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二零二五年勞動人權報告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五年


前言

2025年是比往年更好的一年嗎？

當返鄉的農民望著枯萎的麥田，工廠的工人面對停轉的機器，失業的白領喝著平台補貼的咖啡，年輕的大學生翹課去考證和實習，少有人敢說這一年自己過得更好了。好像在2025年最後一天的這個下午，我們也會恍惚感到自己是在經歷2024、2009或是1933年的某個瞬間。當你問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工人：“明天會更好嗎？”他們也許會朝你咒罵，吐口水，但也可能向你乞討，如果你是一個體面的精英階層的話。

但你的施舍仍然不會讓這個世界從根本上變好，就像19世紀愛爾蘭大饑荒中派農民去修路的那些計劃一樣。十塊錢可以買瓶劣質白酒，二十塊錢可以吃一餐飽飯，五十塊錢可以在市區最破爛的老鼠間住一晚，一百塊錢可以買一雙鞋。但你會用鞋來跳舞嗎？還是穿著它去找工作？很有可能，如果你不工作，你也將沒有鞋。或者幹脆將它狠狠地扔向某個人，你的仇敵，讓你變得悲慘的人。但他是誰？長什麽樣？那人在哪兒？

也存在另一種人。我們遇到過的最好的人，一個習慣分享的人，而且本身是一個窮人。當Ta有100塊，Ta會將50塊分給另一個人。當Ta有一雙鞋，Ta會分一只給冬天里完全赤腳的人。不管Ta在不在，這雙鞋會一直傳遞下去。從下面這份報告中，我們希望讀者可以從不同的地方感受到這種願望和精神，並希望你加入到這樣的行列中來。

在這份報告里，你將要看到的，大多是陷入工作困境的人，當然也包括沒有收入的人。也有用鞋扔仇敵的人，但缺少跳舞的人。我們希望有一天我們要盤點的東西越來越少。人們聚在一起，只是為了跳舞，而不是為了記錄不公。但此刻，面對這份十萬字的報告，我們應該設法搞清楚為什麽勞動者不再跳舞了。



一、經濟寒冬持續，多行業降薪、欠薪和裁員頻發

2025年，經濟蕭條的寒意仍在繼續。盡管部分宏觀經濟數據（如官方公布的GDP）維持著溫和增長的表象，但GDP平減指數持續為負值，顯示經濟體內部收入低於產出增長，同時工業生產價格（PPI）已連續38個月同比下降，居民消費價格（CPI）全年低位運行，表明經濟深陷通縮螺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2025年11月僅增長1.3%，創下疫情結束後新低。產能過剩與內需不足之間的矛盾全面凸顯。

經濟蕭條中，私營部門內卷嚴重，利潤率普遍下降，部分企業遭遇了資金鏈斷裂。企業在對未來市場的悲觀預期中收縮業務、削減人力，落到一線勞動者頭上就是降薪、欠薪和裁員。涉及行業、企業範圍從新能源車企、互聯網大廠、知名外企一直到基層零售餐飲商家。建築和房地產業以及傳統類型的高端服務業如金融業延續了往年的裁員和降薪態勢，部分出口導向制造業受中美關稅戰影響也遭到沖擊。此外，本年度出現的新趨勢是——民營醫院和民辦學校出現大批欠薪倒閉的現象，文化和媒體行業勞動者的惡劣勞權狀況也被頻頻曝光。

另一個凸顯的問題是公共服務部門的財政危機。過往支柱性產業和私營部門的蕭條減少了財政收入；政策扶持下的新興產業不足以彌補經濟缺口；化債壓力要求地方嚴控開支。在這一形勢下，高度依賴財政補助的公共部門，特別是公交公司、公立中小學校和基層公立醫院遭受沖擊，導致許多“體制內”的基層勞動者遭遇欠薪斷保。


民企和外企收縮業務，引發裁員降薪

近年來，傳統大賣場在即時零售的沖擊下式微，曾為線下零售巨頭的人人樂超市經營狀況持續惡化，於7月摘牌退市。10月，大量員工集結於人人樂西安總部，抗議公司在資產轉移後僅保障高層薪資，普通員工卻被長期拖欠工資、欠繳社保，離職員工僅獲得遠低於法定標準的“0.3N”補償。9月，運動品牌匹克通知全員降薪，直營銷售體系員工受影響最大，薪資直降50%。部分員工因集體提交《拒絕降薪異議書》，遭公司報覆性停薪。

前幾年在國內大規模擴張的本土連鎖咖啡品牌也因行業內卷嚴重、降本增效而被曝光發生侵害勞權事件。春節前後，MANNER咖啡多地員工反映，公司未向所有咖啡師發放往年慣例的“13薪”，年終獎評定標準不公開透明，導致同店員工待遇差異明顯。同一時間段，M STand咖啡則因削減人手、壓縮工時、變相降薪和提高工作強度而引發輿論風波。3月，Seesaw咖啡被曝拖欠員工工資，其中包括約50位門店員工和25名辦公室職員。還有不少已離職員工反映其在職期間遭遇工資分期發放、五險一金斷繳以及違規辭退等侵權問題。

2025年，國內數家科技企業相繼傳出裁員消息。今年3月，一名阿里巴巴淘寶買菜部門的孕期員工在公司廣州辦公地點樓頂拉橫幅抗議，指控遭到“非法解雇”。盡管阿里隨後回應稱並未辭退這名外包員工，將依法發薪，但這一事件折射出部分互聯網大廠的裁員潮仍在持續。根據財報數據，阿里2024年度減員近2.5萬人，2025年度由於出售業務等結構性調整，減員近8萬人。百度則自11月下旬起啟動近年來規模最大的裁員。此次裁員覆蓋所有部門，減員比例從5%到30%不等。其中遊戲、直播等非核心業務線減員比例更高，而AI與雲計算相關業務部門受到的影響極小。12月，有消息稱真我手機（realme）啟動大規模裁員計劃，首輪裁員涉及外包、駐企及正式編制員工。網上甚至有“部分部門僅留一名校招生”“高職級員工調往印度” 等細節流傳。







今年陸續也有多家外企收縮在華業務引發裁員。2025年1-11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FDI）為6931.8億元，同比下降7.5%，延續2023年來的下降趨勢。3月，全球支付巨頭PayPal上海公司被曝發生大規模裁員，風控部門遭全員裁撤，而賠償方案據傳為“N+6”。奔馳中國於2月底啟動裁員程序，比例 為15%，主要涉及銷售、汽車金融兩個體系。被裁員工可獲 “N+9” 賠償，且若後續兩個月未成功入職新公司，還可拿到奔馳3-4月的工資。為規避提高的人力成本和地緣政治風險，多家跨國企業撤離在中國設立的工廠，引發近兩年的“搬廠、關廠潮”。2025年底，索尼宣布關閉其位於惠州的工廠，3萬名員工將因此失去飯碗。同一時間，佳能也關閉了其中山工廠，其為被裁員工提供的“2.5N+1”補償、相當於5個月工資的就業支援金及多項特別獎勵引發輿論關注，被網友讚譽為“裁員賠償的天花板”。許多評論將佳能的合規與慷慨，與部分國內企業裁員時補償不足甚至缺失的現象進行對比，感嘆“外企的底線是勞動法，而國內一些企業的上限卻成了勞動法”。




佳能被辭退員工曬出裁員補償，引發網友讚嘆


但並非所有外企都以“體面”的方式撤離。2月，日本東洋輪胎公司把其位於江蘇一工廠的大部分股權轉讓給遼寧恒達盛投資有限公司，引發數百名工人聚集抗議。工人們普遍擔憂企業借此規避巨額經濟賠償，因而要求企業在轉讓股權的同時，必須提供合理賠償方案。這類擔憂並不是空穴來風。一些外資企業在進行產業遷移、撤離原投資地時，可能通過將工廠股權轉讓給本地企業來獲得經濟補償。然而，工人對於企業的所有權變更卻完全沒有知情權，對自身未來的職業穩定缺乏主動權。而接手的本地企業（不乏我們所認為的愛國資本）則希望與工人重新簽署待遇更低的合同，或者以此迫使工人自行離職。今年3月份比亞迪電子無錫、成都工廠（接手自原美資企業捷普電子）的罷工，以及12月深圳易力聲工廠（接手自原港資企業）的罷工，都是工人反對新資方擅自降低待遇的行為而采取的集體行動。這些事例也提醒我們，在跨國資本出於逐利性而不斷進行全球資產重組的現實中，那種認為“某一國籍的資本更具道德優越性所以更有利於勞動者”的敘事是完全有害的。資本本身具有超越國界的流動性，其核心訴求在於不斷尋找更低的成本與更高的回報，而勞動者往往需要在這種快速的資本流動中努力捍衛自身的權益。

因而，爭取在裁員中的知情權和自主權，已成為勞資博弈的重點。1月，北京神州信息公司被曝出其旗下子公司中農信達單方面宣布全員降薪40%，同時規定當前未被安排工作任務的正式員工僅能領取原工資的24%，且被要求接受二次面試，若不合格將面臨無賠償辭退。這一做法相當於變相逼迫離職，嚴重違反勞動合同法。微博用戶“風吹啤酒沫”則在春節期間稱其在石藥集團供職30余年，近期被公司以5萬多元的價格“買斷工齡”。許多網友認為這一金額遠不足以補償30年工齡的價值。這類“買斷工齡”操作，其法律實質是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用人單位應依法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這兩起事件揭示的變相裁員手段，均為國內企業裁員中普遍的侵權行為。


“價格戰”下的新能源汽車業工人

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內卷式競爭”在2025年熱度不減。盡管由政府向車企直接撥付資金的購置補貼政策已於2022年停止，但地方政府在過去十年里通過土地/貸款優惠和專項基金引入的大量新能源汽車產能並未出清，引發嚴重產能過剩。政府為刺激消費，幫助企業清理庫存，又在今年推出大規模“以舊換新”政策——報廢舊車換置新能源車可獲最高2萬元補貼。以比亞迪為首的新能源車龍頭企業，利用其垂直供應鏈優勢發起價格戰，全行業被迫跟進，使汽車行業利潤率在2025年第一季度降至3.9%，遠低於工業企業4.7%的平均水平。價格戰中，車企的財務表現也出現分化。2024年，比亞迪憑借其成本優勢和規模效應，在營收、凈利潤、毛利率上都實現了增長。而理想、小鵬、蔚來等腰部車企，遭遇凈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部分二、三線車企徹底出局。  

激烈的“內卷”式競爭在不斷擠壓企業利潤的同時，也傷害到了行業內的基層勞動者。比亞迪總裝廠的藍領工人綜合月薪僅5000-6000元，相比過去合資車企的總裝工人工資大幅下降。白領員工也未能幸免。因長期虧損已進入破產重整程序的哪咤汽車，於24年11月主動與員工解除勞動關系，並提出在勞動關系解除後60個工作日內結清拖欠工資並支付經濟補償。1月，資方與員工簽署了勞動仲裁調解協議，但到了約定支付時間，款項依然未能到賬。年初，蔚來旗下的第二品牌“樂道”被曝，在業績壓力下要求終端銷售人員“每人購買一台樂道汽車”，甚至傳出“不買就滾蛋”的強硬言論。此外，有報道稱蔚來在中國區進行了多部門的人員優化，波及售後服務、NIO House運營和終端銷售團隊等崗位，裁員比例約為10%。此舉可能跟蔚來持續的虧損態勢有關。





新能源車企持續的“價格戰”也對經銷商及其工人造成了嚴重沖擊。2025年上半年，由於車企激進降價，新車進銷價格普遍倒掛，全國約 52.6% 的汽車經銷商處於虧損狀態。4月，比亞迪在山東的經銷商集團濟南乾城汽車貿易有限公司遭遇經營危機，資金鏈斷裂，旗下多家4S店關停，並引發了員工欠薪和車主維權事件。比亞迪官方迪在回應中將此事歸因於該經銷商“盲目急速擴張並加杠桿運營”。然而經銷商員工被拖欠工資達半年之久的問題，則顯然未被比亞迪高層納入決策考量。


各級財政持續承壓，公共服務部門震蕩

當前，各級政府財政的持續承壓已引發了多個公共服務行業的震蕩。在醫療領域，醫保支付改革的推進加強了對醫保支出額度的控制，這一變化被普遍認為是誘發了公立醫院經費緊張以及民營醫院的倒閉的關鍵因素。1月，湖北武漢百佳婦產醫院突然宣布停業，據多名該院的醫護人員反映，該院自24年下半年起持續拖欠全院員工數月工資，累計欠薪額度高達上千萬元。停業當天，仍有住院患者滯留院內，而醫院管理層已集體失聯，院辦場所上鎖、電話無人接聽，員工與財務部門現場溝通無果。此前，該連鎖體系內多家醫院已相繼停業，多名醫護人員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申請仲裁。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上海唯兒諾兒科醫院、江西撫州東信第六醫院、江蘇泗洪老年病醫院，這些民營醫院在停止運營前都長期拖欠工資、欠繳社保。影響也波及公立醫院，導致廣泛的醫生降薪潮（詳見本報告第四章）。五一前後，河南省新鄉市多家醫院陸續辭退醫護人員超過500人。新鄉市封丘縣多家醫院已在2024年對未經批準的編外臨聘醫務人員人員開展清退，清退政策明確強調以學歷與職稱標準來進行篩選。本次清退共涉及644名人員，其中503人為高中及以下學歷或持有初級及以下職稱的臨聘人員。還有部分醫院將編外聘用改為勞務派遣，以壓縮成本。

學校狀況也不容樂觀。5月，江西樟樹市濱江中學被曝拖欠老師加班費長達8個月，累計金額高達120萬元。老師每天工作至深夜，卻被長期拖欠工資，導致部分教師房貸斷供。教師被迫以縮短授課時長、不帶晚自習等方式進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議。湖北鄂州則出現小學教師崗位停招現象。由於生源減少，當地教育部門鎖死中小學教師編制總量，在不同區縣、初中小學之間調配師資，並逐步縮減編外教師名額。江西、江蘇、廣東等多地，大量臨聘教師還面臨被清退的困境。該群體以女性為主，職業選擇常受家庭對教師這一體面職業的期望所驅動。然而現實中，她們的工作卻朝不保夕，經常在開學前夕才被告知不續聘，且因合同短期化而難以獲得賠償。由於學齡人口減少、學歷貶值、盲目擴張和經營不善等原因，各類民辦學校特別是民辦高校近年遭遇招生困難，進而也導致收入下降、資金緊張。8月，有網友發帖稱“大連科技學院全員停發工資，開學面臨停擺”，引發關注。學校發布《致全體教職員工一封信》。信中提到，學校各類相關賬戶被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凍結，致使7月工資未能如期發放。學校工會將為全體教職員工發放臨時困難補貼和慰問補貼。自2023年起，廣西藍天航空職業學院持續拖欠500多名職工工資。2025年9月11日，多次投訴、仲裁無果後，部分教職工被迫跳樓討薪。9月開學季，多地應屆師範生還接連遭到簽約民辦高中的突然解約，原因如出一轍：“招生人數未達預期”。有人要求學校支付賠償，被拒絕後向當地教育局投訴，卻遲遲沒有進展。在職老師也受到影響，工資拖延發放成為常態，有的老教師也被辭退。




因城市交通規劃欠合理、地方財政緊張對公交系統補助不足等原因，多地公交系統也遭遇資金困境。2025年，多地曝出公交系統欠薪問題。1月，網友“和平heping1968”發微博稱，北京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第二客運分公司長期拖欠、克扣司機工資，包括法定節假日加班費、普通加班費等。網友還指控公司給司機強派任務量（如客流人次、上線公里），將病假、事假的當日任務量算在司機頭上，完不成就扣錢。2月，某地鐵貼吧出現“不給發工資”的帖子，引發大量網友催促地鐵公司盡快發薪。吧友稱長期欠薪已影響員工基本生活，有人吐槽“都快餓死了”，並指責某位新上任領導導致福利大幅削減，包括夜班補貼、取暖費、年終獎等，員工怨氣很大。10月，河北邢台沙河市的公交司機和江蘇九江修水縣的公交司機發起罷工，要求發放被拖欠了長達數月的工資。在經營困難的背景下，西安公交集團甚至推出了“共享用工”的做法，安排司機從事快遞、校車、網約車、公務車及車充電等服務崗位。這引起員工極大不滿。抖音視頻“西安公交司機困惑”中，一名公交司機稱自己被要求去開三個月網約車，由公交公司租車，司機跑車，從流水中扣除租車費和社保，剩余便是自己所得。有的司機每天從早6點到晚9點還完不成任務，最後自己墊錢；有的司機開網約車三個月到期還未接到公司歸崗通知，只能接著開。





嚴峻形勢下，還有越來越多地方籌劃打破體制內崗位的“鐵飯碗”。8月，內蒙古人社廳印發《內蒙古自治區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競聘上崗管理辦法》，面向全區建立事業單位崗位競聘動態管理機制，明確實行“全員競聘、擇優上崗”的用人方式，突出“能上能下、薪隨崗變”原則，對不能勝任崗位職責、年度考核不合格等7種情形明確降崗規定，打破事業單位崗位聘用“終身制”。在這種轉變當中，基層工作者尤其是編外人員最容易成為犧牲品。今年8月還發生了一起關於公職人員能否送外賣的新聞炒作事件。在報道中，下班後跑外賣的公職人員表示，跑單體驗和“打遊戲做任務”一樣快樂。從此類輿論引導可以推測，未來不排除出現崗位“縮編”、公務員下崗等政策性事件的可能性。


被忽視的文化行業勞動剝削

今年，影視和文化傳媒行業頻頻曝出侵害勞權現象。頭部從業者的光鮮亮麗之下，是作為“大多數”的基層從業者的血淚。編劇古二（本名程駿年）直指知名導演王家衛及《繁華》劇組的維權事件引發網絡熱議。古二稱其深度參與了《繁花》的劇本創作，卻未獲得編劇署名（僅署名為“前期責任編輯”），且未拿到正式稿酬。其在劇組工作期間被當作廉價勞動力，月薪僅3000元左右，還要擔任王家衛的生活助理處理雜務。高強度的工作令他患上罕見病，卻未獲劇組妥善安置。據聞，古二從去年起在微信公眾號上就發起過指控，但隨後公眾號被封禁。





春節檔，電影《哪咤2》收獲百億票房，刷新中國影史紀錄。但參與制作的外包動畫公司特效師卻發出血淚控訴，稱自己在杭州某特效公司僅拿到25元時薪，每日工作14小時，且需無償加班。同行有人連續熬夜三個月導致心肌炎住院，公司卻刪除打卡記錄並發布“員工關懷聲明”，試圖掩蓋違法用工情況。該事件也揭露出中國動畫行業存在超時加班、薪酬低、監控嚴、不買社保等普遍情況。行業長期處在項目周期長、回報低、資本高度投機的結構中，票房收益被上遊分走，中下遊制作公司則極度壓榨員工，壓縮崗位、極限加班。行業上遊常稱“動畫人才短缺”，現實卻是大量動畫專業學生就業困難的“內卷式的人才過剩”。

還有漢化組曝出剝削醜聞。前MCE漢化組組員“卡米亞”在B站投稿，聲討組長“夏日幻聽”不會日語，卻獨吞漢化組九成收益。據稱，該組長借助漢化組名義接動態廣告賺錢，卻不向組員公開收益，僅支付組員4元時薪，把20名核心成員當成廉價勞動力。輿論發酵後，組長發動態道歉，卻刪除了當事組員的評論。卡米亞的爆料視頻也被投訴下架。

知名商業媒體虎嗅網2025年也陷入了數起維權爭議。寫作者小紅書博主“銘揚駟海”發帖指控虎嗅長期拖欠稿費。該博主稱自己離職後，公司一直未支付部分工資，卻在稅務系統中為其申報了工資收入，屬於“虛報已支付”。另一名寫作者韓韓也發文控訴虎嗅網拖欠稿費，稱追討時虎嗅創始人雖承認欠款事實，卻以"未簽正式合同"為由否認機構間合作，將責任轉嫁給涉事員工個人。文章還指控虎嗅通過外約稿件賺取差價。

4月，知名文化類播客“不合時宜”卷入了拖欠實習生工資和侵犯其他權益的風波。該播客團隊前實習生siyi在微博發帖，控訴自己及另一位實習生在近一年的實習期間遭遇兩位團隊負責人（即兩位主播王罄、若含）的不公待遇，包括：基本權益失守，如未簽合同、拖欠2000元的實習薪酬、支付混亂；管理工作無序，如職責被隨意加碼，導致超負荷勞動與薪酬不匹配；職場文化扭曲，如被“為愛發電”的情懷綁架，在“為你好”的話術下被迫承擔超額責任，並在表達合理訴求時承受情感打壓。事件發酵後。“不合時宜”團隊發布聲明回應，否認故意拖欠和剽竊署名，解釋稱因團隊規模小、未設專職財務崗位才導致支付延遲，並稱主播月收入也僅約5500元，所以難以為實習生提供更高薪酬。盡管如此，該事件仍引起許多負面輿論，打破了聽眾對文化精英群體的“濾鏡”。


治理邏輯下的經濟提振政策

當前經濟形勢下，勞動者權益狀況與政策轉型路徑正引發廣泛關注。

國家統計局於5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工資增速放緩，非私營單位工資增速快於私營單位，二者差距繼續擴大。其中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同比增長2.8%，低於2023年3.0個百分點；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增速為1.7%，較上年下降3.1個百分點。高盛集團發布的一項另類指標也顯示，中國2023年以來薪資增長速度呈下降趨勢，2025年第二季度錄得薪資同比增長 3.9%，創下2000年以來除新冠疫情時期以外的最低紀錄。





主流輿論普遍指出，過去數十年來中國官方長期通過投資基建、房地產等“物”來驅動增長的模式現已走到盡頭。本章所記錄的廣泛勞權事件，可以反映當前經濟困境下勞動者所受到的侵害狀況以及自我保護的行動傾向。在政策層面，202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十五五”規劃均明確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思路，把“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更好結合起來，並逐步推出了一系列以促就業和擴內需為目標的政策。但目前來看，大多數政策仍然帶有短期、過渡和兜底的性質，其底層目標可能仍是在控制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前提下，促使經濟系統完成市場出清，並在動員體制下將資源投入新的產業競賽目標。這種思路同經濟結構性解困仍有較大距離，與真正向勞動者賦權有本質區別。另一方面，高層政策的出台與落實所依賴的制度路徑，深嵌於引發當前危機的同一套治理結構之中。這使政策最終可能難以完全發揮預期效用，並勾連起各類新傷舊病。而這些政策將對勞動者產生何種的具體影響，我們需要進一步觀察。

針對企業經營困難所引發的裁員行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穩崗政策，包括：提高失業保險費率返還標準，允許生產經營困難的企業階段性緩繳三項社會保險費用，提供穩崗擴崗專項貸款，向招聘應屆畢業生的企業推出“一次性擴崗補助”等。個別地方政府在提及設置“政策性崗位”時，還十分精準地要求國企整體招聘畢業生規模增加10%，試圖通過行政指令讓國企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在就業政策方面，政府則繼續推動“以工代賑”項目。國家發展改革委下達的以工代賑中央投資達355億元，專項用於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如村道硬化和水利設施興建維護）和城鄉公益性崗位，計劃帶動超過400萬名低收入群眾就近務工，並強調勞務報酬占中央此項投資的比例提高至40%以上（詳見本報告第三章）。

在刺激消費方面，政府主要依托3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支持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對購買新能源車、白色家電、數碼產品的消費者進行補貼。這一措施在短期內極大帶動了相關商品銷售，但多家機構警告該政策長期存續性成疑。有分析指出，家電零售的增長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從7月份的28.7%同比增速驟降至10月份的-14.6%，這表明許多原本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內才會發生的購買行為被一次性透支了。除去對上述工業品的刺激，也有部分城市通過發放各類文旅消費券來刺激服務消費。但此類消費券主要集中在財政實力較強的東部沿海城市及熱門旅遊城市。廣大中西部三四線城市，由於財政吃緊，消費券發放規模有限，難以形成強勁的消費刺激。在收入分配領域，盡管本年度政策文件還頻繁提及“調整分配及再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健全社會保障”等舉措，但落實難度巨大。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進展是，今年中國多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及頻率相比2020年以來有所增加。此次上調後，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的第一檔月最低工資首次突破2000元。

從經濟治理邏輯來看，這些政策的大方向多是正確的。從政策實施的時機、規模以及方法來談，我們還可以論及這些政策可能的得失。但應該指出，經濟問題從來都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它嵌合於更廣闊的社會政治結構之中。過往數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作為一種亮眼的政績被不斷彰顯，然而這一宏觀成就卻並不等同於普通勞動者擁有了實在的權利。直到今天，我們對於在經濟奇跡中被損害和被侮辱的勞動者，仍欠一個交代。目前的結構性經濟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勞動者長期所處的弱勢地位造成的。如果不改變勞動者失權的局面，那麽將經濟從衰退中拯救出來的政策努力，也可能異化為對勞動者的新一輪踐踏。在本報告接下來的部分，我們都將學習如何去面對這種吊詭而殘酷的治理結構。




二、零工常態化，兼職全職化，平台成為社會治理新工具

2025年全國靈活就業人數已突破2億，占就業總人口的三成。越來越多的人被吸納進外賣、網約車、即時零售分揀、直播與各種平台化服務之中。在宏觀政策中，“平台零工”常被描述為“經濟下行壓力”下“穩就業”的緩沖墊；但對勞動者而言，這更像是把產能過剩形勢下的失業壓力與收入不確定性，以更分散、更隱蔽的方式轉移到個體身上：人被吸納進平台化就業，並不意味著獲得了工作自主權利，而往往意味著進入一種“隨時可替換、難以談判、風險自擔”的勞動秩序。平台以算法調度、評分懲戒、實時監控來組織勞動過程，使勞動強度與時間逼近或超越全職水平；與此同時，勞動關系卻在層層外包的合作協議與“非雇傭化”敘事中被持續稀釋——社保和解雇保護等本應與強管理相伴隨的權利，被拆散為可選項、試點項或商業險條款。所謂“零工常態化、兼職全職化”，並不是勞動者獲得了更自由的工作形態的寫照，而是剩余勞動力被平台以更低的制度成本吸納的刻畫。


宣傳片中的敘事陷阱

如果要給“零工常態化、兼職全職化”找一個直觀入口，2025年11月28日那支引發巨大爭議、隨後被下架的美團騎手宣傳片幾乎就是最好的選擇。它之所以刺痛人，不在於拍得“假”，而在於它恰好把平台勞動最核心的矛盾——強管理與弱權利——抖落出來。




鏡頭里，一位女性說，“當外賣騎手的三個月，我買了台新相機”，畫面隨即切到：她把相機掛在胸前，並以送外賣的形式，在城市里“欣賞沿途風景”。網友很快從這份雞湯里吃出了一張高端相機的價格標簽——同款機型動輒一萬四左右。於是在宣傳片的評論區出現了幾乎統一的反諷。



只有當勞動被包裝成風景、苦難被翻譯成自由時，零工的結構性困境才可能被抹平為“個人選擇”。網友嘲諷里最尖銳的一句不是針對騎手，而是針對那套敘事本身——如果騎行真的可以欣賞“沿途風景”，為什麽騎手要逆行闖燈、爭分奪秒？如果真是“自由職業”，為什麽算法可以隨時扣款、降權、停派單、封號，讓人連申訴都無門？所謂零工不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而是在被擠壓的就業與被設計的低價競爭中，接受一種逼近生存底線的活法；所謂“風景”，不過是把這種碎裂暫時遮住的一塊幕布。


“外賣大戰”中的過勞流水線

2025年初，中國外賣市場爆發了激烈的“外賣大戰”。京東於2月正式入局，試圖通過“零傭金”及承諾為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等策略，打破美團與餓了麽占據超九成份額的市場格局 。戰事在4月進一步升級，京東發布公開信指責競爭對手強迫騎手“二選一”，並宣布招募10萬全職騎手；美團則反擊稱京東限制了騎手選擇。雙方從單純的補貼戰延伸至圍繞商業道德與用工責任的輿論對攻。



把這場戰爭僅看作商業競爭會遮蔽更深層的政治經濟邏輯：平台競爭之所以被默許甚至被鼓勵，恰恰因為它在短期內能把宏觀治理的壓力化解為底層勞動的繁忙。通過補貼把需求“做大”，把訂單“做熱”，把勞動者重新吸進高強度循環，從而在統計意義上實現“就業擴容”和“消費活躍”。中新網9月的一篇發文就指出，多平台參與的外賣市場競爭促進了就業。“平台數據顯示，淘寶閃購的日均活躍騎手已經超過200萬人的規模，對比四月增長3倍······創造了超百萬個就業”。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張成剛則測算，在主要外賣平台日訂單突破1億單時，估算活躍騎手數量預計翻一倍。長遠來看，他認為外賣大戰將增加社會福利。

全國總工會9月對餓了麽走訪調研後，在座談會上肯定了外賣補貼大戰在“拉動經濟增長”和“釋放就業勢能”方面的作用。並點名表揚淘寶閃購平台的加入，讓市場從“單個平台為主進入到多平台參與階段”，進入到“理性、有序競爭的新階段”。由此可見，盡管市監局會同多部門在5-7月數次約談各大外賣平台，但官方的主要態度並非否認外賣補貼在經濟治理上的成效，而是意在規範市場競爭的同時，給予公眾輿論一個交待。

問題在於，這種就業擴容往往不是靠提高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而是靠維持勞動力低價與提高勞動強度實現的。單價不漲的情況下，勞動者只有跑得更久、更快、更冒險，才能把補貼撒錢撒出來的“市場繁榮”轉化為自己的生存收入。多家媒體報道，補貼大戰中騎手的多方面權益並沒有直接改善。中新網在8月的一篇報道指出，騎手收入提升並非由於平台激勵機制，而是勞動時間大幅增加。受訪騎手每天工作時間就超過了12小時。由於訂單激增，平台還規定騎手每天跑單不能低於40單或者45單，這與去年同期平台對騎手單量“限高”形成對比。




補貼大戰的外溢效應確實存在。所謂“0元購”“爆單”，並不只發生在騎手端。它同時把奶茶店員、快餐店員與倉配分揀員推入過勞鏈條。多篇報道指出，在“0元購”和“幽靈訂單”出現的補貼高峰期（7-8月），大量奶茶店和快餐店爆單，部分店鋪訂單飆升至平時五倍多。益禾堂披露門店營業時間從原本的早上9時30分至晚上11時，拉長為早上8時30分開門，營業至淩晨3時，足足增加了5小時。同時，幾乎全國門店都大量聘請臨時工、增加員工加班時長。還有媒體報道：員工一天做一千多杯奶茶，甚至沒空喝水。夜班員工本來八點下班，卻加班到下午一點；某連鎖奶茶店的前員工透露，由於“外賣大戰”帶來工作量和壓力劇增，其所在門店的店長和三名店員共四人全部離職。這期間，短視頻平台上奶茶店員做不完訂單而崩潰爆哭以及外賣員因延誤送單而與店員發生沖突的視頻也反覆被傳播。門店營業時間被拉長，臨時工大量增加，老員工加班成為常態，勞動強度在短時間內被擡升到接近不可持續的程度。補貼把需求擡上去，但履約的彈性只能從勞動端榨出來：以更久在線、更快周轉、更高風險來對沖單價的停滯。





與此同時，商戶端的利潤空間也被補貼機制下的平台規則擠壓：7月19日，虎嗅公眾號發文，一些餐飲品牌創始人稱自從7月外賣大戰之後，利潤明顯下降。受影響更大的還包括個體店、夫妻店、小商家，這些店鋪相比大型餐飲品牌，店鋪裝修成本、租金成本更高，毛利率更低，發聲渠道更少。中國經濟周刊的文章則指出，對平台來說，每單的交易成本是固定的，訂單價越高，平台利潤越高，但這也意味著商家要支付更多傭金。

中小型商戶吐槽“自己在為平台打工”，絕不是為了情緒宣泄。規則越來越多、口徑越來越碎，商戶既要跟著平台參加活動：配合滿減、疊券、限時補貼，又要承擔原材料、房租、工資等剛性支出。很多商戶在後台看到的只是“訂單數暴漲”，卻很難把每一筆訂單對應的補貼來源、平台扣費、配送費分攤、活動讓利和退款/賠付等細項逐一核算清楚。最終，部分商家甚至面臨“賣得越多、虧得越多”的局面。相比之下，連鎖品牌和規模化經營更能承受短期讓利和現金流波動。它們有更強的議價能力、更穩定的供應鏈與融資通道，也更熟悉平台玩法，甚至能把補貼戰當作一次擴張窗口，把訂單峰值轉化為門店增長與品牌曝光。

9月24日，市場監管總局組織起草《外賣平台服務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見稿）》並公開征求意見。文本重點針對平台與商戶的價格促銷行為、規則告知與服務管理提出要求，意圖遏制“裹挾式”競爭與過度價格戰，把平台以規則優勢強行把風險外包給商戶的做法重新拉回公共規則之下。不過這時，距離補貼大戰的高峰期已經過去兩個月。


騎手需不需要社保？

補貼戰同時撕開了平台用工的結構性騙局：平台可以在公關中承諾“負責”，卻仍盡量避免在法律上成為雇主。在外賣大戰里，“社保承諾”被推到最醒目的位置，看似把競爭升級為“責任競賽”，實際形成的卻是一種極其具有選擇性的福利敘事。

2月19日，京東宣布，自2025年3月1日起，將逐步為京東外賣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為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同日，美團也表示，將為全國範圍內的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預計將於2025年二季度開始實施。次日，餓了麽回應，從2023年2月起已按計劃在部分城市展開試點，為藍騎士繳納社保，並持續加大對穩定騎手的專項補貼力度和範圍。“給外賣騎手交社保”的輿論呼籲似乎變成了現實。





但平台的承諾不僅僅是“外賣大戰”的一部分，背後也有強烈的政策導向。2025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著力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意見》。意見提到，強化社會保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主體作用，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會保險制度。這也引發了“不是騎手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騎手”的爭論。（關於騎手繳納社保爭議和社保體系本身困境，詳見本報告第四章）

然而，在爭論當中，許多人誤以為“給騎手上社保”是給所有騎手上全職社保。這是十分天真的。實際上，幾家平台從來沒有做出過給所有騎手五險一金這樣的承諾。澎湃的一篇評論就指出，在京東、美團、餓了麽的表述中，平台只針對“全職騎手”“穩定兼職騎手”承諾繳納社保。而絕大多數眾包型兼職騎手並不在交社保的涵蓋範圍之列。“美團研究院曾透露，745萬騎手中近一半騎手接單天數不足30天，真正高頻跑單的騎手只有約80萬人。據媒體估算，其社保方案最終可能將覆蓋超百萬騎手。但即便是上百萬騎手交了社保，跟全國騎手規模（逾1100萬）比，都是少數。”

