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勞動人權報告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一年

2021年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繼續為生計奔波、遭遇權益受損問題的一年，也是勞動者積極關注和爭取自身權益的一年。在這一年里，勞動者延續過去幾年的勢頭，聲量繼續增強，發聲所涉及的行業和群體範圍也在擴大。疫情持續、經濟萎靡和地方財政困難使一些行業的勞動者陷入收入減少、被欠薪乃至失業的困境。“雙碳”“雙減”政策的實行則對部分企業和行業造成重大影響，受波及的勞動者面臨突如其來的停工和裁員，雖然感到手足無措，卻沒有停下維護權益的步伐。一些近年來受到重點關注的勞動者群體例如互聯網從業者以及平台勞工，仍然在焦灼而緊張的對弈當中聲討剝削。企業、公益組織以及政府部門都做出了自己的回應，但是狀況仍不容樂觀。過去受到人們忽視的傳統服務業工人，由於資本非正式用工的日益擴散乃至合法化，正在被看見。與此同時，一些新的問題浮出水面，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論。站在性別與勞動的交叉點，人們開始注視生育、婚戀、性與工作和就業平等之間的聯系。中國海外勞工、研究生以及職校生的勞動狀況也經媒體報道走進人們的視野。令人欣喜的是，除去過往的維權手段，我們也觀察到，在許多行業，勞動者新形式的聯結正在醞釀和誕生。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以及其它共享媒介，一些團結經驗和文化實踐得以累積下來，成為開啟可持續生態的火種。盡管一些行動注定是轉瞬即逝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行動者在短時內所能夠產生的共鳴和影響力。這些都是我們推動改變所倚賴的資源。在本年度的最後一天，讓我們一起盤點2021年主要的勞動權益事件，用這種方式跨越時叠歲替，從過往的記憶中汲取下一年用得上的智慧和勇氣，讓希望可以有底氣地延續下去。

1、互聯網員工權益拉鋸

2021年，最先在輿論上吹響勞權號角的互聯網從業者繼續與大廠展開拉鋸戰。

1月3號，拼多多22歲女員工張某（網名“潤肺”）在淩晨下班途中猝死，這位姑娘最後一條動態是“為拼多多奪邊疆”。短短幾天後的1月9號，同為拼多多員工的譚某從27樓縱身一躍，結束生命，死時父母還在為其準備午餐。對公司的忠誠和對奮鬥的熱情，卻換不來拼多多的一絲憐憫。張某去世後，拼多多知乎官方賬號在相關問題下創建回答：“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 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引起軒然大波。對於報道過勞死的媒體，拼多多則選擇起訴。面對輿論壓力，多家互聯網企業宣布調整工時制度。6月初，騰訊互娛旗下光子工作室宣布限制休息時段加班。快手、字節跳動、美團優選也先後宣布取消“大小周”。到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親自下場，在新一批勞動爭議案例中宣布996嚴重違法。然而，這些表態卻並沒有徹底消除違法加班現象，而是讓加班更加隱形。根據部分一線員工的反饋，新的加班制度讓他們難以拿到加班費，造成更多無償加班，一些加班不得不轉移到員工家中。12月，騰訊科興園同一地點出現兩起員工跳樓事件。加上5月一名實習生的自殺，科興園半年內發生三起員工自殺事件。而12月11日騰訊技術大牛毛星雲在周末加班時間的自殺引起了廣泛關注。有輿論指出，騰訊延續的違法加班以及嚴苛的績效末位淘汰是員工患上抑郁並輕生的重要原因。

面對惡劣的勞動環境，仍然有員工選擇站出來硬剛。一名騰訊前員工（微博：鵝廠監控哥）歷經兩年起訴後，於10月27日在深圳南山法院成功追討了工作期間的年終獎9萬多元。“南山必勝客”迎來失敗。而在兩年多以前，騰訊曾以該員工工作日在崗時間不足8小時為由否定加班事實，法院因此駁回該員工追討加班費五百余萬元的主張。可以預料，未來數年互聯網行業的勞權拉鋸戰還將持續。

2、平台勞工權益未見改善

近幾年，中國的平台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愈來愈多人從事配送、網約車等行業。特別是疫情後，這些行業吸納了更多非正規就業。這些勞動者大多與企業並無正式勞動關系，收入被平台持續壓低；平台亂定規則罰款；工人受工傷後難以得到賠償等情況相當普遍。

1月11日，江蘇泰州海陵區的一家蜂鳥配送站前，一名騎手用汽油澆身點燃了自己。2020年底這名騎手就要離職，但站長以運力緊張為由拒絕，並一直拖欠他的工資，討薪無果後這名騎手選擇了自焚。令人憤怒的事遠不止這一件，一位43歲外賣員送餐時猝死，餓了麽出於人道主義只賠償2000元，去世者家屬獲得的保險賠償只有三萬元。35歲順豐騎手穿著順豐工作服，一天幹12小時，猝死後順豐卻不承認這是公司的員工。超強台風“煙花”7月25日在東海沿海浙江上海一帶登陸前後三天，美團不顧騎手勞動安全，為沿海台風登陸點的騎士準備了7個活動，共計“629”元台風驚喜跑單獎勵。在廣東，有人去應聘美團配送員卻要簽協議“自願放棄”社會保險等待遇。而石家莊的一家中通快遞員在營業點突發疾病去世後，家屬才發現當地站點從未給這名入職兩年的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和繳納社保。平台經濟的二律背反在於，一方面，平台對勞動者進行了極其嚴苛精細的管理和控制，例如要統一著裝、超時要罰款、對勞動進行數字監，另一方面，則將業務層層外包，將企業對勞動者的責任撇得一幹二凈。致誠勞動者發布的調研報告《騎手謎雲：法律如何打開外賣平台用工的「局」？》指出，勞動者的利益被侵害後往往求告無門，這是因為要認定用人單位是誰，確定勞動關系已經變成了一件極其困難的事：“這個系統里，不單只有算法令騎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張精心設計的巨型法律關系網絡將騎手包裹在內：A公司給他派單、B公司給他投保、C公司給他發工資、DEFG公司給他交個稅……它們互相交織，將騎手緊緊捆住，可當騎手真正跌進前方的大坑並向外求助時，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為他的‘用人單位’。”甚至騎手在注冊平台時，就已經被暗箱操作認定為了“個體戶”，從而失去了作為勞動者的一切保障。面對諸多不合理的情況，一些平台勞動者也試圖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憤怒，集體罷送與個體抗議不斷交織出現。從單次事件的參與人數來看，規模超過100人的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在過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這一上升趨勢在外賣員群體中最為顯著。個體抗議包括：5月20日，陜西渭南一名外賣員當街焚燒外賣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續費才能拿到工資、完成離職手續；6月19日淩晨，沈陽的美團騎手抓住美團App的系統漏洞，原地“完成”253個訂單，登頂沈陽當地美團騎手的單日量榜單後注銷了賬號。最廣為人知的團結行動，無疑是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運作。通過與身邊的外賣員建立線上群聊、拍下與工作相關的視頻、創建微信公眾號、發布短視頻等方式，騎士聯盟成功迫使平台企業對損害外賣員權益的事件做出回應。7月16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用工、補齊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等。互聯網平台行業其後陸續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資、社會保險、工會組織上作出改變。但目前來看，新措施對平台的壓榨行為影響輕微，平台勞工的境遇尚未得到明顯改善。《意見》是否能如政府所願紓緩勞動關系的矛盾和緊張，仍待進一步觀察。

3、疫情下被忽視的勞工高風險

疫情之下，由於惡劣勞動環境和針對工人的防疫措施不完備，一些行業的工人暴露在病毒面前的幾率更高，更容易受到感染。7月20日至7月22日，南京出現的41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多為在南京祿口機場從事保潔工作的40到45歲女工，這些女工受雇於一家勞務派遣公司，而勞務派遣公司和機場方對保潔女工防疫方面措施相互推卸責任，導致了眾多女工的感染；8月6日武漢出現局部聚集性感染，中建三局武漢市沌口項目工地出現了首例感染者後，工地人員密集，食宿環境不佳和未做好通風措施，導致了局部聚集性感染的發生。工作時間過長也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受感染概率。12月13日，浙江紹興一例確診病例為52歲出租車司機，此前已經連續多日從早上6點開出租車到次日淩晨2點，工作時間長達20小時。對於其他出租車司機來說，除了長時間暴露在高風險感染環境中，疫情持續、過高的“份子錢”以及車輛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等多因素的疊加都對收入產生了負面影響，從而引起多地司機wq。疫情之下承受高強度防疫工作任務的社區工作人員則較少受到關注。由於任務繁重、人手不足，他們容易陷入工時過長和過勞的處境中。1月6日，為石家莊核酸檢測連續工作兩天後，社區工作者李瑞芝暈倒後搶救無效去世。而在此類新聞的評論區中，網友發出的最多的評論是“大家都不容易”，但僅僅止步於“生活不易”的感慨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對疫情之中如何保障工人生命健康以及改善勞工環境的不斷追問。

4、拉閘限電背後的停工與趕工

今年夏季由於珠三角地區錯峰限電，許多制造業工廠不得不關閉空調，即使緊急購買了一部分大電風扇嘗試吹走廠房內的機器設備開動產生的熱氣以讓室內降溫，不少工廠的室內溫度仍在35攝氏度以上。東莞部分工廠負責人稱“偷開空調會直接被關電閘”。9月23日以來，東北多地發布限電通知。而在9月24日，遼寧澎輝鑄業有限公司發生了一起因突發限電而又未及時提前通知導致的事故。事故是限電導致工廠內的排風系統停止工作而引起的。23名工人因為高爐煤氣中毒而被送往醫院治療。

浙江多地還出現了限電導致工人失業的現象。以“限電”為關鍵詞在B站搜索相關視頻，一名up主表示自己所在的工廠開始“上四休三”以後，為了補足“休三”的產能，需要加班至晚上12點，“現在做一天跟原來做兩天一樣”。評論區也有許多人評論因為限電，原先一天半的產能現在要壓到一天做完：“上15天班只能拿15天工錢”，“一周上兩天，上班兩天從早上12點做到晚上12點”，“晚上11點做到早上7點”，足見由於限電而間接導致的高強度加班以及收入減少並不是個例。限電背後隱藏的工時過長現象同樣值得關注，一些工人因為“開一停六”“開二停五”“開四停三”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一名B站用戶說“巴不得限電，這樣就能真正回歸8小時工作了”，下面評論回覆道“等你被裁了，24小時都是你的”，短短兩句話堪稱絕佳的黑色幽默。

5、行業寒冬下的裁員和欠薪潮

教培行業在“雙減”政策的重錘之下艱難喘息。高途、好未來、猿輔導、新東方等原先作為畢業生蓄水池的教培機構，不僅進行了大面積裁員，甚至其中多家曝出變相逼迫員工主動辭職以避免支付經濟補償金、正式合同變兼職、拖欠工資的醜聞，從而引起員工的集體維權。到年底，“優化”也成為互聯網各大公司的主題。愛奇藝、騰訊、B站、芒果TV等互聯網公司也紛紛傳出裁員消息，愛奇藝裁員比例更是高達20%-40%之間，其中實習生和老員工成為被裁員的主要目標。裁員潮生動形象的演繹了收益老板享受、風險員工承擔的殘酷影像。年輕人為了穩定，開始選擇走進體制內，尋找庇護所。2022年國考報名人數達202.6萬，平均競爭比為59：1。而現實是公務員、教師、醫生也在降薪和砍績效。例如，江西上饒大部分地區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要求退回全部績效獎。根據網傳消息，江蘇、浙江及上海公務員多項績效獎也被“砍”，杭州減薪最多達25%。房地產行業的寒冬使得從事建築業的農民工群體繼續面臨討薪困難的老問題。10月21日，一對農民工兄弟前往碧桂園討薪，不僅遭到拒絕，而且被企業工作人員開車碾壓，造成一位農民工盆骨粉碎性骨折、兩眼視網膜脫裂。另一房地產巨頭恒大債務危機，損害的不僅僅是業主的利益，更是農民工的利益。在貴陽恒大溫泉小鎮，忙碌一年的農民工沒有收到一分錢，小孩臨近開學卻無法湊夠學費。主要資產分布於房地產的寶能集團也陷入欠薪風波。6月15日，寶能汽車官微宣稱已得到國企128億元投資，而與公告的豪情壯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評論區里員工的討薪浪潮。“工資不發、社保不交、牛吹上天”等詞句充斥著評論區。盡管多地員工申請勞動仲裁，寶能集團卻采取了無視的態度。這些事例充分說明，政策變革以及經濟波動的成本，最終總是會轉移到基層勞動者的身上。勞動者作為這些變動的被動承受者，只能選擇默默忍受或者艱難維權，卻基本沒有參與各層面決策的空間。

6、傳統服務業與非正式工人困境

5月27日，深圳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首次審議了《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案（草案）》，這次近17年來的首次擬修改中，將用人單位的工資支付日的最低期限從原本的本月22日延長至支付周期期滿後一個月，並刪除了不定時工作制員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享受加班工資的規定。這樣的修改不僅對適用不定時工作制或采用勞務外包、派遣等靈活用工關系的傳統服務業工人的權益造成傷害，而且由於深圳特區的先行示範區身份，而可能造成其它地區的跟風效應，從而產生更大範圍的不良影響。6月4日，蘭新鐵路發生列車與鐵路施工人員相撞事故，導致9名外包工人身亡。11月19日，一名54歲的好鄰居便利店店員在連續上了一個月12小時的夜班之後，在排隊等待核酸檢測時猝死，而便利店從未和他簽署勞動合同、繳納五險一金。

而今年頻頻登上熱搜的上海迪士尼樂園與北京環球影城，也爆出了勞動者低待遇的新聞。身處童話世界的工作人員只能得到遠低於地區服務業平均水平的薪酬，與之相對的，則是超高的工作強度與對員工嚴苛的情感勞動要求。一位自稱是上海迪士尼樂園前員工的網友爆料，長時期的過勞導致自己內分泌失調、月經紊亂。12月16日，多名茶顏悅色員工在社交媒體的爆料引發了今年最後一輪關於服務業勞工權益的大討論，僅9元的時薪與8元的提成與人均11小時的工時為這一網紅品牌貼上了低勞權的標簽。而在一些討論中被當成模範來與茶顏悅色進行比對的麥當勞，也曾在此前頻繁促銷造成員工工作量加大且不支付加班費的風波中受到抨擊。同樣為勞動關系所困的還有互聯網大廠的外包員工。這種外包關系不僅被用於從事保潔、保安、食堂等工作的務工者，且被應用到大廠的核心業務如軟件、遊戲開發上。從事核心業務的外包員工不僅在著裝、工作牌等標示上低人一等，而且承擔著比正式員工更多的工作量，工資更低，需要接受更多加班，卻沒有加班費，五險一金也是按最低標準繳納。互聯網大廠對工時制度的調整與這些外包員工無緣。而大廠里更容易被忽視的保潔、食堂務工者，他們大多是農民工，居住在生活條件惡劣的城中村，工作時如同隱形人。


通常被認為是個體戶自主經營的貨車司機今年也遭遇到不幸。4月4日，河北省滄州市貨車司機金德強途經一超限檢查站時，針對司機疲勞駕駛的北鬥衛星定位意外掉線，執法人員將此作為違例情況對他罰款，為了表示抗議，他直接在執法人員面前喝下農藥自殺身亡。實際上，北鬥掉線事件僅僅是貨車司機遭受公路機構各類盤剝的一個縮影。雁過拔毛，加上新興貨運數字平台的壓價，貨車司機的日子也過得愈發艱難。

7、女性員工權益

女性員工遭受公司領導、同事或客戶性騷擾和性侵的現象已存在多時。而隨著女性權益日益受到關注，這一問題在今年得到廣泛討論。在短短的8月一個月內，三家不同企業分別有女員工曝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類似事件。8月8日，滴滴公司的一名女員工發文稱自己入職十天後被強制帶入私人飯局，受到性騷擾，此後又被頻繁強制參加酒局、接待客戶。她報警強制猥褻後卻不予立案，向上級投訴，反倒以試用期不合格理由被開除。8月11日，貴州國台酒業一名遭遇性侵的女員工也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公司以工作能力不足的理由辭退了她。在這些酒局性騷擾的案例中，引起最大關注的則是“阿里巴巴女員工遭性侵案”。8月7日，一名周姓女員工發文指出，自己在7月出差期間遭到上司與客戶的性侵，她向公司投訴後，公司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這導致她不得不到公司食堂發傳單聲張權益。事件曝光後，阿里一邊積極公關，另一邊卻以散布虛假信息、給公司造成惡劣影響為由解雇了這名女員工。12月初，阿里起訴了受性侵女員工，認為其侵害阿里名譽。將此消息由阿里內網擴散出去的另外10名員工也遭辭退。這位女員工此前也提起了性侵案上訴，但目前還沒有結果。

同樣是8月，多益網絡被曝出毫無理由地突然開除了公關部的所有女職員，說辭是“停職調查”，但卻強迫簽署離職文件。由此可見，女性在職場中仍遭遇著顯性的性別歧視。今年另一個重大事件是，多地延長了女性產假，並出台育兒假政策。其中，江西、浙江增加產假90天。陜西省提出對生育三孩的女職工再給予半年獎勵假，總計產假達350天。包括修訂草案在內，各地產假將長達128天至一年不等。部分地方也增加了男性陪產假。男性陪產假和育兒假的設立有利於男女雙方共同承擔育兒責任，一定程度減輕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夾縫中生存的壓力。不過總體來看，我國女性的育兒假期遠長於男性，進一步增加女性育兒假可能加劇女性由於生育原因在職場上遭受的性別歧視。且非公就業、非正規就業女性以及女性農民工難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受家務勞動和生育影響，女性職工的升職機會降低，也存在社保中斷的可能。在私企的招聘環節中，有過半女性表示在招聘時被詢問婚姻和生育狀況相關問題，有將近30%的女性因為性別原因在求職時遭受用人單位限制。如何在女性就業權益和生育權益之間取得平衡，在保證女性生育權益的同時消除職場的性別歧視，仍是我們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8、性少數群體的就業平等

北同文化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支持下，於今年五月發布了《全國企業性別多元友善度調查報告》。在報告設計的122家企業中，只有13.9%的企業在規章制度中明確規定了反歧視和機會平等的內容，開設了性別平等的培訓。這表明，大部分企業仍舊缺乏性別平等和多元的意識。作為國內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女運動員，中國女足主力前鋒李影無緣今年的東京奧運會。6月24日，李影在微博公開出櫃，並發布了與女友的合照，後在各方壓力下被迫刪除了這條微博。在隨後公布的奧運會女足集訓名單上，李影並不在列。李影為國家隊效力八年，參加過兩屆世界杯，是現役女足國家隊中唯一獲得亞洲杯最佳射手稱號的運動員。有輿論認為，由於公開同性戀的性取向而被教練團隊排除參賽資格，這是不公平的。

9、研究生與青教：勞動權益的模糊地帶

高校研究生、青年教師作為傳統觀念上的知識精英，其勞動權益問題常常被忽視。今年，南京大學、延安大學一共有四名研究生與博士生自殺身亡，校方沒有給出具體的原因，但種種線索都指向導師的壓榨。11月23日，遼寧工程技術大學的研究生謝鵬在自習室猝死，他本已應該在6月畢業，因為被導師要求“多幹半年”而延畢。讀研期間，除了原本的學習任務，謝鵬還不得不承擔導師安排給他的打掃辦公室、幫學弟修改論文等與自己學業無關的工作。校方則直接否認對謝鵬的死負有責任。不少研究生會玩笑式地將導師稱作“老板”。在表面的師生關系背後，研究生與導師之間的確存在著隱性的雇傭關系。國外許多大學已經建立了研究生工會來保障其權益，而在國內，盡管近兩年新聞頻出，社會各界依然對此缺乏足夠的關注。不僅是研究生，高校體制下嚴格的等級秩序與僵化的行政管理也造成了許多問題。6月7日，覆旦大學數學學院青年教師姜文華持刀殺害學院黨委書記的悲劇，已經極端地展現出了高校內矛盾的尖銳性。據稱，姜文華因為科研任務未達標，沒能通過“非升即走”的大考核，就在學院宣布解聘前，他作出了瘋狂的選擇。“非升即走”是國內高校廣泛實行的“3+3”式制度，六年後如果沒有評上副教授或教授，只能走人。而事實上，青年教師能夠通過六年考核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甚至還存在許多三年就踢人的情況。在這種大環境下，高校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同樣淪為學術血汗工廠中的奴工。

10、職校生實習亂象與悲劇

在2020年的統計中，全國共有9865所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的數字為1628.14萬。這些沒有上高中的40%年輕人湧入了職業學校。中職生往往會被分為三類：參加對口高考的、直升本校大專的和直接畢業的。進入高三之前，他們必須接受學校安排的實習，這份實習往往在最基層的流水線。6月25日，就讀於湖北十堰丹江口第四中學（丹江口職業技術學校）的17歲高二學生余銘，被學校安排到華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實習15天後，在宿舍樓道跳樓自殺。在自殺前余銘向父親訴說，說是來實習其實是來搬箱子，一個箱子二十多斤，一天要搬十幾個小時，不允許請假和曠工。與余銘一同來實習的還有另外100多名未成年人，實習前被告知是去公司敲鍵盤，被“騙”來實習後，班主任警告余銘，再曠工就開除學籍。余銘父親將求助信發在網上，控訴這場由校方組織的集體實習中，工廠非法用工，強迫勞動，最終將兒子推向死亡。9月4日，微博用戶@小鵬失眠睡不著 發布消息稱自己在去年1月被湖南省郴州市武臨縣職業中等專科學校安排強制到湖南久森新能源的工廠實習，並在實習過程中因意外導致手被卷進機器中，右手落下殘疾。涉事企業和學校拒絕給他做後續手術，不肯出醫療費。實習是教育實踐的重要環節，本應是職校生將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渠道。然而，在現實中，不少職業院校把學生強制安排在流水線上，不僅將強制實習與學籍、畢業證掛鉤，而且實習內容與所學專業無任何對口之處。學生往往也不能全額拿到自己的勞動所得，學校的克扣盤剝使職校生成為學校斂財的工具。工廠對職校生也缺乏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若學生受工傷，學生只能自己承擔責任和後果。對企業來說，職校生頂崗實習，既解決了用工短缺的難題，又無需按正式員工標準支付報酬，不過是廉價勞動力。盡管教育部等五部門已在2016年制定了《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以禁止上述現象發生，但職校生實習亂象仍層出不窮。歸根結底，這仍然是由於規定缺乏強制約束力、職校缺乏權益教育以及職校生難以找到維權途徑。在這樣的勞權環境下開展普職教育分流，只會導致更多年輕人踏上實習地獄的不歸路。

11、浮出水面：中國海外勞工生存狀況

2021年3月，5名中國河南籍農民工經中介介紹，抵印度尼西亞進入位於東南蘇拉威西省首府肯達里的中資鎳業巨頭德龍工作。該企業於2015年始在印尼投資建廠，已有鎳鐵冶煉生產線30條，其工業園為東南蘇拉威西省第一大企業。然而，該工業園近兩年事故頻發，多名中國籍工人受工傷或死亡。工人還發現企業給予的待遇與中介最初的承諾不符。中介承諾月薪為1.3萬元人民幣，但最終沒有工人能拿到全額。出國前規定工作時間為9小時，工人們實際工作時長卻超過10小時。此外，資方未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而是將勞動關系轉移到外包公司。外包公司對工人隨意降薪，對抽煙、玩手機等行為都會進行罰款。拖欠工資也是常態，到今年10月底，很多工人已四月有余未拿到工資。在經歷護照被扣、與所在外包企業協商歸國反被訛詐、向使館求助無望後，9月中旬，5名工人涉險偷渡馬來西尼，試圖改道回國，但被當地警方逮捕並最終遣返回印尼工業園。在工人家屬、律師與勞工關注者的多方協作下，截至12月底，5名工人已確認搭乘回國的班機。然而，工人們付出的代價已是驚人的。我們看到，隨著中資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越來越多的本國工人也通過中介途徑被輸送到國外從事各種工作。而這些工人不僅面臨缺乏國內和當地勞動法律保障的尷尬境地，因而總是遭遇極其惡劣的勞動環境，而且容易遇到無法融入當地生活、缺乏支持網絡等問題。企業正是利用這些因素規避用工責任，對工人大加盤剝。但願這個剛剛浮出水面的問題能夠得到更多關注和解決。

12、打工人也需要生活

2021年10月12日，一個嶄新的項目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在網絡上出現。該項目最早由4名95後程序員發起。項目所貢獻的共享文檔“公司作息表”在上線短短幾天內就得到打工人的廣泛傳播，最多時收錄了6649條各企業的勞動權益狀況信息，累計百萬瀏覽，覆蓋行業超出互聯網，也包括金融、房地產以及外企和部分事業單位。項目提議：任何行業任何地區的打工人都可以通過填寫問卷的方式來分享所在企業的工作作息。然而，從10月13日起，該項目就遭到不同平台的阻撓，其共享表格、項目官網以及GitHub 地址先後遭到QQ、百度、誇克、UC、微信的屏蔽。10月28日，該項目的小程序和公眾號被永久封禁。11月1日20時18分，該項目刪除了幾乎所有信息，並將項目標記為已終止。11月8日，該項目在github上的最後地址也遭刪除。與兩年前的996.ICU項目相比，本次項目存續時間非常短暫，也更直接地遭到來自各方面的圍剿。但是在項目的初衷以及運作層面，我們看到一些新的創造。借助互聯網的新技術，勞動者得以發出最真實的聲音，嘗試跨行業乃至階層的聯結和互助，盡管這種聯系非常脆弱。在它的遭遇當中，我們也看到線上行動所面臨的困境。即便是此類遵紀守法的溫和倡議，也越來越不為系統所容。#13勞動者與文化：躺平、牛馬與海德格爾4月17日，躺平吧題為《躺平即是正義》的帖子引發熱議。帖主“好心的旅行家”寫道：既然這片土地從沒真實存在高舉人主體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給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只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躺平旋即成為整整一年的流行詞，用來指稱““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不工作”的反內卷主張。官媒隨後多次對躺平思潮開炮抨擊。躺平吧以及相關豆瓣小組亦被關停。

在同年爆紅的還有B站up主大猛子。作為剛從土木工程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大猛子將自己在半年里的工地工作和見聞錄制成視頻上傳到B站，其對建築行業惡劣環境的吐槽，引起許多打工人的共鳴。“有人出生就在羅馬，有人生來就是牛馬”則傳遍互聯網，成為網民批評社會階級分化的金句。然而，大猛子也很快遭到所在國企的約談。隨後，他的一些視頻遭到刪除。另一則引起輿論漩渦的文化事件，則是某家非虛構平台對翻譯海德格爾的農民工陳直（化名）的報道。這篇非虛構報道源於作者對當事人的線上采訪，卻在11月18日采用自述形式發表，從而引起爭議。一些觀點認為，對學習精英文化的底層勞動者加以表彰，實際上反映了底層勞動者所處的弱勢的文化位階。正是勞動者在各方面的受抑制狀態，使得ta們缺乏創造和傳播自己文化的渠道和資源。我們在上面提到的事件中也能看到：雖然互聯網為勞動者提供了發聲平台，然而，一旦那些揭露社會矛盾、容易引起共鳴的聲音獲得擴散，它們就會被迅速撲滅。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仍然在創造自己的文化。當我們談論文化時，只以海德格爾為師，卻遮蔽那些說出“牛馬和羅馬”的人，這確實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

二零二二年


2022年是充滿煎熬、難堪和糾結的一年，也許也是人們想要匆忙告別的一年。我們說，在2022年的每一天里，時間仿佛總是虛度的。我們居家，靜默，生命好像停滯在一個無人關注的角落。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被催逼，焦灼，一個個畫面、一條條信息被推到我們面前，令我們手足無措，坐立難安。

我們希望從勞動者的角度來總結這一年。這不僅由於仍然有無數勞動者的權益受到損害，由此釀成悲劇，也是因為我們希望讓那些不可見的變得可見，讓差異變得清晰，讓我們彼此可以聯結起來，形成不遺忘任何一個角落的記憶。當然這很難，而我們做的還遠遠不夠。

苦難已經太多。讓我們在回憶以前，一起許願吧。

我們希望，勞動可以真正給人帶來快樂。人們可以真正自由地做自己愛做的事，而不是為了生計四處奔波，寄人籬下。

我們希望，如果不快樂，我們可以不勞動。我們可以有大把大把的時間揮霍，去休息，去玩樂，去看這個精彩的世界，去和不同的人見面和交往，沒有任何阻礙。

我們希望，沒有人再為勞動生，也沒有人再為勞動死。我們真正擁有自己的生命，分享自己的生命。沒有任何強迫。沒有任何霸權。

我們希望，我們記住彼此，記住還有許多不幸者，記住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記住為了全人類的幸福，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必須走下去啊。

以下是2022年度勞動權益事件盤點的正文內容：


1、封與開：防疫體系里的工作者




2022年12月，持續了三年的“清零”政策正式結束。然而，公眾很快發現生活並未迅速回歸到疫情以前的狀態，取代封控困擾人們的是大規模的感染潮。在衛健委宣布不再在官網發布疫情信息幾天後，日本、美國、意大利等國家分別宣布要求來自中國的旅行者提供陰性核酸證明，歷史似乎又螺旋著回到了一個原點。無論是在清零封控政策下，還是在放開後的感染潮中，防疫體系里的工作者無疑都面臨著最大的壓力。醫院里的醫護人員，養老院中的護工，社區基層的防疫工作者，方艙的建設工人，乃至進行核酸檢測工作的核酸工人，一面承受著大量工作的壓力和勞動權益的損害，一面也在輿論和風向的變動中體會工作價值感的獲得與失去。

3月13日，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出現群聚感染，一線醫護人員在防護衣、口罩等防疫物資不足的情況下被院方強行要求工作。院方還將醫院出入口封住，不讓醫護和其他患者、家屬離開，但又讓沒有防護裝備的護士去照顧陽性患者。最終醫護和醫院領導發生嚴重肢體沖突。3月29日，微博網友曝光，1500余名浙江醫護為支援上海防疫，淩晨3點出發，夜間返回，甚至自帶兩周食物。而曾在武漢疫情中間寫下《查醫生援鄂日記》的上海仁濟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醫師查瓊芳，用文字描述了上海4月世博展覽館臨時集中隔離收治點的超時工作問題：“查醫生連續工作了快33小時，可能需要先休息一下” ，“排班表已經修訂到第13版了，但隊員們無人休息”，“（困得不行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會兒”。而根據媒體報道，在隔離收治點外，進行核酸檢測的上海醫護同樣經歷每日十小時、中間無休的工作模式，核酸檢測“最多的時候一天采過1000多人，1000人的話近10個小時。你至少擡手1000次，渾身都很累。不能吃飯、不能上廁所，這樣一天200塊錢”。

12月防疫措施放開後，隨著患者數量激增，大部分醫護人員的勞動處境進一步惡化。多家醫院發出倡議書號召醫護“輕傷不下火線”。但醫護也是人，醫護也會感染、生病甚至死亡。12月13日，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一名23歲研究生陳某在寢室內突發疾病暈倒，同學稱其帶病在一線工作，連上三天班。該學生經搶救無效後於12月14日22點08分去世。

必須指出，醫護人員的勞權狀況在疫情以前已經十分堪憂，只是很少受到公眾的關注。以護士為例，2017年《中國護士群體發展現狀調查報告》顯示，九成在職護士每周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一成護士每周工作時間甚至超過60小時。此外，大部分護士還面臨經常值夜班、收入低、職業傷害風險高等問題。這背後則是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的長期不足。根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從2009年至2019年，公立醫院每年只有7%-10%的收入來自政府財政撥款。而疫情三年以來，醫院還要做到自負盈虧，往往選擇通過損害工人權益的方式來壓縮人力成本。

醫院和養老院的護工待遇則更在正式醫護職工待遇之下。2022年1月，上海政協網發表的一篇稿件指出，上海“護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70小時的高達73.42%，各種職業保險、醫療保險等也得不到保障”。3月16日至4月初，在上海封城期間，東海養老院出現護工和老人院感事件。院方在此期間存在未及時隔離核酸陰性和陽性的老人等問題，期間亦有老人去世。許多臨時護工被從中介處招募進養老院時，對院內有感染者並不知情。這些護工還面臨著連續工作時間長達三十多個小時、缺乏防疫設備和藥物、工作環境不衛生、工資得不到保障、無法離開養老院等問題。

除去普遍的過勞問題，不少醫護人員和核酸檢測工人今年還遭遇了欠薪。微信公眾號"護理人"的文章提到，繼7月21日遼寧省丹東振安區醫院連續五個月未發工資被曝光後，網絡上很多醫護留言均表示自己工作的醫院存在拖欠工資的情況。同月，沈陽的多個核酸監測點工作人員（俗稱大白）因領不到工資，集體罷工。8月2日，有媒體報道，宿州市第三人民醫院被員工投訴欠繳住房公積金。院方其後稱因先後5輪騰空院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收入大幅下降，暫無財力為職工購買住房公積金。11月30日，公眾號“大貓財經”發布的一則推送中顯示，不少小區的核酸檢測員聚集在一起高喊“還錢、還錢”。還有一些檢測員表示，他們在進行核酸采集時會遭到辱罵。實際上，大多數一線檢測人員基本都是各種勞務公司經手的外包員工，許多工人未領到工資也是因為中介截留了款項。



方艙建築工人今年也繼續遭遇欠薪、感染等問題。3月23日前後，長春市興隆山方艙醫院、吉林市高新北區方艙醫院、長春市農博園方艙以及廊坊市方艙等多家方艙醫院的建築工人和志願者在網上發文求助，許多工人感染新冠，未得到妥善安置，勞務公司此前承諾的隔離補助也並沒有到位，且普遍存在欠薪等問題。而廊坊市方艙自3月17日完工之後，根據當地防疫政策，工人們不被允許回家，市政府沒有安排臨時居住地點，當地酒店也不願意接受，於是部分工人只能住在車里或露宿街頭。直到4月2日，工人才表示已被安排在戶外住帳篷接受隔離。方艙工人的困境並非一日之寒：早在2020年2月，《農民日報》一篇報道指出當時武漢火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同年3月，377名武漢雷神山方艙的建築工人在14天隔離期滿後無法回家，只能繼續滯留在隔離點，同時失去了隔離補助和收入。而這些工人困境的根源，仍然在於建築業常年實行的層層分包制以及房地產和建築企業高流動性的資本管理方式。

從防疫體系內部勞動者的境遇，我們可以看到，工人的訴求往往並不能被“清零”和“共存”之爭所簡單涵蓋。他們的困境貫穿了疫情三年，但權益受損的根源卻遠出現在疫情以前。無論疫情和防疫政策如何變化，勞動者都面臨著非常棘手的勞權問題。疫情原本是改善這些工人群體尤其是醫護工作者權益的一個良好契機。然而目前我們並沒有看到這樣的轉變。與此同時，我們也在思考，如果這些防疫體系里的勞動者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和決策權，我們是否也能看到防疫政策朝著更加科學、民主和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向去改變。在此我們呼籲，各級政府和公立醫院都應當更加切實地去提升醫護工作者的權益和地位，傾聽他們的訴求，並加大對公共醫療的投入，不要讓勞動者群體流汗、流血又流淚。



2、閉環管理與居家辦公


受疫情封控政策影響，許多企業陷入停產境地。2022年5月31日國務院發布了《紮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第五條“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政策”中第27項提到“優化企業覆工達產政策”，部分原文如下：“積極引導各地區落實屬地責任，在發生疫情時鼓勵具體條件的企業進行閉環生產，保障其穩定生產，原則上不要求停產。”

而在這之前已經有企業開始嘗試以閉環生產的方式解決停產難題。4月22日，上海特斯拉作為白名單上的重點企業，率先覆工。彭博社稱，8000名覆工的員工被強制進入“閉環系統”工作。簡單來說，就是吃住都在公司，盡量避免與外界接觸。另外，彭博社得到的一份特斯拉內部備忘錄顯示，“因為宿舍數量不足，工人們只能睡在工廠地板上”。停產前，工廠每天生產約2100輛車，實行8小時輪班制。覆工後，特斯拉則改讓員工一天工作12個小時，一周六天上班，只休一天。5月5日，上海達豐電子廠發生工人抗議閉環管理的事件，數百名工人沖出閉環關卡。達豐廠是台資企業廣達在上海的分公司，主要為特斯拉和蘋果等公司加工電子產品。該廠於4月20日覆工。據悉，工人在當晚沖出閉環關卡可能是由於廠區發現感染者，也可能是由於閉環管理導致工人無法獲得生活物資。



10月-11月，針對閉環管理，鄭州富士康工人采取了大規模集體行動，引發關注。10月初，鄭州港區富士康園區爆出疫情。10月12日，企業對近20萬員工采取了閉環管理的措施，但並沒有阻止病毒在廠區和宿舍擴散。10月中下旬，廠區出現工作和生活環境惡化、陰陽混住、瞞報疫情等情況，感染工人無法得到及時的安置和照顧。10月底，大批富士康工人沖破閉環，徒步返鄉，並在網絡上引起大規模關注和討論。11月1日起，富士康表示允許工人返鄉，多地工人老家政府表示將安排大巴接送工人返鄉。面對大批工人流失的局面，富士康推出員工激勵政策，將工人薪資提高4倍。河南省地方政府則舉全省之力為富士康招工，試圖幫助企業穩定產量。在此期間，園區繼續實行閉環管理。11月23日-26日，新招募的一批工人在園區舉行大規模抗議，並與安保和警方發生激烈沖突。矛盾點聚焦於富士康擅自修改獎金發放標準以及園區陰陽混住等問題上。期間有大量沖突視頻在網上流傳。據稱有多名工人受傷和被捕，詳情未知。企業於11月24日表示給予每位離職的新進員工1萬元補償。此後，有消息稱部分工人返回江蘇徐州老家時遭當地政府阻攔。徐州方面表示鄭州並未就送返工人事宜提前告知。富士康事件作為一個典型表明，閉環管理是地方和企業以犧牲工人利益來實現保產和防疫雙目標的手段，但這一手段在工人的抵抗下仍然不免走向破產。



除此之外，一刀切的閉環管理還在鐵路線、礦區和大學等多個工作場所釀成悲劇。10月份，山西大同大秦鐵路湖東電力機務段人員爆發群聚感染事件，為了確保煤炭不斷供，網上傳出大秦鐵路公司要求火車司機不停工作的消息，工人們只能冒著感染風險維持大秦鐵路運轉。11月11日，深圳大學一名保潔女工在南校區跳樓身亡。一些深大學生反映在學校閉環管理之下，員工生活環境惡劣。由於學校並沒有條件提供住宿，後勤員工只能在學校各個角落打地鋪，在廁所晾曬衣物和洗澡，在清掃工具間放置被褥和枕頭。根據《11月28日清華疫情座談會會議紀要》，清華大學亦存在部分食堂、宿舍和商戶後勤員工睡在工作場所的情況。11月中旬，在陽泉靜默期間，山西省陽泉市平定縣潞安化工的五礦礦場工人被要求住在公司宿舍保障生產，工人陰陽混住，導致礦內疫情不斷擴大。同時，由於藥物、食品短缺，很多發燒的工人只能吃泡面，感染者得不到治療。11月28日下午，山西省長治市潞安集團五礦（原陽煤集團五礦）礦長王睿自殺，用自己生命的代價換來上級領導對五礦現狀的重視。      

而對於白領群體來說，封控造成的大規模居家辦公也導致了工時變長、收入降低、公司濫用軟件監測員工工作狀態等一系列問題。5月，在線職業教育公司尚德機構要求北京朝陽區全員施行居家辦公，並強行安裝電腦監控軟件，每五分鐘自動截屏，每天截屏次數不夠89次的算曠工。而居家辦公期間的收入，各公司解決措施差別不同，無統一標準，一些公司只支付基本工資，或者付70%，有的則只支付社會保險費用。  



還應該注意到，無論是封控期間的居家辦公、閉環生產，還是放開後急迫的覆工覆產，都可能成為推高工時的幫兇。根據統計，2022年8月最新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勞動時間達到48小時。以現在中國法定的每周工作40小時來計算，每人每周平均加班8小時，每月（按照每月平均4.35周計算）平均加班時數達到34.8小時。這個數字已經逼近中國勞動法的每月加班上限36小時。同時也不要忘記，這僅僅只是官方有限統計範圍內的平均工作時間，意味著現實中已經存在大量超時勞動者，而且狀況還在持續惡化。




3、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其它廣泛影響

自1月起，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體廣泛傳播，在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下，各大城市陸續展開防疫封控，外來務工人員面臨多重困境。停工停產導致務工者“手停口停”，收入下降甚至無薪。

1月，西安封閉管理，許多建築工人被困工地，缺乏食物和炊具，基本生活出現困難。在工人進行網絡求助後，一些熱心市民通過快遞、快送等方式捐贈了部分物資。地方政府隨後宣布取消救助戶籍地、居住地申請限制，由鄉鎮和街道對外來務工者實施救助。4月，上海進入全域靜默後，外賣騎手和日結零工同樣面臨嚴峻的狀況。許多日結零工人由於無法找到工作，缺乏穩定的勞動關系保障，只能住在地下通道、橋洞、公共衛生間等場所。隨著管控的擴大與升級，這些公共場所也陸續關閉，導致一些務工者露宿街頭。4月4日，浦東新區滴水湖臨港新片區建設者小鎮的建築工人表示隔離期間有多名工友驗出染疫，但楊浦區並未響應他們做核酸的請求。4月19日，浦東新區張江路孫橋鎮上海建工工地的亦被曝出有工人染疫，但當地並未提供隔離和救助措施。

在務工人員大量居住的城中村，由於人口密集、基層人員嚴重不足，進入防疫管控狀態後，面臨諸多困難。3月，上海許浦村開始封控，村委會加上志願者總共十二人，要維持八九千人的基本生活；村委與疾控中心分屬兩個系統，工作與信息掌握情況斷裂，導致管理混亂。一個民間臨時互助小組的援助實錄指出，許多在滬外地民工的困境在於，即便相關街道、居委即使有心救助，也無從得知有待救助的露宿人員身在何處。此外，居委會派發物資是按戶計量，因此對於群租性的、蜂窩式的員工宿舍並不會增加物資供應。即使居委會發放了物資，但許多非本地戶籍人員所居住的房間不要說囤積食物，就連冰箱、竈台、鍋具都沒有，因而就算能收到物資也不能料理。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11月的廣州，海珠區康樂、鷺江片區居住了大量務工人員。區內居民聚集參加核酸檢測導致感染、生活物資及藥品的供應與配送出現困難，而疾控中心的轉運，需要通過不定期排隊才能等到。無論在上海的許浦村，還是廣州的康鷺片區，城中村居民獲取信息、反映訴求的渠道都面臨阻塞、缺失的狀況。11月13日至15日，由於不滿封控的現狀，康鷺片區發生居民大規模沖卡事件，促成11月30日海珠區宣布全域解封。



防疫管控不僅限制了城市內部的活動空間，也讓跨地域流動變得困難重重，使務工者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原地靜默則由於無法開工而失去收入；回鄉又面臨原籍管控、返鄉歧視等問題。部分地方政府為減輕疫情防控壓力，以各種手段限制人員返鄉。例如，1月15日，陜西西鄉縣堰口鎮出台獎懲制度，由當地幹部、村支書、民警等電話勸止在外人員返鄉，按照10%的返鄉率進行現金獎懲。11月26日，新疆阿勒泰市7名福建籍工人在歸家路上凍斃於暴風雪中。新疆自8月進入封控後，人員離疆受嚴格限制，工人原本應該在十月中下旬停工返鄉，由於防疫限制滯留當地，直至11月26日暴風雪來臨之際，公司才緊急通知同意工人離開，由此釀成悲劇。



疫情及防疫政策還帶來了就業歧視的問題。由於既往感染或未接種疫苗造成的求職被拒現象一度非常普遍。7月12日，女工阿芬被發現在虹橋機場衛生間住了一個月，她於3月底到上海務工，但遇到封控，被送往救助站後感染新冠，康覆後因感染經歷無法找到工作。招工中介明確表示不收有陽性記錄的人員。同樣是7月，上海的陳先生因患嚴重濕疹無法接種疫苗，未獲醫院開具的紙質證明，而無法入職新工作。8月3日，曾是劇場場務的吳哥因三月赴上海做志願者而感染新冠，康覆後屢次求職均因“陽轉陰”經歷而遭歧視。8月25日，一女孩因沒有接種疫苗而無法入職上海某電子廠。

7月29日，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關於堅決打擊對新冠肺炎康覆者就業歧視的緊急通知》，嚴禁用人單位、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以曾經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為由，拒絕招(聘)用新冠肺炎康覆者。但是我們看到，直到8月份仍存在針對康覆者的就業歧視現象。而盡管接種新冠疫苗並非法定義務，但針對未接種新冠疫苗求職者的就業歧視，實際上至少持續到了12月初防疫措施放開。

12月防疫政策逐步放開，各地陸續覆工覆產之後，帶病返崗等新的勞權問題也開始普遍出現，但並沒有受到足夠重視。12月18日，浙江省疫情防控辦建議，無癥狀感染者可在做好個人防護的前提下繼續在崗。同日，重慶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下發通知，倡導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無癥狀和輕癥幹部職工做好防護，返崗上班。網絡上陸續還流傳一些企業群聊截圖，顯示個別企業將辦公場所分為“陰陽間”，要求感染者在陽性辦公區工作。還有企業表示員工感染新冠後只能請病假，若請假則沒有全勤獎勵，若不請假且不來上班，則按曠工處理。這樣的政策已然讓一些勞動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2月18日，退役軍人景興起在武漢富士康工作時因新冠病亡，年僅26歲。景興起在去世前已發燒多日，身體一直不適。但由於廠區內無法獲得核酸和抗原陽性證明，也買不到退燒藥，景興起不能入住富士康的愛心康覆區。最終，在得不到有效治療的情況下，他倒在了富士康的宿舍。





4、多行業寒冬：裁員、失業規模創新高，欠薪問題依舊


面對史無前例的漫長寒冬，年內互聯網大廠繼續開展多輪大規模裁員。

1月中旬，滴滴開啟了覆蓋幾乎全公司的裁員計劃。知情人士指出，滴滴國內業務無法注冊新用戶，市場份額下降，導致其總體裁員比例達到約20％；1月4日，多位快手內部員工透露，快手從去年年底開啟較大範圍的裁員，覆蓋電商、算法、國際化、商業化、遊戲等多個業務部門，個別團隊裁員比例達30%，快手方面回應裁員傳聞稱系例行“業務優化”；3月14日，微博用戶“X法師Tony”透露一批互聯網大廠的裁員部分情況如下：

數據騰訊：騰訊PCG將大規模人員優化,比例達30%；
小米：裁員至少70%,互聯網全線裁員；
百度：遊戲部門300多人幾乎全部被裁,直播業務被裁員90%；
字節跳動：HR團隊一鍋端；
阿里巴巴：內部裁員大概2萬人，有的部門將徹底消失；
嗶哩嗶哩：電競部門裁員，內部實習生稱一層裁了100多人(含實習)。

從大廠公布的2021年年報中可以看出，近年來的大廠頻繁裁員，實則是源於增速放緩後的業務架構調整需要。以裁員的方式來減少之前簡單外延式擴張造成的員工冗余，對大廠來說是一個急剎車的過程，但對於千千萬萬的被裁員工和求職者來說無疑是嚴酷的生死局。

然而，無論是今年京東、B站將裁員稱為“畢業”還是早前馬雲“向社會輸送人才”的說法，都無法掩蓋互聯網大廠想方設法節省裁員開支的殘忍現實。職場博主“王落北”於5月27日曝光了一份某二次元大廠總監開裁員動員會的46分鐘內部錄音，信息量巨大，內容涵蓋如何用績效、考核來推動裁員。錄音中提到，“一定要講他們的績效有問題，他們能力有問題”“不要講說是公司規定，不給員工落把柄”“一定要明確給他扣上，他就是能力不行……”，“制定一個他完不成的PIP目標，給他一個考核期，比如一個月到三個月，再考核，PIP考核不過就直接離職”。通過這些手段，許多大廠試圖規避法律規定的辭退補償金。



除去大規模裁員，互聯網行業還針對留職員工采取了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我們仍需要密切關注這些員工的勞動權益是否受到損害。在財報數據低迷的背景下，許多大廠也擴大了業務外包的範圍，提高外包員工的比例。根據光子星球的一篇報道，以往互聯網大廠外包業務主要集中在通用、非關鍵、穩定性欠缺、勞動密集型崗位上，如字節跳動的審核崗、美團的外賣小哥、拼多多的客服、阿里菜鳥網絡部分崗位等。但如今，許多技術崗位也越來越多采取外包的模式。而有過大廠外包經歷的求職者都對大廠外包的評價不高。首先外包公司沒有針對員工的晉升培養梯度，受聘人員在大廠的處境就像一個替補。其次，外包人員在面對待遇完全不對等的情況時，往往也會產生較大的心理自卑感，比如正式員工有加班費，外包則是無償加班，且外包員工的五險一金是按最低標準購買等等。還有一部分外包員工原本倚賴加班費來增收，但由於企業效益下降，過去每周兩次的加班費也被取消，改為只能加班換調休。事實上，外包人員在員工總數中占比已不小，例如騰訊的人力部門，外包人員占比就超過了員工的一半。

面對越來越惡劣的職場現狀，也有一些年輕人勇敢站出來說“不”。如1月25日晚，騰訊企業微信產品部的應屆生認為騰訊用來表彰的文檔截圖里“連續20多個小時高強度並行設計和開發確保了宣傳頁面按時上線”“持續一周高強度完成了超過200項產品和設計走查修改”等表述是“把慢性自殺當作榮譽激勵”，該應屆生在面對公司逐步推行加班治理政策而帶給員工的績效壓力時選擇離職——用腳投票，並認為自己的堅決離職會給後來者勇氣，能夠更敢於表達自己的不滿；在這之後1月28日，微博用戶“陳慕陳兒”實名舉報多喜娃（深圳尼羅河移動互聯科技有限公司）領導陳燕存在的問題，指出陳燕對員工要求苛刻，對下屬以開除威脅，用語言攻擊和電話轟炸折磨員工，壓低員工工資，延長試用期並隨意修改員工績效。她還公開發出“我們離ICU真的就只有再加一次班的距離”的呼籲，並自陳本人因長期熬夜加班曾突發急性腦梗死，身體健康出現嚴重問題的經歷。

