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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11月22日讯】
前言在当下的中国，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是两个大相径庭的概念。最近的几十年，很多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得到正式记载，教科书中也往往含糊其辞，甚至混淆视听。对于年轻一代，爷爷辈和父辈很多真切的经历，竟遥远得像天方夜谭。“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官方刻意抹去真相，带来的不仅是无数悲剧的重演，更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灵。
历史不应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成王败寇的说辞，而是一种受良知所驱使的记录。在一个极权体制之下谈论历史，最须要的不是知识，而是道德和勇气。 在这一系列节目中，让我们一同回顾自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正视其中惨痛教训。这不仅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奠，也是对你我人性的救赎。 抗日战争（1931年9月—1945年9月）在我们熟知的宣传里，中共称是它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每到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各大媒体便开始煽动对日本的仇恨，却很少提及日本投降日和抗战胜利纪念日本身。随着对历史的深入了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渲染侵略，是为了掩盖它借机“保存实力”，“假抗日、真扩张”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9月9日，代表中国战区出席日本投降典礼的，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哪个共产党将领，而是由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蒋中正（蒋介石）先生接受日方投降。这是国民党领导抗日的明证。
大家经常听到的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从1937年开始每个月接收国民政府63万法币的军饷，但私下实行的是“1分抗日、2分应付国民党、7分发展壮大自己”的方针。教科书上吹嘘的“百团大战”，是由八路军指挥员彭德怀而非中共中央组织的，事后彭德怀却在中共党内受到严厉的批评。彭德怀后来在文革被清算时，“百团大战”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 台湾国防部的统计显示：8年抗战期间，历经了1117次大型战役，3万8931次小型战斗，其中268位国军将领牺牲，321万8125位官兵伤亡，75%的军力在抗日中被消耗。根据中共的统计，敌后抗日武装共伤亡61万多人，在抗战中死亡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1人。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不得不承认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作用，他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 中共歪曲重大历史事件以在精神上控制和奴役广大民众，它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刻意制造出纪录片的假相，把具有倾向性的对历史的陈述假扮成客观的历史。战争影片注重大场面的表现，以逼真的战争幻像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使其不愿去分辨历史与叙事。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以对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呈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中共一直通过所谓的“抗日神剧”和小说，来宣扬自己“土八路”的“地道战”、“游击战”、“麻雀战”。 国共内战与长春围城（1946年6月—1949年9月）毛泽东自己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抗日消耗的是自己的兵力，谁急谁先死；解放战争可是要抢政权了，这事不能拖。抗战期间，共军的队伍通过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从3万多人壮大到90万人，并趁着国军在抗战后元气大伤，开展内战夺权。 国共内战期间，1948年初辽沈战役中的长春围城，是一个常年被屏蔽的惨案。当时中共攻打长春，3月15日解放军将长春的外援切断，把10万驻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和50万长春市民围困在城内。因为强攻不得手，中共改用了围困绝粮的办法——严禁粮食运进城内，也不允许城中的百姓逃难出城，就这样利用平民百姓消耗城内的粮食，最终导致至少30万城中百姓活活饿死。 有亲历者回忆，当时长春城内饿殍遍野，饥饿的老百姓啃人骨、吃人肉，婴儿把血当奶舔。而这场惨烈的围城战被中共宣传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土地改革（1950年6月—1952年底）1949年中共建政3个月后，就打着“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所谓的“老解放区”（东北和华北）发起“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并逐渐推广至全国。表面上，土改运动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地主）的手中转到多数贫下中农手中，实现“均贫富”的运动。作家陈沅森说，中共土改的真实目的是：掠夺地主的财富，和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中共利用人性中贪婪和自私的一面，让村里的党支部挑动农民斗地主，把全国至少2000万地主打压成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历史学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推算，从1950年至1954年的4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470万。 中国学者谭松在《血红的土地》一书中说，土改是中共夺权和掌权的秘诀，党通过土改消灭了中国传统的土地私有制，使农村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和富农遭到了杀害、严刑等处置。中共利用农民从地主手上夺走了土地，又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从农民手里收回了土地，中共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大地主。 