需要指出，給每位騎手（包括眾包騎手）都繳納全職社保是一個實打實的利好，但在零工平台被用來作為就業蓄水池的當下，沒有任何一個平台有財務能力和經濟動機為騎手支付這筆錢。考慮到今年在補貼大戰下，騎手尤其是眾包騎手數量進一步擴容，這樣的福利目標就更不可能實現了。就像我們提到的，盡快大範圍地提高騎手在各方面的權益，並不是治理上的優先項。實現兜底性質的就業擴容最大化才是。從這個角度來說，零工平台是國資企業以外實現規模化以工代賑項目的最好工具。而且它們是以市場化的方式來運作的。因而，這里存在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如果零工平台試圖將資金用於增補騎手的福利，進而將騎手待遇全職化，那麽平台就要剝離刺激服務消費以吸納就業的功能。但零工平台恰恰是由於它所具有的這種功能，才得以與政府利益捆綁，並逐漸演化為社會治理工具的。

另一個問題來自社保制度本身。即使只是像現在這樣，實現一部分騎手的社保覆蓋，社保作為一項長期制度，在設計上也要求參保人穩定繳費才能兌現，而現實中騎手是高度流動的。有數據指出，在廣東和山西，約一半的騎手從業不足三年，而頻繁流動會帶來轉移接續中的統籌賬戶折損等問題。對騎手個人而言，每月400—700元左右的繳費（個人承擔部分）更像當期現金流的硬支出。一旦最終繳費年限不夠，養老權益也可能無法完整實現。從原則上來說，我們應該保障所有人以需求得到滿足的方式生存下去，而不僅僅是保障全職勞動者。但目前的社保體系確實是以全職工作者為主要對象設計的。而如果按人社部的規劃，采取勞動關系的“三分法”（傳統用工、新業態、獨立個體），則又必然形成社保待遇的等級制。目前來看，現實情況正接近於後一種局面。

此外，騎手更急迫的保障需求——如應對高發交通事故的工傷保險、意外保險——反而在覆雜的商業保險與試點政策中難以落實。2023年8月，41歲的上海眾包外賣騎手小徐在深夜送單間隙於公廁突發腦出血，昏迷後在家屬接回途中死亡，但保險公司以“非工作時間、非工作崗位”及“未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為由拒賠。2025年4月二審經調解，保險公司賠付50萬元。2025年4月，山東棗莊“餓了麽”兩名騎手因工作強度大，連續工作超11小時後猝死，家屬在索要勞動合同和保險單時遭遇門店的回避；2025 年 10 月，貴州畢節市金沙縣 24 歲外賣騎手王某在家中猝死，每日工作近 10 小時，事發前被要求需醫院證明才能請假，還被催促 “刷新上線”。申請工傷認定時卻因 “家中死亡” 遇阻；2025年8月，陜西大學生外賣騎手騎電動車送外賣，被一輛私家車撞到昏迷不醒。醫藥費已經花費70多萬元，對方車輛保險還沒有著落；由於層層外包的用工模式，司法實踐中騎手勞動關系的認定率不足50%，導致平台在工傷與社保糾紛中頻頻“隱身”，工傷難以認定，保險公司拒賠的理由又五花八門，而勞動者要尋求法律的保護，則需要等待曠日持久的審理，難以得到及時的救濟。


平台里的網約車司機和網絡主播

網約車司機的境遇今年也同樣十分艱難。賣大戰尚且會用提供社保、各項補貼等勞動權益來留住騎手，網約車平台之間的廝殺就直接是以犧牲司機的利益為代價的。

各大平台為搶占市場份額，紛紛推出低價“一口價”訂單，試圖以低價吸引更多乘客。這是一種新計價模式，“一口價”單無論路程是否改變、路況是否擁堵，乘客最終支付的車費都保持不變。市面上存在著大量價格低廉的一口價單和特惠快車單，加上平台的高額抽成，司機拿到手的單價，連兩塊錢一公里都沒有，並且還在不斷下滑。司機接單增多而收入未增反降。“除掉油費、租車費，根本沒剩幾個錢，純粹是給平台和加油站打工。”而如果司機拒絕跑“一口價”訂單，平台有可能停止給司機派單。為了壓縮生活成本，還有很多司機吃住都在車內，所以乘客如果下“一口價”單，很容易打到臭車。7月，還有乘客在乘坐某平台“特惠快車”時，遭遇司機聲明“有償開空調”的情況。車內貼有告示，明確寫道：“如需空調掃碼3元，自動開啟。”

司機拒跑不利訂單時，算法通過停派單、扣分、封禁實施事實懲戒；“服務提升”因此常常意味著勞動者必須用更低的報酬提供更高的情緒勞動與服務質量，而“市場競爭”最終以壓低勞動價格、提高勞動強度為主要手段。宏觀上它仍能制造就業容量，微觀上卻在制造一種被設計出來的貧困：勞動者越努力越接近一個被算法校準的收入底線。在電商雜志社的短視頻中，創維集團創始人黃宏生說：很多的貧窮其實都是某種設計的結果。比如外賣員和網約車司機每個小時的收入都無限接近於30塊。平台經濟用算法不停在試探勞動者的底線（價）。




除了被壓低的單價，司機們還面臨著平台的高抽成、“以罰代管”與賬號封禁的風險。2月，有網約車司機曬出處罰截圖，因車內異味/車內臟亂被某平台封禁75年；另有司機在2024年10月接“一口價”訂單時，因聽不慣乘客在車上吹牛，回懟“你要是真混得好就不會打一口價”，被投訴服務態度不佳，同樣被該平台封禁至2100年1月1日，時長超76年，且違規處理不支持線上申訴……隨意封禁的核心原因是網約車市場趨於飽和。2024年，全國持證司機較2020年增長159%，但月均訂單量增長僅約38.3%。在激烈的競爭態勢下，多家網約車平台相互競爭壓價，以簡單粗暴的封禁、扣分罰款替代精細化管理，卻未采取措施穩定運價、提高司機收入。單方面要求司機提升服務，完全漠視司機權益。

從288條司機主動曬出的訂單截圖，我們還可以發現其中有超過七成訂單的抽成比例高於14%，超過一半訂單的抽成比例都在25-30%之間。這反映了高抽成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7月，市場監管總局發布《網絡交易平台收費行為合規指南》。8月，頭部網約車平台宣布調整抽成比例。滴滴宣布，今年年底前，將訂單最高抽成上限降至27%，高德表示，將推動不少於80家合作網約車平台的抽成比例上限不超過27%。T3出行表示，平台訂單抽成比例最高不超過27%。同期，西安、開封等地的交通運輸局紛紛發布通知暫停或限制“一口價”、“特惠單”等低價營銷活動。

這種“壓價—抽成—懲罰—封禁”的組合拳並不只發生在網約車，在網絡貨運平台上同樣被覆刻，甚至因為計價與履約鏈條更覆雜而更顯露出平台權力的不透明。央視新聞12月14日的調查指出，2024年我國網絡貨運市場規模已突破930億元，但快速擴張的背後是計價模糊、信息混亂與雙重收費。對消費者而言，平台“張冠李戴”的履約並不罕見：劉先生在滴滴貨運下單按貨物尺寸選擇“中型面包車”，到場卻變成更高的依維柯貨車，結果因限高無法進入地下車庫，只能繞行造成延誤；平台解釋為“高峰期車輛短缺可調配更高級別車型”，但訂單信息與實際車輛不符，讓安全與責任邊界變得更難追索。

對司機而言，收入縮水則來自更隱蔽的規則。34歲的貨拉拉司機鄒成偉說，過去跑8小時能到400元，如今賺相同收入要拉長到11小時。平台采用“浮動計價”，起步價看似不變，超出里程卻落在1.3元到4.1元的浮動區間，司機無法知道最終單價如何從區間里被算出，只能被動接受結算結果。更進一步，許多平台推出“會員+抽成”的雙重收費模式：不買會員抽成更高且可能被限制接單，買更高檔套餐才能把抽傭比例壓下去——勞動者為了獲得基本的接單機會，先要向平台繳費，再在每一單里繼續被抽傭。網約貨車因此把平台化勞動的核心矛盾呈現得更赤裸：規則不透明，風險外包，勞動者缺乏議價權，而所謂“平台治理”首先表現為對勞動入口與收入分配的再控制。

平台上的網絡主播也持續遭受典型的零工困境：勞動關系難以確定，被算法操縱勞動過程，承受超長的勞動時長和超高的勞動強度，面臨高額違約金。2024年11月，內蒙古根河“中國冷極”因戶外主播聚集挑戰極寒直播而走紅，57歲主播閩哥在車內取暖時不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算法推薦機制傾向於獎勵獵奇、極限挑戰的內容，間接鼓勵了主播們進行高風險行為。2月，在河北，遊戲主播趙某川加入MCN機構次日就突發腦溢血。為配合算法規則，他需要深夜直播，月收入僅兩三千元卻要承受高強度工作壓力。《網絡主播新職業發展報告》數據顯示，‌57.4%職業主播每日直播超6小時，80%月收入低於8000元‌。



去世的網絡主播“越野唐僧”樊某


2024年7月，“網絡主播”被正式納入國家職業編碼後，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團隊基於對145篇新聞報道、上千件司法案例及深度訪談的系統調研，揭示出該新興職業群體面臨的嚴峻勞動者權益困境。大量主播（尤以素人、大學生、未成年人為主）在與MCN機構簽訂“經紀合同”後，陷入“高違約金—低收入—強控制”的結構性陷阱：99.5%的糾紛中主播為違約被告，90.2%被判賠違約金，部分索賠額高達數百萬，而超半數主播月收入低於當地平均工資，勞動關系認定率卻不足三成，致使其難以適用《勞動合同法》獲得基本保障。

除此之外，這個行業中的女性被迫以“擦邊”來換取流量，需要額外忍受行業結構性的性騷擾。鳳凰網1月的一篇報道指出，大量來自工廠、餐廳等行業的年輕女性湧入公會，希望通過直播獲得快速收入。入行門檻極低，但進入後，主播從外貌、濾鏡、穿著到語言風格都被運營統一改造，形成“性感模板化”。公會鼓勵模仿“標桿女主播”的誇張身材、夾子音、熱舞風格，甚至教授擦邊技巧。女主播的勞動也同樣被嚴格控制：每天 6 小時直播、頻繁拍短視頻、下播後還需私聊“維護大哥”。隱私被全面監控，運營會查手機、代寫話術，引導主播在性騷擾信息中“順著但不回應”，把所有互動導向打賞。小公會鼓勵以擦邊換流量，大公會表面禁止卻依賴模糊尺度獲取更多關注。平台審核則以算法與人工手段結合定期對賬號判處“賽博死刑”（永久封禁），對觀眾性騷擾的治理卻極弱。觀眾在彈幕與私信中進行露骨侮辱幾乎無後果。

今年陸續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職業出現進入網約平台。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春節特別策劃報道了“網約男護士”這一職業群體。接受采訪的網約護士高占偉原是三甲醫院重癥監護室男護士，在高強度、快節奏的 ICU 工作多年後嘗試“互聯網+護理服務”，從兼職逐漸轉為大量接單，最終成為平台“單王”。7月，一家網約摩的平台突然空降粵北小城樂昌。報名培訓就給50塊，免費發馬甲和頭盔，拉新客戶或者同行入局有人頭費，每周依據單量排名，第一名能再獲300塊。平均年齡60歲的師傅們，紛紛卷入競爭。有師傅說，單價有一部分要上交給平台，賺的主要是平台補貼。然而，當補貼被取消，部分師傅已經習慣通過平台來接單了。這些職業勞動的平台化是否會重蹈外賣騎手的覆轍，我們仍需要時間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化風險並不止於零工行業，它正與自動化擴張一起外溢到更廣泛的雇傭領域。同樣身處即時零售鏈條里的分揀員，作為騎手將商品外送的前置工種，卻還很少受到人們的關注。12月的一篇報道介紹，前置倉作為平台打造“半小時達”的關鍵環節，近幾年在大城市中普及迅速。在自述報道中，分揀員何思齊每天要工作13個小時，一周只能單休一天。而整個前置倉人員一個月換血一半。在這場“接力跑”中，他發現留給分揀員的只有9分鐘。面對掃碼槍（PDA）上的顯示屏幕，Ta們如同拿著手機的外賣員，由系統派單，不能超時，也不能隨意點“缺貨”。盡管Ta們與公司簽署了勞動合同，前置倉卻實行工作安排不規律的綜合工時制度。



讓系統不好用：零工罷工與平台秩序的裂縫

在平台化勞動的敘事里，騎手常被塑造成“靈活”“自由”的個體，但當真正的沖突發生，矛盾幾乎總是從同一個地方冒出來：算法把勞動過程壓成可計量的時效指標，把收入壓成可拆分的計件單價，然後再用無法對等談判的規則鏈條去鎖定勞動者的選擇。

2025年3月19日，四川廣安武勝縣的美團騎手集體罷工，導火索是平台推出“拼好飯”後，要求騎手在同一或相鄰地址多點取餐、再分散配送至多個用戶，但單筆配送費卻明顯下降；罷工騎手稱，“拼好飯”訂單在當地已占外賣訂單總量的約三分之二，意味著Ta們幾乎無法繞開這種更“忙”卻更“便宜”的勞動安排，只能用更多跑動、更高風險去換更少收入。現場視頻里，騎手聚集在縣城街頭拒絕接單，以“停擺”方式向平台表達不滿。這類罷工的意義不在於它能立刻談出更高單價，而在於它迫使平台承認一個事實：當勞動被過度壓榨到低於生存線，系統效率本身會被反噬——不是靠道德呼籲，而是靠訂單鏈條被切斷。

更常見卻也更能說明平台權力邊界的，是圍繞配送空間與站點紀律的集體沖突：平台要求“準時”，但小區、商場、園區物業的排斥性門禁規則，使“超時”成為騎手頭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2025年8月10日，上海臨港新片區發生騎手集體抗議：多名騎手在某小區門口聚集，抗議物業禁止騎手進入小區派送的規定；現場信息顯示人數達到兩百余人，並出現與警方對峙、圍堵警車要求釋放被帶走騎手的情況，最終物業與騎手達成協議，同意騎手進入小區，事件才平息。

到年底，類似矛盾在更密集的城市配送場景里再度爆發。聯合早報報道，2025年12月22日晚至23日淩晨，長沙“亨利璞麗小區”發生外賣員聚集抗議事件：一名外賣員由於送餐進小區受阻，與小區保安發生沖突，擔心被平台追責；到場的外賣員來自美團與淘寶閃購等平台。警方到場清場後，美團采取了對該小區“暫停外賣配送”的處置，淘寶閃購方面也出現停止配送的情況。這里平台所流露的治理邏輯幾乎赤裸：當沖突無法在短時間內被“馴服”為正常履約，它寧願直接切斷服務，讓消費者承受損失。對騎手來說，這類“處置”同樣不令人滿意——平台暫停配送看似強硬，實則是一種把矛盾移出視野的技術：它不解決騎手與物業、騎手與站點之間的結構性沖突，只是用“拉閘”保護平台的履約信譽；而一旦輿論退潮、訂單恢覆，騎手仍要在相同的門禁制度、相同的時效管理、相同的申訴無門中繼續跑單。

除此以外，今年還發生了一起騎手刺傷站點管理人員的事件。11月4日，位於石家莊市橋西區大經街附近的一個外賣站點，一位騎手疑似因被“克扣配送費”而襲擊了站長和副站長。這提醒我們平台不僅通過算法，也通過層層外包和設置站點的形式來對騎手進行日常管理。而在這個過程中，算法的指標壓力所引發的勞權矛盾被轉移到站點管理者和騎手之間。事實上，站點管理著包括全職專送騎手和部分類全職的眾包騎手在內的大量外賣員。平台招工和培訓也往往依托站點來完成。如此龐大的管理體系，是過去在媒體報道和研究中相對忽視的。

而在個體抗爭與集體抗議的壓力之下，各平台在今年終於推出了各項“有點人情味”的制度補丁：開啟超時免罰試點，允許騎手屏蔽惡意用戶、讓騎手評價用戶，或上線“委屈關懷”補償機制。它們當然能在個別場景里緩和沖突，但其共同特征是“可宣傳、可控制、可條件化”。例如，騎手被允許拉黑的客戶黑名單名額有限，審核周期長，且審核權在平台；委屈關懷補償需要被平台認定為“非騎手責任”；超時免罰則似乎是用績效獎勵取代了罰款。

不過，部分管理措施並沒有被取消，而是有權限上收的趨勢。12月，市場監管總局發布實施了《外賣平台服務管理基本要求》，其中規定，調度算法應綜合考慮路況、天氣、爬樓等因素，科學規劃配送路徑。除此以外，關於休息的規定也引發關注，如“每天接單時長原則上不超過8小時”“連續接單時長超過4小時的配送員發出疲勞提示，原則上20分鐘內停止向其推送訂單”“外賣平台計算配送時長時，對於駕駛電動自行車配送的情況，應按平均時速不超過15km/h進行計算”等。目前，《要求》僅是推薦性國家標準，鼓勵企業自願采用，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但媒體報道指出，新國標中不少規定如疲勞提示、取消差評扣款、逆行闖燈處罰等均已經在平台日常管理中有所體現。但接受采訪的騎手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政策保障Ta們的收入，如“提高每一單的配送費、訂單分配更合理、放寬每一單的配送時間”等。而在不改變單價的情況下，如果強制通過行政要求的形式來限制騎手工時，可能會導致騎手收入大幅下降，進而引發更多有風險的工作行為，如多平台切換跑單等。


三、返鄉農民：尋找生計與捍衛家園的困境


2025年4月，一段展示浙江采茶女工住宿、工作和生活條件的視頻在網上廣泛傳播，引發網友關注。采茶女工大多來自農村，以中老年女性為主。她們中的多數已無法進入工廠、飯店等過往接納她們的城市行業工作，只能靠采茶當季節性工作維持收入。對她們來說，“采茶”是少數能接觸到的“較高收入+短期勞作”的機會。這反映了在高速城鎮化時代結束的大背景下，過去三四十年以長距離跨區域流動為特征的城鄉勞動力遷徙模式已然有所改變。




就近就業難題

從一個更宏觀的背景來看，中國城鎮化率已從1980年的19%上升到2024年的67%左右，接近發達國家水平（70%+），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達到頂峰。今年4月末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6840萬人，占比38.3%；省內流動11031萬人，占比61.7%。分區域看，東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占13.4%，中部地區占51.8%，西部地區占44.6%，東北地區占33.6%。今年11月，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原所長魏後凱也指出：“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出現了就地、就近的趨勢，表現為‘三個下降’：2010年至2023年，外出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比重由63.3%降至59.3%；2009年至2023年，外出農民工跨省比重由51.2%降至38.2%；跨省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比重由32.4%降至22.7%。這都表明農村勞動力流動已經由跨省就業逐漸轉向省內和鄰近市縣務工。”





這個趨勢也與最近“防止形成規模性返鄉滯鄉”的話題高度相關：11月，農業農村部相關負責人在全國鄉村工匠培育暨脫貧人口務工就業“兩穩一防”會議上表示，要繼續實施好返鄉回流脫貧人口促就業專項行動，防止形成規模性返鄉滯鄉。“規模性返鄉滯鄉”的表述旋即在網上引發熱議，並出現多種解讀。2023-2024年，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等部門推出“農民工穩崗補貼”“技能培訓”等政策，要求各地“避免規模性返鄉”從而避免農村人口驟增、沖擊鄉村振興。這些政策的支持方認為，政府強調“穩就業、防返貧”，主張農村人口“在城市穩定就業”，反對“被動返鄉”。而質疑方認為，在政策實際執行中，地方政府為完成指標，強制農民工“留在城市”但無崗位，或對返鄉人員缺乏安置。農民工本應有返鄉或留在城市的自由，但現實中卻因城市就業門檻高（如年齡限制、技能培訓不足），非城市戶籍人口無法享受同等的市民服務，農村老家缺乏有效的增收機會，農村社區長期雕敝，而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這種困境在經濟蕭條的當下更加凸顯了。退一步來說，“規模性滯鄉”是否真實存在？“滯鄉”定義模糊——失業返鄉多久算滯留？判斷標準仍存在爭議。

現實當中，盡管各級政府采取了多種舉措來增加農民就近就業機會，但在自上而下的治理邏輯下，增加鄉村工作崗位只能依賴於農業公司、合作社等企業雇傭方式，或由政府出資設立公益性崗位，由基層鄉鎮組織實施以工代賑項目來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創造就業的過程中，農村治理的種種不合理結構很容易被覆刻。

2025年12月湖南日報報道，湖南張家界市桑植縣八大公山鎮朝南坪村104戶村民曾與張家界金良生態農業有限公司、金吉茶葉合作社簽訂協議，出租土地並參與采茶務工，約定年底憑工票和租地合同領取報酬。然而自2022年起，企業以“茶葉滯銷、資金困難”為由連續三年拖欠工資，累計欠薪達43萬余元，導致村民生活困難。2025年2月，村民向鎮政府求助，八大公山鎮於5月推動村民提起訴訟。8月，經過巡回法庭組織調解，企業負責人最終簽署分期付款協議；9月底，全部欠薪匯入專戶。2025年10月9日，104戶村民在村委會現場領回被拖欠三年的工資。

另一個案例發生在河南安陽。1月，當地華潤泰富合作社倒閉，數億元存款蒸發，引發上千人抗議並導致高速路封鎖。當下中國的農村合作社大多並不具有農民自組織的性質。合作社在當地政治經濟精英的介入和幹預下，很容易產生不平等的權利結構，從而違背合作社民主控制、合作共濟和自主經營的原則。部分合作社甚至成為當地特權階層進行土地和金融控制的工具。華潤泰富合作社在缺乏民主控制機制的情況下非法吸儲，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套著合作社殼子的私有鄉鎮銀行而已。農民根本不對其擁有管理和控制權。這種權利異化現象在國內的合作社運營中非常普遍。

以工代賑同樣是促進農民就近就業的具體措施之一。除去具體的建設工程項目，以工代賑也包括扶貧、公共設施維護、社區保安、保潔、保綠、政策宣講等公益崗。然而，以工代賑在實際運作中暴露出不少問題。就工程類項目來說，存在招標環節暗箱操作、虛報用工人數、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資的情況。一些地方的村幹部“任人唯親”“看人下菜”甚至虛設崗位獲取專項資金的現象，也是飽受詬病。2025年11月，山東省棗莊市市中區紀委監委針對城鄉公益性崗位管理中存在的亂象展開專項監督。此前，巡察發現部分村（社區）存在幹部親屬未履行備案程序違規上崗、安置對象“吃空餉”等問題。紀委監委篩查出41名未按規定備案的公益性崗位人員，並查實優親厚友、虛報冒領等問題線索44件，處理處分39人；同時聯合公安、民政等部門覆審申請資格，清退超齡或不符合條件人員110人。這些問題實際上反映出村組織權力不透明、民主機制被架空的頑疾。

開頭我們提到高齡農業季節工的困境，這也反映出國家在農民養老保障上的缺位。2025年3月，兩會通過決議，將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每月提高20元，增長幅度超過10%。同時，將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3%。然而根據國家養老金的當前標準，僅僅是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3%增額，就已超過了提高後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發放的總額。

另一個問題則是醫保繳費上漲和隨之而來的斷繳催繳現象。2025年城鄉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標準定為400元，相比2003年新農合剛推行時的10元，上漲了40倍。一個三四口人的農村家庭，一年新農合繳費需1200-1600元，五口之家需2000元。相比之下，據《2024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數據，三種糧食作物（稻、麥、玉米）平均每畝凈收入為75.14元，油料作物（花生、油菜）平均每畝凈收入為163元，每畝流轉承包的市場價約為400元。2025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691元，與2003年相比，僅增長8倍多，遠低於醫保繳費40倍的漲幅。稻谷收購價從2003年的0.7元/斤漲到2024年的1.3元/斤，漲幅不到一倍。根據國家醫療保障局歷年統計公報，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從2020年的101,676萬人降至2023年的96,240萬人，連續四年負增長，年均降幅約1.3%；其中2022年和2023年降幅高達2.6%和2.1%。面對農民繳費率降低的問題，基層甚至出現了依靠村長和學生的老師等社會關系催繳的現象。

以上問題的背後有更深層的矛盾：在城市化進程放緩、就業形勢嚴峻的當下，農村能否真正成為農民的"退路"和"歸宿"？這個問題與土地息息相關。土地不僅是農民生產生活的物質基礎，更是其身份認同和權益保障的依托。


土地糾紛仍引發大量抗爭

針對與農民生存休戚相關的土地問題，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以及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 紮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2025-02-25 發布）首次在標題使用“深化農村改革”，提出“兩個嚴禁”：嚴禁城鎮居民到農村購買宅基地、嚴禁下鄉利用宅基地建別墅和私人會館；嚴禁以“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為名搞商品住宅開發（限定只能用於工業、商業、物流、鄉村產業）。農民是否可以自由買賣宅基地，既涉及土地制度改革，也涉及國家所認定的糧食安全問題。

而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在5月施行，《中國婦女報》報道了多起出嫁女、離婚女通過該法律申請認定“集體成員身份”的成功維權案。法律明確了農村婦女在分紅權、宅基地權益上“兩頭空”的非法性，成為本年度性別平等與農民權益結合的標志性事件。例如今年五月，惠山法院就作出一起相關案件的一審判決：案涉村民小組付給出嫁女付孫芳一家2023年及2024年的集體收益12800余元。同時，法院明確，案涉村小組應保障孫芳一家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的2025年及以後的集體收益分配權益。過去，在廣大農村地區，“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等父權制觀念長期主導村規民約。女性一旦出嫁，即使戶籍未遷出，仍在原村生產生活，也常被村民小組以“已屬夫家成員”為由排除在集體收益分配之外。雖然《婦女權益保障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早有“不得因結婚侵害婦女權益”的原則性規定，但缺乏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明確認定標準。村民自治實踐中，“多數決”機制被濫用，以“村民會議決議”形式合法化對少數群體（如外嫁女、入贅男、離婚返鄉女）的權益剝奪。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常因缺乏統一法律依據而陷入兩難：若支持“外嫁女”，可能被指責幹預村民自治；若駁回訴求，則變相縱容性別歧視。導致大量類似糾紛久拖不決，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盡管存在一些法律框架內的進步，土地糾紛仍然是今年農民抗爭的主要原因。全國各地廣泛存在強征土地、不透明流轉、補償不到位等問題引發的一系列現實沖突。除了地方政府或村幹部在未征得村民同意的情況下，私自出讓或強占村集體土地以及以“三清三拆”或違規種植為由進行的暴力拆遷，還存在補償款拖欠與安置房質量低劣等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往以“土地稅”作為地方主要財政收入的央地財政劃分體制下，中央即使試圖遏制地方政府違規用地，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也依然有強烈動機侵犯農民權益。而今年匯總的事件中，農民土地抗議也沒有超出過去的問題框架。

2025年8月遼寧一家媒體報道，4年前吉林省長春市公主嶺市葦子溝街道長青村啟動土地征收，村民董文善因未同意征地補償方案，其954平方米承包地（屬基本農田）於同年9月被街道辦強制清表並圈入“新勝生物質發電有限公司”廠區圍擋內。董家此後四年持續維權：2022年法院判決街道辦強征行為違法；2024年，董文善之子董洪艷在自家地上設柵欄阻止車輛碾壓，反被企業起訴“妨礙通行”，但2025年6月中院終審裁定企業敗訴；同期，自然資源部於2025年1月確認該地塊“尚未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而新勝公司早在2024年5月就因非法占地被處罰，卻未拆除圍擋、恢覆土地原貌，導致基本農田長期荒蕪，維權仍未終結。


2025年7月，權益時報網報道，12年前湖南省寧鄉市回龍鋪鎮華田村（現金旺村）在推進工業產業園建設過程中，未依法履行征地審批程序，由鎮政府、村委會與無合法資質的“寧鄉縣工業發展投資有限公司”簽訂協議，以低價強制征收包括林碧蘭家在內的431畝農用地（含100余畝基本農田）。89歲的村民林碧蘭因阻止施工，於2014年10月29日遭多人毆打致癱瘓，住院至今已逾十一年。其子鄧建文耗資260余萬元提起行政覆議和訴訟，最終湖南省政府及國務院確認相關土地征收審批違法，強拆行為被法院判定非法。然而，林碧蘭醫療費欠款超百萬元無人承擔，祖墳被推平、房屋被毀、農田被填埋等問題仍未解決，全家流離失所，多年向各級部門舉報無果。事件凸顯基層征地亂象與法治執行缺位。

2025年10月陽光網報道稱，陜西省西安市高陵區鹿苑街道馬家村村委會將148畝村民責任田統一流轉，先轉給已撤銷的藥惠管委會，再由其整體轉包給高陵錦繡現代農業有限公司用於苗圃種植，約定每畝年流轉費800元、五年上浮5%。起初企業按時付款，但自2021年起因經營困難開始拖欠費用，至2022年累計欠款達43.488萬元。村民欲收回土地自行耕種，卻遭錦繡公司阻攔。2023年初，鹿苑街道辦起訴該公司，法院雖判決支付欠款，但以“疫情期間可免責”及“解除合同會造成苗木重大損失”為由駁回了解除合同訴求。截至2025年10月，錦繡公司仍未履行判決，土地持續撂荒，村民既拿不到流轉費也收不回土地，陷入“地是自己的卻作不了主”的困局。

2025年7月，有媒體報導稱，安徽省安慶市望江縣涼泉鄉河南村村民組長王某根利用職務便利，在未履行村民代表會議決議、公開招投標等民主程序的情況下，擅自將本組一塊5畝集體土地以每畝每年200元的低價（僅為市場價400元的一半）私下承包給自己，簽訂三年合同。2025年，該行為被村民舉報，鄉紀委介入調查，確認其程序違規，造成村集體1000元租金損失。涼泉鄉紀委隨即責令王某根補繳五年租金差價、終止原合同，並要求村民組按市場價重新公開發包。

9月，四川省紀委報道稱：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謝家街道活橋村原3組組長袁某某在收取土地承租方多交的一年租金（作為押金）後，未按規定將該筆集體資金入賬，而是私自挪用於個人日常開支；2020年卸任時也未向繼任組長移交此事。2023年合同到期後，承租方多次要求退款，袁某某為掩蓋事實，於2024年偽造多張村民“收條”，謊稱押金早已發放給村民。2025年，彭山區謝家街道紀工委接到舉報，經核查銀行流水、走訪村民，揭穿其偽造證據、挪用集體資金行為。最終，袁某某受到處分，並全額退還押金。


劣質農資、環境污染和極端天氣

除去直接的土地抗議，劣質農資和環境污染問題也繼續成為農民維權的主要原因。2025年9月，澎湃新聞報道：內蒙古太潤農業新科技有限公司與灃盛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簽訂肥料銷售合同。130余戶農民在施用該批“水溶菌肥”後，千畝辣椒大面積減產甚至絕收，並導致滴灌帶堵塞，損失慘重。事後調查發現，灃盛公司涉嫌無證生產化肥，且監管部門因產品未登記標準而互相推諉、不予受理，致使關鍵證據被銷毀。2025年9月11日，兩家公司在法院就合同糾紛開庭，但這場公司之間的訴訟曠日持久，農民既無法及時獲賠，又難以承擔維權成本，陷入“等不起”的困境。事件暴露出“公司+農戶”模式下農民權益保障缺失、基層監管缺位及農業投入品監管“三不管”等系統性問題。

工業建設造成的環境污染也極大地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生活以及農村生存環境。大量抗議行動都是由於礦業開采引發的，涉及房屋下沈、地基變形、水源破壞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項目（光伏、風電）引發的沖突在2025年也極為顯著，如海南三亞和儋州多地發生村民阻攔光伏安裝的沖突。村民反對新能源項目的原因主要包括：征用程序違法，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以及新能源項目對當地環境的破壞。

與此同時，日益嚴峻的極端天氣確實對農民生產生活造成更大範圍、更難抵御的影響。全球變暖背景下，極端高溫頻率和強度顯著增加（世界氣象組織《2025年全球氣候狀況最新通報》指出：2025年或為史上最熱年之一）。黃淮地區遭遇了幾十年來最炎熱的夏天與長達三十多天的幹旱，然而到了秋收季節，又出現了持續的陰雨天氣，導致田間泥濘，作物發芽黴變。多地農戶普遍反映玉米減產兩三成，濕糧、黴糧收購價不足每斤五毛。三聯生活周刊和搜狐極晝工作室分別發表了深度報道，關注河南農戶因極端天氣帶來減產而遭受的巨大經濟損失，但這兩篇文章都很快被刪除。




六月以來，南方尤其是廣東地區經歷了從“蝴蝶”到“樺加沙”所帶來的台風災害。自媒體博主“遇真紀事”前往台風登陸點廣東陽江，記錄今年中國經歷的最強台風帶來的直觀和具體影響，向我們呈現了“台風災害損失200億”這一統計數據的真實重量：大片的甘蔗地被吹倒，人工飼養的魚因為停電來不及供養而死亡。許多村莊和城鎮一樓被淹，某個家具小店的所有家具都被泡在水中……過去偶發的台風以及暴雨異常災害，近幾年變成農民感受到的“新常態”。




本就脆弱的農民遭遇常態化的天災，即便購買了農業險，也常陷入向保險公司理賠難的窘境。 12月，黑龍江肇東市五里明鎮村民遭遇風災導致玉米大面積倒伏，村民按慣例向村會計繳納保費投保政策性農業保險（由安華農業保險承保）。保險公司雖拍照確認災情，卻未按約定理賠，反而在保險到期後將保費全額退回並附加"利息"，同時聲稱"畝產低於800斤才賠"（實際當地玉米畝產普遍超1000斤）。村民質疑此舉違反《保險法》"不得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保險費回扣"規定，多次聯系保險公司無果，村會計竟解釋"返錢即等於理賠"。11月，河南周口鄲城縣遭遇持續暴雨，玉米減產超80%（部分地塊基本絕收），但農戶投保的"中央財政補貼型玉米完全成本保險"理賠遠低於預期——種糧大戶張勇投保622畝玉米，實際每畝僅獲賠9元（保費17元/畝），扣除自繳保費後近乎"白投"。保險公司還以"預賠付"拖延定損。集體投保則導致賬目混亂（如農戶保費被掛靠他人名下），且保費虛高（文件標準8.6元/畝，實際收12.8-17元/畝）。理賠中甚至出現"未受災也返錢"的違規操作。該事件經媒體曝光後，當地保險公司承諾核查，引發“政策性農業保險”承諾與實際脫節的廣泛質疑。






除了種植業面臨的困境，畜牧業也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雙重擠壓下遭遇沖擊。食通社將目前中國奶業發展狀況總結為“低投入、低產出、低奶價的小奶農逐步退出市場，高成本、大規模養殖場不斷興起”。牛奶生產逐漸集中到乳品公司或者入股的大養殖場主手中，奶業逐漸走向養殖加工一體化。這不僅提高了牛奶生產成本，加劇了開放市場中的產業脆弱性，也令大量小養殖戶陷入了生存危機。肉類產業也面臨著相似的境況。最近幾年，來自南美、澳洲、新西蘭的進口肉大批湧入中國，沖擊了本地牛羊肉市場，更給傳統牧區帶來了挑戰。放牧原本是牧民賴以生存的傳統生計，而如今Ta們也被卷入到覆雜的肉類產業鏈中。自然放牧的生產方式也進一步向工業化的肉類生產靠攏，出現了違反生態方法的“育肥”方式。此舉也進一步降低了本地肉的市場競爭力。


