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蘇聯模式對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否定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五年

蘇聯共產黨建立的公有制其實是幹部所有制

“蘇聯公有制其實是幹部所有制” ——法律上是全民所有，經濟運行中由官僚幹部階層實際支配與獲益，民眾缺乏實質控制權與監督權，這一現象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固化，最終在改革中演變為官僚對資產的私有化占有。



一、理論定位與現實反差

理論設定：蘇聯將全民所有制等同於國家所有制，宣稱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國家代表全民行使所有權，保障計劃經濟與共同利益。

現實偏離：幹部階層通過 “官員名冊制”壟斷人事任免與資源分配權，形成特權體系，全民所有權淪為法律符號，民眾無法參與決策或監督，管理權與受益權集中於官僚手中。



二、制度成因：權力集中與監督缺失

制度環節：核心機制 對 “幹部所有制” 的推動

人事制度：官員名冊制 + 任命制 + 終身制 形成封閉的官僚集團，權力代際傳遞，排除民眾參與。

經濟管理：指令性計劃 + 國企行政化 幹部決定生產、分配與投資，優先滿足自身與集團利益，消費品長期短缺

特權體系：特供、高薪、別墅、醫療等 合法與灰色收益固化階層差異，幹部成為 “實際受益者”

監督機制：黨內監督弱化 + 輿論管控 缺乏外部約束，腐敗與利益輸送不受制衡。



三、演變階段：從權力支配到資產占有

斯大林時期（1920s—1953）：建立國家所有制與官員名冊制，以高薪、特供、“錢袋制”（額外津貼）等構建特權基礎，權力集中於高層幹部。

赫魯曉夫時期（1953—1964）：嘗試幹部更新制，但未觸動核心權力結構，特權體系延續。

勃列日涅夫時期（1964—1982）：特權擴大化、穩定化，幹部與企業利益深度綁定，形成 “利益共同體”，權力轉化為穩定收益，階層固化。

戈爾巴喬夫改革與解體（1985—1991）：官僚利用私有化浪潮，通過 “合法” 手段將國企優質資產轉為私有，完成從 “支配權” 到 “所有權” 的變現，形成寡頭集團。



四、核心表現：支配權、受益權與階層分化

資源支配權：幹部決定生產計劃、物資調撥與投資方向，優先發展重工業與軍工，犧牲消費品生產，普通民眾長期面臨短缺。

特權受益：特供商店、專屬醫療 / 教育 / 住房、免費別墅、服務人員等，高級幹部生活水平遠超民眾，形成事實上的階級分化。

利益侵占：通過兼職取酬、灰色交易、項目回扣等方式，將公共資源轉化為個人利益，後期私有化加速這一過程。

監督失效：黨內監督淪為派系工具，媒體與司法無法制約幹部權力，腐敗常態化。



五、辨析“幹部所有制”

概念邊界：“幹部所有制” 是批判性描述，而非法律定義。蘇聯法律始終規定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幹部僅擁有 “委托管理權”，但實際中管理權演變為 “事實所有權”。

歷史階段差異：斯大林時期側重權力集中以推進工業化，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固化，戈爾巴喬夫時期演變為資產私有化，不可一概而論。

理論與實踐的割裂：馬克思主義公有制強調 “勞動者共同占有與控制”，而蘇聯模式中勞動者被排除在管理之外，幹部成為 “代理所有者”，背離了公有制的本質要求。



六、結論

蘇聯公有制的 “幹部所有制” 化，本質是權力異化的產物：高度集權的體制使幹部階層從 “全民代理人” 異化為 “特殊利益集團”，管理權與受益權脫離民眾，最終在制度轉型中完成資產私有化，印證了公有制若缺乏民主監督與民眾參與，可能淪為少數人的利益工具。這一教訓也推動了對公有制實現形式（如民主管理、產權清晰、監督機制）的反思。