当今的中国农民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1978年改革的时候党制定了一个政策“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土地租给农民，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他们可以随便征地、拆迁，随意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中国人曾经写道：“我出生就是雇农。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胜利后可以分田地。后来土改了，愿望实现了。但没过多久，又给收回去了，一直没想通，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更想不通了。我总觉得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中国的那些“先富起来”的资本家们已经意识到了，昨天中共可以轻松自如地屠杀数百万地主富农；今天，中共照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收拾掉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企业主和中产阶级。敢于谈论时事的任志强和孙大午被判处18年重刑。自以为跟镰刀站在一边、从来都谨言慎行的马云、马化腾等超级富豪，也遭到雷霆之击，党不会容忍任何人“富可敌国”。
正在遭遇中共之种族灭绝的西藏人和维吾尔人，了解中共暴力土改的真实历史后，就不至于长期以来对中共怀有单纯热切的幻想——中共从阶级屠杀转向种族屠杀，用的是同一把屠刀。 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53年7月）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抗美援朝是为了抵抗美国和南韩对于北朝鲜的入侵。可对于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官方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干脆略过。事实上，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朝鲜战争是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苏联的总书记斯大林共同策划筹备的一场侵略行动。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对南韩发起了突然袭击，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朝鲜半岛。作为共产阵营的中国加入战争后，不但付出了至少100万志愿军伤亡的代价，还被联合国定义为侵略国，受到经济和技术的制裁，从而错过了二战后经济、科学、文化复苏的黄金时期。 志愿军战士以生命为代价挽救的金家王朝，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眼中的笑料。而许多参战的老兵，曾被官方称颂为“最可爱的人”，退伍后却因为政府拒绝给他们应有的生活保障，被迫走上上访维权的道路，成为各地政府“维稳”的打击对象。 镇压反革命（1950年10月—1951年10月）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以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的名义，实行“按比例杀人”。不经调查，不需坐实罪证，只凭着毛泽东拍脑袋决定的杀人指标，就可以展开屠杀。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杀人，先杀这个人数的一半，再看情形作决定。当时中国人口千分之一的一半有27万5千人。毛泽东还向南京镇反运动的负责人指示，“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中国公安部党组1958年9月的报告显示，自开国以来到1958年5月，全国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611万名，其中86万人被杀，194万人被管制，即监视居住。 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让中国人对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秩序丧失了信心，制造了有利于当局统治的恐怖环境。按比例杀人的做法，被延续到了后来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中。 三反五反（1951年12月—1952年10月）“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基层，而“三反五反”运动，是城市中的屠杀。 1951年12月，中共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即“三反”运动，处决党内的腐败干部。但中共在1952年1月风向一变，说干部的腐败是因为资本家的引诱，紧接着施行“五反”，打着“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旗号，强制征收高额税款，甚至煽动工人批斗资本家。中共整资本家的目的是，既可从他们身上搜刮钱财，使其恐惧，又可打掉其尊严，为后来工商改造（公私合营）的掠夺铺路。 据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70年》记录，“五反”运动中，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八大城市中，共有46万工商业主受到冲击。由于罚款沉重，许多商家不得不宣告破产。自1952年2月起，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患上精神病的人，就有上万而不止。医院和火葬场成了最忙碌的单位，当地棺材店被一扫而空。 据《南方都市报》报导，“三反五反”运动中，13万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但真实情况恐怕远比国内报导的要惨烈。 工商改造（1953年—1956年）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初的3年里不干预私人企业的经营，私有经济在那期间得到迅速的发展。直到1953年，农村的土改完成了；“三反”运动让“官僚资本”被收为国有；“五反”运动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业主受到整治或警告，至此中共已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这时毛泽东觉得，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的时候到了，于是掀起了大规模的“公私合营”运动。 1953年，中共背弃了建政之初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保护私有财产的承诺，当局在一些私人企业强行入股，并强制企业家把经营权和管理权交给中共派出的公方代表。截至1956年，至少12万家私人企业被迫上交资产，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随后中共又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 反右运动（1957年—1958年）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党内外各界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名义上是使党的作风得到改善，实质上是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内斗（整风）。 