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如何防止中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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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作者: 吉耐狮
编译: 陈泓达

中国国有企业“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COSCO Shipping Corporation）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CMG）持有高雄港“高明货柜码头公司”（第六货柜中心）三成股权，中远海运还承租第六十五、六十六号码头。让中国企业或国有企业经营关键基础设施，对台湾来说极为危险。

吓阻理论家对“惩罚式吓阻”与“拒止式吓阻”两种概念，应该都耳熟能详。惩罚式吓阻是以报复或制裁等高昂代价威胁侵略者，使其行动的利益不足以抵销可能的损失；拒止式吓阻则是让攻击行动变得极为困难，以至于毫无意义。

现任美国战争部（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Elbridge Colby），著有《拒止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防务》（The Strategy of Denial：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暂译）一书，主张美国必须将国防重心转向“拒止战略”，阻止中国成为亚洲的区域霸权，尤其是不能让北京主宰台湾。他提出现实主义的观点，强调美国应该优先配置军力与资源，以制衡中国扩张，并与区域盟友建立“反霸权联盟”（anti-hegemonic coalition），藉由足以遏制中国长驱直入的可信威胁，吓阻冲突的爆发。具体而言，就是美国必须有能力挫败任何军事侵略行动，捍卫盟邦的安全，尤其是台湾。

然而，柯伯吉的理论只有在中共行事理性，而且各国即使与中国在经济上密切连结，还是愿意投入资源壮大国防的情况下才能成立。那么，各国还能额外采取哪些行动，进一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以掌握足够的行动空间，来推动柯伯吉主张的拒止式吓阻呢？

“牵连式吓阻”（DE）是吓阻理论的要素之一，指涉的是透过创造一种情势，使行动者发动攻击的成本，与其自身福祉密不可分，从而让侵略的代价大于可能的获益，来阻止侵略行动的发生。藉由提高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例如经济、科技或政治上的依赖，潜在侵略者将会受到吓阻，因为任何攻击行动都将对自身造成重大伤害。

中共对国民党谍报行动 是幸存主因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采取牵连吓阻战略？因为中共在早期发展阶段便体会到，若非在情报工作上投注大量资源，他们早已被击垮。让我们回顾一下国民党几乎击溃中共的五个历史场景。

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上海与其他中国城市，针对共产党员与工会成员发动一场有计划、事先协调的暴力清洗行动。中共因此折损约八成党员。这场“清党”行动是国民党对中共造成的最沉重打击。

一九三一年，中共高阶情报官员顾顺章叛逃至国民党，并协助策划一场大规模逮捕行动，目标是抓捕在上海的中共领导层。而这次行动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内部的中共间谍钱壮飞及时拦截情报，并迅速通知中共领袖。倘若这次大规模逮捕行动成功，等于是在关键时刻将中共“斩首”，势必造成致命打击。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间，蒋介石对中共发动数次“围剿”行动。在第五次围剿期间，蒋介石将中共红军逼入绝境，造成重大伤亡。在走投无路之下，红军被迫展开一万二五〇〇公里的大撤退，即所谓的“长征”。

在整个长征期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红军一路受到国民党军与各地军阀部队的追击。当红军于一九三五年底抵达相对安全的延安地区时，原本八万六千人的部队仅剩约七千至八千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兵力、装备与美国支持方面均占有显著优势，一度也取得多场胜利。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甚至攻占中共的战时首都延安。当时中共的兵力严重折损，被迫退守偏远农村地带，生存再次岌岌可危。最终，中共得以幸存，仰赖的是渗透在国民党控制区的间谍网络，加上国民党的无能、腐败与恶性通货膨胀。

在以上这些案例中，中共对国民党的谍报行动，是其得以幸存的主因。因此，中共深刻理解情报与反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三个步骤 组织全球情报工作

如今，中共从事情报活动的规模与复杂程度，已经超越西方传统的手段与能力。中共经由三个步骤来组织其情报工作：（一）利用经济手段取得接触管道；（二）藉此创造机会搜集情报；（三）将取得的情报加以分析，从而使中共能够在其选择的时间与地点，以其选择的方式采取行动。以下提供几个参考案例。

海运港口是各国经济的关键来源，原因在于其货物吞吐量与规模。全球贸易有超过八十%的货物仰赖海上运输。中国及相关的香港航运公司，在至少六十个国家营运超过一一五个活跃港口。中国企业在海外九十多个深水港拥有或经营码头，其中包括全球前一百大最繁忙港口中的卅四个。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中远海运港口公司”（COSCO Shipping Ports）在全球营运与管理三七一个泊位，涵盖中国全境及海外据点。

