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五年

中國崛起的內涵

中國已經躍升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業強國。幾乎每天都有中國在科技領域有新突破的通報傳出。

這個在二十年前仍深陷落後狀態的國家，如今正與美國展開一場規模空前的激烈競爭，並在其中毫不遜色。同時，儘管美國帝國主義仍是當前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卻陷入重重矛盾、走投無路。

這場對抗已成為當今世界格局的主要軸心。

中國經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這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意味著什麼？

不可否認的崛起
在全球經濟普遍停滯的背景下，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近期維持在約5%左右。考慮到中國經濟總量現已是日本的三倍，這項成長率在絕對意義上具有相當的擴張性。更重要的是，這一成長率遠超過傳統帝國主義強國：美國成長率為2.8%，而歐盟則幾乎陷入停滯，僅0.1%，其工業正處於衰退之中。

與許多因金融資本主導而導致工業萎縮、衰敗的舊帝國主義強國不同，中國的工業部門依然充滿活力，並已在全球範圍內居於主導地位。根據《經濟學人》的數據，中國一國就佔了全球製造業總量的30%，超過美國、德國、日本和南韓的總和。這一趨勢沒有任何放緩跡象，中國的工業增加價值——即工業所創造的新價值——仍以每年約5%至6%的速度持續成長。

當今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值得注意。中國僅生產低品質服裝、玩具和日用小商品的時代早已結束。 「中國製造」如今已與全球最先進的科技產品連結在一起。自2020年以來，中國在全球電腦與電子、化工、機械與設備、汽車、基礎金屬、金屬製品以及電氣設備等領域的生產中取得主導地位。

此外，中國已成為科研與創新的強國。根據《自然指數》資料庫的統計，全球前十大科學研究機構中有七家位於中國。在機器人領域，中國無論在專利申請數量（其中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或是機器人安裝總量方面，均居世界首位，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總和。幾乎不需工人以至於無需照明的自動化“黑燈工廠”，正在中國多個製造業領域內被廣泛應用。

就連如半導體產業這類因美國強力打壓而面臨升級瓶頸的領域，中國的自給自足能力仍在快速提升。美國試圖阻斷中國取得該領域最先進技術的舉措，反而推動了中國加速發展具備競爭力的高階晶片替代科技。

雖然目前大多數科技創新主要應用於消費品領域，但其軍事用途的拓展也正在迅速跟進。舉幾個例子：中國已推出既能在水下航行又能在空中飛行的無人機、大型水下無人潛航器，以及噴射推進無人機，使得任何軍艦都可能具備航空母艦功能。所有這些發展都令中國的西方競爭對手感到惶恐不安。

現在情況已極為清晰：中國正以一種空前的規模發展，正對美國在多個領域的主導地位構成挑戰。中國早已擺脫對外國投資與低附加價值製造業的依賴，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這轉變是如何實現的？這樣的發展能否在沒有矛盾的情況下持續下去？

“滯後的特權”
造就中國驚人發展成就的一個關鍵物質因素，正是中國近年發展過程的起點。

相較於那些累積了多年矛盾、低效、債務和其他生產力問題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在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時，仍是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儘管擁有一定的工業基礎）。高科技產業當時幾乎不存在，因此可以從零起步進行建置。

然而，中國並無需完全從頭開始發展工業。從一開始，它就能夠直接引進並應用當代世界最先進的技術。

這正是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所展現出的不平衡且結合發展的表現，早在俄國，托洛斯基便已觀察到這一現象：

「那些被迫力圖趕上先進國家的落後國家不會遵循常規次序，歷史發展滯後的特權——存在著這樣的特權——允許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迫使它們在應定的期限之前吸收現成的文明成果，從而能跨越一系列過渡階段。過去，野蠻人在沒有走完連接兩種武器所代表的不同時代的道路的情況下，就用步槍代替了美洲從歐洲的歷史來複製。德國和美國在經濟上超過英國的事實正好是以它們的資本主義發展滯後為先決條件的。

如今位列中國第三大城市的深圳市正是這項轉型最清楚的例證。 1980年時，它不過是一個人口約三萬的小漁村。作為中國邁向資本主義重建的第一步，深圳被指定為第一個「經濟特區」。短短十餘年內在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迅速發展為電信設備製造中心；至2000年代初，更一躍成為「世界工廠」的代表，為西方品牌大量生產手機。

