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農民階級的生存困境

傑瑞米柯賓

作者 易堯 寫於 二零二五年

一、延包網簽：農民身份的荒謬綁定
10月10日，老家的村幹部通過微信發來一份《農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要求兩日內完成二輪延包網簽。這份由農業農村部統一制定的模板，內容冗長而僵硬，仿佛一紙冰冷的詔令：發包方是村里的集體經濟合作社，承包的三塊耕地分別為0.12畝、0.35畝和1.45畝，散落在村子東、西、北不同角落，宛如被隨意丟棄的碎片，零星而無根。

承包人列為我與兩個未成年的女兒——她們在長沙出生長大，從未踏足那片土地，那里只是一個陌生的籍貫地，卻以她們的名義被綁定為“責任主體”。合同中，農民需承諾“無限期維護集體利益”，承擔自然災害、政策變動乃至集體決策的所有風險，卻無任何退出或協商機制；收益權模糊，流轉需經村集體層層審批，違約罰則高達數萬元。更荒謬的是，整個合同從條款設計到執行流程，全無農民參與——農業農村部高高在上地“頂層設計”，村幹部作為執行者，僅需微信推送“速簽”，農民則如簽字機器般被動接受。



完成網簽只需不到一分鐘：進入小程序、輸入身份證、輸入驗證碼、進行“人臉識別”、電子簽名——但這份“簽名”背後，是徹頭徹尾的霸王條款。它打著“保護農民利益”和“穩定長久不變”的旗號，卻剝奪了農民最基本的談判權和退出權。集體可單方面調整地塊、征收補償或集體決策變更，而農民無權異議；即使土地拋荒或流轉受阻，責任全推給“承包人”，集體卻免責。這不是保護，而是規訓：福柯式的微觀權力在這里顯露無遺，權力不再是上層宏大敘事，而是滲透基層日常的網絡，通過標準化文件、行政話語（如“集體責任”）和隱形懲罰（如扣減補貼、邊緣化村務）生產順從的“主體”。農民被塑造成永不反抗的“承包工具”，而非土地的主人。

這份延包政策的荒謬，遠不止於權力的傲慢——它更暴露了制定者的懶惰與愚蠢。懶惰在於，他們懶得下基層傾聽農民的聲音，只憑一紙模板就能“穩定”鄉村，仿佛農民的真實困境是多余的噪聲；愚蠢則在於，這種一刀切的“長久不變”忽略了土地的動態性與農民的多樣需求，將活生生的田疇硬塞進僵屍般的合同里，期待它永世不朽。試問，這種懶漢式的頂層設計，誰不是在自欺欺人？它表面維護“權益”，實則強化集體壟斷，農民的土地權如鏡花水月，隨時可被政策風向吞噬。誰能保證這份合同不是對弱勢者的單向剝奪？這種不合理性，暴露了制度的核心悖論：名義上的“長久不變”，不過是權力對農民的永久綁定，遠非真正的權益保障。

我離開農村已近三十年，自1995年離鄉以來，再也沒有耕種過那幾塊名義上的承包地，卻寫過不少反映農民疾苦的文章。2006年，我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入獄，其中《從亞細亞生產方式到中央一號文件》就是罪證之一。同一年，中共政府取消了農業稅，讓廣大農民如釋重負。政府轉向支持農業，不知從何時起，每年銀行賬戶上會到賬幾十塊錢的惠農補貼——這補貼微薄得像施舍，不過也聊勝於無。

回鄉時，我耳聞目睹的鄉村景象，更讓這份延包合同顯得格格不入。村里年滿三十歲而未婚的男性有四十多個，大多都在城市打工，留守的老人與孩子勉強維系著空蕩蕩的村落。村里大部分家庭都蓋了新房，小汽車基本普及，有的家里甚至有多輛汽車，這些物質改善與農業無關——人均僅0.6畝的土地根本不夠養活一個人，大部分耕地處於拋荒狀態，被耕種的也基本只是為了自己家庭獲取口糧。昔日忙碌的田野如今荒蕪，農事已非生計核心，取而代之的是外出務工的匯款與城市的召喚。

鄉村的日常消遣與慶典，也映照出這種脫節。大凡紅白喜事，以前是請戲班唱戲，現在村村都有秧歌隊、腰鼓隊助興，鑼鼓喧天，歡聲笑語不絕，費用不比戲班少。另外，打麻將、推牌九是日常消遣，村村都有麻將館。這些熱鬧的景象，本應源於豐裕的鄉土，卻源於城市帶來的閒暇與資金，土地反而成了可有可無的附屬。記得1994年父親病逝後，我輟學在老家種田一年，那時人均約有1畝地，我家總承包3畝多。隨著這些年的修路和建房，耕地逐年縮水，如今人均僅剩0.6畝。