新的探索

在這些困境之中，仍有一些基層實踐者在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在學習和運用新農技方面，食通社報道了一些令人看到希望的成功嘗試：成都家園行動公益服務中心所推廣的氣候友好稻作技術。家園行動的工作邏輯在於兩點：一是推廣生態農業技術，核心是通過免耕覆蓋來重構健康土壤——大量科學研究已證實土壤是農業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緩沖器；二是強調農民的自主性，減少她們對外部投入品的依賴，以及加強村民自組織的凝聚力。

而綠色和平組織與陜西師範大學調研團隊所提供的《節氣的時差——多元農業經營主體氣候變化認知與適應策略案例研究》則提到，在應對農業生產中的各類氣候風險挑戰進程中，不同生產主體所施行的增量適應策略呈現出顯著差異。比如渭塬市一家專業合作社的老板利用向陽面的坡地，逐級修建蘋果園，保證果樹有更充足的日照。在雨水增多的情況下，坡地排水比平地更快，能夠有效防澇。小農戶憑借對本地環境的深入了解，采取成本可控的傳統手段；合作社則依托資金資源，運用前沿技術支持農業生產。二者有機互補，以各自契合的路徑探索是適合自身條件的適應策略，為農業生產在覆雜多變的氣候條件下構農業韌性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支撐。


四、社保爭議：零工社保困局，養老“雙軌制”與醫改“拼多多化”

2025年年初，美團、京東等平台宣布為騎手繳納社保的輿論熱潮讓部分人誤以為全民社保時代即將到來。然而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數據，全國7.34億就業人員中，僅2.46億人擁有完整“五險”保障，約占就業總數的33.5%，意味著超過六成勞動者尚未獲得全面社保覆蓋，其中有近半數為靈活用工人員。

根據新京智庫發布的《數字經濟下靈活就業發展研究報告》，截至2024年底，全國靈活就業人員總規模預計約為2.4億人，其中新型靈活就業群體人數已超過8000萬人。報告顯示41.97%的受訪者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79.68%的受訪者將“收入不穩定（波動大）”列為首要困難，這為從業者帶來了巨大的壓力。74.55%的受訪者將“缺乏社會保障”列為第二大困難，沒有單位繳納公積金、社保，醫療、養老、工傷等保障缺失。







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的社保收支面臨壓力，支出增速快於收入增速。今年3月財新周刊的一篇報道指出，中國社保基金對財政的依賴度越來越高，但由於地方財政困難，政府兜底的壓力日益增大。鄭秉文教授公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25-2060》也顯示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贍養率（參保職工與退休人員比例）將從2025年的2.7:1驟降至2060年的0.89:1。








社保收支壓力與零工社保問題

為應對社保基金收支壓力，2024年9月13日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正式出台。其中規定從2030年1月1日起，按照每年提高6個月的節奏，將職工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得益於此，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枯竭年份已從2019年預測的2035年推遲至2044年。

但延遲退休政策對於緩解社保壓力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社會保險總費率處於全球較高水平。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2025年的最新統計，在173個統計對象中，中國社保總費率（雇主與雇員繳納總額占工資的比例）為38.1%，位列第13位。較高的繳費成本給企業和員工帶來負擔，加之養老金收支壓力，導致部分年輕人參保積極性下降。所以政府試圖通過其他各種方法開源節流：取消參保戶籍限制、鼓勵靈活就業人員參保並逐年提高社保繳費金額、強制雇主和雇員參保、將國企股權的10%轉劃社保基金；全面推動三明醫改、嚴格追查違規發放養老金、養老金挪用現象等。其中一些影響民生的舉措引起了輿論爭議。

2025年1月7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在北京發布《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文件，明確提出全面取消就業地參保的戶籍限制。6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意見》再次強調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

目前全國大多數地區的靈活就業人員均可以個人身份，在就業地或戶籍地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單位職工的養老待遇計發方式相同。所以靈活就業人員中的參保群體也在增加。根據國家醫保局7月14日發布的《2024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24年底，以靈活就業人員為主的其他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達到6615.91萬人，較2023年底增加了555.91萬人。

而靈活就業人員需要繳納的社保費用也在逐年上升：




2025年初，中國外賣市場爆發了激烈的“外賣大戰”（詳見本報告第二章）。京東於2月正式入局，試圖通過“零傭金”及承諾為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等策略，打破美團與餓了麽占據超九成份額的市場格局 。美團和餓了麽隨即回應稱，已出資為7個試點省市的全量騎手繳納職業傷害保費，未來將進一步覆蓋所有省市所有騎手，並逐步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各平台公開發布的具體政策如下：







有律師指出，京東與美團的社保方案的區別在於，京東承認全職騎手與平台存在勞動關系，美團的方案則回避該問題——支持全職騎手繳納靈活就業保險就是否認全職騎手與平台存在勞動關系。其次,美團方案包含的險種太少，騎手個人承擔的社保成本過高。《數字疾馳：外賣騎手與平台經濟的勞動秩序》的作者陳龍在文化縱橫2月28日錄制的播客中也表示，在勞動關系尚未明確的情況下直接推進社保繳納可能並不妥當。

在社保方案實施後，部分騎手也表達了對平台政策的不滿：一、轉為全職騎手後，工作時間被迫加長（如京東要求每日12小時在崗、每周工作6天）、單價降低（如5公里僅5元）收入反而下降、考勤更加嚴格（如必須在固定商圈內定位在線）、被剝奪自主權（如被隨意強制更換工作區域、不得拒單否則罰款）、工資改為月結影響資金周轉；二、簽約成為全職騎手需經過不透明的邀請制和三個月試用期；三、眾包騎手也在抱怨單價降低。

今年浙江大學袁哲等人對外賣騎手進行的調研結果顯示，78.36%的騎手表示每個月可以承受的社保繳費金額在500元以下，願意承擔每月超過1000元社保費用的騎手不到6%。“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盟主”陳國江也表示，大多數騎手不願意自己掏一半的錢買社保，乃至不願意讓平台繳納社保。擔憂成本最終仍然分攤到騎手們身上。

對騎手們而言，社保雖能提供醫療、養老等長期保障，但個人每月至少需多支出幾百元，而騎手們的頻繁流動導致社保轉移時統籌賬戶縮水，若最終未繳滿15年，退休時僅能取回個人賬戶余額。騎手們最急迫的保障需求——如應對高發交通事故的工傷保險——反而在覆雜的商業保險與試點政策系統中難以兌現。最終，社會保障這一基本權益，在脆弱的就業形態和沈重的即時生存壓力下，成了騎手們無力負擔的奢侈品。

與外賣員工作性質類似的快遞員在保障上更加薄弱。除京東、順豐外，快遞行業普遍實行加盟制+外包制的用工模式，快遞員與第三方企業簽訂的也多為合作協議，而非正式勞動合同。這種定位使快遞員在法律層面難以被認定為勞動者，因此也無法獲得工資保障和社保等法定勞動權益。更有很多公司不與快遞員簽訂任何書面協議。多數中小型快遞驛站也未為驛站工作人員購買社保。據熱度新聞報道，10月17日，中國郵政蘇州某網點快遞員小李因系統定位偏差誤投包裹，發現問題後多次聯系收件人未果，後與趕到現場的收件人丈夫發生爭執，不幸被對方持刀殺害，年僅30歲。隨後中國郵政稱該快遞員為第三方聘用員工，郵政僅能幫忙申請工傷賠償和人道主義補助。

4月，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團隊基於對145篇新聞報道、上千件司法案例及深度訪談的系統調研，揭示出主播這一新興職業群體面臨的嚴峻勞動者權益困境。大量主播（尤以素人、大學生、未成年人為主）在與MCN機構簽訂“經紀合同”後，陷入“高違約金—低收入—強控制”的結構性陷阱：99.5%的糾紛中主播為違約被告，90.2%被判賠違約金，部分索賠額高達數百萬。而超半數主播月收入低於當地平均工資，勞動關系認定率卻不足三成，致使其難以適用《勞動合同法》獲得基本保障。平台與MCN以“合作關系”掩蓋實質勞動從屬，規避社保、工時、解雇保護等責任，使主播淪為算法驅動下的“數字佃農”，在流量高壓、心理耗竭與法律真空三重夾擊中喪失職業尊嚴與生存保障。


“社保新規”引發養老金公平爭議

8月1日，中國最高法院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再次明確企業必須為所有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包括超齡返聘人員。如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勞動者可依法請求解除勞動合同、申請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這意味著任何“自願放棄社保”的協議在法律上均無效。

該司法解釋同時引發支持和質疑。支持者如胡錫進認為，該舉措有利於勞動者的長遠福利。質疑聲則認為，該舉不僅將減少勞動者的到手收入，還會進一步加重企業的生存負擔，導致企業縮減招聘人數和待遇，加劇就業困難。

公眾號博主“BJ大土豆”撰寫文章，稱其家門口的包子鋪因強制參保政策帶來的經濟負擔太大，選擇關門。該文在社交平台被廣泛傳播（原文已不可見），引發了公眾對於社保政策影響小微企業生存的討論。晚點LatePost引述專家分析稱，社保繳費負擔重會擠壓企業利潤，最終減少勞動者的就業機會。據極晝工作室報道，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強制參保”政策加劇了小工廠的經營困境，導致部分企業以關廠、裁員或降薪作為應對。青年志Youthology發布的文章中也指出，社保新規顯著沖擊了“三小”（小企業、小城市、年輕人）群體，並且會進一步促使企業更廣泛地采用勞務派遣等靈活用工與人工智能。一家不到百人規模的制造工廠負責人也對《南方周末》表示，同區域的許多工廠為了規避社保成本，已開始把一部分員工辭退再讓Ta們找勞務公司重新進廠。也有聲音質疑，高齡從業者如開始強制參保，但無法繳滿法定領取年限，是否等同於白繳費？

隨著“強制參保”的爭議發酵，輿論熱度也延燒到了養老金公平性的討論上。自媒體博主Fenng在微博對比了山東某地機關單位退休者、企業單位退休者和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人員的養老金待遇差距，稱“交了幾輩子公糧，養老金領一兩百塊，怎麽說都說不過去”，該帖獲得了上萬點讚。





大多數農民老齡人口收入微薄，退休後只能依賴全國基礎養老金，因此基礎養老金對農民養老的兜底作用尤為重要。今年全國兩會時期，政府將全國基礎養老金的最低標準從去年的每月122元漲到了143元，但許多聲音認為該養老金金額仍不足以保障農村老人的基本生活。

為破除養老金“雙軌制”，2014年的改革方案明確通過十年過渡期，逐步將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體系並入全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框架。2024年10月養老金並軌改革過渡期結束，名義上體制內外已經實現了制度的統一。但由於體制內職工在退休後還有職業年金作為補充，且繳費基數比大多數企業職工繳費基數要高，體制內外的退休金差異仍然明顯。以2024年數據測算，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人均養老金幾乎是企業退休人員的2倍。

2024年體制內外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差異對比


對比組

2024年領取養老金的

離退休人數

（單位：萬人）

2024年平均每人養老金收入

（單位：元）

2024年基本養老金

支出（單位：億元）


分項對比

企業職工

12435.6

38336.3

47673.4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

2303.5

75462.6

17382.8

總計

城鎮職工

14739.1

44138.6

65056.3



財新周刊在8月發布的封面報道中也點出了養老金雙軌制、繳費基數漲幅普遍高於社平工資甚至繳費與低收入人群工資倒掛的不合理現象。體制單位的待遇優勢、城鄉地區的養老金差異，再次引發公眾的不滿情緒。

近兩年，政府通過重申社保法定強制性、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推進養老金全國統籌、全面推廣個人養老金等多種改革舉措，旨在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壓力，以及養老金制度公平性與可持續性問題。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制度的抗風險能力。

然而，許多人認為養老金改革並未解決舊問題：養老金公平性問題仍未解決，農民群體每月約200元的養老金水平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高出其約30倍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養老保險繳費比例（企業和個人共承擔工資的24%）仍處於較高水平；由於繳費基數設定了上下限，繳費結構呈現的累退性（隨著收入增加，實際繳費比例反而降低）導致了“逆向調節”效應，加劇了養老金分配結果的不公。改革舉措同時還衍生出新的現實矛盾：延遲退休對體力勞動者、就業困難的年輕人以及需幫助子女照顧孫輩的老年人不夠友好；強制參保加重了部分中小微企業的經營成本，一些企業為規避壓力轉向非規範用工，反而可能削弱勞動關系的穩定性。此外，作為補充支柱的個人養老金制度更側重個人儲蓄與投資，缺乏保險共濟功能。智利等國的實踐表明，若過度依賴個人賬戶制，可能加劇老年貧困風險，甚至引發激烈的社會矛盾。

面對農民養老金遠低於基本生活需求的現狀，養老金改革討論中的一個關鍵倡議，是亟需將農民月收入提升至合理水平（例如800–1000元）。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自媒體提出了不同的建議適度下調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待遇中偏高的養老金；探索更多國有資產劃轉至社保基金（但需注意如何避免國有資產流失）；打破社保等級壁壘，真正落實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適當降低企業和個人的養老保險繳存比例。也需要指出，這些建議仍然存在可商榷之處。例如，僅僅在社保體系內進行削高補低，並不能實現廣大農民群體的養老金水平大幅提升，因為養老金資金池本身並不夠用。更有效的舉措可能是征收富人稅（例如財產稅），通過在整個社會財富的範圍內削高補低，充實社保基金。而提及降低社保的繳存比，需要警惕那種主張減少企業繳費同時降低普通人養老金發放標準的聲音。這些聲音顯然是站在企業主的立場上發出的。


三明醫改困局

在現有社保基金中面臨虧空風險的不只有養老金。2012年，在本土醫保基金面臨“穿底”風險的情況下，三明醫改正式啟動，核心是集采制度和DRG/DIP支付方式改革。2013年至2015年，三明模式在短期內取得顯著成效（如醫保基金扭虧為盈），開始引起國家層面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研究。







“三明醫改”在全國全面實施後，對於集采藥物質量的擔憂和醫生薪酬下降成為了輿論熱點。

藥品集中招標采購是指國家及省級醫療保障部門通過招投標形式與藥品生產企業直接談判價格，集中采購所需藥品的制度，其主要目標在於降低藥品價格、減輕醫保基金支出壓力、破除“以藥養醫”機制。集采成功的中選藥品都納入了國家醫保藥品目錄，享受國家醫保報銷政策。自國家醫保局2019年4月啟動國家組織藥品集采試點以來，截至2025年12月已開展十二批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以2025年10月開標的第十一批集采為例，全國共有約‌4.6萬家‌醫藥機構參與報量。

2025年1月，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瑞金醫院普外科主任鄭民華等20位政協委員在上海兩會期間提交提案，反映臨床中部分集采藥品（如降壓藥、麻醉藥、瀉藥等）存在藥效不穩定、質量參差不齊的問題。醫生反饋部分仿制藥雖通過一致性評價，但在臨床實際使用中效果不及原研藥（如“血壓不降、麻藥不醒”）。國家醫保局隨後發函上海醫保局進行核實調查，並在2月回應稱上海瑞金醫院開展的研究顯示中選仿制藥與原研藥療效相當

據財新報道，隨著集采進入常態化，“帶量采購”對各地醫療機構有著明確的用量要求，加之一些跨國藥企的市場策略考量，常規醫保用藥中，仿制藥對原研藥的替代漸成趨勢。不少患者和醫生在社交媒體上抱怨，部分集采的仿制藥質量遠不如原研藥，但醫院無法開到原研藥。由於DRG/DIP控費制度，患者住院時間也受到限制。

DRG和DIP是基於病例分類的醫療管理工具。DGR/DIP改革，就是醫保局把每種疾病的治療費定一個標準價格，以此價格作為醫院結算費用。超出標準的部分由醫院自行承擔，結余則歸醫院所有，以此方式倒逼醫院減少醫療費用。但此方案相當於迫使醫生放棄昂貴（往往也更先進）的治療手段。







一項面向15000多位社區居民的問卷調查顯示，只有25%的受調查居民認同“仿制藥可以替代原研藥”。根據《中國醫院藥學雜志》2022年的一項調查，在1208位同時使用過兩者的患者中，僅4%表示仿制藥效果明顯。2022年12月發表於國際期刊《Health Policy Open》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醫生對仿制藥認可度有限：僅59.2%認同其生物等效性結果可靠，不到一半願意向患者推薦，僅20.5%願意自己患病時選用。但醫院沒有選擇權：一方面，國家集采中選藥品完成比例連續多年被列入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優先使用集采中選產品成為不少醫院的一道“緊箍咒”；另一方面，在DRG（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和DIP（按病種分值）支付方式改革下，部分醫院擔心費用超出醫保額度進而影響績效，主動減少價格高昂的原研藥的使用。雖多地強調“切忌只采購和使用中選品種”“針對特殊疾病保留中選品種對應的原研藥品”，但實際執行中卻難以滿足“1:1”的整體要求。

隨醫保支出縮水的還有醫生薪資。根據南風窗及經濟觀察報今年11月的報道，多位一線醫護人員均證實醫生降薪是普遍現象。根據今年6月華醫網公布的《醫療人才2024年薪資及就業調研報告》，參與調研的近3萬名醫療專業人員中，有57.9%表示薪資降低，較2023年的37%增加了20個百分點，降薪趨勢明顯擴大。除經濟大環境因素外，三明醫改使得醫院無法再靠藥品、檢查等項目創造營收，加之持續的強監管態勢，導致醫院收入明顯下降。





當前的醫改政策被部分從業者形容為醫藥產業鏈的“拼多多化”。三明醫改的確極大地緩解了醫保基金壓力。截止2024年，國采藥品價格平均降價達到50%以上，已累計降低藥耗費用超7000億元。2024年居民醫保當期結存519.42億元，比前一年增加了400多億元。但這一變化在實現醫療普惠、防止低收入群體因病返貧的同時，也引發了公眾對服務質量可能隨價格下降的擔憂。患者和醫務人員、醫院均出現對醫改不滿的聲音：

一方面，患者選擇權受限與藥品療效問題逐漸顯現，加強了部分患者對公立醫院的信任危機。正如上文所說，臨床中高效進口原研藥難以獲取，而某些仿制藥存在療效不足的問題，反而可能延長療程、增加總費用，但這一矛盾對重癥患者尤為突出。即使轉至私立醫院，原研藥的可及性依然有限，多年繳納的醫保在關鍵治療階段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同時，重癥患者面臨長期住院難、手術排隊時間長，甚至被變相推諉的現象。另一方面，醫保報銷門檻提高，使得部分低收入群體不得不拖延就醫，直至病情加重才尋求治療，陷入“小病拖大、大病拖重”的惡性循環 。

另一方面，醫保局與醫院、醫務人員形成博弈關系。醫保控費使得治療費用超標部分會轉嫁到醫務人員身上，嚴格控費又造成對患者的診療不足，醫務人員陷入兩難境地。醫生需要精確計算病種成本，進行分解住院（本該一次的長住院分解為多次住院以多次結算）、低碼高編（如普通肺炎癥狀往重癥肺炎里套）等規避控費的操作，非醫療事務性負擔顯著加重。同時，集采和DRG控費機制限制了年輕醫生臨床用藥與手術器材的接觸範圍，壓縮了年輕醫生接觸覆雜、多樣病例的機會，影響其臨床經驗積累與醫術提升。醫院認為醫保控費過度擠壓了醫院生存空間，導致醫院不得不想辦法通過多收病人、降薪裁員、出台門診日支付限額規定等方式應對；醫改降薪顯著影響了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導致人才流失嚴重、人手不足，長遠來看也減少了未來醫務人員的數量，可能會影響醫療服務的穩定性，最後成本仍可能由患者買單。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教授李玲曾在2024年接受鳳凰網專訪時表示，三明模式為老百姓期待的“免費醫療”提供了一條可行路徑。但從實施結果看，三明醫改在推進過程中也顯現出諸多覆雜問題。遠不能講三明醫改等同於“全民免費醫療”實現路徑。針對這些挑戰，專家和公眾提出了多方面的改進建議：政協委員鄭軍華呼籲政策應放寬對患者使用原研藥的限制；醫衛界人士則建議，醫院應著力發展護理、手術等勞務價值已獲提升的服務項目，並通過更精細化的運營管理實現降本增效。與此同時，存在主張市場化改革的觀點，認為醫療服務應更多引入市場機制，以增強消費者選擇權；但另有聲音強調，根本出路在於回歸公益性導向，推進去商品化改革並加強群眾賦權，從而系統性地破解醫改難題。


工作傷害保障動向


在最受關注的養老和醫療保險以外，我們也應繼續看到工傷保險和平台零工新職傷險的進展與問題。

4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擴大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決定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參與試點的平台企業應當以實名制形式為新就業形態人員在接單地參加所在統籌地區的職業傷害保障。平台企業應當按照規定如實申報、及時足額繳納職業傷害保障費。《通知》明確，自2025年7月1日起，試點新增10個省份和滴滴出行、順豐同城、滴滴貨運、滿幫省省等平台企業。2026年，計劃將試點擴大到全國所有省份，並將出行、即時配送、同城貨運三個行業的平台企業總體納入；2027年，探索將其他行業的平台企業納入試點範圍。

有批評認為，該職業傷害保障體系在計發標準上不同於工傷保險，且未設置如一次性醫療就業補助金等項目，致使其保障水平實質低於工傷保險。這種差異可能導致不同就業形態的勞動者在遭遇類似職業傷害時獲得的保障存在差距，也加劇了平台企業的經濟利益與用工成本的不匹配性，有損制度公平。

11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印發《關於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幹問題的意見（三）》（以下簡稱“《意見（三）》”）。相比舊條例，《意見（三）》進一步細化了工傷認定的“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和職工“上下班途中”的具體情形。第一次明確“居家辦公期間有充分證據證明因工作原因受傷可認定工傷”，但同時補充道“但利用微信、電話、郵件等現代通訊方式進行簡單工作溝通，具有臨時性和偶發性的，不應視為工作原因”。

有律師認為，新規針對上下班途中、居家工作等以往工傷認定爭議高發的情形，提供了明確的解決依據。但快遞員、家政服務者等靈活就業人員，常因與平台或雇主間缺乏正式勞動合同、勞動關系難以舉證，導致工傷認定受阻；而超齡勞動者也常因“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在工傷認定中引發適用爭議。且該條例未解決部分企業繳費基數不實、工傷認定程序覆雜且耗時的問題，部分勞動者可能因耗不起而被迫放棄應有權益，或接受對自己不利的“私了”方案。


五、AI與自動化中的勞動圖景：分配悖論、權力失衡與技術爭霸

2025年，從 DeepSeek 的爆發到智能體 Manus 的演進，AI正繼續以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方式釋放生產力。然而，技術從來不是在真空中運行的，當提升的算法效率遭遇深層的不平衡社會結構，原本預期的“普惠紅利”卻在不同階層間演變為覆雜的生存博弈。技術從設計初始階段就不是中立的，而它的應用後果也取決於我們如何設計制度。下文將涵蓋2025年間有關以下三方面的報道和研究——AI對各行業勞動者的影響，AI產業內部勞動者境況，以及自動化制造業內勞動者的境遇，旨在揭示那些亟待修覆的結構性盲點。呼籲關注並非為了制造焦慮，而是為了在“機器迷思”之外，探索一種更加公正、公平且具備人文溫度的技術範式。




2025年開年最引人注目的AI大事件便是中國公司DeepSeek的崛起，這引發了一輪互聯網民族主義狂歡。官方和公眾更認可其對標國外AI大模型技術水準的競賽屬性，卻忽略了它的開源氣質實際上源於早期互聯網黑客強調免費、共創、共享和跨越國界的自由軟件社會運動。在多重異化下，AI大模型具有了國際地緣政治競爭工具的性質，成為中美爭霸敘事中的一環。很快，有媒體透露，隨著DeepSeek成為“國寶級”工具，公司高管已禁止部分參與AI模型研發的員工自由出國，並要求這些員工上交護照。公司稱這些員工接觸的信息可能構成商業秘密甚至國家機密。

3月6日，中國初創團隊發布通用AI智能體Manus。與傳統的對話框不同，Manus不僅僅回答問題，而且試圖作為代理工具自主規劃並執行任務。Manus這類AI代理工具的出現被宣傳為AI真正開始具備“數字員工”屬性的標志性事件。不過，也有諸多報道認為人工智能體的炒作有些太過了。紐約客在年末的一篇文章指出，AI智能體到目前為止是一個啞炮。它既學不會點擊鼠標，也暫時無法直接訪問網站。更關鍵的是，大模型的幻覺錯誤會導致智能體在執行多步驟任務時越來越錯。


AI給誰帶來了紅利？

在這波浪潮飛速發展之下，關於AI具體如何影響勞動者，在今年持續引發熱議。

關於大語言模型對勞動者收入和工作時長的影響，2025年一項基於丹麥大規模實證數據的研究呈現了一個現實：在ChatGPT發布後的近一年半時間里，即便在軟件工程師、記者等受AI沖擊最大的職業中，使用AI帶來的收入變動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即便存在增長，幅度也極少超過1%。AI帶來的效率紅利也極其有限且分配不均。大多數員工節省的工作時間平均僅為2.8%，遠低於受控實驗預期的15%。更殘酷的現實在於，AI節省的時間並未走向“躺平”，約80%的受訪者將省下的時間投入到其他的或更精細的工作中，而能夠縮短工時休息的人數不足10%。另一項基於美國勞工統計局美國時間使用調查（ATUS）數據的研究指出，生成式AI的普及並未減輕勞動負擔，反而導致高接觸度員工每周平均增加約3.5小時工時並相應犧牲休閒時間。還有一些研究認為，AI取代應屆生通常進入的基層執行崗位的數量比取代的管理崗位多得多。也就是說，AI讓應屆生們更難找到工作了。

這些研究揭示了一個嚴峻的分配悖論：盡管AI提升了生產力，但由於員工議價能力不足，技術紅利被企業和消費者瓜分。議價能力越低，越容易成為被犧牲者。

一篇關於AI時代中國青年就業的分析則指出，AI產業的高度集聚恐加劇區域間的就業鴻溝。天眼查專業版工商信息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2月，中國現存在業、存續狀態的人工智能相關企業超491.6萬家。其中，2025年新增注冊相關企業約113.4萬余家。從區域分布來看，廣東省、北京市、江蘇省人工智能相關企業數量位居前列，分別為超76.1萬余家、39.4萬余家和38萬余家，排在其後的是山東省和浙江省，幾乎都集中於東部核心城市。

這一格局可能進一步強化東部核心城市在AI人才、資本與創新資源上的“虹吸效應”，導致中西部和欠發達地區面臨技術人才流失與產業升級滯後。區域間就業機會與薪酬水平的差距或將擴大，加深青年群體在地域選擇上的“馬太效應”，影響人才資源的均衡配置。若缺乏有效政策幹預，AI產業的地理集中可能加劇國內區域發展不平衡，甚至對社會保障體系與勞動力市場結構帶來長期挑戰。




中國勞動者受到AI影響的情況也有相似之處。個別公司傳出因AI裁員的消息。2月，網絡上流傳出上美股份CEO呂義雄的一則聊天截圖，圖中呂義雄表示要用AI替代人工，並下達了各部門裁員比例，其中個別部門如客服淘汰率高達95%，新品創新中心淘汰率70%。這則消息引發大量輿論，呂義雄在個人微信朋友圈回應稱，“我們公司不是要裁員，只是有些地方加人，有些地方減人，讓運營更科學化，更有效率”。

11月，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全球電商與科技巨頭亞馬遜正式宣布在全球範圍內實施新一輪組織優化，凈裁減約1.4萬個企業白領崗位，是2022年底以來該公司規模最大的人員結構優化行動。中國區裁員比例更高，有部門直接減員一半且管理權限上移美國。據了解，自2022年以來，亞馬遜已累計裁員超過2.7萬人。一方面跟亞馬遜在全球落地AI轉型與組織扁平化的策略有關，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亞馬遜中國區的業績增速放緩。外界也關注亞馬遜後續中國區運營與政策執行的穩定性。

12月，北京人社局發布新一批勞動仲裁典型案例。其中一起AI替代崗位的案例明確“AI替代崗位≠合法解雇”，但將機器換人的企業行為放到勞動法框架內加以規制，在起到兜底性保障作用的同時，並不能真正解決勞動者被替代的失業問題。

不過，對於目前階段的AI技術是否真的能替代人工勞動，不同領域從業者也還有持續爭議。醫療領域，全國知名三甲醫院（如華山醫院、北京兒童醫院等）正積極部署本地化AI大模型。其動因包括：解決醫療資源緊缺問題（如“造出100萬個兒科醫生”）、降低運營成本（DeepSeek的性價比優勢），提升科研與臨床效率（如病歷自動整理、臨床數據庫快速建立）。據分析，影像科醫生等涉及重覆性診斷工作的崗位被替代風險較高，但兒科等緊缺科室的醫生現階段更多將AI視為輔助工具。受限於“幻覺”與決策局限性，AI角色仍將長期被錨定為醫生的“專家助手”角色而非決策者。

在公共服務方面，2025年國產開源大模型加速接入政務領域，整體落地步伐加快，大模型已應用於內部辦公、政務服務、輔助決策及城市治理等場景。10月10日，中央網信辦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出台了《政務領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應用指引》，是中國首個公開面向政務領域大模型應用的專項政策文件。有數據顯示，政務大模型通過“文本+機器人”分流了近 1/3 的人工服務，智能派單與智能預審替代了近 1/2 的人工量。實際應用涵蓋了輔助起草、材料審核、政策解讀及辦件流轉等環節。

在此背景下，AI替代公務員的討論也在持續。2月，江蘇鎮江召開發布會，宣布本地部署國產大模型 DeepSeek，並聲稱其“單日數據處理量等於全市公務員10年工作量”，引發公眾爭議。質疑集中在這種表述可能弱化公務員勞動價值、AI本身缺乏深度落地以及數據庫和本地訓練仍顯不足等方面。

深圳在 DeepSeek 爆火後也迅速完成政務雲全市級部署。依托此前“城市＋AI”超前布局，深圳在政務、醫療、教育、交通、水務等系統全面落地應用，成為全國最快、最大規模將 DeepSeek 融入城市治理的地區。在對外宣傳中，深圳政府稱，通過統一算力底座、行業中台和操作培訓， AI 直接嵌入公文處理、民生訴求、環衛、司法審判、醫院診療、校園教學等場景，實現“整座城市的 AI 化”。

然而，目前各地一窩蜂上馬的各類政務大模型項目，除去容易出現重覆建設、形式主義等問題外，也給普通公民帶來了深層風險隱患。首先，政務系統收集的海量公眾數據在雲端化、模型化過程中，面臨著數據泄露與隱私被過度挖掘的高風險。其次，利用 AI 進行全天候智能監測與行為分析，可能在無形中形成數字監控網，引發算法對公民合法權益的隱蔽侵犯。此外，AI 算法的黑箱化可能導致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度與申訴渠道，使公民面臨因數據偏見或算法錯誤而被誤判、誤傷的制度性風險。

另一個真正受到AI沖擊的職業是質檢工人。在中國新聞周刊對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南開大學原校長龔克的專訪中，他提到，目前大語言模型在制造業中的應用其實非常有限。而AI在工業領域最成熟的應用之一，是將計算機視覺技術應用於產品生產線上的瑕疵檢測環節。這一技術目前已經在不少汽車生產線上應用，不僅大幅降低了漏檢率，也大幅縮短了檢驗時間。而這也意味著，中國至少500萬質檢工人面臨著失業危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AI技術也正被廣泛應用於工作場所的員工管理和監控。3月，瑞幸咖啡推行AI自動排班系統，引發了門店員工的強烈不滿。員工發帖控訴該系統通過預估出杯量來壓縮人力成本，導致許多門店出現單人值守的極端情況。由於AI算法僅參考商品銷量，忽視了清潔、備料等大量“隱形工作”以及設備突發故障等意外狀況，員工工作遠超負荷，甚至被迫無償加班。打工人普遍反映自己被異化為吧台內的“永動機”和“機器人”，在高強度的規則壓迫下連基本的吃飯喝水時間都難以保障。12月，瑞幸咖啡全面上線AI監控系統，旨在通過高清攝像頭實時監控員工操作並自動標記異常行為。然而，這一措施給員工帶來了巨大的身心壓力，全天候的監控導致員工產生嚴重不適感。此外，AI監控結合近期上線的烤箱任務及工時調整，使基層員工的勞動強度大幅增加，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時，也引發了員工對管理透明度的不滿。今年字節跳動公司也推出了一款開源AI監控。它能夠實時記錄電子屏幕上所有內容，並幫助用戶對內容進行總結。網上傳出一張用AI監控員工群聊內容並總結的圖片，得出某某員工最愛閒聊、做與工作無關內容的結論。




文化行業工作者的挑戰

在文化行業，AI在勞動市場引發了以下幾個覆合問題：從業者收入驟減，“創作者”降級為“AI修理工”，“經驗貶值”引發人才流失與審美降級，平台資本主義的數據剝削。

據界面文化報道，在翻譯市場，AI的介入大幅壓低了單價，譯者的勞動價值被嚴重低估。網文翻譯的行業單價從一年半前的50元/千字持續下探，目前30元/千字的單價已難尋覓。短劇翻譯的薪酬縮水更為極端，以西班牙語短劇為例，單價從去年11月的15元/分鐘，在一年內跌至5元/分鐘，降幅達66%。閱文集團數據顯示，AI翻譯使效率提升近9倍，成本平均降低90%以上。同時，譯者也在面臨工作異化的問題，正從“創造者”淪為“AI校對員”。雖然打字時間減少，但由於需要查證AI犯下的低級錯誤，實際工作量並未降低。整個行業甚至因“經驗無用化”導致資深譯者大量流失。此外，盡管AI在2024年支撐了網文出海平台超40%的熱銷作品，但在處理深層文化意涵時，AI仍需人工“填坑”。然而，市場卻形成了一種“機器能搞定，翻譯不值錢”的認知偏見，導致有經驗的譯者陷入“性價比極低”的生存困境。

小紅書上有從業者表示，北京出版行業也面臨“AI強介入”與“降本增效”的雙重擠壓：DeepSeek成為選題審核“裁判”，編輯背負百萬字月度KPI，薪資普降且技能要求通貨膨脹。同時，部分公司將文字編輯的月加工指標提升至驚人的100萬字，工作壓力驟增。招聘端呈現“加量減價”趨勢。編輯被要求掌握排版、修圖甚至攝影技能，但薪資不升反降。行業普遍起薪下調約1000-2000元。內部管理苛刻，甚至出現“打印必須用廢紙背面，否則通報批評”、停止供應辦公易耗品等現象。

在網文領域，叁零柒計劃的一篇文章指出，字節跳動旗下的番茄小說因其“三零模式”（零成本獲取內容、零代價占有數據、零補償技術反哺）的過度壓榨，正面臨生成式AI爆發帶來的嚴重反噬。由於平台過度依賴“算法自動化”而非人工審核，導致大量AI生成的套路文精準觸發推薦機制，嚴重擠壓了真人創作空間並造成審美降級。這種“平台資本主義”將作者與讀者異化為AI的“人肉訓練集”，不僅引發了激烈的創作者抗爭，也暴露了舊有分利機制與新生產力之間的深層矛盾。文章作者呼籲通過“數據確權”與“算法透明化”，重建一個尊重人類勞動、保護原創溫度的公平創作生態。