特權階級就是剝削階級

“屠龍者變惡龍”。特權階級原是“屠龍者”，屠龍成功後成為特權階級，成為惡龍——剝削階級。

1. 屠龍者的特權異化。“屠龍者”本是代表被剝削群體反抗舊特權階級（“惡龍”）的力量，其反抗的正當性源於對剝削的否定。但當他們推翻舊秩序後，若掌握了不受約束的權力與資源分配權，便會逐漸形成新的特權階級。此時，他們不再代表被剝削者的利益，而是通過壟斷資源、制定有利於自身的規則，開始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完成從“屠龍者”到“惡龍”的轉變——這一過程的本質，正是特權階級必然走向剝削的體現。

2. 異化的內在動因：特權的自我擴張性。特權的特征是非勞動性占有與排他性壟斷，其存在本身就具有自我擴張的需求。屠龍者在成為新的掌權者後，若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約束，會本能地利用手中的特權鞏固自身地位：或通過土地兼並、稅收傾斜等方式掠奪生產資料，或通過權力尋租、利益輸送等方式侵占公共財富。這些行為與舊“惡龍”的剝削行為毫無二致，因為特權的本質決定了其持有者必然會通過剝削來維持和擴張特權。

3. 現實表現：特權與剝削的共生循環。歷史上，許多反抗運動的領導者最終成為新的剝削者。例如，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領袖，若成功推翻舊王朝，往往會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成為新的剝削者，繼續剝削農民；近代以來，部分革命團體在奪取政權後，內部形成的特權階層也會通過各種方式侵占他人利益。這些案例證明，“屠龍者變惡龍”並非偶然，而是特權階級本質的必然結果——只要特權存在，就必然會產生剝削，無論其持有者最初的身份是反抗者還是壓迫者。

蘇聯的權貴特權

在蘇聯的政治語境中，“人民”這一概念始終被權力階層掌控解釋權，逐漸淪為服務於集權統治的空洞符號。

1. 以階級劃線重構“人民”範疇，淪為權力清洗的工具蘇聯建立初期，便以階級鬥爭理論為依據，將“人民”定義為工人、農民、士兵等革命同盟者，而地主、資本家、舊貴族等則被劃入“人民的敵人”範疇。到了斯大林時期，這一劃分更成為權力鞏固的手段：富農也被直接踢出“人民”序列，冠以“剝削階級”的罪名遭到驅逐、流放乃至處決；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黨內異己力量，也常被扣上“背叛人民利益”的帽子，成為大清洗的目標。“人民”的邊界完全由掌權者根據現實政治需求劃定，與真實的民眾構成毫無關聯。

2. 將“權貴意志”等同於“人民意志”，壟斷公共話語的定義權。例如，強制集體化運動中，大量農民因抵制失去土地和糧食，卻被官方宣傳定性為“違背人民集體利益的落後分子”；赫魯曉夫的墾荒運動、勃列日涅夫的“發達社會主義”口號，均以“為了人民福祉”為旗號，但決策過程完全由上層權力集團主導，普通民眾沒有任何參與和表達的渠道。當民眾的真實訴求與權力意志相悖時，“人民”的概念就會被用來壓制異議，此時它不再是民眾的集合，而是權力合法性的修辭外衣。

3. 特權階層與“人民”概念的割裂，讓其徹底淪為空洞口號蘇聯體制發展到後期，形成了以官僚集團為核心的特權階層，他們壟斷著資源分配權，享受著普通民眾難以企及的福利。但官方宣傳仍在不斷強調“人民當家作主”“各階層平等”，將特權階層的利益包裝為“人民的整體利益”。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住房、食品、消費品長期短缺，而權貴階層卻能通過特供體系滿足需求。此時的“人民”概念，已經完全脫離了民眾的現實生存狀態，淪為粉飾體制弊端的工具，最終在民眾的失望與疏離中，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這種對“人民”概念的操控，本質上是權力對公共話語的壟斷，它讓“人民”從一個本應代表民眾訴求的概念，變成了集權統治的合法性背書，也為蘇聯後期的社會解體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