記得那年雙搶結束後，我響應號召率先上繳征糧和購糧，換來一張獎狀和一條毛巾——獎狀隨手扔了，毛巾用了半年。一年辛勞，除農業稅、農藥、化肥、種子等成本，所剩幾乎為零。這次延包，顯然是鄧小平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僵化延續，無疑是個死胡同。土地承包30年限與城市房屋產權的70年限一樣，都是以集體之名壟斷私有權。人無恒產必無恒心，農民亦然，只有土地私有化，農民才能自由處置土地，讓它不僅能從附屬品轉為精耕細作的根基，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合適的轉讓和售賣。

至於村組幹部與我的聯系，僅限於每年年底催繳農村合作醫療費用（我視之為隱形的人頭稅），或敏感時期例行公事的電話問候：“你在哪里？現在做什麽？”這些寒暄空洞而機械，仿佛在確認一個“失蹤”的檔案。鄉村人際關系，本是熟人社會中微妙而覆雜的網絡，層層嵌入日常互惠與隱性默契，卻在權力鏈條下扭曲為冷冰冰的行政工具。中間有個耐人尋味的插曲：據國保警察透露，他們曾例行向村支書詢問我的情況，後者信誓旦旦地稱我已“失蹤多年，根本找不到人”。他們因工作不到位被批評，而我心領神會，將其視為對我的一種“保護”策略。

這一幕，深刻折射出鄉村微觀權力的雙重性與模糊邊界。在基層，村支書並非單純的權力執行者，而是夾縫中的“中間人”——面對上級警察的問詢，他以“失蹤”為由推諉責任，一方面是典型的官僚惰性，借機卸下追蹤的麻煩，避免卷入潛在的政治漩渦；另一方面，卻可解讀為對本村人的隱性庇護。在熟人社會中，這種“保護”源於鄉土紐帶的殘余：我雖遠走他鄉，卻仍是“本地人”，村支書深知，過度配合上級可能破壞村內平衡，引發鄰里猜忌或家庭隱痛。

更深層看，這反映了權力網絡的隨意與彈性——上級視農民為可隨意調動的數據點，基層則以地方智慧巧妙周旋，制造“失蹤”的空白，既規避風險，又維護了鄉村的自治空間。當然，這也暴露了整體權力的荒謬：農民在官方眼中，既是可忽悠的“本地人”，又是隨時可抹除的“他者”。這種雙重定位，讓鄉村關系如一張隱形的蛛網，權力在其中遊走，卻總有縫隙供弱者喘息，卻也永無徹底解脫。

融入不了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如今，在城市務工的農村人極其尷尬。城鎮化過程中，進城購房的很大一批人面臨著一個尷尬的局面，如今社會經濟蕭條，當他失業時，不僅無力償還房貸，甚至連物業費、水電燃氣等費用都無力支付。這種情況下，城市居住艱難，而回鄉之路卻也已然斷去，因為他根本沒有自己的土地。一種近乎荒謬的鄉愁總能喚起類似加繆在《異鄉人》中所描述的異化感：我如默爾索般，面對父親的離世無動於衷，卻在陽光刺眼的荒誕世界中漂流。

農村不再是家園，而是陌生的“異鄉”——土地以女兒的名義延包，她們卻如默爾索的戀人瑪麗，遙遠且毫不相關；惠農補貼如海灘的刺眼陽光，灼傷卻無意義；村幹部的問候如審訊室的冷光，審視著我的“忠誠”。加繆筆下的荒謬在於存在的無謂：默爾索的漠然源於世界的不回應，中國農民的鄉愁則源於身份的空洞——三十年漂泊，我既非城市市民，亦非鄉村村民，永陷“異鄉人”的虛空，集體話語強加的“穩定”如宗教的審判，荒誕地宣判我們為永恒的局外人。

這種土地延包的異化，更讓我聯想到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中的喬德家族，他們在大蕭條的塵暴中被銀行和機械化剝奪家園，拖著破舊的卡車西行加州，追逐那虛幻的豐收夢。那些俄克拉荷馬農民，曾是土地的兒女，手掌布滿泥土的紋路，卻在資本的鐵犁下化為流亡的幽靈——他們的異化是肉身的，成群結隊地湧向未知的谷地，饑餓如葡萄般在喉中爆裂，訴說著土地從母親轉為吞噬者的悲劇。

與之對照，中國農民的異化卻是精神的枷鎖：我們未曾流亡千里，卻被無形的合同鏈條永縛於故土，那三塊碎片化的耕地如喬德家廢棄的農舍，名義上屬於我們，實則由集體主宰。我們不是西行的難民，而是原地的囚徒，補貼的銅板如加州果園的殘渣，勉強糊口卻無法滋養靈魂；村幹部的微信如銀行的驅逐令，溫和卻不容反抗。

