稍有弱化。

　　在人的民族生命方面，它並未停止出賣民族與毀滅民族文化，只是不再公開出賣與毀滅，而是偽裝為民族的代表，煽動虛假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共黨為了自救，它不能再徹底的固化，徹底的物化，徹底的扼殺生機，它必須讓社會稍微透一點活氣（注意是稍微），它才能借此存活。

　　我多次重復：“上天生生之德無形，當其凝聚而有形則為萬物，凝聚有形則有固化的傾向，萬物一旦固化，則宇宙必然死寂。故，上天生生之德運乎萬物中，破除物質的固化，因而才有生生不息的宇宙和你我活生生的性命……物化指“物之固化”，破除物之固化即“化物”。物化則固化死寂，化物則破除物之固化而生生不息。因此，化物則生，物化則死，此乃天地創生之第一義”。只要共黨露出其物化的極權面目，必然毀滅民族、民權、民生，扼殺一切生機，其自身亦必死。其為了自救，必然假借化物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稍微給社會一點活氣，它才能借此存活。此即“物化則死，化物則生”之天道。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則必死無疑，要續命，就必須假借三民主義。這證明，三民主義即天地生生之道的表現，違背三民主義即違背天道，必死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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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黨 70 多年一貫的毀滅民族、民權，民生的統治下，華族面臨以下危險，只有光復中華民國才可以避免這些危險：

　　1、70 多年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中華民國，為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做出無比巨大的貢獻。70 多年後，中國大陸變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國家——馬列黨國，華族在中共黨國的綁架下，不斷給世界輸出暴力、腐敗、專制、病毒，將中國拖入戰爭邊緣，國際誤以赤禍為“黃禍”，中國已經被中共嚴重汙名化。毀絕中共黨國，光復中華民國，首先在本國實現民主自由的正義價值，才能為人類貢獻正義，才能為中國正名，為數千年華族找回固有的榮譽。

　　2、1949 年之後，共黨出賣數百萬平方公里國土。光復中華民國，就可以宣佈共黨並非合法的中國政府，就可以不承認共黨簽訂的條約，就有可能收回被共黨出賣的國土。

　　3、因共黨一黨專政的暴虐，嚴重玷污中國一詞，各種獨立訴求紛紛出現，中國面臨著分裂的嚴重危機。中華民國施行的是名副其實的地方自治。光復民國，自然可以實現名副其實的民族自治，香港和澳門自然會有名副其實的普選，各種獨立訴求就無必要，方能保證國族不分裂。

　　4、共黨給中國文化注入唯物毒素已有百年。1976 年之前，共黨以暴力鬥爭為綱，將國人獸化。1976 年之後，共黨以經濟為綱，挑動國人的物欲，將國人物化。如今，獸化仍未反省，物化仍在加劇，吾族人種已嚴重惡化，吾族已經喪失了對超越物質的精神價值的興趣，也喪失了對高深文化的理解能力。毀絕馬列，光復民國，讓民族文化從共黨的工具變為中華民國之魂，真正的恢復吾族敬天、敬祖、敬人的道德文化及以天下為己任的民權思想，方能真正挽救吾族人種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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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如今大陸面臨三層物化：共黨權貴壟斷經濟，盤剝民生。因此，中國大陸上層奢靡，中層艱困，下層悲慘。這是經濟層面的物化；共黨壟斷權力，黨權無所不在，民權一無所有，這是政治層面的物化；在經濟和政治的物化背後，是更加罪惡的共黨的唯物意識形態，這是精神的物化。

　　經濟的物化須由民生主義解決，政治的物化須由民權主義解決，精神的物化須由民族主義解決（因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延續了敬天、敬人、敬民的民族固有道德）。

　　6、六四大屠殺之後，共黨為了死守政權，開始變態的發展經濟，斷子絕孫的毀壞環境。如今，吾族子孫所賴以生存的山河、空氣等遭到了言詞所無法形容的破壞。唯有毀絕共黨，光復中華民國，政府真正由民選舉，無需再以變態的發展經濟來證明政權合法性，方能真正的做到經濟與環保的平衡，方能為吾族子孫留下青天白日。

　　7、中國大陸只有黨權，毫無民權，必然特權橫行。權貴壟斷經濟，貧富懸殊巨大，社會矛盾劇烈。共黨死守黨權，壓死民權，為了其政權的穩定，每年都會瘋狂鎮壓大量的百姓群體事件，中國大陸猶如一個隨時會爆發的火山。唯有光復中華民國，推翻黨權，實現民權，才能打壓特權的盤剝，實現民生的公平，避免因貧富懸殊過大而發生劇烈的社會動盪。

　　8、吾人須盡最大可能保證共黨斃命後社會不會大亂。為此，必須有一部經過時間檢驗的憲法。1946 年開始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已有 74 年（以 2020 年算），至今仍在臺灣施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證共黨斃命後社會不發生大的動盪。

　　綜上，因共黨一貫的毀壞民族、民權、民生，今日大陸在民族、民權、民生皆面臨巨大危險。只有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光復中415

　　華民國才能讓華族避免這些危險。因此，必須毀絕共黨，光復中華民國。

　　以下請看“光復中華民國”——

　　十、光復中華民國

　　中國近代以來，實現民主變革有如下規律——從經濟改革開始，到民主改良，最終通過民族革命實現民主——

　　滿清因內憂外患而衰，為自救而有洋務運動。共黨因毛賊暴虐，導致國窮民盡，為自救而有“改革開放”。共黨的“改革開放”，就是滿清的洋務運動。滿清的洋務運動只改經濟而不改政治，逼出了戊戌變法。共黨的“改革開放”只改經濟不改政治，逼出了八九六四運動。六四和戊戌變法都是政治改良。滿清的改良派因為看到滿清組織了皇族內閣而絕望，大陸改良派因為看到太子黨習公開復辟而失望。在滿清，與康梁的改良派並存的是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在如今的大陸，與改良派並存的則是光復民國的革命派。在滿清，經濟改革的洋務運動與政治改良的戊戌變法都沒有實現民主，最終由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實現。同樣在今日大陸，經濟改革和政治改良都不可能實現民主，最終必然由主張“毀絕馬列，光復民國”的民族革命實現（滿清如此，大陸如此，香港亦如此，具體說明見“香港反共”部分）。說明如下：

　　之所以會存在由經濟改革到民主改良再到民族革命的漸次出現，是因為：天地造化，絕對破除物化，人由天地所生，得此天德而為本性，其具體表現如下：

　　人有肉身，有生存的需求，所以有經濟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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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超越肉身的精神，能超越肉身的生存而有獨立的人格尊嚴，因而有民主渴求。

　　人又能超越對一己肉身及個人尊嚴的關切而追根溯源至民族——人皆有父母，父母仍有其父母，由此上溯便是祖宗，繼續上溯便是天地創生，天地創生經由代代綿延之祖宗、父母而生我們，我們亦有子孫，子孫仍有其子孫，如此綿延不斷，則為天下萬世。因此，每個人都有延續民族血脈

　　和文化的需求。

　　天地創生經由代代綿延之祖宗而生我們（肉體生命和思想生命）。因此，民族生命——肉體生命——思想生命，這是順的天地創生。而人的醒覺則往往是由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這正是天地創生層層遞進破除物化的表現。之所以會存在，經濟改革、政治改良皆不能實現民主，而由民族革命實現的規律。是因為，只有民族革命才回到了生命之本，才符合天地創生的順序，才貫通了幽界（明界乃有形可見之人間，幽界乃先聖

　　先祖在天之靈。幽界和明界本來一體，幽界乃明界之本。經濟改革和政治改良都屬於明界之事，要解決明界的事必須貫通幽界）。以下說明：

　　自 19 世紀中葉，中西交通以來至今，中國有兩條思想路徑：一、中西融匯，兩不偏廢。二、廢中偏西。過去一百多年的中國，表現在外的是政治、經濟、軍事的諸多紛擾，而決定於內的正是這兩條思想路徑的彼此較量。今日中國何去何從，也取決於這兩條思想路徑。先總括的說一句，一百多年前的中國，雖然文盲眾多，外患不斷，且當時君主制仍然強勢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夠迅速終結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正是因為他延續的是“中西融匯、兩不偏廢”的思想路徑。中華民國之所以失去大陸，是因為民國大陸時期思想界的主流是“廢中偏西”。當代中國大陸的民主運417

　　動在教育普及且民主早已經是普世價值的的情況下卻進展緩慢，也是因為大陸民主人士的思想主流仍是“廢中偏西”。

　　所謂“中西融匯，兩不偏廢”是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中山先生等人，他們之所以對西方的民主政治大加讚賞，是因為他們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合乎古代儒家“天下為公”之道（具體請看本書第二章）。在他們看來，儒家和西方民主互通，民主政治是儒家根本精神的必然體現。請務必注意，此處的“中西融匯”特指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與西方民主的融匯，絕非法家專制和馬列的融匯。

　　所謂“廢中偏西”是指，自由主義派和共黨的馬列。新文化運動時，大喊“漢字不亡，則中國必亡”、“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共黨更以“打倒封建”之名徹底毀滅民族文化。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主張民主自由，馬列共黨則主張極權專政，此二者水火不容，但在“反儒”

　　這一點上，二者卻是盟友。自由主義和馬列皆來自西方，因此說他們是“廢中偏西”。

　　以下簡要說明“中西融匯”和“廢中偏西”兩條路徑百年來的流變，然後再說明，何以“中西融匯”是中國實現民主化之必須——我在第二章說過，堯舜孔孟的“天下為公”之道，到明末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達到頂峰，但被滿清中斷兩百多年。中西交通以來，由梁啟超、譚嗣同、中山先生等人延續。上已言之，他們之所以對西方的民主政治大加讚賞，是因為他們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合乎古代儒家“天下為公”之道。中山先生即依此中西融匯的思想，終結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在新文化運動之後，中西融匯的思想路徑，在政界只有中山先生和蔣公等人延續，在學界，則主要是熊十力、張君勱、牟宗三、唐君毅、徐418