配音界也面臨AI克隆的侵權問題。據《21世紀經濟報道》，11月初，配音演員穆雪婷質疑亞馬遜廣告系列片《水手星計劃》未經授權使用AI克隆其聲音，導致該項目全線緊急下架。這一爭議暴露出大公司在外包鏈條監督上的缺位，以及AI語音合成技術普及背景下，從業者面臨的版權保護困境與行業信任危機。事件凸顯了在“AI聲音權”法律保護日益明確的當下，市場仍普遍缺乏技術倫理意識與合規審查機制。

同樣受到極大影響的還有美術行業。一位前畫師“小葉”，用親身經歷講述了AI如何讓美術崗從業者失業的進程。自2022年AI繪畫崛起以來，美術行業從最初的版權抗議迅速轉向全面潰敗，中層以下畫師遭遇毀滅性打擊。某知名遊戲外包公司人數從上百人銳減至不足30人，大量小體量工作室直接倒閉。AI僅用三年便優化了手部等技術缺陷，使作畫成本從原先的五位數起步降至約2000元精修費，驅動甲方將人工徹底逐出生產環節。在這種環境下，原畫師被迫異化為“AI修圖師”，不僅面臨技能貶值和崗位收縮，還常陷入作品被質疑為AI生成的“自證困境”。作者指出，這並非傳統的“技術革命”，而是一場勞動力無法向高階產業轉進的“技術大逃殺”，導致美術這一職業的市場需求、技術門檻和職業尊嚴均降至冰點，正面臨退出歷史舞台的危機。


AI產業內部的勞動者困境

而在AI產業內部，不同崗位的勞動者境遇呈現出巨大的兩極分化，但也都面臨各自的困境。

首先是產業鏈中最弱勢的基層數據采集員。2025年，中國引進並出版了《投喂AI：人工智能產業的全球底層工人紀實》一書（英文原版出版於2024年8月），通過對全球200多名從業者的深度訪談，揭示了人工智能繁榮背後的不平等權力結構與全球勞動力分工。該書指出，AI並非完全自動化的智慧結晶，而是依托於“全球南方”國家數以百萬計的數據標注員和內容審核員的低薪、高強度勞動維持運轉。作者認為這台“剝削機器”延續了殖民擴張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邏輯，通過數字監控和任務拆解榨取廉價勞動力價值，使權力與財富進一步向少數科技精英集中。通過記錄不同崗位勞動者的真實生存現狀，該書審視了技術進步對勞動尊嚴的侵蝕，並呼籲公眾反思現有的數字經濟模式，倡導構建更公正、人性的生產網絡。

在中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地區發展起數據標注產業。比如2025年，貴州出台鼓勵政策對數據標注企業給予獎勵：企業當年數據標注從業人員首次達300人或營收達到3000萬元，即可獲得100萬元獎勵。根據企業規模，獎勵分為多檔，最高獎勵達1000萬元。






AI故事計劃的一篇文章從陜西宜君縣女性AI數據訓練師的視角展現了技術下沈如何重塑鄉村女性的生命底色：她們白天在縣城甲級寫字樓里框選圖像、喂養算法，晚上回到村莊跨上電摩、下田掰玉米並承擔繁重的家務與母職，在“寫字樓白領”與“農村婦女”的雙重身份間往返。她們面臨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首先是多重勞動的疊加，工作帶來的經濟獨立雖提升了家庭地位，但並未豁免傳統的性別分工，女性仍需在職場高強度產出的同時兼顧母職與家務；其次是技術紅利的不確定性，隨著學歷門檻提高和算法自動化，這些處於產業鏈最低端、靠計件維生的女工正面臨被高學歷返鄉青年或AI自身替代的危機；最後是精神覺醒與現實環境的撕裂，她們通過工作窺見了廣闊的世界與自我價值，卻依然受困於鄉村傳統觀念的束縛與退路匱乏的現實。

在上述鄉村女性標注員的個體生命敘事背後，隱藏著更為深層的政商邏輯演變。吳桐雨、夏冰青的研究指出，中國數據標注產業正經歷從“溫和扶貧”向“逐底競爭”的結構性轉型。2020年之前，科技資本的積累邏輯與國家“脫貧攻堅”目標高度契合，地方政府通過各類補貼打造出“家庭友好型”基地，吸納了大量“媽媽工”實現社區穩定。然而，隨著AI技術競爭加劇，資本積累邏輯轉向極致的規模與效率，地方政府也因財政壓力和政策重心轉移，開始放任標注基地的商業化改革。這種轉型導致外部管理團隊取代了原有的溫和模式，通過強化考勤、延長工時及壓低單價，將基地塑造成與社區脫嵌的高壓“計算工廠”。與發達國家依賴“算法冷酷”規制網絡零工不同，中國模式呈現出鮮明的“資本與政府聯盟”特征——借助平台技術超越時空限制，將傳統的世界工廠壓抑勞工模式成功延展至前沿科技領域。

AI產業勞動者的另一端，是火熱光鮮的AI技術人員。據《時代周報》報道，2025年9月的數據顯示，有上千家企業在招聘AI人才。僅10家企業就釋放了1.1萬個崗位，平均最低薪資超4.7萬元/月，實習生也能日薪4000元。在2025年春招首周，AI工程師以21319元的平均招聘月薪領跑職業第一。

不過，即便是高端技術領域的勞動者，也有自己的困境。真實故事計劃的一篇文章，揭示了AI行業的極速叠代與博士培養的長期性、單一性之間存在的天然矛盾。這一高學歷群體在失去“風口紅利”後，面臨著比以往更嚴苛的生存挑戰。由於行業需求高度商業化，就業市場呈現出嚴重的兩極分化，非頂尖背景的“平庸博士”在大廠與中廠之間陷入“夠不上、養不起”的尷尬魚池；同時，學術界由於論文激增導致評審系統混亂，博士生被迫陷入“為發而發”的低質量創新與“湊論文”的無效內耗；而長期深耕單一細分領域的科研路徑與企業通用化、變現優先的崗位需求存在嚴重脫節，導致高學歷人才在多變的技術風口面前不僅缺乏議價權，甚至面臨“畢業即過時”的生存焦慮。

除了普通AI博士，最頂尖的AI科技人才也面臨異化困境。2024年末，在Google DeepMind 工作了9年的天才科學家Felix Hill自殺離開。Felix 的生前自述，也揭示了現代 AI 研究者正深陷一種“戰場化”的職業困境：由於大模型商業價值巨大，科研已從純粹的智力探索異化為股價敏感、競爭殘酷的存量戰爭，導致從業者即便在私人生活里也“無處可逃”；同時，技術路徑的單一——科技寡頭所推崇的大語言模型（LLM）崇尚算力規模而非算法創新——讓科學家感到個體的平庸與無力，而行業的高流動性又摧毀了團隊間的信任與社交安全感。在財富暴增的表象下，Felix 揭露了科研人員正承擔著與心理韌性不匹配的極高精神壓力，最終可能導致像他一樣具備高度人文關懷的理想主義者在技術狂熱與個人創傷的雙重擠壓下走向崩潰。




受國家競爭戰略和投資回報預期的影響，AI基建也成為政商機構重倉的領域。2月，阿里巴巴集團宣布，將在未來三年投入超過3800億元人民幣，用於建設雲和AI硬件基礎設施，總額超過去十年總和。國內三大運營商也在2025財年年初表示，將持續提升算力投資規模，算力投資額度不設限，並為人工智能重點基礎設施作特別預算安排。AI基建作為AI時代的“動力車間”，其在征地階段可能產生的土地爭議問題，在建設和運維階段可能產生的勞權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機器換人進程足夠“平滑”嗎？

在AI熱潮中，我們還希望指出，目前在發生的仍然是工業革命以來持續推進的“機器換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從某些方面來看，它並不新。關注大語言模型以外其他行業和職業群體的機器換人狀況，有助於我們看到更全面的技術-社會轉型圖景。自2015年國務院發布《中國制造2025》，明確提出要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機器換人”之後，如今已經十年過去。《世界機器人報告2025》數據顯示，中國市場2024年機器人安裝量達到29.5萬台，占全球總量的54%。

2025年在文化縱橫上發布的最新訪談中，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中偉指出，近年來，在自動化率已達80%至90%的低端重覆性領域，中國勞動力市場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遷徙。從數據上看，制造業從業人數已從2008年前後約2億人的頂峰，縮減至目前的1億至1.2億人左右，這標志著過去十年間有近八千萬勞動力撤離了傳統工廠。然而，這種大規模的人力更叠並未引發嚴重的失業潮，其核心原因在於勞動力在行業、職能及空間三個維度的“平滑轉換”——

首先，服務業成為吸納就業的“蓄水池”，數千萬制造業勞動力跨行流向快遞、外賣及直播電商等新業態（詳見本報告第二章）。其次，企業內部開啟職能重組，通過崗位調優將簡單重覆崗位的員工轉型為高附加值的技術支持角色。此外，地理空間實現再分布，自動化技術的普及讓中西部返鄉的高齡勞動力與留守婦女在鄉鎮工廠重新實現就業匹配（詳見本報告第三章）。最後，無法自動化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小作坊”模式下沈至農村，完成了產業與勞動力在宏觀層面的平滑重組。

這種宏觀層面的勞動力重組，雖然在總量上平抑了部分失業風險，但卻遠沒有政策智庫學者所宣稱的那麽“平滑”。在各類摩擦和沖突被熨平、消聲以後，產業升級和轉型治理的制度性代價仍然要落到不同職業群體身上。具體到工廠內部的微觀生態時，技術溢價的分配也並非人人均等。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教授許怡表示，雖然機器替代重體力勞動在客觀上縮小了男女工人的體力差距，但在實際管理中，性別刻板印象依然主導著資源分配。在自動化工廠內部，男性工人往往能獲得更多關於機器調試、操作及基礎編程的培訓機會。管理層傾向於先入為主地認為男性的動手能力與邏輯思維更強，更適合技術性崗位。這種培訓機會的傾斜導致女性工人在技術轉型中處於劣勢，無法平等地將體力負擔的減輕轉化為職業晉升的籌碼。這種現象表明，技術進步雖能改變生產工具，卻難以自發扭轉深植於管理文化中的性別偏見。

如果說性別維度揭示了自動化進程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那麽另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是，面對自動化帶來的崗位沖擊，中國工人的整體反應似乎比許多國家的同行更為平靜。這種“平靜”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結構性原因與社會意涵？除了前文提到勞動力市場動態消化並未直接導致大規模失業的原因，2025年孫中偉與Nicole Wu發表在《China Quaterly》上的研究報告《無處可退：退出選項與中國制造業工人對自動化的態度》（Little to Lose: Exit O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Automation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指出，戶籍制度在這種“平靜”背後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研究發現，跨區域流動的非戶籍工人群體，其擔心程度低於本地工人。這主要是因為外地工人長期處於高頻率的崗位更替中，社會保障覆蓋相對薄弱，導致其對特定崗位的依賴性較低。對Ta們而言，被機器替代後的“轉換成本”和“損失感”極小，迅速進入下一個崗位已成為一種生存慣性。而企業也更傾向於雇傭能夠吃苦耐勞（接受勞務派遣）且用工成本（沒有社保繳納等）更具彈性的外地工人。很顯然，這種“平靜”是一種“退無可退”的“豁達”，它是建立在缺乏社會契約和底層保障基礎上的。它體現了中國在追趕自動化浪潮時，利用了制度成本的窪地優勢，將技術轉型的代價轉嫁給了最缺乏發聲機會的群體。

而在唐曉琦《他者的歡騰與集體無意識：工人對“機器換人”緣何反應如此冷淡》的論文中也探討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指出，這種反差源於工人主體性的消解，即工人從主人翁轉變為原子化的打工者，對企業缺乏歸屬感；同時，社會通過話語建構將技術進步神聖化，賦予其超越技術本身的社會意涵，從而掩蓋了技術升級背後的勞資矛盾。

那麽，這種技術進步神聖化的話語又是否符合事實？許怡在2025年出版的新書《機器時代》指出，在制造業存在著一種“機器迷思”：機器生產一定比工人生產更快 、更好、更穩定，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工廠車間內部流行的“機器優於人工”的迷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層主觀構建與系統性掩蓋的結果。調研發現，盡管機器在實際運作中故障頻發、效率甚至低於熟練工人且缺乏對不良品的識別能力，但工廠主往往通過放大工人“情緒化”等個別案例，將機器塑造為穩定且科學的替代方案，從而在觀念上確立“機器霸權”。

在管理實踐中，這種迷思被進一步工具化：管理層通過將工人的非正式經驗（所謂“土方法”）轉化為機器算法，剝奪了勞動者的技術自主權；同時，利用“綜合計時計件制”將工人薪酬與機器效能深度捆綁。這迫使工人不得不充當機器故障的“補鍋者”，用高強度的個人勞動去掩蓋技術缺陷，維持生產線的表面順暢。由於缺乏有效的組織基礎與集體代表機制，一線工人不僅失去了對技術改造方向的話語權，更在個體化的壓力下難以形成集體的議價能力，最終只能通過個人離職而非制度性對話來應對技術的異化，使得“機器迷思”在缺乏抗衡聲音的環境下得以持續鞏固。


六、時間貧窮與休假羞恥：一場被壓抑的（不）工作鬥爭

2025年，圍繞工時與休息的爭議屢次成為輿論焦點。


調休疑雲：誰動了我的假期？

1月2日，“上2休1再上2”的元旦放假安排沖上熱搜。和往年不同，安排並沒有為追求元旦三天連假而在當周周末安排補班，而是采取元旦當天（周三）休一天、前後兩天正常上班而周末按慣例休息的放假模式。這並沒有增加新的假日，卻獲得了大多數職工的輿論支持，原因在於人們對以“調休”為名義的“補班”已經深惡痛絕。


這一微小變化所激發的熱烈討論，也暴露出國內節假日制度長期依賴調休、勞動者休息休假權缺乏保障的深層次問題。調休最早可追溯到1999年由國務院修訂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該文件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提出通過調休來形成“黃金周”，達到刺激消費和拉動旅遊及相關產業發展的目的。國務院最近一次修訂《放假辦法》是2024年，將全年法定節假日天數從11天增加到13天，但仍保留春節、勞動節和中秋國慶連假等節假日的調休安排。2025年2月 ，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延長春節假期，其中馮濤提出完全取消春節調休並將假期延長至9天的建議，這意味著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3到5天的法定假期。雖然順應了基礎民意，但得到采納的難度很大。

中國的法定節假日調休制度也與法國、德國、西班牙、巴西等國實施的“橋假”制度形成鮮明對照。“橋假”通過在節假日與鄰近的周末之間增加休息日來形成連假，不要求勞動者額外補班，滿足了更充分的休息需求。這說明中國的休假制度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然而，按照發改委假日辦過往的意見，相比於增加法定休息日，官方更倡導的改進方向是“落實帶薪休假制度”，比如鼓勵企業員工休年假。但在員工絕對弱勢的情形下，獲批和休足年假也是很困難的事。

勞動者對調休制度存在很大不滿的一個原因也正在於，國家政策將調休制度化，引發諸多企業濫用調休來剝奪勞動者休息休假權。而這些企業行為在缺乏勞動監察和員工有效抗議的情況下，時常釀成悲劇。4月23日，27歲的猿輔導數學老師虎子在公司被發現離世。媒體報道稱，該公司員工單日加班時間超過6小時，甚至在如廁和吃飯時也需報備，頻繁倒班和調休影響了休息時間和生活安排。許多員工在節假日仍需完成業績指標。諷刺的是，在發生員工猝死事件後，公司以“網絡故障”為由安排了臨時調休，限制員工進入辦公區，並升級安保，防止事件傳播擴散。

另一起和調休有關的侵權事件發生在9月27日的廣東省深圳市拓疆商貿公司。該公司因此前按市政要求在台風天放假，強制安排員工在27日（周六）補班，結果被員工投訴至勞動部門。隨後，公司發布通知稱將滿足員工要求不再進行補班，但也將嚴格按照國家法律規定調整公司的放假制度，取消員工14天年假福利及所有額外假期。這種舉措無疑帶有明顯的報覆性質。根據廣州工會在9月24日的發文解釋，台風天停工屬政府明確要求，企業安排員工周末補班的做法沒有依據。但該文也提到不同的法律意見，認為法律未作禁止性的規定情形下，調休屬於“用人單位的自主權”。可見在調休導致侵犯員工休息權的問題上，已有勞動法律並沒有能夠做出清晰的權責界定。




在這樣的情形下，員工主動要求更多休息休假自主權確實可能成為“刺頭”。她們不僅容易遭到用人單位的報覆，而且可能在不支持員工維權的輿論環境中被污名化。2025年最冤屈的輿論人物恐怕非“最快女護士”張水華莫屬。張水華原本是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護士，業余愛好跑馬拉松，在賽事中展現出天賦。8月31日，由於在哈爾濱馬拉松賽事結束後激動哭訴醫護工作繁忙、請假不易、調休困難的現狀，並“喊話”領導希望對方支持自己調休，她遭到長達數月的網暴。大量網友批評她要求調休是為一己私利而犧牲同事的周末，並指責她享受了自主調休的特權，卻不對領導懷感恩之心。官媒的下場，也推動更多網友加入到指責張水華的隊伍里去。人民網的一篇評論就認為，“幹好本職工作才是本分”，並宣稱這種觀點代表多數人意見。還有網友湧入張水華簽約讚助品牌361度的直播間，要求企業與其解約。9月3日，361度迫於壓力宣布，與張水華的合作暫告一段落。9月21日淩晨，張水華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文向全網道歉，表示對單位及領導形象造成了困擾和損害，自己對此痛悔不已，今後會將工作與愛好分得更清。然而，整起事件並沒有結束。12月9日，一份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內部通報流出。根據該通報，張水華存在違規兼職取酬和以虛假理由獲取調休的行為，被醫院警告處分6個月，且不能參與2025年評優。幾乎同時，張水華近50天4次參賽獲得獎金近20萬元的報道也引起網友的討論。12月13日，央視主持人白巖松在《新聞周刊》節目中評價“張水華事件”，認為院方原本有比處分更好的處理辦法，例如將張水華調崗到工會，允許她減少護士工作的時間，“讓張水華成立面向公眾的跑團”，帶動全民健身。但隨後亦有官媒發表反對意見，認為就張水華“編造虛假理由獲取調休”這一條來看，她已“稱不上一個好護士”。






在看似有來有回的多方爭論當中，張水華起初為醫護工作者權益發聲的性質被持續遮蔽了。盡管也有報道指出，張水華的調休困境並非她一個人的困境，而是全國範圍內護士這一職業面臨的集體困境，但這樣的聲音被種種將責任歸咎於個體的污名化指控所淹沒。真正敢於在公共場合流露真實想法和情緒的勇士慘遭揪鬥，令人十分痛心。新周刊的一篇報道指出，截至2024年底，我國注冊護士總量達563萬人，與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每千人口5名護士的標準相比，還有超過400萬缺口。整個護理體系超負荷運轉。《中國護士群體發展現狀調查報告》（2019年8月“醫學界”發布）顯示，91% 的護士每天工作時間超過 8 小時，29% 的護士每天工作 10 小時以上，更有 9% 的人每天在崗超過 12 小時。護士不僅面臨典型的過勞境遇，還容易遭到社會主流所塑造的職業倫理綁架，在為自己的權益發聲時，陷入自私指控的風險。因為公眾從教育和宣傳系統中獲得的醫護形象認知，使Ta們認為醫護就是一群沒有怨言、純潔高尚、不知疲倦的照護天使。這一點在新冠疫情等“防疫戰爭”中被屢屢驗證，這里不再贅述。應該指出，如果醫院配備足夠多的護士人手，給予每個護士足夠的休息休假時間，那麽張水華跑馬拉松便不可能變成一起輿論事件。在一個勞動者不恥於表達休假需求的國家，普通人追求職業之外的興趣愛好，也不可能成為被熱議的事件，而只是每個人擁有的正常權利。

事實上直到今年，醫護還常常由於缺乏自主休息權利而進行抗議，張水華並不是個例。10月14日，湖南桃江縣人民醫院的醫護人員拒絕了官方工會要求職工參與脫口秀活動的安排。醫護稱在病房已經忙得不可開交，背稿只會增加工作負擔。院方卻稱，開展活動是為了緩解醫務人員工作壓力。無獨有偶，10月31日，石家莊市西部中心醫院醫護人員在網上爆料稱，她們下班後被要求跑操2公里。院方稱跑操不占用上班時間，鍛煉身體可以更好地服務患者。這兩起事件反映出醫院行政官僚占用醫護休息時間來加強工作控制，可能是一個比想象中更為普遍的權力濫用現象。而其中的畸形權力關系仍在制造新的受害者。8月16日，廣州中山大學腫瘤醫院肖醫生在家中突發心臟病猝死，年僅34歲。家屬稱肖醫生生前長期超負荷工作，事發前連續120小時值班，淩晨4點還在處理病人問題，認為其猝死系“過度勞累所致”。12月7日，江西省豐城市中醫院護士陳某發布視頻，稱自己因肺癌向醫院請假卻遭到拒絕，領導不同意請病假只給開事假條，“從手術到現在都沒有因為生病大哭，卻被單位整到心態崩潰”。

無論對張水華還是其他的醫護來說，問題真正的解決之道在於敦促政府加大對公共醫療包括醫護培養體系的投入，盡快提高醫護與床位比，增加休息休假時間，同時提高醫護待遇。而掌握休假安排的自主權，則意味著必須落實醫院里的醫護職工民主。這些方案在財政包括醫保支出緊縮的醫改大背景之下，是主流媒體有意避而不談的。張水華事件還反映出一個緊要的問題，那就是網絡輿論中廣大工人盡管已經意識到休息權利的缺失，但仍然不敢公開表達對休息的旺盛需求，甚至因此不經意間就充當了工作倫理的衛道士，去打壓出頭的抗議者。背後的原因既涉及到勞動至上等生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思想中的主導地位，也包括建制內外針對休息權所設置的維權渠道的缺失。在這種情形下，挑戰本職工作的中心地位儼然成為一種輿論禁忌。在這里，官方也劃出了國內打工人輿論維權的一條明確邊界：批判996、反對非法加班是被允許的，甚至是政治正確的，但把興趣愛好淩駕於一份全職且有保障的工作之上，從而消解掉工作本身的神聖性，則是走得太遠了。


“反內卷”行動暫未緩解過勞狀況

因而，當人們看到“反內卷”一詞被頻頻納入國家最高層的政策文件時，可能確實不應該太過驚訝。從推動工人完成自身再生產以及釋放消費需求的層面來看，“反內卷”是政府應對當下經濟危機不得不采取的改良方法。年初開始，國內陸續有多家大廠推行“強制下班”政策。例如，美的1月出台《關於簡化工作方式的要求》，內容包括內部溝通嚴禁使用PPT、嚴禁下班時間開會、嚴禁形式主義加班、減少微信群等。3月，美的又因“強制18：20下班”等話題引發關注。2月27日，大疆宣布開啟“不準加班”運動，強制員工晚上9點必須下班。同月，國內另一制造業巨頭海爾也被曝出要求員工強制雙休，周六不準來公司，工作日加班不得超過每天3小時。





有評論認為，除去響應政府號召，做出調整的企業也有適應歐盟新規的考量。11月19日通過的《歐盟市場禁止強迫勞動產品條例》采取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定義，將“過度加班”包括在“限制人身自由”的範圍內，規定出口歐洲的商品，若在生產環節存在超時工作情況，將被拒收。該條例雖賦予了企業三年調整期，但對在歐洲市場占有重要份額的企業仍然構成巨大合規壓力。當然也需要指出，企業向上合規並不意味著對員工的完全利好。若企業借“禁止加班”之名來減少加班工資支出，但工作量不減，則容易成為另一種“降本增效”，損害到員工的實際利益。所謂合規窗口期還有三年時間，我們需要繼續觀察國內出口企業將會如何應對這種壓力，並對員工造成什麽樣的實質影響。

另外，也需要強調部分大廠的合規調整未必惠及行業上下遊企業的員工。9月12日，一位網友發帖稱其父親所在的美的工廠一天工作14小時，且離職後未收到工資，引網友關注。9月14日，美的回應媒體稱，相關網友發布的內容不實。該回應也顯示，企業借助了警方力量找到發帖者（確為離職員工家屬）：“在屬地派出所······張女士承認‘加班’及‘欠薪’等言論與事實不符。”我們顯然無法在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中獲得公開透明的信息。但這起事件很可能反映了制造業企業在行政管理人員和藍領工人之間的區別對待。




就今年來說，互聯網、教培、短視頻、外賣、保潔等多個行業/職業仍有大量勞動者過勞致殘或致死的公開信息，而這些信息僅僅揭露了國內過勞悲劇的冰山一角。3月11日，身為鄭州知名教培企業高途公司課程顧問的李某，在出租屋內去世。4月23日晚，小紅書等平台有賬戶爆料猿輔導武漢公司一員工猝死。4月24日，一名35歲的前程序員在社交平台詳述其因長期熬夜導致腦幹出血的經歷，其腦出血前在一家杭州初創公司工作，連續一年半每日睡眠不足6小時。為治療和康覆他已支付逾40萬元醫療費並背負債務，且無法認定工傷。同樣是4月底，山東棗莊“餓了麽”兩名連襟關系的騎手先後猝死，死因均為“呼吸心跳驟停”，家屬懷疑兩人的猝死與高強度工作有關。5月21日，一名外賣配送公司文職員工在浙江杭州深夜線上會議時突感身體不適，經搶救無效於次日淩晨死亡。8月8日，外賣員小徐完成訂單後在公共廁所昏迷，送院後確診為腦幹出血，搶救無效去世。9月13日，湖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一名大二學生小翔在某物流企業實習，從事搬運快遞、卸貨等工作過程中猝死。家屬認為，這與小翔連續三周上夜班，再加上高溫天氣有關。10月19日晚，貴州畢節市金沙縣 24 歲的外賣騎手王某在家中猝死。10月中旬，一名44歲的短劇導演高某在結束拍攝工作返家三天後突然離世。當天中午他依然在處理工作事務。醫院診斷為心臟驟停。在為這些具體的受害者哀悼的同時，我們要在這里重申，圍繞著工時和休息的鬥爭，同樣是一場階級對階級的殘酷戰爭。每當我們選錯位置，與壓迫者站在一起，我們就在參與一場持續的迫害和屠殺。


勞動者的輿情維權機制

今年各行各業圍繞休息權的鬥爭還聚集在企業休息制度、休息空間設置、面試招聘和文化塑造等不同方面。2月11日，佛山市順德區三兄弟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稱依據《黃帝內經》規定，員工每日僅可在8:00前、10:30-10:40、12:00-13:30、15:30-15:40、17:30-18:00、21:00後這六個時段如廁，其他上班時間小號上廁所不能超過2分鐘，違規者將被處以100元罰款。被曝光後，該企業撤回了規定。3月起，各平台接連出現了關注“保潔員無正規休息空間”的網帖，多名網友對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廣東等地商場和高校場所保潔員缺乏正式休息空間，被迫在廁所隔間、樓梯拐角、污洗間等“隱秘角落”休憩、飲食甚至睡覺的現象進行了集中曝光，引起很大反響（詳見本報告第九章）。6月，國航空保支隊二大隊實施的“搖號休假”引發員工不滿，“二大隊”一員工在離職前搜集了證據，由其家屬於6月7日向北京勞動部門舉報。該單位隨後進行了整改。7月11日，上海朱女士告訴記者，她在面試環節由於詢問是否雙休而遭到了上海謙派文化傳媒公司人事主管的辱罵。該事件曝光後企業進行了公開道歉。8月6日，有網友在社交平台貼出某電商公司一則《關於加班的通報表揚》，引發輿論嘩然。名單上的員工因“具有高度責任感、默默無私加班奉獻”上榜，其中最高加班時長達到159.96小時，最低也有68.41小時。


在這些侵權事件中，經由員工反擊和網絡發酵後，勞動者的休息訴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輿論和制度回應，反映出爭取法律框架下的合法休息權已經成為大多數勞動者的共識。由此形成的輿情維權機制，在具體糾紛中也具備了推動事態進展的可能性。然而，這樣的維權機制總的來說還是極度脆弱的。11月16日，身在南極“考察”的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向正在加班的員工發布了一封內部信，感慨創業艱辛，感謝員工同舟共濟，卻引發了員工乃至全網的嘲諷。12月4日，一名新東方員工發表全員信吐槽“加班成奴”，稱俞敏洪在南極發信談“教育初心”和“以人為本”，自己卻陷在“每天工作超12小時”的996單休工作模式里。然而，還沒等來回應，該員工的企業內網賬號就被封禁了。盡管對於涉事企業來說，這是一場較為嚴重的輿情危機，但此事中，來自輿論和員工的壓力並沒有推動企業休息制度的改善，發聲者反而遭到了懲戒。目前來看，這在工人與大型企業對峙的諸多鬥爭事件中，是一種常態。





2025年以制造業工人為主角的幾起勞權事件，則似乎反映出輿情維權機制的另一個問題：互聯網的圈層割裂導致主流輿論對當事人聲音的誤讀和騎劫。2月，深圳一名女工在食堂打飯的視頻走紅。視頻中女工黑眼圈明顯，看上去神態疲憊，被網友視為“流水線長期熬夜加班”的證據。隨後更有傳言稱該女工因視頻影響公司形象而被辭退。盡管當事人後續辟謠稱黑眼圈系天生特征，並指責偷拍與造謠行為致其求職受阻，但她的公眾形象已然被停留在由於加班過勞而完全喪失主體性的弱勢工人的預設上。

這樣的輿論扭曲效應在12月初深圳易力聲發生的三千人罷工事件上被繼續放大。易力聲是一家藍牙耳機制造商，原本是港資企業。但該企業在去年經過股份重組和產業轉移後，惡意壓縮工人薪資，以“訂單不足”為由，打著“五天八小時”工作制的名義，取消員工加班，只發放2750元基本薪資，實際目的是變相逼退員工，以規避法定解雇補償——在今年10月安排員工“上四休三”的安世半導體東莞工廠也可以看到類似情況。易力聲工人罷工始於12月3日。罷工現場視頻在網上擴散後，許多網友將工人（大多是女工）訴求認定為“索要加班”。甚至有批評工人“跪久了不知道怎麽站著掙錢”的刻薄聲音。12月6日，一則署名“深圳易力聲維權員工群體”的公開信流傳網絡，澄清了工人的核心訴求是“反對隱性裁員，而非索要加班”。盡管消息封禁對維權工人聲音的傳達造成很大影響，但一般網友的誤讀也確實反映出Ta們——在線下生活中想必也是其他行業的職工——對制造業工人狀況的長期漠視。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制造業工人往往也面臨著更覆雜的鬥爭局面。由於中國藍領工人的工資結構中基本工資占比低，薪資提高多依賴加班，她們的休息休假和工作自主權利是與工資問題緊密綁定在一起的。即便在過往的鬥爭中存在工人主動“要求加班”的情況，這種訴求也完全是資方制定的扭曲工資制度所導致的。在易力聲維權事件中，罷工工人們已經識破了這樣的結構性騙局。而這場罷工能夠在政府和資方的聯合打壓以及輿論封鎖和污名化的情況下堅持10天，展現了工人很強的鬥爭能力。12月9-10日，工人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釋放了全部先前被抓捕的工人。然而，在多重壓力下，這場近年來罕見的大規模罷工事件仍在12月12日以失敗告終。資方與工人未達成任何傾向於工人初始訴求的協議。




回到對休息休假問題的討論上來。我們認為，需要特別強調不同階層和行業在工時問題上的具體差異。當四川省綿陽市商務局在5月發文件要求落實年休假應休盡休和帶薪休假政策，提出“試行4.5天彈性工作制”，11月成都市民向市政留言設立“陽光補償假”，鼓勵員工帶薪曬太陽時，一方面我們要鼓勵這些聲音多多出現，另一方面也要多打一個問號：這些以改良建制（尤其是全職就業體系）為目標的政策行動，對於制造業和服務業工人（尤其是非正規就業的零工）來說是否同樣有效？如果減少工時、增加休假的設計，成為流於形式的口號，甚至成為經濟蕭條環境下裁員降薪的借口，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惠及中國那些工時最長、最勞累的人。


與此同時，也必須重申中國勞動者總體來說共享著類似的“時間貧窮”，卻又有很嚴重的“休假羞恥”。而這不是一種僅僅局限於工作場所的文化現象，而是一個社會結構問題。減少工時和拒絕工作仍然應當是一個普遍訴求。《人物》在今年介紹了英國杜倫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許玲玲的一項研究。她在過去10年追蹤訪談了上百位來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國青年，發現“時間”同樣具有代際傳承的屬性：弱勢背景的學生背負更多經濟、情感和心理“債務”，容易陷入時間貧窮；優勢背景的學生則有更強的時間掌控力。關於“時間貧窮”的研究應該成為一個重要啟示。老一輩人認為人生的主要目標是財富和地位的積累，而這種階級躍升是可以通過時間和精力的投入來換取的。但今天的局面已經告訴我們，社會達爾文式競爭只會加劇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問題有一個被長期忽略掉的維度，那就是時間。同工資和福利鬥爭一樣，時間分配正義是社會正義運動的關鍵構件，與物質分配問題交織，也需要通過持續的政治議程來應對和解決。而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在國內方興未艾。


七、青年困境：不敢垮掉的一代

今年9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失業率數據顯示，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8.9%，高於2024年同期，為2023年12月公布這一數據以來新高；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上行0.3個百分點至7.2%。而2025年應屆高校畢業生達到1222萬人，同比增加43萬人，兩組數據都體現了今年求職難度的再度加大。而處於不同階段、做出不同選擇的青年勞動者，大都面臨著艱難局面。


職校生仍陷實習困境

職校生的實習權益仍然難以得到保障。2025年11月，北京媒體報道雲南商務職業學院等民辦職校強制醫學類學生進電子廠“實習”，並以畢業證、學分為要挾。學生在廈門、南昌等地工廠從事擰螺絲、搬空調等高強度勞動，每日11小時以上，工資被克扣，甚至發生工傷與死亡案例, 並且難以拿到賠付。學院與中介、工廠形成利益鏈簽署“輸送合同”，帶隊教師工資與學生留存率掛鉤。學生既交學費又被迫勞動，實習與專業以及招生宣傳毫無關聯，畢業證含金量低，難以進入正規醫院或對口崗位，最終多數學生付出了多年青春與高昂成本，卻只能繼續在工廠打工，完全無法實現當初入學時的願景。

9月22日，湖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大二學生小翔的家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小翔在學校合作的某物流企業實習時，連續三周上夜班，最終因心臟性猝死搶救無效去世。此前小翔曾向校方反映太累，申請調整上班時間被拒。這兩起事件體現出校方與企業對職校生基本權益的漠視。企業工作與學生專業完全不相符的行為明顯違反職業教育相關管理條例，但是校方依然把一群在校讀醫學專業的學生送至電子廠實習，不禁讓人質疑校方是否在給電子廠輸送廉價勞動力。

職校生還是寒暑假工的主力軍。由於未成年的身份以及寒暑假工的短期性，Ta們嚴重缺乏應有的勞動保障。1月21日，江西九江一名就讀於職高的16歲男孩余俊凱在零食店“好想來”打零工時，被店內通往二樓倉庫的升降機意外夾住，不幸離世。據報道，店內所使用的簡易貨運升降機缺乏圍欄、傳感器等安全防護，且當事人處於特種設備監管盲區。