1957年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口号，当时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以为中共真的能广开言路，积极提出不同意见。没想到这只是中共“引蛇出洞”的陷阱，同年6月，就开始将他们作为右派一网打尽。 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再次信口开河订下指标。1957年5月，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的党内指示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5%—20%……党内知识分子约占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20%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10%。” 由此在具体执行时，许多上级为下级单位下达指标，要求必须抓出相应比例的右派。即使单位只有几个知识分子，或没人对党“鸣放（指发表意见）”，也得选出右派，以完成指标。谁对本单位领导，尤其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人缘不好的也随时可能被迫当选右派，人人自危。 官方划为右派的人高达55万人。这些知识分子轻则被批斗，重则被发配劳改，全家迁送农村，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还成为社会鄙视和嘲弄的对象。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在1957年至1985年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只有不到一百人“维持右派原案”，即99.998%都是冤案。可是与大跃进、文革不同，反右运动并没有被中共视为错误，只说是执行过程中存在“反右扩大化”的问题。 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一击，使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在之后的几十年基本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社会上、职场上，指鹿为马的小人得到重用，有独立思考的人噤若寒蝉。每遇到大型公共事件，出来引导舆论的“专家”，大多也只是“政治变色龙”，跟着政治动向随风倒。 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1959年—1961年）1957年，中共提出了“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大跃进口号，并于1958年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为了提供大炼钢铁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树木，就连菜刀、铁锅等铁制农具都被当作炼钢的原料，农村大量劳动力丢下农业生产，投入炼钢，最后冶炼出的都是不能用的废钢，不少庄稼却因为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大跃进，中共开始在农村强制实行人民公社化，把农民的土地归为国有，并要求农民将私人财产上缴人民公社，办大食堂、吃大锅饭，这套体制直接让农民失去了生产的动力。 加之反右运动后，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成为世风，农业上浮夸风气盛行，各地争相声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亩产万斤的消息频频传出，粮食征购比例也随着虚报的产量而大幅上升。农民的口粮被强制征走，从而酿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性大饥荒，有学者估计饿死的人数高达3500万—4500万人。 按照官方的说法，大跃进是“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探索”的过程，这似是历史书里最轻描淡写，却又触目惊心的一句话。在这段弯路上多少人丢了性命，多少人误了青春，多少人废了一生。 然而，就在人们以为悲剧已经远去的时候，历史又一再重演。2020年新冠（COVID）疫情爆发，同样是在中共领袖的一声令下，就动用举国之力，上演反科学的“动态清零”。以此凸显共产党战无不胜的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其内在的逻辑、运作方式都和过去的政治运动一脉相承。 文革（1966年—1976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煽动了大半个中国的人对自己人的仇恨，对先贤圣人的仇恨，打掉了中国的知识精英，毁灭了敬神向善的信仰。 传统文化讲“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文革中，却宣扬“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要求党员和民众放弃亲情、背叛良知。人们为求自保，师生互相残杀，夫妻划清界限，母子彼此告发，违背伦常的惨剧层出不穷。 1970年，安徽省固镇县的少年张铁夫，因为坚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听到母亲质疑文革的言论后，亲自写信举报母亲，导致他母亲被枪毙。文革结束后，张铁夫经常从梦中哭醒。 文革确切的死亡人数虽难以统计，但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引用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八九六四（1989年6月4日）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就在他被迫辞职后的820天。此前一向神采奕奕、热情开朗的他，平反了无数中共干部的冤假错案，也为中共在文革后赚回了不少民心。然而1980年代，伴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权力寻租、裙带关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胡耀邦作为改革派领导人，主张思想解放，扩大舆论监督空间，却因在1987年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突然免职。《江泽民其人》中记载，胡耀邦在被免职的会议上，最后说了十个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散会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胡耀邦去世后，由于他深受知识分子和学生喜爱，北京各高校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自发地悼念胡耀邦，花圈和挽联不断被送到天安门广场，并逐渐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 彼时的北京，旗帜飞扬，横幅高举，口号声、歌声和学生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北大学生在1989年4月17日提出了著名的7项请愿，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开收入；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等。这其中没有一项是“反党”或“反社会主义”的。 然而，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财富并没有推动中共走向开明，而是将它作为维护一党专政的本钱，阻挡文明价值的武器。