除去互聯網行業，今年房地產和相關行業的震蕩，繼續引發大量欠薪事件。如1月1日，員工李某和張某以威脅跳樓自殺的名義討要工地建築商拖欠的工資。青海省民和縣公安局川口派出所將此次事件作為惡意討債案件處理，並對兩名員工進行了行政拘留10日的處罰。這一處罰引起網友的不滿。1月20日左右，微博一賬號發布文章《中建二局碧桂園雲頂一期項目拖欠農民工工資》。1月22日，還有一微博爆料稱，西安奧園譽景灣景秀華庭一期總承包工程拖欠一家三人工資近5萬元，並隨附舉報者手持“情況說明”與身份證的自拍。至今沒有後文。3月12日，周口日報社房地產工作部副主任趙世全從周口報業大廈墜樓身亡。其妻子在報上發文表明趙世全是因無法回收廣告款項，遭到報社克扣工資，沒有收入，最終墜樓身亡。此外，今年陸續有多起俱樂部球員被拖欠工資的事件，也與房地產企業資金鏈斷裂、頻頻暴雷有關。而公眾對爛尾樓盤業主集體不還房貸事件的關切程度遠遠高過欠薪事件，折射出全社會普遍缺乏對勞權問題的相應關注。

去年12月28日，中國教育部表示，2022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076萬人，中國大陸高校畢業生數量首次超過千萬人。在畢業生總量激增的同時，大量企業裁員、延緩甚至停止招聘，教培、互聯網、房地產等多個行業面臨寒冬。國家統計局發布了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相關數據，今年6月份，16-24歲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為19.3%，創2018年以來該統計數據的新高。應屆生就業難，催生勞權受損事件，從上半年的“被毀約”，到下半年的“轉正難”，關於應屆生的話題始終不斷。今年以來，京東、有讚、小米等企業均被曝出對應屆畢業生的裁員行為。不少應屆生是在即將轉正時收到裁員通知。另外，在辭退過程中，企業迫使員工主動離職的事件頻頻發生，以此來規避試用期裁員的賠償。



市場提供的就業崗位減少，與之相應的是考公考編大軍隊伍人數的不斷增加，數據調查顯示，僅2021年國考，報考後通過審核的人數有157.6 萬，為近三年來新高，但最後只招錄2.57萬人，總體招錄比為61.2:1。以雲南省為例，2022年雲南省事業單位報名總人數達35.52萬人，總體招錄比為39.7:1，為了不卷而卷進體制的年輕人出路依舊不明朗。


5、平台工人和傳統零工：繼續困在系統里


外賣員、快遞員、家政工、網絡主播等多個行業的平台工人繼續受到多重因素的沖擊。

1月23日，豆瓣用戶“奪筍的潘達”發帖稱，自己曾在“輕松到家”家政平台工作2個月，發現其拖欠數百名家政阿姨工資，且存在不為員工購買社保、請假扣工資、離職期（離職前三十天）工資減半、無周末補助、不按時發放勞動合同等問題。7月，該家政平台公司暴雷，稱疫情期間的封控政策導致上門形式的家政服務難以履約，訂單量銳減，最終由於資金鏈斷裂而暫停全部業務。


2月15日，有媒體報道指出，外賣員正走向“職業發展的體系化”。根據餓了麽《2022藍騎士發展與保障報告》的數據，平台超四成騎手為全職，至於六成有其他收入的騎手中，近四成有本職工作，近三成在其他平台從事配送工作。稍作換算，以配送費作為主要收入的外賣員比例達到58%。然而，外賣員權益仍然受到持續損害。年內多地大城市的封控政策導致外賣員無家可歸。3月13日，深圳政府連夜宣布臨時采取臨時封控措施，導致許多快遞員和外賣員若要繼續跑單，就無法回到住處，只能露宿街頭。陸續有多個橋洞住滿無法歸家的騎手。有騎手備有臨時帳篷，還有騎手只能睡在硬紙板上。4月，上海的疫情管控同樣使得外賣騎手不得不在外流浪，甚至還要面臨從市區內橋洞被驅趕的困境。由於這些騎手不是平台站點的專送騎手，他們中的大多數也難以入住到平台承諾提供的騎手愛心酒店，而一些向騎手開放的社區驛站持續滿員，很難搶到床位。


在騎手多年的抗爭和社會監督的背景下，平台也做出了一些讓步。3月3日起，美團稱將修改騎手服務的評價規則，取消對外賣員的扣款處罰。以往，平台的差評及超時罰款對騎手造成龐大的工作壓力，導致騎手配送時被迫違反交通規則及超速駕駛。在新規則下，扣款改為扣分——超時、差評、提前點送達等行為會被扣分，而參加安全培訓、有模範事跡可獲加分。極端天氣下所有扣分項會被默認取消。7月8日，全國總工會還開展了互聯網平台企業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民主協商工作的試點，在上海市，“餓了麽”推出了外賣騎手民主協商會，三方在勞動報酬、合理計算配送時間、勞動保護等方面達成約定。目前尚未見到這一民主協商制度在全國範圍內的推廣，也難以確定作為代表的外賣騎手掌握了多少自主談判權，是否存在民主的代表推舉過程，因而其效果有待觀察。


在快遞行業，2月18日，一名做日結工的未成年人拍攝了關於自己在西安中國郵政快遞分揀工作的視頻。視頻中顯示，臨時工所坐的面包車嚴重超載，且當天西安市還在下雪（2021年馬鞍山市就發生過運輸做物流分揀臨時工的小車超載而引發的交通事故，造成10死6傷）。在工作過程中西安中國郵政還存在用工不規範問題，視頻顯示監工有打人現象。2021年底西安中國郵政就有一名員工在超時加班後於家中猝死，而針對該問題，中國郵政並沒有整改的措施。6月12日，江蘇常州一極兔網點被曝老板跑路，十幾名快遞員及員工被欠薪30多萬，他們在網點打地鋪睡覺等待答覆。該網點的快遞積壓，生鮮快遞已經腐爛發臭。極兔網點拖欠工資的事件不是第一次發生，此前也有南陽、重慶、沈陽等地的網點疑似“暴雷”。據報道，極兔快遞於2020年進軍中國後，采取低價戰略擴張。各網點加盟商還受到極兔收購百世快遞的壓力，持續虧損。這些公司方面的壓力通過各種形式被轉嫁給一線快遞員承擔。

而在疫情放開後，北京市快遞梗阻問題引發關注。北京市郵政管理局副局長廖淩竹12月15日呼籲快遞公司從其他地區派快遞員支援北京，對重點區域以及藥品、抗疫物資等進行優先派送。中國郵政、順豐、京東、菜鳥等物流企業響應號召，從各省調派數千名快遞員前往北京。據界面新聞報道，截至12月18日下午，京東已從各地調集約2000名快遞員到北京處理積壓的快遞。這可能將給其他省市的快遞業務帶來壓力。與此同時，在感染潮的威脅下，快遞員的健康很可能無法得到保障。



今年有關平台工人的另一起大事件是貨拉拉平台司機的全國集體行動。11月16日到18日，全國多地的貨拉拉平台司機連續三天罷工，抗議平台為促銷宣傳損害司機利益，以爭取更合理的薪酬和勞動權益保障。引發抗議的關鍵是貨拉拉推出的“多因素計費”和“特惠順路車”，這些政策使司機的收入降低。此外，司機過去花錢辦理平台會員可以免去抽成。但是今年即使司機購買了會員，仍要向貨拉拉平台上交5%到15%的抽成。司機就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訴求（各地司機提出訴求的細節有所不同）。




與此同時，相對較少受到輿論關注的網絡主播行業也爆出多起權益受損的事件，出現勞動者與平台和文化公司之間缺乏勞動合同、無法確認是勞動關系還是合作關系、主播賬號中內容的歸屬權不清等新形態就業的典型勞動爭議問題。5月12日，虛擬偶像團體asoul官方宣布，團隊成員珈樂因身體與學業原因進入“直播休眠”。雖然asoul所屬的樂華公司因這一虛擬偶像團體而獲得巨額收入，但網友爆料稱珈樂的扮演者月薪只有1萬元，提成1%，並長期受公司的職場霸淩。公司甚至以泄露個人真實信息對其進行威脅，逼迫其簽訂不平等合同。與珈樂扮演者這樣的大主播相比，廣大的小主播更缺少話語權：7月13日，呼和浩特一名主播爆料稱自己沒有勞動合同，工資沒有著落，甚至還要陪公司主管喝酒應酬；7月26日，杭州市一名從事主播運營工作的22歲女生因連續加班去世；9月27日，西安有人反映一家文化公司誘騙年輕女孩甚至未成年人工作，拖欠工資並以各種理由扣錢；10月22日，《社會與法》節目報道重慶市一家公司拖欠女主播工資，甚至因主播解約而對其進行索賠。

除了平台勞工，建築業工人也依然面臨缺乏勞動合同和保障等老問題。7月，重慶市住建委等7部門聯合印發文件，試點項目全部取消勞務分包制度，這對於解決建築工人常年被拖欠工資、難以獲得工傷賠償等問題是一個重大利好。然而，8月2日，住建部和人社部聯合下發的《關於修改<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稱，不再強制要求建築企業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這與此前要求建築企業建立自有工人隊伍的改革方向實際上是相違背的。建築業工人勞權問題的化解前景仍然十分不明朗。


6、無保障的職業安全：極端天氣與新能源行業擴張里的事故




今年是極端天氣頻發的一年。在中國，全國各地的夏季高溫突破了歷史極值，異常高溫導致了多起勞動者熱射病死亡，其中包括一位河南54歲洗碗女工(6月25日)、一名陜西的建築工人(7月5日)、一名在湖北倉庫打工的暑期工(7月9日)，和一位浙江的裝卸工人(7月14日)。此外也有多起勞動者因中暑昏厥而被送往醫院、確診為熱射病的例子——包括外賣騎手、交警，還有穿防護服的小區物資志願者。上述死者和病人均是暴露在高溫中長時間工作的體力勞動者。熱射病是重癥中暑中最嚴重的情況，因為身體周圍的環境溫度、濕度太高，人體溫度調節功能失效，身體核心溫度超過40攝氏度，並伴有一些神經系統的功能損害。熱射病的致死率能夠達到50%以上。在多起死亡事件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政府部門聯合發布了文件，要求督促用人單位盡量避開酷熱時段作業，適當增加勞動者休息時間和輪換班次，落實防暑降溫措施，發放高溫津貼。

熱射病慢性、不易引起警覺卻會引起致命後果的特點，也意味著一旦發生，其導致的工傷工亡在認定和獲賠上存在重重困難。裝卸工人張公死於出租屋內，死前就職的杭州灣物流公司，不承認“工傷”一說，一度只願出於“人道主義”補償喪葬費3萬元。死者家屬咨詢過的律師表示，需要證明張公生前是在工作期間發病，且在48小時內死亡，方可認定為工傷。余姚市社保局和寧波市第一人民醫院職業病診斷辦公室則答覆，既非上班時間、上班地點，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無法申請工傷鑒定；即便確定死因是熱射病，也無法直接歸咎於工作單位和工作環境。也有的勞動者則是由於勞動關系證明的困難——如洗碗工韋巧連未簽有效合同、也未繳社保，而暑期工郭騰旭是被勞務公司派遣到傳媒公司的倉庫工作——而難以進一步認定工傷。熱射病本就更高比例地常見於在室外高溫環境中作業的體力勞動者，而這個群體的高度零工化，更加劇了他們在面對高溫和其它極端天氣的脆弱性。

在夏天，還有一個事故頻發而權益卻未受到保障的職業群體需要我們的關注：空調安裝和維修工人。一個負責家電工程保險項目的保險公司員工透露，今年夏天他收到一百多條空調工事故的簡報，包括維修空調從樓上墜落或墜亡、被電擊等等。2018年，中國家電服務維修協會保險專委會稱，每年中國有近億件空調安裝維修單，發生空調相關事故約5175起，集中在6月到9月，其中死亡事故約362起，每天約有14位工人師傅無法平安回家。出事的工人多來自農村，絕大部分是男性，年齡在25歲到40歲之間。在用工關系上，家電企業常常將售後業務外包，工人自己需要承擔安全成本。而很多開發商房屋設計未預留安全作業空間，室內也無牢固掛點，增加了高空作業風險。由於大部分工人和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無法獲得工傷賠付，出事只能獲得商業保險賠付。

必須指出，以上這些工作安全事故都是在全球氣候危機日益加劇的大背景下發生的。盡管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官方代表機構已通過多次聯合國氣候峰會達成共識，必須加快能源轉型來扭轉氣候危機的惡化趨勢。但將能源轉型產業化的解決思路並沒有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今年僅在國內，新能源產業在資本飛速擴張下就已經讓許多勞動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首先在清潔能源汽車領域，繼去年比亞迪員工猝死事件後，今年7月長城汽車新能源汽車子公司一名研發人員高強度工作16天後猝死身亡。長城汽車實行大小周制度，周末節假日也常加班，人均月加班時數超40小時。而在4月長沙比亞迪的制造車間，先後有至少3名員工在一周內從宿舍跳樓，原因仍未調查清楚。長沙比亞迪今年還因超標排放污染氣體引起周圍居民流鼻血不適而引起爭議。



除了新能源車企的勞動問題，新能源電力行業的生產安全也引人擔憂。在本土長年累月的政策刺激和補貼下，新能源發電有著龐大的市場需求，多個省份都在快速發布自己的風電和光電規劃，然而擴張的行業產能與激烈的市場競爭似乎讓企業在追求規模增長中犧牲了工人安全。近年來新能源電力行業事故頻發。據不完全統計，今年全國各地已出現多起引發傷亡的風電、光伏、儲能電站事故：


1月，甘肅省通渭風電基地華家嶺西風電場5萬千瓦項目施工過程中，發生一起觸電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傷。
4月和5月，江蘇泰州隆基樂葉光伏股份有限公司接連發生2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傷。
7月，海上風電場項目施工浮吊船“福景001”輪在廣東陽江附近海域防台錨地避台風時，錨鏈斷裂，船在海上沈沒，造成27人落水失聯。
7月，湖南湘鋰新材料有限責任公司幹燥車間進行旋轉閃蒸幹燥機調試時發生爐膛閃爆事故，造成1人死亡。
8月，保定市曲陽縣美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孝墓鄉光伏發電項目發生一起安全生產事故，鏟車從高處滾落而下，造成1人死亡。
10月，江蘇省啟東沃太新能源有限公司廠房內儲能電箱發生火災，過火面積約120平方米。
11月，新天綠色能源圍場有限公司河北承德如意河風電場，一名員工進行風電機組巡視時，觸及風機箱變高壓電而身亡。
12月，太陽能光伏行業的高新技術企業上機數控位於徐州的新能源項目發生火災，5人經搶救無效死亡。


與此同時，為了彌補現階段新能源電力技術局限所帶來的發電不穩定、並網困難、儲電效率低等問題，保持能源可以滿足新增的電力需求，傳統能源的開采產能仍然處在高位運轉。目前來看，能源轉型並沒有減少傳統能源行業的事故。國家礦山安監局山西局局長胡海軍指出，截至11月中旬，山西全省煤礦共發生死亡事故52起，死亡62人，同比去年事故起數增加136%，死亡人數增加148%。截止到9月末，煤礦安全網統計全國煤礦作業的安全事故就有94起。顯然，勞動權益的境況並不會隨著采用新能源技術就自動改善。




7、研究生與職校生：處在用工“灰色地帶”




12月15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23歲醫學生因心源性猝死去世，此前網傳信息稱該同學陽性發熱依然被迫上崗，在一線工作時猝死。


隨著防疫政策的調整，醫療機構和醫護工作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特別是同時具有“學生”和“醫生”身份的醫學專碩規培生。12月13日，中國醫師協會發出倡議信，呼籲住院醫師包括醫學專業碩士生積極投身於疫情防控，而幾乎與此同時，昆明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等院校發生學生抗議，要求返鄉以及同工同酬。


規培，即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最初意義在於通過一段時間的臨床實踐培養醫學生理論知識與操作技能。2015年臨床醫學專碩培養模式改革後，由於醫學專碩合格畢業生不僅可以拿到碩士學位，還能同時獲得執業醫師資格證和規培證書，理論上將縮短受教育年限，因此部分醫學生在做選擇時會更傾向於專碩學位。


在種種事件背後，我們應當看到規培制度才是悲劇發生的原因，防控政策的調整不過是一個加速器。首先在政策調整甚至疫情出現以前，醫學規培生受壓榨的事件就層出不窮，且多因用工地位模糊等多種原因，責任難以被追究。3月31日，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內分泌科研究生被發現自行割斷頸動脈身亡。據稱該同學因為在心內科規培輪轉期間受帶教老師粗暴批評而多次情緒崩潰；9月25日，廣州醫科大學神外科研究生跳樓身亡，網傳原因是違反了科室10點以後不許開醫囑的規定而遭到多人批評。此外，在學生要求返鄉的時候他們被認定為需要留崗的醫生，在要求同工同酬時他們被認定為不具有勞動關系的學生，這種矛盾無疑把如今規培制度的荒謬之處放大到極致。在醫療資源緊張的時刻，學生的合理訴求也逐漸面臨外界更多的“逃兵”“醫德淪喪”的指責與不理解。應當指出，此種制度無異於殺雞取卵。


四川省2020年9月1日起實施的《工傷保險條例》第四十五條把規培生納入了參保範圍；而今年3月民革中央提議明確研究生的勞動者地位，將研究生納入非全日制用工制度保護，並將用工薪酬與工作內容掛鉤。這些措施與提議如果得到真正落實與采納，可以說是一種微小的進步。


與研究生同處用工“灰色地帶”的還有更易受人忽視的職校生。2月11日，雲南新興職業學院護理專業學生小楊在江西南昌龍旗科技園連續12小時夜班後被緊急送醫，隨後搶救無效死亡，而此前他已有感冒甚至吐血癥狀，卻無法從帶隊老師和領導那里申請到假期。2月24日，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民族中等職業技術學校護理專業學生向媒體反映，學校將他們派到仙桃市健鼎電子廠實習，每日工作超10小時，由於廠內實行兩班倒，一名學生甚至精神恍惚而被鉆頭紮傷手掌，此外學生身份證被收走，工資也遠不如廠內同類型崗位職工。





今年5月1日起實施的《職業教育法》中，規定了“職業學校學生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並規定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違反本法規定的依法承擔相應法律責任。而在教育部制定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中，也明確規定了職校學生實習崗位應與所學專業對口或相近；除相關專業和實習崗位有特殊要求外，學生頂崗與跟崗實習期間，實習單位不得安排學生加班與夜班。可以看出部分地區職業學校與實習單位全然違反了這些規定。這也表明了部分地區職業教育的缺陷。學生被學校安排進廠實習，由於此類實習基本都是學生畢業的條件，學生只能被迫服從學校的安排。在這種畸形制度下，學校完成了安排學生實習的任務，更有甚者從中收取差價謀得利潤，企業得到了廉價的工人，唯獨學生的權益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8、女性和性少數勞動者：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






2022年，《婦女權益保護法》獲得歷史性修訂，加入了許多保障女性勞動者平等就業權、要求建立工作場所反性騷擾制度的條目。與法律上的進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嚴酷的現實：疫情之下，全球性別不平等狀況持續惡化，女性往往不成比例地承擔了低薪或無報酬的再生產工作，同時也面臨著大量用工單位性別歧視的情況。

1月24日，由志願者組成的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小組“就業性別歧視煎茶隊”發布《2022年國考招考性別限制研究報告》。《報告》顯示，2022年國考近半數職位存在性別限制，對過半數擬招考人員存在性別偏好。其中，偏好男性的人數是女性的1.52倍，偏好男性的職位數量是女性的1.56倍。11月14日晚，一張公開招聘中小學教師擬聘人員名單的截圖在微博引發爭議。名單上，小學語文教師崗位分設針對男性和女性招聘的小學語文教師崗位，對男女之間學歷、學校背景要求的差異明顯。在這方面也有一個好消息：5月1日，三年多前因懷孕而被辭退的珠海樊女士終於得到原雇主的賠償和道歉，這一案件也成為了我國司法實踐中“平等就業權”民事糾紛的開創性案例。

今年兩會期間，女性代表圍繞產假和孕期待遇等問題，也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建議。2月27日，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大學研究院的蔣勝男提交《關於改善產假、陪產假及育兒假規定的建議》，指出目前的產假制度實質上默認了照顧新生兒的大部分責任由母親承擔，所以建議將男性的帶薪陪產假增加到30-42天。女性產假和男性陪產假之間的天數差異進一步加大，導致男女員工因生育而對工作的影響程度有著更大差異，可能加劇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業歧視，同時不利於提高男性對育兒活動的參與度，進而降低職業女性的生育意願。3月7日，全國人大代表趙冬苓在小組發言時建議，國家應當為企業承擔一部分因雇傭育齡、產齡、懷孕女性造成損失和負擔。趙冬苓認為，現在很多保護育齡、產齡、懷孕女性的法律、政策，實際上都是在加重企業的負擔。這可能變相導致企業不願意雇傭女性，從而造成就業性別歧視。

然而，改變還遠遠不夠。盡管MeToo運動已持續許久，許多公司在采取反性騷擾措施方面仍然較為遲鈍。10月24日，一位入職美團兩個月的應屆生揭露上級秦昌江對自己進行性騷擾。隨後，美團在內網放出消息稱已將秦昌江開除，但並未對性騷擾一事進行公告和致歉。

還有一些女性工人的勞動權益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和重視。有微博網友指出，今年4月上海疫情時期，抗疫一線女醫護的衛生巾需求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抗疫第三年，衛生巾依然沒有進入抗疫物資需求清單中。11月21日，河南省安陽市凱信達商貿有限公司廠房發生火災，造成38人死亡，2人輕微傷送醫救治。在火災中罹難的工人大多是女性，平時婦女們忙完家里的農活，便來廠里打零工。 而涉事企業從2016年至2021年期間，工傷保險等各項社保繳納人數均為0人。目前，此次重大災難仍缺乏一個清晰的調查報告。此外，同在 11月，深圳的兩位保潔女工接連自殺墜樓身亡。




另外，在去年的年度盤點中，我們提到性少數群體的就業權問題。然而在今年的新聞搜集中，我們沒有找到任何一條和性少數人群工作權益有關的報道，這表明國內工作場所的性少數群體仍然處在極度不可見的狀態。而媒體可能缺乏對這一議題的關注或缺乏報道的有效途徑。但這並不代表這一問題不存在。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新發布的關於性少數職場歧視的調查報告，在中國1571個性與性少數受訪者中，已有21%反饋稱ta們曾經在職場中因性傾向或性別表達受到歧視，可見LGBT人群極其容易在職場中受到歧視。



9、殘障勞動者：促進就業並非唯一目標


根據中國殘聯的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2月，我國有8500萬殘疾人，約占總人口的6.21%。以上海的數據為例，上海共有約59萬持證殘障者，而登記的就業人數卻僅有7.1萬。且從殘障者整體就業環境來看，多數的殘障者仍然集中在低收入和低聲望的範圍。

近年殘障勞動的政策逐漸從庇護性向競爭性就業轉變，“餓了麽”藍騎士中已有逾3000位殘障人士，喜馬拉雅殘障主播已超8000人、上萬的殘障者在淘寶天貓等電商平台開設網店或擔任客服，還有不少殘障人士在小型公司中做著數據標記的勞動。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在富士康等制造業工廠中也招聘殘障勞動者，他們被分配在流水線崗位上和健全工人一起工作。

這些殘障崗位的宣傳中，招聘者和媒體工作者往往使用了“殘障者要自立自強”的話語吸引殘障者，向社會展示包容的企業形象。然而，以殘障騎手的相關報道為切口，我們便可以窺見這些企業展示社會責任背後的另一面現實：一些殘障騎手因言語障礙、沒有準時抵達送餐而被顧客投訴甚至報警。上觀新聞的一則報道指出，有上海的殘障騎手在送餐後，用戶沒有接聽電話和看短信。騎手只能敲門通知，用戶懷疑他是送餐晚了還裝聾啞人，於是報警。最後站長處理了這起“意外”，然而騎手依然被用戶差評。肢體殘障的騎手在外賣管理系統中也非常弱勢，公眾號大地傳媒坊在2021年采訪了一名患過小兒麻痹癥的騎手。他表示自己沒有得到過平台宣傳中所說的獎勵和關懷，並直言：“我腿有這毛病，人家讓幹，能給錢就不錯了，還敢提要求？”在大多數的主流報道和網絡討論中，我們往往只能看見勵志宣傳，或是健全消費者的抱怨，平台的角色則一直缺席，騎手由於殘障和勞動者的雙重邊緣性也處於失聲的狀態。



圖說：網上流傳的一張截圖，有用戶抱怨殘障騎手態度差，此事一度引起熱議


在殘障者從事賣貨主播和網購平台客服的宣傳中，殘聯和媒體還樂於強調殘障者居家從事這些崗位的便利性。這種輿論導向也令人擔憂是否會因此而使公眾忽視了殘障者外出就業的需求，從而減少人們對社會面無障礙化改造的關注和支持。在以殘障者就業數量作為主要指標的官方支持工作中，殘障平台零工的勞動權益也很少受到關注。實際上，他們同樣可能面臨工作時間過長、缺乏勞動保障等問題。



在流水線工作的殘障勞動新聞報道中，一些企業落實了殘障和健全員工同工同酬的制度，然而在大多數流水線中仍然不具備完整的無障礙工作環境。企業只是提供了一個就業崗位，卻並未實施對殘障者從勞動到生活的關懷政策。在疫情期間，為了減輕企業負擔，原有政策中的殘保金和其它企業賦稅被放在一起減征免征，甚至是率先減征免征。這一做法折射出政策制定者和企業仍然主要將殘障看作被安置的對象。而殘障者作為一個整體的人的權利和聲音，由於政策和時代的沈浮處於極不穩定的情境中。

聽障女性在勞動中面臨的性騷擾問題也尤為突出。在社會福利公益企業中，存在聽障女性遭遇性騷擾的經歷。在這種更無聲和隱形的侵害中，當事人卻時常卡在維權的第一步：在公立機構仲裁部門中，沒有手語翻譯的服務可以提供。此外，譯者金曉宇的故事也在今年被讀者熟知。由於小時候經歷意外，他右眼幾乎失明。而與雙向情感障礙相處數十年的他完成了22部共600余萬字的外文譯著。但不應該將他的經歷視為一個健全者視角下的勵志故事，金曉宇的故事實際上折射出在翻譯勞動力市場上殘障勞動者的困境。

金曉宇的故事也讓我們將目光投向“精神殘疾人”這一群體。以北京市為例，截至 2019年底，北京市持證精神殘疾人約 52,973 人，實現就業的持證精神殘疾人僅 4159 人，就業率為 7.85%。據“Hust數說”欄目文章，“各行業在招聘時，往往會根據職位特點從殘疾類型、殘疾程度等方面進行限制”，“從就業崗位分布況來看，肢體殘障人士就業崗位分布最廣，而智力和精神殘障者可就業的崗位相對較少”。殘障人士內部也存在城鄉、男女的不平衡，其中農業戶籍占79%，男性人口占58%。相關數據也顯示，有424.4萬人從事農業種養、238.8萬人從事靈活就業工作。



我們還需要反思，促進殘障者就業，遠非為殘障勞動者賦權、撬動“殘障”情境對於世界想象力的終點，更遠非反思資本生產與健全中心主義環境的終點。當前就業與康覆治療取得的成果遠不能與殘障的社會性歧視、環境和制度的重重障礙相抗衡。而關注殘障者勞動權益的問題，就是在探索什麽樣的勞動可以實現對自我與他人的照護——這是關於勞動和人的發展的重要命題。

也應當看到，有相當一部分殘障者的傷殘是因工傷造成的。今年發布的人社部2021年公報顯示，全年認定工傷（視同）的人數達到129.9萬人，評定傷殘等級77.1萬人。與之相對的，卻是眾多工傷扶持的機構在近年被關閉，例如深圳砥礪和貴州惠民文化服務部，這對工傷支持事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同時，受工傷者面臨的也不僅是經濟和法律支持的匱乏。他們在漫長的生活中經歷著時序的擾亂、社會交往的匱乏等長期的心靈困境。


10、高齡勞動者：離退休越來越遠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進一步加快，中青年群體生育意願持續低迷，養老保險金支出壓力越來越大，高層推動勞動者延遲退休、老年人就業和少領取養老金的步伐肉眼可見地加快了。



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確定了男性60歲、女幹部55歲、女職工5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但延遲退休的政策近年來越來越頻繁地被提及，這被官方宣傳為對標國際的做法。延遲退休不僅意味著勞動者將延長退休前的工作時間，還意味著勞動者將推遲領取公共養老金的時間。3月1日起，《江蘇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實施辦法》正式施行。這被視為延遲退休政策討論十余年來首次在地方落地。江蘇的延遲退休方案主要針對三類人群。一是，在目前男女退休不同齡的情況下，江蘇提高了特定情況下女職工的退休年齡，例如將管理崗位的女工人退休年齡從50周歲提高至55周歲。二是，對目前法律規定可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種，經職工和企業協商一致，可以選擇不提前退休，這些特殊工種主要是從事井下、高空、高溫、繁重體力勞動和其他有害健康的工種。三是，職工可以自願選擇推遲退休，推遲時間最短不少於一年，需經本人申請、用人單位同意，並向社保部門備案。

在延遲退休之外，官方還推出了老年人就業平台。8月24日，中國老年人才網上線，據報道，該網站涵蓋老年人關心的人才政策、調查研究、人才知識、招聘信息、志願公益、老年教育等方面內容，為全國老年人才、涉老組織、為老服務機構及用人單位提供老年人才信息服務。然而，直至12月28日，該網站上總共只有77條招聘信息，且多為北京市的崗位，包括保潔、護工、醫生、顧問等各行各業的招聘信息。



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上海、天津、深圳、湖北荊州、廣東珠海、江西南昌等全國多個省市先後發布建築業對超齡農民工的“清退令”，禁止60歲以上（一些地區則是6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女性）人員進入施工現場從事施工作業。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即使沒有行政命令，勞務市場的招工者也更傾向於選擇更年輕的勞動者。在現有的條件下，強制高齡農民工退出勞動力市場確實容易使得他們陷入失業和貧困的境地，可能會使得他們不得不從事薪資更低、更無法得到安全保障的工作。但應該指出，恰恰是由於缺乏對農村戶籍老年人的養老保障，導致他們不得不仍然在更具有勞動風險的建築工地工作。而這背後則是持續了數十年的城鄉二元分立的戶籍管理制度以及差距懸殊的城鄉二元化社會保障系統。忽略了這一點而談論老年人的就業權問題，則無疑是在繼續固化農民工為城市市民群體輸血的犧牲者位置。



從養老保障方面，我們也看到官方急於擺脫大規模增長的公共養老金支出壓力。11月4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多部門聯合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對個人養老金參加流程、資金賬戶管理、機構與產品管理、信息披露、監督管理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辦法稱，個人養老金自願參加，相當於一個額外的個人封閉賬戶，每年繳納金額上限為12000元，用於購買符合規定的理財產品、儲蓄存款、商業養老保險和公募基金等。當參加人達到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完全喪失勞動能力或其他符合國家規定的其他情形時可以領取。分析認為這一制度更多適合收入穩定的中產和頂層精英階級進行投資，但是對於大多數勞動者來說，很難借此實現養老的保障。



11、勞動法外的勞權問題：企業制度、監控與PUA


2022年8月30日，一位青年律師超傑在被達輝律所辭退後自殺。超傑從事民商事非訴訟領域，被開除的原因是在處理緊急工作時存儲資料方式違反保密規定。超傑的做法其實得到上司的默許，但管理層得知後仍決定辭退超傑。隨著超傑的死，許多不為人知的工作細節浮出水面：高薪和光鮮並不是這份工作的全部，無形的痛苦長久地存在著。超長的工作時間、普遍存在的職場PUA和無處發泄的壓力，長期摧殘著新人律師的精神與身體。

據報道，在他生前供職的律所，每個人的上下班時間會被精確到分鐘上報給律所合夥人，IT會隨時檢查律師工作電腦中各項軟件的使用情況，而職能部門還會把律師的一言一行都匯報給老板。除此以外，來自上司的言語羞辱更是給很多新人律師帶來了身心折磨。據業內人士稱，受前輩訓斥已經成了工作的一部分；訓斥大到業務方向，小到文檔的行間距設置。“任何一項錯誤都可能指向你不夠專業，不配做律師”，而有些責罵甚至上升到人格。律所界的勞動現狀說明了這樣一點，即企業可以以不觸及法律底線的方式傷害勞動者的身心權益，實現對工人的支配和控制。


其中最典型的是運用企業內部的規定來約束、懲罰勞動者。2月，盒馬鮮生一員工因工資單被同事看到，被盒馬鮮生以泄露機密為由開除，盒馬回應稱工資屬公司機密，員工手冊中有明確規定。所謂薪資保密制度，實際上已經成為許多企業遮蔽同工不同酬現象的手段。同是2月，廣東一公司全體員工因未回覆微信群內的消息而統統被罰款200元。公司則回應這是按照公司的規章制度執行。


除了明文規定的內部制度，企業也在嘗試通過新型技術來強化對勞動者的控制。1月，有網友在招聘網站發現，一家公司招聘“過程管理工牌”的銷售人員，該工牌產品所攜帶的功能引起網友熱議，包括“行動軌跡定位”、“遠程聆聽”、“定位打卡”、“體溫監測”、“排行榜”並配備“易於上手的後台管理系統”。點讚最高的評論道：“國內強奸犯還沒戴上電子腳鐐，打工人倒要先用上社畜工牌了？” 在2月的一次裁員潮中，一款可以監控員工上網行為、以識別其離職傾向的軟件系統也引起熱議。在爆料的監控系統圖片中可以看到，員工有關離職的聊天關鍵詞、訪問求職網站和投遞簡歷的次數都可以被統計。這種系統號稱能提前發現員工的潛在離職風險，便於公司及時安撫或妥當處置。而在5月初，有用戶爆料稱，在線職業教育公司尚德機構要求北京朝陽全區員工居家辦公，並安裝電腦監控軟件。每5分鐘抓拍一次人臉，如果幾次抓拍不到，就要扣除全部績效，領導和HR也跟著扣錢，以至於“大家不敢去上廁所”。公司則表示是在員工知情同意的情況下由員工自行安裝軟件進行辦公。在工作時間內，軟件會抽查員工的工作狀態，而不屬於工作時間的個人時間不做抽查。從幾年前的環衛工”智能手環“，到如今的智能電子工牌和電腦監控軟件，可以看出，不管是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對員工的監控都在技術產品的輔助下越來越精密，以達到員工效用的最大化。這些事件引發了公眾對於員工個人隱私權的追問。然而員工工作期間產生的互聯網數據，特別是通過公司提供的設備，公司常常具有查看權限，也經過了員工的知情，勞動者很難在法理上挑戰公司的“用工管理權”。

除了公司內部規則和監控技術，職場PUA是另一個勞動者不得不面對的員工操縱術。日本在2020年修正了《勞動施策綜合推進法》，首次明確界定了職權騷擾，即權力上位者對勞動者施加了超過工作業務範圍的言語和行為，對勞動者造成傷害，形式包括對員工的身體攻擊，大聲訓斥，通過否定人格的言論和行動對員工進行精神攻擊，以及通過無視員工的方式對其進行孤立等。 盡管中國的《勞動合同法》第88條有規定，用人單位“侮辱、體罰、毆打、非法搜查或者拘禁勞動者的”，依法給予行政處罰，但它並沒有明確和強化與職權騷擾或霸淩相關的概念，而現實中勞動者能夠依法維權對抗上司騷擾和霸淩的例子就更少。面對職場中的辱罵、貶低和精神操控，勞動者除了繼續忍受或選擇辭職以外，很難真正運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以上所列均為傳統法律疆域保護外的勞動權益議題。這些議題要求對勞動者數據權與隱私權更多的討論，呼籲與時俱進、處理勞動者新困境的勞動法，也強調了人作為生理的與文化的個體的多面向需求與市場需求對個體勞動異化和窄化之間的內在矛盾。權益的問題同時也直擊著權力的問題：公司內部規則的制定、新技術的倫理和應用，與反職權騷擾環境的建立——如何才能讓勞動者在這些事務上具有不容被忽視的話語權？








12、海外中國勞工：緣何成為法外之地？




2022年，盡管國內前11個月一直執行嚴格的動態清零政策，大多數公民受航班熔斷機制等因素影響，很難跨國流動，但仍有大批中國工人持續被外派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建設，並面臨極端的勞動權益受損及回國困難等問題。在去年的年終盤點中，我們曾介紹多名工人在中資鎳業巨頭德龍投資的印尼工業園工作時遭遇事故傷亡的事件。2021年9月中旬，為了離開惡劣的環境，還有5名工人涉險偷渡馬來西亞，試圖改道回國，後被當地警方扣留。


在勞工機構對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新加坡、約旦、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的“一帶一路”項目上工作的工人進行的訪談中，工作人員發現以下侵權行為是普遍存在的：扣留護照、限制行動自由、強迫超時工作、取消節假日、拖欠工資、強迫工人使用非法簽證工作、欺騙性招募和虛假承諾、將工人與當地社區隔離、恐嚇和威脅、向離職工人收取強制性高額違約金、不給傷病者提供救治、提供惡劣生活和工作環境、勞保和安全設施不足、無合理的申訴和維權機制、限制工人言論自由、懲罰抗議工人等。


而根據相關勞工機構於今年11月22日發布的最新報告，由於大批工人無法拿到有效工作簽證而只持有短期商務簽證或旅遊簽證，並通過錯綜覆雜的分包鏈被雇用，這些工人中還有相當大比例未進入到官方統計的數據。因而，近年海外中國工人的數量要遠超過商務部於2021年公開聲稱的59.2萬。而海外多地領使館對此類事件的處理也常常不夠及時和積極。

今年海外中國工人權益受損的事件仍時有發生。2022年1月20日，於去年年底被爆出拖欠阿爾及利亞房屋建築項目工人工資的山東嘉強置業有限公司提出，要到2022年年中才能向工人發放全部工資。5月23日，在印尼中蘇拉威西省北莫羅瓦里縣由中資企業德龍投資的大型鎳鐵電廠，又有一名中國工人被發現上吊自殺。9月13日，155名工人在印尼馬魯古奧比島的中資雇主辦公樓前討要被拖欠的4個月工資。9月16日，另有一中資承包商被爆拖欠近30名工人近半年工資。9月25日，印尼小K島某中資園區勞務公司要求工人交錢才能回國。該勞務公司還存在隨意克扣和拖欠工資、偽造資質和合同等問題。此外，今年還頻頻有報道指出，中國大陸、台灣、馬來西亞和其它東南亞國家的公民被欺騙和拐賣到柬埔寨。一些詐騙團夥會偽裝成中介，以提供工作和旅遊機會為由進行誘騙。受害者被販賣後則往往從事強迫勞動。而這些被報道的事件仍然只是冰山一角。


13、文化事件與勞動者


今年有多部影像塑造了勞動者的形象並引起熱議。

7月25日，一段名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短視頻在B站上被瘋轉。視頻中，“二舅”被塑造為一個出生於農村、極具頭腦但命運多舛的罹難者形象。二舅由於年少時的一場醫療事故而成為殘障者，由此喪失了進入到城市實現階級躍升的通道。但二舅沒有喪失生活的信心，而是努力學習手藝，成為了鄉村里的木匠。因而，他被視頻制作者評價為“莊敬自強”。但批評者認為，二舅視頻將苦難美學化的敘述姿態逃避了對社會結構性不公的追問。與短視頻形成對照的是7月8日於院線上映的影片《隱入塵煙》。影片同樣關注農村的勞動者，呈現農民的生活苦難，且具有鮮明的美學風格。與二舅視頻不同的是，《隱入塵煙》通過輸血的敘事線更多地呈現了城鄉對立體制下農民被犧牲者的位置。主人公夫婦也並非由於殘障而無法進入城市，而更多是出於對傳統鄉村生活的留戀、欣賞以及對現代化城市生活的拒斥。然而，這樣的站位也使得影片招致另一種批評。盡管導演出身於農村，他仍然被戴上以中產視角去浪漫化農村生活的帽子。導演對性別議題的多次發言也招致大量觀眾的批評和不滿。《隱入塵煙》在引起票房和輿論轟動後，於9月26日全網下架。



於去年年底上映的動漫影片《雄獅少年》和今年年初上映的主旋律影片《奇跡·笨小孩》則聚焦於近年來引起高度關注的“農二代”群體。《雄獅少年》的主角阿娟作為典型的留守兒童，從小缺乏父母照料。在影片中，他們通過學習帶有民族性的傳統舞獅技藝來尋回人生的價值。學習舞獅、參加比賽與外出打工以救治從城市建築工地腳手架上摔落後陷入昏迷的農民工父親形成敘事線上的交匯，也形成一組矛盾。而《奇跡·笨小孩》的主角則是一對歷經磨難得以成功融入大城市的少年兄妹。在救治患有心臟病的妹妹這一劇情目標的設定下，哥哥景浩孤注一擲、借高利貸投資手機回收產業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被溫情化和合理化了。我們很容易忽略在手工作坊式的集裝箱工廠車間里，一幕幕損害工人勞動權益的場景同樣在上演。失聰的工傷女工春梅堅持向工廠討要賠償，“三和大神”為了抵制黑中介和黑工廠，寧願“做一天玩三天”，但他們緣何願意在這個酷熱不通風的小車間里忍受煎熬呢？我們只能隨著劇本的導向將之解釋為他們受到了景浩救治妹妹決心的感化。而這種無產階級的互助情誼被鬼使神差地嫁接到大資本業務外包所需要的“奮鬥者精神”上。在此，企業主奇跡般地成為了底層的“拯救者”。無論是通過尋回傳統技藝中蘊含的民族品格，還是通過提取改開試驗區敘事中的創業精神，我們都能看到這些影片在嘗試通過不同的路徑來為勞動者的處境提供一個合理化和理想化的答案。然而，作品無疑也避免了對勞動者的困境進行真正現實主義的剖析。

今年另一部爆火的影視作品是9月19日開播的律政劇《底線》。該劇多集劇情都涉及到近年來曾引起媒體關注的勞動爭議案。例如在第一集中，MCN公司同網絡主播只簽署了經紀合同，由此認為不應當為主播過勞猝死承擔任何責任。盡管在作品中，法院最終判決主播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但一些分析認為，作品對家屬形象的塑造仍然是存在問題的，如法官也在第一時間認為逝者弟弟是為了榨取姐姐最後的價值。由於該劇宣稱由真實案件改編，圍繞劇本是否歪曲了現實中對應人物的形象，網絡上產生了很大的爭議。

今年還有兩部新工人文學的作品出版面世：由皮村文學小組寫作的文集《勞動者的星辰》和範雨素寫作的長篇自傳體小說《久別重逢》。我們期待更多勞動者拿起筆或運用其它方式，向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打破具有階級性的社會分工。

二零二三年

2023年是危機深化的一年。

與人們在一年以前的期盼不同，2023年並沒有將我們帶回到疫情以前那個相對平穩、偶有暖意的時刻。與其說一切已不可能回去，不如看到矛盾一直存在、潛伏和積累，只是等待合適的時機爆發。過去的一年，持續且深化的系統性危機加速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活。越來越多勞動者感受到經濟蕭條、產業調整、人口結構變化、全球地緣政治沖突、不平等和極端氣候等問題所帶來的沖擊。矛盾堆疊和交織所帶來的焦灼和失望情緒在進一步蔓延。種種信號表明，社會關系變革的需要只是更加迫切。

勞動者的自救行動重新進入到一個高峰期，但權力差距仍然過於懸殊。勞動者受剝削和壓迫的位置沒有得到改變。工作時間長、收入下降、勞動保障缺失仍然是最普遍的問題。與此同時，我們繼續關注女性和性少數、殘障人士、海外勞動者等群體所面臨問題的特殊性。而隨著新事物的空間不斷被打開，AI橫空出世，四天工時制開始在個別企業實施，平台零工常態化，我們急需吸納和發展出新的話語視角和行動工具來應對勞動領域的變化。新舊交替之際，更需要一點破釜沈舟再來過的勇氣和破屋壞垣走出去的蠻力。

新的一年，願我們敞開心胸，在紛繁時局里辨清善惡，帶著希望上下求索。





一、後疫情時代：經濟下行中的裁員降薪潮


2023年初，隨著嚴格封控措施的落幕，覆工覆產和流動恢覆成為政策主旋律。但經濟和地方財政狀況積重難返，由此引發一系列負面影響，宣告著後疫情時代來臨。

經歷長達三年的疫情封控，大量醫護工作者的勞動狀況未見好轉。早在2022年12月底，三聯生活周刊的報道就指出，解封後的感染潮給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基層醫生帶來了巨大壓力。這期間，基層醫生面臨著病人數量增加、藥物緊缺和人手不足等諸多挑戰。同年12月極晝工作室的報道（《疫情下，不願留在醫院的規培生們》）則聚焦華西醫院專碩規培生陳家輝的心源性猝死。據財新報道，去世的前一日，他仍在繁忙的小兒外科一線工作。

時間來到2023年。1月，一則護士在工作崗位上染病去世的視頻引發社會各界關注。澎湃新聞向院方求證後得到回覆：該男護士屬於DAS科室，臨時借調到急診ICU增援，1月2日不幸去世。另據網友爆料，5月23日上午，武漢一群醫護人員前往江漢區衛健委，要求“還我抗疫血汗錢”“還我編制”。6月，第一財經刊文稱，目前村醫的生存和發展狀況依然堪憂。在新冠疫情暴發後，多地區財力吃緊，“基本公共衛生的補助標準提高······但村醫實際獲得感減少”的現象並非個例。12月26日，遂寧市部分醫護人員跳樓維權的視頻引發關注。根據該市衛健委的回應，醫護人員應該是擔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管理權限調整（由遂寧市中醫院托管劃轉到屬地管理）後引起待遇下降。此外，封控政策的收尾也使得以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核酸提取儀等為主營業務的多家生物技術公司發生裁員。1月初，重慶大渡口區中元匯吉公司、杭州抗原生產企業杭州艾科和新躍生物等工廠員工發起討薪維權行動。有消息稱公司貸款被政府拖欠是裁員誘因之一。

微博用戶@殺鹹魚的馬特調研了疫情管控、放開政策對勞動者個體工作生活的影響。整體來看，患病對於基層勞動者收入、健康影響較大：只有一半受調查者能夠得到較為充分的休息，約30%會以病假、事假或者調休等等方式進行休息；只有約四分之一受調查者表示工資正常發放，還有約20%的臨時工或小生意經營者完全沒有收入。雖有近半數的人認為待遇不合理，但少有人采取行動。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包括：患病影響時間有限，對大多數人來說損失是一次性的；新冠疫情被歸為“客觀性”原因，用人單位有更多借口將損失轉嫁到勞動者身上等。



相比於覆工覆產後患病的“一次性損失”，經濟蕭條和企業生產調整給勞動者所帶來的影響是更長期的。2023年制造業收縮明顯，出現工廠訂單擠壓、工廠倒閉搬遷、工廠拖欠工資和裁員等情況。國家統計局12月3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2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7%，比11月下降1個百分點，制造業PMI連續3個月下降，降至2020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南方人物周刊發表《疫情海嘯中的制造業：“很多事情都超出了經驗能解決的範疇”》一文，稱年關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調整相伴而來，讓前三年里因為各種不確定因素謹小慎微的制造業，一夜間迎來了訂單擠壓、員工因病減員、生產超負荷運轉、物流配送難的多重挑戰。雅虎新聞報道，中國勞務市場在春節後出現供過於求現象。許多工廠因為還處於覆工覆產階段且訂單銳減，進而壓縮招工需求並降薪。有工廠出現招聘20名員工，卻有300多人在寒冷雨天排長龍面試的現象。另一方面，指標大廠鄭州富士康更是在2月時就已停止招工，有員工說進廠的只能拿基本工資，“每月到手三四千，是3年來最低工資”。此外，許多產線停止了加班安排，這對於基本工資被壓低而只能長期把加班工資當作主要收入的工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而2023年沿海地區出現的搬廠關廠潮則引發了大規模的工人集體行動（詳見本文第十部分）。有消息稱，2022年第四季度到2023年第一季度，工人抗議數量劇增達十倍以上。據車訊網報道，2月威馬汽車開始了第二輪集體降薪，僅發25%工資，甚至有部分員工停薪留職，引發了外界對威馬汽車生產經營狀況的再次討論。威馬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威馬汽車因為疫情和市場環境等因素遭遇困難，正在采取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全力保障覆工覆產和終端用戶的體驗。而在這條微博下方，有大量討要工資、請求補繳社保的評論。一位網友寫道：“作為最底層的員工，整整把五年青春奉獻給你們，如今連最基本保障都給不了，太寒心了！”威馬汽車湖北黃岡工廠員工向媒體爆料稱，由於威馬停薪欠薪，工廠兩百多名員工進行集體維權。

互聯網行業的關鍵詞仍然是“降本增效”，多家互聯網企業持續裁員及削減員工福利。5月23日，阿里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在互聯網上發酵。傳言阿里將裁員20%，阿里雲裁員比例為7%。盡管網上不乏自稱阿里員工的人表示確實被裁，但25日阿里發表聲明稱，相關裁員消息系“謠言”，並稱要新招15000人。5月，58同城突然被爆即將大裁員30％~50％，涉及各個業務線，賠償N+1。11月27日，經自媒體 @手遊那點事確認，字節跳動旗下遊戲業務朝夕光年即將進行大規模業務收縮。12月28日，根據“晚點LatePost”消息，阿里雲正在收縮表現不佳的IoT業務，首當其沖的是IoT硬件集成業務，該環節裁員比例超過50%。根據脈脈發布的《搶灘數字時代：人才遷徙報告2023》，2022年互聯網崗位減少50.4%。除此外，5月網傳截圖顯示，“騰訊正在全面od化，包括csig、pcg、teg在內” 。同期，字節跳動武漢也傳出運營等業務全面轉向外包的消息。據此前經濟觀察報消息，2018年後，互聯網用人單位出現了大量勞務派遣向勞務外包的轉變，勞務派遣的比重從原來的80-90%降至50%左右，勞務外包卻高達60%-70%。




公務員及事業單位的薪資減少，則很可能和疫情後公共財政壓力加大有關。雅虎新聞報道，2023年中國各地陸續傳出事業單位員工被減薪和取消福利的政策。多家媒體報道，北京同仁醫院醫生稱8月工資大幅縮水，績效獎金和夜班補助降幅達50%。醫生隨即向醫院提出申訴，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不只北京同仁醫院，近兩年不斷有醫院降薪甚至發不出工資的消息。6月份河南洛陽、廣西等地就傳出了醫師減薪的消息。上海醫院一名頂級胸腔外科醫師表示，他平均做一台手術，收入不到500人民幣，還不如上海灘好一點的理發師。除醫生之外，教師、記者和警察也出現了減薪趨勢。北京、湖北、長三角、珠三角等多個省市頻傳公務員降薪的消息。有北京市屬機關公務員向媒體表示，2023年已“變相”減薪10%，“雖然基本工資沒變，補貼少了，上面說之前給的福利‘不合理’”。