10月14日某公益機構發布的《星巴克華南門店的勞動與合規風險報告》則顯示：星巴克也高度依賴學生工和兼職工。學生工雖然與正式員工承擔相同的工作職責，但往往領取低於法定最低標準的工資，被排除在社會保險等福利之外，且難以獲得加班費和其他法律規定的權益。此外，不同於普通兼職員工，Ta們的工作安排沒有每周工時上限，從而成為了一支低成本、靈活性高的勞動力隊伍。報告還審視了員工提出的其他工作場所問題，包括無償培訓與加班、職業健康與衛生隱患，以及申訴機制和集體代表的缺失。


大學生的艱難抉擇

許多大學在校生在保研考研還是實習考公的抉擇中進退兩難。但這樣的局面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曾經一直居高不下的“考研熱”迎來了首次遇冷，2024年考研報名人數為438萬人，較2023年減少36萬。到了2025年考研報名人數又下降了50萬。這一現象與近幾年學歷的迅速貶值有很大關系。不少畢業的研究生發現，碩博學歷對畢業後找工作的助益有限。智聯招聘發布的《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2024年碩博學歷畢業生offer獲得率為44.4%，低於本科生的45.4%。8月9日，搜狐新聞報道了一位叫做“魚尾”的青年：碩士畢業投千份簡歷無果後，他在橫店當起了群演，作為過渡生存的手段。此外，部分企業單位能為碩博畢業生開出的工資相對本科生工資而言也沒有明顯優勢。8月19日，海南海口市龍華區多家單位發布招聘公告，本科生月薪2700元，研究生月薪3000元；有網友還爆料南京一高校招聘勤雜工月薪4000元，要求有應屆碩士學歷，目前這一招聘信息已刪除。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考公熱。據報道，今年通過資格審查的國考報名人數超過341萬，而23省的省考報名總人數超過530萬。甚至有報道稱，為了提高在校大學生的就業率，不少大學內部已經在舉辦公務員模擬考試。這些模考的主辦方多是高校的學生就業指導中心、研究生會等。例如北京大學的公務員模考就屬於北大“公考輔導系列”就業品牌活動。事實上無論是考研熱還是考研遇冷，都是在校大學生為了能夠順利就業進行的一種選擇，而近幾年的考公熱則反映出不少大學生對於一份待遇良好有保障的工作的期待，以及對私營部門市場就業環境的失望。





就業高壓也反映在2025年初中核集團的一則推文和公眾的激烈反應中：該集團在春季校園招聘因一則“我們收到1196273份簡歷”的推文引發眾怒。中核集團本次只錄用約8000人，這意味著119萬人中的大多數人將在本次招聘中落敗。不少應屆畢業生指責這篇推文的姿態高高在上，將每個投簡歷的畢業生當成了用來標榜企業地位的數字。輿論背後流動的情緒已然道出年輕人面對結構化的求職困境卻無力改變的憤怒和無助感。


為了在畢業季能有更多競爭優勢，許多大學生還選擇早早地進行實習。8月20日，南風窗一則報道描述了一群無薪甚至寧願倒貼錢也要去提前實習的大學生。Ta們的目標單位主要是公檢法和醫院等機構。中國青年報在2023年一項調查也發現，不同於過往印象，近幾年有六成大學生在大一期間已經有過實習經歷。除了現實環境中的就業壓力之外，社交媒體上常年推送“大一/大二生有六到八段實習經歷”之類帖子也引發大學生容易為就業問題提前焦慮。有部分大學生坦言正是受到這類帖子的影響才早早“卷實習”，希望畢業後能借助履歷中的大量實習記錄在互聯網大廠得到高薪工作。部分大學生還提前摸清平時授課老師的考勤計分規則，必要時寧可缺勤不去上課，也要在公司實習。


作為特殊的校外實習生，醫學規培生的權益今年再次受到諸多關注。網絡上“規培面容“一詞的流行，源於廣大規培醫學生的共情。該詞具體指規培生下班後眼神麻木、嘴唇發白、臉色發黑的神情。萬聖節前後有部分小紅書博主發帖稱，直接帶著自己的”規培面容“去過萬聖節，文案是”下了班就來了“，意指下班後的憔悴模樣與周圍環境完全融合。這個詞的爆火側面體現了規培生的工時之長和工作壓力之大。而11月29日三聯生活周刊報道指出即使在如此繁重的學習工作之中，規培生依然會有“學不到東西”的感覺，部分原因在於醫院對電子病歷的要求越來越高；病歷還需要在短時間內馬上歸檔，催生了許多行政工作，再次加重了規培生的工作負擔。在部分醫院中，規培生也受到不少不公正待遇。8月9日，有網友反映陜西榆林市中醫醫院做出職工就餐安排調整，準備禁止規培生、實習生以及後勤人員進入職工餐廳用餐。8月10日，醫院回應稱將取消這項不合理調整。但在醫學論壇上依然有層出不窮的帖子稱，醫院禁止規培生使用職工電梯，甚至禁止規培生喝科室的飲用水。在工作強度上被當作正常職工安排，在工作待遇上卻被當作待崗學生，這類雙標其實已經成為規培生的普遍境遇。今年還有一則“臨床醫學死於2025”的討論貼引發了不少人關注，內容直指大學入學填報志願階段高分段考生報考臨床醫學人數減少以及醫學院分數線下降的現象。規培亂象正是考生放棄讀醫的原因之一。若不切實保護規培生權益，臨床醫學的衰亡也許才剛剛開始。

另一起由在校生實習引發的安全事故也備受關注。7月23日，東北大學6名學生在中國黃金集團內蒙古礦業有限公司烏努格吐山銅鉬礦選礦廠參觀學習浮選工藝過程中，因格柵板脫落墜入浮選槽最終溺亡。在極目新聞報道中，一名從業者表示，浮選槽中的礦漿水含有懸浮物、化學藥劑和重金屬離子，具有腐蝕性和高溫風險。通報顯示，除去企業未對格柵板做全面檢測，學校與企業簽署的《教學實習安全協議》也未明確現場監護、限員和應急流程。這一調查結果顯示出實習企業以及學校實踐教育對實習學生安全的忽視。此外，大河報9月的報道顯示，中國黃金集團在近段時間采購了防墜網，讓人不禁發問為何非要等到事故發生、出現人員傷亡之後才意識到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在校生通過兼職改善生活也面臨著重重困境。在課外輔導需求持續旺盛的背景下，大學生家教成為教育市場中不可或缺卻又處境覆雜的勞動群體。中介機構常通過收取“信息費”、壓低薪資等方式壓縮勞動者收益。還存在家長付費後反手舉報導致家教被迫退費的案例。家教工作已超越單純的知識傳授，更多時候需要扮演“情緒安撫者”角色——既要滿足家長通過消費教育服務緩解焦慮的心理需求，又要應對學生可能存在的抵觸情緒。除了腦力勞動還承擔了更多的情緒勞動。此外，學歷標價下的身份焦慮使985/211學生在家教市場中占據天然優勢，而雙非院校學生則需在資源匱乏地區爭取機，從而形成普通家教時薪50-200元與“清北家教”單課時500元的收入鴻溝‌。

此外，科技大廠外包崗的進一步擴張，直接影響了入職應屆生的職業發展前景。應屆畢業生小劉（化名）夏季在一招聘平台上咨詢了幾個注明為大廠招聘的就業崗位，與招聘專員溝通順暢，但投遞簡歷後約定面試時，大部分招錄者都特意說明——“這是外包崗”。小劉的經歷並非個案。外包崗位讓勞動者在大廠工作，但勞動合同卻與第三方公司簽署，導致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打折、職業晉升通道狹窄等問題普遍存在。外包員工常常缺乏歸屬感，職業發展的“二等身份”影響了初入社會的應屆畢業生的職業起點和生涯質量。靈活用工的普及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內圈”與“外圈”分割，影響社會公平和勞工群體的穩定。靈活就業群體呈現青年化、高學歷化趨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和高學歷者成為外包和靈活用工的主體。目前靈活就業者在勞動保障方面存在盲區，相關法律法規和企業管理標準仍需完善。


就業欺詐現象頻發

與就業困境伴隨的是頻發的就業欺詐行為。今年高考結束後，一場以“夢想合夥人”為名的校園兼職項目大面積鋪開。這場看似正規的勤工儉學活動，實則是涉及信息收集、商品欺詐與工資拖欠的“連環套”。全國眾多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生參與其中。工作初期的主要任務是收集大學準新生的個人信息，之後再推銷床上用品、窗簾等“大學新生禮包”。但是少發漏發非常嚴重，商品與宣傳嚴重不符，售後形同虛設。最後，學生工資也沒有發放，HR與各級經理集體失聯。4月，1818黃金眼也報道了杭州大學生小牛在招聘平台上遇到的一起騙局。他的面試方為“卓仕職業技能培訓學校”，看似招聘“視頻剪輯助理”崗位，實則誘導其簽署《視頻剪輯孵化技術服務協議》，約定15天“培訓”後推薦就業，並需分期支付6000元“成本費用”。實際工作中，小牛未接受系統培訓，僅被安排剪輯信息流廣告，且首月無薪。所謂“推薦就業”實為代投簡歷，入職崗位通勤極遠、環境不佳。事後小牛付清培訓費用卻未獲工資退還。對方則以“需在其推薦企業工作滿一年半”為退款前提，形成變相捆綁。8月6日，封面新聞報道，不少師範生遭遇了單方面毀約。Ta們經歷多次筆試、面試，最終拿到offer並簽訂了三方協議，6月份還參與了跟崗實習，但到了7月，學校卻突然通知：學校招生情況沒有達到預期，用不了那麽多教師。記者發現，以上受訪者及眾多發布帖文描述相似經歷的網友，基本都為高校應屆畢業生，被控“單方面毀約”的用人單位則以民辦中小學為主，而毀約的理由均與“學校招生情況不好”相關。





“縱向青年”的一篇新聞報道，則揭露了一起針對年輕求職者的“付費內推”和“高端就業安置”騙局。黑色產業鏈利用畢業生及其家庭“求穩”心態，打著“國企”、“央企”（如國家電網、煙草局）正式編制的旗號，收取高額費用（“安置費”），實則通過信息差售賣門檻較低的合同工/臨時工崗位，甚至直接通過偽造合同、租賃場地、雇傭演員來制造“入職”假象。許多畢業生和家長對“體制內”工作有極深執念。即使被騙後，受害者仍試圖通過考公考編等方式進入體制。中介將原本門檻不高、畢業生可自行申請的崗位（如私立學校行政、政府臨時工）包裝成“高端就業”。當騙局敗露，公司一夜之間“人去樓空”，或以“表現不佳”為由將受害者開除。





高校科研績效體系中的掙紮

高校中承壓的也不僅限於應屆大學生。今年，高校青年教師離世事件相比前幾年數量激增。據已經公開消息的不完全統計，今年上半年去世的青年學者已達40位，有的是因為生病醫治無效，有的是突發疾病，也有的因自殺離世。3月28日，哈爾濱商業大學教授孫麗麗因病去世；5月27日，西南交通大學化學學院副教授劉祥偉逝世；8月4日，浙江大學一名青年教師在浙大紫金港校區墜樓；8月12日，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副教授黃愷跳樓離世，網傳原因與“非升即走”考核未通過直接相關……這一現象首先與高校考核制度有關。高校給青年教師設立了嚴格的科研評價考核制度。青教沒能達到考核指標會直接影響薪資甚至面臨轉崗或解聘。今年10月，小紅書就有一位網友稱自己是浙江某高校任職五年的副教授，因未通過考核而被校方調整崗位成為學校里的保安。3月中旬，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年近六旬的教授李力，在朋友圈發“罪己詔”稱自己考核不合格。






不少青年教師認為如果連年齡大的教授也加入了學術考核，那麽青年教師的生存空間只會更加狹小。因為學術資源和項目資助數量是有限的：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為代表，2024年面上項目資助率僅11.66%，青年基金資助率也跌至15.54%，更不用說青年基金對教師的申請年齡有嚴格限制。在壓力之下，青年教師只能延長工作時間，不斷熬夜加班，2017年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顯示，分別有25%、16.6%、8.3%的科研人員表示長期處於身體疲勞、腰酸背痛和失眠狀態。

除了對國家和地方政府資助的縱向課題要求以外，高校還對青年教師下達來自企業的“橫向經費”的到賬任務，部分青年教師因為實在無法拉到橫向經費，被迫找公司做假合同，自掏腰包來保住自己的工作。這一操作甚至催生出了造假的灰色產業鏈，小紅書上就有許多中介發布橫向課題合作的帖子。而高校這種巨大的考核壓力卻未必換來合理薪資：以小紅書博主“副教授轉保安”為例她在當副教授期間月薪僅6000元，一年的績效僅4000元左右。此外，《每日人物》的一篇報道提到了文科教師的特殊困境：Ta們在高校中受到更多的壓力，在高校的資源分配中往往處於劣勢；一些文科教師面臨著自己所授的專業被裁撤的風險，因此經常需要“自證價值”去不停地卷論文，才能保住自己的工資與工作。




10月，一份名為“2010-2025 年中國青年學者離世數據”的文件開始在網絡流傳，引發關注。該數據發布者為一家數據與論文服務公司，稱數據來源於多渠道公開信息，具體包括：各高校官方發布的訃告、主流新聞平台及學術機構官網。通過對 2010-2025 年期間公開信息的系統搜集、交叉核驗與去重整理，最終形成 249 條有效記錄，覆蓋不同學科、地域、任職類型的青年學者群體。發布者展示的部分數據，每位被收入數據庫的離世學者都被明確標注了去世年份、姓名、年齡、任職單位以及職稱/職務。

在高校青年教師面臨巨大科研壓力的同時，研究生成為高校考核指標要求下受到最多壓榨的一環。近日，知網的一篇論文《模糊的邊界：高校研究生何以既無研究也無生活》引發了外界熱議，知網下載量已經高達十幾萬次。論文中以某文科學院碩士研究生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高校的績效主義管理導致高校教師為了把時間用在追求更多科研成果上，而讓研究生承擔材料整理、經費報銷等繁瑣事務勞動，從而成為行政管理鏈條末端；但在許多高校教師的眼里，這一類行政事務是研究生的本職工作內容，部分學生甚至會主動擠壓自己的生活時間去換取更多“鍛煉機會”。

在繁瑣的行政事務以外，也有不少研究生面臨更深的剝削。2月13日，大連醫科大學研三學生段靜儀在出租屋內燒炭自殺。悲劇發生後，其家屬發聲控訴，認為導師疑似將學生畢業論文的核心數據挪用給他人發表，導致段面臨“原始數據缺失”的打擊，畢業無望。5月7日，上海交通大學的博士生魏靜發文控訴其導師邵志峰百般為難學生，以至於整個實驗室的學生長達八九年才能拿到畢業證。3月，退學賣土豆泥的前覆旦大學研究生費宇在互聯網走紅。南風窗報道稱，費宇在讀研期間出現嚴重的軀體化癥狀，於是決定主動退學。如果說高校教師即使在退出考核體系後會相對更容易找到新的出路，那麽研究生能擁有的出路顯然少了很多。2月22日，三聯生活周刊發布了一篇高校師生關系越來越扭曲的文章，文章采訪的一位研究生認為導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力是不對等的，研究生需要直接面對來自導師的壓力：與本科階段不同，碩博階段的導師責任制使得只要導師不認可學生，學生就可能面臨延畢的結果；由於權力的不對等，少數導師甚至會時常辱罵學生，搶奪論文成果；又由於高校考核體系之下只重視科研成果，輕視學生需求，研究生只能忍氣吞聲。


榮光下的青年運動員

今年還發生了數起與青年運動員有關的輿論事件，反映出這個群體長期不被關注的勞動權益問題。年初不幸離世的19歲足球運動員郭嘉璇便是其中的代表。北京時間2月2日，郭嘉璇隨隊前往西班牙馬德里集訓。嘉璇在一場訓練賽的鏟球過程中發生碰撞。送醫後，西班牙院方確認郭嘉璇腦死亡。由於西班牙將腦死亡認定為死亡標準之一，醫院無法繼續搶救嘉璇。經過艱難的談判，嘉璇的父親終於把嘉璇帶回國內，但關於家屬提出的事故現場錄像、意外保險、送醫時機延誤等問題，仍然沒有人能給出負責的答覆。嘉璇效力的北京國安俱樂部給其的待遇標準也令人咋舌。和國安簽最後一份合同時，身為主力，嘉璇的工資是2000塊。2019 年，嘉璇髕骨骨裂。做手術和康覆治療花了八九萬，這筆錢原本該由國安出，但俱樂部說報銷不了，嘉璇只能自己掏錢。





今年12月，在亞運會上獲得三枚金牌的皮劃艇、龍舟運動員王莉通過網絡視頻的形式，實名舉報雲南省松茂體育訓練基地負責人範某文。視頻中王莉說，自己獲得亞運三金，回到雲南省松茂體育訓練基地後，訓練基地負責人範某文就向她索要國家發放的15萬元比賽獎金。她的拒絕導致她遭受“報覆”，在訓練基地被邊緣化。在王莉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她的退役材料甚至被範某文擅自上報。

面對不合理的運動賽事規則，還有運動員選擇以集體方式進行挑戰。2025年初，開年，樊振東、陳夢兩位知名選手宣布退出世界排名積分系統，引發輿論震蕩，社交媒體上各國乒乓球運動員也以不同形式多次發聲：法國名將西蒙·高茨多次在社媒抱怨國際乒聯賽事的參賽名額“天然偏向傳統強隊”、獎金遠低於其他職業運動項目；非洲乒乓球「一哥」阿魯納也曾經因生病缺賽還受到積分賦零和罰款公開表示抗議。在此背景下，首個國際乒乓球員工會（UTTP）成立。這一組織的成立填補了職業乒壇勞資關系規範的空白。

“真實故事計劃”所發布的一篇名為《重回月薪3000的青年人》的文章，記錄了三位年輕人在經濟下行與行業萎縮背景的真實經歷。文章指出，當代青年由於薪資下滑等原因對未來感到迷茫的現象。綜合上文各行各業青年現狀來看，一代年輕人的前途是在各種結構性困境中被埋葬的。Ta們果真成為了“被拋棄的一代”嗎？讓青年重拾信心，需要的恐怕不僅僅只是經濟回暖與上行而已。



八、勞動者的再生產：被家庭消化的照料和教育壓力

今年，我們不僅呼籲關注勞動者作為個體在勞動過程中的處境，也希望把視線進一步延伸到勞動者背後的家庭，關注下一代獲得良好撫育與教育的權利。在我國，維系社會運轉所必需的再生產工作——生育、撫育、照料與教育——仍然主要由家庭內部承擔。在勞動強度持續上升、工作時間被不斷延長的背景下，勞動者既要維持生計，又要獨自消化育兒與教育成本，承受著巨大壓力。然而，勞動者下一代的撫育與教育問題，並非“家庭私事”，而是與勞動制度、公共服務供給、社會分配方式等緊密相連的社會議題。

其中，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子女所面臨的困難尤為突出。伴隨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問題長期存在，卻始終難以得到結構性解決。對流動兒童而言，隨父母進入城市並不意味著真正融入城市生活，Ta們往往在入學、托育、課後照護等方面遭遇制度性門檻；而留守兒童則被迫長期與父母分離，得到的情感陪伴與教育支持不足，也更容易產生心理問題。

與此同時，無論是在家庭內部還是社會分工中，育兒勞動與照料責任仍然高度性別化，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生育帶來的職業中斷、收入損失與晉升受限，也往往由女性承擔。在國家層面不斷釋放“鼓勵生育”“支持生育”的政策信號之下，我們更需要關注女性勞動者的權益。（詳見本報告第九章）


困難重重的生育支持

2025年11月20日世界兒童日，“北京三知”發布了《2025中國流動人口子女發展報告》，報告采用了兒童全生命周期的發展視角，將兒童的成長劃分為四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會面臨不同的挑戰：



其中，0-3歲幼兒階段的兒童，正處於最需要育兒投入和成年人照料的時期。7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明確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對於2025年1月1日及以後出生的嬰幼兒，可連續申領3年補貼，每年3600元，共計10800元。對於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滿3周歲的嬰幼兒，補貼金額按應補貼月數折算。2025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意見》明確，從2025年秋季學期起，免除公辦幼兒園學前一年在園兒童保育教育費，對在教育部門批準設立的民辦幼兒園就讀的適齡兒童，參照當地同類型公辦幼兒園免除水平，相應減免保育教育費。2025年10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則再次明確了要“建立全國育兒補貼制度、逐步推開免費學前教育、完善生育保險制度、落實生育休假制度、開展托育服務補助示範試點，發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體化服務等等相關制度。”

多位研究者認為，以育兒補貼為代表的經濟補貼涉及家庭經濟收支，能夠降低家庭生育、養育成本，是影響家庭生育決策最直接的生育支持措施，能起到直接的激勵作用。還有研究者表示，國家育兒補貼制度彌補了各地提出因孩次不同而采取的差別化生育津貼的不足，保證了政策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然而，這些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舉措背後仍然是一種經濟人假設的簡單邏輯——育兒成本降低後生育意願就會提高，但養育過程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金錢，還有時間、精力、健康這些難以用價格衡量的投入。正如南風窗12月發表的評論文章所述，無論在中國還是國際經驗中，單一的經濟補貼對生育率的提升始終有限。真正影響家庭決策的，並非某一筆補貼，而是對未來十幾年養育環境與風險的整體判斷。

育兒補貼只發放三年，金額有限，周期短，難以支撐教育、住房、醫療與照護等長期結構性支出，也難以改變家庭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期。更重要的是，育兒補貼並未真正觸及照料責任的社會安排，默認育兒勞動仍由家庭內部，尤其是女性來消化。而家庭內部的無酬勞動（照料、家務、情感勞動）仍然得不到承認，甚至還會面臨用人單位對育兒勞動的系統性排斥。如果女性在懷孕、休產假、育兒階段仍然面臨隱性降薪、邊緣化、合同不續簽，哪怕補貼存在，也只是在補償被剝奪的權利；如果育兒仍被視為“女性事務”，缺乏強制性的男性育兒假和反歧視保障，家庭內部與職場中的不平等就不會被撬動。因此，育兒補貼若要產生真實效果，必須與托育公共化、產育假制度重構、反就業歧視執法等方方面面的勞動權益保障同步推進。

2025年2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拜文匯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應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措施，他呼籲延長產假及陪護假，建議女性產假不低於6個月，男性陪護假不低於30天，並且可根據各地情況出台更多支持政策。此外，其還建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補貼等方式，擴大普惠性托育服務供給，推動社區、企事業單位建設嬰幼兒照護中心，緩解“無人看護”的現實困境，從服務端直接減輕育兒成本。下半年8月、9月，工人日報、勞動報都關注到了育兒假落地過程中“有假難休”的問題。工人日報的報道顯示，育兒假在不少單位“有假難休”，尤其是在多起案例中，男職工遭遇拒假、被按事假或曠工處理，甚至因此被解雇；勞動報則指出，一些企業通過設置審批門檻、用年假抵扣育兒假，或借“生育友好崗”之名對職工降薪、調崗，使生育支持異化為新的勞動風險。專家指出，育兒假執行受阻，既與企業用工成本上升、成本分擔機制缺失有關，也與地方規定強制性不足、法律責任不明確相關。傳統性別觀念使男職工休育兒假更困難，背離了政策鼓勵男性參與育兒、促進性別平等的初衷。報道呼籲通過建立休假成本共擔機制、強化法律責任和監管、推動觀念轉變，避免育兒假淪為“紙面福利”。

2025年8月，育兒補貼申領啟動後，深圳有市民反映，未辦理結婚登記但已依法完成生育登記、並正常享受生育津貼的家庭，被告知因“沒有結婚證”而無法申領育兒補貼。這一做法引發公眾質疑：非婚生育是否被排除在育兒補貼之外？深圳市衛健委回應稱，前期答覆依據現有法律法規作出，是否需要結婚證仍需等待廣東省具體實施方案及申領系統要求明確。10月，該市民育兒補貼申請獲得通過，但據網友反映各地標準不一致，在四川、廣東等地非婚生子女仍然無法獲得育兒補貼。

有學者指出，從生育權和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出發，非婚生子女原則上也應獲得育兒補貼，應區分不同情形處理，避免將父母行為與兒童權益混為一談。也有法律界人士援引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護法，認為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權利，不應因父母婚姻狀況被排除在公共福利之外。育兒補貼是否繼續以婚姻作為前置條件，成為檢驗生育支持政策公平性與“最有利於未成年人原則”的關鍵問題，也關系到單身女性的生育權。


雕敝家鄉中的留守兒童

進入義務教育階段後，“上學難”成為了新的問題。根據教育部2024年數據，全國小學數量已從2023年的14.35萬所銳減至13.63萬所，一年間消失了7200所。截至2025年10月，上海市共48所學校終止辦學，涉及10個區，其中幼兒園28所，小學10所，初中7所，九年一貫制2所，高中1所。廣州雖仍是全國小學數量最多的城市，2024年有1013所小學，卻只比上一年增加了5所，新增幾近停滯。招生人數則銳減3.24萬人，降幅接近12%。北京市小學招生人數從23.5萬人銳減至19.3萬人，一年之內幾乎消失了一個中型縣城的入學人口。其中一部分學校的關停可能是出於資源整合、優化的需要，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生源的減少。




過去20年，由於青壯年人口持續流出，農村社區衰退，生源枯竭，大量村小被撤並，教育資源向鄉鎮和縣城集中。近年來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的沖擊，則讓作為公共服務的鄉村教育，進一步成為"被犧牲"的對象。這不僅擴大了城鄉差距，更從根本上動搖了農村的未來。在城市，一些生源減少的民辦、公辦學校關停或合並，許多打工子弟學校也停止辦學。在這種新情況下，如何保障農村地區兒童、留守兒童、城市流動兒童接受公平和優質教育的權益，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鄉村學校減少的趨勢在未來幾年內將加速。2017年，全國共有小學16.70萬所，另有小學教學點10.30萬個，而2024年，全國共有小學13.63萬所。另有小學教學點5.22萬個，7年間,小學減少3.07萬所(減少18.4%),教學點減少5.08萬個(減少49.3%)。撤並鄉村學校、教育承諾不兌現等教育不公現象的加劇也引發了不少集體抗議行動。2025年9月初，廣東、雲南、貴州、廣西、福建等地，至少十四所鄉村學校門口聚集了大批學生與家長，抗議學校被關閉。一些孩子跟隨家長前往當地政府或教育局維權，試圖為繼續在家門口上學爭取機會。抗議有五起都發生廣東，顯示即使財政狀況相對良好的省份也同樣面臨調配教育資源的壓力。大規模撤點並校後,越來越多的兒童不得不到較遠的縣城或村莊去上學。但這些訴求在社交媒體往往很快被屏蔽或刪除，難以進入公共討論視野。

2025年7月，長期關注農村的紀錄片平台“遇真紀事”發布了《2025農村希望小學紀實》，報告基於作者自2024年起對安徽、湖北、江西、廣東、廣西五省區70所希望小學的實地走訪，呈現了農村希望小學的整體命運及其對農村兒童、家庭與鄉村社會的深遠影響。自希望工程啟動以來，希望小學曾在農村教育中發揮關鍵作用，但隨著出生率持續走低和教育資源加速向城鎮集中，全國大量農村小學——也包括希望小學——正在快速消失。當前仍在辦學的農村希望小學，學生規模普遍從數百人銳減至不足百人，許多學校在停辦前先行取消高年級教學，撤並已成必然趨勢。在學校停辦後，校舍多處於閒置狀態，少數被改作企業、幼兒園或商用場所，其再利用方式與公共屬性的銜接問題亟待規範。同時，報告強調，小學撤並往往引發“連鎖反應”，鄉鎮初中隨之被撤，學生被迫向縣城集中，農村兒童的上學距離顯著拉長。






面對學校撤並，農村勞動者家庭往往只有三種選擇：進城買房、租房陪讀，或讓孩子寄宿。但對以務工為生的家庭來說，陪讀與購房直接擡高生活成本，因此農村小學寄宿生規模長期居高不下，低齡寄宿狀況普遍。報告最後提出，應當為仍然留在村里的孩子，提供一條安全、可負擔、有保障的上學路，比如提供校車接送、課後托管，緩解“上學難”問題。

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也正在成為農村教育中一個愈發突出的隱憂。2024年，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支持下，北京成英公益基金會對9個省份、18個經濟欠發達縣小學五年級至高中二年級的學生開展調查，采集了13992份有效樣本，形成了《2024年我國欠發達地區農村學生心理健康報告》。報告顯示，農村學生的抑郁風險檢出率明顯高於以往中國青少年整體水平：21.5%的農村學生存在輕度抑郁風險，8.1%存在抑郁高風險。農村學校普遍面臨專業心理師資匱乏、心理課程體系薄弱的現實，疊加經濟壓力、校園欺淩、低齡寄宿等多重風險因素，使留守兒童的心理困境更易被忽視，卻更難自行消化。


流動兒童入學仍存難點

與此同時，隨著城市教育體系調整，曾在特定歷史階段承接大量隨遷子女的打工子弟學校，正在逐步退出舞台。2025年9月發布的《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23—2024）》藍皮書指出，在不少城市，隨著公立學校對流動兒童的開放，專門招收隨遷子女的打工子弟學校基本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但“使命完成”並不意味著問題已經解決。藍皮書對東部某省會城市的調研發現，流動兒童進入當地公辦幼兒園和小學，仍需以居住證為前置條件，而辦理居住證往往要求兒童本人在當地穩定居住半年以上，這與許多務工家庭頻繁流動的現實並不匹配，導致不少孩子在關鍵入學節點被擋在制度門檻之外。

6月底，紀錄片《風起前的蒲公英》在全國公映，將公眾的目光再次引向打工子弟學校。影片拍攝始於2017年秋天，導演梁君健將鏡頭對準北京大興的蒲公英中學——北京市第一所非營利、公益性質的打工子弟中學，由校長鄭洪於2005年在一處舊廠房中創辦，長期接收教育基礎薄弱的隨遷子女。影片呈現的不只是一所學校的教學成果，也記錄了它如何在資源極其有限的條件下運轉。打工子弟學校因其辦學靈活，也探索出了一些創新教育形式，比如蒲公英中學的合唱團，從音樂教育入手培養興趣、樹立信心、鍛煉能力。影片從具體的細節呈現出流動兒童在被制度忽視的縫隙中，如何依靠有限的公共與社會資源，努力抓住向上生長的可能性。




今年發布的《流動兒童藍皮書》還首次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子女”作為獨立議題加以討論。藍皮書援引的研究《外賣騎手的子女隨遷情況和育兒參與分析——基於M外賣公司的數據》顯示，近一半受訪外賣騎手有未成年子女，其中31%的騎手與子女共同居住在戶籍所在地以外的城市。騎手家庭普遍面臨公共托育資源不足、子女入學門檻高、工作時間不可控等多重困難。與其他騎手相比，有子女的騎手工作一年以上的比例高出約10個百分點，穩定性需求更為突出。Ta們更傾向於選擇離家較近的城市或普通縣城工作，以平衡收入與家庭責任。然而，由於工時長、收入不穩定，許多騎手仍難以實現穩定陪伴，孩子轉為留守兒童的情況並不少見。

值得警惕的是，在相關討論中，一些由平台或企業主導的公益項目（如袋鼠寶貝之家），開始被塑造成應對騎手家庭困境的“解決方案”。從勞動權益角度看，這種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責任的轉移：騎手家庭的照料危機，本質上與平台用工模式下的超長工時、低保障、高不確定性密切相關，但企業在敘事中卻從“問題制造者之一”，被重塑為“問題發現者”和“善意補救者”，而勞動制度與公共服務的缺位則被淡化。這是一種典型的去政治化敘事。它承認困難的存在，卻回避了關於勞動時間、收入穩定性、社會保險覆蓋、公共托育與教育供給不足等制度性問題的討論；它為兒童提供托管、照顧，卻不觸及作為家長的勞動者是否獲得帶薪照護時間，擁有更穩定的工作安排或可預期的生活節奏。

根據北京三知2025年兒童節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子女現狀：事實和數據2025》，2013年-2025年，隨遷子女初中畢業升入普通高中比例持續提高，但是仍大幅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隨遷子女在初中後升學過程中，占同階段在校學生比例不斷下降，推動異地高考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義務教育階段入學難問題的改善，並未順暢延伸至中學升學階段。






以北京為例，目前京籍畢業生可以報考北京市普通高中，符合條件的非京籍畢業生只能報考北京市職業高中、技校。《流動兒童藍皮書》指出，總體來看，我國在提高流動兒童入學可及性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但中學升學政策尚未實現與義務教育階段的有效銜接。未來，如何進一步降低學段轉換過程中的制度門檻，優化異地升學的支持體系，為流動兒童真正打通“從入學到發展”的全程保障路徑，是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和教育公平目標的關鍵議題之一。

部分家庭選擇遷回原籍地參加升學考試，對於回流家庭中的學生而言，雖然獲得了中高考的資格，但競爭優質資源的成本並未消除。縣城的重點中學往往是所有回流和本地家庭的競爭焦點。這些學校常設置“片區入學”或非明文的“住房要求”門檻。許多流動家庭為確保孩子能進入縣城優質校，被迫將多年的積蓄用於在縣城購置房產。這使得原本經濟基礎薄弱的流動家庭，即使回到老家，也需要背負巨大的債務壓力。而在經濟水平上更加弱勢的家庭及其子女仍被分流到資源相對薄弱的普通學校或鎮區學校，縣域內部的教育分層和內卷現象持續加劇。


應試教育擴招與替代性教育

近年來，在“緩解升學壓力”“促進教育公平”和“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目標下，普通高中與本科階段持續擴招。“推進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增加普通高中學位供給和優質高校本科招生。”2025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布局明年經濟工作重點時如是說道。研究者解讀，擴招在方向上具有現實合理性。一方面，增加高中學位供給可以擴大學生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的機會，與“職普融通”改革相結合；另一方面，兩方同時發力可以推動高中教育從單一的升學預備轉向多元育人模式，緩解職普分流帶來的焦慮。

擴招在短期內確實實現了教育機會的“數量平權”——更多人被留在教育體系中，延緩進入低端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也在一定程度上緩沖了就業壓力。然而，這也可能引發學歷貶值（詳見本報告第七章）。當本科成為“新中專”，企業並未提供與之匹配的崗位與薪酬，卻將學歷作為篩選工具，結果是勞動者投入更多時間和家庭資源，卻只能進入低保障、低穩定性的崗位。家庭不得不承擔教育方面的高投入。而在公共教育資源未同步均衡的情況下，擴招往往伴隨培訓、陪讀、跨城求學等隱性成本轉嫁，進一步加劇階層差距。

在中學階段，應試導向的教育體系擠壓了學生自由探索、學習的空間，高等教育中也出現了課程設置、評價標準與實踐安排不斷向“可就業性”靠攏的趨勢，青年人在尚未形成穩定自我認知之前，就已被納入持續績效化的篩選機制之中，忙於實習、競賽、證書與績點，學校日益成為就業體系的準備階段，批量培養“合格勞動者”（詳見本報告第七章）。在長達十幾年的求學之路中，年輕人沒有喘息的機會，沒有探尋個體興趣愛好和人生選擇的試錯空間，在擴招帶來的結構性拖延和進入打工人困境以外，人生缺少其他路徑的選擇。