　　復觀等“新儒家”延續。思想界被“廢中偏西”的自由主義和馬列佔據，“中西融匯”的思想路徑在夾縫中艱難維繫，非常微弱。1949 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更是“廢中偏西”的天下（僅指共黨的馬列，因共黨將中國文化和西方自由主義統統廢掉）。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廢中偏西”到共黨的文革達到頂峰。罪惡的文革之後，“廢中偏西”仍未停止。思想界在反省文革發生的原因時全然不顧文革是以毀滅中國文化、民族道德為目的，他們竟然將文革的發生歸罪於中國文化。他們延續的仍然是“廢中偏西”，因為那一代知識份子大多出生于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的教育背景大多是“廢中偏西”的自由主義和共黨的馬列。他們雖然經過了文革這一巨災大難，但在反省時，仍然沒有對準文革的罪魁禍首——馬列和共黨的一黨專政。在這批知識份子的影響下，不可避免的決定了“八九六四”僅僅是在共黨給定的思想框架內的民主改良而非民族革命。六四大屠殺之後，當代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走的仍然是“廢中偏西”的路，他們不停的批判、扭曲、羞辱中國文化，尤其是羞辱儒家，這是他們未能實現民主化的主要原因（隨後說明）。

　　以上是“廢中偏西”的思想路徑百年來的流變。上已言之，“中西融匯”的思想路徑在民國的大陸時期艱難維繫，非常微弱。在 1949 年之後的大陸則徹底中斷，僅在臺灣延續，並最終在臺灣實現了民主憲政。在大陸的“六四大屠殺”之後，部分國人對共黨已經徹底絕望，他們徹底否定毛匪及鄧，他們徹底擺脫了共黨給定的思想框架。他們開始反思被共黨毀滅的民族文化，被共黨扭曲污蔑的中華民國。當他們看到 1949 年之前便主張“中西融匯”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後，他們發現了被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廢中偏西”所嚴重扭曲的儒家文化，既有419

　　貫通天地日月之廣大，又有透入一念一言一行之精微；他們發現了中國儒家和西方民主互為促進，而代表這一中西融匯的正是中華民國。通過還原被共黨扭曲的近、現代史，他們知道了中華民國終結了數千年皇權，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是領導國人抗戰，並為世界反法西斯正義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戰勝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是《世界人權宣言》的簽署國 （《世界人權宣言》正是中西融匯的典範。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張彭春先生將儒家的天理良知和四海皆兄弟融入《世界人權宣言》，具體表達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對待”）；是在 1946 年就頒佈了被胡適譽為“比美國憲法還要好”的《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起草人正是主張中西融匯的新儒家張君勱先生），並舉行了華族史上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全民普選的民主國家；是在被蘇俄侵略，退守臺灣後，仍能堅守中華道統、共和法統、民主政統，並最終在臺灣重啓民主憲政，是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他們還知道了：70 多年前，在中華民國國軍浴血抵抗日寇時，共黨非但不抗日，還夥同日軍打國軍，並在 1949 年後以“鎮反”之名，屠殺國軍抗日將領；70 多年來，在中國大陸，罪惡的馬列時時刻刻凌駕於中華文化之上；70 多年來，中國大陸時時處處被共黨宰製，無絲毫民權，只是“中共黨國”，絕非“中華民國”；70 多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命脈被共黨霸佔，共黨特權無一日中斷，即便在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以及今日大陸普通百姓因看不起病而等死的情況下，共黨權貴的特權特供依舊。因此，70 多年來，中國大陸無絲毫民生公平概念。因中共黨國一貫的毀壞民族、民權、民生，今日大陸在民族、民權、民生皆面臨巨大危險 （請見上節末尾處所列的 8 條危險）。因此，必須“毀絕中共黨國，光復中華民國”。

　　420

　　自 19 世紀中葉開始的“中西融匯，兩不偏廢”的思想路徑，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被“廢中偏西”嚴重打壓，在 1949 年之後的大陸徹底中斷。經過長期的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國的反思，而由今日的“光復民國”延續。

　　中山先生因“中西融匯”的思想路徑終結滿清帝國，創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因為中斷了“中西融匯”而被共黨佔據大陸，喪失民權至今。

　　“光復民國”運動，必將因延續“中西融匯”而終結共黨，光復中華民國，讓中華重歸憲政民主。何以會如此？皆因“中西融匯”能夠貫通幽界，而“廢中偏西”則斷裂幽界。以下說明——

　　我曾在第一章說：“人皆有父母，父母仍有其父母，由此上溯便是祖宗，繼續上溯必然是天地創生，天地創生經由代代綿延之祖宗、父母而生我們，我們亦有子孫，子孫仍有其子孫，如此綿延不斷，則為天下萬世。

　　因此，每個人都上通天地創生和民族生命，中聯天下為一體，下啟天下萬世……每個人都在天地創生之連續體中。天地創生之連續體，必有本末。

　　上天生生之仁、祖宗及民族文化為本 （上天之仁無形，先祖先聖先賢已逝，此乃幽界），我們的肉體生命和思想生命為末（在世的我們，是明界）。故，幽界為本，明界為末。我們面臨的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屬於明界，要解決民族、民權、民生問題，就必須首先貫通幽界”。因“上通天地創生”，故須“為天地立心”；因“上通民族文化”，故須“為往聖繼絕學” （此二者為幽界）；因“中聯天下為一體”，故須“為生民立命”；因“下啟天下萬世”，故須“為萬世開太平” （此二者為明界）。因“幽界為本，明界為末”，故“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須以“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為本。華族道統即先聖先賢上通天道，下421

　　貫人道，為華族確立的常道。中西融匯，以華族道統為本位融匯西方民主，即貫通幽界。

　　天地生萬物，必有本末。樹木有根方能開花結果，根斷則絕無開花結果之可能。此乃天理，絕不可逆。中西融匯，貫通幽明，生命有本有根，方能開花結果——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廢中偏西，斷裂幽明，生命失其本根，便不能盡民主建國之責，最終喪失大陸。之所以“貫通幽明，有本有根，方能開花結果”，是因為貫通幽明可以讓我們憑藉立體的德性世界對抗平面的物質世界，以下略舉數例來說明——所謂平面的物質世界是指有形的世界，包括個體的意見和物欲、各團體的利益以及政府的權勢等等。所謂立體的德性世界是指無形的世界，具體內容是天地創生之德、先祖先聖之德以及每個人的道德本性。民族道統即上通天道、下貫人道的立體德性世界，是華族數千年來超越時代、階層、地域、知識等一切差異的共同信仰。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西化派和馬列共匪，他們“廢中偏西”，毀滅民族文化道統，決定全民共同信仰的立體德性世界被毀，則人間只剩平面的物質世界——意見和物欲。意見本來就充滿差異，民國大儒牟宗三先生曾說：“從西方而來的各種哲學的、政治的、思想的流派，均被視為‘一家之言’。決定公是公非的民族道統被否定，流行的各種思想均被視為局限的一家之言。那麼整個社會的共識便只有經濟麵包（大義如此）”。共黨的唯物又將物欲加以神化，以啟蒙民眾自任的思想界，反以“物化”為“神化”，先有如此的善惡顛倒才有中華民國的被顛覆。

　　日本侵華是國史上實力懸殊最大的外族入侵。日本在經濟、軍事方面，遠在中國之上。因此，日寇敢公開叫嚷三月亡華。中華民國能夠全面抗戰422

　　八年，最終贏得勝利，所憑藉的並非平面的物質世界，而是立體的德性世界，即絕不被奴役的民族氣節。我在第二章中談到，儒家的“夷夏之辨”

　　包括“血統性夷夏之辨”和“道統性夷夏之辨”。日本侵華，中國之所以會拼死抵抗，是因為民族道統中的“血統性夷夏之辨”尚存，炎黃子孫必須死守華夏大地。抗戰之後，共黨在蘇聯策動下，發動全面叛亂。因為僅存“血統性夷夏之辨”而無“道統性夷夏之辨”，最終喪失了中國大陸。

　　僅以“血統性夷夏之辨”來看，日本侵華，直接發兵，國人自然知其為侵略，自然加以抵抗。而蘇俄侵華並非其直接出兵，而是指使共黨施行，共黨長著中國人的臉孔，國人很容易被其迷惑而誤以“蘇俄侵華”為“國共內戰”，喪失了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如果“道統性夷夏之辨”尚存，便很容易看清蘇俄指使共黨叛亂是文化侵略，是外來的禽獸之道的馬列對我華族文化的侵略（有關為什麼稱馬列為禽獸之道，請看本章第三節、第四節）。

　　但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廢中偏西”，毀滅民族道統。他們或將“夷夏之辨”視為迂腐，甚至顛倒惑亂的將邪惡的馬列視為“華夏”，而將華夏視為蠻夷，最終竟然以認賊作父為理想 （我在本章開頭處已經說明蘇俄霸佔中國領土最多，是中國的世仇大敵，故言“認賊作父”）。民族道統被毀即立體的德性世界被毀，便無法抵抗共黨平面的物質世界——其假借民主自由和經濟平等的虛假說辭，其憑藉蘇聯武器援助而來的壓倒性武力、由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而來的壓倒性人力，最終喪我大陸國土。

　　中山先生革命的思想來源，除了延續堯舜孔孟“天下為公”之道和明末黃宗羲諸位大儒的民權思想外，還延續了 260 年從未中斷的反清復明思想。中山先生為了推翻滿清，發動了十數次起義，其中最主要的是 1911年 3 月 29 日的黃花岡起義。中山先生讚歎黃花岡起義：“是役也，碧血423

　　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諸位先烈所憑藉的物質力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蔣公說：“黃花岡革命先烈，當時他們所憑藉的，僅僅是幾顆自製的炸彈，幾把藏在身上的短刀，幾條秘密運入廣州的駁殼手槍，以及一塊大餅，一條用以識別的手巾而已”。林覺民在“與妻書”中說：“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為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書竟，吾至愛汝！…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他們之所以“明知不可而為之，是因為他們自覺到“吾輩不死，國民不生”（黃花岡先烈饒國梁語）。因此，他們要“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他們要“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

　　（中山先生語）。他們的死震驚世人，三個月後而有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兩百六十年多年的統治，廢除了兩千多年的皇權政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是我華族數千年民權渴求在制度上的實現，這對中國、對亞洲都是扭轉乾坤的大事。林覺民等先烈，留學海外，只是一介書生。黃花岡起義是國史上唯一一次“書生造反”。一介書生，何以革命？這需要知道他們的另一個身份，在黃花岡起義的八十六位先烈中（注：後經學者研究，黃花岡先烈並非 72 人，而是 86 人），有六十八人出自洪門，洪門是反清復明的組織（在如今的美國致公堂還供奉著黃花岡烈士牌位）。他們在延續兩百多年從未中斷的反清復明，他們的思想資源有二：一、《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滿清入關時屠殺漢人的記錄。二、明末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大儒的民權思想，尤其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他424