整個資本市場下行，金融行業也加入降薪行列。5月，每日人物發布《金融業降薪潮，月薪8萬將成往事？》一文，稱27家券商披露了2022年報，證實“降薪潮”已經到來。也有消息稱銀行正加速裁員，自媒體@五道口宏觀筆記表示33家上市銀行在半年報中披露了員工人數，2023年上半年員工人數減少4.8萬人，而2022年是增加了4.1萬人。擁有8.8萬億總資產的浦發銀行，近年來業績顯現疲態，多項盈利指標下滑，凈利潤連續三年下降。5月，浦發銀行以要求外包人員轉簽合同形式的形式變相降薪和裁員，引發上百名員工集體抗議。裁員通知顯示一員工因嚴重違規被解除勞動合同。

鑒於宏觀經濟和需求環境的持續不確定性，部分外企也開啟了撤資和裁員之路。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7～9月國際收支顯示，外資新建工廠等新增投資首次低於撤資和業務縮減帶來的資本回收，表明外企在華撤資和業務縮減金額高於新投資。上海美國商會和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報告則稱，許多接受調查的公司表示，如果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緩解、中國政府政策變得更友好的話，它們準備增加在中國的投資。宏觀數據背後，多家外企裁員或撤離的消息傳來。9月20日，高通裁員、將撤離上海的消息引發熱議。11月6日據芯智訊消息 ，愛立信在廣州的研發中心發生重大人事調整，整個5G Tool研發團隊被裁掉，只保留市場銷售、技術支持團隊。



二、青年勞動者：被失業與剝削圍困

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高達1158萬人，就業壓力因此劇增。為了“穩就業”，相關部門和學校的舉措層出不窮：河南省教育廳宣布在5月至8月對零就業家庭畢業生和長期未就業畢業生進行“動態清零”；網絡上也出現了許多給錢就能買到一份“山寨”三方協議的“假就業”鏈條。據稱這種利益鏈條在高校中“並非秘密”。此外，據北青深一度報道，5月以來，全國多所高校擴大科研助理招聘規模，成為就業壓力下20萬畢業生的“緩沖地帶”。科研助理崗工作內容相對輕松，保留應屆生身份和臨時性質是共同特征。不同學生對科研助理的態度不一，有人將其視為福利，而有人則認為科研助理崗位可能更像是一種虛擬的工作，只在統計就業率時具有意義。也有網友爆料，柳州工學院要求畢業生參加畢業答辯的條件是“明確畢業去向”，疑似是為了進行就業率造假。

盡管如此，2023年青年失業率依然一路走高。據公開信息，1-6月中國的青年失業率分別為17.3%、18.1%、19.6%、20.4%、20.8%和21.3%。8月，國家統計局以完善統計工作為由，宣布從當月起暫停公布最新的青年失業率數據。
當保證就業率成為高校的一項政治任務，數據就可能成了表面文章，而畢業生的真實就業狀況反而被忽略和遮蔽。Tech星球《被毀約的應屆生：還未從學校畢業，先從公司“畢業”了》一文指出，有不少應屆生拿到了公司的錄用通知，甚至已經簽好三方協議，一段時間後公司突然毀約。由於此時已經錯過了校招季，不少企業停止招聘2023屆畢業生，導致突遭毀約的畢業生很難找到下一份滿意的工作，而企業“毀校招”的舉動卻幾乎沒有任何代價。一些應屆生尚未與企業建立正式勞動關系，因此企業取消錄用通知書並不屬於勞動法意義上的解除勞動合同，所以也不適用裁員的賠償標準。許多高校沒有將毀約企業列入“黑名單”，未來的應屆畢業生依然可能深受其害。有人認為這是目前經濟不景氣形勢下企業做出的無奈之舉，但現實是一些企業經營情況遠遠沒有到如此困難的地步。歸根到底原因仍然是企業毀約成本過低，而高校沒有承擔起應有的監督責任。極晝story則稱，公司毀約和疫情中的行業變動也不無關聯，如中創新航因毀約應屆畢業生的舉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但據財新報道，正是中創新航在2022年上半年過於樂觀的擴產，與新能源汽車下半年放緩的增勢，導致供求之間不斷拉大差距。
還有不少經濟困難的學生在暑假期間出於掙生活費等目的打暑假工。然而，暑期工在企業內基本處於最底層，不僅所得的薪資低，工作時間較長，其它勞動權益也不受保護。學生們的圈子里流傳著暑期工的“三不進”：不進餐飲、不去刷單、不要進廠。餐飲行業雖然工作時間長、時薪低，但由於上手快以及所需人員較多，還是能吸引不少學生。有部分在瑞幸咖啡兼職的員工在小紅書發帖稱，由於企業規定洗手頻率過高和不戴手套接觸消毒水，他們在工作一段時間後都出現了“爛手”的現象。據了解，瑞幸咖啡除了店長和副店長之外其他員工幾乎都是兼職。知名服裝快消品牌也吸引不少學生去兼職工作，7月，有網友分享了自己在優衣庫的兼職經歷，該網友質問優衣庫“大學生就活該一小時16元給你打掃衛生嗎”。兼職圈內甚至把“優衣庫”叫作“辛者庫”。據稱有些大學生暑期工兼職一周後夢里還在吟唱“歡迎光臨”。

在青年勞動者群體中，職校生困局也依然值得繼續關注。即使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從去年5月1日就開始正式實施，但職校生的實習亂象層出不窮。3月7日，四川省宣漢職業中專學校的一名學生因實習壓力過大在宿舍吞下兩節電池，此前他多次申請回校而不得；7月1日，重慶開州區職業教育中心一名女學生稱，其在實習期間被安排為男顧客洗澡按摩，向帶隊老師反映並明確表達拒絕態度後那排依然沒有取消。由於許多職業院校有著實習經歷與畢業證掛鉤的規定，學生常常難以避免在實習期間被脅迫勞動等問題。即使向校方反映，部分職業學校也對本校學生的實習問題視而不見。11月10日，平頂山職業技術學院的李同學在出租屋內猝死，此前他已經連續直播5天。而針對這一事件的相關報道都只關注了直播公司與李同學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及直播協議的具體內容，李同學的學校則完全隱身。
此外，研究生實驗室安全問題也再次引起輿論關注。11月7日，網友爆料中山二院蘇士成課題組內多名學生患上罕見型癌癥。輿論質疑學生患病與實驗室有毒試劑泄露有關。事件發生之後不僅沒有第三方機構對課題組工作環境進行流行病學調查，蘇士成本人和實驗室工作也基本沒有受到任何影響。課題組還分別在12月5日和12月13日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繼續發表了兩篇論文，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學生患病的成因仍然沒有向公眾交代。有人認為學生缺乏實驗室安全意識，沒有做好相應的安全防護。但實驗室松散的安全管理根源依然在於導師權力過大和層層剝削的科研評價體系。部分醫學生在事件發生之後評論實驗室根本沒有通風櫥，這可能導致有害試劑揮發後被人體大量吸入，而這一風險顯然並不是只要學生有實驗安全意識、做好安全防護就能避免的。此外，若是導師要求在無防護的有毒環境做實驗，學生即使有安全意識，為了順利畢業也只能忍氣吞聲，很難有拒絕的機會。高校及醫院的科研評價體系同樣值得批判，對於科研人員而言，發表論文、申請基金才有機會升職稱，否則將會被邊緣化甚至淘汰。這一體系中的既得利益者為了得到更多的科研成果往往選擇層層向下剝削，因此他們可以心安理得地無視學生的健康，在得知學生患病後直接把學生踢出課題組群聊，將其當成一個用壞就可以替換的耗材。2023年10月湖北工業大學一位研三學生燒炭自殺，遺書中控訴導師“壓榨學生““只會搞錢”。當下導師制和科研體系的扭曲可見一斑。

4月4日，4名年輕人在張家界天門山跳崖自殺。據媒體報道，4名年輕人均在外務工，最小的年僅23歲，最大的也不過34歲，生活為貧窮所困。這一事件也折射出近年來青年勞動者中隱隱彌漫的絕望情緒。

三、AI、自動化與工作變革：技術一定會成為勞動者福音嗎？

2022年11月30日，OpenAI正式推出能以自然語言進行對話的人工智能模型ChatGPT。該模型具有聊天對話、圖像生成、編輯程序、數據分析等多方面的能力。隨著ChatGPT在兩個月內的爆火，AI大模型及數據上下遊產業受到投資界的熱捧。類ChatGP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會給勞動者帶來什麽樣的影響，也成為被熱議的話題。AI是搶走人的飯碗，加速內卷，還是把人從繁瑣的重覆機械勞動中解放出來，使人類抗議專注於更富創造性的工作並且有更多的自由時間？

目前AI對不同行業造成的沖擊和影響是不一樣的。最早受到打擊的打工人似乎是原畫師。有媒體報道，廣州一家中型外包遊戲公司的原畫團隊在2023年初使用AI之後，已經裁員2/3。即便留下來的原畫師日子也不好過：甲方的要求無論在時間還是質量上都變得更高；工作創作性的部分在消失，原畫師有淪為 AI 改圖人的風險；而改圖人的分工對畫師磨煉畫技、形成不可替代性並無太大的助益，從某種程度上也堵住了畫師們職業發展的道路。一些企業老板和管理層還對AI能力和替代效應存在誇大想象，強制要求員工在工作流中加入AI工具，從而增加了原畫師的工作量和工作強度。但也需要注意，同時有報道認為AI產生的行業沖擊被誇大了：一些企業只是以AI為借口進行裁員，背後是蕭條的市場大環境。
關於AI替代人工客服的報道也不少見。招商銀行2022年年報顯示，運用智能客服AI能力實現人力替代超過1.2萬人。有報道認為，大部分客服的工作重覆性高，被替代的趨勢是不可逆的。一小部分最尖端的AI甚至已經被訓練到能在情感咨詢公司提供情緒價值而不被客戶懷疑是機器的程度，而情感一直被視為人工客服的核心優勢。試圖在這個工種謀生的人們以線上兼職的形式爭奪著有限的工作機會，變得越來越內卷。例如阿里巴巴的雲客服需要通過12項考核、花兩個月的時間才能競聘上崗，並忍受漫長的“斷流”和平台越發苛刻的規則，而就算在高峰期也不過一個小時掙四五十塊錢。但與此同時，AI客服未必能比人工客服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有時甚至成為企業拒絕處理客戶需求和開展自動化“騷擾”的工具。
在翻譯領域，那些主要從事低價翻譯工作的譯者，或許更容易會被AI代替。但因為AI翻譯長於說明性文類而短於文學性，並且在一切重要的商務談判、合同中難以被完全信任，AI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也無法完全取代人類翻譯；AI主播的確可以代替部分繁瑣、流程化的工作，但因為交互性問題和平台規則，要代替真人主播，還為時尚早；法律、金融、財務等行業的從業者危機感則相對較弱：他們認為人工智能盡管可以幫助完成一些任務，但在法律層面還沒法“背鍋”。
就目前來說，類ChatGPT式人工智能所產生的影響仍然集中在白領類型的服務業崗位上，制造業領域的成功應用並不多。但一些產業觀察也提到了少許案例。某家互聯網企業AI實驗室就幫助國內某知名手機金屬零件產品供應商將圖像識別技術運用到了質檢領域。借助將質檢人員長年累月積累下來的豐富經驗進行數據化，AI質檢實現了類人的準確率和更高的工作效率。這家工廠直接取消了400人的質檢崗位。
實際上，在AI火熱以前，制造業機器換人就已經作為官方產業轉型升級政策的重點。然而，以產業政策和企業利潤為導向的自動化很可能給被刨除在技術設計過程以外的工人帶來許多負面影響。目前機器人替代仍然以局部勞動替代為主。一項針對一家北京柴油和氫燃料發動機工廠的實證研究顯示，升級換代運用了智能化生產技術的生產線確實提高了效率。但同時，機器越自主，工人越需要做更多種類的任務（如接受培訓、保養機器、多線程任務），顯著增加了工人的加班頻率、時間和精神壓力。
一項廣東東莞等地工業自動化實施進程的追蹤研究也得出結論，當前中國工人群體以“半無產化”的農民工為主，工作不穩定、技能形成體系不完善使他們更容易面臨被取代和去技術化的命運。技能工人更清楚看見的未來是他們在技術升級後逐步被淘汰，降級成為普工。現在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相反地，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要讓技術真正服務於社會的前提是工人必須參與到技術決策中來，成為機器的主人。這不僅是蛋糕怎麽分的問題，更是蛋糕如何做的問題。
必須承認，正如加拿大學者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所指出的那樣，技術從來不是獨立和自主的；從技術研發到應用，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即社會權力參與其中為實現自身的意圖展開鬥爭的過程。技術進步也絕不會自動惠及社會，要分享技術帶來的好處取決於勞動者如何爭取。在2023年為期5個月的好萊塢大罷工中，編劇們反對利用AI替代編劇，尤其斥責用編劇的作品訓練AI，反對將AI生成的內容作為原始材料等行為。演員則要求制片方不能將演員形象、聲音建模在電影中免費使用。美國演員工會-電視及廣播藝人聯合會主席法蘭·德瑞雪表示：“如果現在不昂首挺胸，我們就會陷入困境，都將面臨被機器取代的危險。”
此外也應該注意到，在AI大模型訓練熱的當下，人工智能誕生的背後是千千萬萬數據標注員的勞動。他們的職責是為訓練人工智能模型準備“飼料”，將大量的文字、語音、圖像打上標記。有多少智能，就得付出多少人工。報道指出，數據標注員是一份幾乎零門檻同時也沒有上升空間的職業，數據標注基地大多坐落在三四線城市，甚至是貧困縣城。這份工作對當地人而言已經是當下不可多得的選擇。例如在山西永和縣的數據標注基地里，有80%是女性，有的甚至代替丈夫成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而隨著不依賴於人工標注的自監督學習與數據標注開始出現，數據標注員也將成為AI時代被用後即棄的人。
當然也有簡單而樂觀的聲音出現。英國智庫Autonomy一項新發布的研究顯示，未來十年，正確利用ChatGPT可使近30%英美工人實現四天工作制，而北京一家文化公司通過使用AI實現了降本增效，並開始試行4.5天工作制；國際勞工組織（ILO）在2023年8月底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會經濟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它的管理方式。工人的聲音、技能培訓和充分的社會保護將是管理這種轉型的關鍵，一項有序、公平和協商性過渡的政策至關重要。
然而，在AI縮短人類工作時間的討論聲音之外，卻是中國勞動者工作時長不斷攀升的現實。12月1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數據：今年11月份，全國企業就業人員每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8.9小時。這一數據創下了二十年來的新高。而把數字平均到每周五天工作的話，相當於每天9.78小時。與此同時，一些沒有借助AI來提高生產效率的企業也已經開始削減工作周，實行每周四天工作日等新工時制（1、2、3、4、5）。這種轉變也許表明技術積累所產生的解放潛力受到僵化的生產關系所累，並沒有得到充分釋放。而AI有望成為勞動者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的一個新契機嗎？答案也許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一切仍然全靠我們自己。



四、能源轉型與極端天氣下的事故



受國內主要產地產能受限、國外能源進口和運輸受阻的影響，從2022年9月開始國內煤價一度上漲到了近10年來的高點。2023年，隨著覆工覆產後經濟形勢的變動，煤炭市場供需兩旺。上半年幹旱造成的水電出力疲軟也導致需要更多煤炭來填補電力缺口。預計全年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耗總量的比例將基本與2022年（56.2%）持平。煤礦市場火爆的背後潛藏的則是相比往年激增的煤礦事故起數和遇難人數。根據官方通報數據，截至11月18日，僅山西一省就發生了礦山生產安全事故共103起，其中煤礦事故87起，遇難100人。事故起數和遇難人數為2022年同期的近兩倍。
2月22日，內蒙古阿拉善左旗新井露天煤礦發生嚴重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傷。此次事故打破了建國以來露天煤礦單次事故的死亡人數記錄。在許多煤礦事故中也存在不及時上報甚至瞞報的現象。5月9日，河南三門峽耿村煤礦發生火災事故，該煤礦在得知5人被困後6小時才上報，導致5人全部遇難；4月2日，吉林省白山市吉坤礦業公司采礦區發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4人受傷，事故發生後吉坤礦業通過秘密轉運和火化遇難人員遺體、封閉事故現場隱瞞事故；11月16日，山西呂梁永聚煤礦火災致26人死亡，調查發現永聚煤礦所屬東泰集團曾涉瞞報事故。
6月29日有媒體發布了《山西代縣礦工死亡瞞報事件調查》：從2007年至2022年“9·1”滑塌事故發生，精誠礦業有30多名礦工因生產安全事故死亡被瞞報。山西省調查組隨後調查發現，截止到2022年發生“9·1”滑塌事故前，精誠礦業先後瞞報生產安全事故40起、死亡礦工43人，報道所附的17人名單和提及的1人，全部查實。發生事故後，礦企封鎖消息、隱匿不報，並把遇難礦工家屬分別安排在外地單獨談判，通過威逼利誘、私下達成高額賠償、簽訂“封口協議”等方式逃避懲處。此外企業還存在層層轉包、掛靠資質和管理混亂等諸多問題，也沒有進行全覆蓋的安全教育培訓，按照安全要求和設計方案進行開采。盡管有數據顯示2016-2022年間全國礦場事故起數和遇難人數整體呈現遞減趨勢，但一個礦場20年間瞞報的事故就已如此之多，令人不禁發出疑問，過去幾年的事故起數和遇難人數的遞減趨勢是真實的嗎？

國內”雙碳“目標提出後，各地積極推進能源結構轉型。據報道，新能源裝機容量已經超過了火電裝機容量。然而，新能源行業急速擴張所帶來的生產安全事故卻並沒有停歇。5月21日，株州時代新材料科技公司發生一起風電葉片生產事故，造成一名勞務派遣員工死亡；8月7日，華能甘肅能源開發公司華家嶺風電場發生電氣設備火災事故，最終造成1人死亡；10月9日，安徽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發生一起事故，一名作業人員在檢修作業時觸電身亡；11月3日，中電建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發生一起電力建設人身傷亡事故，4人死亡；同日，貴州畢節某光伏建設項目發生高處墜落事故，1人死亡。多地在進行分布式光伏施工時，也均有致死的安全事故發生。如果沒有把勞動者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新能源產業也並不會對勞動者權益有更好的保障。
另外，還需要密切關注全球氣候變暖趨勢下頻發的極端天氣給各行業勞動者帶來的災難。世界氣象組織日前宣布，2023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而5月進入立夏後國內部分地區的氣溫直接打破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高氣溫記錄。6月，國家衛健委印發《關於做好2023年用人單位防暑降溫工作的通知》。但高溫引發的事故依然存在：7月2日，一位研學團的導遊在頤和園帶隊時因高溫暴曬終因熱射病去世，難獲工傷認定和賠償。
《中國新聞周刊》7月時報道稱，安徽合肥的環衛工人在街頭工作時仍身著長袖工作制服。環衛工說熱也沒辦法，不穿會罰款50元，希望把制服做成短袖。另據《工人日報》7月2日的報道，廣東東莞市一位女士探望自己的環衛工父親時，注意到他的制服布料悶熱，於是向東莞市政府服務平台請求為環衛工定制夏天制服。但在極端高溫天氣下長時間工作，環衛工即使換上了短袖也很容易中暑。7月1日，河南禹州一名環衛工因中暑暈倒在地，從新聞視頻中清晰可見當時這名環衛工身著衣物就是短袖的制服。
除去戶外工作引發的中暑和熱射病之外，高溫也容易導致疲勞與注意力不集中，從而發生室內工作事故。7月，武漢的黃女士在操作機器時由於中午天氣炎熱而感到疲憊，右上肢不慎被卷入機器。當地醫院稱接診了十多名嚴重的手足離斷傷患者。

2023年亦是暴雨和極端降雪頻現的一年。與高溫天氣相似，極端降水也極易導致事故的發生。7月12日，山東臨沂暴雨，一名施工地工人為了挽救自己的挖掘機而落水失蹤；7月19日，南京66歲綠化工人蔣梅花在涵洞躲雨時被水沖走。除了頻發的暴雨導致工亡事故之外，“暴雨天該不該點外賣”也成為了網絡上人們熱議的問題。有評論認為呼籲極端天氣不點外賣反而切斷了外賣員的收入，“市場經濟”下應該遵循“買賣雙方交易自由”的原則。也有部分外賣員被采訪時直言自己更“喜歡”惡劣天氣送外賣，原因是收入能比平時高出百分之二三十，畢竟平台補貼由雨量來決定。2023年12月，中國青年報社中國青年網開展的“極寒天氣下該不該點外賣”網絡問卷調查顯示（14963名受訪者參與），51.27％的受訪者認為極端天氣危險系數高，不應該點；48.73％的受訪者認為應該點。9月6日，福州一名外賣員淩晨回家時突遇山洪，被困泥石流中6小時才獲救。讓外賣員在收入和生命安全之間被迫二選一，無疑是零工經濟中缺乏保障的勞動關系和外賣平台算法系統給予特殊天氣補貼以促使騎手上線所導致的結果。
暴雨和洪災還給農民帶來了巨大損失。根據食通社報道，8月初，黑龍江五常遭遇了罕見的暴雨與洪災，當地250萬畝農田中有約40%被淹沒，著名的五常大米減產已成定局。文章作者指出，在人們以往的認知里，“台風、颶風這些熱帶氣旋通常只發生在沿海地區，由此導致的極端降雨事件也鮮少出現在東北內陸”。因而當8月發生如此嚴重的災害時，大部分人並沒有準備。這次災害進一步表明極端天氣對農民糧食作物生產的影響正在加劇。
氣候科學家表示，人類活動是過去兩百年來全球變暖的最主要原因；氣候與社會科學家的共同研究認為，資本主義驅使人們過度地開發自然、排放溫室氣體，因此，在少部分權貴積累財富和權力的同時，人類和其它地球物種的生存環境卻被不斷破壞，最終惡果由底層勞動者大比例承擔。在極端天氣愈演愈烈的趨勢下，我們理應敦促企業、平台和政府建立起有效的氣候停工機制，並在停工期間為勞動者提供無條件的極端天氣工資，來取代與不安全的勞動掛鉤的所謂“特殊天氣補貼”。而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能源產業的勞動者所創造的豐厚利潤也應該真正做到為勞動者所享，以幫助惡劣天氣的受害者渡過難關。

五、經濟下行與零工飽和：系統依然無解？

2023年，靈活用工市場規模持續擴大。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左右，其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中平均年齡38歲，農業戶籍超一半，平均受教育年限13年。智聯招聘數據顯示，新型靈活就業求職者在總人數中占比，從2021年第一季度的18.6%上升到了2023年第一季度的23.2%。

許多從業者也直觀感受到了靈活用工勞動力市場的供需變化：網約車新司機大量湧入，多個外賣站點表示已經招滿。零工市場供過於求的變化也開始作用於勞動者的待遇，如美團、達達、順豐同城的配送費均出現降價。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市場的飽和，體現出了經濟下行的壓力以及隨之帶來的勞動力結構和勞工薪酬待遇的變化。

與此同時，靈活用工勞動者依然經歷著就業歧視、工資克扣、工傷工亡等勞動權益侵害事件。2月，外賣小哥發布短視頻稱，成都的“高端商場”SKP不允許外賣員穿著工作馬甲進入商場，SKP回應稱商場確實有“外賣員穿工裝不能入內”的規定，“商場有權拒絕外賣人員進入嗎”的話題再次沖上熱搜；7月，山西晉中一名圓通快遞員稱他面臨工資克扣、“付費上班”的問題：他辛辛苦苦一個月送了近4萬件快遞，本來該發1.3萬余元工資，但是經過公司的各項誇大罰款，最後還要倒貼給公司200元，且兩年討要工資無果。6月，兩起發生在昆明與杭州的網約車司機車禍分別造成了1人與4人死亡，事故原因均與疲勞駕駛相關。

工人們面對制度性的權益侵害並非坐以待斃。4月19日，汕尾美團騎手大罷工。起因是美團取消多項補貼，如果騎手不上線每天將被扣除50元。美團則直接從惠東、河源、梅州、陸豐等周邊地區高價調來兩百多名騎手到汕尾支援。這一舉動也引起了本地市民的反感。面對美團外援，市民們紛紛通過下單後取消或是全部給差評的方式，支持本地騎手罷工。4月26日當晚，外地騎手撤離汕尾，美團妥協，將單價和補貼恢覆到原來的水平。除了直接的罷工對抗，不再甘願被困在系統里的騎手們開始“與系統對話”。一篇訪談提到，很多外賣員不再被動接單，對外賣平台投訴增多，認為系統規定送餐時間不合理。面對激烈競爭，騎手還通過“養系統”降低勞動不確定性，提高系統對其評估能力。外賣員采用“養號”、“垃圾單”、“單飛”等策略，提高收入，但規則因平台不同而異。美團平台也進行了多次算法公開和改進，包括公開“預估送達時間”規則、啟動“出餐後調度”試點、調整對騎手收差評和超時的處理方式等。整體而言，騎手對系統的理解和應對策略發生了變化。



人社部也逐漸開始完善針對零工的社會保障制度。2023年3月，人社部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合同和書面協議訂立指引（試行）》，要求企業（含平台企業和平台用工合作企業）需要與符合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與不完全符合確定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訂立三方書面協議，不改變平台企業應當承擔的用工主體責任。此次發布的指引還規定勞動合同需明確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勞動保護等事項，並將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寫入文件，旨在解決新業態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問題，填補現行工傷保險制度的缺失。

即便制度上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了新的保障，實際操作中卻仍然存在許多困難。2022年7月1日起，人社部等部門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作為一項參照工傷保險建立的新型社保制度，職業傷害險的保障範圍包括醫療康覆、傷殘和死亡。截止到2023年9月，該職業傷害保障已覆蓋曹操出行、美團、餓了麽等平台的615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然而，許多騎手並不知道自己已經參保，從而可能影響理賠效率。此外，這樣的制度探索也表明官方已經決定將大部分平台零工視為與“有勞動關系的企業職工”“自雇個體戶”有所不同的“第三類勞動者”，這意味著零工要獲得與穩定勞動者相匹配的職工社保保障更無可能，勞動等級制度進一步被固化。
我們也再一次提請讀者注意：試圖在系統內解決系統所帶來的問題，終究是無解的。現有的零工經濟系統及其意識形態將勞動者的自主權與社會保障權對立起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圈套，是將零工貶低為最底層勞動者的設計。人是否勞動、何時勞動、如何勞動的自由與充分和平等地享有社會福利和保障的權利是相互促進而不是彼此矛盾的。在一個技術真正由勞動者設計、所有和享用的制度下，勞動者不必為了更加“自由”而成為“零工”，也不必為了更有“保障”而坐進辦公室。尤其在技術變革的今天，“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哲學批判”，將有越來越堅實的生產力基礎，也應當成為一個可以爭取的現實目標，而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六、女性與性少數：工作平等道阻且長

2023年，我們繼續關注女性和性少數群體在就業不平等、工作場所歧視以及性騷擾等方面的問題。
女性在獲得平等就業機會方面仍面臨諸種困境，許多崗位在招聘時都設定了性別偏好等歧視性限制條件，而在工作環境中也並未做到女性友好。2月，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大隊公布了《2023國家公務員招考性別歧視報告》。該報告指出，公務員系統招考超過三成存在性別偏好問題，其中省級以下直屬機構問題最為突出。天津偏好男性比例最高，廣東偏好男性人數最多，而西藏的性別偏好比例最低。新京報於2月份發布的《“背奶媽媽”的隱秘戰爭》一文，則展現了產婦在職場面臨的多重困難，主要體現在缺乏母嬰室、工作時間難以哺乳和照顧嬰兒、晉升和加薪機會減少、缺乏同事和上司的理解和支持等方面。5月10日，江蘇南京的一名27歲女子在收到工作offer後，被要求進行孕檢才能入職。她在面試過程中頻繁受到關於結婚和懷孕的詢問。她面試的其他公司也表現出對適婚育年齡女性的歧視。6月，海南航空規定超重10%的女性空中乘務員將立即停飛減重。法律專家指出，該規定未經合法程序，增加了勞動者的勞動義務。8月份，廣東省政府發布了《關於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全力促發展惠民生的通知》，提出鼓勵為育兒婦女提供“媽媽崗”，以提供更加靈活和多樣的就業選擇。但許多網友也發出了質疑的聲音：“媽媽賺錢又帶娃，爸爸去哪兒？”設立“媽媽崗”所實行的彈性工作制看似保障了女性“工作”的權利，實際上延續了性別歧視和刻板印象，將撫養責任直接默認為專屬婦女的勞動義務。這樣的舉措也可能進一步固化女性在工作場所的次級地位。
由於勞動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工作崗位上的女性們，尤其是從事體力勞動的女性，還可能往往為了生計被迫面對危及生命的工作環境。4月，河南的24歲劉女士在上海工廠宿舍猝死。她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僅休息兩天，生前曾表示“想給兩個孩子好一點的生活”。7月，南京雨花台區一名66歲環衛女工被強降雨引發的河流沖走，最終失蹤。同月，40歲的黃女士（化姓）在工廠操作機器時，右上肢不慎被卷入機器，一旁的工友迅速斷電並拆開機器，小心取出斷肢後並將黃女士送到武漢市第四醫院武勝路院區急診科。據救治的醫生手外二科主任嚴立所說，夏季是手足外傷事故的多發期。10月，武漢一名38歲月嫂被雇主毆打致死，這是她的第一次上崗，“月薪6500元，帶一對雙胞胎，近半年沒休息過”。


在校園和職場中，利用權力關系進行的性騷擾事件持續發生。1月21日， 一名自稱為西南大學博士研究生的女性在微博上實名舉報她的導師，指控導師利用職權壓榨並脅迫她保持不正當關系超過三年。2月17日，安永女員工實名發布舉報信，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大中華區管理咨詢服務主管合夥人熊某涉嫌利用女性下屬作為性資源，進行職場霸淩。3月30日，湖南衡陽師範學院一名受害者站出來舉報，她於2021年6月被學校安排在校企合作單位的佳睦包裝進行實習，在被此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文某某性侵後懷孕。3月，一位在新能源車企蔚來工作的女性網友稱，一名男同事潛入她的房間並試圖對她實施強奸。在該女性報警後，涉嫌強奸的男同事已被刑事拘留。事件發生後，蔚來HR將她開除，指責她影響公司形象。這名女性明確表示希望蔚來承認處理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的不當行為。4月，出版界爆發性侵事件，一頁folio創始人範新被指控酒後尾隨女下屬進房間試圖性侵。曝光後，出版界沈默態度受批評。之後，阿踢踢在公眾號發文揭露十年前在南京先鋒書店遭遇的性騷擾，強調即便在看似文化氛圍濃厚的環境中，性騷擾仍然存在。5月12日，兩名在印尼德彪公司的中國女工揭露了她們在工作中遭受的性騷擾和不公平待遇。她們的實際工資也遠低於預期，常常在工作中遭受男同事和領導的不當行為，拒絕可能導致報覆。12月，一位在江蘇銀行鎮江分行工作的女性員工通過工作群實名舉報自己的領導馬某某，指控其利用職務之便對她施壓，迫使她多次發生性關系。這些事件表明，性騷擾並非只是個人道德問題，而是雇傭勞動制度、父權制等結構性因素共同生產的性別暴力事件。
2023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明確指出，禁止違背婦女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其實施性騷擾。而第四十八條明確指出，用人單位不得因結婚、懷孕、產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職工晉職、晉級、評聘專業技術職稱和職務，辭退女職工，單方解除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而以上事件提醒我們，盡管新版《婦女權益保護法》已經加入了許多有關建立工作場所性騷擾機制和婦女保障的內容，但反性騷擾的實踐仍然任重道遠。
中國跨性別群體依然飽受折磨，除去來自家庭、社會、學校的壓力，ta們還在工作環境中面臨種種顯性和隱性歧視乃至暴力。1月30日，北同文化AllForQueer於微信公眾號正式發布了《2021全國跨性別健康調研報告》。報告估計，我國跨性別者的總數約為400萬人。受訪者中，92.7%的跨性別者在獲得相關診斷時面臨困難，62.3%的跨性別男性群體和60.2%的跨性別女性群體會因害怕而避免使用公共衛生間，約61.2%的跨性別者一年內有過自殺想法。
2月3日，網站mtf.wiki 確認，跨性別者已無法在畢業後更改學歷信息。若有需求，ta們只能在大學本科教育前完成 SRS（性別肯定手術）和證件變更。而依據中國《性別重置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規範（2022 版）》顯示，手術前手術對象應當滿足“年齡滿 18 歲，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有能力完成性別重置序列治療”等一系列條件，同時“對性別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續 5 年以上，且無反覆過程”。這一系列的條件都很難讓跨性別群體做到在大學本科教育前完成SRS，以得到證件更改的可能性。引用《跨性別者小小霏》一文中出現的文段：（證件更改的困境）導致許多跨性別者很難在其目前或將來的就業崗位上實現他們的性別轉換,因其難以證明雖然身份證上的性別與文憑標注的性別相異，但文憑持有者是同一個人這一事實......相關研究顯示，中國目前至少有130萬到400萬跨性別人口，無法學歷信息修改造成的人證不符依然深刻地影響著很多跨性別者的生活。制度性歧視下，跨性別者們的文憑變成了一張廢紙，無法幫助他們證明自己的教育背景，實現就業。許多在校跨性別者因此選擇退學/輟學，而畢業的跨性別者們選擇放棄現有學歷，以新的身份重讀學位。10月11日，一名跨性別女性因在小紅書上分享自己不知道在應聘簡歷性別那一欄應該填什麽，在不到5個小時的時間收到了將近500多條謾罵。另外，2023年還有一件涉及到跨性別勞動者的勞動爭議案件入選北京第二中院核心價值觀案例：2018年4月9日，一名跨性別女性因做性別重置手術請假休養，被公司按曠工解雇，隨後上訴公司至法院。二審法院認為，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的行為屬於違法解除，公司應繼續履行與小高訂立的勞動合同。這些事件表明，證件信息修改限制、藥物管理和就業等方面的社會歧視等因素，嚴重影響著跨性別者們的生存狀況。
除此以外，為這一群體提供醫療和心理支持的跨性別門診醫生也面對著社會威脅。1月9日，北醫三院潘柏林及其團隊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們甚至受到過來自跨性別者家長的舉報乃至襲擊。

七、高齡勞動者：延退暫緩推行，農民工養老問題懸而未決  

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確定了男性60歲、女幹部55歲、女職工5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然而，人口結構老齡化給社會保障系統和個體勞動者帶來的壓力，使得延遲退休與高齡勞動者的議題反覆進入公共視野。延遲退休是否實行？如果推行，不同地區、性別、工種的勞動者將執行怎樣的延遲退休政策？高齡勞動者的法律權益如何保障？其中，高齡第一代農民工何以養老？這些問題均懸而未決，成為了社會保障系統一個亟須正面的缺口。

2023年1月，一份研究報告有關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的觀點引發熱議。該報告題為《共同富裕系列報告之十六：人口負增長下的養老與生育政策圖譜》，在“核心觀點”部分稱，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或於2023年公布，並於2025年正式實施，到2055年前後實現65歲男女同齡退休。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申曙光、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人口學者易富賢均認為延遲退休勢在必行，而在2022年，中國當局也在官方文件中多次提到延遲退休改革的緊迫性。

3月13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記者會上回答2023年是否會推行延遲退休的政策時表示，“我們將認真研究、充分論證，在適當時候穩妥推出”。這一表態被視為官方對推行該政策的態度轉向審慎。然而，全國性的職工醫保系統的改革被視作是老齡化壓力下社保改革的試水。2月1日，武漢市醫療保障局發布醫改新規。一周後，武漢上萬名退休工人前往武漢市政府集會抗議。醫保新規最為重要的內容是改變了職工醫保的結構比例，參保人的個人賬戶內保費減少，統籌基金增加。中國勞動趨勢整理了近10年的職工醫保統計數據後得出結論：目前醫保累計結余的繁榮是由於新冠疫情期間使用醫保人次減少；實際上，醫保支出在近年來總體呈現出高增長狀態，醫保支出增加速率高於收入速率，這意味著職工醫保存在潛伏的赤字危機。而減弱個人賬戶比例，提高集體共用的統籌基金，意味著一旦財務狀況出現問題，醫保支出可以通過自我削弱來維持運轉，如減少醫保藥品目錄。因此，職工醫保改革被許多網民視作社保福利削減的政策。



而“無法退休”的高齡農民工們則面臨著更嚴峻的勞動和養老處境。來自安徽師範大學的農村社會學學者仇鳳仙發表專著《第一代農民工可持續生計研究》，將第一代農民工定義為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出生，並且在80年代中後期外出務工的農民群體。她的研究顯示，對於農民工來說，“他們的概念里沒有退休的詞匯”，超過60%的受訪農民表示會“幹到幹不動為止”，15.2%的第一代農民工沒有存過一分錢，存不下來錢；存款在5萬元以下的占55.2%。這與up主戶晨風在《隨機找老人購物，我來買單》中拍攝的老年人生活一致：視頻中的老奶奶被兒女接到成都生活，還要給人當保姆、做家具，每個月沒有養老金，只有農保107元。這一視頻引發廣泛傳播和討論，最終up主戶晨風被封號。

華中師範大學的勞工社會學學者王歐表示，過去十年，整個勞動力市場對於高齡農民工越發封閉，清退令的實施也將老年建築工人的最後一扇門關上。王歐建議，比起一刀切地把他們趕出建築工地，不如優先把其它的工作給做好，起碼放寬年齡的限制，給超齡的工人們也買上意外保險。“年紀大了，我往哪里去？一旦生病，我的將來靠誰？不能打工了，我將來怎麽辦”—— 在仇鳳仙的調研中，第一代農民工最大的訴求和問題可以以上三句話總結。這些關於未來和養老的困惑，折射出了將一生融入到改開後城市化、全球化歷程的農民工的悲劇老年，也質問著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對於保障高齡農民的失能。

在不足以保障老年的社會保障系統、超齡勞動力的制度和法律空白背後，是一例例正發生的高齡勞動者令人心酸的經歷：2月，上海浦東警方抓獲一名使用假身份證的農民工，他為了到工地幹活，辦假身份證減齡；四川射洪市沒有養老金的鄉郵政員有110多人，每個鄉郵員都曾按月繳納養老保險費，如今這些錢都不知去向；安徽和河南多地“60後”村醫除了300元的政府養老補助，沒有其他保障，所以他們無法退休；2月21日，60歲中通快遞分揀工淩晨在崗猝死。寧波人社局表示，60周歲本身不屬於勞動者範疇，如果沒繳納工傷保險，就不能認定為工傷。

每一個勞動者都面臨著老去的未來，他們老有何依？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為什麽勞動者一生的工作時間沒有縮短，反而要在老年繼續面臨辛苦的工作？2023年，這些嚴峻的問號依舊盤旋。

八、殘障勞動者：值得被更真實地看見


12月17日，一條名為“為什麽聾啞人打字語氣很生硬”的話題沖上熱搜。據稱，聽障勞動者在線上對話時的語氣引起部分服務對象的不滿，有博主站出來對此進行科普。在眾多網友驚訝於聾人世界沒有語氣概念的同時，我們看到公眾對殘障人士的認知仍然匱乏。

中國的殘障者總數超過8500 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34%。其中，有1500萬以上殘障者生活在國家級貧困線以下，占貧困人口總數的12%以上。《中國殘疾人事業研究報告（2023）》顯示，我國 16-59 歲就業年齡段持證殘疾人共有 1979萬人。截至2022年底，全國城鄉持證殘障者就業人數達905.5萬人。說明目前仍有 1000 多萬名就業年齡段持證殘障者未實現就業。如果將尚未辦理殘疾證的殘障者算在內，未就業的殘障者數量將會更多。

《中國殘疾人事業統計年鑒》所統計的殘障者就業形式按占比從大到小的順序依次包括從事農村種養加、靈活就業、按比例就業、個體就業、集中就業、公益性崗位就業、輔助性就業。其中按比例就業的人數占比在近兩年上升趨勢明顯，2021年較2012年增加了近 4 個百分點, 占比達 9. 28%。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制度是推動殘疾人按比例就業人數及占比雙雙上漲的重要原因。按比例就業是指根據國家立法規定, 用人單位需要按照一定比例吸納殘障者就業。《殘保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障者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在職職工總數的1.5%，否則就要繳納相應標準的殘保金。一直以來, 按比例就業被看作是保障殘障者就業的有力手段。

2023年是實施《促進殘疾人就業三年行動方案（2022—2024年）》的關鍵年，方案設立的目標是要在三年內實現全國城鄉新增殘障者就業100萬人。早在7月份，就有媒體對這一目標的完成進度大加報道：截至6月30日，全國城鎮新增就業82875人，農村新增就業204454人。2022年度中國新增殘障者就業59.2萬人；2023年上半年又新增了逾28萬人，超額完成就業目標指日可待。

拋開華麗的數字，梳理2023年與殘障勞動者相關的新聞報道，我們卻發現了以下關鍵詞：“虛假用工”，“殘疾證掛靠”，“殘保金”。2023年6月，江都宜陵一家企業雇傭了十多名殘疾人，卻並未提供正常用工關系，而是以“虛假用工”的方式免交了殘保金。該企業停繳十多名殘障員工醫保長達11個月，導致患病殘障員工醫療費用無法報銷。2023年11月，多家媒體曝光殘疾證“掛靠”黑產：中介勞務公司與企業合作，企業虛假掛靠殘疾證，在付給殘疾人較少的工資支出後，即可減免數額較大的殘保金。而處於灰產鏈條最底層的殘障人士，經過層層克扣，只能拿到最微薄的薪資以及隨時可能停繳的社保。有媒體分析，隨著殘保金的征繳力度及征繳數額增大，再加上近年的經濟下行，越來越多企業想要免除殘疾人就業保障金。一環扣一環的利益鏈條，組成了殘疾人就業數據的虛假新增。

這一客觀存在的現象同時也提醒我們，殘障者仍然很容易成為競爭性就業體制中的邊緣群體。ta們往往被視為被“給予”工作機會的客體，而不是“提供”有價值勞動的主體。2023年全國高校殘疾人畢業生達到31843人，創歷年新高。與健全大學生相比，高校殘疾人畢業生就業面臨多重阻礙，其中最常見的就是針對殘障群體的就業歧視。2月份，有媒體報道，一位具有大專學歷的言語三級殘疾人應聘普工崗位時，因說話不利索而遭到拒絕。當遭遇就業歧視時，很多殘障者只能無奈接受這種系統性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1月，因肢體殘障遭公司拒絕入職的李文光，歷經2年訴訟後終獲勝訴。這成為全國首個殘障就業歧視勝訴案例。

事實上，殘障者並非不具備能力，而是能力被排除在非殘障者所構建的主流就業市場之外。諸多關注殘障勞動者的人類學研究都提到，殘障專業知識（Disability expertise）能為促進工作場所組織和技術變革帶來大量啟示。例如一些殘疾理論家和倡導者使用“跛行時間”（crip time）一詞來描述殘疾人與時間的獨特關系。它表示在完成同一項任務上，一個人需要額外的時間以及個人化的時間安排，因而應該以尊重差異和民主協商的原則來進行集體協作。工作日朝九晚五的規範時間是具有排他性的。

另外，仍然需要警惕官方和主流媒體將促進就業尤其是融合就業作為唯一宣傳重點的偏頗之處。在殘障人士“通過融合就業”實現“自立自強”的話語之下，主流社會強化了只有通過參與市場就業才能獲得較為體面的生活的工作意識形態，也排斥了勞動本身所具有的康覆、社交、尋求樂趣等多樣性目的以及志願勞動、家務勞動等非市場性勞動形態所具有的價值。

在一項有關殘障社工機構日常運作和大型電子廠流水線的田野調查中，研究者看到了兩種迥然不同的勞動組織模式：工療站為殘障者提供基於醫學評價體系的療愈勞動；電子廠則將聽障工人培育成標準化的生產機器。但在工療站管理者看來，提供這種簡單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將來能夠讓殘障者進入更加正式的就業市場。盡管殘障勞動者為工療站和電子廠兩種不同的工作場所提供了情緒價值和勞動價值，但卻依然被視為勞動的客體而非主體，鑲嵌在舊有的勞動形態和體制中。殘障活動家蘇努拉·泰勒（Sunaura Taylor）幹脆主張自己不參與“正式”工作的權利。她認為，在資本主義和企業經濟體系中，難以找到個人熱衷的工作形式。因此，她遠離了殘障人士就業的行列，而是選擇站在殘障權利抗爭的核心。非殘障者的工作霸權也使得ta們在政策制定和社會關切中，沒有做到充分傾聽殘障人士的多樣需求和個體差異，從而陷入了促進就業與提供社會保障福利的虛假二元對立之中。

九、海外勞動者：騙局重重，強迫依舊

據商務部數據，截止到2023年6月末，中國政府記錄在冊的中國在外各類勞務人員為56萬人。而民間勞工機構的調查研究顯示，大比例的受訪海外勞工沒有合法工作簽證。這意味著官方數字可能僅僅是冰山一角，切海外工人權益問題依然不容忽視。


Gunbuster Nickel Industry

隨著中資企業在海外清潔能源行業投資深化，新能源行業勞權問題在2023年愈發突出。以印尼為例，隨著全球清潔能源轉型，中國海外資本大規模在印尼投資新能源汽車供應鏈，進駐鎳礦開采及其下遊生產設施。數據顯示，中資掌控了印尼一半以上的鎳生產。海外工人面臨著陌生的語言、文化、法律環境以及匱乏的社會支持，更難保障自己的權益。2023年1月，一場以工傷事故為起因的印尼本地工人罷工行動在公司Gunbuster Nickel Industry的分立行為下升級為暴力沖突，造成一名中國工人死亡；3月，三名中國工人在中資煤礦PT Sumber Daya Energi的一條煤礦隧道中身亡，疑似煤氣中毒；12月，青山莫羅瓦利工業園發生爆炸，造成19人死亡，成為海外中國鎳企最大的一起爆炸事故。僅在事故一周後，同園區又發生一起事故，讓一名印尼工人喪命，但由於公司信息封鎖尚不清楚事故原因。

2023年12月發布的在印尼中國工人報告指出，中國工人們面臨著系統性的強迫勞動。這些違法行為包括扣留護照、扣發工資、工作場所安全保護差、缺乏工作許可、行動限制等。統計顯示五年內起碼有13名中國工人因工作事故死亡，另有10名中國工人疑似自殺。深度調查進一步發現，引起工人死亡的事故包括冶煉爐爆炸、高空墜落、傳送帶卷夾等。中蘇拉威西省環境論壇的記錄顯示，沒有一家公司因致命的工傷事故受到政府的嚴厲制裁。這些勞權損害事件和維權新聞表明，在全球能源轉型和國家經濟發展舉措中，中國海外勞工正在付出沈重代價。

在這些沈重的勞工悲劇之外，也有可能為海外勞工帶來法律保護的國際措施正在推進。12月14日，歐盟委員會、議會和理事會就歐盟供應鏈新法達成非正式共識。根據新法《企業可持續盡職調查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Directive, CSDDD），無論是直接或間接供應商，企業被要求在整條供應鏈上履行人權和環境責任，杜絕包括勞動權利侵犯和破壞環境的行為。這意味著，企業需對自身以及整條供應鏈進行盡職調查。新法將對歐盟內約13000家大型公司強制執行，包括總部位於其它地方但在歐盟有重要業務的公司。

另外隨著電影《孤注一擲》的上映和中科院博士被拐至緬甸詐騙園區的事件報道，緬柬電信網絡詐騙產業鏈再次引起各界關注。在系列報道中，被救回國的博士表示自己因找海外工作機會而被騙，隨後被剝奪手機和證件，與外界失去聯系，也無法逃離詐騙園區。相關報道還揭露了詐騙團夥的內部運作、招聘過程、員工培訓、工作安排和詐騙套路。受害者和詐騙參與者被灌輸“有錢才會被尊重”的價值觀，並被鼓勵在園區里花光收入。而未完成任務者還會被實施體罰。對此，中泰緬老四國的警方展開合作打擊賭詐集團的聯合行動。但據稱仍有類似詐騙園區未停止運作。

2023年也有一個另類的海外勞工群體——海外主播走入了公眾視野。許多中國主播選擇到非洲直播謀生，滿足網民的獵奇心態以賺取流量，實現流量變現。主播的海外定居依賴老鄉和熟人網絡，並呈現出群聚性，如居住在專門針對華人開設的廉價旅館。但主播之間存在內容與流量競爭，當地的華人網絡並未呈現出高度團結的社會網絡。主播與平台之間的勞務關系松散模糊，則導致主播身份更為邊緣，勞動和人身安全缺乏法律保障。2023年，主播“小濤在非洲”在埃塞俄比亞遇害，殺害小濤的犯罪嫌疑人同樣持中國護照。在因為直播而死去的主播悲劇中，海外主播得到的關注少，關於獵奇流量導向的“非道德經濟”、獲利直播平台是否需要為主播身亡意外負責的討論仍然微弱。

十、​​勞動者行動：維權進行時

2023年，中國勞工通訊地圖共錄得超過一千一百次集體行動，其中十月和十一月的行動都達到了兩百件以上。和往年一樣，罷工發生最多的是拖欠工資成疾的建築施工業，占總體罷工過半，其次為制造業、服務業和交通物流業。引發工人集體行動的主因多為薪資問題，包括欠薪欠補貼、降薪、解聘欠賠償、欠養老金、社保欠繳等，但也出現個別由於編制未兌現、超時工作、職業歧視而引發的維權行動。
2023年發生了大規模的搬廠關廠潮，然而許多工廠卻並沒有妥善解決勞動者失業賠償的問題，導致工人罷工維權，典型事件從3月深圳寶安西鄉玩具廠罷工、6月河北唐山德龍鋼鐵關停後失業工人抗議，到10月深圳艾禮富電子廠工人要求工廠給予補償並補交拖欠的社保和公積金的罷工抗議，再到11月揚州寶億制鞋廠停業跑路到印尼而千名勞工未獲補償引發的罷工抗議。多家科技公司同樣出現裁員潮但同時明確了賠償政策。與之相比，被關廠潮影響的生產工人未能得到法律、政策和輿論的同等保護。