在國家有意識的幹預下，深圳吸引了巨量投資與技術工人，使其得以實現產業向高科技領域的升級。如今，它被譽為「中國的矽谷」。而這一切的發生，僅花了短短四十年。

在科技領域，中國受益於「滯後的特權」（也被廣泛稱為「後動優勢」）的例子比比皆是。以由中國獨立建造與經營，目前全球僅有的兩個太空站之一的天宮太空站為例：其建設充分借鑒了美俄太空計畫的最新研究成果與經驗教訓。類似的進展也出現在資訊與通訊技術、高速鐵路、稀土精煉等多個領域。

中國對這項優勢有著充分的認知並加以主動運用。誠如國家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所坦率指出：

「每年，中國用於購買知識產權或技術許可的支出超過300億美元；同時也大量學習和模仿未受保護的知識。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可以更快、更低成本地獲取這些知識。而模仿，並不可恥。」

然而，單憑這類「滯後的特權」遠不足以解釋中國持續成功的原因。世界上仍有大量國家長期陷於落後狀態，始終無法突破。中國之所以能夠實現這項突破，另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波拿巴主義國家的角色
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專政體制所統治。儘管這個國家政權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並壓制工人階級，它同時也強力幹預市場運作，對資產階級加以約束，迫使其按照國家的意圖進行投資與行為選擇。

黨國體制掌控著經濟中多個關鍵的槓桿。與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中國的中央銀行在貨幣與財政政策上的決策權受黨直接主導。國家也對中國最大的幾家商業銀行持有多數股權——其中四家現已躋身世界最大銀行之列。這使得國家可以優先依據政策目標調配資本，而非先考慮股東的短期利潤。此外，國家為經濟設定發展目標，並透過補貼或監管手段迫使私人資產階級（即擁有非國營企業的資本家）予以配合。

那些威脅到整個社會制度穩定性的資本家，也會迅速遭到整齊。例如，當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試圖推動高風險金融計畫「螞蟻集團」上市，該計畫一度籌集了高達340億美元的資金，而國家則立即出手幹預，叫停計劃，並迫使馬雲自我流放一段時間。中共黨國當時判斷，螞蟻集團展現了類似西方大型金融公司的一系列特徵，包括存在可疑操作與管理高層的冒險行為，這些正是引發2008年危機的深層原因之一。馬雲本人也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嚴重貧富差距的象徵。因此，中共黨國選擇在風險擴大之前，及早將其遏制。

馬雲的個人言行也是促使中共出手的原因之一。在螞蟻集團上市前夕，他公開批評國家對金融領域的監管過於嚴格。鑑於他在社會上的名人身份與財富地位，這種公開批評被視為對中共權威的公開挑戰，儘管他本人是中共黨員，此舉仍無法被容忍。同時，中共藉此也可藉用打擊富豪之機在群眾中贏得一定民意支持，因為馬雲已廣泛被視為傲慢無度的富人典型，遭到不少群眾厭惡。

這一對個別資本家的懲罰並非孤例。就在馬雲受挫的同一年，中共還對多家中國企業處以巨額罰款，總金額高達數億美元。這也導致股價承壓，投資人損失超過一兆美元。根據《環球時報》2024年的報道，當年中國發出的各類罰款總額上升至15.2億美元。此外，宣布破產的資本家也被列入信用黑名單，不僅難以再獲貸款，還被禁止進行奢侈消費。

在西方，政客受制於富人利益，國家大體上受資產階級統治，所謂的「法治」得以維持，資本家幾乎不會面臨被殺雞儆猴的風險。他們的財產受到保障，即便公開批評政府，也無須躲藏──事實上，往往是政客必須迎合資產階級的意志。

對比以下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與馬雲各自的命運，便以見得。兩人同為具有妄自尊大傾向、熱衷對外發表意見的科技億萬富豪，但他們所面對的下場卻迥然不同：馬斯克能夠購買政治影響力直至高就白宮。就算其後與美國總統發生正面沖突，卻仍保有其財富與政府合約；而馬雲則被邊緣化多年，並被中共剝奪了其商業帝國的重要部分。