至少有五个国家（日本、印度、加拿大、巴拉圭与克罗埃西亚），没有任何港口是由中国实际营运或控制股权。中国企业部分持有五个美国港口的码头，包括洛杉矶、长堤、西雅图、休士顿与迈阿密。

中国藉由监测港口 搜集经济及情报

美国港口使用的船到岸（STS）起重机，有八十%为中国制造，加拿大的温哥华港也采用这类设备。二〇二一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中国制起重机上，发现情报搜集装置与远端控制系统。

中国藉由监测港口的海上交通与贸易活动，搜集经济及其他情报。在墨西哥，中国企业，特别是和记港口（Hutchison Ports，隶属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在东西两岸的布局更为显著，包括曼札尼约（Manzanillo）、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韦拉克鲁斯（Veracruz）与恩瑟纳达（Ensenada）等港口的码头或营运据点。

美国政府一再要求中共停止并禁止向墨西哥的恐怖贩毒集团，输送芬太尼（fentanyl）前体化学物。由于和记港口掌控接收这些中国相关化学品的港口，这些中国港口营运商透过其情报网络，了解如何规避墨西哥海关及其他执法机关，得以暗中将这些化学品运送给毒枭。自二〇二一年以来，这些贩毒集团制造与散布的芬太尼，已导致超过廿五万名美国人因使用过量而死亡。

在中共的指导与资金支持下，中国企业会以低价抢标，或透过行贿手段取得工程合约与接触管道，建立搜集情报的据点与机会。例如，中国无偿兴建位于衣索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Addis Ababa）的“非洲联盟”（AU）总部大楼，该大楼于二〇一二年启用。二〇一八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称，该大楼被安装窃听设备，相关资料被传送到中国的伺服器。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发现，在一九六六年至二〇二〇年间，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新建或翻修至少一八六座建筑物，并为非洲五十四个国家中的至少四十个承建政府大楼。传统基金会推论，中国可能利用从这些建物取得的情报，进行多项渗透行动，包括：（一）在非洲大陆推进影响力行动；（二）吸收非洲高阶政府官员做为情报资产；（三）刺探各国外交策略、军事反恐行动或联合演习动向；以及（四）打压非中资企业，使其无法与中国企业竞争非洲持续成长的商机。

台湾受中国间谍所害 起诉人数激增

中国也以相同的三步骤模式，在企业与个人层级取得经济切入点、搜集情报并展开行动。许多企业为了利用中国低廉劳动力成本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将业务重心移往中国，却因此被迫将其智慧财产转让给中国企业，反而对其营运造成重大损失。中共与中国企业利用这种经济接触，搜集这些厂商的相关情报，并采取行动设法加以控制。

中共利用经济诱因吸收中国间谍，搜集情报并展开行动，以强化中共的地位，削弱竞争对手。多位知名研究者，例如葛茨（Bill Gertz）、库柏（Sam Cooper）、石宇（Isaac Stone Fish）、周安澜（Alex Joske）、孟沛德（Peter Mattis）、艾夫提米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布拉吉尔（Matthew Brazil）、施威泽（Peter Schweizer）等人，都曾揭露中共如何创造并利用这些机会。

台湾同样深受中国间谍活动所害。二〇二二年，台湾起诉廿八人涉嫌从事间谍行为，二〇二三年为八十六人，二〇二四年更激增至一六八人。

总而言之，中国运用牵连吓阻战略，确保各国、企业与个人按照中共的指令行事。要反制这种牵连吓阻战略，就必须摆脱与中国的牵连，建立与盟友及伙伴的合作关系。

摆脱与中牵连 反霸权联盟才能成形

中共企图达成哪些目标？各国、企业与个人又该如何反制，并预防中共的这些恶意行动？第一步就是要对中共的战略（牵连吓阻）与战术（三步骤的运作方式），培养正确的认识，并运用这些知识进行有效反制。

各国摆脱与中国的牵连后，柯伯吉提倡的“反霸权联盟”才能成形，各国可将资源投入自身国防，形塑足以拒止中国未来任何企图非法扩张的可信吓阻，包括台湾、日本尖阁诸岛（钓鱼台列屿）、印度、不丹和尼泊尔部分领土，以及中国主张的非法海域权利（涉及日本、南韩、菲律宾、越南、汶莱、马来西亚、印尼与台湾）。政治人物、经济学家与研究人员以“脱钩”（decoupling）、“去风险化”（de-risk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慢球化”（slowbalization）等词汇，描述反制中国牵连战略的方式。

我们期盼，摆脱与中国的牵连能够加剧中国内部的动荡，并为中国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国家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