於是無法適應傳統學校和教育體系的青少年只能靠休學來短暫脫離主流軌道。2025年，“休學”被頻繁討論，甚至與獨立教師、AI自習室、托管並列，成為新的“風口”。短視頻平台上，“休學”“青少年休學”“抑郁休學”等話題播放量達到數十億次，相關內容日均發布量超過萬條。“休學”仍然被家庭、社會廣泛視為一種“異常狀態”，並迅速問題化。當教育體系無法為青少年提供緩沖與試錯空間，家庭在焦慮中轉向市場，給了種種亂象以可乘之機。為了讓青少年盡快“繼續上學”與“重回正軌”，家庭甚至求助於封閉管理學校、軍事化訓練營、行為矯正機構。圍繞休學青少年的“陪伴經濟”也迅速擴張。休學陪伴師、成長陪伴師、住家陪讀服務在多地出現；培訓、認證、代辦休學與覆學手續的中介服務不斷湧現；甚至寵物療愈、國學課程、玄學咨詢也被納入“解決方案”之中。






近年來也出現了一批支持休學青少年的創新教育實踐，如2019年成立的一出學社和2025年10月發起的“潛島計劃”。一出學社是一個面向青春期休學青少年的小型學習社區。它並不以快速覆學為目標，而是提供一個中轉空間，讓孩子先恢覆生活節律、重建自我感受與關系能力。課程大多圍繞真實生活經驗展開，而不是以學科進度或考試結果作為中心。多數學生最終仍會回到學校體系，也有人通過社會高考、自學、實習等方式繼續前行。今年10月，“潛島計劃”開始招募休學青少年。項目計劃接收十名12至18歲的孩子，為Ta們提供一個介於學校與家庭之外的空間，幫助Ta們在回歸公辦體系、國際教育、職業準備或其他路徑之間，重新做出選擇。招募信息發布後的第一周，就有近兩百個家庭主動聯系。

從本世紀初開始，創新教育、另類教育（或稱替代性教育）的探索在中國已經走過了二十年，仍然面臨著多重困境。相關報道將困難總結為：第一，辦學資質“卡脖子”；第二，難以形成清晰完善的課程體系與升學渠道；第三，師資與生源的穩定性難保障。2025年10月，北京一所著名的創新學校“北京一土致知學校”被曝面臨經營困難，出現了教師欠薪，人員流動等情況。另類教育實驗性質的學校往往處於政策邊緣，其法律身份、辦學資質、課程認證均不清晰，一旦出現糾紛，家長和學生很難依靠現行教育法規獲得有力保障。另外，創新學校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及少數新一線城市，主要面向城市中產，學費每年幾萬至十幾萬不等。以“潛島計劃”為例，每月收費一萬元，價格不菲。目前這類學校只能服務少數城市家庭，更接近於一種“精英式試驗”，而非普惠性的教育改革路徑。

綜上所述，政策所采取的改良辦法，無論是育兒補貼、育兒假，還是高中與本科擴招，如果不能與更穩定的就業體系、可預期的勞動保障和公共服務供給形成聯動，最終都只能暫時緩解矛盾，無法觸及問題本身。在這種結構中，家庭被默認承擔起照料、教育與風險兜底的責任，女性承擔了更多無酬勞動，兒童則被迫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成長。擴招延長了在校時間，卻未能提供更多試錯與選擇的空間；補貼緩解了部分經濟壓力，卻無法替代時間、照料與安全感。當教育不再保證向上流動，工作無法支撐體面生活，真正需要被回應的，是勞動者是否擁有有尊嚴的工作，家庭是否獲得公共性的照料支持，下一代是否擁有不被過早擠入競爭與風險中的成長環境。這些問題，最終仍將回到勞動制度本身。


九、女性與性少數勞動者：偏見築墻，困局依舊

回顧2025年，盡管“生育友好”“婦女就業”等政策話語不斷湧現，但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依然在這一年的勞動事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三孩”政策背景下，職場對女性生育的排斥並未因政策倡導而消減，反而出現了政策“異化”的風險。當經濟下行與人口焦慮疊加，女性被要求用更碎片化、更低保障、更可替代的勞動，去填補公共照護與社會保障的缺口。


“媽媽崗”爭議

湖北、上海、廣東等地大力推行的“媽媽崗”，雖然名義上為育兒婦女提供了靈活就業機會，但在實踐中往往被限定為家政、清潔等低薪低保障的“安置式”或“緩沖型”邊緣崗位。批評者指出：即便“媽媽崗”在形式上可被視為一種特殊支持政策，但在制度目標不清、執行標準模糊、激勵與監管機制缺位的情況下，“媽媽崗”在執行上很有可能被異化，演變為“結構性隔離”的另一種形式。


“媽媽崗”並不是在削弱母職懲罰，而是在換一種方式把它固化。在反歧視執法薄弱的環境下，把女性進一步引導進“專門為媽媽準備”的崗位，不是拆墻，而是告訴市場：女性天然應該走“媽媽賽道”。社會學家 Hilary J. Holbrow 在對東亞職場中的“靈活性污名”（Flexibility Stigma）研究指出：當一個崗位以“靈活”“兼顧家庭”為賣點，它往往伴隨著職業承諾被質疑、晉升機會被切斷、勞動價值被低估——所謂靈活，常常意味著權利被打折、勞動被廉價化。這種機制導致女性即便在工作時間內保持高績效，也無法獲得與全職男性同等的職業回報。於是，“媽媽崗”的最壞結果，就是把女性的就業困境從“被排斥”轉化為“被安置”：不再直接辭退女性，而是把女性放進一個難以逃離的低保障通道里，讓統計口徑上的“就業率”上升，讓真實的勞動權利繼續下沈。


而這種制度性分流，還會反過來強化企業對女性的“就業歧視”。當用人單位把女性普遍視為潛在的育兒成本承擔者，它就更傾向於在招聘中設置隱性門檻——哪怕法律禁止詢問婚育狀況，現實中也有無數變體。2025年，深圳一名女教師在哺乳期結束後即遭校方單方面辭退；嚴女士在入職時被要求提供孕檢報告，後因懷孕被解聘；春秋航空以“已婚已育”為噱頭推出“空嫂”招聘，看似打破了年齡壁壘，卻依然將女性價值綁定在“擅長照料”的刻板印象之上。沒有強有力的法律兜底與懲罰性賠償，政策口號越高，企業越可能把成本轉嫁給女性個體，甚至把“媽媽崗”當作一種更體面的性別分工——你不是被歧視，你只是“更適合”那個崗位。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媽媽崗”這種以身份分類為前提的政策工具，通過“優待”的語言，把女性推回到照護者位置，卻回避了真正該被追問的問題：為什麽照護成本必須由家庭內部消化，且主要由女性承擔？如果政策真要“生育友好”，就不該只在勞動力市場端給女性開辟“特殊通道”，而應在公共財政與用工制度上進行結構性重建：普惠托育和公共照護服務，可轉移且強制的男性育兒假，對用人單位的真實成本約束（比如對歧視性解雇與降薪進行高額懲罰），以及讓所有勞動者都能平等申請休假的制度權利——否則所謂“優待”，只是把女性的就業權利進一步折價。


社保折價與職場性別暴力

這種折價在社會保障環節同樣清晰。靈活就業女性的退休年齡認定成為新的難題。被引導進“靈活就業”的女性，由於缺乏穩定用人單位與完整勞動關系，面臨社保繳納斷裂、工傷認定困難、退休權益不確定等一系列制度性風險。原本就高度依賴“標準勞動關系”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平台化與非正規化加速的背景下，正在制造新的排除：當女性被推向更非正規、更碎片化的崗位，她們將更頻繁地遭遇身份歸類不明、權益落空的困境。於是，女性得到的不是“兼顧家庭的工作”，而是一條更難累積工齡、更難穩定繳費、更難獲得工傷與養老金保障的路徑——這不是支持，而是用“靈活”來掩蓋去保障化。






而在職場中，性騷擾與性別暴力依然是女性勞動者頭頂揮之不去的陰霾，且呈現出跨行業的態勢。1月，上海求職者張女士在面試中遭公司董事長猥褻；2月，極晝工作室報道了女海員在遠洋貨輪上遭受的系統性排斥與騷擾；6月，溫州一名護士在離職後曝光遭負責人猥褻；8月，川航旅客闖入飛機後艙引發關於女性空乘被異性旅客騷擾困境的討論；10月曝光的醫院職場中女醫生面臨的隱蔽性騷擾，以及高校內持續發生的權力型性侵害更說明，暴力從不是“個別道德問題”，而是組織權力結構的一部分。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發布了《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指導手冊》，試圖為企業和員工提供識別與應對的工具，但現實中的維權之路依然布滿荊棘。日本籍女性受害者C曾遭受公司中國籍上級的長期性騷擾，作為中國首例跨境職場性騷擾案，其跨國維權的過程極其漫長而艱難；3月，天津崔麗麗性侵工傷認定案雖然艱難勝訴，卻遭遇嚴重網暴；三亞公職人員性侵案中出現程序違法問題；上海受害者要求辭退偷拍者反被迫離職；還有更多諸如直播平台女主播等受害者則在法律與資本的圍獵中陷入沈默。這些案例反覆提醒我們，反性騷擾機制在許多用人單位中仍沒能有效建立和運作。受害者不僅要承受身體的傷害，還要面對失業、污名化以及法律維權的漫長煎熬。


各階層女性勞動者困局

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並未如願帶來平等的解放，反而催生了新的性別分工與控制形態。在AI產業興起的背景下，陜西銅川等地的農村女性雖然通過成為“AI數據標注師”獲得了新的收入來源，但她們往往同時承擔家務勞動與農業生產，背負“白領與農婦”的雙重負擔——這正是“時間貧窮”的典型形態：女性不是沒有工作，而是被迫在有償勞動與無償照護之間無休止地切換。以“技術紅利”為包裝的產業升級以更隱蔽的方式吸納了廉價的女性勞動力。與此同時，直播經濟的擴張將大量底層年輕女性卷入其中，MCN機構通過標準化的“性感模板”和嚴苛的身體規訓，將女主播轉化為被算法與流量裹挾的數字勞工。7月曝光的山東德州未成年女主播被MCN機構起訴索賠案以及關於直播行業“擦邊”生態的調查，揭示了這一行業如何通過勞動合同規避雇主責任，同時對女性勞動者實施全方位的監控與剝削，甚至將性騷擾常態化為工作的一部分。

制造業女工的處境同樣不容樂觀：2月，深圳一名女工因“黑眼圈嚴重”的食堂視頻走紅，不僅遭受了網絡暴力的審視，更因此求職受阻；4月，武漢晨龍電子數百名女工因長期被拖欠工資與社保發起罷工，卻遭警方驅散並發生肢體沖突；9月獲得報道的00後女鋼筋工小劉，試圖通過重體力勞動打破性別刻板印象，雖贏得了尊嚴，但依然面臨著同工不同酬的現實；10月，河南周口大量農村女工通過媒體走進輿論視野：她們雖通過制作LABUBU娃衣獲得了靈活收入，但這種依賴訂單的生產模式也讓她們的生計充滿了不確定性。這里貫穿始終的敘事主線本不應當是“女性能吃苦”的讚美，而是勞動法在基層執行中的失效：女工的性別與階級弱勢疊加，使她們更容易成為用工違規的“低成本對象”。

在外賣與網約車領域，性別與階級弱勢的疊加被演繹到極致。7月23日，四川宜賓一名女騎手在送餐途中不幸溺亡。而母親騎手“背嬰送外賣”等影像在媒體中反覆出現，也成為平台經濟時代刺眼的注腳。盡管有研究指出女騎手通過更高強度的勞動彌補了算法對性別的潛在歧視，但諸如“媽媽騎手團”的母親騎手形象，依然是母職懲罰與生存壓力交織的真實寫照。年初，滴滴推出的“可選女司機”功能雖意在提升女性乘客安全感，但女司機們卻反遭部分惡意投訴，暴露了女性在服務行業場所中面對額外的性別敵意。

而在城市的折疊空間中，中老年女性勞動者等邊緣群體的處境更加隱蔽且艱難。3-5月，北京、上海等多地保潔員被曝只能在廁所隔間、樓梯角吃飯休息，揭開了這一龐大群體在城市光鮮表面下“無處落腳”的尊嚴困境。她們多為超齡農村婦女，面臨著工時長、薪資低、高罰款、無社保以及“隱形化”的生存狀態，更有很多女性保潔員被安排清理男廁所，其身心健康與人格尊嚴被長期忽視。在6月的北京豐台，兩名女保安因被惡意調崗降薪而被迫離職；同期，在江蘇三江學院，保潔阿姨挑著扁擔為學生搬運宿舍行李，其高強度的額外勞動卻被校方否認。更為沈重的是，深圳59歲的保潔員許望青在工作崗位上猝死，卻因勞動合同被公司扣留，導致家屬在申請工傷認定時陷入絕境。同樣在4月，關於采茶女工的視頻揭示了中老年農村女性在高強度勞動與惡劣食宿條件下的真實處境；7月，山西大同14名遭遇車禍失聯的遇難者多為冒雨采摘的女性零工。這些支撐著城市運轉與生產的女性，往往因為年齡、戶籍與性別的多重弱勢，成為了勞動保障體系中最容易被遺忘的群體。






2025年的女性勞動者權益狀況呈現出一種共同的結構性困境：雖然有個別如“空乘平底鞋”改革、呼籲延長產假及陪護假、痛經假立法推進等微小的進步，但整體而言，在經濟下行與保守主義回潮的背景下，女性勞動者處境更接近“被動防守”：父權制下的陳舊偏見展現出極強的韌性和生命力，正深深嵌入現有的勞動制度和行業中。女性勞動者面對的不是一張新網，而是一堵由觀念與制度共同澆築的高墻。

多元性別權益與酷兒視角




針對性少數群體的言論管控與文化創作擠壓，在2025年造成創作相關題材的網絡作者面臨嚴重職業風險。3月起，安徽績溪、甘肅蘭州警方發起了針對“海棠文學城”作者的大規模跨省抓捕行動。這一行動與以往僅僅針對高額非法獲利者的執法行為不同，將打擊面擴大到了僅獲微薄稿酬甚至無盈利的年輕兼職作者身上。大量涉足耽美（BL）及非二元性別題材創作的女性作者，被以“制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的罪名立案調查。這不僅標志著亞文化表達空間的進一步收緊，更在實質上否定了自由撰稿人基於性少數題材進行的創造性勞動，將其職業行為有罪化。

今年還曝光了兩起高校同性性侵犯案件。這提醒我們，職場性騷擾的定義在實踐中不應仍局限於傳統的異性戀和性別二元視角。2月，中科院一“大師兄”被曝長期猥褻多名男生——由於法律認定缺乏先例，社會認知存在盲區，受害者面臨更深層的的維權困境。4月19日，北理工2023級碩士研究生常某某發布視頻和PPT，實名舉報其導師宮某。這起事件不僅涉及學術誠信，更涉及同性師生間的權力壓迫和性控制。盡管校方最終以“師風師德整治”的名義對宮某進行了處理，但卻不敢觸及事件背後的結構性權力壓迫，也不敢對早已被官方禁忌化的同性性行為做出任何評價性的回應。仿佛只要把個別“搞同性戀的敗類”從學院驅逐出去，就可以實現異性戀關系的正本清源了。但國內學院“師徒如父子”的倫理本質上就是高度異性戀霸權式的父權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導師不僅掌控學術資源，還試圖通過控制學生的身體和私人生活來實現其“家長”威權。常某某的舉報不僅是對宮某個人的反抗，更是對這種強行將學生人格物化的、帶有封建殘余的學術家族制的酷兒式背叛（Queer Betrayal）。但當這種背叛不得不以尋求公權力支持的形式得到推進時，它的酷兒性再次被遮蔽。






由於多元性別群體跨越階級，並不占據單一階級地位，而是分布在整個階級結構中，人們有時假定多元性別者經歷文化或心理層面的歧視、偏見，但沒有經歷過經濟剝削。事實上，與其他在勞動領域遭受歧視的群體相比，多元性別群體得到的社會保護微乎其微。這里再介紹本年度所發生的部分多元性別群體勞動權益事件。






第一個事件發生在成為勞動者之前的受教育階段。2025年3月3日，雞蛋bot關注了一則同性戀學生被退學事件的後續。在北京就讀公辦技校幼教專業的男同性戀學生胡同學，2019年12月18日在校內活動中發表反歧視演講，隨後被校方以“影響聲譽”“不適合幼教就業”等理由施壓勸退，失去繼續受教育與獲得職業資格的通道。自2021年起，他與公益律師嘗試提起民事與行政訴訟。四年過去，法院始終沒有立案。這起事件必須被放回勞動權益的視野里理解：職業教育與就業準入本就是一條連續鏈條，學校將多元性別身份視為“未來就業風險”，並以此為名義清退學生，本質上是在勞動市場入口處實施篩除；而當司法程序、救濟程序也大門緊閉，受害者承受的就不僅是一次退學，更是長期的失業風險、家庭沖突與心理健康風險。

第二個事件關於跨兒社群在修改學歷性別標記問題上所作出的努力，這指向跨兒群體在進入就業市場時面臨的結構性障礙。2025年3月，一些跨兒夥伴自發呼籲推動學歷修改問題的解決。在現有制度規定下，跨兒即使更改了身份證件上的性別標記，學歷認證系統和學位證書上的性別標記仍然難以更改。求職者在背調與學歷核驗中可能被反覆質疑“造假”，被迫解釋、被迫出櫃，甚至直接失去錄用機會，難以獲得就業機會。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道貫穿職業生涯的長期障礙。社群因此嘗試以更集體化的方式與相關部門溝通，卻也很快感受到窗口的收緊與阻力的增大。





第三個事件關於進入勞動場所後面臨的就業歧視。2024年12月27日，《南華早報》報道了一起針對跨性別者的就業歧視案件。跨性別女性呱呱被南京一家國企單方面解雇，原因是她的性別表達不符合公司對“男員工”的期待。呱呱於2021年提起勞動仲裁，法院最終認定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呱呱拿到了合計約六萬元的賠償。勝利真實存在，代價同樣清晰：裁判文書刻意回避她的跨性別身份。後續她與律師試圖以平等就業權、人格權等路徑追究“歧視”的責任，卻長期無法立案。這個案例一方面證明，勞動爭議在現有制度中仍可能為面臨就業歧視的多元性別性別當事人爭取到具體補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更深的困境：當“歧視”無法被命名、無法進入程序，勞動制度與工作場所文化就很難得到有效糾正。

在更廣泛的職場環境層面，2025年6月前後也出現一些令人不安的信號。有員工在社交媒體上披露稱，微軟中國區原計劃舉行驕傲月內部活動，因內部員工舉報而取消。類似的傳聞還包括，某跨國運動品牌，原本計劃在6月於門店開展多元性別友善宣傳，在通知門店後被迅速叫停。它們共同指向一個現實：即便在“企業內部”這一看似更安全的空間，針對多元性別議題的努力，也會因為政策壓力、部分員工阻力等因素被迅速推回沈默。但這些事件也提醒我們，許多跨國公司將多元性別議題壓縮為節日慶祝，只在驕傲月前後想起來可以做一兩場活動完成KPI，在平時缺乏制度建設、培訓溝通與反歧視機制的積累，缺乏對本土環境中多元性別議題的工作手法的了解，那麽當壓力來臨，必然隨時面臨保守意識形態的反撲。






公共空間與網絡空間里圍繞多元性別發生的沖突，也離不開勞動與階級視角。2025年7月6日，網絡上開始流傳鄭州人民公園發生針對男同性戀者的圍毆事件的視頻。有兩種常見話題轉移方式值得警惕：一種是把暴力解釋為地域問題，順勢污名化河南人；另一種是把施暴者粗暴歸類為“無業社會青年”，對失業、底層、社會青年施以道德污名。這樣的敘事既無助於追責，也無助於改變多元性別者的生存處境。需要被看見的是：在經濟壓力與分配不公加深的背景下，挫敗感與失序感很容易被保守與仇恨動員吸納，針對女性、多元性別者的性別暴力可能會更加高發。背後需要被問的問題是：誰在成為“無業青年”？ta們為什麽會被仇恨與暴力的意識形態吸引？（相關討論可參考：《特稿 | 近期性別事件追蹤：鄭州人民公園、南京“紅姐事件”和大連工大的“國格校譽”》）

幾個月後百度貼吧“流浪吧”出圈，呈現了吊詭的另一面：在原本主要圍繞流浪經驗、打零工、生存互助進行討論的一個貼吧，出現了許多分享被“基友”（男同性戀者）收留、資助的經驗分享，部分年輕男性甚至主動尋求男同性戀者收留，通過提供陪伴甚至身體接觸換取食宿。此類行為被部分網友視為生存策略，亦被批"無底線"。這個現象受到關注後，平台治理介入，最先被明確清理的就包括“涉gay內容”，並被敘述為“風氣好轉”。這一“好轉”本身就很說明問題：平台與公共敘事擅長把多元性別標記為“敏感內容”並清掃出場，同時也順勢阻礙對失業、流浪、詐騙、互助的自主討論。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也能發現，被看見的“無業青年”多半是順直男性。但多元性別者其實更可能處在就業不穩定、支持網絡薄弱的位置，只是更難被統計、更難發聲，於是只有在極端暴力事件或與性相關的博人眼球的新聞中才會出現。






這些事件並不彼此孤立：在勞動場所內外、勞動生涯始終，多元性別人群的勞動權益始終缺乏保障。我們對此並不意外。甚至在2025年，我們更明確地觀察到，伴隨著嚴峻的失業問題和不斷加強的社會管控，一些新的趨勢可能在發生。但我們的認識和討論仍遠遠不足。

而從酷兒視角出發，諸如“媽媽崗”等基於二元性別而設計的就業機制，則在“支持”順性別女性的同時，無形強化了嚴格的性別劃分，使得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勞動者在“身份特供”的崗位中難以找到容身之地。生存空間在二元性別敘事的強化下顯得愈發逼仄。

最後，我們必須誠實地指出，這份基於互聯網信息的年度盤點在呈現性少數群體的勞動權益時仍存在著刺眼的空缺，而這種“失語”本身正是2025年該群體最真實的生存寫照。在主流媒體的聚光燈之外，非二元性別、跨性別及同性戀勞動者並非缺席了勞動現場，而是被嚴苛的二元性別審查機制與社會偏見推向了更深的不可見地帶（詳見往年勞動權益事件盤點）。還有許多酷兒被制度性排斥出了勞動力市場，無法獲得穩定收入，但並不代表Ta們的照護和其他邊緣性勞動是沒有價值的。無法勞動也不代表沒有價值。歷史最終將銘Ta們在探索替代性生存空間上所作出的獨特貢獻。



十、殘障與病患勞動者：奴役回潮，夾縫求生

當時間推進至2025年，我們愕然發現，殘障勞動者的處境並未如技術樂觀主義者預言那般隨著AI時代的到來而順利改善，反而呈現出一種令人心驚的“歷史回潮”與“技術排斥”並存的撕裂圖景。


多地驚現強迫勞動

前兩年我們還在討論殘疾證“虛假掛靠”背後制度失效的深層原因，而今年6月，由打拐志願者上官正義揭開的“黑磚廠”強迫勞動產業鏈，則將公眾視線驟然地拉回了至暗時刻。在湖南、山西、雲南、廣西等多地，超過200名智力障礙者及身體殘障者被解救，Ta們被誘騙、控制，非人地在流水線上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不僅常年無休、遭受暴力，甚至連微薄的薪資都被層層盤剝。






這種資本原始積累式的奴役在上官正義10月10日的另一條爆料中，演化為一種令人更加毛骨悚然的“家庭式圈養”：在湖北神農架林區部分村落，身份不明的殘障人士被村民“撿”回、“圈養”，長期從事繁重的農牧勞動。Ta們被每戶分割控制2至5人，時間最長達11年。在此過程中，Ta們被隨意命名、使用、毆打，甚至在死亡後也無聲無息。最為諷刺的是，基層管理者早已通過防疫期間的疫苗登記證明完全掌握這些“黑戶”和“奴工”的存在，但直到2025年5月才開始“突擊收繳”式安置。目前仍有大量人員身份未明、找不到家屬。





遍布全國、橫跨20余年，拐騙殘障者強迫勞動的惡性事件接連曝光，無情地擊碎了“殘疾人較充分較高質量就業”的幻象。它昭示了在監管的盲區和法律的漏洞中，最邊緣的殘障群體仍可能淪為現代奴役的犧牲品，被視作可以隨意榨取的“生物燃料”而非享有尊嚴的勞動者。這種“強制奴役”之所以能像幽靈般寄生於現代社會，本質上是農村殘障照護體系真空與逐利人性合謀的產物。由於缺乏完善的托養機構和社會支持，智力障礙和身體殘疾者往往被視為家庭的沈重負擔。正是利用這種照護困境，工頭能打著“介紹工作”“幫忙管教”的幌子輕易地將人帶走，完成了從“家庭包袱”到“廉價勞動力”的罪惡轉變。上官正義曾呼籲把拐賣成年男性納入刑法，與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同等對待；並向中國殘聯建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殘障人員（包括已失蹤人員）的數據摸底和親屬采血入庫，以徹底杜絕此類事件發生。

對於這些殘障者而言，“解救”遠非苦難的終點，而是另一場漫長困境的開端。12月的深度報道揭示了這群被解救者的深層困境：許多人在失蹤多年後已被銷戶，導致低保、醫保等救助通道完全阻斷；長期的重體力勞動留下了滿身傷病，使其徹底喪失了勞動能力；異地維權、追討工資和工傷賠償因證據不足、法律援助匱乏而舉步維艱。這些現實情況表明，單純的“打拐”無法將殘障者從命運的泥沼中真正拯救出來，而更重要的是系統性的社會支持和法律重構。


被市場理性排斥

在就業市場的另一端，殘障者則由於“效率和理性”的法則被主流商業社會排斥在外。在2025年的職場新聞中，我們看到了用人單位對殘障者近乎苛刻的身體審查。5月，一名通過三輪面試的候選人僅因腿部殘疾走路微跛，便被文具巨頭“得力”勸退；10月，一名入職滴滴策略運營崗的員工，因“隱瞞”並不影響工作的跛腳狀況被HR以為了避稅才招殘疾人的羞辱性言語辭退。這種對“不標準身體”的排斥，暗含著以個體生產力為最高標準的勞動力揀選邏輯，與就業市場對病患群體的歧視形成同構，如同一種基於體檢單進行的“隱形種姓劃分”。醫學生梁祿暖以筆試面試雙第一的成績應聘廈門市中醫院，卻因患有“橋本甲狀腺炎”——一種在年輕女性中高發、幾乎不影響生活且無需治療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而被拒之門外。一名幼師因體檢時查出攜帶地中海貧血基因——一種僅為攜帶者而非患者的生理狀態——便遭到解聘。

盡管《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僅列出了21條可被判定為體檢不合格的情況，但實際上《公務員錄用體檢操作手冊》中有超過70種疾病會被判定為體檢不合格。而原本僅適用於公務員招錄的嚴苛體檢標準，正被越來越多的事業單位、國企甚至民營企業奉為圭臬。在就業市場供大於求的背景下，企業人事部門傾向於通過剔除任何潛在的健康風險來降低管理成本和後續風險。於是，橋本甲狀腺炎、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都成為了求職者身上不可饒恕的“污點”。今年，一些已經在相關規定中被解除就業限制的疾病患者，比如乙肝病毒攜帶者依然會在求職過程中受到隱性歧視。

這些案例暴露出，企業依然習慣性地將殘障和病患視為“風險”與“麻煩”。這種排斥甚至被寫入了代碼之中：盡管法律允許持有C5駕照的殘障人士駕駛汽車，且上海市交通委明確表示在網約車從業資格許可上“未設置門檻”，但主流網約車平台在注冊環節直接將C5駕照排除在外。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月，僅上海就有1255名C5駕照持有者，四川有1.1萬人。這意味著龐大的具備駕駛技能的殘障群體，因平台設置的“技術性門檻”而無法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的網約車行業就業。上海市人大代表金晶呼籲平台開放注冊，並通過上線“友好標識”系統來告知乘客司機情況，促進司乘理解。


自救與抗爭

而在制度性排斥與生存壓力的夾縫中，身患重癥慢病的勞動者不得不探索出一種悲壯的自救模式。今年有多篇報道聚焦在廣州城郊出現的“尿毒癥工廠”，來自全國各地的尿毒癥患者聚集於此。工人在透析中心的樓上縫制衣物，用縫紉機踩出的工錢來換取樓下的透析機會。“以工養醫”——勞動成為了患者維持生命體征的唯一籌碼。當前，我國尿毒癥發病率呈上升趨勢顯著。截至2024年底，我國有超200萬尿毒癥病人，預計到2030年會突破300萬。其中內地透析患者總數達118.3萬例，大量鄉鎮縣城尿毒癥病人，面臨著就業、就醫和經濟上的困境。同樣在生死線上掙紮的還有患有尿毒癥的外賣騎手，為了支付高昂的透析費用，在身體允許的間隙拼命接單。






重癥慢病群體呈現出的這種“生死疲勞”，背後是醫保制度的地域鴻溝與無業保障的空缺。由於尿毒癥未被認定為法定殘疾，無法享受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帶來的崗位紅利，加之老家醫保報銷比例低、缺乏透析資源，Ta們被迫遷徙至醫保政策更開放的珠三角。2025年7月15日實施的《廣東省醫療保障局關於公布泌尿系統透析類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的通知》顯示，醫保報銷九成“血液透析費”，通過醫保經辦機構撥付給透析中心。尿毒癥患者可以通過繳納靈活就業人員社保享受這一優惠的醫保政策。而廣東是全國獨立透析中心數量最多的省份，這里的民營透析中心為了爭奪穩定的透析客源及其背後的醫保資金，創造出“工醫結合”模式。

這種遊走在法律灰色地帶的模式，其實是社會對“殘障”與“病患”僵化認知的某種產物。加拿大學者Monique A. M. Gignac提出的“間歇性殘障”（Episodic Disability）困境：現行的勞動法律與福利體系建立在二元對立之上——要麽是“完全健康”的完美勞動力，要麽是“殘障失能”的救濟對象。而重癥慢病患者處於這種二元切分之外的波動區間：患者的健康狀況具有間歇性和不確定性，既無法滿足企業對“恒定效率”的貪婪要求，又因缺乏顯性的肢體缺失而被殘聯的保障網漏接。“尿毒癥工廠”也遠非“互助烏托邦”。在計件薪酬的鞭策下，為了覆蓋醫保外的自費藥物與生活開支，工人們不得不忍受普遍的超時工作。這種高強度的勞作對於本就脆弱的透析軀體而言，無異於一種慢性透支。而在法律層面，由於缺乏針對慢性重癥患者的專門用工規範，一旦發生意外，便極易陷入是“工傷”還是“病亡”的殘酷爭議中，勞動權益極難得到保障。原本應由公共福利承擔的救助責任被轉嫁給逐利的市場，勞動者的生命權便被壓縮到了極限。


而當這些脆弱的勞動者試圖通過正當途徑維護權益時，有時卻會遭遇公權力的沈重打擊。安徽淮南礦工張坡因工傷致五級傷殘，基本喪失勞動能力。因傷殘津貼多年未隨物價和低保標準合理上漲，難以維持生計，他多次向原單位淮河能源控股集團反映訴求未果。在無暴力傾向、無精神病史且本人及家屬強烈反對的情況下，警方將其強制送入醫院精神科關押22天，其後又被警方以“尋釁滋事”處以行政拘留8天。

2025年也並非全無光亮，這些光亮源自殘障者不再沈默的抗爭。我們看到：5月，持有焊工證的殘障小周通過漫長的法律訴訟贏得了反歧視的勝訴；9月，被滴滴勸退的員工堅持曝光，最終換來了企業的公開致歉與重新入職；10月，在武漢的商圈，當保安試圖用水管驅趕雜技表演的殘障藝人時，Ta們駕駛著輪椅勇敢地進行反擊；在勞動者和法律界人士的不斷申訴下，國家有關部門終於調整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將地中海貧血、多囊腎和橋本甲狀腺炎三項疾病納為合格。


“致敬”姿態的背後

縱觀本年，由國務院於6月印發的《促進殘疾人就業三年行動方案》，標志著相關行動進入到第二期（2025-2027年）。根據官方統計，全國一期（2022—2024年）三年行動新增164.8萬名殘疾人就業，遠超原定百萬新增就業目標。然而，當我們穿透這些亮眼的數字，目光下沈至具體的個體命運時，看到的往往不是體面勞動的落地，而是“苦難奇觀”的再生產。兩則被媒體廣泛歌頌的“正能量”新聞，成為了對這一數據的真實注腳：貴州遵義39歲的無腿外賣員高龍友，拒絕了殘疾人補助，堅持“靠自己掙錢”，依靠一塊滑板和一條板凳，每天淩晨五點半便開始穿梭於車流之中；湖南湘西失去雙臂的李向陽則練就了“獨輪車送餐”的絕技，用斷臂上的磁吸裝置固定手機，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演繹著“身殘志堅”的藍騎士傳說。





殘障者的艱難求生在主流敘事中被包裝成“對生活的熱愛”，評論區里充滿了“致敬”與“感動”。但我們在感動之余，是否應當追問：為什麽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會讓一位無腿者覺得領低保是“不好意思白拿”？為什麽一位無臂者的職業歸宿，最終只能是容錯率極低、高度依賴肢體健全度的外賣行業？為什麽這些參與勞動的殘障者不僅要對抗肢體的殘缺，還要對抗不為Ta們設計的城市交通網？而當“帶血的勵志”被官方和媒體作為典型推崇時，它實際上是在暗示只要你“夠努力、夠堅強”，系統性的障礙就不覆存在。

同樣的敘事也發生在技術對殘障者的賦能報道上：在一則“高位截癱患者因侵入式腦機接口實現再就業”的新聞里，耗資巨大的開顱手術與最前沿的神經解碼技術，最終服務的竟是數字經濟底層的“數據標注”流水線；而驅動殘障勞動者堅持工作的動力，依然是“給兒子攢學費”的沈重經濟焦慮。當“再就業”被塑造成技術賦能成果的宣傳重點時，受試者真實而覆雜的處境反而被壓縮成一種可被展示的樣板——“工資不多”被輕描淡寫，勞動權益、合理便利、長期醫療與倫理責任等關鍵問題幾乎隱身。這種報道把殘障者的尊嚴再次系於勞動與生產力：仿佛只有重新進入勞動序列，才能重獲價值。它看似在講“賦能”，實則可能在為制度缺位與低保障用工提供新的道德化包裝。

這種割裂迫使我們反思：當殘障者成為統計就業率的分子時，Ta們是否真正享有勞動法賦予的安全保障和職業尊嚴？當我們在談論“促進就業”時，對這一目標的追求是否掩蓋了對殘障者基本人權的漠視？如果缺少強有力的法律兜底與社會保障，所謂的“就業”很容易異化為對這一脆弱群體的定向剝削。而Ta們真正缺乏的，不僅僅是崗位，更不是“勵志”的讚歌，而是作為“完整權利主體”的社會地位，以及一種能夠包容差異、去唯效率論的結構性支撐。