除了嚴厲懲戒之外，中共黨國也採取軟硬兼施的方式，引導市場朝其設定的方向運作。國家對其所偏好的產業施以大量補貼、減稅與其他優惠政策，這些產業往往由地方政府與私人資本合資經營。國家也將黨委幹部與行政力量直接部署進企業內部，尤其是在那些被認定為「產業龍頭」的企業中，以確保它們的經營行為符合國家政策導向。

藉由這種方式，國家也能有效抑制資本流向高風險、低效益的領域，尤其是金融領域。與西方數十億美元資金湧入股票回購、虛擬貨幣炒作等情況不同，中國在2017年便禁止了國內的加密貨幣挖礦與交易，儘管當時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市場。

國家相對獨立於資產階級短期利益，也使其在應對潛在衰退與危機時擁有更多調控工具。例如，在恆大集團違約危機爆發後，為防止危機蔓延至整體經濟體系，中共迅速介入處理。

危機公開後不久，國家即成立了一個不透明的專責委員會展開善後。多家國營企業及部分私人企業被動員，接手恆大的部分債務並承擔其爛尾工程的後續建設，同時凍結了董事長許家印數億美元的資產。如此一來，儘管問題仍在持續、房地產產業對經濟依然構成下行壓力，但這場危機未能演變為全面性災難。

反觀西方，當雷曼兄弟銀行（Lehman Brothers）於2008年因多年風險操作失控而陷入危機時，美國政府未能阻止其倒閉，引發全球經濟崩盤。而在雷曼破產之後，美國聯邦儲備局仍不得不投入數億美元救助其他企業，以避免系統性危機蔓延；同時，雷曼的執行長卻得以保留其數億美元的薪酬與獎金。

中國國家也採取措施，引導投資從房地產轉向製造業，推動經濟遠離高風險路徑。

然而，對資產階級的管控只是故事的一面。中國國家機器最根本的職能，仍在於對工人階級的壓制。

它從未給予人民真正的民主權利，並在近年來加強了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網路審查無所不在，隨著監控技術的不斷升級，審查機制也愈加嚴密。當然，任何試圖在國家工會體系之外組織獨立工會的舉動，都會遭到嚴厲鎮壓。

由於沒有真正的工人組織，諸如推廣「黑燈工廠」等威脅工人就業的項目，往往得以暢通無阻地推進，未遭到有效反對。

但國家同時也對階級分界線的另一端──資產階級進行一定程度的製衡，以維護整個體制的穩定。有時，為了防止階級矛盾發酵，國家甚至會在工人與資方的沖突中站在工人這邊進行幹預。近期，國家亦推動最低工資的上調，部分是為了刺激消費、對抗通貨緊縮，部分則是為了緩解不斷累積的階級憤怒。

中共之所以能夠達成上述一切，是因為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重建之前，就已經存在著一個強大、無所不在的警察國家。與蘇聯不同，中共在資本主義重建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掌控，使其在中國社會中繼續佔據主導地位，而蘇聯的國家機器則在此過程中瓦解。

在將中國從計畫經濟轉型為以市場力量、利潤動機和私有財產為主導的經濟體的過程中，中共依然保留了對經濟主要槓桿的掌控，特別是銀行體系和若幹戰略性產業。外資雖被歡迎進入中國市場，但被限制在不能取得企業完全所有權的範圍內。

一方面，國家官僚集團無意將自身權力拱手讓給外國帝國主義或本土資產階級中的某一派系；另一方面，它也必須壓制工人階級，以服務於整個資本主義體制，因此無意給予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權利，例如組成獨立工會的權利。

中共官僚集團必須在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維持持續的平衡——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稱的“波拿巴主義”，即國家將自身提升於任何一個階級之上，並以國家暴力直接實施統治，以維護現存秩序的整體延續。

中國國家政權的波拿巴主義則具有其特殊的成因與特徵。馬克思對波拿巴主義的定義，適用於階級鬥爭陷入僵局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一位「強人」角色登場，提出要透過強化國家鎮壓力量來重建秩序；雖然其目標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但他在這過程中獲得了相當程度上脫離該階級控制的自主權。