　　們起義，一是為了實現民族數千年的民權渴求，二是為滿清所屠殺的先祖復仇（所謂復仇，並非針對滿人，而是指推翻滿洲部族的專制政權，滿洲部族除了入關時大肆屠殺漢人外，其執政期間的政策，也歧視打壓漢人），為無數冤魂討回公道，這就是我說的貫通幽明。中華民國建立後第三天中山先生就帶領文武百官祭奠朱元璋，這是對反清復明的延續（祭祀朱元璋，僅有恢復中華之意，即“民族革命”。朱元璋的君主制則必須廢除，即中山先生的“民權革命”）。中山先生徹底延續民族道統，毫無中斷。他知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乃國人兩百多年從未中斷的民族渴求，建立民國乃華族數千年從未中斷的民權渴求。因此，他們有貫通天地、貫通先聖先賢先祖的精神根源，才能夠以立體的德性世界對抗滿清平面的專制機器，才能夠回應幽界列祖列宗的召喚，從而“以死感動四萬萬人”並建立中華民國。共黨霸佔大陸，奴役人民，表面看是政治事件，但本質是人格事件。共黨之所以能肆虐大陸 70 餘載，是因為不停的血腥屠殺摧毀了國人之人格。國人人格再生之際就是共黨斃命之時，只有回到生命之本——上天生生之德、先聖之德方能有人格之再生。

　　民主源於天地給人類的命令，貫通著華夏先聖先賢數千年的一貫渴求。

　　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廢中偏西”，反對儒家，否定華夏道統。他們便從貫通天地、貫通先聖先賢先祖的德性之流中斷裂而出，變為肉身意義的人，他們缺乏對抗專政機器的精神根源。他們僅剩虛泛無根的“獨立思想”和根深蒂固的物欲。因其“獨立思想”虛泛無根，所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給予他們表現“風骨”的自由，他們便批評國民政府。而在 1949 年共黨佔領大陸之後，共黨只給他們做奴隸的自由，這些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所謂“硬骨頭”，便紛紛給共黨下跪。因其物欲的根深蒂固，所以當共黨以組425

　　建“聯合政府”之名許以名位後，他們便紛紛隨共黨而去。因其缺乏數千年一貫的精神背景，所以他們無法識破共黨的虛妄，無法在共黨暴力機器的威逼下盡其死節。當代大陸的民主人士，仍然“廢中偏西”，他們不停的批判、扭曲、羞辱中國文化，尤其是羞辱儒家。他們或者道聼塗説，或者觀以表面，斷章取義，他們不曾花至少五年的時間深入儒家，他們誤以為儒家僅僅是外在於自己的一批文獻，一批史料，一批社會政治現象，他們看不到活生生的，此刻就在他們生命中的天地造化才是儒家的真血脈，他們因此而否定儒家，羞辱孔子。他們希望自己的民族實現民主卻否定民族之魂魄，難道我華族是天地的棄兒嗎？難道幾千年來天地之光明仁慈無一日照到華夏大地嗎？他們在否決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在否定上天之公平，否定上天之公平即否定了上天，因為天心即公心。上天之仁慈不僅流貫西方，也流貫我華夏大地，因為人類皆其子民。他們無視在華族文化中所流淌的天地血脈，他們便從天地造化之流、從生生不息的民族大生命中斷裂而出，他們彷徨無依，變為一孤兒，一具渺小的肉身。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共黨分化、收買、利用，變節者甚多。當他們公開明確的羞辱民族文化時，毫無政治素養而有著天然民族情感的普通民眾當然會被共黨煽動的虛假民族主義利用。所以，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說，中華民國乃“興中華、建民國”之義。欲興中華，必須建民國，否則只是馬列殖民之穩固而已。欲建民國，必須興中華，而非毀中華、裂中華，否則只是助共匪利用虛假的民族主義毀民國而已。

　　當代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不僅否定民族道統，他們還否定建立民國的孫文以及捍衛民國的蔣中正。八九六四大屠殺之後，在共黨的策動下，海內外開始抹黑孫文，否定孫文革命。他們一方面為袁世凱翻案，一方面426

　　鼓噪如果康梁的君主立憲能夠實現，中國就不會有幾十年的戰亂。此二者的目的是借由否定孫文革命來否定今日的反共革命。鼓吹康梁的“君主立憲”只是為了給共黨的“黨主立憲”鋪路而已。當代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所主張的民主改良，猶如康梁的君主立憲。因此，瞭解“君主立憲”無法實現的原因便可知，今日大陸民主運動為何進展緩慢。君主立憲之所以無法實現，原因有二：一、滿清是滿洲貴族集團的專制，並非僅由君主一人專制。若僅僅是君主一人專制，或可實行“虛君”。但滿洲貴族集團的專制，便只能推翻之。共黨也是集團性的專政。二、無法回應兩百多年從未中斷的反清復明的民族革命。滿清入主中原時，無數漢人被屠殺，其執政期間又打壓漢人。如果仍然由滿人做君主，即便是“虛君”，那麼，如何對得起幽界的先祖冤魂！同樣，共黨從建立起，土改、破壞抗戰、叛亂、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計劃生育及罪惡血腥的所謂“維穩”，殺死餓死億萬國人。如果仍允許共黨存在，何以面對幽界的億萬冤魂！中山先生也曾明言君主立憲不可行的原因，他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說：“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有三：知民為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此自學理言之者也。

　　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族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國民之痛，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惑感者，猶或可暫安于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史事實而言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爭帝位。行民主之制，則爭端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之者也”。

　　我曾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中說：“民國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說，世間有四種人：聖賢、英雄、知識份子、庸眾。有些民運人士唾棄創造儒家文427

　　化的聖賢，又詆毀創造民國的英雄，僅以天真浪漫無血性的知識份子自居，要去喚醒庸眾。庸眾沉睡不醒，便感歎民眾之“愚”。中山先生說有三種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先聖先賢乃先知先覺，普通民眾不知不覺，當代民主人士乃後知後覺。當代民主人士否定了民族聖賢，斬斷了精神根源，獨自面對不知不覺的普通民眾。當他們無法喚醒普通民眾時，他們不為自己缺乏先聖先賢的德性、血性而羞愧，反而辱駡被共黨欺壓的普通民眾奴性太重，甚而遷怒列祖列宗”。他們“廢中偏西”，既否定創造中華道統的先聖，又否定創建中華民國的先烈。所以他們不知道，如今中國大陸的根本問題正是華族被馬列奴役，華族仍未獨立。個人被奴役僅僅是結果，民族被奴役才是原因。因為中國大陸陷落為馬列的殖民地，中國人民才喪失了自由。猶如，如果中國被日本佔領，日本豈能給你民權！

　　我曾在第二章说：明末黃宗羲諸位大儒的民權思想萌芽，被滿清侵略而中斷。中華民國建立後，原定六年訓政結束之後開始憲政，但因日本侵略，訓政時間不得不延長。對日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開始實行憲政，全國普選總統、副總統。但因蘇聯指使共匪叛亂，盤踞大陸，憲政又被中斷。中國近三百年的民權渴求，皆因遭受侵略而被迫中斷。故，欲實現民主，則必須先進行民族革命。因此，孫文革命，欲建立中華民國，則必須先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國民革命，欲落實民主憲政，則必須先驅逐日寇；今日大陸欲實現民主建國，則必須驅逐馬列，恢復中華。要獲得個人自由，必須先爭取民族的自由。對個人自由的爭取在中國文化中雖有萌芽，並經民國之培養，漸有暢遂之勢，但經 1949 年之後共黨的殘暴屠殺，已毀滅殆盡。故，民主雖能得到國人之認同，但難動國人之情。能動國人之情者乃數千年根深蒂固的“為民族爭自由”。為民族爭自由，是蘊藏在國人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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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最大力量，蔣公所領導的對日抗戰的勝利，正是憑藉此力量。在中國文化中，上天的正道、人間的正義和民族的正統，三位一體。守護民族的正統，才可以守護天道良知，這是華族的獨特信仰。所以，中山先生革命開始便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號召。如今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主張民主改良，他們將大陸的根本問題界定為民主缺失而宣導民主化，他們所鼓吹的僅僅是依靠西方宗教背景而來的和理非、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他們嚴重缺乏華夏士大夫的天地神明信仰、為匹夫匹婦和列祖列宗復仇之俠義精神。我曾在我的 Twitter 說：“中山先生當年之所以不提‘和理非’，是因為推翻滿清是為列祖列宗復仇的民族革命（再次強調，所謂復仇，並非針對滿人，而是指推翻滿洲部族的專制政權） ，你跟殺父仇人談什麼 ‘和理非’！”。最深固、最莊嚴、最浩大的剿共理由是殺人償命的神聖天條，必須取政權之命以慰億萬冤魂。今日大陸所需要的是民國化，需要讓大陸人知道自己不僅僅是“奴”，更是“亡國奴”（因中華民國大陸地區被共黨占領，大陸人才從自由民變為了共黨之奴。亡國是因，為奴是果）。

　　要為幾千萬匹夫匹婦的冤魂和數千年列祖列宗、先聖先賢討回公道。一言以蔽之，今日大陸的首要任務是“毀絕馬列，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

　　共黨毀滅了“幽界之明”（幽界的聖賢君子的光明德性）。如果“幽界之明”未毀，我們便有貫通先聖先賢的精神根源，我們便容易克除私欲以救民救世。所以，蔣公在抗戰期間說：“我們要對鼻祖炎黃和我們 總理在天之靈宣誓：從今天起，我們要徹頭徹尾來履行國民公約，洗刷過去畏難好逸苟且偷安的各種缺點……我們要對抗戰以來殉國將士，殉難同胞宣誓！

　　從今天起加倍努力為他們報仇，為國家雪恥……”。共黨毀滅了“幽界之明”，就斬斷了大陸民眾克除私欲和改變明界（人間）的精神根源。中山429

　　先生在清末的文盲眾多，內憂外患之際，卻能迅速建立民國。而今日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在文化普及的情況下，雖已幾十年卻進展緩慢。這與很多民主運動人士否定民族文化，毀掉了“幽界之明”，讓自己喪失了改變明界的精神根源有很大關係。

　　道統乃道德之統，德性無形，無形者不被形體所限，必能涵蓋萬有而不偏。我在第二章已說明，政治的真實內容即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領域，分別對應人的祖宗及民族文化生命、思想理性生命和肉體生命，三者乃血脈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只要政治出現問題，則必然三者同時出現問題。民族、民權、民生乃國史中的三大任務，在清末，三大領域皆面臨更加嚴峻的危險。同時，西方又漸次出現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經濟革命。