斯坦貝克的葡萄憤怒於失落的豐饒，我們的憤怒則源於這詭異的“長久不變”——土地不再孕育，而是規訓，農民從耕作者異化為檔案中的影子，在城鄉裂隙中，感受那雙重疏離：如喬德在公路上喃喃“這是我們的土地”，我們亦在異鄉低語“這是我們的身份”，卻只換來回音的空洞。這種制度制造的荒謬，不僅是個人宿命，更是時代隱喻：農民被塑造成“影子主體”，在集體壟斷的葡萄架下，永世勞作，卻永無收獲的喜悅。

延包制度的頑疾，已將鄉村推向深淵：耕地拋荒、人口外流、農村雕零——這些並非偶然，而是因循守舊農業政策的必然惡果。土地改革迫在眉睫，不破不立，任何拖沓的修補都將通向死路一條。它不僅扼殺農民耕種的積極性，還會泯滅農村的最後一線生機，即地荒人絕。唯有推進土地私有化，方能重塑農民的主體性，讓他們從集體枷鎖中解脫，自由流轉、投資或退出土地，實現城鄉融合的真正可能。否則，鄉村將永陷異化循環，農民的翻身之路，將如喬德的西行，遙遙無期，卻注定徒勞。

二、土改歷史：從鮮血澆灌的田疇到永恒的枷鎖
回顧中國土地改革的歷程，這份延包合同的荒謬如一枚銹蝕的鐵釘，刺入歷史的脈絡，抽搐著舊日的傷口。1949年至1952年的土改運動，是中共建政之初的一場劇變。它以雷霆手段打破千年封建土地制度，讓約3億無地少地農民獲得7億畝土地。本意是實現“耕者有其田”，這一變革點燃了農民的熱情，推動了革命進程，還為工業化提供了初始資源——那些從地主手中剝離的谷倉與牲畜。

然而，這場“翻身”運動實則是一出浸染鮮血的悲劇，遠非官方頌歌所能掩蓋。分田過程中，鄉村變成煉獄，空氣中彌漫著硫磺與泥土的腐臭：地主被從茅舍中拖出，釘上土台，遭受公開淩辱——遊街示眾的恥辱鞭笞、剃光頭發的侮辱，以及棍棒毆打、熱水燙身的私刑，將肉身扭曲成雕塑。湖南岳陽縣策口鄉那張農民焚燒舊地契的照片，本該象征新生，卻遮蔽了無數家庭的崩塌：地主富農被烙上“階級敵人”的印記，子女永世在陰影中生活，財產化為灰燼。



（新華社資料照片：土地改革中湖南岳陽縣策口鄉農民燒毀了舊地契）

歷史記錄著“左”傾狂熱的後果——中農權益遭無端侵犯；亂打亂殺的冤案四起，甚至株連無辜親族。鬥爭會以“訴苦”儀式拉開帷幕，農民被驅使編織“血淚史”，繼而群情激憤，地主跪地叩首，若稍露反抗，便墜入深淵：棍棒碎骨、熱水焚膚、活埋的黑暗。許多地主在恥辱中選擇自戕，或被“意外”打成血泥，棄屍荒野，任野狗啃噬。

官方數字諱莫如深，但學者從塵封檔案中掘出真相：土改中約100萬至500萬人死於暴力或自殺。如溫泉屯的顧家三兄弟，本是小地主，卻被鬥得家破人亡，老大老二殞於鎮壓反革命，老三逃亡成謎；李家三兄弟則直接血染黃土，凝固在永恒的驚懼中。這種殘酷，不僅是肉身的撕裂，更是靈魂的焚燒：鄰里關系翻臉成仇；鄉村熟人網絡崩解為恐怖迷宮，昔日互助的鄉音化作咒罵。毛時代“文革”的批鬥、遊街、株連，便在此間孕育，一脈相傳。

這鮮血澆灌的田疇，本該孕育豐收，卻在1950年代的合作化浪潮中再度枯萎，最終釀成大躍進的饑荒。1958年“大躍進”巔峰，全國湧現約26,500個人民公社，覆蓋99.1%的農戶，每社平均吞噬4,756戶的血汗，土地、耕畜、農具盡數沒入集體。農民的自留地與私有器具蒸發，公共食堂的“平均主義”強制推行，生產與消費皆成集體傀儡，家庭溫熾被拆解為冰冷數字，甚至一日三餐的自由亦成奢望。這軍事共產主義的狂飆，盲目追逐高指標，助長浮誇風，導致糧食產量虛報，集體提留率飆升，蠶食農民的殘羹，最終在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中，爆發出人類史上最駭人的悲劇。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以檔案和訪談揭開極權制度的黑幕：約3600萬農民在“公有”名義下，餓殞於黃土高原的溝壑與村舍中，他們的屍體堆積成無形的永恒墓碑——非正常死亡數字相當於唐山地震的150倍，饑餓吞噬了無數孩童的啼哭與老人的嘆息，出生率崩跌，鄉村化作死寂荒原。這場浩劫，不僅是政策的失控，更是制度的原罪：集體化扼殺農民的生產自主，農村社會血脈崩解，證明若無退出的階梯，便是國家對億萬生靈的致命枷鎖。