而當代中國的波拿巴主義政體並非源自於階級鬥爭的僵局，而是源自於原本寄生於計畫經濟成果之上的官僚集團。這一集團在之後推動資本主義重建的過程中，將自身的特權和利益建立在新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上——而要做到這一點，便必須持續壓制工人階級的政治自由。同時，這個過程也催生出一個對國家深度依附的新生資產階級。

正是由於這種能夠深度幹預市場並管控資產階級行為的波拿巴主義國家形態的存在，再加上中國經濟的“年輕性”，使中國在與西方對手的競爭中具備了顯著的優勢。

「《阿波羅》精神」
憑藉其在社會中的分量與主導地位，中共黨國能夠主導全國範圍內的科研發展項目，並以驚人的速度協調各方資源——諷刺的是，這種體制調動能力與美國在冷戰時期「太空競賽」期間曾展現的國家動員方式頗為相似。

正如哈佛大學學者布魯塞爾·塞爾吉（Bruno Sergi）在《外交家》雜誌中指出，促成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阿波羅計畫》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並非自由市場競爭，而是集中統一的國家領導。 NASA全程主導了從研究、開發、製造到實施的流程，私人企業在其中基本上處於服從國家指揮的地位。

在人工智慧的競爭中，中國正在採用類似的方式。正如塞爾吉所解釋的那樣：

「自國務院於2017年發布《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的通知》以來，北京就為2030年實現全球領先地位設定了明確的階段目標，並以大規模投資支持科研機構、高校項目與產業園區。中國大學積極參與應用研發，申請專利，並與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與華為等科技巨頭合作，將技術突破商品化。

「中國正在建立緩沖機制，以規避關鍵瓶頸，抵禦美國對高端半導體的出口限制。華為正主導新一代人工智慧晶片與昇騰處理器的研發，併計劃透過中芯國際建立專門的晶片製造與擴產體系。阿里巴巴與百度也在開發國產AI加速器，以減少對進口組件的依賴。」

不過，這種集中統一的國家主導精神遠不止於人工智慧領域。在2015年啟動的《中國製造2025》戰略中，中共黨國就已明確劃定重點投資的科技領域，並進行協調部署，以提升中國工業的技術競爭力與自主能力。截至2024年底，該策略所設定的目標已有超過86%實現，其成就正體現在我們前文提及的多個科技突破中。

這一切都凸顯出一個根本性的事實：與自由市場信徒的主張相反，國家幹預在推動技術創新方面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如今，中共正將這套能力運用於人工智慧的發展中，以一個資本主義世界強國的姿態推進自身利益，與西方展開正面對抗——而其進展之迅速，已是不爭的事實。

這是一種計劃經濟嗎？
現今的中國國家顯然具備設定具體經濟目標並引導經濟朝這些目標推進的能力。在其中確實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計劃成分。

考慮到這一事實，以及執政黨在名義上仍自稱“共產黨”，並將中國的經濟制度定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們或許問：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計劃經濟嗎？

在一個國有化的計畫經濟中，驅動經濟活動的邏輯將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體制。關鍵產業將被國有化，生產將根據一套切實的社會總體計劃進行，以滿足全體社會的需要，而非逐利原則。

也正因如此，計劃經濟中將不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中那種無序競爭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危機與週期性繁榮與蕭條。當然，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必須以工人控制為制衡機制，才能防止浪費、管理不善與腐敗的滋長。

過去的中國確實曾擁有一個國有化的計畫經濟體制，儘管這個體制缺乏了工人民主，而是由官僚主導。然而，它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使中國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與落後狀態，邁入現代社會。

但在隨後的數十年中，這舊有計劃經濟的許多特徵已被中共自身所破壞。就業保障、住房保障與社會保障如今已成為遙遠的記憶。雖然過去的殘餘仍可見於黨國對經濟若幹關鍵槓桿的國有控制，但今日中國的一切——包括國有企業在內——其運作方式基本上仍是以追逐利潤與市場份額為導向，而非以滿足社會需要為宗旨。

諸如《中國製造2025》這樣的產業規劃，其目的並非為滿足社會基本需求，而是為了確保中國製造的產品能在世界市場上壓倒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這才是問題的根本：儘管國家幹預強大，但最終決定經濟如何運作的，仍是市場壓力與利潤動機──這兩者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支柱。