　　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夠迅速創建民國，因其貫通古今、融匯中西，全面涵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領域而無絲毫遺漏。“廢中偏西”者，他們隔斷涵蓋萬有的道統，其關注者必有所偏。共黨否定民族、拒絕民主，僅僅利用“經濟平等”的口號來實現極權專政。共黨知道，僅以階級鬥爭為手段，以實現經濟平等為口號，必不能全面佔領大陸。因此，共黨在叛亂期間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佔領大陸。共黨之所以有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機會，皆因自由主義者只關注民權而忽略民族。否定民族的民主是殖民地的民主，因此，共黨便煽動“反美”來利用民族主義。亦即，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夠建立中華民國，因其全面涵蓋民族、民權、民生，共黨之所以能夠佔領大陸，是靠全面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共黨佔領大陸後，一貫的毀滅民族、民權、民生至今。而如今關心國事者，或只關心民權而否定民族，或認同民族而否定民權，或只關心民生而忽略民族、民權，皆各有所偏，都不能全面解決民族、民權、民生430

　　問題。中山先生因為全面涵蓋民族、民權、民生而建中華民國，今日大陸，也必須光復民國，全面涵蓋民族、民權，民生，才可以聚合各派反共力量，最終實現民主化。

　　華夏以“天下為公”為核心的道統，被法家塑造的君權埋沒兩千餘年，由少數聖賢代代守護。到 19 世紀中西交通後，儒家士大夫以華夏道統為本，融匯西方民主，最終由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創建中華民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本有根，方能開花結果。所謂本根即華夏道統，所謂開花結果即民主建國。新文化運動之後，長期的“廢中偏西”，本根（華夏道統）已斷，故不能開花結果（民主化）。共黨毀滅民族、民權、民生的起頭第一步即毀滅華夏道統，中華民國在千難百死、步步血淚中仍然能建設民族、民權、民生，皆因其死守華夏道統。吾人就必須以光復民族道統為起點，才能重建民族、民權、民生。在六四大屠殺之後，越來越多的人徹底否定共黨，他們重新歸宗到被共黨毀滅的民族文化和中華民國，開始“光復民國”。從 19 世紀中葉開始的“中西融匯”在遭到百年的埋沒

　　後，由他們光復。數千年的華夏道統在遭到百年的扭曲、羞辱、毀滅、腐蝕之後，由他們光復。本根（華夏道統）已復，必能開花結果（民主化）。

　　“廢中偏西”是物化之偏，因為物化的“廢中偏西”彌漫思想界，才讓物化的共黨政權肆虐大陸。天地創生之道本來就貫通中西，只有“中西融匯”才符合天地創生之中道。符合此道，方可創生。因此，只有“中西融匯”之道，才能毀絕共黨。

　　中山先生建立中華民國的主體精神是中西融匯之道，踐行此道的是黃花岡精神。如今，中西融匯與黃花岡精神已雙雙復活：香港乃中西融匯的431

　　全球第一典範，香港時代革命即華夏道統和黃花岡精神的不自覺表現。香港反共之道端賴港人能否有此自覺。以下說明：

　　十一、香港反共之道：

　　因共黨的嚴密封鎖，大陸人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看法是黑白顛倒的。所以，我先對大陸人說明香港抗爭的原因及基本情況（香港讀者可略過，直接看隨後的“光復香港與光復民國”部分），然後再對港人說明，我對香港時代革命的建議。

　　在此先對大陸人說明，香港反送中運動，絕非港獨，絕非暴動，絕非因為民生，絕非所謂的境外勢力煽動。港人的主體訴求，僅僅是要求共黨兌現曾經給香港的普選承諾 （共黨曾有三次承諾香港可以普選，分別是2007 年、2014 年和 2017 年，但每次都用一些文字遊戲推翻之前的承諾），僅僅是要求共黨不要破壞一國兩制，要真正兌現一國兩制的承諾。共黨秉持其一貫的陰陽兩面的祖宗家法，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掩蓋下，不斷滲透、操縱，企圖把香港變為“一國一制”、“黨（共黨）人治港”，也就是把香港大陸化——無自由、無法治、無民主。港人在 1997年之後的多次抗爭就是要反對香港被大陸化。港人的“光復香港”，是要找回香港在 1997 年之前本自具有的自由、法治，並進而要求共黨兌現給港人的雙普選承諾（立法會普選和特首普選）。

　　2015 年發生了震驚國際的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銅鑼灣書店因為賣共黨的禁書，書店的經營者李波、林榮基等人被綁架回大陸審訊、迫害。

　　香港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就是因為港人知道在大陸是黨大於法，毫無法治。如果“逃犯送中條例”通過的話，共黨可以用任何名義隨意抓432

　　捕。那麼，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就坍塌了。因此，港人將“反送中運動”看作是香港的生死保衛戰，700 萬人口的香港有 200 多萬人出來遊行。許多人出來遊行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遺書。參與遊行的，不僅僅是學生，不僅僅是青年，還有銀髮族，還有中產階級……有近萬名港人被共黨關押、殺害。

　　英國殖民期間的港人，大多數曾受共黨迫害，他們為了逃避大饑荒、文革等赤禍來港。他們雖然反對共黨政權，但仍然有非常強烈的民族認同。

　　他們仍然可以區分文化的中國和政治的中國。他們還知道共黨並非中國，他們不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但認自己是中國人。而如今的港人，尤其是 1997 年後出生的青年人，他們面臨的是，共黨不斷的阻礙港人自治，不斷企圖直接統治香港。大陸人被共黨封鎖在國際互聯網之外，只能被共黨蒙蔽。但港人可以自由流覽國際互聯網，他們知道共黨太多太多太多的罪惡，他們知道共黨在國際上臭名昭著。共黨綁架中國，“中國”一詞已被共黨嚴重玷污。如果認自己是中國人，就等於被迫承認罪惡的共黨政權。因此，他們自認是華人，但絕不做已被共黨玷污了的中國人。

　　光復香港與光復民國

　　首先說明，之所以把香港反共之道放在本書結尾處，是因為我以下所談的香港反共之道，是由本書第一章的天地根基，到第二章的古代華族，到第三章的近代華族，再到今天，一脈貫通所得的最終結果。所以，特別強調，以下所談的香港反共之道，並不是孤立的，需要通讀本書方能真正理解。

　　433

　　我曾在我的 Facebook 說：“共黨‘一國兩制’的毒計，並非自香港始，並非自臺灣始，也並非自西藏始。由‘一國兩制’，漸變為一國一制，最終達到一球一制，此乃共黨百年未變、賴以生存的基本手法——蘇俄孵化共黨後，寄生於國民黨，欲篡奪國民黨的領導權。此乃共黨欲由‘一黨兩制’，漸變為一黨一制，進而以一國一制霸佔中國，並聽命蘇聯最終實行一球一制，禍亂人類。蔣公挽救危局，毅然清黨之後，共黨公然分裂中國，建立蘇俄的兒子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假借抗戰之名坐大，最終全面叛亂霸佔大陸。此乃共黨企圖由一國兩制變為一國一制，最終發動世界‘革命’達到一球一制。

　　1949 年後，毛匪以‘一國兩制’欺瞞西藏，隨後鎮壓西藏，變為一國一制。共黨在文革後，瀕臨滅絕，無力驟然做到一國一制。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一球一制更是無望。但其一國一制、一球一制的野心絕未更改，只是迫于時勢，鄧只能韜光養晦，重施‘一國兩制’故技於香港，麻痹港人，並企圖以此詭計霸佔臺灣。

　　在共黨權貴無孔不入的霸佔經濟三十多年後，共黨自以為翅膀硬了，便血腥鎮壓香港，硬推所謂的‘國安法’，公然撕毀‘一國兩制’，露出其一國一制的真面目，並企圖以丟人現眼的《國安法》管遍全球，其‘一球一制’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因此，切勿以為如今共黨在香港的暴虐是違背了鄧。鄧當年是因為實力不夠才不得不以‘一國兩制’的虛假面目示人，並以此為掩蓋，暗中滲透控制香港，為一國一制做準備。共黨如今的一國一制就是鄧‘一國兩制’的目的。此目的並非自鄧始，也並非自毛匪始，而是自共黨建立起便如此。共黨在下手時必偽裝‘一國兩制’，之後必然是一國一制、一球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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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撕毀一國兩制，霸佔香港。香港時代革命所面對的有形敵人是共黨的武力，無形敵人是共黨煽動的虛假民族主義，這是共黨有形武力之外的最大武器。共黨把香港時代革命污蔑為“港獨”，煽動虛假的民族主義迷惑了大陸、香港、臺灣及海外的眾多華人。港人“寧做飛灰，不作浮塵”，在共黨的武力面前無絲毫屈服。但是，許多港人不自覺的落入了共黨虛假民族主義的圈套，其典型表現是竟然把共黨稱為中國，竟然稱1997 年 7 月 1 日為“回歸”，港人如此做便丟掉了對付共黨的最大武器——真正的民族主義。 共黨給香港設定的框架是“一國兩制”。香港抗爭的正路應該是否定“一國（中共國）”。遺憾的是，香港為爭取兩制的多次抗爭，均以默認“一國”為前提（誤以共黨佔領的大陸為中國）。如此默認便喪失了對付共黨的最大武器——共黨毫無資格代表中國。在全球華人中，香港最有資格代表中國——

　　香港免受大陸的百年戰亂，保留了華夏文化。辛亥革命後，滿清遺民來到香港，保留了中國的古典文化和民俗。新文化運動時，大陸進行白話文運動，港府保留了大量的文言教育。1949 年大陸被共黨佔領，民族固有文化、民國文化被盡數毀滅。大量中華民國軍民同胞來港，民國文化得以保留。香港不僅保留了中國的古典文化、民國文化，還有英國文明。香港是中西方文化彙聚的典範之地。之所以說香港才是真正的中國，就是因為香港是中西方文化彙聚的典範。文化融合正是中國文化的本性，正是中國文化的生機所在。國史上，華夏融合各民族文化，融合印度而來的佛教。

