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官“手插口袋送客”背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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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濠仲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席暗指“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发言，大为触动中国敏感神经，进而对日本发动许多震慑之举，不只中国驻日本大使立刻强硬表示：“玩火者必自焚，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将由日方承担。”中国官媒更持续发表一系列批评日本的文章，最后再把高市（未就任首相前）过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帐一起算；同一时间，且大举利用公民的消费能力加大对日本的压力，包括发布赴日旅游警告等等。纵然，经过上述一连串“制式的外交打击”，似乎半点无法自我消解怒气，中国反而愈做愈火。

接着我们就看到，当日本派出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亲赴中国沟通，却见中国官媒刻意释出他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面后，刘劲松“双手插口袋送客”，金井正彰彷若低头听训的画面。中方如此轻蔑态度立刻在各大社群平台引起议论，问题在于，原本说好“不公开”的会面，何以有中国官媒获准锁定镜头披露两人这般形影？如此傲慢的设计，连刘劲松特意穿着“五四青年装”（非西装）见客，用意任谁都了然于胸。

也就是说，中国对日本台面上的反弹，从外交、军事（军演）到经济，皆不足宣泄愤怒，还必须藉由后者动作去达到羞辱才甘心。不过，也就是后者的刻意为之，再又让人感受到，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恐怕不只是“一个国家有权生气而已”，否则一个自许文明古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什么必要，得靠“搞这种小动作”去满足精神胜利？

事实上，早在十余年前，习近平上台前后，“中国崛起”叙事出现之际，就多有研究中国的学者，注意到中国或是以“百年耻辱”（1839-1949）的内在情绪，作为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出发点。即中国在过去百年耻辱中遭受到的惨痛经验，已一定程度被转换为外交上的对应，又就算屈辱时代早已结束，其曾经遭受的耻辱感，则已深深赋予了中国（包括官方和人民）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如何运作的独有视角。换句话说，中国始终抱着“百年耻辱”的不公义在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并且很难相信过去因“百年耻辱”所遭受的主权、领土、财富和安全损失，能够被弥补或赔偿，就连近代以来中国人物质、地位上的艰苦，都被看成是“百年耻辱”还在延续。

基于这样的心理状态，今天国际上任何不能满足中国意志的行为举措，都有可能会直接再次提醒中国人那些曾经的遗憾，尤其加剧了中国与那些被中国视为在百年耻辱时期迫害过它的国家或继承国/伙伴国之间的不信任。其中最具指标的当然就是有过“侵华史”的日本。同样的，美国的存在，亦是反映了国际体系迄今仍围绕着西方利益运转，其目的唯在征服和压制中国。

“百年耻辱”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足为学术上的研究课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快速崛起，自然有受之刺激所致，另一方面，它对内也成了中国号召团结的纽带。直到今天，在这外像歌舞升平、军容壮盛的繁华国度，为数不少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仍有很大一部分尚未脱离“百年耻辱”的塑造。

所以，这次面对高市早苗（日本），除了现实敏感的地缘政治，若非“百年耻辱”作祟，中国何以有必要在既定国际秩序下（如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就此事作出回应。这是两年多来北京首次召见日本大使），再积极补上诸多纯粹羞辱的小动作（刘劲松“双手插口袋送客”/把高市描绘为军阀）。相较“百年耻辱”，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就政治、外交、经济面向，对日本实已可产生高度压力，却仍有赖设计羞辱去补刀，对任何文明国家来说可能匪夷所思，但对中国而言，却又颇符合荣格心理学的分析角度——一个人刻意的傲慢，通常是对早年被羞辱、拒绝经历的一种反应，这些经历使人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并在内心深处形成一个受辱的内在小孩。

中日外交风波出现后，《时代杂志》访问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项目副教授古贺圭，在解析中国为何如此反应强烈时，他曾提到：“北京会觉得必须向公众展现出足够强烈‘伤害’日本的姿态，才能满足中国国内民众的诉求，”至于为什么要有“强烈伤害日本的姿态”才能满足中国国内民众的诉求？“百年耻辱”心理状态应该就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