即便國家能夠透過獎懲機制引導資本家、甚至直接主導某些技術領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運作邏輯仍會不斷侵蝕或扭曲國家所追求的目標。這種情況最典型的表現，便是國家扶持產業出現的嚴重生產過剩，隨之而來的則是通貨緊縮。這正是投資大量湧入國家重點扶持領域所造成的成果。

這一現象的普遍化甚至催生出一個新的術語：“內卷”，連習近平本人都公開提及過。所謂“內捲”，是指國家扶持領域競爭過度所造成的反效果——即便只是維持盈虧平衡、不落後於其他競爭者，也變得極其困難。資本大量湧入導致生產效率再高的企業也難以獲得市場份額，因為所有競爭者都在做同樣的事情。結果便是價格戰、工時拉長，以及嚴重的生產過剩。這一趨勢將在中國近年來推動尖端科技發展的背景下愈發加劇。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電車的嚴重過剩。在國家政策與補貼的推動下，近年來迅速培育出若幹產能龐大的電車品牌，進而導致電車市場飽和，供過於求。企業之間為了銷售產品而陷入混亂的價格戰，不得不在虧損中維持運營，反而更加依賴國家支持，而非減少依賴。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在一個真正的國有化計畫經濟體制下，這類產業可以立即被改造，以服務社會的其他需求。例如，這些工廠本可輕松轉型為低價或免費向中國最貧困地區供應基礎電子與運算設備的生產基地，以緩解嚴重的區域不平等問題。

然而，現實中國家能做的，僅限於對地方政府補貼政策進行調控，並允許部分企業破產退出市場。這一過程既不迅速，也難以在國家體制內部有效率地執行。儘管中央擁有龐大的行政機器，仍無法完全阻止企業鑽空子。例如，一些車企繞過國家禁止降價的命令，改以提供零利率貸款、免費流量等促銷手段繼續「內捲式」銷售。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指出，若想達成預期效果，中共必須做好打一場持久戰的準備。

所有這些現象，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結果，本身並無所謂的「中國特色」。馬克思與恩格斯早已詳細分析過此類情況：一旦某個高利潤率的新產業出現，便會吸引資本迅速湧入，導致利潤率下降，並在該領域引發危機。其後結果通常是企業破產與產業被少數壟斷資本整合。

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當時英國帝國主義引用的描述：

「每個新企業要想同時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業並駕齊驅，就必須生產大量的過剩產品，而這些產品只有在需求異常增加的時候才能有利的銷售出去，否則這種產品過剩就會使價格跌到無論對新工廠或各壟斷同盟都不利的程度。”

這一論斷，完全適用於當下的資本主義中國。

歸根究底，只要經濟體系仍建立在無序市場、獲利動機、民族國家與私有製基礎之上，國家再多的調控也無法阻止生產過剩危機的爆發──而這一危機，如今在中國已表現得愈加明顯。中共對於此根本矛盾，既無解決方案，也無應對計劃。

資本主義的極限
儘管在國家主導下實現了耀眼的成長，中國如今也和許多已開發資本主義經濟體一樣，面臨成長放緩的問題。

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的中國經濟，受到了恆大危機的沈重打擊，進一步加劇了放緩趨勢。儘管國家出手幹預，避免了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的大規模崩潰，恆大的違約問題仍未解決，且可能需要多年才能緩解，甚至可能無法根本解決。

同樣地，雖然國家可以試圖遏制價格戰，但私人企業及其地方政府支持者仍不斷繞過政策，以維護其短期利益與利潤。

在缺乏計畫經濟的前提下，對於市場無序運作所帶來的問題，既不存在簡單方案，也沒有快速解法。

此外，與全球所有資本主義經濟體一樣，中國也累積了龐大的公共與私人債務。尤其在2024年底，為提振消費與金融市場，中國國家不得不推出一項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無疑進一步加重了國家的債務負擔。