　　近代與西方文化的融合，是中國文化的內在渴求。明朝時，義大利的利瑪竇來華所引發的中西文化交流，被滿清暫時中斷後，在清末和民國繼續。

　　1949 年又被共黨打斷，而在香港延續。香港作為中西文化匯通的典範，435

　　不僅對中國重要，對人類也很重要。人類的和平、人類的命運取決於人類各文化系統的融合，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作為兩個主要的文化體，彼此間的融合對人類而言至關重要。所以，從人類文化融合的角度看，香港不僅是華族的生機所在，也是人類的生機所在。護衛香港價值，不僅是港人的責任，不僅是華人的責任，也是人類的責任。在全球華人中，唯有香港最具中西方文化匯通的典範意義。中國文化之本位，不是國，不是族，而是天下。中西文化之融合，即屬於天下的範疇。當代，只有融合了中西文化的香港，才能代表具有“天下關懷”的中國文化。而共黨，前三十年，以暴力毀滅華族文化與西方普世價值。後四十年，以物欲腐蝕我華族文化，公開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共黨之所以如此斷絕我華族之慧命，因其根本就沒有“慧命”的概念，他只有“經濟動物”的概念。而如今，這個羞辱祖宗、悖逆祖宗、毀壞國族的逆賊霸佔著中國，竟逼迫真正的炎黃子孫離家出走！之所以說香港才有資格代表中國，不僅僅是因為香港保留了古物和風俗，更因為香港時代革命是華族古典精神和民國精神的延續。以下我會說明香港時代革命精神根源，並說明香港反共應該走的民族革命之路——光復民國。為自由、為尊嚴而忘死抗爭的香港時代革命，牽動良心、震動世界，其精神根源，由近及遠，貫通古今——

　　香港時代革命所延續的自由精神，最近的便是 1989 年 6 月 4 日被共黨血腥屠殺的天安門事件”（六四結束後的三十年，每年的六月四日，港人都有悼念活動）。在延續六四精神之前，所延續的是在大陸大饑荒、文革時為了逃避共黨迫害而來港的數百萬難民的爭取自由的精神（一位年輕的香港抗爭者在採訪中說，他的父親為了逃避文革的迫害，游水逃到香港，中了一槍，才有尊嚴的生活，作為兒子不能拋棄父親，而自己如今也作為父親，也要為孩子作榜樣。所以，這位年輕人明知打不過共黨，但仍然要站出來，因為436

　　他不願意放棄自由與尊嚴）。在延續數百萬來港難民爭取自由的精神之前，香港時代革命所延續的是，1949 年大陸落入共黨之手，為避共黨而來港的商業精英、文化精英和國軍將士的民國精神。中華民國由國民革命創建並守護。所以，民國精神即國民革命精神。香港時代革命所延續的正是中華民國國民革命精神。我在香港的抗爭者身上無數次的看到當年創建民國，守衛民國的諸位先烈的精神。以下從黃花岡精神、黃埔精神和抗日衛國精神來簡述中國國民革命精神。

　　香港的抗爭者說，香港時代革命，是為香港爭自由而戰，是香港的生死存亡之戰。很多參加抗爭的年輕人都先留下了遺書。黃花岡起義的諸位先烈，他們同樣要“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林尹民先烈說：“余豈不知家族可戀，顧中國將亡，何有於家族…大丈夫生當此世，當收復河山，何能伏案作博士…於必不可犧牲必不忍犧牲者而犧牲之”。中山先生說到黃花岡起義時曾說：“革命黨不過是幾百人，用幾百人去打幾萬人，那般烈士知道要得什麼結果呢？……他們在專制政體下，昏天黑地之中，存心為四萬萬人服務，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目的，想到無可如何之時，便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為四萬萬人來服務……他們死了之後，不到五個月，便發動武昌起義，解除了四萬萬人的奴隸地位”。黃花岡諸位先烈為了推翻滿洲部族的專制而革命，今日港人為了反對馬列專制而戰。滿清入主中原時，大肆屠殺漢人，黃花岡諸位先烈，推翻滿清，是為祖宗復仇。共黨佔據大陸，殺死餓死同胞幾千萬。如今許多港人，都是大饑荒和文革時逃難來港的難民的後人，港人反共也是為祖宗復仇。中國同盟會的誓詞中曾說：

　　“堂堂華夏不齒於列邦”。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是為華夏的尊嚴而戰。香港時代革命，同樣是為香港的尊嚴而戰，讓世界看到港人絕不願437

　　被奴役的人格尊嚴，也為華族贏得了尊嚴。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是我華族近代以來第一次贏得世界的尊敬。蔣公領導對日抗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貢獻巨大，是我華族第二次贏得世界的尊敬。

　　香港時代革命，港人“只見一義，不見生死”，是我華族第三次贏得世界的尊敬。待我華族毀絕中共黨國，則可再次贏得世界的尊敬。

　　中山先生為了肅清軍閥，守護中華民國法統而創建黃埔軍校。黃埔軍校異常艱苦，有時連一日三餐都難保證，更別說其它。國民革命軍之所以能夠在蔣公的領導下，肅清軍閥，統一中國，所憑藉的是黃埔精神——親愛精誠。親愛精誠，即與數千年民族血脈一體，與四萬萬同胞親如手足。

　　香港時代革命，參與者之間互稱手足，最見親愛精誠，最令人動容。他們與港人手足一體，為港人所受的屈辱而戰。有許多抗爭者接受採訪時說，他們擔心手足多過擔心自己，他們之所以不怕殘暴的黑警，是因為他們感到對那些被捕者、死者有道德上的虧欠。正是手足一體的情義讓他們無懼死亡。有示威者在接受採訪時說：“面具背後不是一個血肉之軀，而是理念，理念刀槍不入”。理念即發自手足一體、親愛精誠的正義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七個星期就被德國佔領，而中華民國在日俄兩大強國的夾擊下，且共黨非但不抗日，還勾結日軍打國軍。在如此艱困的情況下，國民政府還能夠抵抗無比兇殘的日寇八年之久，所憑藉的正是黃埔精神。日寇的總司令崗村甯次說，中華民國的抗戰主體，就是以蔣公為中心的黃埔系。‘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 （具體見本章第四節）。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在 1946 年頒佈《中華民國憲法》，1947 年進行了普選，這是中國史上唯一一次普選。但是，蘇俄指使共黨438

　　叛亂佔領中國大陸，民主憲政中斷。1949 年，中國大陸被馬列共黨佔領，所以才有了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等大浩劫，才有了 1997 年香港被共黨殖民，也才有了如今的香港時代革命（如果 1997 年香港回歸的是中華民國，那麼，第二天就可以實現普選，猶如今日的臺灣。如今，《中華民國憲法》仍然規定，大陸、香港、澳門為固有領土）。國民革命的第一期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第二期是肅清軍閥，統一民國，以及對日抗戰，保衛民國。第三期是反共抗俄的三年戡亂戰爭和如今的毀絕馬列，光復民國。香港時代革命正處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三期——毀絕馬列，光復民國，仍然是中國擺脫外來馬列殖民的民族革命。蔣公曾說：“討毛戰爭勝利，就是大陸民主憲政重光之時，自必舉行全民普選，召開國民大會——那就是中國人解決中國問題的議壇；政府選自人民，政治決於公意……以告慰我國父與革命諸先烈在天之靈”。

　　有香港青年人在接受採訪時說：“為了香港的未來，有的事比分數和玩樂更重要，大人家長們只是求安穩，但年輕人覺得真正的安穩是可以容納各種不同聲音即言論自由。現在到了我們這一代負責”。這正是華夏天下為公、以天下為己任的道統。此道統被法家塑造的君主制埋沒兩千多年，由中山先生延續並創建中華民國。1949 年蘇俄共黨佔領大陸，此道統又被中斷。此道統被共黨羞辱殘害 70 多年後，由香港時代革命延續。因此，香港時代革命所延續的正是華夏道統和中國國民革命精神。香港的“宋皇台”遺址，是南宋皇帝的停留處，蒙元滅南宋，數十萬軍民蹈海而亡。

　　“宋皇台”既代表民族不願被奴役的氣節，也代表正統中國之所在。宋亡之後，日本不認蒙元政權為中國，而以中國正朔自居。明亡之後，朝鮮不認滿清政權為中國，而以中國正朔自居，並延用明崇禎年號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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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大陸被馬列共黨佔領，中華民國——正統中國退守臺灣。香港時代革命已經延續了“宋皇台”所蘊含的絕不被奴役的氣節，能否再延續“宋皇台”所蘊含的“正統中國”呢？此處所謂的“正統中國”是指“天下為公”的華夏道統和中國國民革命精神。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萌芽地在香港、多次起義的策源地在香港。香港曾是推翻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的策源地，如今能否再次作為光復中華民國的策源地呢？

　　香港時代革命雖已在實質上延續了華夏道統和中國國民革命精神，但參與者卻無此自覺。是否有此自覺，關係甚大。如果無此自覺，僅以民主為訴求，固然可以得到大陸民主人士和全球民主國家的支持，但如何得到那些被共黨虛假民族主義所迷惑的大陸、香港、臺灣和海外華人的支持呢？

　　香港時代革命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喚起大陸人一起反共，只有喚起大陸人才可以真正推翻共黨。我再次強調，政治只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領域，共黨在大陸殘酷的盤剝民生、欺壓民權，毫無道義可言。因此，它賴以生存的唯一武器即虛假的民族主義——綁架中國，妄圖以中國自居。大陸人經過共黨 70 多年的蒙蔽，已經不自覺的誤認其政權為“中國”，這是它目前唯一的執政基礎。因此，當共黨將香港的民主抗爭污蔑為港獨時，便很容易綁架大陸人的民族主義。如果香港獨立，這個毫無道義的共黨政權就會借機利用虛假的民族主義裹挾十四億大陸人。如果香港以光復中華民國自任，共黨就無法再以“港獨”來污蔑香港時代革命，就可以讓大陸人猛醒：共黨並非中國，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中國，就可以徹底瓦解共黨的合法性（同時，光復中華民國意味著香港時代革命的訴求不僅僅是民主，而是民族、民權、民生三者兼備。若如此，則不僅可以號召認同民主的港人反共，還可以讓有著民族情結和關心經濟生活的港人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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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光復民國”部分說過，從滿清到現在的大陸，都由經濟改革、民主改良，最終走上民族革命。在民主改良已無望後，最終會走上民族革命，由民族革命實現民權。這是因為民族革命可以讓我們貫通幽明，以立體的德性世界對抗平面的物質世界。曾有香港示威者在接受採訪時說：

　　“香港人以前以謀生為信仰，而現在團結和公義變為很明顯的追求”。港人曾以謀生為信仰，這是平面的物質世界。如今團結起來追求公義，是為了實現民主。民主的根基——人格尊嚴固然屬於德性，但並不是“立體的德性”。因為這是獨立的個體意義的尊嚴，並未貫通幽界，並沒有上升到民族的尊嚴。因此，港人還沒有上升到以“立體的德性世界”對抗共黨的專制機器，異常艱難。更糟糕的是，共黨無孔不入的利用民族主義，它綁架的民族主義當然是虛假的，但對不懂政治的大陸普通民眾而言，這個假的民族主義，也會讓他們貫通先祖，有一種虛幻的“立體德性世界”，並以此來打壓港人。因此，當務之急，港人需以真正的民族主義，來破除共黨綁架的虛假民族主義，貫通華夏道統和國民革命精神，以立體的德性世界反抗共黨的專制機器，此義至關重要。但是，香港的事只有港人有資格決定，我不是香港人，只能提此建議，以供港人參考。