此外，欠薪之痛蔓延到多個行業，影響了很多給民眾提供必要服務的關鍵勞動者，包括醫務人員、教師、郵政工人、環衛工等等。5月武漢的醫護人員在江漢區衛健委抗議，要求“還我抗疫血汗錢”“還我編制”。6月，莆田市涵江醫院數百名醫護人員在門診大樓集體拉橫幅維權，表示已經三個月沒有發績效了，只收到基本工資。3月，江西景德鎮市樂平市教師抗議要求補發績效工資並要求與景德鎮市區的教師同工同酬。5月，河北大名縣金池中學教師因工資拖欠而罷工。同月河南三門峽市有34名年輕教師公開發布聲明，要求當地教育局給他們解決承諾的編制和工資等待遇問題，否則用“絕食”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市政員工和針對地方機構的勞動者抗議也有多起，包括哈爾濱市中國郵政工人因欠薪和降薪引發的抗議，臨汾市生態環境局隰縣分局31名在崗職工的集體罷工，廣東汕頭陳厝合片區環衛工人因三個月工資拖欠而采取的罷工，一百多個出租車司機在河南省汝州市門前對市政府2018年以來出租車燃油補貼停發的抗議。另外也有沈陽鐵路局94、95年被違規內退的約280名退休職工在5月集體維權。因為至今沒有辦理正式退休手續，這些退休工人只能每月領取生活費。
盡管超時加班已成多行業常態，但仍有勞動者通過多種方法拒絕加班、抵制加班文化。9月，抖音上掀起了一場“實名支持8小時工作制”行動，眾多工人勞動者手持身份證宣布自己實名制支持8小時工作制，反對12小時工作制，獲得不少關注。7月，武漢張某稱自己24小時待命工作，微信加班嚴重幹擾休息，起訴了所在團購公司。武漢洪山區法院最終判決公司向勞動者支付加班費5000元。另外在7月有一段某設計院女領導“孫主任”與男下屬發生爭執的錄音在網上被曝光並被廣泛傳播。錄音中，員工表示自己明後天休息，拒絕無償加班，被領導以“不想幹就辭職”駁回。提出《勞動法》要求給加班費後，員工被該領導以降薪威脅。希望新的一年里勞動者們能夠在集體互助中更加堅定地拒絕加班，早日實現“打工人幫助打工人”。
透過媒體報道，我們了解到的多數抗議行動停留在維權勞動者內部，行動結果公眾不得而知，但同樣存在廣受關注並得到社會支持、取得成功的行動，比如4月的汕尾美團騎手罷工（詳見本文第五部分）。

十一、勞動者文化：打工人的長衫在脫穿之間

2023年初，“人礦”一詞短暫沖上微博熱搜榜。作為一個新詞，“人礦”暗喻當下的社會系統把人當成沒有感情的礦產資源，即“讀20年書，還30年房貸，住20年醫院，從生下來就被作為消耗品使用的中國人”。網絡論壇上有人指出，保持“人力”這種原材料的低成本，是東亞地區低端制造業產品力制勝的關鍵。當下的人礦已經被挖得不可再續，深度老齡化開始到來。

比起更富現實批判力的“人礦”，人們還是更習慣於自稱“打工人”和“消費者”。但李佳琦直播事件似乎表明工薪階層工資增長停滯所帶來的消費乏力已經影響到直播銷售環節。2023年9月10日下午，在李佳琦帶貨某款眉筆時，直播間有網友評論“✖️✖️✖️眉筆越來越貴了”。李佳琦當即表示，“哪里貴了，國貨很難的”，隨後更是提醒觀眾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麽多年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 ”，由此引起輿論激烈反彈。這位出身草根、在自己身上實現了個人奮鬥神話的時代幸運兒，與那些正面臨經濟下行現實的豬豬女孩們不再有共情的基礎。原本以鍛造後現代消費者主體為已任的網絡銷售直播間轉眼間諷刺性地成為打工人階級意識凝聚的空間和情感宣泄的閥門。

12月份發生的某網絡銷售企業主播董宇輝小作文風波的解決，則被許多人視為打工人幫打工人走出困境幹翻CEO的一場勝仗。在很多人心中，董宇輝是學歷不高的普通農村打工人通過努力實現職業轉型和職場躍升這套敘事的成功代表。而在階級固化越發明顯的當下，，董宇輝拼下業績卻遭遇公司背刺的經歷，使得他本人成為職場雇員完美的心理投射對象。惹怒打工人的下場是短短5天內東方甄選掉粉近30萬。而在打工人的幫助下，直到董宇輝覆播，東方甄選才實現粉絲回流，股價上漲21.33%。吊詭的是，所謂打工人“互助”仍然是以粉絲消費的方式得以實現的。“打工人”對董宇輝的支持絲滑地匯入了直播間的粉絲經濟，使得董宇輝本人順利進入到了管理層。董宇輝的飛升只是鞏固了勞動等級秩序，而對於改善打工人普遍的勞動環境無益。

打工人打工難，年輕人就業也難。他們用“當代孔乙己”、“脫掉長衫”等詞語來描述和應對自己遇到的就業困境。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被家長老師耳提面命要為之努力的那種體面白領工作機會越來越少，“脫下長衫”也就意味著放低就業期待。為了“脫下長衫”，2022年末，一個叫“輕體力活探索聯盟”的豆瓣小組悄悄誕生。一群厭倦了白領生活，想靠著輕體力活過上開心生活的年輕人聚在一起，暢想逃離格子間慘白燈光，靠雙手生活。然而，2023年4月，一個自稱某211碩士的用戶在豆瓣上發言，表示自己用高中學歷去體驗了盒馬分揀員和蜜雪冰城店員的輕體力工作，卻都堅持不了一周。這些工作要面臨的嚴苛管理制度和冷酷人際關系令他萌生退意。盡管如此，“脫下長衫”的風潮確實反映了勞動者希望打破僵化勞動分工的願望。不過顯然這樣的願望在現有的勞動秩序下是很難廣泛實現的。2023年10月31日萬聖節，打工人的苦悶抒發從線上騰挪到線下。大量年輕人化妝在上海巨鹿路、富民路、長樂路等熱門地段遊玩。一名女子在路上抱著電腦，面容憔悴，cosplay一名悲慘的打工人。還有群眾扮成加班至死的設計院和互聯網民工。在萬聖節扮演不人不鬼的自己。這種自嘲與創意，才讓人感到大家都是鮮活的個體，可以短暫地從工作的異化中解脫出來。祝願勞動者在新的一年里創造出更多聯結和歡樂的節日，體會到更多自由和解放。



除此以外，反映勞動者生活的一系列文藝作品也紛紛與公眾見面。王兵執導的紀錄片《青春》於2023 年５月18日在第76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首映，影片記錄了在浙江織里鎮工廠里勞動的年輕人的青春。導演把鏡頭對準生產領域年輕勞動者的青春歲月，使我們得以看到消費主義之外對青春的表達。2023年3月，外賣員王計兵出版第一本詩集《趕時間的人》；同月，胡安焉的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而在《我的母親做保潔》中，作者真實記錄了52歲的母親從陜南農村來深圳務工，想為自己“掃”出一份養老錢的經歷。書中絕大多數素材源於保潔母親的口述，母親千辛萬苦供女兒讀書，卻發現辦公室的工作也並不盡如人意，母女倆反而因為同在深圳打工的經歷而互相理解，命運與共。



在互聯網打工人文化和勞動者出版物繼續發展的同時，對打工人進行文化支持的線下機構進一步走向衰落。2023年5月，建館滿15年的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宣布因拆遷而無限期關閉。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一座由民間打工者自己創辦的公益博物館，記錄了改革開放以來打工者群體的覆雜經歷，它的興衰也成了時代變遷中的一處注腳。不久，打工人文化藝術博物館的網站上線，線上還原了博物館先前展覽的內容。根據網站創建成員的透露，目前網站還在更新中。從2009年運營至今的蘇州星星家園（蘇州工友家園）也宣布在勞動節當天關閉。星星家園曾為當地農民工群體長期舉辦讀書會、電影放映、戲劇排演、音樂會等各類文藝公共活動，同時也提供工傷法律咨詢和援助、看護流動兒童等服務。在愈發逼仄的環境下，如何為工人群體提供線下支持服務，仍然是一個急需解決的難題。

二零二四年

2024年，對於大多數勞動者來說，可能是不能再糟糕的一年。與此同時，正如詩人布萊希特所言，“饜足之人”仍在“向饑民描述著即將來臨的偉大時代”。

在我們親臨的腳下，“大地不再孕育，只吞噬”；在目光與地平線的交界，“天空不再下雨，只下鐵”。也許，真正的絕望，不在於變糟，而在於我們再也沒有心力去關心變糟的一切。麻木和冷漠才是一切的終結。

我們確實是一步步看著自己走到如今這般田地來的。世界各地陷入到一個相互比爛、競相逐底的惡循環當中，困局積重難返，但是勞動者仍然缺乏足夠的手段去阻止事態的惡化。盡管一切新的因素也正加速湧現，但在舊有的社會結構之下，轉捩點被無限地推遲到不可預知的未來。

當然，我們無法停止談論“趨勢”“潮流”和“走向”。但借助這篇盤點，我們希望告訴讀者，在各類統計數據和政策指標背後，是真真切切地在工作、呼吸並感到苦難的人們。對於Ta們而言，關鍵詞是“失業”“欠債”“房租”“貧困”“病痛”“勞累”“失去”“傷害”“不穩定”乃至“殺人”和“死亡”。

我們呼喚真正的團結。這種團結可以超越紛繁糾葛的隔閡，讓我們為彼此的困難而感到慚愧，並因此付出實際行動。我們也呼籲耐心和定力。在困頓之中，用各自的材料和工具共同編織出新的方法。

我們不祈求哪個救世主能帶來風調雨順。世界的未來仍然取決於我們想要什麽以及我們做什麽。




一、凜冬已至：經濟蕭條全方面蔓延


2024年，中國經濟自疫情以來的頹勢並未得到遏制，經濟蕭條全方位蔓延。
從宏觀指標來看，GDP平減指數、CPI、PPI均在低位運行，消費者信心指數觸及歷史低位，出口貿易面臨關稅壁壘壓力，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乃至形成下降螺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
經濟低迷的壓力傳導至各行各業，制造業、零售業和服務業等易受經濟下行波及的行業首當其沖，互聯網、房地產、金融等高薪行業亦顯疲態。“降本增效”繼續成為2024年企業部門的核心關鍵詞，裁員潮、降薪潮此起彼伏，停工停產乃至破產倒閉的情況不乏其數，大量勞動者失去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此外，經濟下行帶來的財稅收入減少，疊加地方政府債務危機，讓事業單位與公務員等傳統意義上的“金飯碗”也大大受到影響。
受失業率增高與收入預期削弱的影響，全社會範圍內出現了全面消費降級，這又進一步造成有效需求萎靡不振。國內外大量機構及主流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社會正面臨實際的通縮困境，亟待引起重視。
經濟寒冬下，制造業和服務業深受影響，許多中小企業陷入困頓或停擺狀態。一些制造業報道顯示，工廠需要通過卷價格、極度壓縮成本來換取訂單，缺乏良性循環的可持續機制。雖然政府強調要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總體來看，新增就業最多的仍然是具有低收入和不穩定性質的工作崗位（詳見本文第三部分）。今年第二季度，農民工數量達到了18，997人，創歷史新高，但收入卻出現下跌。農民工數量增加也可能是農作物和蔬菜價格下跌、農村經濟更加雕敝所致。如何提高農民工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質量，將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即便在通常被認為是產業升級重點領域的汽車高端制造行業，無論是傳統車企還是新能源車企，員工的日子也都不好過。
高合汽車、恒馳汽車、合創汽車、極越汽車等造車新勢力先後在年內停產。2月18日龍年春節覆工第一天，高合汽車即召開內部大會宣布即日起將停工停產6個月。恒馳汽車也在2024年初停工，“除13名保安外，目前恒馳汽車在上班的員工只有40多人”，且“（上班的員工工資）每月只發80%”。3月，為挽救低迷的銷售狀況，合創汽車要求包括非營銷部門在內的公司所有員工參與車輛銷售，後因不退還員工投資款在6月被員工拉橫幅維權，11月，合創汽車再次因生產端和銷售端問題惡化、公司部分股權被凍結，裁撤上海分公司所有員工，拖欠被裁員工賠償金。12月，百度與吉利公司合資的極越汽車年終閃崩，宣布經營困難、原地解散，四千多名員工措手不及。“圍堵”CEO夏一平後，員工向極越提出四項訴求：補繳10月到12月的員工社保、公積金，補發12月工資，給予員工“N+1”的賠償款，以及將落戶員工流程走完等。12月19日，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極越賠償方案已公布，員工獲“N+1”賠償，將於明年1月20日前發放完成。

部分經營狀況相對較好的新能源車企雖未停工停產，也進行了大規模裁員和降薪。
4月15日，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透露該公司將裁減超過10%的全球員工，以削減成本並提高生產率。特斯拉中國區也受到影響，裁員比例超過10%，充電、銷售和市場團隊的裁員比例甚至達到40%-50%。國產新能源頭部企業理想汽車也在5月進行了大規模裁員，裁員比例為18%，涉及員工總數達5600人，但據多位被裁理想員工爆料，實際裁員總數或接近萬人。此外，由於被裁員工轉投其他新能源車企時如被對方HR得知自己是裁員離職，薪資會直接降薪20%，部分員工不惜在裁員潮中提前主動離職以放棄賠償。裁員還存在未足額給予賠償的情況。面對裁員引起的普遍不滿情緒，理想公司選擇加強安保措施。
如果說電車企業的破產和裁員是由於內部競爭白熱化，面對汽車產業新能源轉型的大潮，許多傳統的指標性燃油車企則由於沒有跟上調整步伐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5月，東風本田裁員2000人，裁員采用“N+2+1”的補償模式。8月，東風本田再傳裁員消息。此次裁員背景是汽車銷量下滑，2023年1-8月新車銷售同比下降19%。在自主品牌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東風集團面臨整體銷量壓力，2023年首次出現虧損，虧損額達到39.96億元。另一家合資車企大眾中國也進行了裁員，主要涉及進口車業務，規模近百人。在本輪裁撤中國員工的過程中，大眾中國給予他們兩種選擇：一是調離北京，去合肥工作；二是直接裁員，給予賠償——最高可達N+6。此外，豪華汽車品牌保時捷中國也裁員30%，包含正式、外包等崗位，賠償或按N+6的標準執行。
降薪潮還波及房地產、金融、科技、互聯網、遊戲、文化傳媒等傳統中高收入行業。
據財新周刊報道，近幾年房地產市場的劇烈下行使建築行業受到極大影響。房地產行業的不景氣造成大量工程款拖欠，多家企業面臨現金回款風險，建築行業眾多大型央國企降薪裁員、中小型民企破產倒閉，許多建築行業從業人員收入受到嚴重影響。1月3日，河南省建築科學研究院發布通告：因市場蕭條，業務量驟減，公司決定精簡人員，希望員工顧全大局，主動申請長假，公司將代繳基本社保。

另據多家媒體報道，年內證券行業從業人數縮減5%，42家已披露數據的上市銀行中，僅有11家人均薪酬保持上漲，超過七成銀行員工薪酬下滑。頭部金融公司中金公司部分崗位工資傳聞比此前“打三折”，或間接導致工亡事件。中金公司向紅星資本局表示，網傳的被裁、降薪、跳樓均為不實消息。但人均應付薪酬一度排行業第一的中金公司確實出現員工薪資大幅跳水。數據顯示，其2021年人均應付薪酬為116.43萬元，2023年則下降到70.04萬元，累計降幅為39.84%。
彭博社稱光伏行業頭部企業隆基綠能將裁員近三分之一，以求在產能過剩和競爭激烈的行業中消減成本。隆基綠回應稱當前光伏行業面臨覆雜內外部競爭環境，公司為應對市場變化的確進行了相關崗位結構優化，但預計人員調整比例約為5%。隆基綠能是全球最大光伏企業，當前光伏行業面臨產能過剩、利潤下降等挑戰，去年以來，業內不乏減產、裁員的聲音。今年已有多家光伏企業宣布產線停產。有媒體報道，海康威視員工透露公司10月正在進行大規模組織調整，32個研發區域收縮到12個，預計“優化”1000多人。對此，海康威視方面否認大規模裁員，並表示進行了正常的經營策略調整。
互聯網行業與遊戲行業也未能幸免，且頻繁出現以AI技術取代正式員工的情況。6月24日開始，“老牌遊戲大廠完美世界最大規模裁員”的消息開始在社交平台流傳。有內部員工網絡發文稱，完美世界預計裁員超千人。業內外人士大多認為持續糟糕的業績表現是完美世界本次裁員的直接原因。
面對經濟衰退和新媒體行業的擠壓，傳統媒體的經營收入也大大降低。版面收縮、廣告減少等問題直接影響了員工的薪資和福利待遇。深圳報業集團去年開始施行扣留工資制度，設置嚴苛的年度考核標準，導致大多數員工的年終獎打折，僅極少數高業績者能獲得全額扣留工資。近期，《深圳特區報》更是開始實行倒扣工資政策，要求記者每月完成一定數量的稿件，其中要求的見報稿件數量較高，但版面和選題有限，導致很多記者難以完成任務。未完成任務將面臨嚴重的工資扣罰，再加上各項五險一金的扣除和考核處罰，很多記者的實際月收入只有2000余元。
今年以來，各地還網傳各類公務員、教師、醫生等職業的降薪消息，這意味著就算身處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等傳統體制內“金飯碗”崗位，也未必能有穩定向好的收入預期。
地方財政壓力令事業單位和公務員群體的薪資待遇也受到影響。全國多個省市頻傳公務員降薪消息，河南省發改委網站則發布了改革方案，提出要按照“531”比例精簡機構編制規模。
1月8日，哈爾濱工業大學發布通知，明確規定繼講師之後副教授也需要面臨6年時間“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此事在學術界引發熱議。北京、貴州、浙江等地也紛紛探索建立教師退出機制，以防止個別教師“躺平”。多地還出現中小學欠薪事件，如開封通報一小學欠薪無人上課，南宮市實驗小學拖欠教師工資，教師前往市政府討薪。伴隨著收入預期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和生育率下滑，幼教行業處境艱難。5月8日，有網友公開反映稱，河北省廊坊市六藝幼兒園突然關閉，眾多家長及職工連續多天討要學費及工資。搜狐網報道，在這種情形下，大量幼教老師選擇“自救”，或通過兼職補貼生活，或轉行做美甲、客服等工作，重新學習和適應。
在醫療領域，10月24日至26日，廣東梅州市嘉應學院醫學院附屬醫院職工在網上發帖稱，他們因醫院欠薪10個月後宣布破產而停診，面臨突然失業導致的經濟困難。盡管醫院承諾將在半年內支付拖欠的工資和賠償金，但具體兌現情況未明。有職工反映，即便是事業單位的工作也不再穩定，面對醫院倒閉，合同工和中年職工的就業前景尤為不明。10月30日，有網友發布視頻稱，河南鄭州中牟縣白沙鎮衛生院已8個月沒給員工發工資。員工聚集抗議，堵住院內一輛黑色轎車，表達對欠薪問題的不滿。白沙鎮政府工作人員表示，工資問題正在協調中，預計很快會有解決方案。
許多一線城市醫院也無法逃脫經營困境。財新12月11日報道，廣州、深圳多家醫院降薪。報道指出，兩地醫生降薪多針對績效工資，波及當地的頭部醫院。其中既有推廣三明醫改經驗，將醫生薪酬與科室創收、藥品耗材收入脫鉤後，未能對醫院合理補償的改制原因，也有經濟增速下滑、地方財政投入縮水的因素。醫保控費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影響了醫院收入。

當個體被時代浪潮置於極端境地時，惡性社會事件的產生就防不勝防。
9月30日晚，上海松江沃爾瑪，一持刀襲擊者瘋狂傷人，導致3死15傷的慘劇。未經證實的網友爆料，傷人者林某虎曾跟陳某龍做工地活，被欠薪3到4萬元。8月，林某虎查知陳某龍公司注冊地在上海，來滬尋找無果後流落街頭。案發當日，林某虎因生活無以為繼，選擇在超市隨機砍人。11月16日，江蘇宜興無錫工藝學院內發生無差別持刀傷人事件，造成8人死亡17人受傷。嫌疑人徐某為該校2024屆畢業生，目前21歲。在網傳遺書中，徐某控訴每日工作時長高達16小時卻遭工廠拖欠工資、學校拒發畢業證。

凜冬已至，勞動者的勞動環境不斷惡化。造成這般惡果，至少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不少企業選擇通過縮減人力成本和壓縮員工福利待遇的方式來應對經濟和行業危機，勞動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不公平的待遇；二是企業部門為了盡可能減少賠償，在這輪以“降本增效”為大旗的裁員降薪潮中不惜“變相裁員”與違法裁員，各地勞動仲裁數量大幅增長；三是勞動市場的供需矛盾愈加嚴峻，求職者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和遠低於預期的薪資水平，所獲所得與勞動強度不成比例；四是企業為降低成本偏好靈活用工和短期合同，這使得部分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大打折扣，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經濟困境。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如何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乃是社會和政府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二、青年勞動者：“吃盡時代黑利”


2023年8月起，國家統計局在青年失業率屢創新高的形勢下暫停數據公布。然而，調整統計口徑後的青年失業率仍在2024年6月後一路飆高，7月份達到17.1%，並在8月份一反往年同期觸頂下降趨勢，繼續升到18.8%——這一數字已經高於前幾年舊口徑下大多數月份。9月及10月青年失業率雖有下降，但仍維持在17%以上的高位。

因統計口徑不同，2024年的官方青年失業率數據難以和往年直接對比。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4屆《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截至4月中旬，碩博學歷畢業生offer獲得率為44.4%，本科畢業生offer獲得率為45.4%，均較2023年下降。在畢業去向方面，應屆生慢就業、自由職業的占比皆較2023年增加。由此可見在經濟繼續下行的2024年，青年就業困境持續，甚至可能比2023年還嚴重。

經濟危機下各行各業普遍蕭條，優質工作崗位減少，體制內工作受到青年勞動者追捧。《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期待進入國企的畢業生比例在2020-2024五年間連續上升，達到47.7%。2025研究生統招考試報名人數下降，公務員國考報名人數達到了341萬，相比上年增長了12%。只要是跟體制相關的工作崗位，都被公眾視為相對有保障的崗位，即使不是公務員或事業編，也受到追捧。每日人物《爭考社工的年輕人，沒有編制也想上岸》一文指出，基層社區工作者崗位日益受青年勞動者歡迎。在安徽一縣級市，35個社工崗位，就有超過2000人競爭。這一崗位沒編制，要紮根基層，常常加班，雜活多，但在經濟下行、企業朝不保夕的大環境下能提供穩定的收入、工作環境和有確定性的職業未來，因此仍被擁有一定學歷水平和考試能力的青年當作救命稻草。

然而，“體制”一詞越來越不意味著穩定。近年來，報考教師資格證成為教師，也被高學歷青年視為一種“上岸”途徑。但據《北京商報》報道，北京豐台教育發展理事會在2024年工作會上提出，該區將加強對教師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結果運用，探索建立教師退出機制，這是繼貴州、浙江後，又一地開始打破教師“鐵飯碗”。

新冠疫情三年的影響在青年勞動者身上仍在持續。10月，有媒體報道稱，多名24屆畢業生在求職時被企業視為“疫情班”學生而拒絕錄用。一企業負責人表示，不接收2022屆至2024屆畢業生，並稱在自己交流的圈子里，普遍認為這幾年的大學生都是上網課的，學不到東西，因此不認可。

缺乏高學歷文憑的青年勞動者則延續了前幾年趨勢，選擇離開傳統制造業，轉向各種零工經濟和服務業，如從事外賣、快遞、自媒體等行業。一些報道中的年輕人認為，既然無論如何都難以獲得穩定體面的收入，那不如逃離工廠等級森嚴、人情覆雜的環境以及收入平平、工作枯燥的狀態。此外，今年有更多來自各行各業的失業中年人湧入零工平台與年輕人展開競爭。隨之而來的是外賣等平台零工行業作為就業蓄水池，單價愈發降低，零工勞動環境愈發惡化。（詳見第三部分）

就業市場上優質崗位變少；想追求的體制內鐵飯碗也在瓦解；在疫情三年中飽受壓抑，畢業後反而遭遇就業歧視；為了暫時找個飯碗或“自由”轉投零工經濟，卻發現單價變低。“00後吃盡時代黑利”這一網絡熱句，成為近兩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的心聲。

2024年，職校實習生、醫學規培生、高校碩博等介於學生和勞工之間灰色地帶的青年勞動者，其惡劣的勞權狀況依舊。

1月，新京報報道，畢節職業技術學院2018級學生李某經學校推薦到實習崗位工作後轉正，但因工作內容涉嫌詐騙獲刑。律師認為本案中，無論該學生是以實習生還是應屆生身份進入電詐公司，學校在合作企業審核上均存在重大失職，應承擔法律責任。而學校與企業勾結，向血汗工廠輸送實習學生作廉價勞動力也是普遍情況。4月，雲南新西南技工學校被曝強制幼兒教育、酒店管理等專業的學生進廠“打螺絲”，每天上班11個小時，不幹不發畢業證，並從學生工資中抽成。學生打工的工廠名為東莞正揚電子廠，廠里給工人每小時工價23元，學校要克扣9元錢。普遍惡劣的實習條件也引發了今年多起職校生自殺事件。由於缺乏紓困的有效渠道，今年還發生了一起職校生無差別殺人事件（詳見本文第一部分）。我們當然應該譴責傷及無辜的行為，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這起事件所引發的輿論當中，少有人提及正是職校生實習權益長期受侵害和被漠視，導致了這樣的慘劇發生。今年是我們撰寫年度盤點的第四年，也是我們呼籲保護職校生權益的第四年。但還要多少起這樣的悲劇發生，我們才會意識到不從根源去解決問題，情況就還會進一步惡化？

年初還發生了多起醫學規培生自殺事件。2月2日，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一規培生因春節期間“賣班”，想回家過年而被醫院教學處談話威脅退培，最終燒炭自殺。湖南師範大學研三規培生曹麗萍，因在湖南人民醫院被持續壓榨，於2月24日元宵節值班當天於值班室自刎。3月，南寧第一人民醫院一規培生疑被卡規培證，在宿舍自刎。中國規培制度的創始者劉進教授在事後接受媒體訪談時，卻稱“醫學生要有在疲勞下工作的能力”，不認為規培制度已成為醫院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

高校碩博生方面，今年聯名舉報導師、將矛盾訴諸輿論成為學術勞工的重要行動手段。1月，11名華中農大學生撰寫長達125頁的舉報信，聯名舉報其導師黃飛若涉及學術造假，最後黃飛若的職務被停止。4月，北京郵電大學15位研究生聯名舉報導師鄭某存在師德師風問題，舉報信中稱“老師對我們就像是對待奴隸一樣”，指其強迫學生加班，無視學生身心健康。大部分鄭某指導的學生出現了或輕或重的身心健康問題。大量交流應對“渣導”經驗的自媒體也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而一些在學術勞工群體中名聲極差的教授，則被當作過街老鼠對待。12月，中大附二院的宋爾衛在清華開講座時，被台下學生直播質問有關學術造假、腐敗和侵害學生權益的問題。還有學生怒而撕毀其講座海報。

綜上所述，2024年，中國青年勞動者在經濟下行、就業歧視和勞權侵害的多重壓力下，面臨著愈發嚴峻的困境。從體制內工作的不再穩定，到零工經濟的惡性競爭，再到職校生、規培生和學術勞工權益的長期受損，年輕一代在夾縫中艱難求生。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公平與制度完善的迫切考驗。

今年有勞工觀察機構還錄得一起跨國企業在中國雇傭童工的事件。該機構12月初發表的報告顯示，雀巢和星巴克中國供應鏈中的雲南咖啡農場正在雇用童工，成年工人同樣存在嚴重超時工作的問題。工人面對惡劣天氣，身處農藥暴露的環境風險，但缺乏醫療保險，並且幾乎只能拿到最低薪水。


三、零工經濟時代：就業蓄水池飽和，政府和平台新規引爭議


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調查，2024年中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零工經濟作為農村進城青年、應屆畢業生以及失業群體的就業蓄水池已趨於飽和，並促發平台零工之間的競爭加劇。大量勞動力湧入導致單價下降的同時，平台零工受到的管理力度正在加強；收入更為不確定的同時，意外事故與惡性沖突事件頻頻出現。

據美團官方數據，2023年有過接單收入的745萬名騎手中，近一半騎手接單天數都不足30天，說明過渡性就業、兼職占比相當高。而“月入過萬”的神話也早已成為幻象，越來越低的單價才是現實。一位深圳騎手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稱，他每個月跑5000公里以上，達一兩千單，每天工作至少13小時，才能月入過萬。盡管《2023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指出，2023年外賣員月均收入為6803元，超過藍領群體的平均值（6043元），外賣員、月嫂、貨車司機等職業的收入水平位居藍領前列。但零工經濟研究中心的年度調研顯示，2023年廣東省半數網約配送員近三月月均收入低於 4000 元，僅有不到20%月均收入高於 6000 元，其中，69%配送員工作時間在8-12小時。

近年來，外賣騎手的配送單價持續下滑。有騎手在接受財新傳媒采訪時具體解釋稱，2019年其剛開始做騎手的時候，配送單價在5-6元，超過三公里的單價可達10元，但是目前超三公里訂單單價已經腰斬至4.5元，三公里內訂單單價跌至3.8-4.2元區間，“暢跑”兼職騎手單價甚至跌至3元以下，高溫補貼也已經取消。由於美團專送騎手采取梯級計價的基礎服務費計算方式，跑單越少的騎手獲得的單價會越低。杭州某站點每月700單以下的單收入為4.45元，到1300單以上才漲到5.05元。

1月，山東煙台外賣員反映2023年10月起的工資被美團加盟站點克扣，隨即該美團騎手賬戶被封號，但美團渠道經理表示並不知情。

種種因素疊加之下，平台零工工作環境風險增高，猝死等事故不斷出現。隨著全球變暖加劇，夏季極端高溫暴雨天氣頻發。7月10日，一位23歲外賣員在深圳街頭暈倒送院，後診斷為熱射病，不治身亡。8月以來，各地處於40攝氏度以上的燒烤模式，不少城市的騎手卻表示從未見過高溫補貼，其中包括某一線城市美團專送外賣員。根據《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的規定，勞動者從事高溫作業的，依法享受崗位津貼。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在35℃以上高溫天氣從事室外露天作業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將工作場所溫度降低到33℃以下的，應當向勞動者發放高溫津貼，並納入工資總額。但外賣平台的高溫補貼往往以活動獎勵形式發放，並非固定津貼。

9月6日，杭州市余杭區一外賣騎手躺在電動車上休息期間猝死的視頻引發關注。據稱他是附近的“跑單王”，常工作至淩晨3點，僅睡三四小時，在接單間隙靠在電瓶車上休息。知情者稱其家境困難，為增加收入日夜奔波。

9月23日，叮咚買菜一名第三方平台倉管員工被發現猝死於北京租住屋內。這位42歲員工生前常值守12小時夜班，甚至在中秋期間多日通宵加班。此前，他因身體不適於9月18日向店長請假，說自己眼里全是血，看不見東西，隨後失聯。由於其與雇主間無勞動關系，而是與第三方勞務公司雲千鬥簽訂《自由職業者服務協議》，無法認定工傷，暫獲叮咚平台“幾萬元”人道賠償。

平台零工也面臨平台、監管部門甚至物業小區的嚴苛管理。快遞方面，3月1日新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施行，對未經用戶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遞服務站等方式投遞快件的行為規定了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的高額罰款。有快遞員得知“新規”兩天後無奈離職，因為未來丟件責任更難認定，需要送上門的快件數量也可能激增。還有快遞員表示目前送貨上門後必須“打電話確認，必須響鈴10秒”。有快遞派送員稱受新規影響，每日能派送單數將從400—500件降低到100—130件。罰款也早已是“三通一達”的常態，此前，有快遞員一周收到十幾個投訴電話，最高罰款兩千元。《2021年中國快遞員權益保障問卷調研》顯示，高達六成的快遞員每月被罰200元以上。快遞員們認為，新規只是壓倒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派送員承擔全部責任和成本、以罰代管的制度設置下，消費者端甚至也無法撤銷快遞投訴，查詢一個包裹的去向時，如果點擊“未收到貨”會馬上導致50-100元的罰款，而工單無法撤銷，用於撤銷工單的新工單只會造成新的投訴。

除此以外，外賣配送員繼續面臨進入物業小區及商廈送餐的困難，系統讓面臨罰款的保安，與面臨超時和投訴的外賣員處於持續的對立狀態。2023年12月，青島32歲外賣員與54歲物業保安產生矛盾，導致發生後者被殺害的底層互害慘案。北京外賣員馮文學面對類似的情況，選擇起訴他經常前去送貨的物業公司暢頤園，引用《憲法》維護自己的權利。做外賣員4年來，面對保安的無禮搜查和禁止入內、商場廁所長時段堵塞修繕、路況不平易摔、商場有扶梯但不運行等情況，他采用的做法是：反駁，爭吵，向12345投訴，打110報警，乃至向法院起訴，也試圖為跑眾包的騎手們組建工會。其中大多事項得到了相應的解決。但6月，法院判決書駁回了他關於騎手進小區問題的所有訴訟請求：“小區業主對小區公共區域、路權具有物權，外賣員對此並不享有權利。”

8月12日，一張外賣員在路邊下跪的圖片在網絡上廣泛流傳。官方通報顯示該外賣騎手王某某在西湖區西溪世紀中心園區送外賣過程中將欄桿踩歪，被園區保安攔下，該外賣員因擔心影響其他訂單派送遂下跪。事件發生後引發大量外賣員前往現場聲援下跪騎手，向物業討說法。多段視頻顯示，大量外賣騎手在杭州綠城西溪世紀中心聚集，高聲呼喊要求物業“道歉”。

一些辦法看似在控制平台算法，保障騎手安全，實則並未改善騎手困境。7月9日，廣州"外賣騎手一周三次以上違法將停單"的規定引起熱議。9月27日，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的外賣騎手新規進一步加強了對騎手和企業的監管，被業內稱為“最嚴新規”。新規明確，騎手第三次違章就要停單一天，甚至面臨扣車；違章四次及以上，停單天數相應增加；3個月累計違章10次，則要納入“黑名單”，實施全行業“禁業”。廣州政策的一個出發點是管理廣州激增的電動自行車，保證電動自行車和蓄電池的規範使用，卻忽視了配送行業騎手的利益。有騎手直接表示：不超速就超時。但新規並不僅僅約束騎手，還要求平台企業按照最高速度25公里/小時守法行駛可完成配送任務的標準，設定配送時限、路線。同時明確提出，不得將“最嚴算法”作為考核要求，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訂單數量、準時率、在線率等考核要素，根據實際情況適當放寬配送時限。12月5日，廣州電動自行車新規再次規定，電自時速限制在15公里/小時。廣州交警還表示將聯合市場監管部門約談平台，要求平台放寬配送時長。然而，最新報道顯示，30日新規施行首日，外賣騎手稱未感覺到平台調整配送時長。

8月9日，河北省石家莊市人社局也印發《石家莊市新就業形態勞動用工管理指引（試行）》提出，網絡餐飲平台對連續送單超過4小時的配送員，20分鐘內不再派單，防止因連續作業產生事故隱患。12月17日，美團、餓了麽先後宣稱，已在部分城市試點優化外賣配送防疲勞機制。當騎手APP檢測到騎手工作時間過長時，起初會提示騎手休息；如果騎手沒有理會，最終會強制騎手下線並休息。對此，社交媒體上有騎手指出：“越是跑單時間長的騎手，越是大概率面臨經濟困境，單價過低的核心矛盾不解決，限制跑單時長只會反過來迫使騎手在有限時間內跑更多單，越追求速度而忽略安全，強化競爭內卷。”而政府和平台單方面制定政策規則，制定過程缺乏騎手的參與，最終只會是一廂情願。12月27日，美團宣布擬在2025年前廢除騎手超時扣款制度，並引入培訓、積分制等正面激勵措施。這被認為是相比於防疲勞強制下線措施更有誠意的舉措，然而具體實施效果仍有待觀察。

相比於外賣、配送、物流等行業，網約車司機一度被視為更為安穩的平台零工形式。但2024年以來，新能源車集體降價，網約車平台也運價不斷走低，一些平台上已經出現了低至1分錢一公里的運價，而合規網約車司機的運營成本高達1.2元/公里。

根據每日經濟新聞整理，7月多地發布網約車行業風險預警，顯示運力已飽和或遠超需求，公開提醒慎入網約車行業。根據廣州交通部門最新統計，當地網約車司機日均營收從343.34元降至311.63元。這意味著一些網約車司機即便是“整月無休”，在未扣除用車成本的情況下月收入也不超1萬元。早在2月份，已有媒體指出，乘客若在聚合平台下單，相比於在網約車企業自營平台下單，因為“兩頭收傭”，司機到手收入會降低20%左右。

單價的下滑導致網約車司機合規意願不斷降低，合規運力不斷減少，越來越多新老司機都跑起了不用辦證的順風車。由於順風車規則允許司機與乘客協商高速費甚至是走線下單，有人擔心“黑車”又要重返市場。在這樣的運營壓力下，為了節省房租等生活成本，尤其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一些專職網約車男性司機幹脆吃、喝、睡都在車里進行，洗澡則選擇去付費澡堂，這一做法難免造成車內異味，“越來越容易打到臭車”的話題頻頻沖上熱搜。許多乘客還反映，便宜的特惠快車打到臭車的概率更高。12月，滴滴出行作出回應，啟動“異味車”治理專項行動，通過上線拉黑異味車功能，對車內空氣差評率較高的司機，采取暫停服務和培訓學習等方法，爭取改善用車體驗。但此種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司機個人的做法，顯然只會讓司機陷入更大壓力。如果不去優化算法派單的邏輯以及與司機的分成機制，重新整合利益三方，這類做法可能並不能收到實際效果。類似的治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花小豬整頓司機違規取消行為；首汽約車加強對司機完單率和有責投訴的管控，上線違約金制度等。


在網約車里休息的司機

與此同時，女性網約車司機也受到更多關注。2024年3月，T3出行發布的《2024年度女性司機就業數據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2月底，超過7萬名女性加入T3出行，這一數字在2022年還是2.1萬名。女性司機主要集中於上海、南京等一線和新一線城市。女司機群體中，70後、80後超過八成，超過六成每日工作時間在8小時以上。平均來看，女司機駕駛過程中出現包括駕駛分心、疲勞駕駛、打電話等異常行為的次數，都要少於男性司機。這表明女司機在駕駛過程中更加專注和謹慎。圍繞男女司機差異的爭論，則再次將性別與勞動權益的交叉性話題擺到公眾面前。我們應該意識到，在不改善平台剝削的情況下，通過將女司機在一些方面的良好表現歸咎於性別氣質，有可能既造成對女司機的性別規訓，也造成對男司機更為嚴厲的考核PUA。最終，男女司機雙方的訴求都可能無法得到平台的有效回應。

2024年7月，由國家人社部等部門牽頭進行的為期兩年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新職傷”）保障試點宣告結束，眾多官媒稱試點將繼續擴大。據了解，與工傷保險不同，“新職傷”不以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也不以工資總額為繳費基數，而是由平台企業采取按單計費方式，按月訂單量申報繳費。以外賣行業為例，“新職傷”可以覆蓋到每一個人和每一個訂單。即使騎手只送了一單，在工作期間受傷依然可以申請職業傷害保障待遇。報道稱，盡管“新職傷”試點已取得積極成效，在2024年3月底覆蓋了801.7萬人，但目前僅涵蓋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海南、重慶、四川7個省市的出行、外賣、即時配送、同城貨運行業，包括美團在內的7家平台企業，覆蓋面仍相對有限。8月2日，人社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將穩妥有序擴大試點實施範圍。不少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賠付案件還涉及第三者責任，但目前“新職傷”尚未涵蓋與第三者責任保障相關的賠償責任。

不過，“新職傷”政策並未在媒體關注的外賣員猝死和傷亡事件里獲得關注，如前述熱射病去世外賣員的家屬就未能從人社部門獲得新職傷身故補償。針對杭州騎手與北京叮咚員工猝死的新聞報道中也並未提及新職傷救濟渠道。

在外賣員與網約車司機以外，其它零工群體的狀況相對較少受到主流輿論的關注。一篇講述新近爆火的短劇行業勞動狀況的報道提到，各崗位員工每天 20 小時的高強度工作成為常態，底層工作人員不僅工資低、常被拖欠，多數未簽正式合同，工作條件毫無法律保障，演員透露過去一年有 5 人因高強度工作猝死，完全是“耗材”。一度因在賬號@七顆猩猩 的系列短劇里為打工人鳴不平而被捧為“打工人嘴替”的王媽，也由於被網友發現虧待自己的下屬而“塌房”。在其公司七顆猩猩的招聘上，其開出的待遇是大小周。實際上，這種現象在網紅招聘中非常普遍，這類工作往往待遇低，工作時間長，需要一人身兼數職，卻不是勞動關系。而簽約條款中往往還含有不平等條款，若員工違約離職要給出巨額賠償。


四、企業管理轉型：勞資矛盾的新解法？


具體工作環境下的勞動者權益，固然與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狀況相關，但最終仍須回到企業作為中微觀層面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對員工所施展的權力關系。本年度大量裁員潮、降薪潮的另一面，是企業在職員工超時工作和無償加班問題更顯嚴峻，過勞死和自殺事件層出不窮。在“降本增效”的大旗下，部分企業選擇以損害員工利益的方式來紓解經營困難，但兩者顯然並不必然相關，勞資矛盾之所以深化，不能僅僅以“經濟寒冬”一言以蔽之，歸根到底還是普通職工缺乏民主、無法參與真正的企業管理。
諸如“996”工時制等諸多社會輿論長期關注和抨擊的惡劣現象今年仍然沒有得到改善。1月，國內知名短視頻平台快手被曝出施行“11.5小時工作制”，要求員工進出打卡時間至少間隔11.5小時。5月，百度公關部門負責人璩靜在抖音宣稱 “員工鬧分手提離職我秒批”等言論，要求員工 24 小時手機開機，引發公眾對百度企業制度和文化的反感，百度股價因此一度下跌。該事件最終以當事人璩靜從百度離職而告終。6月，寧德時代號召員工 “奮鬥 100 天”，並實行 “896” 工作制。汽車行業的瘋狂加班也引起關注。有業內媒體人爆料稱，特斯拉車間長期實行 12 小時工作制且縮短工時後薪水減少，蔚來有員工半年加班 500 小時且無加班費。6月27日，鐘薛高直播間發生一名女主播在直播期間突然暈倒的事件，引發網友關注。後續報道稱，該名主播因為生理期感到身體不適，事發時屬於帶病上班。企業負責人隨後稱該主播已就醫。這起事件反映出網絡主播中間仍然存在比較嚴重的過勞狀況。

寧德時代號召員工“奮鬥100天”
外賣、快遞、司機、保潔、保安等服務行業作為吸納失業人口的重鎮，也因高度擁擠愈發內卷，工亡事件頻頻發生。9月，杭州一名55歲的外賣騎手“單王”躺在電動車上休息期間猝死。8月，廣東一名33歲的保安值夜班時猝死在廁所。保潔人員李阿姨在下班排隊打卡時突發暈厥，送醫搶救無效死亡，事發前她已連續加班 10 天，每日工作超 12 小時，且昏厥後公司未及時送醫。李阿姨身故後，其家屬於今年4月敦促上海靜安區法院審理了此案。
教育、醫療等行業同樣廣泛存在超時工作的情況，甚至因其工作特點更易受到忽視。3月14日有媒體報道，東莞鳳崗鎮一民辦學校老師李某文被發現在學校宿舍內身亡，警方知情人士向記者表示初步判定死者死因為猝死。南京林業大學青年教師宋凱博士因首聘期考核未通過，被降級降薪，還按要求退還了部分安家費和購房補貼，於4月2日選擇自殺身亡。本年度的調查顯示，我國中小學教師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長為52. 36小時，超出法定工作時間12. 36小時，一半教師被焦慮情緒困擾。醫療行業因超長工時發生多起工亡事件，如南通大學附屬醫院麻醉手術科主任醫師朱翔1 月 12 日因突發疾病去世，年僅 46 歲，親屬稱其因感冒未愈連續加班，誘發急性心肌梗塞。無須贅言，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模式嚴重損害了員工的身心健康。長期的疲勞和壓力，不僅導致了許多無可挽回的悲劇，也造成了大量社會沖突。
我們必須澄清，即便在當前經濟下行的狀況下，相當一部分企業仍有決策空間，通過調整企業制度來改善職工工作待遇和環境。從去年開始，我們就關注到一些國內企業業開始效仿海外嘗試四天工作制，今年仍然有企業勇於邁出變革的一小步，為員工實實在在謀福利。
年初，四川京元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宣布，自 1 月 1 日起，對各辦事處月薪人員實行四天工作制，薪酬及其他福利不變，周五帶薪休假且不鼓勵加班，上班時間調整為上午 09:00 - 12:00，下午 13:30 - 18:30，員工如遇休息日有任務，可通過企業微信申請，審批後可調休。11 月，長沙某設計公司宣布從 12 月 2 日起實行上四休三制度，每周三休假，上班時間為上午 10 點到下午 4 點半。這些嘗試四天工作制的企業大多旨在通過優化制度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和創造力，更好地平衡員工的工作與生活，反映了企業對員工權益和工作模式的新思考。

除去加班制度，互聯網大廠侵犯隱私和濫用競業協議等問題也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京東因嚴查考勤、人員優化、整治“大公司病”等事件引發輿論關注，頻頻登上熱搜。5月，劉強東在高管視頻會議上直言“不拼搏不是兄弟”，引起網民群嘲。而以娛樂化形式出現在公眾面前的“英國白男中國大廠歷險記”，或許可以成為2024年大廠加班制度的諷刺性注腳：在大廠的毒打面前，的確是人人平等。
此外，5月，網傳京東強制查看員工手機聊天記錄，不給看的員工將被直接裁員。有些剛轉正員工因在內網評論此事，被hr約談並被迫提交離職申請。這一事件引發公眾對企業管理權限和員工隱私保護的激烈討論，主流意見認為企業在管理過程中應明確權力邊界，尊重員工隱私。
今年飽受詬病的大廠制度還有在招聘員工簽約方面濫用競業協議。2月，拼多多被多名前員工揭露濫用競業協議。員工工作強度大，離職後還屢遭偷拍跟蹤，因競業限制被前東家起訴高額賠償，款項從十余萬到上百萬不等。前字節員工函道發布的名為《給字節賣命兩年，被惡意勸退並要求退還全部工資》的飛書文檔也引發熱議。作者稱在字節跳動工作 2 年，因與上級沖突被針對，離職時被要求簽署競業協議才能拿到離職證明，入職下家後被字節跳動起訴要求賠償 60 萬元。一名員工在爆料中還稱拼多多與上海地方政府存在“政商旋轉門”的現象。
勞動合同法中的競業條款原本只適用於一小部分掌握技術和商業機密的企業員工。但當前競業限制條款在企業實際操作中存在泛化趨勢，幾乎已經成為所有員工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競業協議成為公司限制員工離職權，控制員工跳槽的手段。許多行業頭部企業甚至不打算按照協議條款補償員工，卻向員工要出天價違約賠償，無異於“卸磨殺驢”。目前，相關訴訟案件和職工維權仍在進行中，呼籲讀者持續關注。
今年還有一家企業受到輿論的特別關注，那就是胖東來。在勞資矛盾日益激化且無破局之策的背景下，胖東來“獨特”的企業制度和文化掀起一波又一波討論，其實並不奇怪。
作為一家飽受當地消費者讚譽的河南本地商超，胖東來也因其對員工的優厚待遇（如按照該地房價估算工資，利潤的80%用來提高員工的生活水平、給予確定晉升空間等），福利充足的工作條件（如30余天帶薪假期、八小時工作制不加班、員工請假必須批、給員工提供良好的休息區等），“快樂工作”“自由·愛”“幸福生活”的員工關懷理念與文化，而備受網絡上打工人的稱讚，甚至一度被部分輿論譽為“社會主義企業”。

且不論是否有過譽之嫌，從其倡導社會責任至上而將利潤放到次要目標進行考量的制度理念，可以看到胖東來與中國改開以來長期推崇市場競爭和擴張、極度員工剝削甚至造成較大“負外部性”的一眾主流企業存在很大差別。而圍繞著胖東來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是“革命”還是“改良”的爭議，無論持有何種觀點，其實都認識到了這種差異。還有大量聲音認為，胖東來代表了吸納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理念的新型企業價值，是中國經濟管理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而這不僅符合近年來全球資本市場流行的ESG運動，也為破解“內卷”困境、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方案。
一定程度上，胖東來在管理中確實吸納了職工乃至其它利益相關人參與管理的“經濟民主”思想。例如在今年2月的員工試吃事件中，胖東來最初由於決定開除違規嘗面的員工而遭到網友非議。在一片質疑聲下，企業通過民主程序將處理方案改為調崗。在最終長達13頁的報告中，企業展示了通過“民主合議庭”的制度形式，經過當事人員工和多層級負責人多方共同參與討論協商和投票表決作出處理決定的全過程。這在中國改開以來的企業管理實踐中是極為罕見的。

然而，到11月，胖東來要求“員工結婚不允許要彩禮否則將取消一切福利”的信息卻引起較多負面輿論。盡管部分網友認為天價彩禮確實是不良社會風氣，但也有許多網友認為企業試圖以“處罰”的方式來幹涉員工私生活，是一種越界行為。隨後，胖東來回應道，目前尚未形成規章制度，只是提前倡導。此後，由前員工爆出的“家訪制度”、保潔員要寫PPT等細致嚴格的考核管理制度，也紛紛引起爭議。
從胖東來的企業管理表現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通過企業治理去推動社會轉型的新思維和新思路。但我們也能夠察覺出在“新”的理念中，夾雜著那種從前三十年甚至更為久遠的傳統農業文化里延續下來的家長制道德經濟學。用E.P.湯普森的話說，這里也存在“一套與社會規範和義務、共同體內各方經濟職責相關的長期延續下來的傳統觀念”。因而，在與胖東來相關的爭議中，我們不難發現始終存在兩種對立的聲音：支持自由市場和企業自主權的人認為，胖東來是一種威脅，象征著缺乏效率的用工管理制度，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秩序的侵犯；支持勞動者至上的人則認為，胖東來是當前真正先進的企業典範，即便不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汪洋大海中漂浮著的社會主義孤木，至少也代表了一種在體制框架內實現“勞資調和”的改良前景。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圍繞著胖東來的所有討論，都沒有基於深入細致的調研和考察。而胖東來不僅成為當前階段我們對一個經濟組織理想樣貌的投射對象，也成為輿論場上不同經濟治理思路論爭的一個公共焦點。對胖東來的討論注定還將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妨讓馬兒再多跑一會兒。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2月修訂後的新公司法也將加強企業民主管理、保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內容寫入正文。該法於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不僅對公司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的行為進行了規定，而且首次對多種企業民主管理的制度作出了新規定：明確不分所有制，一定規模以上的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審計委員會中都應有職工代表；強調公司工會的地位和權利；確定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等。對於企業職工而言，這當然是一個微小的進步。但是，在現有體制下，如何避免相關的制度規定像過去一樣流於形式、出現走樣，如何讓職工真正擁有參與管理的經驗、能力和權利，如何做到不打擊職工自下而上進行組織的積極性，仍然是一個難題。