在学生们的和平请愿面前，中共选择了暴力镇压。6月4日凌晨，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用机枪扫射学生，在场的外媒记者，拍下了广场上的人们被坦克压成肉酱的照片。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首次公开对人民展开的屠杀。 事后，这场学生的反腐爱国行动，被当局定性成反革命暴乱，并对外宣布“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然而，英国解密“六四”镇压细节，称至少有一万人死亡。 “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后，人们对党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共也开始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员的忠心。如今的体制内已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清清白白、不贪不占的人反而得不到信任，而愿意同流合污的人，才被认为是“和党一条心”的。 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至今）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让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制度全面走向解体。免费医疗不复存在，公立医院也被要求自负盈亏，人们如何就医，成为巨大的社会难题。就在这时气功开始悄然兴起，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法轮功，更是把当时的气功热推向了顶峰。人们发现这种功法对祛病健身有独特的效果，同时法轮功所秉持的“真、善、忍”价值观，让社会人心归正，道德回升。一时间无论海内外，报纸、电视都在宣传法轮功的福益社会的事例。 法轮功学员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没有宗教仪式，没有行政组织，他们只是自觉自愿地按照“真、善、忍”的教导做一个好人，同时也在社会各阶层的工作岗位上履行应尽的职责。平时到公园、广场炼功，也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样一个“大道无形”的团体，中共无法像控制其他信仰一样，把教堂寺院贴上封条，或抓几个住持来加以掌控。1999年，中共出于对自身权力的不安全感，开始铺天盖地散布对法轮功的诬蔑诽谤。无数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绑架、判刑、虐杀，甚至活摘器官。 2024年7月，全球首位活摘器官的幸存者程佩明，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记者发布会，公开讲述了他被中共强行摘取部分肝脏和肺脏的经历。程佩明的遭遇坐实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的经历被全世界七十多家英文媒体报导。 程佩明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当局非法绑架、关押、酷刑折磨。2004年，当局在他被非法关押期间，强行把他拖到大庆第四医院，逼他签手术同意书。程佩明拒绝后，被6个警察按着打了麻药。3天后他醒来，发现自己身上有一条长达35厘米的切口，血还在往外渗。后来他历尽千辛万苦逃亡到国外，医学专家通过检测证实，他的部分肝脏和肺叶被摘除了。时至今日，他的“脉搏跳一下，就痛一下”。 程佩明说，他认识的李惠丰、王宇东、朱秀敏……等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迫害致死。“我今天站在这不仅仅是为我发声……和我在一起遭迫害的人，我们曾经有个约定，无论谁只要活着出去，一定要把里面迫害的罪恶和真相讲给世人。” 共产主义——罪恶之源中共建政几十年来，在中华大地接连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在每一次血雨腥风中，总有一批人沦为新的“阶级敌人”，遭到迫害和杀戮。从地主阶层，到资产阶级，再到知识分子、农民和信仰人士，最后殃及了整个中华民族。1994年《华盛顿邮报》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这一数字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作家胡平指出，中共之所以在各种运动中表现得极尽残暴，和它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共产党宣言》中公开表明：“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共产主义所到之处皆是人间地狱，可它打的旗号却是在人间建立天堂。它宣称为了建立所谓的“美丽新世界”，人们就必须把一切所谓的“坏人”乃至“坏的阶级”通通清除，清除得越彻底，新世界就越完美。 文革时红卫兵小将喊：“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神情与其说是凶狠的，不如说是兴奋的。还有，在三年疫情封控下，“白卫兵”暴力执行荒唐的政策，打着的却是冠冕堂皇的名义。在共产政权之下，人们主张用最暴力的方式，最快地实现“最美好”的理想。 胡平分析说，如果仅仅是出于仇恨，或为了维护权力，或出于凶残的天性，统治者都不可能像共产党一样在政治迫害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但把仇恨合理化，把维护自家权力的私欲合理化，把凶残邪恶的天性合理化，而且还给它们披上了一件无比神圣的外衣——这才能造就一桩桩史无前例的罪恶。 回归正统，重建生命伦理中国曾是神眷顾的土地，其中的文化被称作半神文化。从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到神医扁鹊筑起的中医，孔子设馆授徒，岳飞精忠报国……华夏子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神迹，演绎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中共的到来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让传统价值在风雨飘摇之下被久久地尘封。 然而，物极必反，邪不压正，是人间永恒的规律。共产党逞凶一时，是因为人们暂时被其谎言所蒙蔽、被其表面的威权所恐吓、被各种诱惑迷惑。人性虽然有弱点，但人有善良的本性，以及千百年来承传的道德根基——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自2004年12月以来，“三退”大潮滚滚而来。截至2025年10月，已有超过4亿5千万有良知的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与这个残暴的政权决裂。 美国资深众议员史蒂夫‧金说：“退党（团、队）不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没有其政治方案。简单地说，退党可以使人重新获得神赋予人的良知。它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引领中国人重塑植根于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传统的道德基础。退党的首要目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切断每一个人和共产主义的联系，从而使人能够回归传统价值以及对神佛的信仰。”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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