　　我曾在前言中說，我華族聖賢代代守護的以“上天愛民之德”為本的、以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為具體內容的道統，在秦漢之後，雖然被法家塑造的君權嚴重玷污、殘酷扼殺，但每一代皆有少數大儒死守此道，至明末大儒黃宗羲而達到頂峰，之後又被滿清埋沒兩百餘年。

　　19 世紀中葉，中西交通以後，儒家士大夫發現西方的民主制度正合華族古聖之道，因而引進民主政治，以實現華夏古聖之道統。最終由孫文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實現古聖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441

　　生自主之道統。此即“中西融匯”之路。新文化運動之後，違背“中西融匯”之中道，開始“廢中偏西 ”，否定華族道統。華族道統又遭淹沒，至共黨的文革達到頂峰。文革及六四之後，廢中偏西之路仍未停止，至今仍流行於海內外民主運動之中。華族道統雖被埋沒百年之久但並未斷絕，仍有人死守此道統。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守護此道統者，在政界以中山先生與蔣公為代表，在 學界則有新儒家。他們延續“中西融匯 ”之道，最終頒佈了《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者張君勱先生即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因為共黨叛亂，《中華民國憲法》在大陸中斷，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皆被毀滅。但是，《中華民國憲法》絕對不會被滅絕——《中華民國憲法》是華族道統和普世價值的凝結。因為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廢中偏西”，再加上共黨更加殘酷的毀滅，華族道統在共黨佔領大陸後非常微弱，但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仍存於國人血脈。因此，在共黨殘酷的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運動中，仍有國人憑藉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起而反抗，至六四運動達到頂峰。在共黨的“六四大屠殺”後，部分國人對共黨已經徹底絕望，他們徹底否定毛匪及鄧，他們徹底擺脫了共黨給定的思想框架，他們開始反思被共黨毀滅了的民族文化，開始挖掘被共黨扭曲污蔑的中華民國，他們漸漸回到了被埋沒、扭曲近百年的華族道統，他們為了實現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而光復中華民國。至此，《中華民國憲法》所依據的華族道統和普世價值兩大精神在被共黨毀滅 70 多年後又得到延續。兩大精神表現在香港即“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中山先生延續古聖道統又融匯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山先生曾說：“周朝開基，有大王王季，文王之聖，亦百餘年才成帝業。可知共和國家斷非一蹴442

　　可致的…中國六年來變亂之原因，正新舊潮流衝突之現象…執共和國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制之手段也。故今日變亂，非帝政與民政之爭，非南北意見之爭，是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注 3）。吾人今日必須再次融匯華族道統與普世價值，光復中華民國，實現真正的共和。

　　我在第二章説明古代士君子及中華民國諸先烈的信仰時曾說：“光復民國不僅僅是明界之事，還關切到幽界的先聖之德能否照臨人間。如果我們能夠守護良知的光明，能夠自覺擔負先聖先賢救民的期待，行幽界的先聖之德於民生，即民生主義。行先聖之德於民權，即民權主義。吾人如此延續先聖之德，即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若如此，我們便盡了“後死者”

　　之責，死後也是民族之守護神，以光明人格照耀後人……我們要自覺的擔負，不是來自先聖先賢的命令，而是來自本性的命令——上天好生之德的命令”。上天好生之德發端於人即惻隱之心——我們絕不忍心：人性被黨性玷污，中華被馬列霸占，民國被共黨奴役，民命被共匪踐踏。因此，我們必須：

　　驅逐馬列，恢復中華，為列祖列宗盡孝。

　　毀絕共黨，光復民國，為億萬同胞盡責。

　　如此，方可讓數千年來因對抗皇權而被殺戮的士大夫瞑目，讓黃花岡起義、北伐、抗戰、剿共而陣亡的先烈瞑目，讓被共黨殺死、整死、餓死的億萬冤魂瞑目。

　　望能捐贈支持本人光復民國，帳號如下：

　　PayPal.Me/hechangming

　　443

　　本書注釋：

　　前言注釋：

　　注 1：趙曉鈴：《1933 年四川兵災》《炎黃春秋》2013 年第 8 期。

　　注 2：《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頁 310，《在海丰縣工農兵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的演說》1927 年 11 月 21 日原載《海丰縣工農兵代表大會會場特刊》第 2 号。

　　注 3：郭德宏，《中國近現代農民土地問題研究 463 頁》

　　注 4：張正隆的《雪白血紅》，來源：新浪歷史。

　　注 5：《炎黃春秋》雜誌 2012 年第 11 期《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晏樂斌。

　　注 6： 維基百科。注 7：此處所舉兩例共匪 1949 年之前的説法，均來自笑蜀的《歷史的先聲》。

　　注 8：《黃花岡》雜誌第五期“1970 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 丁抒。

　　第一章注釋：

　　注 1：本書引用的蔣公日記均來自《蔣中正總統省克記》（奉化王宇高（墉伯）、王宇正（垣叔）整理）。

　　第二章注釋：

　　注 1：中山先生全集第二冊 601 頁。注 2：譯文根據《尚書今注今譯》屈萬裏注譯。

　　注 3：引自《南方週末》秦暉：《何來如此深仇大恨？》一文。注 4、中山先生全集第三冊 59 頁注 5、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紀事：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 https://tm.ncl.edu.tw/。

　　注 6、黃花岡雜誌第 28 期《青史嘯虹﹕這是否林昭最後的血詩？》 作者不詳）第三章注釋：

　　第一節：

　　注 1：《史達林全集》第 11 卷 241 頁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

　　注 2、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近代史》，第四二八頁。引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

　　第二節：

　　注 1、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第二節，略有刪節；注 2、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第三節。

　　注 3：五卅運動部分來自《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上冊 99 頁；省港大罷工部分來自趙生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36 頁，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廣東黨史大事記》58、81 頁，引自陳永發著《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172 頁。“三一八慘案”部分來自《三一八運動資料》515 頁，引自陳永發著《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146 頁。

　　注 4：《湖南革命歷史檔彙集》甲 1 ,第 9 頁；注 5：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注 6：辛灝年著《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第四節，略有刪節第三節：

　　注 1：第一條和第二條來自 1989 年 8 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冊，第三條來自該選集的第五冊。本書所引共匪文件，除特別說明外，均來自該選集，以後不再一一註明。

　　注 2：與前言注 1 同。注 3：與前言注 2 同。注 4：與前言注 3 同。

　　注 5：許黎娜、肖雪龍《提棺驗尸十年沉冤終得雪》，《南方都市報》，2008 年 5 月 6 日。招遠血案啟示錄 余未《中國人權雙周刊》第 132 期，2014 年 5 月 30 日—6 月 12 日。

　　注 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20 頁。

　　注 7、《時事新報》上海，1927 年 12 月 19 日，《中共黨史 1921-1949》，蔡國裕、蕭譽，86 頁。

　　注 8、兩句話分別來自徐向前《曆史的回顧》的第 258、408 頁。來自文學城網，瓜棚豆架的《1933，四川兵災》.

　　注 9、毛匪的《關於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1931 年 2 月 18 日，《總政治部通訊》第四號刊印。

　　注 10、《中央財政土地部為籌款問題給鄉主席貧農團的一封信》 1933 年 9 月 19 日，臺灣石叟資料室藏。引自《炎黃春秋》“我看紅軍長征的原因—— 一種政治經濟模式的破產過程的考察”，張鳴。

　　注 11、三句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陳棉水 何友良的《蘇區研究論文精粹》的 141 頁、151 頁、153-154 頁。三句的原始來源分別是，第 1 句：潘漢年，《工人師少共國際師的動員總結與今后四個月的動員計划》，《斗爭》1933 年 8 月 29 日。第 2 句：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 63 頁。

　　第 3 句：《赤匪反動文件匯編》第 6 冊，1953-1954 页。

　　注 12、三句均來自：愛思想網，張永：鄂豫皖蘇區肅反問題新探。原稿發表於《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三句的原始來源分別是，第一句：《方英關於紅四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1 年 7 月 1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 1993 年版 279 頁。第二句：《何玉琳給中央的報告》

　　（1929 年 9 月 8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 1993 年版 365 頁。

　　444

　　第三句：《郭樹勛巡視河南商城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0 年 2 月 19 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匯集》（甲5）322-325 页。

　　注 13、《炎黃春秋》“我看紅軍長征的原因—— 一種政治經濟模式的破產過程的考察”，張鳴。

　　注 14、兩句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陈棉水 何友良的《苏区研究论文精粹》的 149-150、152-153頁。第 1 句原始來源是：趙効民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經濟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 343 頁。

　　注 15、第 1 句，蔡孝幹：《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第 155 頁、216 頁。引自《炎黃春秋》我看紅軍長徵的原因—— 一種政治經濟模式的破產過程的考察，張鳴.第 2 句和第 3 句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陳棉水 何友良的《蘇區研究論文精粹》的 139-140 頁、 153-154 頁。兩句的原始來源分別是，第 2 句：潘漢年：《工人師少共國際師的動員總結與今后四個月的動員計划》，《斗爭》1933 年 8 月 29 日。

　　注 16、第一條和第二條見上海德文日報主筆 Mr.Simon Eberhard 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收入於《陳誠回憶錄》。

　　其餘各條見中央社特派記者鐘貢勛所作之《江西農村視察記》，收入《陳誠回憶錄》。

　　注 17：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憶賀龍談湘鄂西肅反》黎白 2015-01-21。

　　注 18：兩句分別來自 1991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曆史》下冊 631-636 頁、上冊 476-480 頁。引自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羅惠蘭《黨內肅 AB 团“扩大化”之说新考》。

　　注 19：引自《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9 年 8 月號總第五十四期，高華的《肅 AB 團事件的歷史考察》。

　　原始來源：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資料通訊》（1981 年合訂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 89、114。

　　注 20：引自 2015 年 9 月 7 日共識網的張永的《湘鄂西蘇區肅反研究》(原文發表於《史學集刊》2015 年第 4 期）。原始來源：廖漢生，《紅二軍團曆史片斷》(1946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資料選編》(二)，第682 页。

　　注 21：博聞社，裴毅然《黨史真相》第十二集視頻，2018 年 2 月 21 日。

　　注 22：彭湃：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的創建者來源：深圳新聞網-晶报 晶报记者 吴文超注 23：1958 年 9 月出版，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 667 頁。

　　注 24：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梁啟超與令嫻女士等書節錄）開放網︰2011-07-05。

　　注 25：《80 年前的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來源：《中國人大》雜誌第四節：

　　注 1：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就國外東亞人民工作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摘錄）（1920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 年，頁38-39。來源：中共建黨背景：蘇俄的東亞總政策 ——盡一切可能加劇中日美三國的衝突。作者： Wei?e Taubev.