五、AI替代、控制與新盧德主義



2024年，人工智能（AI）技術的應用進一步落地。在主流的宣傳話語之中，這場技術狂潮被視為人類“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一個核心組件，有望幫助深陷經濟衰退和停滯的主要國家重新進入生產力提升的通道。然而，它對傳統勞動方式和生產組織形式的影響仍然未得到充分評估，相關研究和報道顯得困難而稀少。在政策和產業界瘋狂投入的背後，是勞動者的持續消聲和失權。當然，每一次“機器換人”的浪潮都會重新定義勞動者的角色與處境，並對我們的生存環境、就業機會和權益保障構成深遠影響。處在新一輪人力替代的初始階段，我們是否可以抓住主導權，迎來勞動者本位的技術環境，這仍然是未知數。

AI的“替代效應”在今年繼續成為討論的熱詞。但與公眾對生成式AI主要替代白領腦力勞動崗位的印象不同，制造業等傳統藍領崗位受到AI的沖擊要更早，相關應用也更加成熟，影響更廣泛。除去傳統認知中的“機器換人”（機器替代繁重的體力勞動），AI在制造業中的應用已經被拓展到模型預測和規劃、生產指揮排程和流程優化、利用機器視覺實現質量檢測、安全監控以及設備檢測維護等多個方面。一項有關“燈塔工廠”的文章就指出，中國已建成2100多個高水平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富⼠康⼯業富聯旗下鴻佰科技(Ingrasys)部署AI需求預測模型，為客戶提供訂單預測服務；寧德時代溧陽⼯⼚運用AI對電池進行質量檢測，並對工廠設備實施預測性維護，利⽤AI基於實時傳感數據來優化維護計劃等等。

工業機器人與AI的融合應用案例也在媒體報道中屢見不鮮。例如：盤古預測大模型投入寶鋼實時生產；山鋼集團棒材產線的紅檢取樣機器人24小時無間斷采樣分析；全天持續作業的棉花打頂機器人相當於18個人力同時作業。數據顯示，2023年全球新增工業機器人數量超過50萬台，其中中國占比達51%。然而，學者許輝的文章指出，在美國，平均每新增一台工業機器人，就會導致2-3個崗位流失，而德國的影響則更為顯著，約23%的就業機會因此消失，總計約27.5萬個工作崗位。而在中國，對職業教育的歧視和輕視，導致制造業自動化工程方面的人才短缺，職校生難以從學校課程和外出實習中獲得符合社會需求與自身期待的技能。最終，“抗風險能力最弱的一批人，在承擔著最高的風險，為智能制造行業輸送自動化工程師”。

除此以外，工業機器人的推廣還可能帶來區域發展和勞動者階層內部的差異拉大。阿西莫格魯和波士頓大學的帕斯誇爾-雷斯特雷波的合作研究發現，“在相對邊緣的地區，增加1台機器人會減少6.2名工人的就業。自動化能夠通過增加生產率帶來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促進的就業更多出現在其他地區，使得邊緣地區的就業情況更為不樂觀”。另一項基於中國縱向家庭數據的分析研究也表明，自動化讓普通工人就業更難了、時薪更少了、加班更多了。浙江工商大學的三位作者基於2010年至2019年中國工業面板數據，認為AI拉大了高技能與低技能勞動者兩者之間的技能溢價差距。

陳氚和李曉曼對X智能電廠的研究則發現，AI在工廠中的應用對不同崗位和層級的勞動者所帶來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在被調研的國有制電廠中，AI設計團隊起初試圖在車間推行“中層替代”的策略，將相當一部分中層技術專家的管理決策工作自動化，但中層管理者比一線工人擁有更大話語權，因而可以通過談判、介入算法設計、敦促技術棄用、轉崗等方式抵御這類沖擊。相比之下，一線工人的社會緩沖機制可能要薄弱得多。

至少就目前來說，白領崗位受到的替代沖擊並沒有制造業那麽大，但也進展迅速。字節跳動今年10月就表示在馬來西亞利用AI審核替代的方式裁員700余人。Tiktok發言人說，目前其全球內容審核中“80%的違規內容是通過自動化技術刪除的”。同期，關於消費者在線“轉人工”困難的話題在網上引發熱議。盡管AI客服減少了商家成本，但與消費者需求之間的鴻溝依然明顯。另據經濟觀察報報道，2024 年國內各大銀行都采用了AI技術來優化招聘流程，以提高效率。其中，82%的公司使用AI來審查簡歷，而40%的公司使用AI聊天機器人與候選人交流。大約23%的公司使用AI進行面試，64%的公司使用 AI 來審查候選人評估。

圍繞生成式AI所引發的知識版權問題也在今年進一步發酵。8月，內容平台番茄小說的作者發帖稱平台簽約協議中增加了“AI訓練補充協議”，要求作者同意把作品“喂”給平台AI用於內容開發。作者們擔心AI小說作品將擠壓原創生存空間。有作者號召大家一起轉移平台，甚至發起了“停更倡議”；有作者則希望利用“AI訓練規則”通過生產大量低質、亂碼的作品拉低AI的學習素材水平，寄希望於“教壞AI”；還有作者則在社交媒體招兵買馬希望能自建全新平台。番茄小說相關負責人表示，對於已簽署補充協議或簽約條款中包含AI輔助寫作條款的作者，已上線解除相關條款的功能入口。而就在一年前，國內四位畫師將小紅書訴至法庭，起因也是小紅書的AI模型涉嫌使用這些畫師的作品訓練。環球同此涼熱，OpenAI今年已經由於運用互聯網文本數據進行模型訓練涉及侵權而遭到多名作家以及大型媒體的起訴。這些案例反映了知識工作者在面臨資本平台所推動的AI生成工具競爭時陷入的困境。

另一起引起極高輿論關注度的事件是“蘿卜快跑”。3月，百度推出的無人駕駛出租車“蘿卜快跑”率先在武漢開始24小時全天候運營。其低價策略迅速吸引大量用戶，但也令傳統出租車司機和網約車司機感受到生存危機。盡管無人駕駛車在武漢市區投入的範圍和數量都十分有限，但司機群體的敏感神經仍被觸動。實際上，今年城市客運司機的生計本已十分艱難。截至2024年4月，全國網約車駕駛員數量接近700萬人。大量失業者湧入網約車行業使得從業者的抗風險能力越發脆弱。6月底，武漢市建設汽車客運有限公司發布聲明，呼籲政府公平定價，並限制蘿卜快跑的運營區域。網絡輿論也較多地站在司機一邊，認為百度在此時推出這樣的計劃，無異於搶普通人飯碗。隨後，百度方面表示，無人駕駛能夠為社會提供遠程安全員等新崗位，並歡迎出租車司機應聘。幾乎可以預見，隨著全球汽車產業電氣化、AI產業的競爭白熱化以及國內基礎設施投資急需打開新出口，自動駕駛和相應的道路改造計劃仍然會在各大城市加速鋪開。


與AI有關的另一個關鍵詞是“控制”。在AI算法管理下，一些企業和行業的勞動者迎來了更為高壓的工作環境。連鎖零售品牌便利蜂公司被發現在門店中引入智能算法管理系統，通過店員手持終端分解工作任務至70-80個細項，並用攝像頭實時監控員工工作情況。店員的午餐和如廁時間也受到嚴格限制。這種被算法緊密控制的工作模式使員工感到高度壓抑，並導致離職率攀升。11月，一款具備鍵盤記錄、桌面截圖、鼠標追蹤等功能的AI員工監控軟件引發輿論關注。多家國際企業利用該類軟件監控員工行為，甚至分析聊天情緒。沃爾瑪和肯德基分別通過AI分析員工與顧客的互動行為和推銷表現，甚至將其納入薪資和晉升考核標準。AI系統依據微小的行為差異為員工打分，這些監控手段被視為現代職場中的“數字化奴役”。

與此同時，還需要繼續關注種種AI服務背後的數字勞工剝削問題。6年前名噪一時的亞馬遜無人超市“Amazon Go”宣稱采用先進的“免結賬”技術，但在今年4月被揭露實際依賴1000多名印度外包工人進行交易審核。OpenAI開發的ChatGPT則雇傭肯尼亞工人進行數據標注，時薪不到兩美元。這些工人負責篩選極端內容，常遭受心理創傷。此外，特斯拉的自動駕駛系統數據分類工作則外包給委內瑞拉工人，時薪僅90美分。這些案例顯示，人工智能模型的開發和應用仍然隱含著對廉價勞動力的剝削。這一現象已被稱為人工智能的“新殖民主義”。

與高壓控制和替代形成對抗的是工人中間出現的“新盧德主義”。10月，美國36個港口爆發了近50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工人們不但提出了待遇方面的訴求，而且反對港口自動化。最終資方做出妥協，同意在未來6年內大幅提高碼頭工人的工資。工人的反抗暫時以勝利收尾，而這與去年美國編劇協會對電影公司引入AI編劇的抵制遙相呼應。另一方面，6月，字節跳動一名實習生因對團隊資源分配不滿而利用平台漏洞破壞模型訓練，顯示出技術工人對AI系統的另一種反擊。盡管AI浪潮下的新盧德主義在理論上只是反對技術背後的權力結構和資本邏輯，但在具體實踐中，往往以破壞無法為自己所掌控的新興生產工具作為手段。學者王洪喆的一篇論文則提到，歷史上的“盧德運動”是工人之間“形成跨地域的集體行動和階級認同，形成基於道德經濟的生產關系組織，形成經由習俗和律法去治理現代技術的政治訴求”的自主性過程。相比於自動化技術對人工的完全替代，需要“保留活勞動與機器共同進步的可能”。

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引入AI，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問題也開始受到建制關注。美國勞工部於2024年5月根據總統行政命令制定的AI職場使用原則規定，雇主必須如實地公開其使用的AI系統，使勞動者能夠隨時獲取AI系統的信息並提出意見。2024年8月1日，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該法案明確提出：將基於人工智能設計的人力資源管理工具進行風險等級劃分，限制企業使用高風險工具；禁止在工作場所和教育機構領域推斷自然人的情緒。我們期待更多人追問技術究竟為誰服務，反思技術發展是否真正惠及每個人，而非成為權力集中與勞動異化的工具。




六、生產安全事故：新老因素疊加，依舊在高位運行


2024年各行業安全生產事故時有發生，仍然主要集中在煤礦、金屬非金屬礦山、建築業、化工、工貿、交通運輸等重點領域。根據應急管理部統計，前三季度全國共發生各類生產安全事故14402起、死亡13412人，盡管較去年同期呈現下降趨勢，但仍在較高位運行。以下羅列行業較典型或造成較大人員傷亡的部分安全生產事故：

1月12日，河南平頂山市天安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礦發生煤與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6人死亡。事故調查顯示該礦存在搶工期、趕進度，事故工作面急於投產，違反規定組織生產和施工等問題，39人被問責。1月20日，江蘇常州燊榮金屬科技有限公司發生較大粉塵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8人輕傷。相關企業為逃避監管而惡意隱瞞生產活動，未按生產設備的設計要求作業導致生產現場鋁合金粉塵大量積聚，應急處置失當，造成事故發生。3月11日，安徽淮河能源控股集團謝橋煤礦由於瓦斯治理不到位，封閉工作面發生瓦斯爆燃，7人經搶救無效死亡。3月13日，遼寧省金礦發生墜罐事故，造成3人死亡，該礦井屬無證長期停建礦井，事發4人私自下井盜采礦產。4月13日，河北強荒島盧龍縣發生一起船只側翻事故造成12人遇難，6人失聯。 4月30日，廣東開平市八一垃圾中轉站內一輛垃圾運輸車在倒車過程中與一名女清潔工發生碰撞，致使該清潔工從卸料口掉進壓縮箱遇難。5月6日，上海市楊浦區一建築工地發在塔式起重機拆除作業中發生3名工人高空墜亡。6月15日，河南平頂山市發生因違規使用廂式冷藏貨車載人、人貨混裝運輸，造成8名女工在車廂內窒息死亡事故。經調查認定，該事故是一起因輕型廂式冷藏貨車掛靠公司未落實企業主體責任、有關部門專業監管和行業管理失職缺位而造成的較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8月12日，遼寧遼陽一洗車場在清洗危險品運輸車儲罐時發生中毒窒息事故，致3人死亡。8月21日，四川樂山市四合煤礦封閉風井井筒時發生事故造成8人遇難。12月7日，榮成市藍潤集團在建的齊東海通冷鏈倉庫因保溫材料起火發生火災，造成9人死亡。事故原因調查等工作正在進行。

除去事故的具體原因分析，我們認為較值得引起重視的問題還有地方政府在發生安全生產事故時難以做到公開透明處理，甚至對來自媒體和公眾的監督持警惕和敵對的態度。例如在今年3月13日河北燕郊發生一起燃爆事故後，中央電視台總台記者在核心現場試圖開展直播報道時，就被兩名黑衣男子上前擋住了鏡頭。隨後，直播連線采訪被迫中斷。另一端鏡頭顯示，3名記者被十余名男子推搡。此事引起輿論軒然大波。隨後，中國記協公開提出三個問題：記者應該進行采訪嗎？記者是添亂嗎？一紙通稿真能代替現場報道嗎？這一事件反映了中國公共安全事故的報道存在著越來越深重的阻礙。該事故最終造成7人死亡，27人受傷。而這已是該地在“方圓僅2公里的地方3年內連續發生的第三起煤氣燃爆事故”。

2008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開啟了中國的“大基建時代”，全國大興土木，修築高速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使中國基建規模迅速增長，成為全球最大的基建市場。熱潮過後，各地基礎設施的質量問題也開始暴露，疊加愈發極端的氣候變化以及地方城投債危機導致的財政緊縮因素，工程維護和監測成為難題。

5月1日淩晨，廣州省梅州市發生梅大高速大埔往福建方向附近高速公路路面塌陷災害，共發現23輛車陷落，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傷，23車陷落。梅大高速2010年動工，2014年竣工，沿途多為山嶺重丘地帶，和福建的高速公路對接，成為連接廣東和福建兩省的重要紐帶，也是龍巖人外出打工的交通要道。此次事故大多數遇難者來自福建省龍巖市下轄的村莊，多為外出務工者，趁五一假期在返回老家途中遇難。龍巖礦產豐富，而持續多年的大規模采礦破壞了植被。隨著經濟轉型，許多礦企關停，村民到廣東電子廠、機械廠打工成了近十年的主調。專家分析此次塌方與該路段多次遭遇強降雨天氣有關，今年4月來梅州大埔縣降雨量比常年平均水平多2.75倍，極端暴雨導致路基結構被破壞。除地質、降雨外，工程前期勘測、排水溝設計、路基回填施工質量和運營維護都是造成事故的因素。

6月4日，42109次貨運列車運行至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境內綏佳線，與正在進行線路整理作業人員相撞，造成6人死亡。調查公告稱事故同時存在施工負責人責任不落實、哈爾濱工務機械段施工組織混亂、中鐵集團下屬有限公司不履行職責等管理原因。

6月4日，青海省加定至海晏段公路工程隧道出口右洞處發生突發性垮塌，造成3人死亡。調查組調查報告認定其為一起事故災難，不予納入生產安全事故統計，所有的管理人員不承擔刑事責任。

7月19日，陜西省商洛市柞水縣一高速公路橋被洪水沖垮，造成11人遇難，31人失聯。

8月18日，雲南昆明市尋甸縣渝昆高鐵在建項目發生架橋機傾覆事故，造成6人死亡。

12月4日，深圳寶安區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鐵路5標段施工現場突發地面坍塌，13名現場作業人員失聯。

據2023年交通運輸行業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全年公路固定資產投資28240億元。其中，高速公路完成12955億元。集中的建設期過後，公路養護和巡查需要高昂成本。根據財經報道，從2012年起，中國高速公路行業就一直入不敷出，且收支缺口逐年擴大。以2021年為例，高速公路支出中用於債務的還本付息占比82%，其中需要償還本金7164.8億元，償還利息3426.8億元。相比之下，每年養護支出739.1億元，僅占支出比為5.7%。如何避免債務支出過高導致壓縮生產和維護成本，從而引發事故，是高速公路和鐵路等基建急需應對的問題。

極端天氣不僅對基礎設施事故施加影響，也給個體勞動者帶來勞力型熱射病等健康威脅。2024上半年，受厄爾尼諾和氣候變暖影響，極端天氣事件在全球多地出現，造成嚴重社會經濟影響。據世界氣象組織，今年4月為有記錄以來的最熱4月。6月，全國總工會引發《關於做好2024年職工防暑降溫工作和開展“工會送清涼防暑保安康”活動的通知》，要求協助和督促用人單位建立健全防暑降溫工作制度，制定防暑降溫工作方案和高溫中暑應急預案。但熱射病致死的事故仍然時有發生。

7月22日，河南濟源市建築工地上，55歲的建築工常紹勝在30度多度的高溫下務工了4個多小時後，暈倒於麗水花園小廣場，被診斷為熱射病。由於工程被多次轉包，勞動關系認定難，其家屬難以索要賠償。7月25日，中國青年報稱，四川省綿陽市一名農民工6年前因熱射病去世，但直至今年5月家屬才拿到75.6萬元的工傷死亡賠償款。由於勞動關系難以認定，沒有工傷保險，日結工、暑假工、層層分包的建築工人熱射病認定工傷過程艱難。索賠過程難使得戶外勞動群體在極端高溫頻發的趨勢下更加脆弱。

5月30日下午，北京突現暴風雨和冰雹等極端天氣，多地出現大風刮倒樹木的情況。與此同時，十余位在央視總台大樓高空作業的工人被拍攝到掛著安全繩在空中隨風大幅擺蕩的危險場景。隨後相關視頻被傳至網上，引起網友的擔憂。這些工人原本被安排在大樓外立面執行清理玻璃的工作，卻在不可預料的強對流天氣中命懸一線。盡管工人最終都得以安全著陸，但仍然引發對極端天氣高空作業安全性的討論。

塵肺病農民工問題是本世紀最嚴峻的中國勞工問題之一。今年對塵肺病工友的媒體關注也出現了新趨勢。過往，我們認為塵肺病主要發生在礦工、風鉆工等群體中。12月2日，河南登封64歲的塵肺病人高春現經受不住塵肺病的折磨，拔掉氧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因十余年前在采石行業工作而患病，反映了老一輩塵肺病工人的困境。高春現死後，家人發現他在病中寫的詩。在世期間，他一直將這些作品發表在朋友圈，但屏蔽了家人，或是避免悲傷情緒感染家人。

而很多新興粉塵危害行業的出現，使得塵肺病也侵入了“90後”工人的身體。《塵肺病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4）》指出，“除了傳統行業，塵肺病還出現於一些新型的行業或工藝作業中，如牛仔服砂洗作業、廚房台面等人造石材加工、義齒加工、珠寶拋光和水力壓裂頁巖氣開采等”。在這些領域，90後塵肺病患者尤其集中。由於職業健康監察覆蓋率低和用工制度不完善，這些工人往往極難走上職業病診斷鑒定程序。

長期關注塵肺工人的公益機構大愛清塵於2024年6月發布了共計188頁的《2023中國塵肺病農民工調查報告》。除去指出過去四年塵肺病農民工的經濟情況更加脆弱，醫療負擔依然沈重，對塵肺病相關政策感知小，獲得感低，地方保障專項政策呈收縮倒退的趨勢外，報告也提出90後塵肺病農民工的特別困境，如身為獨生子女，背負房貸，職業健康意識不足，面臨就業、婚戀與污名化“三座大山”等。

從傳統粉塵行業到新興粉塵危害行業，90後農民工重覆了上一輩塵肺病農民工的悲劇，說明這些行業中導致勞動者健康損害的結構性因素，沒有隨著時間流逝和行業發展得到根本改變。雇主依然重生產，輕安全，有關政府部門面對塵肺病農民工問題依然缺乏作為。




七、性別歧視與壓迫：工作場所的多重困境


2024年，性別暴力在工作場所、校園和社會多個維度持續顯現。女性勞動者因生育相關責任在求職和就業中受到顯著歧視；權力濫用導致校園和職場中的性別暴力持續發生；跨性別和同性戀等性少數群體則面臨系統性壓迫，ta們在醫療、就業和公共空間中所遭遇的隱性和顯性排斥呈現疊加態勢。

2024年，女性勞動者依然面臨嚴重的求職困境，承擔著職場與生育的雙重壓力。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中國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排名從2000年第11位下降到2022年第51位，比同時期男性勞動參與率下降速度更快。


家庭照料與生育負擔是導致女性勞動權益受損的重要因素。內蒙古大學最新研究報告指出，2021年女性無酬勞動平均時長為男性2.39倍，而有酬勞動日平均時長則比男性短1.17小時，這表明女性仍承擔更多的家庭勞動和照護責任，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不利地位。2024年1月，江蘇南通通州區“益心為公”組織志願者向通州區檢察院反映，通州區某些用人單位在女性入職時要求進行妊娠測試。檢察院調查發現，有168人次在入職體檢中進行過妊娠測試，涉及南通某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用人單位。3月5日，該區衛健委向全區醫療機構發出通知，明確禁止將妊娠測試作為女性入職體檢項目。以女職工生育作為歧視緣由的案例也層出不窮。3月，一位擁有碩士學歷的女性稱，因為育有小孩，她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困境。她總共投遞了84份簡歷，與招聘單位溝通了1292次，卻沒有收到任何面試邀請。其她懷有二胎的女性也分享了類似的經歷：由於生育導致的職場空窗期以及平台規則的變化，她們很難重新回到職場。一家位於北京的科技公司HR表示，公司在篩選簡歷時通常會盡量避開二胎媽媽，這已經成為職場中一個心照不宣的潛規則。12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憲舉在一名哈薩克斯坦官員赴該校演講時，公開提問為何哈薩克女大學生畢業後能夠“老老實實、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引發互聯網熱議。


《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 版》顯示：“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中國是6.3倍，高於除韓國以外的美國、英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在中國，每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 12%-17%，並且顯著減少母親的閒暇時間；養育孩子同時會導致女性有報酬工作時間的減少，但中國男性的有報酬工作時間在成為父親後並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報告稱，育齡家庭養育孩子，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財務成本以外，還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時間成本包括休產假、看護和接送孩子、輔導孩子做作業以及增加家務的時間。


盡管各地政府陸續出台針對婚育女性的保障政策以應對生育率的持續低迷，但婦女在求職和工作中面臨的多重困境仍然難以得到緩解。11月1日《雲南省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正式執行，第九條明確規定：“患有重度痛經的女職工，經醫療或者婦幼保健機構確診後，經期給予1至2日的休假。”11月25日，《山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修正草案中包括山東婚假將延長至最多18天、增加學校開展人口國情國策教育、建立育兒補貼制度改為建立生育補貼制度、將分娩鎮痛和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報銷範圍等內容。面對家庭內成本付出的增加和在社會上的裁員風險，還有部分職場女性選擇“戰略性懷孕”以保住工作。根據《勞動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因女性懷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資、辭退或解除勞動合同。孕婦被裁時，賠償標準通常高於普通員工，有的甚至能獲得高達3N的賠償。一些公司在面對“戰略性懷孕”的員工時，可能采取設局等手段以尋求辭退，增加了孕期女性的職場風險。


為緩解女性生育後再就業焦慮而設立的體貼性政策“媽媽崗”，也引發網友爭議。12月，山東青島市發布首批“媽媽崗”用人目錄，共包含190個靈活就業崗位，旨在為育兒婦女提供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就業機會。所謂“媽媽崗”，是指工作時間彈性、適合兼顧育兒與工作的崗位，如居家客服、電商直播、手工制作等。網友評價：“最後結果就是導致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直接被從正規就業崗位永遠拿掉了”“當了‘媽媽’再想出來工作就只能當臨時工幹兼職唄？”“這不就是沒有任何勞動保障的“打零工”嗎？” 2024年12月，陰歌志發布《開設“媽媽崗”，不會讓我們更想生孩子》，指出鼓勵設置媽媽崗的政策默認了女性是育兒責任的唯一承擔者，是應當優先被職場淘汰的不重要勞動力；並且進一步點出，根據本次目錄，“媽媽崗”提供的崗位主要是餐飲、家政、保安等服務業領域的鐘點工和小時工——既然如此，叫零工崗就可以，為何稱為“媽媽崗”呢？


在工作場所和校園中，權力關系和制度性不平等加劇了性別暴力的發生和所帶來的傷害，受害人時常要面臨勞動權益、個人信用度和社會支持網絡的全面受損。由於企業、學校等用人主體推諉和不作為，當事人只能依靠向媒體曝光、在社交媒體平台曝光自證、求助警察等暴力機關等方法維權，使維權難度與風險加劇。


1月，長沙岳麓區楓雅名苑小區一名53歲的保安隊長於某某涉嫌性侵65歲的女保安方某（化名），案發三次後方某報案，於某某被逮捕。然而，女保安方某夫婦隨後被物業公司以“人員優化”為由辭退，並停止發放工資。物業公司稱二人屬於超齡的“臨時工”，不受正式勞動合同保護。6月5日，浙江杭州，外企外派南通的試工期員工王女士向媒體曝光上司楊先生性騷擾，在微信中發送不當言論，並提出不合理的出差要求。隨後，王女士被踢出工作群且無法正常上班，最終被辭退。2023年9月，在出差期間，天津某企業老板性侵公司營銷總監崔麗麗。隨後，受害者經醫療機構診斷為創傷後應激障礙。今年12月3日，崔麗麗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區人社局出具的《認定工傷決定書》，認定此事故傷害屬於工傷認定範圍，予以認定為工傷。


此外，今年還錄得一件富士康女工由於遭受性騷擾要求調整工作安排、改善工作條件而被開除的事件。該名女工於2月在社交媒體表示，她在2018年下班路上遭遇兩次猥褻。事發後，她聯絡另外兩位有同樣經歷的受害者工友去龍華廣場婦聯辦公區尋求幫助，建議改善下班路段沒監控與路燈的情況，結果被告知無法解決，並被富士康工會指責有心理問題。2023年至今年年初，她多次向企業和工會反映下班路上的性騷擾問題，並申請調班以解決安全問題，反而於2024年1月遭到解雇。在經歷勞動仲裁失敗後，當事人目前正在等待一審立案中。我們注意到，盡管同樣是性騷擾事件的女性受害者，但來自制造業和服務業等行業的女工卻更少受到輿論關注和外界環境支持。我們呼籲女性社群將關注重心朝基層下移，嘗試為缺乏問題解決渠道的女性提供更多幫助。


在校園，學生也非常容易遭受性別暴力。6月14日，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大四女學生實名舉報學校音樂學院黨總支書記性騷擾。輔導員在與她溝通時稱：“不要鉆牛角尖，就當被狗舔了一下。”7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一名在讀女博士王迪發布長達58分43秒的視頻，實名舉報遭到其導師、人大文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王貴元的性騷擾及強制猥褻。7月23日，陜西師範大學一名女畢業生在校友群舉報教師王某某涉嫌性騷擾，涉及觸摸學生臀部和發送不雅照片，有多名學生受害。當事人描述舉報過程：“短短的4天、漫長的7年。” 8月13日，浙江寧波一名18歲女孩小王（化名）向瀟湘晨報反映，她在當地一家樂培機構就職時，老板陳某曾對她多次進行性騷擾，包括觸摸大腿、強行摟抱等行為。記者聯系到處理此事的派出所，工作人員表示，此事因取證問題，難以認定為猥褻。8月，有網友在多家平台爆料，稱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趙某某在其工作室午餐飲酒後涉嫌強奸其指導的研究生。搜狐新聞報道稱，“早在2014年，有學者們就聯名建議，建立高校常態化反性騷擾機制。不過，十年過去，這一機制仍未建立。”關於學院內中的性權力關系，牛津大學哲學教授Amia Srinivasan指出，教育是一種特殊的倫理關系，教師的責任在於培養學生對知識的渴望，而不是將這種渴望轉移到自己身上，從而在師生關系特有的權力差中滿足教育者的自戀。師生關系中關乎到教育的實際性化不僅破壞了教學目的，也會加劇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


我們還要繼續關注跨性別以及同性戀等多元性別勞動者的處境。
12月，一位同性戀公益人彥彥在四川涼山從事支教工作兩個月後，突然收到地方部門的通知，要求他立刻離開崗位，理由是由於其性少數身份，他“不能繼續參與支教”。盡管支教期間他全心投入教學，與當地學生和村民建立了良好關系，但因性別氣質差異和性傾向，他從崗前培訓起便遭受背後議論與偏見。
隱性暴力與明規則的雙重排斥，還成為針對跨性別勞動者職場壓迫的重要原因。2024年12月，在經歷了3個月強制收治、7次電擊治療以及長達一年的訴訟後，28歲的跨性別女性靈兒（化名）拿到了河北省昌黎縣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調解書，這使得她成為中國第一位通過法律程序狀告性別“扭轉”治療、反對醫院強制扭轉性別認同並獲得賠償的跨兒。靈兒曾在電子廠工作，後因性別緣由被辭退。在從事直播工作後，她在采訪中敘述，有直播公司的老板在她應聘時針對她的形象直接破口大罵，說她“惡心”，並揚言要封鎖她。靈兒還陳述，在醫院期間她的主任醫師常駁斥她所提出的非二元性別的說法。在家庭、職場、醫院和一系列場所遭遇暴力後，精神病醫院檢查評估靈兒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被定為符合強制收容的條件。97天里，她經歷了長期藥物治療和電擊治療，每次都以暈厥結束。這種以性別矯正等緣由被家庭強制送入戒網癮機構的案例數不勝數。如凱博文所說：“社會性的受苦經驗會鑲嵌於身體形式的病癥中，並且依循特定的社會和政治脈絡表現出來。”
2024年2月，跨性別女性十三自述：在《南方周末》工作期間，她因長發發型不符合前編輯姚憶江的要求而被施壓剪發；隨著時間變化，工作機會也與性別認同所引發的矛盾掛鉤；上司對她的舉動從起初的微侵害升級為（基於性別暴力的）公然威脅。在姚的幹預下，十三無法發表文章，且未獲稿費報酬，出差費用自付。投訴後，副總編輯和人力資源部門將歧視歸為“個人沖突”。2024年11月，在《中國多元性別女性的生活與權益報告》播客第三期中，跨性別女性律師蘇芳、報告撰寫人及法律研究者小蘆和正在等待二審的跨性別女性訴訟人呱呱指出：“職場是規範二元性別的一個重要機制。” 她們認為在已有的判決案例中，性別總是被放置在邊緣的位置中。因為缺乏針對跨性別就業歧視的明確定義，所以在相關訴訟中需要另辟蹊徑，如走“一般人格權”的路子。 2023年4月，呱呱收到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的判決，認定呱呱所在的企業系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最終企業共計賠償近6萬元。然而，在對職場所遭受的性別歧視提起重新起訴後，呱呱仍未收到正式的立案信息。
2021年，台灣同志咨詢熱線也曾指出，職場等公共空間的二元性別規範，導致了跨性別員工的諸多基本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由於公司在廁所設置上遵循二元性別，導致一些跨性別員工選擇憋尿，從而引起健康問題。還有公司甚至要求跨性別員工不得使用工作地點的洗手間。此外，跨性別員工在穿著制服和工作證件上的性別表達以及性別重置手術所需的假期，都需要職場的支持，才能讓ta們得以順利出現在工作場合。
跨性別勞動者的鬥爭，往往還反映出這一群體在證件信息修改、住房、藥物管理和就業等方面的困境是相互影響和疊加的。2024年11月，《泰國—中國跨性別者的應許之地》里一名跨性別者記述：“在中國，跨性別者要在醫療系統中獲得認可，順利情況下通常需要經歷至少4年時間。”在25歲時接受性別肯定手術的跨性別女性小狗說：“為了讓醫療系統看見和承認自己，為了讓公安系統承認自己，為了讓教育系統承認自己，她把自己變成那個能夠證明自身身份的模樣，以自證的方式不斷向前邁進。”北京同志中心的《2017年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報告》顯示，36%的中國跨性別受訪者在申請變更文憑和教育證書中的性別時遇到困難，12%被拒絕。2024年12月5日，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護理學院一名大學生在完成性別確認手術後，由於校方在校園公告欄公開其性別更新的個人實名信息，導致她遭受一系列性別暴力。這種引入公共審查的形式造成針對這名學生的虐待和霸淩。


同年11月，跨性別男性小邁分享了自己從大一便開始籌劃掩藏身份、做手術、改證並獲得家庭支持的艱辛之路。如他所說，許多人沒有這樣幸運，他覆旦大學畢業的一位跨性別男性友人便由於學歷作廢而無法順利進入職場。中國跨性別就業歧視第一案的作為跨性別男性C先生也表示：“社群中有很多人因為性別表達被拒絕錄用，包括女同性戀中的T和跨性別者。”《跨性別人群生存困境調查》顯示跨性別人群所面臨的失業風險約為社會普通人群的3倍。美國全國跨性別平權中心的研究指出，超過十分之一的人因性別認同被逐出家園。跨性別無家者遭受嚴重歧視，五分之一的跨性別者在尋找住宿時被拒絕，最終被迫流落街頭。
2022年，國際勞工組織發布《學習指南：女同性戀、男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者、間性人和酷兒 （LGBTIQ+）融入勞動世界》 宣稱：“要實現國際勞工組織推進社會正義和促進體面勞動的目標，就必須保護每個人的工作權利，終止包括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SOGI）在內的一切歧視。” 但我們認為，需要進一步追問：對性別的審查和基於二元性別的框架如何構成了法律意義上的勞動關系？一名勞動者是如何被要求通過一個合格/合法的隸屬於二元性別身份/身體來進入到合法勞動市場？正如工勞小報所發布的《跨越性別，困於求職》所提到的，“跨性別者在求職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並不只是邊緣群體的少數困境，我們更應該借助這個契機來反思：勞動、就業與性別身份是否存在必要的關系。”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未能收錄非二元性別、跨性別男性、間性人、女同性戀和從事家庭勞動、性勞動、護理勞動等未被劃定在正式勞動市場中的勞動者在本年度所遭遇的勞權受損信息，是源於ta們的隱形和不可見性。如被強制入院的31歲跨性別女性悅兒回憶：“許多女性因為鬧離婚、跟老公吵架、嫁不出去、找不到工作、生不了孩子而被家人送入院。”神經多樣性酷兒夥伴們也更容易被簡單歸類為行為異常者，並以有心境障礙、人格障礙、自殺風險等理由而被家人或暴力機關收管於醫院/性別矯正等暴力機構。我們不能遺忘ta們的存在。

八、高齡勞動者：延遲退休、社保困境與超齡壓力





截至2023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2.97億，老年撫養比突破20%。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中國高齡勞動者的權益問題日益凸顯。延遲退休、養老金缺口、醫保問題等政策和現實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一群體的艱難處境。在“與國際接軌”、“促進社會保障體系可持續發展”等口號背後，高齡勞動者究竟能否承受改革的代價，亟需嚴肅探討。


今年是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靴子落地”的一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漸進式延遲退休的決定，表示相關政策將於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方案計劃在未來15年內將男職工退休年齡延至63歲，女職工延至55歲和58歲，並自2030年1月1日起，用10年時間，將職工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個月。盡管方案強調改革要遵循“自願選擇”和“彈性”原則，即達到養老金繳費年限的勞動者可以選擇提前或延後退休最多3年，但有評論質疑，對於那些經濟收入較低或不穩定的群體來說，他們並沒有真正自主選擇的權利。而一部分體制內公務員則可以借助“彈性”辦法實現最大限度的延遲退休。這實質上拉大了不同階層勞動者的老齡生活收入和福利待遇差距。

另外，許多高齡勞動者的實際身體健康狀況與勞動要求之間存在不小的落差。研究顯示，從50歲開始，中國人的健康工作年限平均僅為6.87年，農業勞動者的不健康工作年限甚至是企業員工的兩倍。延遲退休政策試圖通過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來應對我國人口加速老齡化的趨勢。但對許多體力勞動者而言，這意味著更長時間的勞作與病痛。

還有解讀認為，這一政策在擴大勞動參與率的同時，也加劇了代際間的競爭。年輕勞動者就業壓力倍增，而許多原本就低收入的高齡勞動者則可能由於技能老化、工作效率下降，更難以獲得公平的就業機會。如此一來，“延長工作年限”是否能真正提升勞動參與率，仍需持續觀察與評估。

近年來，中國的養老金支付困境也一直是引發廣泛關注與爭議的社會議題。這一困境主要源於歷史負擔和人口老齡化的雙重壓力。由於制度初期未為老職工轉軌注資導致巨額個人賬戶空賬，養老金支付高度依賴財政補貼。在遼寧阜新，煤礦工人在長達8年的停工中，因單位未為其繳納養老保險，退休後無法領取養老金。這些勞動者的無奈境遇，揭示了養老金制度改革中歷史遺留問題的覆雜性。而隨著歷時多年的養老金雙軌制改革於2024年10月結束過渡期，一些老問題也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例如改革要求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職工統一繳費模式，並增設職業年金保障，但體制內外的養老金替代率差距依然明顯：體制內繳費基準較高且職業年金覆蓋率達82%，而企業年金覆蓋率不足10%。當下，農村高齡勞動者則普遍依賴自養或子女贍養，養老保障缺失問題尤為嚴峻。制度未能有效覆蓋弱勢群體，導致代際矛盾和城鄉分化進一步擴大。

養老金制度的“現收現付”模式，還使得年輕一代感到自己需要承擔更大的贍養負擔，因而引發退保的風險。對於許多高齡勞動者來說，當下沈重的繳費壓力也並不能靠未來養老待遇的提高而得到緩解。以深圳市為例，2024年初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下限上調49%。對於收入微薄的勞動者，這樣的調整無異於雪上加霜。

城鄉居民醫保繳費標準持續上漲，也影響了弱勢勞動群體的參保意願，從而使得高齡勞動者的勞動權益更難得到保障。城鄉居民醫保繳費金額從2006年的每人每年10元攀升至2023年的380元。一些家庭收入微薄的高齡勞動者，不僅要為自己繳納醫保，還需為家人分擔。這種經濟負擔對農村地區的勞動者更為沈重。醫保標準不斷提高、報銷比例低、醫療支出壓力大，使得農村地區居民繳納醫保的意願持續下降。今年的醫保繳費征收過程中還出現了“催醫保”等諸多問題。11月，四川南充一所小學的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中要求家長為孩子購買醫保，否則“學校要求停課”。類似的強制性催繳措施在許多地區屢見不鮮。而基層政府為完成征繳任務，利用排名考核和問責機制，將醫保繳費轉化為行政性壓力，甚至犧牲了制度本應有的惠民初衷。


國家層面則試圖通過新機制提升參保率。8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健全基本醫療保險參保長效機制的指導意見》，明確引入“兩個激勵機制”和“兩個等待期”。未連續參保的人員在被設置的等待期中將無法享受醫保待遇。而如果中斷參保，前期連續參保積累的年限自動清零，再參加居民醫保時，年限需要重新計算。這意味著斷繳醫保的民眾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然而，從2019年至2023年，城鄉居民醫保參保人數連續四年下降，總體減少了2055萬人。顯然，一項惠民政策無法惠及重點受惠群體，甚至導致參與者主觀選擇退出，那麽該政策已經和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在延遲退休的討論熱潮中，“超齡勞動者”的權益問題也再次浮上水面。“超齡勞動者”是指超過國家規定的法定退休年齡繼續參與勞動並獲取勞動收入的人，並不單指城鎮退休職工，也包括超過法定勞動年齡仍在繼續打工的農民工等群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農民工中50歲以上人數占比達29.2%，這一比例還在逐年上升。我們確實要認識到，超齡勞動者權益長期處於模糊地帶，面臨法律法規空白、勞動關系認定等難題。在長沙的一起勞動爭議中，遭遇性侵的65歲女保安方某因被公司定義為“臨時工”而失去應有的勞動保護。曾是閃送形象宣傳大使的62歲閃送員寶哥在交通事故後不久突然被平台以超齡為由封號，毫無協商余地。類似的案例反映了當前社會對超齡勞動者的不公正對待。最高法院工作報告顯示，每年約有5萬件超齡勞動者的勞動爭議訴至法院。然而，希冀於依靠延遲退休來保障“超齡勞動者”的權益，無異於緣木求魚。高齡勞動者的困境並不能通過人為將退休年齡提高，以減少“超齡”勞動者絕對人數來化解。我們再次強調，大部分“超齡勞動者”困境的核心在於，她們缺乏足夠的社會保障，以至於不得不在高齡繼續從事有償市場勞動，其中不乏對身體有所損害的重體力勞動。




在延遲退休推行、養老金和醫保負擔日益加重的背景下，高齡勞動者正承受多重壓力。對此我們提出以下疑問：第一，政策的初衷是緩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負擔，但我們真的考慮到了底層處境的勞動者在延遲退休沖擊下所要背負的壓力嗎？第二，依賴延遲退休、提高繳費等手段來平衡資金缺口，卻忽視了貧富差距下對經濟成果的重新分配，是否反而會使社會保障體系加速進入惡性循環？第三，當政策更重視保障整體社會運行的穩定性時，社會和決策者是否真正傾聽到了高齡勞動者的聲音？他們自己的訴求到底是什麽？這些問題關乎每一位勞動者的尊嚴與未來，但卻被政策制定和執行者有意擱置了。



九、少數民族勞動者：吸納、排斥與隔閡




中國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正在族群邊界上進一步深化。隨著制造業的內遷，少數民族更多地被卷入到全球化產業鏈中間來。然而，作為新工人群體的一分子，他們不僅在產業格局中處於不利地位，更面臨著文化隔閡與就業歧視。貧窮和族群差異在不平等區域發展體系下的交織，使少數民族勞動者長期陷於困境。

今年4月，彜族草根說唱青年諾米歌曲中的一句“謝帝，謝帝，我要diss你”火遍全網。來自涼山彜族的諾米，曾經歷過艱苦的農村生活和打工生涯，他對音樂的熱情與互聯網“抽象”文化結合，使他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熱梗引發了網絡對創作者本人的關注，其真實生活經歷成為眾多彜族打工者的縮影，終於在主流輿論場掀起了一絲波瀾。“彜族”並非諾米的炒作標簽，而是與他的作品緊密相連的身份印記。諾米的作品《阿普的思念》揭示了他留守兒童時期的成長經歷：由爺爺撫養，父母外出打工，父親酗酒；曾隨父母去工地搬磚，因工受傷失去了一截小拇指。《枯木逢春》則展現了彜族的生態觀和宇宙論，表達了彜族青年對故鄉的離愁與在異鄉的漂泊感。




諾米的作品還反映了大涼山彜族群體的勞動力歷史。大涼山地區自然條件惡劣，彜族人民缺乏重要的現代教育投資和生產技能，因而與主流經濟發展模式越發隔閡。在此背景下，外出打工成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彜族群體逐步被吸納到珠三角等沿海工業區，成為廉價勞動力的重要來源。

但進入珠三角的勞動力市場後，彜族人由於自身在語言、習俗、組織方式與漢族工人群體存在差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議價能力較低，四處流動、居無定所和經濟收入不穩定成為他們的常態。為應對這些不確定性，彜族工人形成了“領工制”。在這一模式中，彜族工頭成為了關鍵的中介角色。這些工頭一般是長期在沿海地區務工的資深打工者，通常漢語較流利，既熟悉打工環境，也了解涼山彜區的文化和人際關系。他們將自己的親戚和老鄉介紹進工廠打工，工價以小時計。在這一過程中，彜族傳統的“家支”組織形式在珠三角地區得到覆興。這些“家支”聚會超越了單一工頭小團體的局限，原本互不相識的同姓工頭們通過這種方式重新“認門”。珠三角的彜人在面對來自新環境的潛在危險時，自覺調動了消失已久的傳統組織形式。家支成員的團結性極大地增強了他們遭遇糾紛時與工廠的博弈能力：2011年，“阿薩惹古”家支中一木姓工頭帶領下的一位工人在東莞長治鎮一家工廠死亡，這起事件足足動員了三百多名親屬和老鄉一起到工廠抗議。然而，這種集體行動雖然增強了群體的談判能力，但也讓工廠主對彜族產生了整體負面印象。由於擔心彜族群體的集結性，許多用人單位在勞動力市場中對彜族人群形成了排斥，造成了更廣泛的社會隔閡。



像彜族這樣從家鄉“出走”到他鄉的少數民族群體，往往通過強化內部團結和擴大社會資本來應對新環境中的不確定性與挑戰。1月5日晚，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安費諾電子裝配有限公司發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一名回族女工在清真食堂用餐時發現面條中有煙頭，引發了回族工人的廣泛關注與憤怒。據悉，該公司共有3000名員工，回族員工占了半數以上，且工廠內設有清真食堂。這次的食品安全事故，暴露出了清真食堂的管理混亂和監督缺失。回族工人在自我組織下紛紛走出車間，到食堂和大廳進行抗議。然而，集體行動並沒有徹底改變勞動力市場中對少數民族勞動者的排斥現象。2月28日，一名土家族女孩到位於江蘇常州的匯川新能源汽車技術有限公司找工作時被告知，公司不接受少數民族，甚至連廠區都不讓她進。

少數民族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中所遭遇的文化隔閡與身份排斥，不僅影響了他們的職業機會，還直接關聯到他們的工作安全。今年6月24日，韓國京畿道華城市Aricell工廠發生火災，火災迅速蔓延，導致大量工人被困，無法逃生，造成23人死亡，其中17人為來自中國的臨時工，多為朝鮮族人。調查顯示，工廠對他們缺乏足夠的安全培訓，因而工人沒有事故應對經驗。來自中國的朝鮮族勞工大多從事韓國社會的“3D”工作（dirty艱苦、difficult危險、dangerous臟污）。在韓國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下，他們已成為重要的勞動力來源。最近的一項研究還顯示，外勞死於工傷事故的可能性幾乎是韓國普通工人的三倍。此次火災引發了韓國本土對朝鮮族外勞群體艱難處境的關注。盡管這些朝鮮族工人熟悉當地語言和文化，但依然面臨著嚴重的歧視和剝削。

十、殘障勞動者：系統性排斥與“機械飛升”


今年4月，中央電視台《財經調查》欄目記者通過多地采訪，向公眾揭露仍有勞務中介機構借助辦理“殘疾證掛靠”業務生財的現象。具體來說，勞務中介通過與企業和殘障人士簽訂協議，為雙方辦理勞動合同，達成“虛假用工”。企業借此達成國家關於殘疾人按比例就業的規定指標，從而免除因未雇傭殘疾人就業者而需要繳納的“殘保金”。與此同時，中介從殘障者的工資中抽取服務費，殘障者則未能實際工作，僅獲得名義工資中的極小部分（通常僅數百元）。實際上，在我們的檢視範圍內，類似現象已連續三年被主流媒體披露報道。我們在過去的年度盤點中也屢有提及，但類似的事件仍然無法得到有效遏止。這也折射出當前殘疾人按比例就業制度的困境：企業雇用殘疾人的積極性依然不高 , 同時殘保金征收數額卻逐年增加——這一趨勢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尤其顯著，使得按比例就業制度淪為按比例“掛靠”（即單位掛名雇傭殘疾人）和按比例“收錢”（即征收殘保金）的現實。




實際上，早在2024年2月，人社部和殘聯就已聯合印發通知，表示要“嚴厲打擊未經許可開展職業中介、勞務派遣，以及向殘疾人違規收費或克扣工資等違法違規行為”。然而，歷經30多年發展的按比例就業制度未能實現其初衷，問題的根源顯然不僅僅在於行政處罰力度不足。

已有的部分學術研究有助於揭示這一制度失效的深層原因。例如，國內公共部門的公務員招募就存在就業歧視的問題，因而沒有為私營部門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作者廖娟的研究提到，以北京市為例，2022年公務員招錄中，殘疾人職位招錄人數僅占0.4%，而且許多地方機關事業單位的殘保金依舊由殘聯而非稅務部門征收，征收力度有限，導致一些用人單位少繳或不繳。另外，對於雇傭殘障者沒有達標的單位，政府僅僅側重於殘保金的征收，而缺乏利用殘保金來為企業提供支持性服務的政策，從而使得殘障人士的融合就業環境得不到有效改善。企業主和健全員工仍然普遍存在對殘障者的誤解和歧視，企業對如何招聘、培訓殘障員工，以及為其提供無障礙工作環境的認知和經驗嚴重不足。

西藏大學李丹丹的研究則揭示了目前少數民族邊遠地區殘障者的就業形勢與漢地的差異。“西藏現有持證殘疾人群體中，農業、非農業戶口的人群分別為 103976 人、8959 人，由此可見，西藏殘疾人大部分為農民，間接反映了西藏地區的殘疾人主要集中在農牧地區”。除此以外，由於農牧地區許多殘障者沒有漢語讀寫能力，且無障礙環境設施建設整體要更薄弱，因而這個群體主要是以“靈活就業”（52.05%）和“農村種養加”（32.74%）的方式實現就業的（2021年數據）。在這樣的背景下，2022年西藏持證殘疾人中按比例就業的僅占5.34%。對於少數民族和“邊遠窮”地區來說，是否能夠直接借鑒發達地區或國家的殘障者就業政策，仍然是一個待解的問題。

隨著《促進殘疾人就業三年行動方案》進入到收關之年，主流媒體開始頻繁報道殘疾人創業就業的典型案例。例如，殘運會田徑冠軍羅瑞在姐姐羅娟的幫助下，在雲南玉溪開了一家“無聲飯店”，前後共雇傭40多名聽障人士在飯店里工作。從這類報道當中，我們再次看到殘障者並不是缺乏能力和潛力，而是由於面臨著系統性的排斥和歧視，難以融入社會。然而，主流媒體仍然通過將殘障人士塑造為“自立自強”的典型，忽視了對殘障者在克服社會排斥過程中所面臨的具體困難和經驗的關注，也未能有效對健全讀者進行殘障意識教育。