十一、少數民族勞動者：轉移、治理與失序

進入 2025 年，“穩就業”“共同富裕”“邊疆發展”“勞動力轉移就業”等政策話語持續加碼。但在經濟下行、產業調整與治理強化疊加的背景下，以少數民族勞動者為主體的勞動困境卻並沒有真正進入公共討論的中心。


治理成效與成功故事

主流報道中存在兩種穩定的敘事路徑：一條是政策與白皮書框架下的“治理成效”，另一條是個體經驗被道德化後的“成功故事”。以2025年內蒙古出台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為例，它作為“全國首部”此類地方性法規，著力推動治理邏輯從“集中攻堅”向“常態長效”轉變，通過壓實建設單位責任、推進資金監管前移、強化部門協同等方式回應欠薪頑疾。這一點在西藏自治區2025年7月發布的《拖欠農民工工資失信聯合懲戒名單》中也得到了體現——拉薩市勞動監察部門查明四川綿耀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因拖欠 72 名勞動者工資共計約 102 萬元人民幣，反映出跨區域的勞權保障聯動正在加強。

這些問題當然觸及廣大農民工的普遍痛點，然而卻在公共敘述層面常將“農民工”建構為一個高度同質化的身份範疇,缺乏對群體內部差異性的深入辨識。值得追問的是，在農牧區與跨旗縣流動的背景下，那些語言溝通受限、信息獲取不暢或維權成本更高的少數民族勞動者，是否在結構上面臨著更為突出的勞權風險，而現有政策敘事卻未能充分回應其處境的特殊性。

同樣的去差異化邏輯也體現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年9月發布的《新疆的勞動就業保障》與2025年3月發布的《新時代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與進步》中。在上述政策框架中，就業被視為“人權”最核心的實現路徑。少數民族勞動者被持續定位為“待解放的剩余勞動力”，其原有的生計方式、土地關系與社區結構被描述為低效和落後的。勞動被轉化為一種治理技術，通過自上而下的培訓、轉移與組織化輸出得以實現。




而能夠持續進入傳播視野的，往往還是經過選擇的“成功樣本”。如藏族女性卓瑪草在甘肅高原地區從事快遞投遞的故事，在2024至2025年間多次被媒體轉載。報道將其塑造為為“大學畢業不嫌崗位低”“紮根基層、連接草原與世界”的勵志範例，強調她六年投遞四十多萬單、一人承擔全縣配送，在高寒牧區兼顧翻譯、代購等多重勞動，從而重新定義了“體面勞動”的內涵。這種頌揚反而遮蔽了另一種現實：在高度依賴物流下沈與基層服務的地區，這類崗位之所以被視為“難得的穩定就業”，恰恰反映了當地可供選擇的勞動路徑極其狹窄。

類似的讚歌敘事也體現在2025 年5月12日發布的一篇非虛構報道《醒來的卓瑪》中。文章以青海海南州共和縣江西溝鎮牧區女性的直播帶貨經歷為線索，將平台經濟描繪為一種“賦權工具”——主人公通過獲得收入、關注與可見性，最終進入政協體系，被呈現為基層女性“向上流動”的典型。然而，報道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經濟能力的提升並未同步轉化為家庭內部的財務主導權。卓瑪承擔著直播銷售、記賬與運營等核心勞動，但家庭中的資金仍主要由丈夫掌控——銀行卡由其保管，大額支出依然需要丈夫同意甚至批準。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這種被稱作“成功”的日常生活中，名聲規訓、父權控制乃至家庭暴力並未真正退出。標題所指向的“醒來”，與其說是對既有性別結構的松動，不如說更像是對特定發展模板的靠近：卓瑪通過反覆觀看《甄嬛傳》跟讀普通話、學習英語、接觸“新文化”，並重新練寫名字、學習算賬與成本利潤核算，這些努力被敘述為自我提升與進步的標志。在這一敘事中，“進步”被隱含地設定為向漢族城市中產生活方式、平台化與規範化經營主體靠攏的過程，而非對家庭權力結構或性別不平等本身的改變。

貴州民族大學晏月平於2024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基於國家衛健委2016年的數據指出，在政策暢想未覆蓋的現實處境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總體收入顯著低於漢族，且多就業集中於低收入行業和區域；研究進一步揭示，在教育水平、就業質量、社會資本積累和區域發展機會上的結構性劣勢，是其難以共享發展紅利的關鍵原因。



賦權抑或失權


與上述主流讚歌形成刺眼對照的，是少量調查性寫作所揭露的殘酷現實。2025年1月16日正面連接發布的第一人稱報道《我在泰緬邊境調查電詐產業 200 天》把目光投向被零工化就業體系擠出主流市場的少數民族青年身上：Ta們長期依賴零工平台、熟人介紹等非正規用工渠道，在“高薪出國工作”的誘騙下被帶入跨境電詐園區。由於語言能力不足與證件缺失，Ta們在園區內更難完成“業績”，更容易被當作可反覆轉賣的“資產”，長期困於暴力、脅迫與贖金機制中。這里的殘酷性不只在於“被騙”，而在於同樣身處電詐體系，少數民族受害者往往承擔更高的滯留和逃離成本。

這種結構性張力在國際層面也被進一步揭示。國際勞工組織（ILO）於2025年2月14日發布的報告中指出，在“扶貧”“解放勞動力”等政策話語之下，存在將制度性風險集中轉移至維吾爾族、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群體的趨勢，尤其波及農村小農戶、牧民與被劃為“剩余勞動力”的群體。報告認為，這些群體在跨省轉移就業過程中，常被引導或安排進入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制造、季節性農業、海產品加工等高強度勞動行業，其選擇的“自願性”在高度組織化的動員體系中往往難以厘清。一些地區通過帶有軍事化色彩的職業培訓、幹部直接介入與配額式安排，推動藏族農牧民脫離傳統生計，轉向道路建設、采礦、食品加工等產業。這一過程在改變勞動形態的同時，也客觀上削弱了原有的宗教實踐與社區網絡。ILO 強調，強迫勞動的風險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土地剝離、家庭分離與文化同化等過程相互交織，使少數民族勞動者在“就業”“去極端化”等名義下，逐步被納入一種高度管控、權利受限、服務於國家經濟目標的勞動秩序之中。

貼近民族勞工日常處境、從勞動關系與生計結構出發的近距離描寫仍然稀缺。2025年，公共policy發布的文章《從“安置”到“歸屬”》以雲南怒江傈僳族的易地扶貧搬遷為例，指出在融入國家經濟發展的背景下，這種搬遷對少數民族群體而言遠非簡單的空間遷徙。Ta們面臨的是生計、文化與心理的三重斷層：一是經濟斷層，失地、生活成本上升與非農就業門檻（技能/語言/適應）疊加，迫使許多人進入低保障、低回報、臨時性崗位，難以建立穩定預期；二是文化與社會斷層，集中安置帶來“規矩多”“不自由”的束縛，交往圈仍局限於本民族，傳統儀式（如火塘、宰殺）常與社區管理規範沖突，引發鄰里緊張與“傳統被否定”的情緒；三是教育與代際斷層，母語教育缺失、普通話能力弱導致孩子們在課堂上沈默與自卑，而依賴子女翻譯的家校溝通又加劇了家長的無力感。這深刻體現了民族勞工所面對的是經濟結構、文化秩序與情感網絡的三重系統性困境。

2024年發表的《城市外來少數民族青年社會融入狀況研究》基於對珠三角、長三角與京津冀 2300 余名少數民族青年的調查，也指出了普遍的經濟困境：青年少數民族勞工的年收入與年消費多集中在5萬以下；Ta們並非“不願融入”，但卻長期受困於低收入行業與非正規崗位，面臨勞動合同簽訂率與社保參保率雙低、住房保障與就業穩定缺失等制度短板。“願意融入”的初衷，在現實中逐步消耗為“難以紮根”的結局。

同樣的結構性困境也出現在返鄉民族勞工群體中。2024年的《鄉村振興背景下少數民族務工人員返鄉研究》指出，返鄉並非簡單的空間性回流，而是一種被政策寄予厚望的“功能性回歸”。返鄉者被期待承擔產業振興、基層治理與文化重建的多重使命，但現實常常卡在政策激勵與個體可行能力之間：返鄉創業門檻高、失敗風險更多由個體承擔，社會支持有限，在城市積累的技能與經驗也難以轉化為穩定生計。因此“返鄉”在不少情況下更像是被結構推回的路徑。

在這樣的發展敘事中，少數民族勞動者雖被持續納入國家治理的視野，卻始終難以作為完整的勞動權利主體出現，Ta們被統計、轉移、安置和表揚，其現實處境便被悄然改寫為一種“別無選擇”的合理狀態。許多轉移安排與其說是為了效益最大化，不如說是為了系統性地削弱Ta們自身的主體性。那些從小習得普通話的城市中產及富裕階層漢族群體輕而易舉可以得到的資源，對少數民族勞工而言卻需要個體超人般的品質才可能獲取。在將Ta們視為典範的同時，主流敘事也無意間抹平了不同族群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領域存在的深層的不平等。


十二、海外勞工：在跨國剝削與灰色產業中求生

從某種意義上看，海外勞工比國內勞工更為脆弱。Ta們面臨的問題在今年並未減少，尤其在全球政治加速右轉、動蕩加劇的當下。2025年海外勞工相關事件呈現出若幹共同特征：風險不再僅來自非法中介或灰色地帶，而是廣泛存在於合法經營與跨國產業鏈內部；簽證依附、信息不對稱與監管缺位相互交織，使外籍勞工長期處於弱勢位置；在全球政治右轉與地緣緊張加劇的背景下，海外勞工問題愈發被地緣政治博弈和民族主義情緒劫持。


海外礦產采掘業仍深陷指控

本年度海外勞工調查中，讚比亞尾礦壩潰決事故以及印尼的鎳礦開采所涉及的相關中國公司（分別為讚比亞謙比希濕法冶煉有限公司、中國青山控股集團）尤其受到國際新聞媒體密集關注。中非時間2025年2月18日，讚比亞北部一座由中國有色礦業有限公司在讚比亞注冊的附屬公司讚比亞謙比希濕法冶煉有限公司（謙比希濕法冶煉）所有的銅礦發生尾礦壩潰決事故，釋放了約5000萬公升含酸性及劇毒的廢料。這次污染嚴重破壞了作為讚比亞全國約六成人口主要水源的卡富埃河的水生生態，影響水源供應及沿岸農業。







在印尼，中國青山控股集團（Tsingshan Holding Group）自6年前進入印尼市場以來就爭議不斷。今年4月， 趙胤風 (Zhaoyin Feng) 與 Hasya Nindita撰寫的報道聚焦印尼中蘇拉威西省莫羅瓦利工業園區（IMIP）。該園區是世界最大的不銹鋼與鎳加工基地之一，由中國青山控股集團主導建設。今年6月，氣候權利國際組織報道了中國公司在印尼鎳礦與冶煉作業中的人權和環境問題。





產能占全球不銹鋼產量近三分之一的青山控股集團，於6月暫停了其印尼鎳冶煉廠主要生產線。此舉反映出全球鎳市場正因供應過剩、需求萎縮和價格崩盤陷入困境。這種由供應過剩造成的生產中斷，也對印尼依賴鎳產業的支柱政策構成了威脅。隨著電池技術路線逐漸轉向非鎳基材料，要求暫停新建鎳冶煉廠的呼聲日益高漲。相關企業及其利益聯盟被指不僅壓制工會權利，漠視國家和國際標準，使工人面臨低工資、惡劣環境和安全隱患等問題，更在近些年來給當地帶來持續的環境破壞。然而，在讚比亞尾礦壩潰決事故中，國內媒體與公眾輿論往往較少關注事故對當地環境及居民帶來的持續性影響，反而對讚比亞要求中國相關公司賠償800億美元感到不滿甚至憤怒。



中企存在嚴重勞權侵犯問題


在多個運營地，中國企業亦出現明顯的用工歧視現象。例如，尼日爾（Niger）政府於 2025 年3 月決定驅逐三名中國石油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原因是外籍員工與當地員工之間的薪酬差距過大。尼日爾方面批評中石油在崗位分配與薪酬結構上存在用工歧視：中國員工多占據管理崗位，而當地員工主要從事基層勞動崗位。

在人口販運相關議題上，去年我們提及的比亞迪在巴西非法雇傭163名中國勞工的事件今年仍有新進展：今年5月，巴西Bahia州勞工檢察機關正式起訴比亞迪，指控其不僅在與勞工簽署的合約中包含大量非法條款，更持續讓勞工在“類似奴役”條件下工作。

這都印證了原商務部歐洲司副司長、中國駐法國使館公使銜經濟商務參讚馬社在2025中國企業出海高峰論壇上的發言。他認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普遍存在合規能力不足的問題，尤其在人力資源管理和對當地勞動法規理解與適應方面。這些問題已成為海外經營的重要風險源。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信息來源有限且碎片化；企業多從員工親友、所在國華人或同行處獲取信息，這些信息不全面甚至錯誤，易構成誤導。國內“成功管理經驗”照搬到國外往往行不通，比如在歐洲國家解雇員工難度極大。

9月7日發布的一份調查報道則揭示了中國遠洋魷魚捕撈船隊及其供應鏈中長期存在的勞工權益與環境問題。其作業區域多位於公海或他國專屬經濟區之外，因此難以被母國有效監管，形成了事實上的“監管空白區”。在阿根廷專屬經濟區（EEZ）以外的公海水域，中國遠洋魷魚捕撈船隊被指存在嚴重勞工權益侵害行為，包括超長工時、扣押護照或其他身份證件、拖欠工資，以及在船員受傷或死亡後缺乏及時有效的救助。這些船員多來自東南亞國家（如印尼、菲律賓等），而捕撈產品最終可能進入美國與歐洲市場。環境正義基金會（EJF,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查明了187家與問題船只相關的進口商或買家，其中約45%位於美國。該報道進一步指出該行業存在監管薄弱、作業周期極長、船只不受港口國有效約束等“標志性問題”，還強調中國遠洋捕撈產業鏈中勞工權益侵害與環境破壞存在相互強化的共生關系，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個系統性、結構性的全球性問題。



海外中國勞工困境
據商務部統計，截至今年9月末，中國的對外勞務人數達到59.5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2.4萬（此數據尚未包含未通過正規渠道出國務工的人員）。以日本為例，截至2025年6月，在日中國籍居民已達90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6.5萬人。

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由於經濟下行帶來的就業壓力等現實考量，選擇向外移民。然而抵達目的地國家後，Ta們往往面對從腦力勞動到體力勞動的轉變，因為發達國家高端崗位往往飽和，而護理、建築等行業等仍存在大量空缺。為應對勞動力短缺，一些國家正調整移民政策以吸引外來勞工。例如法國在2025年6月簡化了外來勞工的簽證流程，韓國政府也放寬了其針對移民以及外來勞工的政策。然而，韓國民間社會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今年9月，韓國政府對中國團體遊客實施的臨時免簽政策引發了一系列反對中國免簽入境及反華的示威活動。這種社會情緒的背後，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韓國本地社會對外籍勞工的歧視依然普遍，而外籍勞工自身則面臨更為嚴峻的生存困境。調查顯示，在韓外籍勞動者的工傷死亡率是韓籍勞動者的三倍。2025年5月，聯合國委員會在關於韓國勞工權益的結論性意見中罕見地直接批評韓國政府應對種族歧視不力，並對其人權機構在保障外籍工人住宿安全、降低工傷事故及遏制勞動剝削等方面的消極作為表達了關切。

類似的緊張關系並非僅存在於韓國。香港特區政府也於同期暫停原計劃為期約三年的輸入勞工安排。有在港的女性工人組織於2025年4月公開發聲，反對進一步擴大低技能崗位的外勞輸入，認為此舉會削弱雇主改善本地勞工待遇的動力。2025年6月，港府設立舉報熱線鼓勵公眾舉報雇主以外勞取代本地員工的行為，這進一步凸顯外來勞動者在經濟焦慮與政治壓力交織下所處的脆弱境遇。

目前各發達國家普遍將引進外來勞動力視為應對少子化、老齡化等社會結構性問題所導致勞動力短缺的重要策略。截至今年4月，在日外籍勞動者已達230萬人，創下歷史新高。然而，當許多人放棄相對熟悉的國內環境前往異國他鄉謀生時，在陌生處境中首先需要面對的往往並非目的國的制度壁壘，而是來自中國同胞的算計與惡意——因為Ta們最清楚這些勞工的被動位置與迫切需求。當地的黑中介及部分缺乏責任意識的中國企業使大量勞動者深受其害。

今年11月，單讀的報道《當華人移民成為“剝削者”》亦印證了這一現實。報道指出，意大利普拉托由華人主導的快時尚產業延續著一種“移動制度”的用工模式：通過每周7天、每天12小時以上的超長工時，並以“包食宿+允許流動”為條件，來適配產業的短周期需求。這些產業所雇傭的工人原本大多是華人，形成了種族內部的剝削。隨著南亞移民逐漸取代華人成為基層勞動力主力，這一缺乏基本勞動保障的模式開始頻繁引發勞資沖突，勞工的核心訴求集中在落實“每周5天、每天8小時”的法定工時。

年初的王星案則再次將公眾目光聚焦到緬甸、柬埔寨一帶的電信詐騙產業鏈：2025年1月3日，演員王星星在泰國拍戲途中於泰緬邊境失聯，其女友迅速報警並借助網絡擴大關注。經多方聯合搜救，王星星於1月7日被安全找到。此案也提醒人們，社會中層人群同樣可能陷入此類跨境詐騙的危險之中。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國仍有大量破產負債者、有前科記錄者，以及渴望快速致富卻社會經驗匱乏的學生，在誘惑下鋌而走險，最後淪為電詐園區的工具人。2025年11月6日，"三聯生活周刊"發布深度報道《想掙錢的失學少年，被騙入嚴重缺人的緬甸詐騙園區》，詳盡披露了起四川農村少年陳志成（16歲）被誘騙至緬甸詐騙園區的真實經歷：2023年7月，在四川酒吧工作的陳志成被一名自稱“小胖”的男子以昆明高薪工作誘騙至緬北詐騙園區。在園區他每日工作時長超過16小時，需完成150-200條短信任務，未完成指標便會遭到棍棒毆打。他與家人失聯半年，直到2024年春天才通過音樂軟件與姐姐陳雪重新取得聯系。在"全球反詐組織"成員陸向日的協助下，陳雪通過合法途徑成功救回弟弟陳志成。然而，因遭受長期虐待，陳志成身心嚴重受損，返家後精神恍惚、反應遲鈍。



該報道還揭示了詐騙園區面臨的嚴重人員短缺問題。據警方人員張亮透露，2023年打擊行動導致超5萬名中國籍涉詐犯罪嫌疑人被捕，致使詐騙公司開始轉向招募未成年人，如15歲四川初中生王子涵。Ta們被熟人以"能有吃有喝，還有現金"為誘餌騙入園區。詐騙公司往往偽造其身份證蒙混過關。其中超過50%被誘騙至園區。

外籍勞工即使選擇進入表面合法合規的當地企業工作，仍可能面臨更為隱蔽的剝削。某些企業深諳工作簽證對外籍勞工的重要性，並利用其對當地法律認知有限、語言溝通不暢、維權渠道覆雜等現實困境，將這些弱點轉化為控制手段，通過克扣工資、故意延遲發放薪資、違法收取中介費等方式進行牟利。例如，今年6月，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在針對企業“現代奴隸制”合規情況的調查中發現，移民工人在農業與食品供應鏈中遭受系統性、廣泛性的剝削。又如，今年7月1日，瑞典工會媒體Arbetet發布的深度調查顯示，瑞典大型亞洲快餐連鎖品牌Chopchop在其全國多家門店存在嚴重的勞工剝削問題，受害者主要為中國籍勞工。報道稱，這些勞工不僅長期超時工作、薪酬遠低於法定標準，甚至需支付高額“中介費”才能獲得工作崗位，同時還面臨嚴密監控和工傷事故頻發等風險，引發了當地社會廣泛關注。

在政治局勢持續動蕩的地區，中國勞工面臨的人身安全風險尤為突出。今年6月，尼日利亞南部埃多州一名安全機構發言人通報稱，當地武裝分子殺害了八名保安人員並綁架了數名中國籍外籍勞工。大部分被綁人員隨後獲救，但仍有一人下落不明。9月，西非國家馬里 (Mali) 境內的“支持伊斯蘭與穆斯林組織”（Groupe de soutien à l’islam et aux musulmans,GSIM，隸屬基地組織）加強了對外國工業設施尤其是中資項目的襲擊力度。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資料，自6月以來，該組織針對的七個外國工業項目中六個為中資項目。這表明在這些地區，中國勞工及相關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已呈現出結構性、持續化且具有明確指向性的特征。

在以色列參與工程建設的中國籍建築工人也面臨嚴峻的勞權問題。今年7月，有報道指出，因為以色列發動的加沙種族滅絕戰爭導致原先巴勒斯坦人占多數的勞工無法進入以色列，以色列建築業嚴重缺工，加大了從中國等多個國家招聘建築工人的力度。然而在以色列工作的建築工在社交媒體上聲稱，以色列方拒絕讓外籍勞工進入防空洞避難，甚至有多名中國勞工在以色列失聯。這些問題的存在，加上中資公司常被指責參與或者無視人口販運的問題，加之一些覆雜的背景因素，使得中國背景的勞務公司有時會受到更嚴格的審查。例如今年8月，以色列住房與建設部的一項建築業招標計劃文件對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部分國家的企業增設了額外的合規審查要求。三家中國建築企業認為此條款構成“不對等對待”，並提出訴訟要求撤銷。當地法院最終駁回了中資企業的訴求，維持了招標原案判決。



中國籍海外勞工的維權行動


即便是在法國巴黎這樣遊行罷工文化較為盛行、勞動者維權意識相對較強的地區，相關調查仍顯示，中國勞工普遍面臨融入困難的問題。當地人往往認為中國籍勞工“不愛抗爭而更傾向於忍受”。中國勞工確實普遍擔憂維權導致的失業風險及其他麻煩。這種對風險的高度規避心理，使得許多勞動者在面對不公待遇時選擇沈默。然而，從印度尼西亞因欠薪問題爆發的集體罷工事件，到愛爾蘭中國廚師成功維權的案例，證明在特定條件下，中國勞動者同樣具備集體行動和個體抗爭的能力。2月18日，前述印尼的莫羅瓦利園區（IMIP）的礦業與能源工業工人工會（SBIPE）在莫羅瓦利公司總部前舉行示威，要求廠方就2024年2月發生的三起工傷事故承擔責任，提出賠償傷亡受害者、改善安全培訓、保障防護裝備等訴求。示威遭到暴力鎮壓，廠區安全人員甚至對抗議者使用暴力，包括踩踏一名女性抗議者。2月22日，數百名中國籍外來勞工再度聚集，要求園區內的PT QMB新能源材料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資（受影響的工人主要是由PT QMB的中國外包單位九龍勞動服務雇傭的建築工人）。這一事件顯示，即便在高壓環境下，中國勞工仍可能通過集體行動表達訴求。



在歐洲，個體維權的成功案例亦證明制度性救濟渠道的存在價值。愛爾蘭卡文郡一家外賣店的中國籍廚師Gao Xiaofeng每周工作時間高達73小時，卻被迫償還高額“中介費”，實際每周可支配收入僅約60歐元。Gao提供的證據還顯示，他在工作期間多次被要求將工資返還給中介，且在餐廳工作期間長期遭人身威脅，護照被扣押，直到去年8月在警方介入下才得以脫身維權。愛爾蘭職場關系委員會（Workplace Relations Commission, WRC）最終裁定該外賣店違反多項勞動法規，責令雇主向Gao支付總計154,828歐元的賠償。

綜上所述，在全球政治緊張、地緣沖突加劇以及地方民族主義回潮的背景下，試圖通過跨國流動尋求生計與希望的移工群體，依然深陷多重交織的結構性困境之中。



十三、氣候危機與生產安全事故：不平等的代價

近年來，全球變暖已經逐漸從氣象學家的遙遠預警，轉變成人們切實可感的日常現實。夏季變得更漫長，更炎熱，極端高溫天氣也在持續向高緯度地區蔓延。全球變暖帶來的挑戰遠不止是極端高溫，旱澇災害的發生頻率與強度也隨之顯著攀升。這些災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烈度，改變著我們的社會環境與日常生活。





極端天氣下的勞動者

盡管氣候危機是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但其後果卻依據社會資源與權力分布，以極度不平等的態勢落到最缺乏抵御能力的群體身上。聚焦國內，氣候不平等的受害者集中指向了兩類群體：農村人口（詳見本報告第三章）和在社會階層上處於弱勢的城市勞動者。在城市中，高溫的嚴峻代價，主要由缺乏充分勞動保障的戶外勞動者承擔，如外賣員、快遞員、環衛工人等等。今年7月10日，河南信陽一名快遞員和遼寧沈陽一名園林綠化工人，都在工作中因熱射病倒下，最終不幸離世。6月26日，江蘇揚州兩名維修工人因高溫中暑被困塔吊，由消防員救出送醫。7月，江蘇常州一儲能項目被投訴，高溫天強制工人上工，每天都有十幾名工人中暑。在缺乏降溫措施的封閉空間內，勞動者也同樣面臨極高的風險。7月6日，青島大學一名宿管員因中暑去世。7月15日，陜西西安一名小區保安因高溫在保安亭猝死。

這些由高溫引發的傷亡案例集中暴露出勞動保護制度在應對氣候不平等時存在的系統性問題。首先是規章制度設計的不合理。7月，“氣象部門不敢報40攝氏度”成為熱搜話題。《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規定，氣溫達到40度時應當停止室外露天作業。公眾質疑為了避免停工，氣象部門會刻意壓低溫度。氣象專家在回應中否認了此事，但同時呼籲，無論是防暑降溫措施還是停工停學的規定，都應該更靈活、更人性化，比如是否停工應該取決於實際工作場所的溫度。此外，很多機構的規定都更偏向其服務對象或消費群體，而忽略了勞動者。7月1日，有乘客坐高鐵到達山西大同時弄丟了兒童手表，打12345熱線求助。兩名環衛工人在領導要求下於酷暑天氣花費4小時徒手在8噸垃圾中找表。當地媒體報導此事，僅強調城市的暖心服務，從而引發網友普遍質疑，認為環衛工的權益受到忽視。8月3日，上海迪士尼花車巡遊過程中一名身著跳跳虎服裝的演職人員疑似中暑暈倒，現場救助時為了遵守演員不得當眾摘頭套的規定，並沒有摘掉中暑者的頭套。

盡管前述管理辦法已對高溫下的工時限制、降溫設施以及高溫補貼做出了明確規定，用工單位卻往往未能嚴格執行，政府監管同樣十分不力。7月高溫下，浙江橫店影視城仍然有劇組違反規定，沒有在正午停止露天拍攝，有相關視頻顯示，多位女明星身穿厚重戲服在酷暑下拍戲。有工作人員表示，由於高溫天氣，群演很難找，並且待遇沒有明顯提升，劇組也沒有發放高溫補貼。在沈陽，即便在有綠化工人因熱射病去世之後，其他工人仍然從下午一點開始工作，Ta們表示，從沒聽說過要避開高溫作業時間。青島大學宿管員的事故則與缺乏降溫設施有關。學校的行政樓早已安裝了空調，學生宿舍今年暑假才開始安裝，而宿管員值班室等基層工作場所被明確排除在安裝計劃之外，從中可以看出青島大學的降溫資源分配極不平等。除了傳統用工場景下的管理問題，新興的零工經濟架構則通過模糊勞動關系，使得平台更容易逃避責任，從而將矛盾轉移到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7月引發關注的網約車司機有償開空調事件印證了這一點：當乘客在網上反映司機加收空調費時，爭議的另一邊是，由於平台壓低單價並提高高溫補貼門檻，司機無力承擔開空調的成本。本應屬於職業安全保障的降溫投入，在沒有平台擔責的情況下，演變成了司機與乘客之間的個體沖突。




在勞動保障的末端，高溫勞動引發的工傷工亡事故往往由於維權舉證成本高而難以追責。很多高溫下的勞動者處在不正規的雇傭關系中，勞動關系的模糊性給了相關責任方互相推諉的空間。沈陽去世的綠化工人是退休返聘的高齡勞動者，沒有簽署正式勞動合同。因高溫去世的青島大學宿管員和西安的小區保安都屬於外包勞工，這種間接用工模式使責任認定更為困難。即便最終能夠通過法律程序獲得工傷認定，勞動者及其家屬也常需投入巨大的時間與精力成本。以2022年8月四川南充搬運工因熱射病去世一案為例，家屬在經歷長達兩年半的多輪仲裁與訴訟後，直到今年2月才獲得相應的工亡補助金。

同樣值得警惕的是，在采取降溫措施來保障勞動者的安全的過程中，是否會陷入片面且急功近利的治理邏輯，最終以犧牲另一部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為代價。針對青島大學宿管員的事件，公眾討論往往止步於增設室內空調，卻忽略了空調排出的熱量也在無形中加劇著戶外勞動者的作業風險。在短期內用空調解決迫切的問題之外，我們能否探索出更高效、更低碳的降溫技術？我們能否在建築規劃之初就考慮好避暑的需求，從而降低對空調的依賴？我們的制度設計又能否打破室內外的隔閡，給戶外勞動者提供同等的安全保障？此外，降溫措施背後的勞動權益也必須納入考量。空調需求的激增，直接導致了安裝維修崗位的超負荷，今年鄭州、南京、上海等地仍有空調工人墜落、墜亡事故發生。而對於戶外環境，冰塊是必不可少的降溫物資，但這背後的制冰工人，同樣面臨著嚴峻的工作處境：鄭州一家產品用於工地和礦井的制冰廠因人手不足，安排工人們每日工作時長近 17 小時。如果在應對高溫問題的過程中，降溫產業一線勞動者的權益被忽視，那麽所謂的保障，實質上只是將高溫風險從一個群體轉移到了另一個群體。

除了高溫以外，大風、暴雨和異常幹燥的天氣都在今年引發了各種災難，由此導致次生勞動事故。4月12日，安徽蕪湖發布大風藍色預警，一名外賣員途經一小區時被掉落的墻體外立面砸傷。7月20日，湖南長沙發布暴雨黃色預警，一道路施工現場有四名井下施工人員被困，已致一人死亡一人失聯。7月23日，四川宜賓一名外賣員騎電動車經過當地一條河流時，因連日大雨導致河水漫過橋面，不慎落水身亡。7月27日，山西大同14名蔬菜采摘女工在乘坐中巴車去大棚的路上因暴雨遇險失聯。11月26日，香港大埔區宏福苑發生重大火災事故，極端幹燥的大風天氣也是這場災難的誘因之一。

在愈發頻繁且覆雜的氣候災難下，如何真正保護勞動者的安全，是我們迫切要解決的難題。然而面對台風這種司空見慣的舊挑戰，各個企業能否按照規定落實停工都打上了問號。9月23日上午，為應對超強台風“樺加沙”，深圳終於發布了當日14時起停工的通知，但仍然有網友表示，比亞迪公司沒有停工，在員工向民生訴求平台投訴後，才陸續有了提前下班的口頭通知。引起更大爭議的是華為公司號召員工9月23日正常下班，自主解決返程問題。封閉的高速路口甚至設置了華為員工專用通道，這無疑是對員工生命安全的漠視，也反映了監管部門的失職。




盡管官方制度尚不完善，並且在執行層面常常落空，但今年依然出現不少針對勞動者極端天氣權益的民間討論與行動。食通社在《暴雨中的商戰，外賣員的苦夏》中記錄了幾位外賣員在惡劣天氣之下遭遇到的困境，並直言城市居民通過點外賣，將惡劣天氣的風險轉嫁到了外賣員身上，隨即在評論區引發了一場關於“暴雨天要不要點外賣”的激烈討論。在總結這一討論的後續文章中，作者進一步追問代價是否真的轉移了——由於平台壓縮成本而導致的食品安全隱患，以及外賣員趕時間引發的交通風險，這些後果最終仍會以不同方式作用在每一個人身上。另外，針對外賣員的高溫勞動保護問題，一群行動者在7-8月開展了多個城市的小範圍調研，並且發布了一份針對平台、政府和消費者的三方倡議《高溫沸騰時代，如何保護烈日下的外賣騎手》。Ta們還發起了人人都能參與的“貼紙送水”行動，通過贈送貼有“騎手高溫指南”的礦泉水，為騎手提供了防暑支持，也宣傳了勞動權益，同時鼓勵大家在平台留言以督促其落實勞動保護措施。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行動起來，氣候危機導致的勞動問題才有可能真正迎來改善的契機。


能源轉型中的事故




能源轉型是解決氣候問題的重要一環。在中國，這一以官方為絕對主導的進程在持續推進的同時，也伴隨不可忽視的勞動權益問題。盡管能源消費結構不斷優化，低碳能源占比穩步提升，2024年煤炭消費比重已降至53.2%，但煤炭消費總量仍在緩慢增長，其作為中國電力供應主力的地位短期內仍難以動搖。在這種持續的高負荷保供壓力下，今年依然發生了多起煤礦事故。今年7月下旬起，河南省煤礦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連續發生了3起生產安全事故。此外，甘肅白銀、寧夏吳忠、廣西賀州、福建三明和陜西安康等地也相繼發生煤礦事故，均造成了數名礦工遇難。這些事故不僅集中暴露了現場違章作業多、安全培訓流於形式等頑疾，更有企業在出事後試圖瞞報。例如，鄭新福泰（新密）煤業在7月29日頂板事故致1人死亡後，謊稱工人病亡，經核查後才如實上報。而遲報現象在其他礦企中也屢見不鮮。在這些事故暴露出的管理亂象背後，轉型壓力下勞動者的困境同樣值得關注。7月，山西中陽一煤礦多名礦工被強制轉簽到外包項目部，不僅多年工齡被清零，連法定的經濟補償與欠繳社保也被礦方一筆勾銷。這類個案反映出的勞動者的被動地位，也體現在相關的調研結論中：今年發布的《山西能源轉型公眾認知調查報告》指出，煤炭從業者因為缺乏轉型技能和信息知情權，普遍對轉型前景感到悲觀。報告因此強調，政策不應該偏重宏觀敘事而忽視了個體生計保障，要讓轉型中利益可能受損的群體參與決策過程。

而在另一端，新能源發電雖然延續了高增長態勢，並且貢獻了主要的發電增量，但相關生產安全保障仍面臨嚴峻挑戰。1月25日，內蒙某風電場發生一起因違規操作導致的機械傷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4月6日，寧夏某風電場發生一起因違規操作導致的高處墜落人身傷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 6月24日，新疆哈密某風電項目在風機安裝作業過程中，盤車工裝扭力臂因底座螺栓斷裂，撞擊1名外委人員致其死亡。6月28日，貴州冊亨一風電場基坑內發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7月4日，貴州黔西一風電項目發生一起違規爆破事故，造成2名外委人員死亡。這些事故反映出，勞務外包體系下安全責任的落實與現場操作的規範，仍是新能源行業的薄弱環節。