改革開放的曙光，於1978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短暫綻放，糧食產量從3.05億噸激增至1984年的4.07億噸，農民收入同期躍升2.69倍，鄉村重獲一絲生機。然而，二輪延包如眼前這份合同，又將這自由鎖回集體的鐵籠：1997年中辦國辦的通知雖延長30年，卻強化集體對土地的壟斷，農民仍無恒產可依。這些歷史的輪回，從鮮血的分田，到饑荒的墓碑，再到短暫的承包與再度延包，昭示土地改革若不邁向私有化，便永陷國家對農民的反覆攫取，人地關系的循環如詛咒般纏繞。

這悲劇豈止中國一隅？放眼國際，與印度殖民後土地改革的荊棘、俄羅斯mir村社的崩解如出一轍，集體模式往往重蹈專制的覆轍，而私有化如台灣1950年代的土改，則催生農業現代化與經濟騰飛。當下鄉村的鏡像，更是這循環的回響：土地承包制下，糧食價格低賤，一斤稻谷不及一瓶礦泉水，成本高企，收益微薄，導致全國拋荒土地超1億畝，農民寧棄“集體財產”外出打工，也不願在苦海中煎熬。

這種拋荒，非僅經濟失衡，更是微觀權力的暗流：村幹部為應上級“穩定”指標，強推延包，以“集體責任”規訓順從，卻視基層血淚如無物；農民在權力的不對等中被迫落筆，卻無力掙脫，土地成空殼，權力化作日常規訓之網。這與拉美鄉村的閒置荒野相似，國際警鐘長鳴：無私有激勵的土壤，資源將浪費，釀成生態荒蕪與社會撕裂。

前段時間，網絡上經濟學家李小加的演講，撕開繁榮的帷幕，露出底下的腐朽。他直言，中國經濟奇跡建立在對數億農民長達四十年的掠奪之上：土地被霸占，價值高達50萬億；工資被壓榨，環境被玷污，存款被蠶食；大饑荒中數千萬條人命的隱秘注腳，更是這“奇跡”的血債。李小加的呼籲——補償這筆欠債，方是中國未來的曙光——雖振聾發聵，卻也照見問題的頑石：農民，這個曾承載職業尊嚴的詞章，如今已標志貧困、落後與被遺棄的宿命。

核心的毒瘤，便是那著名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自1950年代起，國家以統購統銷，將農產品價格壓低（糧食收購價僅市場價的30%-50%），工業品卻高聳（化肥、農機成本翻倍），每年從農民掌心轉移數千億資金，澆築工業的城池與城市的饕餮。據估算，這一剪刀差累計剝奪農民數十萬億元——他們的糧食源源流入工廠的熔爐，換來高價的鐵器，卻無一絲剩余回哺田疇，導致農村貧困纏繞不休。改革開放後，雖名義上松綁市場，但隱形的補貼仍偏袒工業，2023年糧食收購價僅為成本的80%，農民每畝純收益不足500元。這種剝削，冷酷而精密：農民的汗水鑄就城市的高樓林立，卻換來微薄的回音，土地從生機的搖籃，異化為永不滿足的貢賦機器。

更刺骨的，是農民養老金的淒涼：那些為剪刀差“奉獻”畢生的老農，如今每月僅得100-200元的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勉強夠幾袋米的溫飽，卻遠遜城市職工的3000元平均水準。他們年輕時交公糧、修水庫、響應號召進城打工，付出如江河東逝，卻在暮年被遺忘於塵埃：養老金缺口高達數萬億，國家寧補國企的爛賬，也不願償還農民的“血汗債”。

這冷酷的雙標，暴露當政者的偽善——高呼“共同富裕”，卻將農民的犧牲封存為“歷史貢獻”，養老金如施舍的殘羹，嘲諷他們的忠誠與幻滅。國際如巴西土地改革的敗筆，亦源於此忽略：農民的血汗被工業“消化”為烏有，養老金成空谷回音，導致社會的裂痕蔓延。中國農民的養老金，不僅是數字的鴻溝，更是制度暴力的延續：國家以“發展”的聖名，永續他們的貧困，視億萬老農為可犧牲的“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