此類宣傳的另一個趨勢則是過度強調新技術對於殘障者的賦能，卻忽視了殘障者真正的需求。比如，某些報道將焦點放在技術平台和企業的社會責任上，而非關注殘障者面臨的實際挑戰。這類報道整體看上去更像是在為企業品牌做宣傳。這確實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與此同時，我們還想強調技術賦能的報道取向本身可能存在的問題。澎湃新聞在7月發表的一篇關於腦機接口讓腦出血碼農“重返崗位”的報道，引起了大量的負面評價。盡管主流社會存在著強烈的技術浪漫主義想象乃至迷信，但這一報道所展現的技術前景仍然令普通勞動者感到害怕：當勞動成為剝削和異化勞動者而不是人們實現自由的方式時，崇尚勞動也就僅僅成為了一種具有欺騙性的意識形態。




在腦出血碼農的報道中，我們還看到在缺乏勞動權益保障的環境下，由系統性不公造成的“失能”者似乎只能以努力重拾工作技能的方式自救，卻缺乏相應的社會救濟。9月，十四年前在富士康工廠跳樓致殘的女工田玉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請求網友為她腦梗重病中的父親籌集足夠的治療費。這位來自湖北的農村女性至今生活拮據，家庭經濟狀況也十分困難。除了田玉本人因事故殘疾外，家里還有一個先天性聾啞的弟弟。年事已高的父親依靠打工成為家中主要的收入來源。這一眾籌事件再次凸顯了中國針對農民工以及殘障人士等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缺失。

我們並不排斥通過技術手段來改善殘障人士的生活。例如12月的一項報道就指出，平台通過與大學團隊合作調研，在app上開發針對聽障騎手的無障礙設計，可以縮短“無聲騎手”與健全騎手之間的送單時間差距。但必須強調，如果外部環境——如消費者和商家的態度——不發生改變，如果平台算法仍舊僅以尋求最短路程為導向，並且不將騎手安全置於優先考慮的位置，那麽“無聲騎手”仍然難以走出遭遇更多投訴和面臨更高交通事故風險的普遍困境。而另一方面，像腦機接口這樣的新興技術引發了新一波對“血肉苦難、機械飛升”的想象。但這些技術如果在未經過充分臨床和倫理檢驗的情況下被過度炒作與推廣，也很可能導致不可預見的嚴重後果，並讓某些層面的受益者付出意想不到的代價。與此同時，在國內的大部分地方，傳統的殘障者輔助方式如導盲犬，依然無法在公共場所出現。10月，在上海虹橋機場，導盲犬導師李苑甄、肖佳就由於試圖攜帶她們的導盲犬Dumbo進入而受到安檢人員的阻攔。李苑甄在接受北青深一度的采訪中表示，在指導視障人士和導盲犬共同訓練的十多年時間里，她經常遇到這類“拒絕”。系統性排斥仍然在將困難群體從我們的視野中抹除。


十一、海外勞動者：生存環境惡劣，國內關注升溫


據商務部數據，2024年1-10月，我國企業共向境外派出各類勞務人員32.4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3萬人；截至2024年10月末，中國政府記錄在冊的中國在外各類勞務人員為57.6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0.5萬人。考慮到官方統計一般並不包括不具備有效工作簽證的“黑工”，而後者根據民間勞工機構在2022年末的調查研究占比不小，中國在外勞務人員的實際數量應遠超於此。

龐大的數字之下，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受限於語言、身份與階層，許多身處“三不管”境地的海外勞工常年受到精神與肉體的威脅。在一眾短視頻自媒體的影響下，中國海外勞工問題在2024年再次引發關注，而欠薪、工傷工亡、強迫勞動、扣押護照、克扣工資等勞權問題仍然在持續發生。紛繁覆雜的亂象背後，是中國勞工多年來在海外所面臨的持續性困境。

欠薪抗議事件顯示了海外勞工的維權艱難。據媒體報道，1月29日，印尼雅萬高鐵因拖欠工程款問題，引發工人和供應商在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前抗議，懸掛布條表達不滿。一名員工透露，公司項目資金管理不善，導致薪資和款項遲遲未付。這不僅是個案，同樣的問題還在印尼青山工業園區發生。有社交媒體貼文指出，在5月25日至27日期間，中國二十冶集團廣清德1780項目被指拖欠工資，工人連日罷工。外派至非洲地區的工人也未能幸免。有社交媒體曝出視頻：3月22日，中建五局在幾內亞的鐵路項目拖欠工資，引發工人的抗議，抗議者拉起了“農民工要血汗錢”的橫幅。




工傷工亡事件則揭示了海外臨時工面對的生命風險。正如第九部分所提及的，2024年6月24日，韓國Aricell電池廠發生重大火災，23名遇難者中有17人為中國籍臨時工，這一事件既顯示出著少數民族勞動者的困境，也暴露出臨時工的處境——缺乏安全培訓、在高危行業中承擔最多風險。

與當地人的沖突也成為一些中國海外務工人員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巴基斯坦，今年發生了至少三起針對中國人的襲擊事件。3月26日，在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一輛運送參與達蘇水電站中國工程師的汽車遭到自殺式炸彈襲擊，5名中國公民以及1名巴基斯坦司機死亡。10月6日，兩名在巴基斯坦核電項目工作的中國人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真納國際機場附近的一次襲擊中遇害，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一個分離主義組織聲稱實施了襲擊。11月5日，卡拉奇一家工廠的一名保安開槍打傷兩名中國公民。中國工程師和工人接連遭遇襲擊，背後既有當地反對力量的威脅，也有巴基斯坦國內經濟不平等以及本地就業問題等引發的社會矛盾。圍繞礦業開采的沖突也在各地發生。7月3日，剛果（金）伊圖里省的一個中資金礦遭遇當地武裝民兵襲擊，至少四名中國公民在襲擊事件中喪生。遭受傷害的往往還有當地民眾：9月上旬在喀麥隆，因礦區滑坡導致兒童死亡和污染河流，一家中國礦企遭到起訴。中國企業的不負責行為實際上加劇了當地華人與本國民眾的緊張關系。這些沖突不僅導致對勞工的直接身體傷害，也反映出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中資企業並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




針對“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勞權問題，新近的研究報告揭示了更為系統的問題。根據民間勞工機構的研究報告，中國國有企業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項目中，工人的人身自由被頻繁限制。報告特別分析了公司的等級組織結構如何滋生了缺乏問責制的問題，並導致壓制工人聲音的現象。在塞爾維亞，中國勞工在礦業和制造業中面臨克扣工資、身份證件被扣、行動受限、社會隔離、高額中介費和債務束縛等境。這深刻反映了跨國勞動者薄如蟬翼的生存環境。

除此以外，有必要反思參與到當地經濟與政治進程中的中資企業到底為當地人民呈現了一個什麽樣的“中國形象”。如果這些企業僅僅出於追逐利潤的目的而出海，參與當地政商腐敗，掠奪當地資源，損害當地普通勞動者的工作機會和生活利益，甚至輸出損害勞動者利益的企業管理經驗，那麽這樣的行為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無疑是相違背的。

以上研究報告發表在中國互聯網防火墻以外，尚未引起國內關注。但12月23日，隨著巴西海外務工人員的惡劣生存環境被曝光，海外中國工人的勞權問題在國內引發眾議。當日，巴西東北部的巴伊亞州勞動檢察官辦公室在記者會上表示，他們在比亞迪所在的工廠建築工地，發現有163名中國工人在“類似奴役式環境”下工作的情形，於是把他們“解救”了出來。巴西公共勞動部發布的報告顯示，這些中國勞工在巴西不僅被扣留了護照，且被雇主“保留了60%的工資”，還面臨極其惡劣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宿舍擁擠不堪，衛生設施匱乏，飲用水和食品安全無法保障；工作時間過長，休息不足，醫療需求得不到滿足；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導致多起工傷事故。他們的基本權益被嚴重忽視，身心健康處於極限受損的狀態。這條新聞在國內曝光後，引發眾多關注。25日，比亞迪集團品牌及公關處總經理李雲飛發文回應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並轉發了金匠集團巴西分公司當事員工的聯合聲明，但大量網友並不買賬，質疑這份帶有手印的聲明是員工在受脅迫情況下完成的。27日，中國外交部對此事進行了回應。





除了新聞和報告，也有一些文學和影像作品記錄了海外務工人員的生活。紀錄片《在沈默中鍛造——印尼鎳廠中國工人未被揭露的故事》（Forged in Silence-The Untold Stories of Chinese Workers at Indonesia’s Nickel Plants）通過記錄青山印尼莫羅瓦利工業園區（IMIP）鎳冶煉廠的工人經歷，揭示了中國工人在印尼的艱難處境。此外，民間勞工機構發布的名為《遠離故土：十位中國工人的故事》的文章合集，講述了十位中國工人2020-2022年期間在海外務工的故事。他們在此期間被派往印尼、塞爾維亞、柬埔寨和土耳其等地，面臨欺騙性招工、工資克扣、護照沒收、行動限制等問題。




與此同時，今年也有一些中國媒體聚焦於中國白領/中間階級，講述他們出國尋找工作機會的故事。在加拿大，年輕華人頻頻遭遇拖欠工資甚至無薪試工的現象；在日本，中年技術移民仍在適應文化隔閡和工作壓力；在非洲，工作與生活因環境艱苦和社會沖突變得更加覆雜。盡管如此，一些有關中國公民以偷渡“走線”形式完成“移民”的報道也反映出，ta們對國內勞動權益和個人生存狀況不滿，因而才將希望寄托在國外“重生”上。一篇有關出海建築工人的報道則指出，工人出海的重要原因是國內建築行業的日益蕭條。

2024年的多個案例暴露出，在中國勞工權益普遍缺失的大環境下，文化語言隔閡、護照被扣、勞動法管轄混亂等海外務工的特有問題進一步惡化了海外勞動者的困境。隨著這些問題逐步曝光，改善海外勞工權益已刻不容緩。


十二、勞動者行動：法律維權大幅增長，網絡維權形式多樣



在降薪潮、欠薪潮、裁員潮此起彼伏的大環境下，勞動者各項維權行動有增無減，勞動仲裁數量大幅增長，集體維權事件頻頻發生，形式多樣的個體維權也廣泛受到關注。

年初，陜西神木、河南西平、廣東樂昌、天津薊州、河北武強、河北南宮等多地都曾經出現過集體討薪行動，抗議方式包括集體上訪、拉橫幅抗議、罷工等。5月，因承諾的薪資無法發放，江蘇無錫比亞迪工人聚集在廠區舉行罷工維權。7月，網友反映廣東省東莞市鳳崗鎮垃圾滿地，疑似因為降薪致環衛工人罷工。11月7日，四川南充嘉陵區出租車司機集體罷工，司機們集體停運並把出租車全部停靠在嘉陵區書房大道以抗議交給出租車公司的“份子錢”過高。11月21日，上海國利汽車真皮飾件有限公司發生工人維權堵路事件，以抗議公司拖欠的2690元基本工資。11月28日，湖北潛江，因園林清酒業有限公司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人們集體站在天台上討薪。




多年來圍繞“體檢標準”展開的集體維權事件在今年有改變。求職者因體檢不合格而被用人單位拒絕錄取已是持續多年的社會問題，用人單位以求職者罹患高血壓、橋本甲狀腺炎、糖尿病等慢性病為由拒絕錄取，但這些疾病既不屬於傳染病，藥物控制後也不影響正常工作生活，明顯有就業歧視之嫌。許多求職者曾經選擇向法院提出訴訟，但基本都被駁回。據搜狐報道，早在2022年，包括慢性病患者和他們父母在內的200多人，就曾聯名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請求對公務員體檢標準進行備案審查，但只收到了“不屬於違憲審查範圍”的回覆。2024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周世虹提交了一份《關於放寬<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用）>，依法保障慢性病患者勞動就業權利》的提案，引發了公眾更加廣泛的討論。5月，廣西修改了相關標準，使得滿足條件的地中海貧血基因攜帶者有望入職事業單位。

今年各行業勞動者經濟尤其困難，不乏失去收入的失業者難以果腹。在政府救濟缺位的情況下，來自民間的互助成為一股難得的暖流，多地餐館出現“對無收入者免單”的現象。許多個體小店通過設置暗號提供免費餐飲的舉動，在保護受助者自尊心的同時為特定勞動者提供優惠。店主們多經濟不寬裕，曾受他人善意而傳遞愛心，雖偶爾也會遭遇騙子，或被不理解的情況，但仍堅持下來。據店主反映，來吃免費餐者年輕人居多，還有少數落魄者，受助者多有羞恥感，找到工作便不再前來。這一現象體現了民間底層支持底層的力量。




除了集體行動外，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勞動者用個人微小的力量發起行動。1月，上海鏈家的一名員工“亮哥”為抗議公司的“借薪制”，在多個社交媒體平台發布“最低工資行動”，提出三點要求，分別是“對所有實發工資不足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予以補發”、“變更借薪制”以及“進行工會改革”。1月2日，“亮哥”收到了來自鏈家補發的工資。8月，鏈家宣布取消“借薪制”，全員施行3000元保底底薪。盡管“亮哥”被公司辭退，但他以個人的犧牲換來了員工待遇的普遍改善。

杭州一名被稱作“帳篷哥”的博主楊建磊也在今年1月引起了媒體報道和公眾關注，這位“帳篷哥”為抗議公司裁員在公司電梯門口架起了帳篷，並在帳篷邊上貼上一張A4紙，上面寫著“本人將在此處深刻反省在公司的即將滿五年青春。自尊，自重，切勿打擾本人思過！”。此舉僅僅3天便收獲了眾多網友的支持與打賞。熱度越來越高後，“帳篷哥”楊建磊開通了職場維權的粉絲群。他與其他同公司離職同事拿到的賠償也接近了n+1的數額。

4月27日，一名抖音博主宣布自己將競選人大代表，為勞動者爭取8小時工作制。視頻中他計劃首先參與2028年街道人大代表的選舉。8月，牧原集團旗下子公司33歲職工蔣鄧帥突發胸痛，後被發現死在宿舍床上。因蔣鄧帥未被認定工傷，其妻馮婉婉將河南省內鄉縣人社局、內鄉縣政府告上法庭。雙方爭議焦點為死亡時是否處於工作狀態，以及與辦公地點（客廳）僅一室之隔的宿舍是否屬於工作地點。在新證據的基礎上，內鄉縣人社局最終做出認定工傷的決定。




無論是集體或個人，在缺少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撐的情況下，勞動者的行動都存在諸多困難。一名因慢性病而被單位拒錄的求職者受訪時的觀點頗具代表性：曾經想過上訪維權的她，因擔心影響後續就業並被以後的單位認為不好管理，最終選擇了放棄。10月16日搜狐新聞報道稱，部分勞動者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選擇勞動仲裁，不料卻成了他們的求職污點。一些企業使用背景調查的方式評估有仲裁記錄的員工，“討要加班工資”或“討要遲發一兩個月的工資”被視為有風險。這種現象顯然成為了企業的威懾手段，阻礙了勞動者維護合法權益。

此外，相比勞動者集體行動，勞動者個人行動更難維持。不少勞動者如今會選擇在短視頻平台曝光公司的違法行為，這一方式的確有傳播速度快、影響力大、直達受眾的巨大優勢，但也必然會面臨來自平台的審查。此前備受關注的“帳篷哥”最終宣布自己失業。有粉絲嘗試在平台給他買熱度，卻收到“審核不通過”的後台提示。宣布為爭取8小時勞動而競選人大代表的抖音博主也逐漸沒有了下文。上海鏈家的“亮哥”雖然收到了補發的工資，但他的微信公眾號和視頻號再也沒有更新有關“最低工資行動”的內容。盡管上海鏈家最終取消了不合理的薪資制度，但“亮哥”的其它訴求諸如工會改革並沒有得到實現。

無論是集體罷工抗議欠薪，還是個體通過社交媒體等途徑發聲維權，都表明今時今日的勞動者主體意識愈發強烈，正在積極捍衛自身權益。然而，這些維權行動所面臨的上述困境也充分顯示，如果勞動者不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翁，將自己的訴求和經驗體現在法律和制度上，參與社會的民主管理，那麽勞動者將只能作為勞資關系中的權力下位者，行動必然受到限制。而多數行動也只能是曇花一現，即使成功也難以持續。


十三、勞動文化：呼喚真實的聲音


年初的跨年檔，一部講述打工人現實生活的《年會不能停》以5.4億元票房、豆瓣8.2評分成為開年的黑馬之作，網友紛紛表示影片中的“996加班文化”“怎麽都對不齊的顆粒度”和“忙著互相甩鍋的領導”令人深感共鳴。隨後，“一旦上過班，你的氣質就變了”的詞條登上熱搜，“班味”一說隨即產生：專指打工族身上因上班產生的沈重疲憊感和壓抑麻木的精神狀態。

同樣體現了年輕人對工作之不滿的，還有春節覆工期間引發熱烈討論的“上班惡心穿搭”。網友紛紛曬出自己上班時的衣著，其不講究搭配和美觀、只追求舒適度的特點被調侃為“惡心穿搭”。在評論區，許多網友直言“好看的衣服根本不想穿去上班”“在公司沒有在乎的人”。冷漠的公司環境和繁重且無聊的機械性勞動，將人異化為純粹的生產工具，“打工人”自然不會真心投入其中，而是選擇以諷刺與消解的方式進行消極抵抗。

此外，在就業形勢愈發嚴峻的大背景下，許多人“想成為牛馬”而不得。無論是被裁員還是畢業即失業，“找不到工作”給普通人帶來的都是難以向家中啟齒的壓力。年初以來，許多媒體平台相繼報道了失去工作後“假裝上班”的一群人。為了瞞住家人，他們一如既往地早出晚歸，目的地卻是圖書館或咖啡廳。有的在看書放松，有的準備考公考編，有的四處投遞簡歷努力尋找工作。

5月“河南說唱之神”張方釗的說唱作品《工廠》MV在B站上線，僅三天便獲得了將近200萬的播放量。作者帶著對故鄉覆雜的情感，描繪了河南農村、煤礦工廠等在主流流行音樂中罕見的元素。B站視頻里高達8000多條的彈幕，被媒體比喻為一堵“小鎮青年的哭墻”。




7月，社會學者孫萍出版民族志作品《過渡勞動》一書，其田野調查歷時七載，記錄下了騎手的勞動狀態，探討了算法技術和平台規則對於騎手的影響，並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概念。這可能是國內第一本關注和研究外賣騎手勞動狀態及其社會意義的學術著作。同樣以外賣騎手為題材，另一本聚焦外賣騎手勞動的社會學民族志《數字疾馳》也在11月出版。作者陳龍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成為外賣騎手的一員，以真實勞動過程來感受平台和算法對騎手造成的系統性困境。陳龍在書中指出，隨著科技的進步，資本對勞動的控制乃是日益強化而非削弱，平台系統及其背後“數字控制”對人的管理的取代，成為平台經濟勞動秩序得以形成的關鍵所在。

暑期檔，兩部與外賣騎手相關的電影登上院線，分別是徐崢自導自演的《逆行人生》，以及劉泰風導演的《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因導演知名度與話題熱度，前者在上映前便引發了廣泛關注，但上映後收獲不少惡評。許多影評指出，《逆行人生》的人物設定與情節設置脫離現實，並未能夠做到真正從普通騎手的視角出發，且回避了許多結構性問題，有消費底層之嫌。相對而言，後者的熱度和票房都較為慘淡，但評論更顯積極。有評論認為，同樣是中產階級視角，《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在刻畫外賣騎手生活狀態，以及城市底層與中產階級之間的沖突時，並未流於俗套，而是用克制的情緒和冷靜的影像語言在劇情中實現了對話的可能，更容易引發觀眾對沖突背後深層次結構的思考。




盡管上海巨鹿路去年的盛況導致北京、上海市政部門在今年禁止一切萬聖節慶祝活動，但在其它城市，10月底仍然出現了規模較小的cos活動。與去年一樣，許多打工人以變裝party的方式，把對工作的怨念從線上演繹到線下。而除了cos成“嗎嘍”和“純牛馬”的自我調侃，還有人選擇直接本色出演，“根本不用cos，往那一站就是窮鬼”。“工作”，或者說“上班”，是為了生存迫不得已的吃苦，似乎已經成了大部分年輕人的共識，曾經那套將工作視為實現人生意義唯一途徑的話語，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已然徹底失效，民眾的不滿與日俱增。

如此積怨，在11月抖音網紅“羊毛月”對00後就業難的嘲諷中爆發。類似去年網紅主播李佳琦的“眉筆事件”，羊毛月在視頻中發表了諸如“找工作真的就這麽難嗎？”“00後不是宣稱要整頓職場嗎？進不去又該如何整頓呢？”等一系列言論，立刻引發眾怒，被指責“何不食肉糜”“明知道現在就業環境難，居然這樣嘲諷別人”。在事態不斷擴大、眾多粉絲取關後，羊毛月刪除了原視頻，並在11月23日道歉，稱自己的初衷是為了了解求職者困難並幫助大家，但表達方式不當，傷害了大家的感情，但評論區的網友仍紛紛表示“不誠懇、不原諒”。

此外，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四位新聞學本科生的畢業作品《她立於瓦礫之中：深圳工地女性生活紀實》在今年也頗受關注。該作品以兩篇報道和一部微紀錄片的形式記錄了工地女工這一常常在工人敘事中受到忽視的群體。答辯時，該畢設小組的成員直言“我們希望用一次‘看見’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沈默而龐大的群體，看見女性勞動者堅實的力量。”




相比之下，年末另一部以普通白領為主角的電影《勝券在握》則堪稱令人失望。故事包含互聯網公司裁員潮、打工人對抗資本的爽文敘事等種種爆款元素，能看出主創團隊企圖覆刻年初《年會不能停》的成功，但浮誇的故事走向和缺乏打磨的細節並沒能讓觀眾買賬。

當勞工題材因其群眾基礎越來越受到文化作品的青睞，文藝創作者確有必要厘清，在看似焦慮與仇恨、虛無與瘋癲的時代情緒之下，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社會病癥。觀眾需要更多承載勞動文化的作品，但歸根結底，人們最需要的是真實的聲音。


尾聲



今年是我們進行勞動權益事件盤點的第四年。

我們為年度盤點添加了一個尾聲，邀請報告的參與者（包括所有撰稿人和編輯）留下自己過去一年的個人心聲。整個年度盤點的撰寫和編輯工作是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的。如果算上新聞事件搜集的時間，這份報告的完成前後歷時整整一年。每次看到這樣一份投入無數心血的報告最終躍上屏幕，我們都會由衷感慨。作為第一批讀者，相信所有參與者也會感到五味雜陳。有時，閱讀這樣一個沈重的報告，是很難心情愉悅的。更別提我們是這份報告的親身編撰者。而所有參與者在提前了解到它是一份志願性工作的情況下，仍然願意積極投入到這份工作中來，並且非常出色和負責地完成任務，這本身就是一個小小的奇跡。我們都由衷感謝彼此的付出。也希望這個尾聲可以成為寫作者與讀者之間更為親切的溝通。以下是大家的發言：


每年一輯的勞動新聞盤點是我最期待的年度總結。今年因為換了生活地點，對勞動問題的感受有了新的層面，最明顯的是移工問題。街頭政治經濟學讀書會還有研究生工會和校工一起討論勞動者權益活動的海報讓我對新年有了更多期待。

——南瓜企鵝


今年從學校畢業，踏入了職場，並嘗試在自己的工作場所作一些組織嘗試。實打實面對到了在白領勞動者中開展組織工作的阻力。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成長經驗讓我們不知道團結為何物。似乎競爭內卷、提防他人才是永恒。想讓自己更輕松，最容易的辦法是讓同事更累。怎麽把左翼理論和大家對柴米油鹽問題的關心結合起來，促成團結和共同行動，從而對抗老板，對抗整個社會的原子化，是這個時代所有尋找勞工出路的人必須面對的難題。繼續努力吧。

——阿豪


上班第五年，正式廢工了，這一年過得亂七八糟，年底跟流浪大師朋友一起紮了半個多月帳篷，也學會了堂而皇之吃別桌的剩飯，世界在燃燒，我先爛為敬，邊爛邊想要是所有受傷的勞動者都能自由自在地玩該多好，要是世界是個大公園該多好。

——咳貓


第一次寫年度總結的時候本科都還沒畢業，轉眼明年自己都要碩士畢業了，這幾年看著這些信息有一種時間一直停滯一直在卡bug的感覺，無論如何也搞不懂怎麽會有這麽爛的世界。

——詩凜


2024年的勞動權益盤點，對於我來說，既是反思過去一年零工生活的窗口，也是展望未來社會的鏡像。這一年，我在多個工作場景間來回穿梭，看到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極為薄弱，競爭、內卷和提防他人，各自為戰。孤獨、脆弱的個體被“生存之痛”緊緊纏繞，許多人對環境感到無力，甚至對勞動的意義產生迷茫。絕望彌漫，人們該如何找到互相支持的力量，走出各自的孤立呢？

——洛洛


世界很大，它時而像叢林時而像社會。在不停穿梭中，漸漸明白了何為區隔，何為階級：有人拒絕去人多的集市與小餐館，答曰需要安靜的環境，而我偶然在那里聽到了臉上剛縫了十幾針的外賣騎手對他的同伴講他童年的故事，一個玻璃紮進腳底而不覺得疼的故事；一次難以為繼的交往，問對方為何輕言放棄，答曰自己是膽小怕事的小市民……與此同時，明白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珍貴：某次讀書會上深深觸動於關注勞工問題和左翼理論的朋友們踏入工作後長久的堅持與激情……而我的願望是，願朋友們繼續一起制造尖銳的摩擦聲。

——cc

環境越來越雕敝，投身於實踐似乎更能緩解不安和無力感。做一線的這幾年有意無意地離新聞更遠了，但也會惶恐對世界不夠了解了，這也是連續兩年參加盤點的緣由吧。

——leah

越是接觸和認識這個世界，越是難以對抗精神上的反噬與沈淪。參與本次盤點成為錨點之一——拉扯提醒我保留今日的初心，永遠不要置身事外，永遠不要喪失同理心，勇敢的直視現實並付出行動。

——六月

參與了四年的報告寫作，也經歷了高密度的四年。在領會到“最好的時機”和“萬全之策”根本不存在，今年我正式開始了 HRT 流程。感謝那些在我生命中，讓我見證照護勞動和修覆意義的人們，使我在許多願望尚未實現的此刻產生動力去與自己的身體建立更良好的關系。接下來的日子，也希望所有酷兒勞動者夥伴們能不再只是幸存者。

——萊德瑞

今年對於我自己來說也是很困難的一年。病痛和抑郁情緒一直與我纏鬥，外面的籠子也收得更緊了。我很慶幸自己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重新浮出水面。但有時候還是會感到荒謬，為什麽我的國家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惡人橫行，好人難覓。但至少在這份報告寫作過程當中，我感受到了一群善良的人可以彼此合作，推動一點什麽。盡管目前我們只是一小群。

——阿夯達措

這一年自己終於開始用選擇和行動來面對現實世界了，但還是免不了常常逃回自己舒適的生活範圍里。第一次參與勞權的年度盤點，自己沒有工作經歷，很慚愧在理解和感知一些主題和事件的時候自己是無能的，非常感謝這里所有的友人，讓我看到大家對“世界可以是什麽樣子”的回應，給我很大的啟發。
—— Ethel

新的一年，希望勞動者之間能多一些對彼此的幫助和鼓勵。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連接，也是改變的開始。

——童子

這是我今年能做的，僅有的事情了。
工作是一種結構性暴力，這是一片廢墟，你我皆立於瓦礫之間。
但我也明白，一切的改變，必須從記住開始。

——俄耳甫斯

想給所有上面大家一個真心的擁抱！看見成長不同階段、性情背景迥異的每一個人所努力多走出來的一步，都會動容。在這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或許只剩彼此的守望，讓一切值得。

——aboc

二零二五年

2025年是比往年更好的一年嗎？

當返鄉的農民望著枯萎的麥田，工廠的工人面對停轉的機器，失業的白領喝著平台補貼的咖啡，年輕的大學生翹課去考證和實習，少有人敢說這一年自己過得更好了。好像在2025年最後一天的這個下午，我們也會恍惚感到自己是在經歷2024、2009或是1933年的某個瞬間。當你問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工人：“明天會更好嗎？”他們也許會朝你咒罵，吐口水，但也可能向你乞討，如果你是一個體面的精英階層的話。

但你的施舍仍然不會讓這個世界從根本上變好，就像19世紀愛爾蘭大饑荒中派農民去修路的那些計劃一樣。十塊錢可以買瓶劣質白酒，二十塊錢可以吃一餐飽飯，五十塊錢可以在市區最破爛的老鼠間住一晚，一百塊錢可以買一雙鞋。但你會用鞋來跳舞嗎？還是穿著它去找工作？很有可能，如果你不工作，你也將沒有鞋。或者幹脆將它狠狠地扔向某個人，你的仇敵，讓你變得悲慘的人。但他是誰？長什麼樣？那人在哪兒？

也存在另一種人。我們遇到過的最好的人，一個習慣分享的人，而且本身是一個窮人。當Ta有100塊，Ta會將50塊分給另一個人。當Ta有一雙鞋，Ta會分一只給冬天里完全赤腳的人。不管Ta在不在，這雙鞋會一直傳遞下去。從下面這份報告中，我們希望讀者可以從不同的地方感受到這種願望和精神，並希望你加入到這樣的行列中來。

在這份報告里，你將要看到的，大多是陷入工作困境的人，當然也包括沒有收入的人。也有用鞋扔仇敵的人，但缺少跳舞的人。我們希望有一天我們要盤點的東西越來越少。人們聚在一起，只是為了跳舞，而不是為了記錄不公。但此刻，面對這份十萬字的報告，我們應該設法搞清楚為什麼勞動者不再跳舞了。



一、經濟寒冬持續，多行業降薪、欠薪和裁員頻發

2025年，經濟蕭條的寒意仍在繼續。盡管部分宏觀經濟數據（如官方公布的GDP）維持著溫和增長的表象，但GDP平減指數持續為負值，顯示經濟體內部收入低於產出增長，同時工業生產價格（PPI）已連續38個月同比下降，居民消費價格（CPI）全年低位運行，表明經濟深陷通縮螺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2025年11月僅增長1.3%，創下疫情結束後新低。產能過剩與內需不足之間的矛盾全面凸顯。

經濟蕭條中，私營部門內卷嚴重，利潤率普遍下降，部分企業遭遇了資金鏈斷裂。企業在對未來市場的悲觀預期中收縮業務、削減人力，落到一線勞動者頭上就是降薪、欠薪和裁員。涉及行業、企業範圍從新能源車企、互聯網大廠、知名外企一直到基層零售餐飲商家。建築和房地產業以及傳統類型的高端服務業如金融業延續了往年的裁員和降薪態勢，部分出口導向制造業受中美關稅戰影響也遭到沖擊。此外，本年度出現的新趨勢是——民營醫院和民辦學校出現大批欠薪倒閉的現象，文化和媒體行業勞動者的惡劣勞權狀況也被頻頻曝光。

另一個凸顯的問題是公共服務部門的財政危機。過往支柱性產業和私營部門的蕭條減少了財政收入；政策扶持下的新興產業不足以彌補經濟缺口；化債壓力要求地方嚴控開支。在這一形勢下，高度依賴財政補助的公共部門，特別是公交公司、公立中小學校和基層公立醫院遭受沖擊，導致許多“體制內”的基層勞動者遭遇欠薪斷保。


民企和外企收縮業務，引發裁員降薪

近年來，傳統大賣場在即時零售的沖擊下式微，曾為線下零售巨頭的人人樂超市經營狀況持續惡化，於7月摘牌退市。10月，大量員工集結於人人樂西安總部，抗議公司在資產轉移後僅保障高層薪資，普通員工卻被長期拖欠工資、欠繳社保，離職員工僅獲得遠低於法定標準的“0.3N”補償。9月，運動品牌匹克通知全員降薪，直營銷售體系員工受影響最大，薪資直降50%。部分員工因集體提交《拒絕降薪異議書》，遭公司報覆性停薪。

前幾年在國內大規模擴張的本土連鎖咖啡品牌也因行業內卷嚴重、降本增效而被曝光發生侵害勞權事件。春節前後，MANNER咖啡多地員工反映，公司未向所有咖啡師發放往年慣例的“13薪”，年終獎評定標準不公開透明，導致同店員工待遇差異明顯。同一時間段，M STand咖啡則因削減人手、壓縮工時、變相降薪和提高工作強度而引發輿論風波。3月，Seesaw咖啡被曝拖欠員工工資，其中包括約50位門店員工和25名辦公室職員。還有不少已離職員工反映其在職期間遭遇工資分期發放、五險一金斷繳以及違規辭退等侵權問題。

2025年，國內數家科技企業相繼傳出裁員消息。今年3月，一名阿里巴巴淘寶買菜部門的孕期員工在公司廣州辦公地點樓頂拉橫幅抗議，指控遭到“非法解雇”。盡管阿里隨後回應稱並未辭退這名外包員工，將依法發薪，但這一事件折射出部分互聯網大廠的裁員潮仍在持續。根據財報數據，阿里2024年度減員近2.5萬人，2025年度由於出售業務等結構性調整，減員近8萬人。百度則自11月下旬起啟動近年來規模最大的裁員。此次裁員覆蓋所有部門，減員比例從5%到30%不等。其中遊戲、直播等非核心業務線減員比例更高，而AI與雲計算相關業務部門受到的影響極小。12月，有消息稱真我手機（realme）啟動大規模裁員計劃，首輪裁員涉及外包、駐企及正式編制員工。網上甚至有“部分部門僅留一名校招生”“高職級員工調往印度” 等細節流傳。







今年陸續也有多家外企收縮在華業務引發裁員。2025年1-11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FDI）為6931.8億元，同比下降7.5%，延續2023年來的下降趨勢。3月，全球支付巨頭PayPal上海公司被曝發生大規模裁員，風控部門遭全員裁撤，而賠償方案據傳為“N+6”。奔馳中國於2月底啟動裁員程序，比例 為15%，主要涉及銷售、汽車金融兩個體系。被裁員工可獲 “N+9” 賠償，且若後續兩個月未成功入職新公司，還可拿到奔馳3-4月的工資。為規避提高的人力成本和地緣政治風險，多家跨國企業撤離在中國設立的工廠，引發近兩年的“搬廠、關廠潮”。2025年底，索尼宣布關閉其位於惠州的工廠，3萬名員工將因此失去飯碗。同一時間，佳能也關閉了其中山工廠，其為被裁員工提供的“2.5N+1”補償、相當於5個月工資的就業支援金及多項特別獎勵引發輿論關注，被網友讚譽為“裁員賠償的天花板”。許多評論將佳能的合規與慷慨，與部分國內企業裁員時補償不足甚至缺失的現象進行對比，感嘆“外企的底線是勞動法，而國內一些企業的上限卻成了勞動法”。




佳能被辭退員工曬出裁員補償，引發網友讚嘆


但並非所有外企都以“體面”的方式撤離。2月，日本東洋輪胎公司把其位於江蘇一工廠的大部分股權轉讓給遼寧恒達盛投資有限公司，引發數百名工人聚集抗議。工人們普遍擔憂企業借此規避巨額經濟賠償，因而要求企業在轉讓股權的同時，必須提供合理賠償方案。這類擔憂並不是空穴來風。一些外資企業在進行產業遷移、撤離原投資地時，可能通過將工廠股權轉讓給本地企業來獲得經濟補償。然而，工人對於企業的所有權變更卻完全沒有知情權，對自身未來的職業穩定缺乏主動權。而接手的本地企業（不乏我們所認為的愛國資本）則希望與工人重新簽署待遇更低的合同，或者以此迫使工人自行離職。今年3月份比亞迪電子無錫、成都工廠（接手自原美資企業捷普電子）的罷工，以及12月深圳易力聲工廠（接手自原港資企業）的罷工，都是工人反對新資方擅自降低待遇的行為而采取的集體行動。這些事例也提醒我們，在跨國資本出於逐利性而不斷進行全球資產重組的現實中，那種認為“某一國籍的資本更具道德優越性所以更有利於勞動者”的敘事是完全有害的。資本本身具有超越國界的流動性，其核心訴求在於不斷尋找更低的成本與更高的回報，而勞動者往往需要在這種快速的資本流動中努力捍衛自身的權益。

因而，爭取在裁員中的知情權和自主權，已成為勞資博弈的重點。1月，北京神州信息公司被曝出其旗下子公司中農信達單方面宣布全員降薪40%，同時規定當前未被安排工作任務的正式員工僅能領取原工資的24%，且被要求接受二次面試，若不合格將面臨無賠償辭退。這一做法相當於變相逼迫離職，嚴重違反勞動合同法。微博用戶“風吹啤酒沫”則在春節期間稱其在石藥集團供職30余年，近期被公司以5萬多元的價格“買斷工齡”。許多網友認為這一金額遠不足以補償30年工齡的價值。這類“買斷工齡”操作，其法律實質是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用人單位應依法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這兩起事件揭示的變相裁員手段，均為國內企業裁員中普遍的侵權行為。


“價格戰”下的新能源汽車業工人

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內卷式競爭”在2025年熱度不減。盡管由政府向車企直接撥付資金的購置補貼政策已於2022年停止，但地方政府在過去十年里通過土地/貸款優惠和專項基金引入的大量新能源汽車產能並未出清，引發嚴重產能過剩。政府為刺激消費，幫助企業清理庫存，又在今年推出大規模“以舊換新”政策——報廢舊車換置新能源車可獲最高2萬元補貼。以比亞迪為首的新能源車龍頭企業，利用其垂直供應鏈優勢發起價格戰，全行業被迫跟進，使汽車行業利潤率在2025年第一季度降至3.9%，遠低於工業企業4.7%的平均水平。價格戰中，車企的財務表現也出現分化。2024年，比亞迪憑借其成本優勢和規模效應，在營收、凈利潤、毛利率上都實現了增長。而理想、小鵬、蔚來等腰部車企，遭遇凈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部分二、三線車企徹底出局。  

激烈的“內卷”式競爭在不斷擠壓企業利潤的同時，也傷害到了行業內的基層勞動者。比亞迪總裝廠的藍領工人綜合月薪僅5000-6000元，相比過去合資車企的總裝工人工資大幅下降。白領員工也未能幸免。因長期虧損已進入破產重整程序的哪咤汽車，於24年11月主動與員工解除勞動關系，並提出在勞動關系解除後60個工作日內結清拖欠工資並支付經濟補償。1月，資方與員工簽署了勞動仲裁調解協議，但到了約定支付時間，款項依然未能到賬。年初，蔚來旗下的第二品牌“樂道”被曝，在業績壓力下要求終端銷售人員“每人購買一台樂道汽車”，甚至傳出“不買就滾蛋”的強硬言論。此外，有報道稱蔚來在中國區進行了多部門的人員優化，波及售後服務、NIO House運營和終端銷售團隊等崗位，裁員比例約為10%。此舉可能跟蔚來持續的虧損態勢有關。





新能源車企持續的“價格戰”也對經銷商及其工人造成了嚴重沖擊。2025年上半年，由於車企激進降價，新車進銷價格普遍倒掛，全國約 52.6% 的汽車經銷商處於虧損狀態。4月，比亞迪在山東的經銷商集團濟南乾城汽車貿易有限公司遭遇經營危機，資金鏈斷裂，旗下多家4S店關停，並引發了員工欠薪和車主維權事件。比亞迪官方迪在回應中將此事歸因於該經銷商“盲目急速擴張並加杠桿運營”。然而經銷商員工被拖欠工資達半年之久的問題，則顯然未被比亞迪高層納入決策考量。


各級財政持續承壓，公共服務部門震蕩

當前，各級政府財政的持續承壓已引發了多個公共服務行業的震蕩。在醫療領域，醫保支付改革的推進加強了對醫保支出額度的控制，這一變化被普遍認為是誘發了公立醫院經費緊張以及民營醫院的倒閉的關鍵因素。1月，湖北武漢百佳婦產醫院突然宣布停業，據多名該院的醫護人員反映，該院自24年下半年起持續拖欠全院員工數月工資，累計欠薪額度高達上千萬元。停業當天，仍有住院患者滯留院內，而醫院管理層已集體失聯，院辦場所上鎖、電話無人接聽，員工與財務部門現場溝通無果。此前，該連鎖體系內多家醫院已相繼停業，多名醫護人員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申請仲裁。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上海唯兒諾兒科醫院、江西撫州東信第六醫院、江蘇泗洪老年病醫院，這些民營醫院在停止運營前都長期拖欠工資、欠繳社保。影響也波及公立醫院，導致廣泛的醫生降薪潮（詳見本報告第四章）。五一前後，河南省新鄉市多家醫院陸續辭退醫護人員超過500人。新鄉市封丘縣多家醫院已在2024年對未經批準的編外臨聘醫務人員人員開展清退，清退政策明確強調以學歷與職稱標準來進行篩選。本次清退共涉及644名人員，其中503人為高中及以下學歷或持有初級及以下職稱的臨聘人員。還有部分醫院將編外聘用改為勞務派遣，以壓縮成本。

學校狀況也不容樂觀。5月，江西樟樹市濱江中學被曝拖欠老師加班費長達8個月，累計金額高達120萬元。老師每天工作至深夜，卻被長期拖欠工資，導致部分教師房貸斷供。教師被迫以縮短授課時長、不帶晚自習等方式進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議。湖北鄂州則出現小學教師崗位停招現象。由於生源減少，當地教育部門鎖死中小學教師編制總量，在不同區縣、初中小學之間調配師資，並逐步縮減編外教師名額。江西、江蘇、廣東等多地，大量臨聘教師還面臨被清退的困境。該群體以女性為主，職業選擇常受家庭對教師這一體面職業的期望所驅動。然而現實中，她們的工作卻朝不保夕，經常在開學前夕才被告知不續聘，且因合同短期化而難以獲得賠償。由於學齡人口減少、學歷貶值、盲目擴張和經營不善等原因，各類民辦學校特別是民辦高校近年遭遇招生困難，進而也導致收入下降、資金緊張。8月，有網友發帖稱“大連科技學院全員停發工資，開學面臨停擺”，引發關注。學校發布《致全體教職員工一封信》。信中提到，學校各類相關賬戶被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凍結，致使7月工資未能如期發放。學校工會將為全體教職員工發放臨時困難補貼和慰問補貼。自2023年起，廣西藍天航空職業學院持續拖欠500多名職工工資。2025年9月11日，多次投訴、仲裁無果後，部分教職工被迫跳樓討薪。9月開學季，多地應屆師範生還接連遭到簽約民辦高中的突然解約，原因如出一轍：“招生人數未達預期”。有人要求學校支付賠償，被拒絕後向當地教育局投訴，卻遲遲沒有進展。在職老師也受到影響，工資拖延發放成為常態，有的老教師也被辭退。




因城市交通規劃欠合理、地方財政緊張對公交系統補助不足等原因，多地公交系統也遭遇資金困境。2025年，多地曝出公交系統欠薪問題。1月，網友“和平heping1968”發微博稱，北京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第二客運分公司長期拖欠、克扣司機工資，包括法定節假日加班費、普通加班費等。網友還指控公司給司機強派任務量（如客流人次、上線公里），將病假、事假的當日任務量算在司機頭上，完不成就扣錢。2月，某地鐵貼吧出現“不給發工資”的帖子，引發大量網友催促地鐵公司盡快發薪。吧友稱長期欠薪已影響員工基本生活，有人吐槽“都快餓死了”，並指責某位新上任領導導致福利大幅削減，包括夜班補貼、取暖費、年終獎等，員工怨氣很大。10月，河北邢台沙河市的公交司機和江蘇九江修水縣的公交司機發起罷工，要求發放被拖欠了長達數月的工資。在經營困難的背景下，西安公交集團甚至推出了“共享用工”的做法，安排司機從事快遞、校車、網約車、公務車及車充電等服務崗位。這引起員工極大不滿。抖音視頻“西安公交司機困惑”中，一名公交司機稱自己被要求去開三個月網約車，由公交公司租車，司機跑車，從流水中扣除租車費和社保，剩余便是自己所得。有的司機每天從早6點到晚9點還完不成任務，最後自己墊錢；有的司機開網約車三個月到期還未接到公司歸崗通知，只能接著開。





嚴峻形勢下，還有越來越多地方籌劃打破體制內崗位的“鐵飯碗”。8月，內蒙古人社廳印發《內蒙古自治區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競聘上崗管理辦法》，面向全區建立事業單位崗位競聘動態管理機制，明確實行“全員競聘、擇優上崗”的用人方式，突出“能上能下、薪隨崗變”原則，對不能勝任崗位職責、年度考核不合格等7種情形明確降崗規定，打破事業單位崗位聘用“終身制”。在這種轉變當中，基層工作者尤其是編外人員最容易成為犧牲品。今年8月還發生了一起關於公職人員能否送外賣的新聞炒作事件。在報道中，下班後跑外賣的公職人員表示，跑單體驗和“打遊戲做任務”一樣快樂。從此類輿論引導可以推測，未來不排除出現崗位“縮編”、公務員下崗等政策性事件的可能性。


被忽視的文化行業勞動剝削

今年，影視和文化傳媒行業頻頻曝出侵害勞權現象。頭部從業者的光鮮亮麗之下，是作為“大多數”的基層從業者的血淚。編劇古二（本名程駿年）直指知名導演王家衛及《繁華》劇組的維權事件引發網絡熱議。古二稱其深度參與了《繁花》的劇本創作，卻未獲得編劇署名（僅署名為“前期責任編輯”），且未拿到正式稿酬。其在劇組工作期間被當作廉價勞動力，月薪僅3000元左右，還要擔任王家衛的生活助理處理雜務。高強度的工作令他患上罕見病，卻未獲劇組妥善安置。據聞，古二從去年起在微信公眾號上就發起過指控，但隨後公眾號被封禁。





春節檔，電影《哪咤2》收獲百億票房，刷新中國影史紀錄。但參與制作的外包動畫公司特效師卻發出血淚控訴，稱自己在杭州某特效公司僅拿到25元時薪，每日工作14小時，且需無償加班。同行有人連續熬夜三個月導致心肌炎住院，公司卻刪除打卡記錄並發布“員工關懷聲明”，試圖掩蓋違法用工情況。該事件也揭露出中國動畫行業存在超時加班、薪酬低、監控嚴、不買社保等普遍情況。行業長期處在項目周期長、回報低、資本高度投機的結構中，票房收益被上遊分走，中下遊制作公司則極度壓榨員工，壓縮崗位、極限加班。行業上遊常稱“動畫人才短缺”，現實卻是大量動畫專業學生就業困難的“內卷式的人才過剩”。

還有漢化組曝出剝削醜聞。前MCE漢化組組員“卡米亞”在B站投稿，聲討組長“夏日幻聽”不會日語，卻獨吞漢化組九成收益。據稱，該組長借助漢化組名義接動態廣告賺錢，卻不向組員公開收益，僅支付組員4元時薪，把20名核心成員當成廉價勞動力。輿論發酵後，組長發動態道歉，卻刪除了當事組員的評論。卡米亞的爆料視頻也被投訴下架。

知名商業媒體虎嗅網2025年也陷入了數起維權爭議。寫作者小紅書博主“銘揚駟海”發帖指控虎嗅長期拖欠稿費。該博主稱自己離職後，公司一直未支付部分工資，卻在稅務系統中為其申報了工資收入，屬於“虛報已支付”。另一名寫作者韓韓也發文控訴虎嗅網拖欠稿費，稱追討時虎嗅創始人雖承認欠款事實，卻以"未簽正式合同"為由否認機構間合作，將責任轉嫁給涉事員工個人。文章還指控虎嗅通過外約稿件賺取差價。

4月，知名文化類播客“不合時宜”卷入了拖欠實習生工資和侵犯其他權益的風波。該播客團隊前實習生siyi在微博發帖，控訴自己及另一位實習生在近一年的實習期間遭遇兩位團隊負責人（即兩位主播王罄、若含）的不公待遇，包括：基本權益失守，如未簽合同、拖欠2000元的實習薪酬、支付混亂；管理工作無序，如職責被隨意加碼，導致超負荷勞動與薪酬不匹配；職場文化扭曲，如被“為愛發電”的情懷綁架，在“為你好”的話術下被迫承擔超額責任，並在表達合理訴求時承受情感打壓。事件發酵後。“不合時宜”團隊發布聲明回應，否認故意拖欠和剽竊署名，解釋稱因團隊規模小、未設專職財務崗位才導致支付延遲，並稱主播月收入也僅約5500元，所以難以為實習生提供更高薪酬。盡管如此，該事件仍引起許多負面輿論，打破了聽眾對文化精英群體的“濾鏡”。


治理邏輯下的經濟提振政策

當前經濟形勢下，勞動者權益狀況與政策轉型路徑正引發廣泛關注。

國家統計局於5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工資增速放緩，非私營單位工資增速快於私營單位，二者差距繼續擴大。其中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同比增長2.8%，低於2023年3.0個百分點；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增速為1.7%，較上年下降3.1個百分點。高盛集團發布的一項另類指標也顯示，中國2023年以來薪資增長速度呈下降趨勢，2025年第二季度錄得薪資同比增長 3.9%，創下2000年以來除新冠疫情時期以外的最低紀錄。





主流輿論普遍指出，過去數十年來中國官方長期通過投資基建、房地產等“物”來驅動增長的模式現已走到盡頭。本章所記錄的廣泛勞權事件，可以反映當前經濟困境下勞動者所受到的侵害狀況以及自我保護的行動傾向。在政策層面，202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十五五”規劃均明確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思路，把“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更好結合起來，並逐步推出了一系列以促就業和擴內需為目標的政策。但目前來看，大多數政策仍然帶有短期、過渡和兜底的性質，其底層目標可能仍是在控制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前提下，促使經濟系統完成市場出清，並在動員體制下將資源投入新的產業競賽目標。這種思路同經濟結構性解困仍有較大距離，與真正向勞動者賦權有本質區別。另一方面，高層政策的出台與落實所依賴的制度路徑，深嵌於引發當前危機的同一套治理結構之中。這使政策最終可能難以完全發揮預期效用，並勾連起各類新傷舊病。而這些政策將對勞動者產生何種的具體影響，我們需要進一步觀察。

針對企業經營困難所引發的裁員行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穩崗政策，包括：提高失業保險費率返還標準，允許生產經營困難的企業階段性緩繳三項社會保險費用，提供穩崗擴崗專項貸款，向招聘應屆畢業生的企業推出“一次性擴崗補助”等。個別地方政府在提及設置“政策性崗位”時，還十分精準地要求國企整體招聘畢業生規模增加10%，試圖通過行政指令讓國企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在就業政策方面，政府則繼續推動“以工代賑”項目。國家發展改革委下達的以工代賑中央投資達355億元，專項用於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如村道硬化和水利設施興建維護）和城鄉公益性崗位，計劃帶動超過400萬名低收入群眾就近務工，並強調勞務報酬占中央此項投資的比例提高至40%以上（詳見本報告第三章）。