基建等其他類型生產事故

除了氣候危機和能源轉型相關事故之外，今年發生的其他類型的生產安全事故也不容忽視。下半年連續發生多起列車碰撞事故。9月13日，浙江紹興軌道交通2號線一列車撞上保潔員，造成3死1傷。9月24日，北京地鐵13號線軋道車碰撞高空作業車，致1死1傷。11月27日，四川鐵路寶成線發生貨運列車碰撞事故，造成兩名作業人員遇難。同一天，雲南昆明一試驗列車發生一起重大碰撞事故致11人死亡，2人受傷。大部分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不過有媒體關注到，很多受害者是勞務派遣工人，從而提出鐵路外包用工安全管理需要重視。






今年的基礎設施安全事故依舊多發。三起特大橋垮塌事件接連發生：6月24日，貴州三都縣猴子河特大橋引橋因山體滑坡垮塌；8月22日，青海尖紮黃河特大橋在施工中垮塌，致12人遇難、4人失聯；11月11日，通車僅7個月的四川馬爾康紅旗特大橋同樣因地質災害垮塌。三起事故中兩起明確與山體滑坡相關，凸顯工程選址與地質風險評估的嚴重脫節。此外，根據交通運輸部的報告，今年上半年就發生了許多起公路水運工程建設領域的安全事故，公布出的24例事故典型包括了高處墜落、坍塌、物體打擊、機械傷害和冒頂片幫。過去數十年基礎設施密集建設後的維護問題繼續曝露，對運輸業及交通設施建設維護相關從業的勞動者構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脅。

在基建領域之外，化工、建築及制造等行業的安全狀況同樣不容樂觀。江蘇、山東、河北及湖南等地接連發生危險品爆炸事故，均導致多人傷亡。安全風險同樣存在於設備檢修和實驗室研發環節，多地頻發的中毒窒息事故已導致至少十余人喪生。與此同時，建築施工環節的坍塌與高處墜落事故也多有發生。而16歲職校生在零食店打工時被升降機夾擊身亡、6名東北大學學生在礦廠實習時墜入浮選槽身亡等事件，則進一步暴露出學生群體在安全監管邊緣地帶的脆弱處境。






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發生的特大火災引發廣泛哀悼。這場悲劇造成至少160人死亡、79人受傷及6人失蹤。其中，有5名工人在參與救火和疏散工友時不幸遇難或失聯。起火時，宏福苑正處於維修期，外墻由竹制腳手架與綠色防護網嚴密包裹，玻璃窗亦多被泡沫塑料封閉。盡管事故原因仍在調查，大眾的矛頭已直指香港傳統的竹棚維修模式，也有反對者認為，更直接的原因是防護網和泡沫塑料，而竹棚的應用是基於香港覆雜的地理環境與經濟現實。評估竹棚火災風險的同時，我們同樣也需要關注，倘若未來行業走向轉型，如何為基層勞動者提供切實的職業保障與轉型支持。

審視這一系列事故，管理方在善後處置中的失當同樣令人深思。紹興列車事故後，高齡保潔員被一刀切式勸退；四川宜賓有3名工人因違規作業被吊起示眾，這種極具羞辱性的管理方式，完全無視了勞動者的基本尊嚴。安全本該是全社會的共同追求，但在現實的權力不對等狀況下，安全成本往往被變相下移，由勞動者個體承擔。究其原因，是管理層自上而下制定的生產指標，與一線勞作的生存邏輯產生了沖突。只有打破這種權力的傲慢，創造一個更平等、能讓勞動者共同參與決策的工作環境，生產安全困局才能獲得根本性的出路。



十四、勞工行動持續，社會支持缺乏

2025年，在經濟下行與用工環境持續惡化的背景下，勞動者正在各個領域探索權益保障的可能性，從司法訴訟到集體抗爭，從個體反抗到消費倡議，勞動者不斷拓展維權的空間與方式，其行動呈現出多元化與常態化的態勢。這些行動既展現了勞動者爭取權益的韌性與生命力，也暴露出其行動面臨的制度保障缺失、社會支持薄弱等深層矛盾：舉報者被開除、討薪者被控“尋釁滋事”，維權者在缺乏支持下走向極端，加之公益機構生存空間收窄導致社會支持網絡削弱，凸顯了勞動者維權所面臨的系統性困境。


法律維權案件數量攀升

在經濟環境不景氣以及欠薪裁員頻發的背景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糾紛數量持續上升。2025年前9個月，全國法院受理勞動爭議一審案件同比增長37.5%。與此同時，一些推動勞動法完善的維權行動也在發生。

上海地區關於無固定期限合同的司法實踐轉變，正是這類維權行動的典型案例。長期以來，在上海地區，企業與勞動者連續簽訂兩次固定期限合同後，企業可拒絕續簽無固定期限合同而無需支付違法終止賠償金。但從2025年1月起，風向逐漸轉變，至11月前後，仲裁委和法院口徑統一：勞動者提出續簽無固定期限合同時，企業必須簽訂，否則構成違法終止，需支付雙倍賠償金。然而，合同終止於2025年之前的勞動者仍在仲裁和判決中難獲支持。劉晶晶於2022年被國企拒簽後，歷經“一裁二審”仍最終敗訴；孟傑的勞動合同2024年12月31日到期後被拒簽，因合同終止時間在2025年之前，二審仍被駁回。《勞動合同法》2008年至今未變，為何人為劃分判決界限？律師認為可按“從新從輕”原則主張改判，但實際操作仍存困難。這一轉變體現了勞動者的維權行動推動了司法完善，但也暴露出司法實踐中勞動者維權面臨的各種阻礙。



集體維權與自組織嘗試






除了通過司法途徑爭取權益外，面對欠薪、降薪、裁員等問題，勞動者也采取了層出不窮的維權行動，並涉及多個社會行業。1月10日，網曝滎陽市市政府門口環衛工為討薪集體堵門，視頻顯示有環衛工稱Ta們幹了一年才知道拿不到一分錢；2月，界面新聞報道，連鎖咖啡品牌Manner因部分門店員工未在春節前後收到“13薪”，因此在小紅書上發布了許多向公司討要這筆薪資的貼文；3月，比亞迪在江蘇無錫和四川成都的工廠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和抗議活動，事發的兩所工廠都是原捷普電子在華的電子廠，近年被比亞迪收購，抗議的起因是收購後公司打破“薪資福利不變”的承諾，單方面調整了薪資結構，導致工人收入下降；湖北武漢黃陂區武漢晨龍電子有限公司數百名女工因被累計拖欠工資長達六個月、社保欠繳長達兩年，4月10日舉行罷工，抗議期間遭到驅散並與警方發生肢體沖突；5月26日，四川自貢富順縣出租車司機將車停在路邊集體罷工，據稱是由網約車和電三輪數量過多導致出租車沒生意而引發；6月，哪咤汽車員工發布短視頻，哪咤汽車董事長兼CEO方運舟被員工堵在辦公室集體討薪；9月，由於未領取到工資，河北秦皇島至唐山高速的部分建築工人在該高速正式通車運營當天，於九龍山收費站前設路障攔截交通討薪；9月16日，在廣東惠州博羅縣，為Nike等多個知名國際品牌代工的隆裕鞋廠爆發集體罷工，數百名工人抗議公司關閉廠區，但公司拒絕對工人作出賠償，而是要求工人隨廠搬遷至東莞——該工廠屬於台灣五大制鞋企業之一的隆典集團，此前該集團旗下的大陸工廠曾爆發多起罷工；11月，多名劇組群演及基層工作人員在《江山為聘》拍攝現場拉橫幅，控訴劇組拖欠工資超半個月，橫幅內容為“《江山為聘》拖欠工資不管我們死活！還我們血汗錢”；臨近年末，湖北漢川、廣西百色、黑龍江大慶等中國各地出現多起農民工討薪事件，討薪方式包括堵路堵門、停工抗議、網絡平台發帖等。受樓市下行和層層分包的用工制度影響，建築行業繼續成為討薪事件發生的重災區。

以外賣員、快遞員和網約車司機為代表的平台零工勞動者們，今年也爆發了多起維權事件。8月，上海浦東臨港新片區，超過兩百名外賣騎手聚集在一小區門口，抗議小區物業禁止騎手入內派送外賣的規定。最終物業與騎手們達成協議，同意騎手進入小區，事件才得以平息。9月5日，深圳一名女司機接到曹操出行平台的長途訂單，與乘客協商返程費，事後乘客反悔並投訴，導致司機倒貼錢，之後該司機多次致電客服申訴，得到的回覆是“能跑就跑，不能跑就別跑”。該司機被氣到突發腦溢血，前期治療費就花了十幾萬。輿論發酵後，眾多網約車司機在網上力挺深圳女司機，聯合抵制曹操出行。10月27日，據網友在小紅書發帖爆料，廈門大學翔安校區快遞中心的快遞員因被拖欠工資而罷工，大量快遞堆積沒有及時入庫。有網友稱，罷工原因是拖欠工資。

除去被動防守式的維權事件，今年勞動者也有一些積極嘗試。今年年初，成都、廣州等地陸續出現由網約車司機自主創建的新型運營平台。該模式以“高單價、低抽傭”為核心賣點，宣稱起步價高於現有主流平台，抽成比例大幅降低且設有返傭機制。平台宣傳策略精準切入司機核心訴求：不僅承諾運價競爭力，更以“把司機當人看”的態度獲得情感認同。不少司機對此表示支持與期待，認為這是改善行業生態的新希望，並積極詢問平台擴展計劃。但行業內部存在理性質疑聲：提高運價後如何保障訂單來源？司乘利益如何平衡。平台運營涉及的技術支持、合規資質、安全監管等系統性成本問題尚未明確解決方案。10月，有網友在小紅書上發帖稱，匹克某分公司在沒有任何員工參與投票的情況下選出了一位即將離職的員工作為工會代表。而員工的訴求是合規選出工會代表。這類訴求在近年的勞工行動中較為罕見。



個體行動困境


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勞動者以個人身份采取的其他靈活行動。比如，廣東廣播電視台報道，程序員張運來近四年工作日晚長期睡在車內，利用深圳灣公園公共設施生活，日均支出僅100元上下，被稱為“車居躺平”。另外，一批曾就職於頭部互聯網企業的勞動者選擇離開高壓環境，轉入各地大專院校擔任教師。這一職業轉換的主體多為受困於“996”工作制、業績壓力與職業焦慮的資深員工或前中層管理者，然而，表面上的“上岸”並未真正解決權益保障問題，只是將矛盾從“資本驅動的績效壓迫”轉向“體制內的隱性束縛”。這一選擇反映了勞動者在惡劣用工環境下被迫進行的權益權衡。其背後是整體勞動環境未能為勞動者提供持續、健康、有尊嚴的職業發展路徑的結構性困境。





7月，一條“杭州地鐵保安崩潰演講”的視頻獲得了幾十萬人的點讚評論，視頻中，杭州地鐵四號線江錦路站一位身穿白襯衫、踩著黑皮鞋的小夥子突然喊了起來，“各位，我今天被開除了，我是一個保安，只幹了一天”。通過他的訴說，我們得知他是一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當保安的第一天就被辭退，但他堅持要回了180元的日薪。他“失控”地同周圍人訴說：“不管你做什麽工作，哪怕只有一天，也要把應得的工資拿回來。”這名杭州保安在北青深一度的采訪中表示，他想告訴有類似經歷的人，一定要去爭取自己的權益。有人在評論區留言，看了他的“崩潰演講”後，決心要回自己應有的勞動所得。

更多時候，勞動者的反抗以更隱蔽的方式進行。11月以來，多地三甲醫院下發“過緊日子”通知，要求嚴控非必要開支。12月，廣東某醫院規培生楊某因衣兜內有一包未登記的紗布，長期在科室給私人充電寶充電，用水壺在科室飲水機接水帶回家，被護士長上報訓誡。醫院方稱，這些行為導致紗布用量增加10%、電費每月多出數十元、飲水機濾芯更換周期縮短半個月，對科室的利益造成損害。消息引發醫療圈熱議：一項2.2萬人參與的投票顯示，幾乎所有醫務人員都曾“薅過科室羊毛”。一些規培生質問：“8月份有醫院禁止規培生進職工餐廳，連充個電、拿包紗布都要被處理。難道我們不是人?”有醫生透露湖南某醫院已將酒精、碘伏、口罩鎖起來，“用起來總感覺有雙眼睛盯著”。一方面，醫保控費、醫院運營壓力增加的情況下，醫院將普通醫療工作者視為需要嚴格管控的對象，醫院與職工的矛盾加劇；另一方面，醫務人員普遍的"薅羊毛"行為，實際上是對工作情緒的一種報覆式宣泄，也是對自身勞動權益的微小爭取。這些勞動者的個體行動都在試探制度的邊界，尋找自身生存的空間。

不過，相比於集體行動，個人行動往往有更大的脆弱性。勞動者個體在面臨來自企業和公權力等方面的多重壓力下，如果無法尋求社會支持，很可能陷入更大的危險之中。2月，武漢匯科智創科技有限公司官網被黑，搜索點擊進入主頁後顯示“碼農的錢你也敢吞，還錢”字樣，事後該公司不僅否認了欠薪事件的存在，還表示將起訴黑掉公司官網討薪的碼農。安徽省礦工張坡因工傷導致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其在依法獲取每月1900余元傷殘津貼後，仍難以維持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在後續維權過程中，他竟被相關部門以“維穩”之名，在未經專業診斷的情況下強行送入精神病院並遭受束縛，其後又被轉送至拘留所。7月16日，河南新密一工人工作期間身亡，家屬協商賠償遭企業保安持管噴水驅趕，涉事企業為鄭州煤炭工業集團下屬蘆溝煤礦。根據杭州財康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流傳出的一份《關於對廚房員工7人尋釁滋事行為處理通報》，9月6日開始，7名廚房員工在酒店公共區域討要工資。通報中說，Ta們是以索要工資為由，公然聚眾鬧事、靜坐滯留，嚴重擾亂酒店正常經營秩序，通報還要求涉事7人賠償客戶取消會議導致的損失金額8萬元整。11月，浪潮集團一名員工舉報北京浪潮雲安全總監造假，將舉報郵件抄送給多位高層，但所有高層均“已讀不回”。該員工本人反而在當天就收到開除通知。公司迅速寄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甚至在該員工未收到EMS前就注銷了其公司郵箱。

拼多多前員工“唐同學”在離職一年後，公司以其違反競業限制協議為由提起仲裁，要求他賠償違約金及返還補償金。2025年8月13日，上海市長寧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唐同學支付違約金108萬余元和競業限制補償金5萬余元。然而，唐同學從未收到開庭通知，也未能參與仲裁程序。仲裁委員會最終采用“公告送達”的方式，在他缺席的情況下作出了裁決。事件在社交平台曝光後，唐同學表示自己“事發突然，驚慌失措”。他回顧了自己在拼多多工作5年的經歷——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6天，離職本是希望獲得解脫，卻沒想到被索賠高額違約金。根據唐同學的最新回應，他已經就該仲裁裁決向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案件正在等待審理，也有律師和網友表示願意提供法律援助。







面對來自企業和公權力的雙重打壓，也有一些勞動者在求告無門的困境之中，選擇采取更極端的手段表達不滿。這些行動的目的不再是維權，而是“魚死網破”。5月20日，四川宜賓屏山縣發生一起放火案。27歲的文某於3月1日經人介紹到屏山縣某紡織廠上班，4月30日提出辭職，5月15日辦理離職手續和剩余5370元工資結算後，文某要求現場發放工資，廠方考慮實際情況，同意提前發放並走審批流程。文某在當日返回家中後再次要求支付工資未果，產生報覆念頭。5月20日，文某進入廠區2號、3號車間放火引發火情，隨即持刀刺傷財務人員雷某磊。文某隨後被控制。據其供述，辭職是因為產生輕生厭世的情緒，急於拿到工資給母親後自殺了結。6月，南航飛行員李某某在社交媒體上實名舉報公司領導，稱因拒絕參加領導安排的娛樂活動遭到報覆，且拒絕配合領導索賄暗示，遭到以技術檢查不通過為由的停飛報覆。南航隨後回應，該員工所訴與事實嚴重不符，稱該飛行員資質檢查屢次不過，技能無法達標，且拒絕在副駕駛崗位苦練基本功。7月1日上午，在吉林省長春市南航吉林分公司，李某某在與飛行部領導談話過程中，刺傷兩名同事後“墜樓身亡”。警方通報為“工作糾紛”。這再次反映出勞動者缺乏維權支持的社會網絡。如何維持勞動者的個體和集體行動，使Ta們不致於陷入絕望的自殺式行動，是亟需我們反思的問題。



消費者倡議與公益機構困境


在消費者領域，也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倡議與行動。小紅書一位網友發帖稱自己準備買一台掃地機，向網友詢問有沒有對員工友好的品牌，不少網友也由此發出“非暴力，不購買、不使用”倡議：“我決定堅決不購買、使用招聘時有35歲年齡限制的公司的產品。”一位微博網友發布貼文稱，在工作時長過高的企業，勞動者積累太多不滿，不可能做出好的產品，最終將影響消費者權益，引起不少人共鳴。在此次倡議中，部分網友在評論區積極響應，並用自己曾經的工作經歷推薦或避雷相關公司；也有部分網友認為，“35歲限制”等做法已經蔓延到社會各行各業，鮮有企業沒有損害勞動者權益的紀錄，如果真的要做到非暴力不購買，那麽市面上幾乎將沒有合適的產品能使用。兩種聲音的出現，表明勞動者同時也作為消費者正在力所能及地使用拒絕購買的方式維護勞動者權益，但僅僅依賴消費者的行動並不能有效地對企業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進行反擊。此外，山姆超市事件也在網絡上得到極大關注，阿里高管入職山姆超市的人事變動消息在網絡傳開後，許多網友表示了反對，認為阿里的卷文化、kpi文化是“行業百草枯，內卷福壽螺”，並在山姆商品的購買頁面發起一星運動，要求山姆超市把所有阿里系員工裁掉。雖然山姆超市並沒有對此事件做出任何回應，但依然說明了人們對惡劣企業文化的深惡痛絕。

今年仍有部分公益機構陷入生存困境。10月，“扔石頭空間” 運營者發文告別，文中稱因深深的疲憊感及不可抗力，運營者決定關停空間；知名公益項目“大愛清塵”因公開募捐備案未能按期完成延期補正、備案受阻，從2025年1月1日起全國醫療救助全面暫停，制氧機發放也需按病情嚴重程度優先分配，大愛清塵表示將繼續推進備案，爭取項目早日上線。實際上，在今年民政部印發《慈善機構公開募捐方案備案指引（試行）》之後，公益機構備案管理日趨嚴格，其中以中小型公益機構受到的影響最大，例如在今年99公益日中，無法獲得備案號的項目無法進行籌款，進一步壓縮了中小型公益機構的生存空間。而新規要求基金會只能支持注冊地為本地的公益機構，也使一批在基金會掛靠接受支持者月捐的機構面臨更嚴重的經濟危機。公益機構難以為繼或將嚴重影響受公益項目支持的勞動者。





十五、勞動者之聲：鮮活敘事、數字抵抗與工作想象

2025年伊始，外賣員王計兵登上蛇年春晚，為歌手王菲新歌《世界贈予我的》報幕。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詩人，他在23歲已開始文學創作，在做外賣員時，他利用送外賣的間隙寫下了6000多首詩，目前已出版《手持人間一束光》等4部詩集。在日覆一日的勞動中，文學是讓生活呼吸的窗口。6月25日，在公益作家陳行甲的新書分享會上，來自河南濮陽的58歲建築工人劉詩利，穿著樸素，背著大包小包，默默地站在角落里聆聽。“工地大叔”利用寶貴的假期專程“追星”，這段視頻在網上被廣為關注。27日，劉詩利受到記者采訪，他說從河南老家來到北京打工後，有空就會去圖書大廈看書。





2025 年 10 月，1991 年出生的北京女騎手兼寫作者王晚，出版《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她19 歲時被母親以 “北京打工賺學費” 騙至北京，學籍遭注銷，此後北漂換過十余份工作，成為外賣騎手後，她利用跑單間隙堅持寫作，在北京城中村與別墅區的 “折疊” 場景中觀察生活。相似地，還有一名叫做胡瑞明的農民工，以“小胡在寫作”為網名，堅持每天在今日頭條上發布工地日記，記錄工地的生活，他的賬號目前已有兩萬個粉絲，成為了許多農民工的“網絡樹洞”。

這些來自勞動生活縫隙中的創作，以個體經驗對抗冰冷的統計數據。通過春晚、社交平台與媒體流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見度，但也面臨著被主流力量收編的風險。勞動的結構性不平等容易被簡化為“苦中作樂”的敘事，個體的掙紮與痛苦被扁平化為可消費的情感符號，其中的批判性被消解。保持聲音的獨立性與批判性，與渴望被大眾看見，是工人創作無法回避的張力所在。



除了文字，在短視頻時代，也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以視頻為載體記錄勞動日常，比如因在佛山工廠直播打螺絲而走紅的網紅“佛山電翰”，他因長相酷似演員張翰、配合動感音樂甩手打螺絲直播爆火，他視頻里真實地記錄打工現場：單調勞動、重覆動作、按件計酬，激起了許多年輕人的共鳴。他在年初發布視頻，宣布將結束自己的打螺絲生涯，他解釋稱工廠訂單減少、收入結構改變，繼續在產線上出現會像“作秀”，他不願消耗“工人”身份。這一決定也反映出當下打工人處境的變化——勞動力市場不穩定、青年向上流動渠道有限，以及“工人身份”在短視頻時代被消費、被再造的覆雜現實。

在短視頻和社交網絡上，勞動者不僅呈現了日常勞動，也通過線上討論和造梗表達所面對的勞動困境，借此抱團取暖。1月，大量“Tiktok難民”湧入小紅書，中美網友在評論區對起了賬：“收入多少”“上幾休幾”“上班幹什麽”“工資扣稅多少”……這一輪“大對賬”對比了兩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支出與生活壓力，引發熱議。中國一線城市年輕人面臨工資增速放緩、房租房價高企、加班普遍、勞動時間過長等問題；美國年輕勞動者雖然工資相對較高，卻因醫療賬單、學生貸款和高房租難以積累儲蓄。總體來看，兩國勞動者的共同困境在於：收入增長趕不上生活成本，社會保障與勞動權益不足正在壓縮年輕人的生存空間。

3月，在豆瓣平台上，話題“#現在gap一年比gay一年還嚴重”沖上熱搜，吸引近萬名網友發帖，分享自己因為簡歷上有gap期而面臨就業歧視的問題。根據網易數讀的一份調查顯示，職場空窗期帶來的求職阻礙包括“因為空窗期被忽視能力”“求職過程中不被尊重”“被頻繁要求解釋原因”“因為空窗期被壓低薪資”等。在兩份工作之前休息一段時間原本是合理的個人選擇，但在現存求職系統和社會評價體系中，似乎被等同於“懶惰”和“能力不夠”，被污名為難以啟齒的“黑歷史”。

“原生職場創傷”則是衍生於原生家庭的概念，指的是“個體在職業生涯早期，尤其是初入職場或第一份工作中所遭遇系統性貶損、權力傾軋或價值否定後，留下的持續性心理傷痕。”網友們列舉了在有毒職場環境中的經歷，比如“職場騷擾與霸淩、當眾羞辱、剝奪工作成果”等等，許多人遭受心理創傷，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焦慮癥等。個體在層層壓榨的權力結構面前是脆弱的，作為下位者的普通打工人面對這種系統性的異化很難全身而退，而經濟壓力、家庭期待、朋輩壓力乃至於優績主義下的自我規訓，更讓離開有毒的職場環境難上加難。

如果這兩個話題，體現的是職場上隱秘的盤剝，那12月廣西一企業在廠區懸掛的“進入廠區，請自覺放棄一切自由”標語，則更加赤裸地表現出勞動者遭受的極端異化。在這個邏輯中，一旦工人進入這個生產空間，便自動被剝離了社會主體性，被壓縮為純粹的生產工具。而最讓人驚心的是“自覺”二字，要求勞動者不僅放棄自由，還要將這種剝削邏輯內化，心甘情願地主動放棄自由。盡管這則標語在遭到網友的激烈批評後撤下，其背後根深蒂固的畸形生產關系依然值得警惕。





除了這些體現職場遭遇的meme，也有打工人用網絡表達著自己的反抗與不滿。比如“嬌牛馬”“職場奶嗝文學”和“嗲員工文學”。這些詞語嘲諷的是一類以職場為背景的敘事風格，即一些年輕職場人通過刻意展示幼態行為換取領導的特殊關照，比如點“小孩菜”。這類行為用虛構的“家長-孩童”的依附性關系掩蓋了職場上真實的權力不平等。比起這種戲謔吐槽，在“詛咒領導猝死”這一互聯網潮流中，網友則更加辛辣直接地表達出對職場的不滿。起初因為品牌Tiffany的中文諧音與“踢翻你”相似，網友認為戴上該品牌產品可以讓討厭的領導和同事離職，後來發展成用回形針制作該品牌熱門產品的“平替版”來詛咒領導，並且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制作成果。另一種詛咒方式更加直接，那就是直接發帖，幻想霸淩自己的領導死亡的場景，比如“被嘔吐物嗆死”“因晨會上罵人太激動而死”“騷擾女員工不成被性騷擾舉報信活埋而死”等，以荒誕幽默直接表達對職場霸淩和不公的憤怒。這些創作既是勞動者的心理排解，也是Ta們在數字空間中尋求共鳴與抱團取暖的方式。

勞動者在短視頻和社交網絡上展現日常經驗，學界和文藝界也從勞動者的生活壓力、工作倫理、收入與時間分配，以及現代勞動體系等不同維度上關注勞動問題，從宏觀結構到個體生活的多重視角提供了分析與思考。





2025年3月，《對工作說不》的中文譯本正式出版，作者大衛·弗雷恩深入描繪了當今工作對生活的全方位侵蝕，並援引一系列社會學理論，分析了何為工作倫理、工作倫理為何依然難以撼動，以及關於工作我們可以有什麽樣的未來。他還追蹤了一群在英國積極抵制工作的人，嘗試回答以下問題：是什麽推動這些人脫離工作，Ta們的抵抗是否徒勞，以及Ta們是否能啟發一種替代性方案。經濟學學者梁捷及政治學學者林垚對該書進行了公開對談和討論。同月，英國學者威爾·斯特朗和凱爾·劉易斯所著的《星期五不上班》中譯本也被出版，作者把“工作時間”還原為一個與資本主義、權力和財富分配緊密相關的政治問題，指出當下的長工時並非自然，而是歷史鬥爭的結果。作者通過歷史、現實案例與政治經濟分析論證：在不平等加劇、工作不再保障尊嚴與安全的背景下，縮短工作周是回應勞動危機的關鍵路徑。減少工時不僅關乎個體生活質量，也能推動性別平等、環境保護與社會正義，為以自由和人類潛能為中心的社會打開可能性。

如果說這兩本書是從社會學的宏觀角度上對現有的工作秩序進行批判，那由美國基金經理人比爾·柏金斯出版的《Die With Zero》則是從更為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討了金錢、時間和健康之間的矛盾，他指出如果個體在一生中不斷用工時換取金錢卻未實際使用這些資源，等同於讓部分勞動“白白付出”。該書據此批判以延遲消費和過度工作為核心的工作—儲蓄邏輯，強調應在勞動能力與身體條件尚可的階段，將勞動成果轉化為真實的生活體驗與社會關系。本書理念恰恰映射了互聯網熱詞“力工梭哈理論”，該概念最初由抖音博主“好師兄戴夢”提出，將“力工”從體力勞動者延伸為“極其傳統的奮鬥型大男子”，Ta們按部就班地上班生活，思想守舊，將結婚、生子、買房視為人生終極目標，為此努力奮鬥，生活極度節儉並將所有積蓄投入婚戀之中。許多網友認為，“力工思維”是一種極端的去主體化邏輯：人生目標被簡化為“努力賺錢→結婚生子→積累財富”，個人興趣、情感建設和生活質量被忽視。該現象不僅諷刺了傳統婚姻觀，也暴露了經濟階層和性別角色對勞動者生活的深刻影響。但我們也不應忽視個體的勞動選擇和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性壓力之間的張力。




除了學界，文藝界也不乏探討勞動問題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探討了城鎮勞動人口流動、人口老齡化、殘障人群的勞權問題等。2月，中國導演霍猛憑借影片《生息之地》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銀熊獎，影片通過十歲少年徐闖的視角，細膩描繪了鄉村一年四季的日常，以及背後逐漸展開的社會變遷。電影以喪事開場，婚禮和喪事交替呈現，展現村民在土地上生活、適應變化、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該片呈現了人與土地的聯系，同時描繪了城鄉差距、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等社會現象。紀錄片《勞途歸巢》同樣探討了農村的勞動問題，但與“外出務工”的路徑相反，該片呈現了農村青年返鄉務工的故事。影片通過三年的跟拍，講述了重慶江津白沙鎮青年潘昭德從城市返鄉後投身當地酒廠工作，在平衡工廠勞動與家庭責任（照顧年邁父親、失智母親及年幼女兒）中的生存狀態， 個人命運的裂隙與時代發展的陣痛交織，折射出中國當代鄉鎮人口流動、產業轉型與家庭結構變遷的時代圖景。該片在9月入圍平遙電影展主競賽單元。另一部影片《震耳欲聾》則取材於上海律師張琪的真實經歷，講述了一名出身於聾人家庭的律師被卷入一場關於聾人的龐氏騙局中，影片用殘障與法律的交叉視角，探討了聾人群體在權益受侵害時的困境。


尾聲

今年是我們進行勞動權益事件盤點的第五年。


我們繼續邀請報告的參與者留下自己過去一年的個人心聲。今年拉長了戰線，從開始整理信息到撰稿和編輯完費了兩個月的時間。最終我們難以置信地完成了這份長達10萬字的報告。一年又一年，盤點越寫越長。這說明，我們對世界的結構和具體的困境，都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也可能說明我們每個人對於不公都有更多的話想要說。也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們對彼此都有更多的話說。既然不一樣的我們可以肩並肩走到一起，我們也可以學習如何在相互扶持下更好地走下去，在現實的困頓里有所作為。也希望這份報告的讀者同我們分享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和對盤點的感受。你可以發送郵件到laoquanpandian@proton.me，我們會不定期查看並給你回覆。通過這個郵箱，你也可以將你看到的勞權信息發送給我們，成為這個年度工作的參與者。


以下是報告作者的發言：



今年對於個人來說依然是很困難的一年。貧困、病痛和驅逐並存。但我還沒有失去希望。我深知我的困境和其他勞動者的困境是同構的。在年末，我想我要把在這份報告里的付出也獻給睡在臭車里的司機，平安夜在便利店睡著的年輕店員，還有我剛認識不久的加布獸——搬完家以後我們可以見面嗎？希望2026年我更放松，更堅強，也更幸運。


——珠江玉子



在北京的東四環看到施工的叔叔阿姨大中午就只能也只好在路邊空地上午睡，在冬天的海邊看到連夜收拾魚貨的阿姨，聽到集上買炒貨的叔叔說自己只能睡在車上，聽到大學里的保潔阿姨說自己的宿舍不能用電…

這些真實的事情有著萬鈞之力…..這股萬鈞之力把我推向了這次集體寫作中，非常榮幸可以作為參與者（之前連續做了三年的讀者）。

這個社會如此破破爛爛，文字寫出來只是第一步，但幸好我們有了第一步…願壞事越來越少...



——川木



希望我的朋友們都好，希望自己能夠再堅韌一些，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夠與千百萬人聯系在一起。


————詩凜


今年我的工作處在變動之中，過得挺焦慮，於是對很多事情降低了關注，有些羞愧。碰巧年末有空閒，參與到寫作中，收獲了難得的意義感。接下來又要搬家了，即將開始一段新的臨時性的生活。雖然這幾年一直在到處跑，但還是有一種受困的感覺。未來希望自己能更有勇氣，能更正直地生活，也祝福所有朋友。


——不要辣


作為農村出生的孩子，卻一直對農民農村經歷的事情感到一種陌生，頂多也是浮皮潦草地了解一下，深感愧疚。這次寫作也是逼迫自己去主動了解那里到底在經歷怎麽樣變化，他們又會以怎樣的韌性去面對越來越頻繁的天災人禍。多謝組織者！


——板兒


做了兩年讀者，今年是我第一次參與這個項目。巧合的是，我今年個人生活的關鍵詞正是“整理、清算、重新開始”——而這次參與整理、書寫新聞的過程，也為我自己的2025年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我這個無業遊民卻在搜集和編輯信息的過程中，發現許多事情原來和自己的權益息息相關，也重新喚醒了我對勞工領域的關注。雖然純屬“為愛發電”，但我自認為自己是這個項目中第一批受益人。


——冰冰


雖是第一次做勞權事件盤點，但是往年的都有關注。感覺這像是一個錨點，讓我們在下墜的世界中，賽博拉住彼此的手。好在大家還在彼此守望和照護著，痛苦固然難以承受，抱怨和掉眼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能在淚眼中捂著彼此的傷口，繼續攜手走著，真是讓人非常動容的勇敢！非常榮幸能參與這次盤點，看見、命名正在發生著的掙紮與痛苦，然後才能有機會終結這些不公。


——Siki


希望一切辛勞的人都可以好好休息，希望一切有關勞動者的聲音都會長存，希望所有曾落下的眼淚都能夠擁抱我們，成為我們的力量，這一年對我來說不容易，對我們來說都是。新的一年，用結束換開始，祝陌生或熟悉的朋友們，新年平安。

“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是誠實，再次是以後永遠不要相互遺忘。”


——蛾子


這是我拒絕全職雇傭工作的第五年。可沒能成為那種“逃離系統”的自由敘事樣本，我依然迷茫、痛苦，找不到自處的方式。尤其是經歷了親人的離世，我感到自己陷入了虛無，沒有任何人或事能接住我。

整理這份盤點的過程，恰恰是我今年現實生活中最難熬的一段時間。但也幸好有這扇窗口，讓我能短暫地從個體的劇痛中抽離，獲得片刻呼吸。

我依然不知道接下來要往哪里去，但在此時此刻，也許活著，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Mollo


今年年初，我辭去最後一份全職工作，決定以後只做兼職。多年在全職與離職之間循環，直到今年，我才終於有勇氣不再將其視為一次短暫停歇，而是徹底告別那種漫長消耗生命的工作模式。這條路給了我一種“退無可退”的自由。但還是希望有一天，每位勞動者都能退有所依，老有所養，不再需要以退為進。

——大西童子


今年六月份畢業以後就當上了無業遊民，2025年結束了，我還是沒有全職工作過，但是我做了好多志願工作，無酬的，不會計入經濟統計數據的勞動。做了幾年讀者，今年終於可以為寫作貢獻一份力量了。要是我有一份全職工作，我這個低精力人恐怕也就沒有余力參與今年的盤點了。


——小帽兒


我看到了千千萬萬的人，看到了過去，現在和未來。


——健缸馬



第一次幫忙年終盤點，之前有關注過這個系列，能夠參加很榮幸。和其ta朋友的感受一樣：為什麽這個世界每一年都沒什麽長進，而且還在倒退。盤點事件和構建敘事不單單是記錄的作用，它還是一種意識的呈現，讓更多人獲得豐富層次的信息之外，能觀察到方向和趨勢。新年來了，但新世界並沒有來，我們將繼續鬥爭下去。


——鵝肝醬不加吐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