　　Sommer。2021 年 7 月 5 日議報首發，https://yibaochina.com/?p=242473）注 2：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 376 頁。引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二章第二節。

　　注 3：第二例中所引來自《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抗日名將孫元良駁中共香港文匯報周奕副社長胡志偉’，略有刪節。

　　注 4：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抗日戰爭真相》98 頁，以下該書簡稱《中共壯大之謎》。

　　注 5 ：孫元良的兩句話均來自《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說國軍消極抗戰天理何在－抗日名將孫元良訪問記” 胡志偉，略有刪節。

　　注 6：《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講演錄）”辛灝年。

　　注 7：第一個是網友整理，我看到的是網友 Solon 的轉載，原整理者不詳；第二個：廬山會議時擔任會議筆錄的李銳著的《廬山會議實錄》186 頁。第三個：《清華大學學習資料 1957～1961》第 260 頁。這兩個由網友許小可在科學網發佈。

　　注 8：本例及下面的兩例來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7），是我在謝幼田的《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一書看到的，然後我又直接看共匪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在具體引用時，於謝先生所引內容略有不同。

　　注 9：《粟裕戰爭回憶錄》92、93 頁。共黨的解放軍出版社 2006 年。注 10：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128 頁。

　　注 11：毛匪第一次變：蔣中正《蘇俄在中國》第三章第十三節；毛匪第二次變：《蘇俄在中國》第三章第十六節；毛匪第三次變：《蘇俄在中國》第三章第十九節。

　　注 12：與注 10 同。注 13：《粟裕戰爭回憶錄》78 頁，共黨的解放軍出版社，231 頁。

　　注 14：兩例原始來源分別是， 第一例：中共中央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1 年 1 月 13 日。第二例：“毛澤東年譜”，1941 年 1 月下旬。兩例分別來自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的 292 頁、294 頁。

　　注 15：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250 頁。

　　注 16：《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講演錄）”辛灝年。

　　注 17：臺北中央日報社出版《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第 122 頁。

　　注 18：《說國軍消極抗戰天理何在──抗日名將孫元良訪問記》胡志偉，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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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9：《說國軍消極抗戰天理何在 ──抗日名將孫元良訪問記》胡志偉，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略有刪節）。

　　注 20：《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抗日名將孫元良駁中共香港文匯報周奕副社長》胡志偉。

　　注 21：《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講演錄）”辛灝年。注 22：同上。

　　注 23：張學良接受日本電視台採訪，來自《炎黃春秋》雜誌於 2004 年第 1 期曾景忠的《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來源：

　　《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講演錄）”辛灝年.唐德剛的口述歷史部分也來自此演講錄。

　　注 24：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對南方遊擊區的秘密指示。《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講演錄）”，辛灝年。

　　注 25：第一例：2015-05-02／聯合報／A3 版／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血肉磨坊。第二例：謝塵《戰爭年代的民族英雄》。

　　第三例：維基百科。第四例：與第一例同。第五例：《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講演錄）”辛灝年。第七例：《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抗日名將孫元良駁中共香港文匯報周奕副社長”胡志偉。

　　注 26：《說國軍消極抗戰天理何在 ”――抗日名將孫元良訪問記》胡志偉（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

　　注 27：《羅斯福秘聞錄》，新群出版社 1949。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六章第七節。

　　注 28：第一例：2015-05-03／聯合報／A4 版／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公平何在 祝仁波 打過騰衝戰役 蹲牢離婚 94 歲破屋殘生。第二例：同上，略有改動。第三例：92 歲要飯人──一個抗日英雄的淒涼晚年，黃花岡雜誌第 11 期。第四例：黃花岡雜誌第 14 期，抗日英雄仵德厚訪台兒莊戰役最後的指揮官大陸 方軍。

　　注 29：《井研縣誌》1990 年，第三頁，引自丁抒《陽謀》。注 30：與注 21 同。

　　注 31：本節和第五節、第六節列舉的共匪 1949 年之前的言論，除了第五節的第三條外，均來自笑蜀的《歷史的先聲》，不再分別註明。其它的共匪 1949 年之前的言論，除了共匪的《中央通告第三十四號》、《中央通告第 25 號》、《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西北局關於一九四三年工作基本總結》、《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中央總學委會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中央關於京滬杭地區應注意吸收自由資產階級代表參加工作的指示》、《關於接管平津國民黨司法機關的建議》、《中共晉察冀邊委目前施政綱領》、《中央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以外，也來自笑蜀的《歷史的先聲》，不再一一註明。

　　注 32：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1958 年 9 月出版的《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49 頁，本節和第五節、第六節列舉的右派言論除特別註明外，均來自此處。依序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朱維民的來自 714 頁，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曾紀梅的來自 640 頁，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郎寶田的來自 648 頁，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徐盛桐的來自 102 頁，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黃世君的來自 89 頁，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何世芬的來自 91頁，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助教黃守禮的來自 85 頁，北京政法學院張景明的來自 81 頁。

　　注 33：1942 年 3 月 13、23 日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

　　注 3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449 页。來自《當代中國研究》何方的《“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

　　注 35：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上冊 374 頁。

　　注 36：丁玲《三八節有感》，1942 年 3 月 9 日延安《解放日報》。

　　注 37：《丁玲日記》1978 年 10 月 8 日，載《新文學史料》，1990 年第 3 期，頁 15。

　　注 38：第一句：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四章第四節。第二句：師哲《師哲回憶錄》中的《我所知道的康生》來源：

　　愛思想網。第三句：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下卷 681 頁、436 頁、511 頁、725 頁，187 頁、724 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年。轉引自《炎黃春秋》雜誌畢苑“讀蕭軍《延安日記》”。第四句：1943 年 8 月 2 日、1943 年 7 月 29 日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來自民主中國網的刘晓波《苏联人笔下的延安整风》一文。第五句：同第三句。

　　注 39：以下所引來自愛思想網帥好的《國不畏民死，畫里逢盛世——飢餓年代的中國畫家們》，原載 2012 年 7 期《炎黃春秋》雜志。

　　注 40：來自《炎黃春秋》 2014 年 12 期，黃鐘《第一次鎮反運動考察》，2014-12-29。

　　注 41：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上卷 181 頁、318 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3 年。引自《炎黃春秋》雜誌畢苑讀蕭軍《延安日記》。

　　注 42：徐復觀《中共最近動態》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印，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重印）。

　　注 43：出自蔣中正《蘇俄在中國》第三章第十三節；注 44：共黨央視大型文獻記錄片《抗戰》專題的解說詞）注 45：蕭軍著：《延安日記（1940—1945）》（上下卷）下卷頁 277，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3 年。來自《炎黃春秋》雜誌畢苑“讀蕭軍《延安日記》”。

　　第五節：

　　注 1：第四例：民國大儒徐復觀《中共近期動態》13 頁，中華民國 33 年 3 月印，中華民國 71 年 5 月重印。第五例中第5 條的史達林所說的：“中共只是“人工奶油”的冒牌共產黨，只是中國民族主義者”來自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70446

　　年》395 頁。第六例：1943 年 8 月 8 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來自蔣公《蘇俄在中國》 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六節，略有改動。

　　注 2：來自蔣公《蘇俄在中國》第四章第七節。

　　注 3：《蘇軍暴虐瀋陽記實》，詢名，《黃花岡》雜誌第 11 期。

　　注 4：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期間毛匪與謝富治的談話，引自《陽謀》97 頁。

　　注 5：蔣公《蘇俄在中國》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九節。

　　注 6：以下舉例的來源：萬維讀者網的《三年内战，苏联究竟给了中共多少武器？》一文，作者不詳。

　　注 7：《曾克林將軍自述》P101。注 8：《粟裕戰爭回憶錄》200 頁、212 頁、218 頁。

　　注 9：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五章第四節。

　　注 10：第一例：2020 年 9 月 6 日騰訊網“被遺忘的曆史，中國曾收編三萬日籍解放軍”。騰訊網選自 2006 年第 26 期《凤凰周刊》，作者傅乐平。第二例：1948 年 9 月 29 日的《紐約時報》。

　　注 11：第 1 條來自《黃花岡》雜誌第 28 期，早期中共歌唱民主自由只是為了欺騙人民奪取政權（作者不詳），第二條來自毛匪文集第四卷第 25-30 頁。來自《黃花岡》雜誌第 3 期“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點評” 王希哲。第三條來自來自笑蜀的《歷史的先聲》。第四條來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

　　注 12：來自《炎黃春秋》2014 年 12 期，黃鐘《第一次鎮反運動考察》，2014-12-29。

　　注 13：黃花岡雜誌第五期，“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中共史家沙健孫的一份“研究”成果摘要（一）注 14：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五章第四節。注 15：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五章第四節。

　　注 16：來自“鈞天網”《中共的人海戰術歷史資料彙編之“駭人聽聞的歷史罪證，共軍侵華這樣勝利”》。注 17：與前言注 4 同。

　　注 18：第一條出處於注 17 同。第二和第三條來自：杜斌《長春餓殍戰: 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 1947.11.4-1948.10.19》的內容簡介，出版社：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3/13。

　　注 19：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五章第四節。注 20：《粟裕戰爭回憶錄》130 頁、228 頁。

　　注 21：《黃花岡》47 期，我所經歷的「晉冀魯豫邊區」血腥土改，李魯翁。

　　注 22：趙符《趙紫陽傳》42-45 頁，引自《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427 頁。

　　注 23：《中央關於暫不在報紙上宣傳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 年 5 月 13 日，載《中國土地政策史料選編》，第250～251 頁。引自：《開放時代》2014 年第 5 期楊奎松《戰後初期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變動及原因——著重於文獻檔案的解讀》）

　　注 24：毛匪第一段話：《中共中央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給各中央局的電報》，1946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檔選集》第16 冊，第 254 頁。；毛匪第二段話：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0 頁；）；康生的話：王樂鳴、柳澤寧：《康生與晉綏土改中的“左”傾錯誤》。以上均引自《南京大學學報》2007 年第 5 期楊奎松《關於戰後中共和平土改的嘗試與可能問題》.