在刺激消費方面，政府主要依托3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支持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對購買新能源車、白色家電、數碼產品的消費者進行補貼。這一措施在短期內極大帶動了相關商品銷售，但多家機構警告該政策長期存續性成疑。有分析指出，家電零售的增長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從7月份的28.7%同比增速驟降至10月份的-14.6%，這表明許多原本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內才會發生的購買行為被一次性透支了。除去對上述工業品的刺激，也有部分城市通過發放各類文旅消費券來刺激服務消費。但此類消費券主要集中在財政實力較強的東部沿海城市及熱門旅遊城市。廣大中西部三四線城市，由於財政吃緊，消費券發放規模有限，難以形成強勁的消費刺激。在收入分配領域，盡管本年度政策文件還頻繁提及“調整分配及再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健全社會保障”等舉措，但落實難度巨大。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進展是，今年中國多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及頻率相比2020年以來有所增加。此次上調後，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的第一檔月最低工資首次突破2000元。

從經濟治理邏輯來看，這些政策的大方向多是正確的。從政策實施的時機、規模以及方法來談，我們還可以論及這些政策可能的得失。但應該指出，經濟問題從來都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它嵌合於更廣闊的社會政治結構之中。過往數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作為一種亮眼的政績被不斷彰顯，然而這一宏觀成就卻並不等同於普通勞動者擁有了實在的權利。直到今天，我們對於在經濟奇跡中被損害和被侮辱的勞動者，仍欠一個交代。目前的結構性經濟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勞動者長期所處的弱勢地位造成的。如果不改變勞動者失權的局面，那麼將經濟從衰退中拯救出來的政策努力，也可能異化為對勞動者的新一輪踐踏。在本報告接下來的部分，我們都將學習如何去面對這種吊詭而殘酷的治理結構。




二、零工常態化，兼職全職化，平台成為社會治理新工具

2025年全國靈活就業人數已突破2億，占就業總人口的三成。越來越多的人被吸納進外賣、網約車、即時零售分揀、直播與各種平台化服務之中。在宏觀政策中，“平台零工”常被描述為“經濟下行壓力”下“穩就業”的緩沖墊；但對勞動者而言，這更像是把產能過剩形勢下的失業壓力與收入不確定性，以更分散、更隱蔽的方式轉移到個體身上：人被吸納進平台化就業，並不意味著獲得了工作自主權利，而往往意味著進入一種“隨時可替換、難以談判、風險自擔”的勞動秩序。平台以算法調度、評分懲戒、實時監控來組織勞動過程，使勞動強度與時間逼近或超越全職水平；與此同時，勞動關系卻在層層外包的合作協議與“非雇傭化”敘事中被持續稀釋——社保和解雇保護等本應與強管理相伴隨的權利，被拆散為可選項、試點項或商業險條款。所謂“零工常態化、兼職全職化”，並不是勞動者獲得了更自由的工作形態的寫照，而是剩余勞動力被平台以更低的制度成本吸納的刻畫。


宣傳片中的敘事陷阱

如果要給“零工常態化、兼職全職化”找一個直觀入口，2025年11月28日那支引發巨大爭議、隨後被下架的美團騎手宣傳片幾乎就是最好的選擇。它之所以刺痛人，不在於拍得“假”，而在於它恰好把平台勞動最核心的矛盾——強管理與弱權利——抖落出來。




鏡頭里，一位女性說，“當外賣騎手的三個月，我買了台新相機”，畫面隨即切到：她把相機掛在胸前，並以送外賣的形式，在城市里“欣賞沿途風景”。網友很快從這份雞湯里吃出了一張高端相機的價格標簽——同款機型動輒一萬四左右。於是在宣傳片的評論區出現了幾乎統一的反諷。



只有當勞動被包裝成風景、苦難被翻譯成自由時，零工的結構性困境才可能被抹平為“個人選擇”。網友嘲諷里最尖銳的一句不是針對騎手，而是針對那套敘事本身——如果騎行真的可以欣賞“沿途風景”，為什麼騎手要逆行闖燈、爭分奪秒？如果真是“自由職業”，為什麼算法可以隨時扣款、降權、停派單、封號，讓人連申訴都無門？所謂零工不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而是在被擠壓的就業與被設計的低價競爭中，接受一種逼近生存底線的活法；所謂“風景”，不過是把這種碎裂暫時遮住的一塊幕布。


“外賣大戰”中的過勞流水線

2025年初，中國外賣市場爆發了激烈的“外賣大戰”。京東於2月正式入局，試圖通過“零傭金”及承諾為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等策略，打破美團與餓了麼占據超九成份額的市場格局 。戰事在4月進一步升級，京東發布公開信指責競爭對手強迫騎手“二選一”，並宣布招募10萬全職騎手；美團則反擊稱京東限制了騎手選擇。雙方從單純的補貼戰延伸至圍繞商業道德與用工責任的輿論對攻。



把這場戰爭僅看作商業競爭會遮蔽更深層的政治經濟邏輯：平台競爭之所以被默許甚至被鼓勵，恰恰因為它在短期內能把宏觀治理的壓力化解為底層勞動的繁忙。通過補貼把需求“做大”，把訂單“做熱”，把勞動者重新吸進高強度循環，從而在統計意義上實現“就業擴容”和“消費活躍”。中新網9月的一篇發文就指出，多平台參與的外賣市場競爭促進了就業。“平台數據顯示，淘寶閃購的日均活躍騎手已經超過200萬人的規模，對比四月增長3倍······創造了超百萬個就業”。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張成剛則測算，在主要外賣平台日訂單突破1億單時，估算活躍騎手數量預計翻一倍。長遠來看，他認為外賣大戰將增加社會福利。

全國總工會9月對餓了麼走訪調研後，在座談會上肯定了外賣補貼大戰在“拉動經濟增長”和“釋放就業勢能”方面的作用。並點名表揚淘寶閃購平台的加入，讓市場從“單個平台為主進入到多平台參與階段”，進入到“理性、有序競爭的新階段”。由此可見，盡管市監局會同多部門在5-7月數次約談各大外賣平台，但官方的主要態度並非否認外賣補貼在經濟治理上的成效，而是意在規範市場競爭的同時，給予公眾輿論一個交待。

問題在於，這種就業擴容往往不是靠提高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而是靠維持勞動力低價與提高勞動強度實現的。單價不漲的情況下，勞動者只有跑得更久、更快、更冒險，才能把補貼撒錢撒出來的“市場繁榮”轉化為自己的生存收入。多家媒體報道，補貼大戰中騎手的多方面權益並沒有直接改善。中新網在8月的一篇報道指出，騎手收入提升並非由於平台激勵機制，而是勞動時間大幅增加。受訪騎手每天工作時間就超過了12小時。由於訂單激增，平台還規定騎手每天跑單不能低於40單或者45單，這與去年同期平台對騎手單量“限高”形成對比。




補貼大戰的外溢效應確實存在。所謂“0元購”“爆單”，並不只發生在騎手端。它同時把奶茶店員、快餐店員與倉配分揀員推入過勞鏈條。多篇報道指出，在“0元購”和“幽靈訂單”出現的補貼高峰期（7-8月），大量奶茶店和快餐店爆單，部分店鋪訂單飆升至平時五倍多。益禾堂披露門店營業時間從原本的早上9時30分至晚上11時，拉長為早上8時30分開門，營業至淩晨3時，足足增加了5小時。同時，幾乎全國門店都大量聘請臨時工、增加員工加班時長。還有媒體報道：員工一天做一千多杯奶茶，甚至沒空喝水。夜班員工本來八點下班，卻加班到下午一點；某連鎖奶茶店的前員工透露，由於“外賣大戰”帶來工作量和壓力劇增，其所在門店的店長和三名店員共四人全部離職。這期間，短視頻平台上奶茶店員做不完訂單而崩潰爆哭以及外賣員因延誤送單而與店員發生沖突的視頻也反覆被傳播。門店營業時間被拉長，臨時工大量增加，老員工加班成為常態，勞動強度在短時間內被擡升到接近不可持續的程度。補貼把需求擡上去，但履約的彈性只能從勞動端榨出來：以更久在線、更快周轉、更高風險來對沖單價的停滯。





與此同時，商戶端的利潤空間也被補貼機制下的平台規則擠壓：7月19日，虎嗅公眾號發文，一些餐飲品牌創始人稱自從7月外賣大戰之後，利潤明顯下降。受影響更大的還包括個體店、夫妻店、小商家，這些店鋪相比大型餐飲品牌，店鋪裝修成本、租金成本更高，毛利率更低，發聲渠道更少。中國經濟周刊的文章則指出，對平台來說，每單的交易成本是固定的，訂單價越高，平台利潤越高，但這也意味著商家要支付更多傭金。

中小型商戶吐槽“自己在為平台打工”，絕不是為了情緒宣泄。規則越來越多、口徑越來越碎，商戶既要跟著平台參加活動：配合滿減、疊券、限時補貼，又要承擔原材料、房租、工資等剛性支出。很多商戶在後台看到的只是“訂單數暴漲”，卻很難把每一筆訂單對應的補貼來源、平台扣費、配送費分攤、活動讓利和退款/賠付等細項逐一核算清楚。最終，部分商家甚至面臨“賣得越多、虧得越多”的局面。相比之下，連鎖品牌和規模化經營更能承受短期讓利和現金流波動。它們有更強的議價能力、更穩定的供應鏈與融資通道，也更熟悉平台玩法，甚至能把補貼戰當作一次擴張窗口，把訂單峰值轉化為門店增長與品牌曝光。

9月24日，市場監管總局組織起草《外賣平台服務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見稿）》並公開征求意見。文本重點針對平台與商戶的價格促銷行為、規則告知與服務管理提出要求，意圖遏制“裹挾式”競爭與過度價格戰，把平台以規則優勢強行把風險外包給商戶的做法重新拉回公共規則之下。不過這時，距離補貼大戰的高峰期已經過去兩個月。


騎手需不需要社保？

補貼戰同時撕開了平台用工的結構性騙局：平台可以在公關中承諾“負責”，卻仍盡量避免在法律上成為雇主。在外賣大戰里，“社保承諾”被推到最醒目的位置，看似把競爭升級為“責任競賽”，實際形成的卻是一種極其具有選擇性的福利敘事。

2月19日，京東宣布，自2025年3月1日起，將逐步為京東外賣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為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同日，美團也表示，將為全國範圍內的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預計將於2025年二季度開始實施。次日，餓了麼回應，從2023年2月起已按計劃在部分城市展開試點，為藍騎士繳納社保，並持續加大對穩定騎手的專項補貼力度和範圍。“給外賣騎手交社保”的輿論呼籲似乎變成了現實。





但平台的承諾不僅僅是“外賣大戰”的一部分，背後也有強烈的政策導向。2025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著力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意見》。意見提到，強化社會保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主體作用，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會保險制度。這也引發了“不是騎手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騎手”的爭論。（關於騎手繳納社保爭議和社保體系本身困境，詳見本報告第四章）

然而，在爭論當中，許多人誤以為“給騎手上社保”是給所有騎手上全職社保。這是十分天真的。實際上，幾家平台從來沒有做出過給所有騎手五險一金這樣的承諾。澎湃的一篇評論就指出，在京東、美團、餓了麼的表述中，平台只針對“全職騎手”“穩定兼職騎手”承諾繳納社保。而絕大多數眾包型兼職騎手並不在交社保的涵蓋範圍之列。“美團研究院曾透露，745萬騎手中近一半騎手接單天數不足30天，真正高頻跑單的騎手只有約80萬人。據媒體估算，其社保方案最終可能將覆蓋超百萬騎手。但即便是上百萬騎手交了社保，跟全國騎手規模（逾1100萬）比，都是少數。”

需要指出，給每位騎手（包括眾包騎手）都繳納全職社保是一個實打實的利好，但在零工平台被用來作為就業蓄水池的當下，沒有任何一個平台有財務能力和經濟動機為騎手支付這筆錢。考慮到今年在補貼大戰下，騎手尤其是眾包騎手數量進一步擴容，這樣的福利目標就更不可能實現了。就像我們提到的，盡快大範圍地提高騎手在各方面的權益，並不是治理上的優先項。實現兜底性質的就業擴容最大化才是。從這個角度來說，零工平台是國資企業以外實現規模化以工代賑項目的最好工具。而且它們是以市場化的方式來運作的。因而，這里存在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如果零工平台試圖將資金用於增補騎手的福利，進而將騎手待遇全職化，那麼平台就要剝離刺激服務消費以吸納就業的功能。但零工平台恰恰是由於它所具有的這種功能，才得以與政府利益捆綁，並逐漸演化為社會治理工具的。

另一個問題來自社保制度本身。即使只是像現在這樣，實現一部分騎手的社保覆蓋，社保作為一項長期制度，在設計上也要求參保人穩定繳費才能兌現，而現實中騎手是高度流動的。有數據指出，在廣東和山西，約一半的騎手從業不足三年，而頻繁流動會帶來轉移接續中的統籌賬戶折損等問題。對騎手個人而言，每月400—700元左右的繳費（個人承擔部分）更像當期現金流的硬支出。一旦最終繳費年限不夠，養老權益也可能無法完整實現。從原則上來說，我們應該保障所有人以需求得到滿足的方式生存下去，而不僅僅是保障全職勞動者。但目前的社保體系確實是以全職工作者為主要對象設計的。而如果按人社部的規劃，采取勞動關系的“三分法”（傳統用工、新業態、獨立個體），則又必然形成社保待遇的等級制。目前來看，現實情況正接近於後一種局面。

此外，騎手更急迫的保障需求——如應對高發交通事故的工傷保險、意外保險——反而在覆雜的商業保險與試點政策中難以落實。2023年8月，41歲的上海眾包外賣騎手小徐在深夜送單間隙於公廁突發腦出血，昏迷後在家屬接回途中死亡，但保險公司以“非工作時間、非工作崗位”及“未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為由拒賠。2025年4月二審經調解，保險公司賠付50萬元。2025年4月，山東棗莊“餓了麼”兩名騎手因工作強度大，連續工作超11小時後猝死，家屬在索要勞動合同和保險單時遭遇門店的回避；2025 年 10 月，貴州畢節市金沙縣 24 歲外賣騎手王某在家中猝死，每日工作近 10 小時，事發前被要求需醫院證明才能請假，還被催促 “刷新上線”。申請工傷認定時卻因 “家中死亡” 遇阻；2025年8月，陜西大學生外賣騎手騎電動車送外賣，被一輛私家車撞到昏迷不醒。醫藥費已經花費70多萬元，對方車輛保險還沒有著落；由於層層外包的用工模式，司法實踐中騎手勞動關系的認定率不足50%，導致平台在工傷與社保糾紛中頻頻“隱身”，工傷難以認定，保險公司拒賠的理由又五花八門，而勞動者要尋求法律的保護，則需要等待曠日持久的審理，難以得到及時的救濟。


平台里的網約車司機和網絡主播

網約車司機的境遇今年也同樣十分艱難。賣大戰尚且會用提供社保、各項補貼等勞動權益來留住騎手，網約車平台之間的廝殺就直接是以犧牲司機的利益為代價的。

各大平台為搶占市場份額，紛紛推出低價“一口價”訂單，試圖以低價吸引更多乘客。這是一種新計價模式，“一口價”單無論路程是否改變、路況是否擁堵，乘客最終支付的車費都保持不變。市面上存在著大量價格低廉的一口價單和特惠快車單，加上平台的高額抽成，司機拿到手的單價，連兩塊錢一公里都沒有，並且還在不斷下滑。司機接單增多而收入未增反降。“除掉油費、租車費，根本沒剩幾個錢，純粹是給平台和加油站打工。”而如果司機拒絕跑“一口價”訂單，平台有可能停止給司機派單。為了壓縮生活成本，還有很多司機吃住都在車內，所以乘客如果下“一口價”單，很容易打到臭車。7月，還有乘客在乘坐某平台“特惠快車”時，遭遇司機聲明“有償開空調”的情況。車內貼有告示，明確寫道：“如需空調掃碼3元，自動開啟。”

司機拒跑不利訂單時，算法通過停派單、扣分、封禁實施事實懲戒；“服務提升”因此常常意味著勞動者必須用更低的報酬提供更高的情緒勞動與服務質量，而“市場競爭”最終以壓低勞動價格、提高勞動強度為主要手段。宏觀上它仍能制造就業容量，微觀上卻在制造一種被設計出來的貧困：勞動者越努力越接近一個被算法校準的收入底線。在電商雜志社的短視頻中，創維集團創始人黃宏生說：很多的貧窮其實都是某種設計的結果。比如外賣員和網約車司機每個小時的收入都無限接近於30塊。平台經濟用算法不停在試探勞動者的底線（價）。




除了被壓低的單價，司機們還面臨著平台的高抽成、“以罰代管”與賬號封禁的風險。2月，有網約車司機曬出處罰截圖，因車內異味/車內臟亂被某平台封禁75年；另有司機在2024年10月接“一口價”訂單時，因聽不慣乘客在車上吹牛，回懟“你要是真混得好就不會打一口價”，被投訴服務態度不佳，同樣被該平台封禁至2100年1月1日，時長超76年，且違規處理不支持線上申訴……隨意封禁的核心原因是網約車市場趨於飽和。2024年，全國持證司機較2020年增長159%，但月均訂單量增長僅約38.3%。在激烈的競爭態勢下，多家網約車平台相互競爭壓價，以簡單粗暴的封禁、扣分罰款替代精細化管理，卻未采取措施穩定運價、提高司機收入。單方面要求司機提升服務，完全漠視司機權益。

從288條司機主動曬出的訂單截圖，我們還可以發現其中有超過七成訂單的抽成比例高於14%，超過一半訂單的抽成比例都在25-30%之間。這反映了高抽成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7月，市場監管總局發布《網絡交易平台收費行為合規指南》。8月，頭部網約車平台宣布調整抽成比例。滴滴宣布，今年年底前，將訂單最高抽成上限降至27%，高德表示，將推動不少於80家合作網約車平台的抽成比例上限不超過27%。T3出行表示，平台訂單抽成比例最高不超過27%。同期，西安、開封等地的交通運輸局紛紛發布通知暫停或限制“一口價”、“特惠單”等低價營銷活動。

這種“壓價—抽成—懲罰—封禁”的組合拳並不只發生在網約車，在網絡貨運平台上同樣被覆刻，甚至因為計價與履約鏈條更覆雜而更顯露出平台權力的不透明。央視新聞12月14日的調查指出，2024年我國網絡貨運市場規模已突破930億元，但快速擴張的背後是計價模糊、信息混亂與雙重收費。對消費者而言，平台“張冠李戴”的履約並不罕見：劉先生在滴滴貨運下單按貨物尺寸選擇“中型面包車”，到場卻變成更高的依維柯貨車，結果因限高無法進入地下車庫，只能繞行造成延誤；平台解釋為“高峰期車輛短缺可調配更高級別車型”，但訂單信息與實際車輛不符，讓安全與責任邊界變得更難追索。

對司機而言，收入縮水則來自更隱蔽的規則。34歲的貨拉拉司機鄒成偉說，過去跑8小時能到400元，如今賺相同收入要拉長到11小時。平台采用“浮動計價”，起步價看似不變，超出里程卻落在1.3元到4.1元的浮動區間，司機無法知道最終單價如何從區間里被算出，只能被動接受結算結果。更進一步，許多平台推出“會員+抽成”的雙重收費模式：不買會員抽成更高且可能被限制接單，買更高檔套餐才能把抽傭比例壓下去——勞動者為了獲得基本的接單機會，先要向平台繳費，再在每一單里繼續被抽傭。網約貨車因此把平台化勞動的核心矛盾呈現得更赤裸：規則不透明，風險外包，勞動者缺乏議價權，而所謂“平台治理”首先表現為對勞動入口與收入分配的再控制。

平台上的網絡主播也持續遭受典型的零工困境：勞動關系難以確定，被算法操縱勞動過程，承受超長的勞動時長和超高的勞動強度，面臨高額違約金。2024年11月，內蒙古根河“中國冷極”因戶外主播聚集挑戰極寒直播而走紅，57歲主播閩哥在車內取暖時不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算法推薦機制傾向於獎勵獵奇、極限挑戰的內容，間接鼓勵了主播們進行高風險行為。2月，在河北，遊戲主播趙某川加入MCN機構次日就突發腦溢血。為配合算法規則，他需要深夜直播，月收入僅兩三千元卻要承受高強度工作壓力。《網絡主播新職業發展報告》數據顯示，‌57.4%職業主播每日直播超6小時，80%月收入低於8000元‌。



去世的網絡主播“越野唐僧”樊某


2024年7月，“網絡主播”被正式納入國家職業編碼後，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團隊基於對145篇新聞報道、上千件司法案例及深度訪談的系統調研，揭示出該新興職業群體面臨的嚴峻勞動者權益困境。大量主播（尤以素人、大學生、未成年人為主）在與MCN機構簽訂“經紀合同”後，陷入“高違約金—低收入—強控制”的結構性陷阱：99.5%的糾紛中主播為違約被告，90.2%被判賠違約金，部分索賠額高達數百萬，而超半數主播月收入低於當地平均工資，勞動關系認定率卻不足三成，致使其難以適用《勞動合同法》獲得基本保障。

除此之外，這個行業中的女性被迫以“擦邊”來換取流量，需要額外忍受行業結構性的性騷擾。鳳凰網1月的一篇報道指出，大量來自工廠、餐廳等行業的年輕女性湧入公會，希望通過直播獲得快速收入。入行門檻極低，但進入後，主播從外貌、濾鏡、穿著到語言風格都被運營統一改造，形成“性感模板化”。公會鼓勵模仿“標桿女主播”的誇張身材、夾子音、熱舞風格，甚至教授擦邊技巧。女主播的勞動也同樣被嚴格控制：每天 6 小時直播、頻繁拍短視頻、下播後還需私聊“維護大哥”。隱私被全面監控，運營會查手機、代寫話術，引導主播在性騷擾信息中“順著但不回應”，把所有互動導向打賞。小公會鼓勵以擦邊換流量，大公會表面禁止卻依賴模糊尺度獲取更多關注。平台審核則以算法與人工手段結合定期對賬號判處“賽博死刑”（永久封禁），對觀眾性騷擾的治理卻極弱。觀眾在彈幕與私信中進行露骨侮辱幾乎無後果。

今年陸續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職業出現進入網約平台。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春節特別策劃報道了“網約男護士”這一職業群體。接受采訪的網約護士高占偉原是三甲醫院重癥監護室男護士，在高強度、快節奏的 ICU 工作多年後嘗試“互聯網+護理服務”，從兼職逐漸轉為大量接單，最終成為平台“單王”。7月，一家網約摩的平台突然空降粵北小城樂昌。報名培訓就給50塊，免費發馬甲和頭盔，拉新客戶或者同行入局有人頭費，每周依據單量排名，第一名能再獲300塊。平均年齡60歲的師傅們，紛紛卷入競爭。有師傅說，單價有一部分要上交給平台，賺的主要是平台補貼。然而，當補貼被取消，部分師傅已經習慣通過平台來接單了。這些職業勞動的平台化是否會重蹈外賣騎手的覆轍，我們仍需要時間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化風險並不止於零工行業，它正與自動化擴張一起外溢到更廣泛的雇傭領域。同樣身處即時零售鏈條里的分揀員，作為騎手將商品外送的前置工種，卻還很少受到人們的關注。12月的一篇報道介紹，前置倉作為平台打造“半小時達”的關鍵環節，近幾年在大城市中普及迅速。在自述報道中，分揀員何思齊每天要工作13個小時，一周只能單休一天。而整個前置倉人員一個月換血一半。在這場“接力跑”中，他發現留給分揀員的只有9分鐘。面對掃碼槍（PDA）上的顯示屏幕，Ta們如同拿著手機的外賣員，由系統派單，不能超時，也不能隨意點“缺貨”。盡管Ta們與公司簽署了勞動合同，前置倉卻實行工作安排不規律的綜合工時制度。



讓系統不好用：零工罷工與平台秩序的裂縫

在平台化勞動的敘事里，騎手常被塑造成“靈活”“自由”的個體，但當真正的沖突發生，矛盾幾乎總是從同一個地方冒出來：算法把勞動過程壓成可計量的時效指標，把收入壓成可拆分的計件單價，然後再用無法對等談判的規則鏈條去鎖定勞動者的選擇。

2025年3月19日，四川廣安武勝縣的美團騎手集體罷工，導火索是平台推出“拼好飯”後，要求騎手在同一或相鄰地址多點取餐、再分散配送至多個用戶，但單筆配送費卻明顯下降；罷工騎手稱，“拼好飯”訂單在當地已占外賣訂單總量的約三分之二，意味著Ta們幾乎無法繞開這種更“忙”卻更“便宜”的勞動安排，只能用更多跑動、更高風險去換更少收入。現場視頻里，騎手聚集在縣城街頭拒絕接單，以“停擺”方式向平台表達不滿。這類罷工的意義不在於它能立刻談出更高單價，而在於它迫使平台承認一個事實：當勞動被過度壓榨到低於生存線，系統效率本身會被反噬——不是靠道德呼籲，而是靠訂單鏈條被切斷。

更常見卻也更能說明平台權力邊界的，是圍繞配送空間與站點紀律的集體沖突：平台要求“準時”，但小區、商場、園區物業的排斥性門禁規則，使“超時”成為騎手頭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2025年8月10日，上海臨港新片區發生騎手集體抗議：多名騎手在某小區門口聚集，抗議物業禁止騎手進入小區派送的規定；現場信息顯示人數達到兩百余人，並出現與警方對峙、圍堵警車要求釋放被帶走騎手的情況，最終物業與騎手達成協議，同意騎手進入小區，事件才平息。

到年底，類似矛盾在更密集的城市配送場景里再度爆發。聯合早報報道，2025年12月22日晚至23日淩晨，長沙“亨利璞麗小區”發生外賣員聚集抗議事件：一名外賣員由於送餐進小區受阻，與小區保安發生沖突，擔心被平台追責；到場的外賣員來自美團與淘寶閃購等平台。警方到場清場後，美團采取了對該小區“暫停外賣配送”的處置，淘寶閃購方面也出現停止配送的情況。這里平台所流露的治理邏輯幾乎赤裸：當沖突無法在短時間內被“馴服”為正常履約，它寧願直接切斷服務，讓消費者承受損失。對騎手來說，這類“處置”同樣不令人滿意——平台暫停配送看似強硬，實則是一種把矛盾移出視野的技術：它不解決騎手與物業、騎手與站點之間的結構性沖突，只是用“拉閘”保護平台的履約信譽；而一旦輿論退潮、訂單恢覆，騎手仍要在相同的門禁制度、相同的時效管理、相同的申訴無門中繼續跑單。

除此以外，今年還發生了一起騎手刺傷站點管理人員的事件。11月4日，位於石家莊市橋西區大經街附近的一個外賣站點，一位騎手疑似因被“克扣配送費”而襲擊了站長和副站長。這提醒我們平台不僅通過算法，也通過層層外包和設置站點的形式來對騎手進行日常管理。而在這個過程中，算法的指標壓力所引發的勞權矛盾被轉移到站點管理者和騎手之間。事實上，站點管理著包括全職專送騎手和部分類全職的眾包騎手在內的大量外賣員。平台招工和培訓也往往依托站點來完成。如此龐大的管理體系，是過去在媒體報道和研究中相對忽視的。

而在個體抗爭與集體抗議的壓力之下，各平台在今年終於推出了各項“有點人情味”的制度補丁：開啟超時免罰試點，允許騎手屏蔽惡意用戶、讓騎手評價用戶，或上線“委屈關懷”補償機制。它們當然能在個別場景里緩和沖突，但其共同特征是“可宣傳、可控制、可條件化”。例如，騎手被允許拉黑的客戶黑名單名額有限，審核周期長，且審核權在平台；委屈關懷補償需要被平台認定為“非騎手責任”；超時免罰則似乎是用績效獎勵取代了罰款。

不過，部分管理措施並沒有被取消，而是有權限上收的趨勢。12月，市場監管總局發布實施了《外賣平台服務管理基本要求》，其中規定，調度算法應綜合考慮路況、天氣、爬樓等因素，科學規劃配送路徑。除此以外，關於休息的規定也引發關注，如“每天接單時長原則上不超過8小時”“連續接單時長超過4小時的配送員發出疲勞提示，原則上20分鐘內停止向其推送訂單”“外賣平台計算配送時長時，對於駕駛電動自行車配送的情況，應按平均時速不超過15km/h進行計算”等。目前，《要求》僅是推薦性國家標準，鼓勵企業自願采用，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但媒體報道指出，新國標中不少規定如疲勞提示、取消差評扣款、逆行闖燈處罰等均已經在平台日常管理中有所體現。但接受采訪的騎手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政策保障Ta們的收入，如“提高每一單的配送費、訂單分配更合理、放寬每一單的配送時間”等。而在不改變單價的情況下，如果強制通過行政要求的形式來限制騎手工時，可能會導致騎手收入大幅下降，進而引發更多有風險的工作行為，如多平台切換跑單等。


三、返鄉農民：尋找生計與捍衛家園的困境


2025年4月，一段展示浙江采茶女工住宿、工作和生活條件的視頻在網上廣泛傳播，引發網友關注。采茶女工大多來自農村，以中老年女性為主。她們中的多數已無法進入工廠、飯店等過往接納她們的城市行業工作，只能靠采茶當季節性工作維持收入。對她們來說，“采茶”是少數能接觸到的“較高收入+短期勞作”的機會。這反映了在高速城鎮化時代結束的大背景下，過去三四十年以長距離跨區域流動為特征的城鄉勞動力遷徙模式已然有所改變。




就近就業難題

從一個更宏觀的背景來看，中國城鎮化率已從1980年的19%上升到2024年的67%左右，接近發達國家水平（70%+），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達到頂峰。今年4月末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6840萬人，占比38.3%；省內流動11031萬人，占比61.7%。分區域看，東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占13.4%，中部地區占51.8%，西部地區占44.6%，東北地區占33.6%。今年11月，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原所長魏後凱也指出：“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出現了就地、就近的趨勢，表現為‘三個下降’：2010年至2023年，外出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比重由63.3%降至59.3%；2009年至2023年，外出農民工跨省比重由51.2%降至38.2%；跨省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比重由32.4%降至22.7%。這都表明農村勞動力流動已經由跨省就業逐漸轉向省內和鄰近市縣務工。”





這個趨勢也與最近“防止形成規模性返鄉滯鄉”的話題高度相關：11月，農業農村部相關負責人在全國鄉村工匠培育暨脫貧人口務工就業“兩穩一防”會議上表示，要繼續實施好返鄉回流脫貧人口促就業專項行動，防止形成規模性返鄉滯鄉。“規模性返鄉滯鄉”的表述旋即在網上引發熱議，並出現多種解讀。2023-2024年，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等部門推出“農民工穩崗補貼”“技能培訓”等政策，要求各地“避免規模性返鄉”從而避免農村人口驟增、沖擊鄉村振興。這些政策的支持方認為，政府強調“穩就業、防返貧”，主張農村人口“在城市穩定就業”，反對“被動返鄉”。而質疑方認為，在政策實際執行中，地方政府為完成指標，強制農民工“留在城市”但無崗位，或對返鄉人員缺乏安置。農民工本應有返鄉或留在城市的自由，但現實中卻因城市就業門檻高（如年齡限制、技能培訓不足），非城市戶籍人口無法享受同等的市民服務，農村老家缺乏有效的增收機會，農村社區長期雕敝，而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這種困境在經濟蕭條的當下更加凸顯了。退一步來說，“規模性滯鄉”是否真實存在？“滯鄉”定義模糊——失業返鄉多久算滯留？判斷標準仍存在爭議。

現實當中，盡管各級政府采取了多種舉措來增加農民就近就業機會，但在自上而下的治理邏輯下，增加鄉村工作崗位只能依賴於農業公司、合作社等企業雇傭方式，或由政府出資設立公益性崗位，由基層鄉鎮組織實施以工代賑項目來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創造就業的過程中，農村治理的種種不合理結構很容易被覆刻。

2025年12月湖南日報報道，湖南張家界市桑植縣八大公山鎮朝南坪村104戶村民曾與張家界金良生態農業有限公司、金吉茶葉合作社簽訂協議，出租土地並參與采茶務工，約定年底憑工票和租地合同領取報酬。然而自2022年起，企業以“茶葉滯銷、資金困難”為由連續三年拖欠工資，累計欠薪達43萬余元，導致村民生活困難。2025年2月，村民向鎮政府求助，八大公山鎮於5月推動村民提起訴訟。8月，經過巡回法庭組織調解，企業負責人最終簽署分期付款協議；9月底，全部欠薪匯入專戶。2025年10月9日，104戶村民在村委會現場領回被拖欠三年的工資。

另一個案例發生在河南安陽。1月，當地華潤泰富合作社倒閉，數億元存款蒸發，引發上千人抗議並導致高速路封鎖。當下中國的農村合作社大多並不具有農民自組織的性質。合作社在當地政治經濟精英的介入和幹預下，很容易產生不平等的權利結構，從而違背合作社民主控制、合作共濟和自主經營的原則。部分合作社甚至成為當地特權階層進行土地和金融控制的工具。華潤泰富合作社在缺乏民主控制機制的情況下非法吸儲，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套著合作社殼子的私有鄉鎮銀行而已。農民根本不對其擁有管理和控制權。這種權利異化現象在國內的合作社運營中非常普遍。

以工代賑同樣是促進農民就近就業的具體措施之一。除去具體的建設工程項目，以工代賑也包括扶貧、公共設施維護、社區保安、保潔、保綠、政策宣講等公益崗。然而，以工代賑在實際運作中暴露出不少問題。就工程類項目來說，存在招標環節暗箱操作、虛報用工人數、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資的情況。一些地方的村幹部“任人唯親”“看人下菜”甚至虛設崗位獲取專項資金的現象，也是飽受詬病。2025年11月，山東省棗莊市市中區紀委監委針對城鄉公益性崗位管理中存在的亂象展開專項監督。此前，巡察發現部分村（社區）存在幹部親屬未履行備案程序違規上崗、安置對象“吃空餉”等問題。紀委監委篩查出41名未按規定備案的公益性崗位人員，並查實優親厚友、虛報冒領等問題線索44件，處理處分39人；同時聯合公安、民政等部門覆審申請資格，清退超齡或不符合條件人員110人。這些問題實際上反映出村組織權力不透明、民主機制被架空的頑疾。

開頭我們提到高齡農業季節工的困境，這也反映出國家在農民養老保障上的缺位。2025年3月，兩會通過決議，將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每月提高20元，增長幅度超過10%。同時，將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3%。然而根據國家養老金的當前標準，僅僅是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3%增額，就已超過了提高後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發放的總額。

另一個問題則是醫保繳費上漲和隨之而來的斷繳催繳現象。2025年城鄉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標準定為400元，相比2003年新農合剛推行時的10元，上漲了40倍。一個三四口人的農村家庭，一年新農合繳費需1200-1600元，五口之家需2000元。相比之下，據《2024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數據，三種糧食作物（稻、麥、玉米）平均每畝凈收入為75.14元，油料作物（花生、油菜）平均每畝凈收入為163元，每畝流轉承包的市場價約為400元。2025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691元，與2003年相比，僅增長8倍多，遠低於醫保繳費40倍的漲幅。稻谷收購價從2003年的0.7元/斤漲到2024年的1.3元/斤，漲幅不到一倍。根據國家醫療保障局歷年統計公報，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從2020年的101,676萬人降至2023年的96,240萬人，連續四年負增長，年均降幅約1.3%；其中2022年和2023年降幅高達2.6%和2.1%。面對農民繳費率降低的問題，基層甚至出現了依靠村長和學生的老師等社會關系催繳的現象。

以上問題的背後有更深層的矛盾：在城市化進程放緩、就業形勢嚴峻的當下，農村能否真正成為農民的"退路"和"歸宿"？這個問題與土地息息相關。土地不僅是農民生產生活的物質基礎，更是其身份認同和權益保障的依托。


土地糾紛仍引發大量抗爭

針對與農民生存休戚相關的土地問題，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以及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 紮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2025-02-25 發布）首次在標題使用“深化農村改革”，提出“兩個嚴禁”：嚴禁城鎮居民到農村購買宅基地、嚴禁下鄉利用宅基地建別墅和私人會館；嚴禁以“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為名搞商品住宅開發（限定只能用於工業、商業、物流、鄉村產業）。農民是否可以自由買賣宅基地，既涉及土地制度改革，也涉及國家所認定的糧食安全問題。

而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在5月施行，《中國婦女報》報道了多起出嫁女、離婚女通過該法律申請認定“集體成員身份”的成功維權案。法律明確了農村婦女在分紅權、宅基地權益上“兩頭空”的非法性，成為本年度性別平等與農民權益結合的標志性事件。例如今年五月，惠山法院就作出一起相關案件的一審判決：案涉村民小組付給出嫁女付孫芳一家2023年及2024年的集體收益12800余元。同時，法院明確，案涉村小組應保障孫芳一家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的2025年及以後的集體收益分配權益。過去，在廣大農村地區，“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等父權制觀念長期主導村規民約。女性一旦出嫁，即使戶籍未遷出，仍在原村生產生活，也常被村民小組以“已屬夫家成員”為由排除在集體收益分配之外。雖然《婦女權益保障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早有“不得因結婚侵害婦女權益”的原則性規定，但缺乏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明確認定標準。村民自治實踐中，“多數決”機制被濫用，以“村民會議決議”形式合法化對少數群體（如外嫁女、入贅男、離婚返鄉女）的權益剝奪。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常因缺乏統一法律依據而陷入兩難：若支持“外嫁女”，可能被指責幹預村民自治；若駁回訴求，則變相縱容性別歧視。導致大量類似糾紛久拖不決，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盡管存在一些法律框架內的進步，土地糾紛仍然是今年農民抗爭的主要原因。全國各地廣泛存在強征土地、不透明流轉、補償不到位等問題引發的一系列現實沖突。除了地方政府或村幹部在未征得村民同意的情況下，私自出讓或強占村集體土地以及以“三清三拆”或違規種植為由進行的暴力拆遷，還存在補償款拖欠與安置房質量低劣等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往以“土地稅”作為地方主要財政收入的央地財政劃分體制下，中央即使試圖遏制地方政府違規用地，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也依然有強烈動機侵犯農民權益。而今年匯總的事件中，農民土地抗議也沒有超出過去的問題框架。

2025年8月遼寧一家媒體報道，4年前吉林省長春市公主嶺市葦子溝街道長青村啟動土地征收，村民董文善因未同意征地補償方案，其954平方米承包地（屬基本農田）於同年9月被街道辦強制清表並圈入“新勝生物質發電有限公司”廠區圍擋內。董家此後四年持續維權：2022年法院判決街道辦強征行為違法；2024年，董文善之子董洪艷在自家地上設柵欄阻止車輛碾壓，反被企業起訴“妨礙通行”，但2025年6月中院終審裁定企業敗訴；同期，自然資源部於2025年1月確認該地塊“尚未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而新勝公司早在2024年5月就因非法占地被處罰，卻未拆除圍擋、恢覆土地原貌，導致基本農田長期荒蕪，維權仍未終結。


2025年7月，權益時報網報道，12年前湖南省寧鄉市回龍鋪鎮華田村（現金旺村）在推進工業產業園建設過程中，未依法履行征地審批程序，由鎮政府、村委會與無合法資質的“寧鄉縣工業發展投資有限公司”簽訂協議，以低價強制征收包括林碧蘭家在內的431畝農用地（含100余畝基本農田）。89歲的村民林碧蘭因阻止施工，於2014年10月29日遭多人毆打致癱瘓，住院至今已逾十一年。其子鄧建文耗資260余萬元提起行政覆議和訴訟，最終湖南省政府及國務院確認相關土地征收審批違法，強拆行為被法院判定非法。然而，林碧蘭醫療費欠款超百萬元無人承擔，祖墳被推平、房屋被毀、農田被填埋等問題仍未解決，全家流離失所，多年向各級部門舉報無果。事件凸顯基層征地亂象與法治執行缺位。

2025年10月陽光網報道稱，陜西省西安市高陵區鹿苑街道馬家村村委會將148畝村民責任田統一流轉，先轉給已撤銷的藥惠管委會，再由其整體轉包給高陵錦繡現代農業有限公司用於苗圃種植，約定每畝年流轉費800元、五年上浮5%。起初企業按時付款，但自2021年起因經營困難開始拖欠費用，至2022年累計欠款達43.488萬元。村民欲收回土地自行耕種，卻遭錦繡公司阻攔。2023年初，鹿苑街道辦起訴該公司，法院雖判決支付欠款，但以“疫情期間可免責”及“解除合同會造成苗木重大損失”為由駁回了解除合同訴求。截至2025年10月，錦繡公司仍未履行判決，土地持續撂荒，村民既拿不到流轉費也收不回土地，陷入“地是自己的卻作不了主”的困局。

2025年7月，有媒體報導稱，安徽省安慶市望江縣涼泉鄉河南村村民組長王某根利用職務便利，在未履行村民代表會議決議、公開招投標等民主程序的情況下，擅自將本組一塊5畝集體土地以每畝每年200元的低價（僅為市場價400元的一半）私下承包給自己，簽訂三年合同。2025年，該行為被村民舉報，鄉紀委介入調查，確認其程序違規，造成村集體1000元租金損失。涼泉鄉紀委隨即責令王某根補繳五年租金差價、終止原合同，並要求村民組按市場價重新公開發包。

9月，四川省紀委報道稱：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謝家街道活橋村原3組組長袁某某在收取土地承租方多交的一年租金（作為押金）後，未按規定將該筆集體資金入賬，而是私自挪用於個人日常開支；2020年卸任時也未向繼任組長移交此事。2023年合同到期後，承租方多次要求退款，袁某某為掩蓋事實，於2024年偽造多張村民“收條”，謊稱押金早已發放給村民。2025年，彭山區謝家街道紀工委接到舉報，經核查銀行流水、走訪村民，揭穿其偽造證據、挪用集體資金行為。最終，袁某某受到處分，並全額退還押金。


劣質農資、環境污染和極端天氣

除去直接的土地抗議，劣質農資和環境污染問題也繼續成為農民維權的主要原因。2025年9月，澎湃新聞報道：內蒙古太潤農業新科技有限公司與灃盛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簽訂肥料銷售合同。130余戶農民在施用該批“水溶菌肥”後，千畝辣椒大面積減產甚至絕收，並導致滴灌帶堵塞，損失慘重。事後調查發現，灃盛公司涉嫌無證生產化肥，且監管部門因產品未登記標準而互相推諉、不予受理，致使關鍵證據被銷毀。2025年9月11日，兩家公司在法院就合同糾紛開庭，但這場公司之間的訴訟曠日持久，農民既無法及時獲賠，又難以承擔維權成本，陷入“等不起”的困境。事件暴露出“公司+農戶”模式下農民權益保障缺失、基層監管缺位及農業投入品監管“三不管”等系統性問題。

工業建設造成的環境污染也極大地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生活以及農村生存環境。大量抗議行動都是由於礦業開采引發的，涉及房屋下沈、地基變形、水源破壞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項目（光伏、風電）引發的沖突在2025年也極為顯著，如海南三亞和儋州多地發生村民阻攔光伏安裝的沖突。村民反對新能源項目的原因主要包括：征用程序違法，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以及新能源項目對當地環境的破壞。

與此同時，日益嚴峻的極端天氣確實對農民生產生活造成更大範圍、更難抵御的影響。全球變暖背景下，極端高溫頻率和強度顯著增加（世界氣象組織《2025年全球氣候狀況最新通報》指出：2025年或為史上最熱年之一）。黃淮地區遭遇了幾十年來最炎熱的夏天與長達三十多天的幹旱，然而到了秋收季節，又出現了持續的陰雨天氣，導致田間泥濘，作物發芽黴變。多地農戶普遍反映玉米減產兩三成，濕糧、黴糧收購價不足每斤五毛。三聯生活周刊和搜狐極晝工作室分別發表了深度報道，關注河南農戶因極端天氣帶來減產而遭受的巨大經濟損失，但這兩篇文章都很快被刪除。




六月以來，南方尤其是廣東地區經歷了從“蝴蝶”到“樺加沙”所帶來的台風災害。自媒體博主“遇真紀事”前往台風登陸點廣東陽江，記錄今年中國經歷的最強台風帶來的直觀和具體影響，向我們呈現了“台風災害損失200億”這一統計數據的真實重量：大片的甘蔗地被吹倒，人工飼養的魚因為停電來不及供養而死亡。許多村莊和城鎮一樓被淹，某個家具小店的所有家具都被泡在水中……過去偶發的台風以及暴雨異常災害，近幾年變成農民感受到的“新常態”。




本就脆弱的農民遭遇常態化的天災，即便購買了農業險，也常陷入向保險公司理賠難的窘境。 12月，黑龍江肇東市五里明鎮村民遭遇風災導致玉米大面積倒伏，村民按慣例向村會計繳納保費投保政策性農業保險（由安華農業保險承保）。保險公司雖拍照確認災情，卻未按約定理賠，反而在保險到期後將保費全額退回並附加"利息"，同時聲稱"畝產低於800斤才賠"（實際當地玉米畝產普遍超1000斤）。村民質疑此舉違反《保險法》"不得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保險費回扣"規定，多次聯系保險公司無果，村會計竟解釋"返錢即等於理賠"。11月，河南周口鄲城縣遭遇持續暴雨，玉米減產超80%（部分地塊基本絕收），但農戶投保的"中央財政補貼型玉米完全成本保險"理賠遠低於預期——種糧大戶張勇投保622畝玉米，實際每畝僅獲賠9元（保費17元/畝），扣除自繳保費後近乎"白投"。保險公司還以"預賠付"拖延定損。集體投保則導致賬目混亂（如農戶保費被掛靠他人名下），且保費虛高（文件標準8.6元/畝，實際收12.8-17元/畝）。理賠中甚至出現"未受災也返錢"的違規操作。該事件經媒體曝光後，當地保險公司承諾核查，引發“政策性農業保險”承諾與實際脫節的廣泛質疑。






除了種植業面臨的困境，畜牧業也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雙重擠壓下遭遇沖擊。食通社將目前中國奶業發展狀況總結為“低投入、低產出、低奶價的小奶農逐步退出市場，高成本、大規模養殖場不斷興起”。牛奶生產逐漸集中到乳品公司或者入股的大養殖場主手中，奶業逐漸走向養殖加工一體化。這不僅提高了牛奶生產成本，加劇了開放市場中的產業脆弱性，也令大量小養殖戶陷入了生存危機。肉類產業也面臨著相似的境況。最近幾年，來自南美、澳洲、新西蘭的進口肉大批湧入中國，沖擊了本地牛羊肉市場，更給傳統牧區帶來了挑戰。放牧原本是牧民賴以生存的傳統生計，而如今Ta們也被卷入到覆雜的肉類產業鏈中。自然放牧的生產方式也進一步向工業化的肉類生產靠攏，出現了違反生態方法的“育肥”方式。此舉也進一步降低了本地肉的市場競爭力。


新的探索

在這些困境之中，仍有一些基層實踐者在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在學習和運用新農技方面，食通社報道了一些令人看到希望的成功嘗試：成都家園行動公益服務中心所推廣的氣候友好稻作技術。家園行動的工作邏輯在於兩點：一是推廣生態農業技術，核心是通過免耕覆蓋來重構健康土壤——大量科學研究已證實土壤是農業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緩沖器；二是強調農民的自主性，減少她們對外部投入品的依賴，以及加強村民自組織的凝聚力。

而綠色和平組織與陜西師範大學調研團隊所提供的《節氣的時差——多元農業經營主體氣候變化認知與適應策略案例研究》則提到，在應對農業生產中的各類氣候風險挑戰進程中，不同生產主體所施行的增量適應策略呈現出顯著差異。比如渭塬市一家專業合作社的老板利用向陽面的坡地，逐級修建蘋果園，保證果樹有更充足的日照。在雨水增多的情況下，坡地排水比平地更快，能夠有效防澇。小農戶憑借對本地環境的深入了解，采取成本可控的傳統手段；合作社則依托資金資源，運用前沿技術支持農業生產。二者有機互補，以各自契合的路徑探索是適合自身條件的適應策略，為農業生產在覆雜多變的氣候條件下構農業韌性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支撐。


四、社保爭議：零工社保困局，養老“雙軌制”與醫改“拼多多化”

2025年年初，美團、京東等平台宣布為騎手繳納社保的輿論熱潮讓部分人誤以為全民社保時代即將到來。然而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數據，全國7.34億就業人員中，僅2.46億人擁有完整“五險”保障，約占就業總數的33.5%，意味著超過六成勞動者尚未獲得全面社保覆蓋，其中有近半數為靈活用工人員。

根據新京智庫發布的《數字經濟下靈活就業發展研究報告》，截至2024年底，全國靈活就業人員總規模預計約為2.4億人，其中新型靈活就業群體人數已超過8000萬人。報告顯示41.97%的受訪者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79.68%的受訪者將“收入不穩定（波動大）”列為首要困難，這為從業者帶來了巨大的壓力。74.55%的受訪者將“缺乏社會保障”列為第二大困難，沒有單位繳納公積金、社保，醫療、養老、工傷等保障缺失。







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的社保收支面臨壓力，支出增速快於收入增速。今年3月財新周刊的一篇報道指出，中國社保基金對財政的依賴度越來越高，但由於地方財政困難，政府兜底的壓力日益增大。鄭秉文教授公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25-2060》也顯示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贍養率（參保職工與退休人員比例）將從2025年的2.7:1驟降至2060年的0.89:1。








社保收支壓力與零工社保問題

為應對社保基金收支壓力，2024年9月13日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正式出台。其中規定從2030年1月1日起，按照每年提高6個月的節奏，將職工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得益於此，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枯竭年份已從2019年預測的2035年推遲至2044年。

但延遲退休政策對於緩解社保壓力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社會保險總費率處於全球較高水平。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2025年的最新統計，在173個統計對象中，中國社保總費率（雇主與雇員繳納總額占工資的比例）為38.1%，位列第13位。較高的繳費成本給企業和員工帶來負擔，加之養老金收支壓力，導致部分年輕人參保積極性下降。所以政府試圖通過其他各種方法開源節流：取消參保戶籍限制、鼓勵靈活就業人員參保並逐年提高社保繳費金額、強制雇主和雇員參保、將國企股權的10%轉劃社保基金；全面推動三明醫改、嚴格追查違規發放養老金、養老金挪用現象等。其中一些影響民生的舉措引起了輿論爭議。