對廣大群眾而言，生活成本與失業率（尤其是應屆畢業生）持續上升。人口老化的加劇，也讓年輕人面臨照顧老年人的更大壓力，青年階級所承受的社會壓力尤其沈重。

社會安全項目，如社會保險與醫療保險，也因越來越多的人難以承擔繳費而面臨財務緊張的局面。典型的緊縮政策，例如延遲退休年齡，正逐步推出，儘管節奏相對緩慢。將當前中國的緊縮規模等同於西方，是一種錯誤判斷。中國的緊縮才剛起步，而西方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攻擊已持續二十餘年，且毫無放緩跡象。

然而，中國正在走上同一條道路——這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發展結果，即使再強大的國家也無法逃脫。

在這一切表象之下，根本問題仍然是持續嚴重的生產過剩。目前中國工業總體產能利用率僅74%，為2020年以來最低。問題特別突出的電車產業，2024年的產能利用率僅49.5%。其直接後果就是獲利下滑：虧損的工業企業佔比從2016年的約10%上升至2024年的約20%。

如前所述，國內的過度生產正推動持續的通貨緊縮與利潤下降。最終，中國要麽只能將大量商品傾銷到全球市場——這一趨勢事實上已經開始——要麽就必須面對大量參與價格戰的企業倒閉所帶來的後果，進而危及數百萬人的就業。

階級鬥爭的前景
中國經濟的活力，尤其是在工業領域，與正陷入混亂、竭力捍衛全球霸權的美國經濟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與顯然處於衰退之中的歐洲經濟截然不同。

中國生產力的顯著發展，毫無疑問將在群眾中產生一種印象，即在中共領導下，他們的生活可以逐步改善。事實上，中共黨國媒體也不斷強化這種印象，向中國群眾展現西方工人階級日益惡化的生活狀況──幾乎無需編造或扭曲事實。

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敵意，近來在拜登與川普政府的共同推動下進一步加劇，這也重新喚起了中國群眾對那段屈辱歷史的記憶——當時的中國曾被西方列強瓜分與宰制。因此，一種反帝、反西方的情緒在民間自然滋生，為中共提供了操縱民族主義宣傳、藉此鞏固自身支持率的契機。

那麼，這一切如何影響中國的階級意識呢？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經歷了徹底的社會轉型，數以億計的人口生活發生了根本變化。一代人之間，許多原本生活在農村、處於貧困狀態的農民，轉變為居住在現代城市、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產業工人，並抱有他們的子女將過上更好生活的希望。同時，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強勢姿態，在與西方列強的較量中佔有一席之地。

儘管部分群眾可能對中共心懷不滿或提出批評，但在經濟成長持續、以及西方敵意依舊的背景下，這些因素可能會暫時壓抑群眾的革命沖動，至少在現行體制尚能「兌現承諾」的階段是如此。

然而，階級鬥爭從來不是線性發展的過程，也不與經濟繁榮呈現簡單的反向關係。事實上，經濟成長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會增強工人階級爭取自身權利的信心與能力。

如前所述，中國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仍充滿著尖銳的矛盾，這些矛盾終將以各種形式爆發。今年上旬，當比亞迪在全球電動車市場取得主導地位之際，數千名比亞迪工人也對資方薪資削減發動了激烈的鬥爭。

其他事件也表明，來自基層社會的不滿正在持續醞釀。譬如一月間在陝西蒲城以及八月在四川江油，數千人因地方官僚對校園霸淩事件的失職而走上街頭，最終演變為更廣泛的爭取民主權利的示威。這些行動反映出群眾對於掌握自身命運、反抗官僚專政的強烈願望，說明社會底層的不滿並未熄滅。

在衰退的世界中崛起
中國無疑正在多個領域迅速躍進，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中不斷取代美國在一個又一個領域的主導地位。儘管目前中國仍遠未完全取代美國，但在許多方面，它已經學會如何比西方更有效地管理資本主義。

然而，儘管表現優於對手，中國資本主義的崛起卻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史上最嚴重的危機時期。它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抵禦全球性危機或來自美國帝國主義的競爭，但它無法徹底擺脫世界資本主義整體危機的影響。世界其他地區的一次嚴重衰退，勢必會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沖擊。而中國國內的生產過剩危機，也不可能被無限期地迴避。

最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壯大，中國無產階級也隨之大幅壯大，成為全球前所未有的階級力量。中國工人階級遲早的覺醒與行動將遠比近來的科技突破更撼天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