　　注 25：《新華日報》1945 年 4 月 19 日；注 26：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六章第七節。

　　注 27：《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第二四零頁。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來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六章第七節；注 28：周澹寧. 《中國近代經濟史新論》。

　　注 29：“一九三零年六月“部分來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五章第四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來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六章第七節

　　第六節：

　　注 1、斯考森《赤裸裸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如何危害自由世界》第九章第十節。

　　注 2、黃花岡雜誌第三十三期，《朝鮮戰爭的真相和外弱內強的中共》餘地。

　　注 3：黃鐘《第一次鎮反運動考察》，來源：《炎黃春秋》2014 年 12 期，時間：2014-12-29。

　　注 4：黃花岡雜誌第 33 期，《朝鮮戰爭的真相和外弱內強的中共》余地。

　　注 5：《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鎮反：亂世用重典(8)》，編撰｜紀彭，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2011 年 01 月 04 日14:21。

　　注 6：黃鐘《第一次鎮反運動考察》。來源：炎黃春秋 2014 年 12 期，時間：2014-12-29.

　　注 7：第一條來自謝幼田《我父親的一張判決書》，紐約《北京之春》，1993 年第九期。引自丁抒《陽謀》；第二條來自，辛灝年《回顧中共的土改與鎮反運動》引自丁抒《陽謀》。

　　注 8：以下所引出自《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選》，來自愛思想網：王海光的《民變與“匪亂”：以中共接管貴州暨西南時的徵糧為例》《領導者》（雙月刊）2009/6 月號，總第 28 期。

　　注 9：第一條：1952 年 4 月 17 日《光明日報》，引自丁抒《陽謀》32 頁。第二條：朱光潛的《朱光潛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8，頁 200。來源：愛思想網，劉明明《知識份子在建國初期思想改造運動前後之主動轉變及原因》。第三條：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宣傳委員會編《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問題》第 103 頁，引自《陽謀》32 頁。

　　注 10、1957 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報，引自《陽謀》105 頁。

　　注 11：《黃花岡》第 17 期“俄國侵華的四次高潮” 龍勝熊。略有改動。注 12：丁抒《陽謀》95 頁。

　　注 13、黃炎培部分：《陽謀》122 頁；朱學範部分：《文化革命動態》中共湖北省委，1966 年第八期第九頁，1957 年 5月 13 日人民日報。《陽謀》123 頁。

　　注 14、《中國致公黨黨史》第五章 中國致公黨在曲折中前進 （1957—1976）。

　　447

　　第七節：

　　注 1：第一句：笑蜀《歷史的先聲》158 頁。第二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 年第 20-21 期，引自笑蜀《歷史的先聲》138 頁。

　　注 2：楊奎松《建國前後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注 3：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下 611 頁；注 4：1945 年 8 月 25 日《群眾》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引自笑蜀《歷史的先聲》142 頁。

　　注 5：《黃花岡》雜誌 15 期“還原“一九五七”中篇﹕教訓篇（之二）魏紫丹”

　　注 6：1958 年 4 月 6 日毛在漢口會議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1967 年第 115 頁，引自《陽謀》133 頁。

　　注 7、第一條：《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陰謀》，1957 年 7 月第 101、102 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大事記》（1951——1987 年）第 90 頁；第二條：（原載於 1956 年 6 月 12 日陝西日報，1957 年 6 月 15 日人民日報轉載；兩條均引自丁抒的《陽謀》。

　　注 8：第一句：《中國往何處去》香港，成文出版社 1979 年，第 37 至 38 頁；來源：丁抒《陽謀》；第二句和第三句分別來自《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693 頁，66 頁，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 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195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注 9：《黨史研究資料》第三集第 698 頁，《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6 年第二期第 8 頁。

　　注 10：前 3 例來自《炎黃春秋》2011 年第 3 期王海光《1957 年的民眾“右派”言論》，來源：愛思想網.第 4 例和第 5例分別來自 1958 年 9 月出版的《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的 640 頁和 648 頁。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第 6 條來自《紅星》蘭州，中共甘肅省委）1958 年第二期第 33 頁；引自丁抒的《陽謀》。

　　注 11、第一條：《收穫》雜誌 1990 年第一期，許傑《且說說我自己》；第二條：李銳《廬山回憶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第 304 頁，鄭加真《北大荒移民錄》作家出版社 1995 第 46 頁。

　　注 12、楊顯惠《夾邊溝記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第 146—147 頁。引自丁抒《陽謀》168 頁。

　　注 13：《今日新聞》（1958 年 3 月 17 日）”。

　　注 14：第一句：《新華日報》1943 年 7 月 4 日——《黨史通訊》1983 年第 20-21 期。引自笑蜀《歷史的先聲》第 70頁。第二句：《黨史通訊》1983 年第 20-21 期，引自《歷史的先聲》71 頁注 15：何立波《吳芝圃與大躍進運動》《黨史文苑》2006 年第 23 期，來源：鳳凰網，2009 年 08 月 19 日 14:13。

　　注 16：原話請見楊繼繩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474-475 頁，該書以後簡稱《墓碑》。

　　注 17：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李銳文集》第五冊，卷八，頁 211。

　　注 18：壽陽縣的這個例子來自《黃花岡》雜誌第 7 期的“殘暴的壽陽事件” 大陸 王雨峰。

　　注 19：楊繼繩《墓碑》89 頁。注 20：楊繼繩《墓碑》84 頁。

　　注 21：王沖<中國對外援助 60 年變遷史>共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注 22：楊繼繩《墓碑》483 頁。

　　注 23：三條均來自《炎黃春秋》“大饑荒中農民的反應”一文，洪振快。第二條原始來源：《貴州省志·大事記》，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51 頁。第三條原始來源：《蘆山縣誌》，方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29 頁。

　　注 24：何立波《吳芝圃與大躍進運動》《黨史文苑》2006 年第 23 期，來源：鳳凰網 2009 年 8 月 19 日。

　　注 25： 毛匪說的來自《廬山會議實錄》75

　　注 26：劉心武《樹與林同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1999 第 139 頁。 來自丁抒的《陽謀》。

　　注 27，楊繼繩《墓碑》343 頁，略有刪節。

　　注 28：楊繼繩 2010 年 8 月 21 日在第 78 期燕山大講堂的演講。轉自《騰訊評論》2010 年 8 月 27 日。

　　注 29：本段引用的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其中李雲仲的信來自 28 頁。張聞天的發言來自 70 頁。反右傾的部分依序來自 210 頁、212 頁、213 頁。

　　注 30：《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的情況報告》，1960 年 4 月。來源：文革當代史研究網，王效琦《一個讓經歷者心有餘悸的歷史辭彙：拔白旗》。

　　注 31：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注釋集》，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2 年版。

　　注 32：兩則分別來自“1958 年 9 月出版，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的 665 頁、115 頁。

　　注 33，第一例所引：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330-331 頁)。第二例所引：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324-325 頁)。第三例所引：甘肅省隴南市政協網 作者：趙繼士。第四例所引：何方《在飢餓線上掙扎的 1960 年》來源：愛思想網。

　　注 34：第一條：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383-384 頁；。第二條：《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37 向農民開戰 張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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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35：第一條和第二條來自自由亞洲電台 1999 年 10 月 30 日首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回顧： 八. 非正常死亡者名单”中對丁抒的採訪。第三條：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525 頁。第四條：何家棟《老調重彈》。來源：愛思想網。

　　注 36：第一條：與前言注 5 同。第二條：宋永毅《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真相——讀十八冊《廣西「文革」檔案資料》。

　　原 載於《動向》，引自《中國人權雙周刊》。來源《縱覽中國》2013-11-04。。第三條：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下篇 667 頁、668 頁、686 頁，原始來源：譚合成寫成了書稿《血的神話——公元 1967 年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第四條：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下篇 623 頁，原始來源：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649 頁、 內蒙古《全區牧區草原建設工作會議簡報》第 11 期，1978 年 6 月 8 日）。

　　注 37：，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下篇 662 頁.原始來源：蘇陽：《「文革」中的集體屠殺：三省研究》，《當代中國研究》2006 年第 3 期(總第 94 期)。

　　注 38：王友琴《文革受難者記錄》82 頁。

　　注 39：[文革 50 年] 數字看文革：迫害與死亡。撰文：傅霾澈。出版：2016-05-16 ，來源：香港 01注 40：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264 頁，來自《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822 頁。

　　注 41：《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1999 年第 7 期第 21 頁，引自《陽謀》210 頁）。

　　注 42：與前言注 8 同。

　　注 43：《中國往何處去》香港成文出版社 1979 年第 28 至 30 頁。來源：丁抒《陽謀》。

　　注 44：文革中紅衛兵砸毀曲阜孔子故居全過程，2009 年 03 月 25 日 11:33 凤凰网历史综合。

　　注 45：中國孔廟網，日軍佔領曲阜與孔德成民族大義。來源：《老照片》博客 2012-11-08。

　　注 46：《黃花岡》雜誌第 17 期“文革造反期間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毀壞的部分民族古跡與文物”。

　　注 47：《新華日報》1943 年 9 月 1 日社論原題《記者節談記者風格》來源：笑蜀《歷史的先聲》93 頁。

　　注 48：王友琴《文革受難者記錄》111 頁

　　注 49：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下篇 668 頁，原始來源：譚合成寫成了書稿《血的神話——公元 1967年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

　　注 50：《文革受難者記錄》王友琴 80 頁、81 頁；注 51：黃花岡雜誌第一期，（帶淚的報導）王庶；注 52：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注 53：第一條:《黃花岡》雜誌第五期，“1970 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 丁抒。略有刪節;第二條：《黃花岡》雜誌第 17 期“反文革第一人上海劉文輝之死——劉文忠著《風雨人生路》錄，錄者﹕楊錚”）第三條：劉小凱《牛鬼蛇神錄》。

　　第八節：

　　注 1：潘晴《社會矛盾的火山口——“群體事件”之分析》，《中國人權雙周刊》（一）中國群體性事件的數量統計。來源：

　　中國民主社會主義，2014-01-19。

　　注 2，第一條：第二條：《被國策處決的胎兒》41 頁。第三條：《火眼金睛看計生》作者楊支柱，《被國策處決的胎兒》41 頁。注 3：維基百科。注 4：《被國策處決的胎兒》40 頁，41 頁.注 5：楊繼繩《墓碑》p489.

　　第九節

　　注 1：吳晗，1941 年 1 月 14 日昆明《自由論壇》。來源：笑蜀《歷史的先聲》89 頁。

　　注 2：共匪的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2009 年 11 月 23 日 09 時 36 分，來源：中央文獻出版社《劉少奇年譜》。

　　注 3：《孫中山全集》第四卷 P114「在廣州黃埔歡迎會上的演說」中華書局 20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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