2025年1月7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在北京發布《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文件，明確提出全面取消就業地參保的戶籍限制。6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意見》再次強調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

目前全國大多數地區的靈活就業人員均可以個人身份，在就業地或戶籍地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單位職工的養老待遇計發方式相同。所以靈活就業人員中的參保群體也在增加。根據國家醫保局7月14日發布的《2024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24年底，以靈活就業人員為主的其他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達到6615.91萬人，較2023年底增加了555.91萬人。

而靈活就業人員需要繳納的社保費用也在逐年上升：




2025年初，中國外賣市場爆發了激烈的“外賣大戰”（詳見本報告第二章）。京東於2月正式入局，試圖通過“零傭金”及承諾為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等策略，打破美團與餓了麼占據超九成份額的市場格局 。美團和餓了麼隨即回應稱，已出資為7個試點省市的全量騎手繳納職業傷害保費，未來將進一步覆蓋所有省市所有騎手，並逐步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各平台公開發布的具體政策如下：







有律師指出，京東與美團的社保方案的區別在於，京東承認全職騎手與平台存在勞動關系，美團的方案則回避該問題——支持全職騎手繳納靈活就業保險就是否認全職騎手與平台存在勞動關系。其次,美團方案包含的險種太少，騎手個人承擔的社保成本過高。《數字疾馳：外賣騎手與平台經濟的勞動秩序》的作者陳龍在文化縱橫2月28日錄制的播客中也表示，在勞動關系尚未明確的情況下直接推進社保繳納可能並不妥當。

在社保方案實施後，部分騎手也表達了對平台政策的不滿：一、轉為全職騎手後，工作時間被迫加長（如京東要求每日12小時在崗、每周工作6天）、單價降低（如5公里僅5元）收入反而下降、考勤更加嚴格（如必須在固定商圈內定位在線）、被剝奪自主權（如被隨意強制更換工作區域、不得拒單否則罰款）、工資改為月結影響資金周轉；二、簽約成為全職騎手需經過不透明的邀請制和三個月試用期；三、眾包騎手也在抱怨單價降低。

今年浙江大學袁哲等人對外賣騎手進行的調研結果顯示，78.36%的騎手表示每個月可以承受的社保繳費金額在500元以下，願意承擔每月超過1000元社保費用的騎手不到6%。“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盟主”陳國江也表示，大多數騎手不願意自己掏一半的錢買社保，乃至不願意讓平台繳納社保。擔憂成本最終仍然分攤到騎手們身上。

對騎手們而言，社保雖能提供醫療、養老等長期保障，但個人每月至少需多支出幾百元，而騎手們的頻繁流動導致社保轉移時統籌賬戶縮水，若最終未繳滿15年，退休時僅能取回個人賬戶余額。騎手們最急迫的保障需求——如應對高發交通事故的工傷保險——反而在覆雜的商業保險與試點政策系統中難以兌現。最終，社會保障這一基本權益，在脆弱的就業形態和沈重的即時生存壓力下，成了騎手們無力負擔的奢侈品。

與外賣員工作性質類似的快遞員在保障上更加薄弱。除京東、順豐外，快遞行業普遍實行加盟制+外包制的用工模式，快遞員與第三方企業簽訂的也多為合作協議，而非正式勞動合同。這種定位使快遞員在法律層面難以被認定為勞動者，因此也無法獲得工資保障和社保等法定勞動權益。更有很多公司不與快遞員簽訂任何書面協議。多數中小型快遞驛站也未為驛站工作人員購買社保。據熱度新聞報道，10月17日，中國郵政蘇州某網點快遞員小李因系統定位偏差誤投包裹，發現問題後多次聯系收件人未果，後與趕到現場的收件人丈夫發生爭執，不幸被對方持刀殺害，年僅30歲。隨後中國郵政稱該快遞員為第三方聘用員工，郵政僅能幫忙申請工傷賠償和人道主義補助。

4月，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團隊基於對145篇新聞報道、上千件司法案例及深度訪談的系統調研，揭示出主播這一新興職業群體面臨的嚴峻勞動者權益困境。大量主播（尤以素人、大學生、未成年人為主）在與MCN機構簽訂“經紀合同”後，陷入“高違約金—低收入—強控制”的結構性陷阱：99.5%的糾紛中主播為違約被告，90.2%被判賠違約金，部分索賠額高達數百萬。而超半數主播月收入低於當地平均工資，勞動關系認定率卻不足三成，致使其難以適用《勞動合同法》獲得基本保障。平台與MCN以“合作關系”掩蓋實質勞動從屬，規避社保、工時、解雇保護等責任，使主播淪為算法驅動下的“數字佃農”，在流量高壓、心理耗竭與法律真空三重夾擊中喪失職業尊嚴與生存保障。


“社保新規”引發養老金公平爭議

8月1日，中國最高法院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再次明確企業必須為所有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包括超齡返聘人員。如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勞動者可依法請求解除勞動合同、申請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這意味著任何“自願放棄社保”的協議在法律上均無效。

該司法解釋同時引發支持和質疑。支持者如胡錫進認為，該舉措有利於勞動者的長遠福利。質疑聲則認為，該舉不僅將減少勞動者的到手收入，還會進一步加重企業的生存負擔，導致企業縮減招聘人數和待遇，加劇就業困難。

公眾號博主“BJ大土豆”撰寫文章，稱其家門口的包子鋪因強制參保政策帶來的經濟負擔太大，選擇關門。該文在社交平台被廣泛傳播（原文已不可見），引發了公眾對於社保政策影響小微企業生存的討論。晚點LatePost引述專家分析稱，社保繳費負擔重會擠壓企業利潤，最終減少勞動者的就業機會。據極晝工作室報道，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強制參保”政策加劇了小工廠的經營困境，導致部分企業以關廠、裁員或降薪作為應對。青年志Youthology發布的文章中也指出，社保新規顯著沖擊了“三小”（小企業、小城市、年輕人）群體，並且會進一步促使企業更廣泛地采用勞務派遣等靈活用工與人工智能。一家不到百人規模的制造工廠負責人也對《南方周末》表示，同區域的許多工廠為了規避社保成本，已開始把一部分員工辭退再讓Ta們找勞務公司重新進廠。也有聲音質疑，高齡從業者如開始強制參保，但無法繳滿法定領取年限，是否等同於白繳費？

隨著“強制參保”的爭議發酵，輿論熱度也延燒到了養老金公平性的討論上。自媒體博主Fenng在微博對比了山東某地機關單位退休者、企業單位退休者和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人員的養老金待遇差距，稱“交了幾輩子公糧，養老金領一兩百塊，怎麼說都說不過去”，該帖獲得了上萬點讚。





大多數農民老齡人口收入微薄，退休後只能依賴全國基礎養老金，因此基礎養老金對農民養老的兜底作用尤為重要。今年全國兩會時期，政府將全國基礎養老金的最低標準從去年的每月122元漲到了143元，但許多聲音認為該養老金金額仍不足以保障農村老人的基本生活。

為破除養老金“雙軌制”，2014年的改革方案明確通過十年過渡期，逐步將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體系並入全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框架。2024年10月養老金並軌改革過渡期結束，名義上體制內外已經實現了制度的統一。但由於體制內職工在退休後還有職業年金作為補充，且繳費基數比大多數企業職工繳費基數要高，體制內外的退休金差異仍然明顯。以2024年數據測算，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人均養老金幾乎是企業退休人員的2倍。

2024年體制內外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差異對比


對比組

2024年領取養老金的

離退休人數

（單位：萬人）

2024年平均每人養老金收入

（單位：元）

2024年基本養老金

支出（單位：億元）


分項對比

企業職工

12435.6

38336.3

47673.4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

2303.5

75462.6

17382.8

總計

城鎮職工

14739.1

44138.6

65056.3



財新周刊在8月發布的封面報道中也點出了養老金雙軌制、繳費基數漲幅普遍高於社平工資甚至繳費與低收入人群工資倒掛的不合理現象。體制單位的待遇優勢、城鄉地區的養老金差異，再次引發公眾的不滿情緒。

近兩年，政府通過重申社保法定強制性、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推進養老金全國統籌、全面推廣個人養老金等多種改革舉措，旨在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壓力，以及養老金制度公平性與可持續性問題。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制度的抗風險能力。

然而，許多人認為養老金改革並未解決舊問題：養老金公平性問題仍未解決，農民群體每月約200元的養老金水平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高出其約30倍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養老保險繳費比例（企業和個人共承擔工資的24%）仍處於較高水平；由於繳費基數設定了上下限，繳費結構呈現的累退性（隨著收入增加，實際繳費比例反而降低）導致了“逆向調節”效應，加劇了養老金分配結果的不公。改革舉措同時還衍生出新的現實矛盾：延遲退休對體力勞動者、就業困難的年輕人以及需幫助子女照顧孫輩的老年人不夠友好；強制參保加重了部分中小微企業的經營成本，一些企業為規避壓力轉向非規範用工，反而可能削弱勞動關系的穩定性。此外，作為補充支柱的個人養老金制度更側重個人儲蓄與投資，缺乏保險共濟功能。智利等國的實踐表明，若過度依賴個人賬戶制，可能加劇老年貧困風險，甚至引發激烈的社會矛盾。

面對農民養老金遠低於基本生活需求的現狀，養老金改革討論中的一個關鍵倡議，是亟需將農民月收入提升至合理水平（例如800–1000元）。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自媒體提出了不同的建議適度下調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待遇中偏高的養老金；探索更多國有資產劃轉至社保基金（但需注意如何避免國有資產流失）；打破社保等級壁壘，真正落實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適當降低企業和個人的養老保險繳存比例。也需要指出，這些建議仍然存在可商榷之處。例如，僅僅在社保體系內進行削高補低，並不能實現廣大農民群體的養老金水平大幅提升，因為養老金資金池本身並不夠用。更有效的舉措可能是征收富人稅（例如財產稅），通過在整個社會財富的範圍內削高補低，充實社保基金。而提及降低社保的繳存比，需要警惕那種主張減少企業繳費同時降低普通人養老金發放標準的聲音。這些聲音顯然是站在企業主的立場上發出的。


三明醫改困局

在現有社保基金中面臨虧空風險的不只有養老金。2012年，在本土醫保基金面臨“穿底”風險的情況下，三明醫改正式啟動，核心是集采制度和DRG/DIP支付方式改革。2013年至2015年，三明模式在短期內取得顯著成效（如醫保基金扭虧為盈），開始引起國家層面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研究。







“三明醫改”在全國全面實施後，對於集采藥物質量的擔憂和醫生薪酬下降成為了輿論熱點。

藥品集中招標采購是指國家及省級醫療保障部門通過招投標形式與藥品生產企業直接談判價格，集中采購所需藥品的制度，其主要目標在於降低藥品價格、減輕醫保基金支出壓力、破除“以藥養醫”機制。集采成功的中選藥品都納入了國家醫保藥品目錄，享受國家醫保報銷政策。自國家醫保局2019年4月啟動國家組織藥品集采試點以來，截至2025年12月已開展十二批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以2025年10月開標的第十一批集采為例，全國共有約‌4.6萬家‌醫藥機構參與報量。

2025年1月，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瑞金醫院普外科主任鄭民華等20位政協委員在上海兩會期間提交提案，反映臨床中部分集采藥品（如降壓藥、麻醉藥、瀉藥等）存在藥效不穩定、質量參差不齊的問題。醫生反饋部分仿制藥雖通過一致性評價，但在臨床實際使用中效果不及原研藥（如“血壓不降、麻藥不醒”）。國家醫保局隨後發函上海醫保局進行核實調查，並在2月回應稱上海瑞金醫院開展的研究顯示中選仿制藥與原研藥療效相當

據財新報道，隨著集采進入常態化，“帶量采購”對各地醫療機構有著明確的用量要求，加之一些跨國藥企的市場策略考量，常規醫保用藥中，仿制藥對原研藥的替代漸成趨勢。不少患者和醫生在社交媒體上抱怨，部分集采的仿制藥質量遠不如原研藥，但醫院無法開到原研藥。由於DRG/DIP控費制度，患者住院時間也受到限制。

DRG和DIP是基於病例分類的醫療管理工具。DGR/DIP改革，就是醫保局把每種疾病的治療費定一個標準價格，以此價格作為醫院結算費用。超出標準的部分由醫院自行承擔，結余則歸醫院所有，以此方式倒逼醫院減少醫療費用。但此方案相當於迫使醫生放棄昂貴（往往也更先進）的治療手段。







一項面向15000多位社區居民的問卷調查顯示，只有25%的受調查居民認同“仿制藥可以替代原研藥”。根據《中國醫院藥學雜志》2022年的一項調查，在1208位同時使用過兩者的患者中，僅4%表示仿制藥效果明顯。2022年12月發表於國際期刊《Health Policy Open》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醫生對仿制藥認可度有限：僅59.2%認同其生物等效性結果可靠，不到一半願意向患者推薦，僅20.5%願意自己患病時選用。但醫院沒有選擇權：一方面，國家集采中選藥品完成比例連續多年被列入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優先使用集采中選產品成為不少醫院的一道“緊箍咒”；另一方面，在DRG（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和DIP（按病種分值）支付方式改革下，部分醫院擔心費用超出醫保額度進而影響績效，主動減少價格高昂的原研藥的使用。雖多地強調“切忌只采購和使用中選品種”“針對特殊疾病保留中選品種對應的原研藥品”，但實際執行中卻難以滿足“1:1”的整體要求。

隨醫保支出縮水的還有醫生薪資。根據南風窗及經濟觀察報今年11月的報道，多位一線醫護人員均證實醫生降薪是普遍現象。根據今年6月華醫網公布的《醫療人才2024年薪資及就業調研報告》，參與調研的近3萬名醫療專業人員中，有57.9%表示薪資降低，較2023年的37%增加了20個百分點，降薪趨勢明顯擴大。除經濟大環境因素外，三明醫改使得醫院無法再靠藥品、檢查等項目創造營收，加之持續的強監管態勢，導致醫院收入明顯下降。





當前的醫改政策被部分從業者形容為醫藥產業鏈的“拼多多化”。三明醫改的確極大地緩解了醫保基金壓力。截止2024年，國采藥品價格平均降價達到50%以上，已累計降低藥耗費用超7000億元。2024年居民醫保當期結存519.42億元，比前一年增加了400多億元。但這一變化在實現醫療普惠、防止低收入群體因病返貧的同時，也引發了公眾對服務質量可能隨價格下降的擔憂。患者和醫務人員、醫院均出現對醫改不滿的聲音：

一方面，患者選擇權受限與藥品療效問題逐漸顯現，加強了部分患者對公立醫院的信任危機。正如上文所說，臨床中高效進口原研藥難以獲取，而某些仿制藥存在療效不足的問題，反而可能延長療程、增加總費用，但這一矛盾對重癥患者尤為突出。即使轉至私立醫院，原研藥的可及性依然有限，多年繳納的醫保在關鍵治療階段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同時，重癥患者面臨長期住院難、手術排隊時間長，甚至被變相推諉的現象。另一方面，醫保報銷門檻提高，使得部分低收入群體不得不拖延就醫，直至病情加重才尋求治療，陷入“小病拖大、大病拖重”的惡性循環 。

另一方面，醫保局與醫院、醫務人員形成博弈關系。醫保控費使得治療費用超標部分會轉嫁到醫務人員身上，嚴格控費又造成對患者的診療不足，醫務人員陷入兩難境地。醫生需要精確計算病種成本，進行分解住院（本該一次的長住院分解為多次住院以多次結算）、低碼高編（如普通肺炎癥狀往重癥肺炎里套）等規避控費的操作，非醫療事務性負擔顯著加重。同時，集采和DRG控費機制限制了年輕醫生臨床用藥與手術器材的接觸範圍，壓縮了年輕醫生接觸覆雜、多樣病例的機會，影響其臨床經驗積累與醫術提升。醫院認為醫保控費過度擠壓了醫院生存空間，導致醫院不得不想辦法通過多收病人、降薪裁員、出台門診日支付限額規定等方式應對；醫改降薪顯著影響了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導致人才流失嚴重、人手不足，長遠來看也減少了未來醫務人員的數量，可能會影響醫療服務的穩定性，最後成本仍可能由患者買單。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教授李玲曾在2024年接受鳳凰網專訪時表示，三明模式為老百姓期待的“免費醫療”提供了一條可行路徑。但從實施結果看，三明醫改在推進過程中也顯現出諸多覆雜問題。遠不能講三明醫改等同於“全民免費醫療”實現路徑。針對這些挑戰，專家和公眾提出了多方面的改進建議：政協委員鄭軍華呼籲政策應放寬對患者使用原研藥的限制；醫衛界人士則建議，醫院應著力發展護理、手術等勞務價值已獲提升的服務項目，並通過更精細化的運營管理實現降本增效。與此同時，存在主張市場化改革的觀點，認為醫療服務應更多引入市場機制，以增強消費者選擇權；但另有聲音強調，根本出路在於回歸公益性導向，推進去商品化改革並加強群眾賦權，從而系統性地破解醫改難題。


工作傷害保障動向


在最受關注的養老和醫療保險以外，我們也應繼續看到工傷保險和平台零工新職傷險的進展與問題。

4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擴大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決定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參與試點的平台企業應當以實名制形式為新就業形態人員在接單地參加所在統籌地區的職業傷害保障。平台企業應當按照規定如實申報、及時足額繳納職業傷害保障費。《通知》明確，自2025年7月1日起，試點新增10個省份和滴滴出行、順豐同城、滴滴貨運、滿幫省省等平台企業。2026年，計劃將試點擴大到全國所有省份，並將出行、即時配送、同城貨運三個行業的平台企業總體納入；2027年，探索將其他行業的平台企業納入試點範圍。

有批評認為，該職業傷害保障體系在計發標準上不同於工傷保險，且未設置如一次性醫療就業補助金等項目，致使其保障水平實質低於工傷保險。這種差異可能導致不同就業形態的勞動者在遭遇類似職業傷害時獲得的保障存在差距，也加劇了平台企業的經濟利益與用工成本的不匹配性，有損制度公平。

11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印發《關於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幹問題的意見（三）》（以下簡稱“《意見（三）》”）。相比舊條例，《意見（三）》進一步細化了工傷認定的“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和職工“上下班途中”的具體情形。第一次明確“居家辦公期間有充分證據證明因工作原因受傷可認定工傷”，但同時補充道“但利用微信、電話、郵件等現代通訊方式進行簡單工作溝通，具有臨時性和偶發性的，不應視為工作原因”。

有律師認為，新規針對上下班途中、居家工作等以往工傷認定爭議高發的情形，提供了明確的解決依據。但快遞員、家政服務者等靈活就業人員，常因與平台或雇主間缺乏正式勞動合同、勞動關系難以舉證，導致工傷認定受阻；而超齡勞動者也常因“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在工傷認定中引發適用爭議。且該條例未解決部分企業繳費基數不實、工傷認定程序覆雜且耗時的問題，部分勞動者可能因耗不起而被迫放棄應有權益，或接受對自己不利的“私了”方案。


五、AI與自動化中的勞動圖景：分配悖論、權力失衡與技術爭霸

2025年，從 DeepSeek 的爆發到智能體 Manus 的演進，AI正繼續以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方式釋放生產力。然而，技術從來不是在真空中運行的，當提升的算法效率遭遇深層的不平衡社會結構，原本預期的“普惠紅利”卻在不同階層間演變為覆雜的生存博弈。技術從設計初始階段就不是中立的，而它的應用後果也取決於我們如何設計制度。下文將涵蓋2025年間有關以下三方面的報道和研究——AI對各行業勞動者的影響，AI產業內部勞動者境況，以及自動化制造業內勞動者的境遇，旨在揭示那些亟待修覆的結構性盲點。呼籲關注並非為了制造焦慮，而是為了在“機器迷思”之外，探索一種更加公正、公平且具備人文溫度的技術範式。




2025年開年最引人注目的AI大事件便是中國公司DeepSeek的崛起，這引發了一輪互聯網民族主義狂歡。官方和公眾更認可其對標國外AI大模型技術水準的競賽屬性，卻忽略了它的開源氣質實際上源於早期互聯網黑客強調免費、共創、共享和跨越國界的自由軟件社會運動。在多重異化下，AI大模型具有了國際地緣政治競爭工具的性質，成為中美爭霸敘事中的一環。很快，有媒體透露，隨著DeepSeek成為“國寶級”工具，公司高管已禁止部分參與AI模型研發的員工自由出國，並要求這些員工上交護照。公司稱這些員工接觸的信息可能構成商業秘密甚至國家機密。

3月6日，中國初創團隊發布通用AI智能體Manus。與傳統的對話框不同，Manus不僅僅回答問題，而且試圖作為代理工具自主規劃並執行任務。Manus這類AI代理工具的出現被宣傳為AI真正開始具備“數字員工”屬性的標志性事件。不過，也有諸多報道認為人工智能體的炒作有些太過了。紐約客在年末的一篇文章指出，AI智能體到目前為止是一個啞炮。它既學不會點擊鼠標，也暫時無法直接訪問網站。更關鍵的是，大模型的幻覺錯誤會導致智能體在執行多步驟任務時越來越錯。


AI給誰帶來了紅利？

在這波浪潮飛速發展之下，關於AI具體如何影響勞動者，在今年持續引發熱議。

關於大語言模型對勞動者收入和工作時長的影響，2025年一項基於丹麥大規模實證數據的研究呈現了一個現實：在ChatGPT發布後的近一年半時間里，即便在軟件工程師、記者等受AI沖擊最大的職業中，使用AI帶來的收入變動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即便存在增長，幅度也極少超過1%。AI帶來的效率紅利也極其有限且分配不均。大多數員工節省的工作時間平均僅為2.8%，遠低於受控實驗預期的15%。更殘酷的現實在於，AI節省的時間並未走向“躺平”，約80%的受訪者將省下的時間投入到其他的或更精細的工作中，而能夠縮短工時休息的人數不足10%。另一項基於美國勞工統計局美國時間使用調查（ATUS）數據的研究指出，生成式AI的普及並未減輕勞動負擔，反而導致高接觸度員工每周平均增加約3.5小時工時並相應犧牲休閒時間。還有一些研究認為，AI取代應屆生通常進入的基層執行崗位的數量比取代的管理崗位多得多。也就是說，AI讓應屆生們更難找到工作了。

這些研究揭示了一個嚴峻的分配悖論：盡管AI提升了生產力，但由於員工議價能力不足，技術紅利被企業和消費者瓜分。議價能力越低，越容易成為被犧牲者。

一篇關於AI時代中國青年就業的分析則指出，AI產業的高度集聚恐加劇區域間的就業鴻溝。天眼查專業版工商信息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2月，中國現存在業、存續狀態的人工智能相關企業超491.6萬家。其中，2025年新增注冊相關企業約113.4萬余家。從區域分布來看，廣東省、北京市、江蘇省人工智能相關企業數量位居前列，分別為超76.1萬余家、39.4萬余家和38萬余家，排在其後的是山東省和浙江省，幾乎都集中於東部核心城市。

這一格局可能進一步強化東部核心城市在AI人才、資本與創新資源上的“虹吸效應”，導致中西部和欠發達地區面臨技術人才流失與產業升級滯後。區域間就業機會與薪酬水平的差距或將擴大，加深青年群體在地域選擇上的“馬太效應”，影響人才資源的均衡配置。若缺乏有效政策幹預，AI產業的地理集中可能加劇國內區域發展不平衡，甚至對社會保障體系與勞動力市場結構帶來長期挑戰。




中國勞動者受到AI影響的情況也有相似之處。個別公司傳出因AI裁員的消息。2月，網絡上流傳出上美股份CEO呂義雄的一則聊天截圖，圖中呂義雄表示要用AI替代人工，並下達了各部門裁員比例，其中個別部門如客服淘汰率高達95%，新品創新中心淘汰率70%。這則消息引發大量輿論，呂義雄在個人微信朋友圈回應稱，“我們公司不是要裁員，只是有些地方加人，有些地方減人，讓運營更科學化，更有效率”。

11月，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全球電商與科技巨頭亞馬遜正式宣布在全球範圍內實施新一輪組織優化，凈裁減約1.4萬個企業白領崗位，是2022年底以來該公司規模最大的人員結構優化行動。中國區裁員比例更高，有部門直接減員一半且管理權限上移美國。據了解，自2022年以來，亞馬遜已累計裁員超過2.7萬人。一方面跟亞馬遜在全球落地AI轉型與組織扁平化的策略有關，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亞馬遜中國區的業績增速放緩。外界也關注亞馬遜後續中國區運營與政策執行的穩定性。

12月，北京人社局發布新一批勞動仲裁典型案例。其中一起AI替代崗位的案例明確“AI替代崗位≠合法解雇”，但將機器換人的企業行為放到勞動法框架內加以規制，在起到兜底性保障作用的同時，並不能真正解決勞動者被替代的失業問題。

不過，對於目前階段的AI技術是否真的能替代人工勞動，不同領域從業者也還有持續爭議。醫療領域，全國知名三甲醫院（如華山醫院、北京兒童醫院等）正積極部署本地化AI大模型。其動因包括：解決醫療資源緊缺問題（如“造出100萬個兒科醫生”）、降低運營成本（DeepSeek的性價比優勢），提升科研與臨床效率（如病歷自動整理、臨床數據庫快速建立）。據分析，影像科醫生等涉及重覆性診斷工作的崗位被替代風險較高，但兒科等緊缺科室的醫生現階段更多將AI視為輔助工具。受限於“幻覺”與決策局限性，AI角色仍將長期被錨定為醫生的“專家助手”角色而非決策者。

在公共服務方面，2025年國產開源大模型加速接入政務領域，整體落地步伐加快，大模型已應用於內部辦公、政務服務、輔助決策及城市治理等場景。10月10日，中央網信辦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出台了《政務領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應用指引》，是中國首個公開面向政務領域大模型應用的專項政策文件。有數據顯示，政務大模型通過“文本+機器人”分流了近 1/3 的人工服務，智能派單與智能預審替代了近 1/2 的人工量。實際應用涵蓋了輔助起草、材料審核、政策解讀及辦件流轉等環節。

在此背景下，AI替代公務員的討論也在持續。2月，江蘇鎮江召開發布會，宣布本地部署國產大模型 DeepSeek，並聲稱其“單日數據處理量等於全市公務員10年工作量”，引發公眾爭議。質疑集中在這種表述可能弱化公務員勞動價值、AI本身缺乏深度落地以及數據庫和本地訓練仍顯不足等方面。

深圳在 DeepSeek 爆火後也迅速完成政務雲全市級部署。依托此前“城市＋AI”超前布局，深圳在政務、醫療、教育、交通、水務等系統全面落地應用，成為全國最快、最大規模將 DeepSeek 融入城市治理的地區。在對外宣傳中，深圳政府稱，通過統一算力底座、行業中台和操作培訓， AI 直接嵌入公文處理、民生訴求、環衛、司法審判、醫院診療、校園教學等場景，實現“整座城市的 AI 化”。

然而，目前各地一窩蜂上馬的各類政務大模型項目，除去容易出現重覆建設、形式主義等問題外，也給普通公民帶來了深層風險隱患。首先，政務系統收集的海量公眾數據在雲端化、模型化過程中，面臨著數據泄露與隱私被過度挖掘的高風險。其次，利用 AI 進行全天候智能監測與行為分析，可能在無形中形成數字監控網，引發算法對公民合法權益的隱蔽侵犯。此外，AI 算法的黑箱化可能導致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度與申訴渠道，使公民面臨因數據偏見或算法錯誤而被誤判、誤傷的制度性風險。

另一個真正受到AI沖擊的職業是質檢工人。在中國新聞周刊對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南開大學原校長龔克的專訪中，他提到，目前大語言模型在制造業中的應用其實非常有限。而AI在工業領域最成熟的應用之一，是將計算機視覺技術應用於產品生產線上的瑕疵檢測環節。這一技術目前已經在不少汽車生產線上應用，不僅大幅降低了漏檢率，也大幅縮短了檢驗時間。而這也意味著，中國至少500萬質檢工人面臨著失業危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AI技術也正被廣泛應用於工作場所的員工管理和監控。3月，瑞幸咖啡推行AI自動排班系統，引發了門店員工的強烈不滿。員工發帖控訴該系統通過預估出杯量來壓縮人力成本，導致許多門店出現單人值守的極端情況。由於AI算法僅參考商品銷量，忽視了清潔、備料等大量“隱形工作”以及設備突發故障等意外狀況，員工工作遠超負荷，甚至被迫無償加班。打工人普遍反映自己被異化為吧台內的“永動機”和“機器人”，在高強度的規則壓迫下連基本的吃飯喝水時間都難以保障。12月，瑞幸咖啡全面上線AI監控系統，旨在通過高清攝像頭實時監控員工操作並自動標記異常行為。然而，這一措施給員工帶來了巨大的身心壓力，全天候的監控導致員工產生嚴重不適感。此外，AI監控結合近期上線的烤箱任務及工時調整，使基層員工的勞動強度大幅增加，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時，也引發了員工對管理透明度的不滿。今年字節跳動公司也推出了一款開源AI監控。它能夠實時記錄電子屏幕上所有內容，並幫助用戶對內容進行總結。網上傳出一張用AI監控員工群聊內容並總結的圖片，得出某某員工最愛閒聊、做與工作無關內容的結論。




文化行業工作者的挑戰

在文化行業，AI在勞動市場引發了以下幾個覆合問題：從業者收入驟減，“創作者”降級為“AI修理工”，“經驗貶值”引發人才流失與審美降級，平台資本主義的數據剝削。

據界面文化報道，在翻譯市場，AI的介入大幅壓低了單價，譯者的勞動價值被嚴重低估。網文翻譯的行業單價從一年半前的50元/千字持續下探，目前30元/千字的單價已難尋覓。短劇翻譯的薪酬縮水更為極端，以西班牙語短劇為例，單價從去年11月的15元/分鐘，在一年內跌至5元/分鐘，降幅達66%。閱文集團數據顯示，AI翻譯使效率提升近9倍，成本平均降低90%以上。同時，譯者也在面臨工作異化的問題，正從“創造者”淪為“AI校對員”。雖然打字時間減少，但由於需要查證AI犯下的低級錯誤，實際工作量並未降低。整個行業甚至因“經驗無用化”導致資深譯者大量流失。此外，盡管AI在2024年支撐了網文出海平台超40%的熱銷作品，但在處理深層文化意涵時，AI仍需人工“填坑”。然而，市場卻形成了一種“機器能搞定，翻譯不值錢”的認知偏見，導致有經驗的譯者陷入“性價比極低”的生存困境。

小紅書上有從業者表示，北京出版行業也面臨“AI強介入”與“降本增效”的雙重擠壓：DeepSeek成為選題審核“裁判”，編輯背負百萬字月度KPI，薪資普降且技能要求通貨膨脹。同時，部分公司將文字編輯的月加工指標提升至驚人的100萬字，工作壓力驟增。招聘端呈現“加量減價”趨勢。編輯被要求掌握排版、修圖甚至攝影技能，但薪資不升反降。行業普遍起薪下調約1000-2000元。內部管理苛刻，甚至出現“打印必須用廢紙背面，否則通報批評”、停止供應辦公易耗品等現象。

在網文領域，叁零柒計劃的一篇文章指出，字節跳動旗下的番茄小說因其“三零模式”（零成本獲取內容、零代價占有數據、零補償技術反哺）的過度壓榨，正面臨生成式AI爆發帶來的嚴重反噬。由於平台過度依賴“算法自動化”而非人工審核，導致大量AI生成的套路文精準觸發推薦機制，嚴重擠壓了真人創作空間並造成審美降級。這種“平台資本主義”將作者與讀者異化為AI的“人肉訓練集”，不僅引發了激烈的創作者抗爭，也暴露了舊有分利機制與新生產力之間的深層矛盾。文章作者呼籲通過“數據確權”與“算法透明化”，重建一個尊重人類勞動、保護原創溫度的公平創作生態。

配音界也面臨AI克隆的侵權問題。據《21世紀經濟報道》，11月初，配音演員穆雪婷質疑亞馬遜廣告系列片《水手星計劃》未經授權使用AI克隆其聲音，導致該項目全線緊急下架。這一爭議暴露出大公司在外包鏈條監督上的缺位，以及AI語音合成技術普及背景下，從業者面臨的版權保護困境與行業信任危機。事件凸顯了在“AI聲音權”法律保護日益明確的當下，市場仍普遍缺乏技術倫理意識與合規審查機制。

同樣受到極大影響的還有美術行業。一位前畫師“小葉”，用親身經歷講述了AI如何讓美術崗從業者失業的進程。自2022年AI繪畫崛起以來，美術行業從最初的版權抗議迅速轉向全面潰敗，中層以下畫師遭遇毀滅性打擊。某知名遊戲外包公司人數從上百人銳減至不足30人，大量小體量工作室直接倒閉。AI僅用三年便優化了手部等技術缺陷，使作畫成本從原先的五位數起步降至約2000元精修費，驅動甲方將人工徹底逐出生產環節。在這種環境下，原畫師被迫異化為“AI修圖師”，不僅面臨技能貶值和崗位收縮，還常陷入作品被質疑為AI生成的“自證困境”。作者指出，這並非傳統的“技術革命”，而是一場勞動力無法向高階產業轉進的“技術大逃殺”，導致美術這一職業的市場需求、技術門檻和職業尊嚴均降至冰點，正面臨退出歷史舞台的危機。


AI產業內部的勞動者困境

而在AI產業內部，不同崗位的勞動者境遇呈現出巨大的兩極分化，但也都面臨各自的困境。

首先是產業鏈中最弱勢的基層數據采集員。2025年，中國引進並出版了《投喂AI：人工智能產業的全球底層工人紀實》一書（英文原版出版於2024年8月），通過對全球200多名從業者的深度訪談，揭示了人工智能繁榮背後的不平等權力結構與全球勞動力分工。該書指出，AI並非完全自動化的智慧結晶，而是依托於“全球南方”國家數以百萬計的數據標注員和內容審核員的低薪、高強度勞動維持運轉。作者認為這台“剝削機器”延續了殖民擴張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邏輯，通過數字監控和任務拆解榨取廉價勞動力價值，使權力與財富進一步向少數科技精英集中。通過記錄不同崗位勞動者的真實生存現狀，該書審視了技術進步對勞動尊嚴的侵蝕，並呼籲公眾反思現有的數字經濟模式，倡導構建更公正、人性的生產網絡。

在中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地區發展起數據標注產業。比如2025年，貴州出台鼓勵政策對數據標注企業給予獎勵：企業當年數據標注從業人員首次達300人或營收達到3000萬元，即可獲得100萬元獎勵。根據企業規模，獎勵分為多檔，最高獎勵達1000萬元。






AI故事計劃的一篇文章從陜西宜君縣女性AI數據訓練師的視角展現了技術下沈如何重塑鄉村女性的生命底色：她們白天在縣城甲級寫字樓里框選圖像、喂養算法，晚上回到村莊跨上電摩、下田掰玉米並承擔繁重的家務與母職，在“寫字樓白領”與“農村婦女”的雙重身份間往返。她們面臨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首先是多重勞動的疊加，工作帶來的經濟獨立雖提升了家庭地位，但並未豁免傳統的性別分工，女性仍需在職場高強度產出的同時兼顧母職與家務；其次是技術紅利的不確定性，隨著學歷門檻提高和算法自動化，這些處於產業鏈最低端、靠計件維生的女工正面臨被高學歷返鄉青年或AI自身替代的危機；最後是精神覺醒與現實環境的撕裂，她們通過工作窺見了廣闊的世界與自我價值，卻依然受困於鄉村傳統觀念的束縛與退路匱乏的現實。

在上述鄉村女性標注員的個體生命敘事背後，隱藏著更為深層的政商邏輯演變。吳桐雨、夏冰青的研究指出，中國數據標注產業正經歷從“溫和扶貧”向“逐底競爭”的結構性轉型。2020年之前，科技資本的積累邏輯與國家“脫貧攻堅”目標高度契合，地方政府通過各類補貼打造出“家庭友好型”基地，吸納了大量“媽媽工”實現社區穩定。然而，隨著AI技術競爭加劇，資本積累邏輯轉向極致的規模與效率，地方政府也因財政壓力和政策重心轉移，開始放任標注基地的商業化改革。這種轉型導致外部管理團隊取代了原有的溫和模式，通過強化考勤、延長工時及壓低單價，將基地塑造成與社區脫嵌的高壓“計算工廠”。與發達國家依賴“算法冷酷”規制網絡零工不同，中國模式呈現出鮮明的“資本與政府聯盟”特征——借助平台技術超越時空限制，將傳統的世界工廠壓抑勞工模式成功延展至前沿科技領域。

AI產業勞動者的另一端，是火熱光鮮的AI技術人員。據《時代周報》報道，2025年9月的數據顯示，有上千家企業在招聘AI人才。僅10家企業就釋放了1.1萬個崗位，平均最低薪資超4.7萬元/月，實習生也能日薪4000元。在2025年春招首周，AI工程師以21319元的平均招聘月薪領跑職業第一。

不過，即便是高端技術領域的勞動者，也有自己的困境。真實故事計劃的一篇文章，揭示了AI行業的極速疊代與博士培養的長期性、單一性之間存在的天然矛盾。這一高學歷群體在失去“風口紅利”後，面臨著比以往更嚴苛的生存挑戰。由於行業需求高度商業化，就業市場呈現出嚴重的兩極分化，非頂尖背景的“平庸博士”在大廠與中廠之間陷入“夠不上、養不起”的尷尬魚池；同時，學術界由於論文激增導致評審系統混亂，博士生被迫陷入“為發而發”的低質量創新與“湊論文”的無效內耗；而長期深耕單一細分領域的科研路徑與企業通用化、變現優先的崗位需求存在嚴重脫節，導致高學歷人才在多變的技術風口面前不僅缺乏議價權，甚至面臨“畢業即過時”的生存焦慮。

除了普通AI博士，最頂尖的AI科技人才也面臨異化困境。2024年末，在Google DeepMind 工作了9年的天才科學家Felix Hill自殺離開。Felix 的生前自述，也揭示了現代 AI 研究者正深陷一種“戰場化”的職業困境：由於大模型商業價值巨大，科研已從純粹的智力探索異化為股價敏感、競爭殘酷的存量戰爭，導致從業者即便在私人生活里也“無處可逃”；同時，技術路徑的單一——科技寡頭所推崇的大語言模型（LLM）崇尚算力規模而非算法創新——讓科學家感到個體的平庸與無力，而行業的高流動性又摧毀了團隊間的信任與社交安全感。在財富暴增的表象下，Felix 揭露了科研人員正承擔著與心理韌性不匹配的極高精神壓力，最終可能導致像他一樣具備高度人文關懷的理想主義者在技術狂熱與個人創傷的雙重擠壓下走向崩潰。




受國家競爭戰略和投資回報預期的影響，AI基建也成為政商機構重倉的領域。2月，阿里巴巴集團宣布，將在未來三年投入超過3800億元人民幣，用於建設雲和AI硬件基礎設施，總額超過去十年總和。國內三大運營商也在2025財年年初表示，將持續提升算力投資規模，算力投資額度不設限，並為人工智能重點基礎設施作特別預算安排。AI基建作為AI時代的“動力車間”，其在征地階段可能產生的土地爭議問題，在建設和運維階段可能產生的勞權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機器換人進程足夠“平滑”嗎？

在AI熱潮中，我們還希望指出，目前在發生的仍然是工業革命以來持續推進的“機器換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從某些方面來看，它並不新。關注大語言模型以外其他行業和職業群體的機器換人狀況，有助於我們看到更全面的技術-社會轉型圖景。自2015年國務院發布《中國制造2025》，明確提出要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機器換人”之後，如今已經十年過去。《世界機器人報告2025》數據顯示，中國市場2024年機器人安裝量達到29.5萬台，占全球總量的54%。

2025年在文化縱橫上發布的最新訪談中，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中偉指出，近年來，在自動化率已達80%至90%的低端重覆性領域，中國勞動力市場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遷徙。從數據上看，制造業從業人數已從2008年前後約2億人的頂峰，縮減至目前的1億至1.2億人左右，這標志著過去十年間有近八千萬勞動力撤離了傳統工廠。然而，這種大規模的人力更疊並未引發嚴重的失業潮，其核心原因在於勞動力在行業、職能及空間三個維度的“平滑轉換”——

首先，服務業成為吸納就業的“蓄水池”，數千萬制造業勞動力跨行流向快遞、外賣及直播電商等新業態（詳見本報告第二章）。其次，企業內部開啟職能重組，通過崗位調優將簡單重覆崗位的員工轉型為高附加值的技術支持角色。此外，地理空間實現再分布，自動化技術的普及讓中西部返鄉的高齡勞動力與留守婦女在鄉鎮工廠重新實現就業匹配（詳見本報告第三章）。最後，無法自動化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小作坊”模式下沈至農村，完成了產業與勞動力在宏觀層面的平滑重組。

這種宏觀層面的勞動力重組，雖然在總量上平抑了部分失業風險，但卻遠沒有政策智庫學者所宣稱的那麼“平滑”。在各類摩擦和沖突被熨平、消聲以後，產業升級和轉型治理的制度性代價仍然要落到不同職業群體身上。具體到工廠內部的微觀生態時，技術溢價的分配也並非人人均等。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教授許怡表示，雖然機器替代重體力勞動在客觀上縮小了男女工人的體力差距，但在實際管理中，性別刻板印象依然主導著資源分配。在自動化工廠內部，男性工人往往能獲得更多關於機器調試、操作及基礎編程的培訓機會。管理層傾向於先入為主地認為男性的動手能力與邏輯思維更強，更適合技術性崗位。這種培訓機會的傾斜導致女性工人在技術轉型中處於劣勢，無法平等地將體力負擔的減輕轉化為職業晉升的籌碼。這種現象表明，技術進步雖能改變生產工具，卻難以自發扭轉深植於管理文化中的性別偏見。

如果說性別維度揭示了自動化進程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那麼另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是，面對自動化帶來的崗位沖擊，中國工人的整體反應似乎比許多國家的同行更為平靜。這種“平靜”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結構性原因與社會意涵？除了前文提到勞動力市場動態消化並未直接導致大規模失業的原因，2025年孫中偉與Nicole Wu發表在《China Quaterly》上的研究報告《無處可退：退出選項與中國制造業工人對自動化的態度》（Little to Lose: Exit O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Automation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指出，戶籍制度在這種“平靜”背後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研究發現，跨區域流動的非戶籍工人群體，其擔心程度低於本地工人。這主要是因為外地工人長期處於高頻率的崗位更替中，社會保障覆蓋相對薄弱，導致其對特定崗位的依賴性較低。對Ta們而言，被機器替代後的“轉換成本”和“損失感”極小，迅速進入下一個崗位已成為一種生存慣性。而企業也更傾向於雇傭能夠吃苦耐勞（接受勞務派遣）且用工成本（沒有社保繳納等）更具彈性的外地工人。很顯然，這種“平靜”是一種“退無可退”的“豁達”，它是建立在缺乏社會契約和底層保障基礎上的。它體現了中國在追趕自動化浪潮時，利用了制度成本的窪地優勢，將技術轉型的代價轉嫁給了最缺乏發聲機會的群體。

而在唐曉琦《他者的歡騰與集體無意識：工人對“機器換人”緣何反應如此冷淡》的論文中也探討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指出，這種反差源於工人主體性的消解，即工人從主人翁轉變為原子化的打工者，對企業缺乏歸屬感；同時，社會通過話語建構將技術進步神聖化，賦予其超越技術本身的社會意涵，從而掩蓋了技術升級背後的勞資矛盾。

那麼，這種技術進步神聖化的話語又是否符合事實？許怡在2025年出版的新書《機器時代》指出，在制造業存在著一種“機器迷思”：機器生產一定比工人生產更快 、更好、更穩定，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工廠車間內部流行的“機器優於人工”的迷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層主觀構建與系統性掩蓋的結果。調研發現，盡管機器在實際運作中故障頻發、效率甚至低於熟練工人且缺乏對不良品的識別能力，但工廠主往往通過放大工人“情緒化”等個別案例，將機器塑造為穩定且科學的替代方案，從而在觀念上確立“機器霸權”。

在管理實踐中，這種迷思被進一步工具化：管理層通過將工人的非正式經驗（所謂“土方法”）轉化為機器算法，剝奪了勞動者的技術自主權；同時，利用“綜合計時計件制”將工人薪酬與機器效能深度捆綁。這迫使工人不得不充當機器故障的“補鍋者”，用高強度的個人勞動去掩蓋技術缺陷，維持生產線的表面順暢。由於缺乏有效的組織基礎與集體代表機制，一線工人不僅失去了對技術改造方向的話語權，更在個體化的壓力下難以形成集體的議價能力，最終只能通過個人離職而非制度性對話來應對技術的異化，使得“機器迷思”在缺乏抗衡聲音的環境下得以持續鞏固。


六、時間貧窮與休假羞恥：一場被壓抑的（不）工作鬥爭

2025年，圍繞工時與休息的爭議屢次成為輿論焦點。


調休疑雲：誰動了我的假期？

1月2日，“上2休1再上2”的元旦放假安排沖上熱搜。和往年不同，安排並沒有為追求元旦三天連假而在當周周末安排補班，而是采取元旦當天（周三）休一天、前後兩天正常上班而周末按慣例休息的放假模式。這並沒有增加新的假日，卻獲得了大多數職工的輿論支持，原因在於人們對以“調休”為名義的“補班”已經深惡痛絕。


這一微小變化所激發的熱烈討論，也暴露出國內節假日制度長期依賴調休、勞動者休息休假權缺乏保障的深層次問題。調休最早可追溯到1999年由國務院修訂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該文件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提出通過調休來形成“黃金周”，達到刺激消費和拉動旅遊及相關產業發展的目的。國務院最近一次修訂《放假辦法》是2024年，將全年法定節假日天數從11天增加到13天，但仍保留春節、勞動節和中秋國慶連假等節假日的調休安排。2025年2月 ，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延長春節假期，其中馮濤提出完全取消春節調休並將假期延長至9天的建議，這意味著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3到5天的法定假期。雖然順應了基礎民意，但得到采納的難度很大。

中國的法定節假日調休制度也與法國、德國、西班牙、巴西等國實施的“橋假”制度形成鮮明對照。“橋假”通過在節假日與鄰近的周末之間增加休息日來形成連假，不要求勞動者額外補班，滿足了更充分的休息需求。這說明中國的休假制度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然而，按照發改委假日辦過往的意見，相比於增加法定休息日，官方更倡導的改進方向是“落實帶薪休假制度”，比如鼓勵企業員工休年假。但在員工絕對弱勢的情形下，獲批和休足年假也是很困難的事。

勞動者對調休制度存在很大不滿的一個原因也正在於，國家政策將調休制度化，引發諸多企業濫用調休來剝奪勞動者休息休假權。而這些企業行為在缺乏勞動監察和員工有效抗議的情況下，時常釀成悲劇。4月23日，27歲的猿輔導數學老師虎子在公司被發現離世。媒體報道稱，該公司員工單日加班時間超過6小時，甚至在如廁和吃飯時也需報備，頻繁倒班和調休影響了休息時間和生活安排。許多員工在節假日仍需完成業績指標。諷刺的是，在發生員工猝死事件後，公司以“網絡故障”為由安排了臨時調休，限制員工進入辦公區，並升級安保，防止事件傳播擴散。

另一起和調休有關的侵權事件發生在9月27日的廣東省深圳市拓疆商貿公司。該公司因此前按市政要求在台風天放假，強制安排員工在27日（周六）補班，結果被員工投訴至勞動部門。隨後，公司發布通知稱將滿足員工要求不再進行補班，但也將嚴格按照國家法律規定調整公司的放假制度，取消員工14天年假福利及所有額外假期。這種舉措無疑帶有明顯的報覆性質。根據廣州工會在9月24日的發文解釋，台風天停工屬政府明確要求，企業安排員工周末補班的做法沒有依據。但該文也提到不同的法律意見，認為法律未作禁止性的規定情形下，調休屬於“用人單位的自主權”。可見在調休導致侵犯員工休息權的問題上，已有勞動法律並沒有能夠做出清晰的權責界定。




在這樣的情形下，員工主動要求更多休息休假自主權確實可能成為“刺頭”。她們不僅容易遭到用人單位的報覆，而且可能在不支持員工維權的輿論環境中被污名化。2025年最冤屈的輿論人物恐怕非“最快女護士”張水華莫屬。張水華原本是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護士，業余愛好跑馬拉松，在賽事中展現出天賦。8月31日，由於在哈爾濱馬拉松賽事結束後激動哭訴醫護工作繁忙、請假不易、調休困難的現狀，並“喊話”領導希望對方支持自己調休，她遭到長達數月的網暴。大量網友批評她要求調休是為一己私利而犧牲同事的周末，並指責她享受了自主調休的特權，卻不對領導懷感恩之心。官媒的下場，也推動更多網友加入到指責張水華的隊伍里去。人民網的一篇評論就認為，“幹好本職工作才是本分”，並宣稱這種觀點代表多數人意見。還有網友湧入張水華簽約讚助品牌361度的直播間，要求企業與其解約。9月3日，361度迫於壓力宣布，與張水華的合作暫告一段落。9月21日淩晨，張水華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文向全網道歉，表示對單位及領導形象造成了困擾和損害，自己對此痛悔不已，今後會將工作與愛好分得更清。然而，整起事件並沒有結束。12月9日，一份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內部通報流出。根據該通報，張水華存在違規兼職取酬和以虛假理由獲取調休的行為，被醫院警告處分6個月，且不能參與2025年評優。幾乎同時，張水華近50天4次參賽獲得獎金近20萬元的報道也引起網友的討論。12月13日，央視主持人白巖松在《新聞周刊》節目中評價“張水華事件”，認為院方原本有比處分更好的處理辦法，例如將張水華調崗到工會，允許她減少護士工作的時間，“讓張水華成立面向公眾的跑團”，帶動全民健身。但隨後亦有官媒發表反對意見，認為就張水華“編造虛假理由獲取調休”這一條來看，她已“稱不上一個好護士”。






在看似有來有回的多方爭論當中，張水華起初為醫護工作者權益發聲的性質被持續遮蔽了。盡管也有報道指出，張水華的調休困境並非她一個人的困境，而是全國範圍內護士這一職業面臨的集體困境，但這樣的聲音被種種將責任歸咎於個體的污名化指控所淹沒。真正敢於在公共場合流露真實想法和情緒的勇士慘遭揪鬥，令人十分痛心。新周刊的一篇報道指出，截至2024年底，我國注冊護士總量達563萬人，與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每千人口5名護士的標準相比，還有超過400萬缺口。整個護理體系超負荷運轉。《中國護士群體發展現狀調查報告》（2019年8月“醫學界”發布）顯示，91% 的護士每天工作時間超過 8 小時，29% 的護士每天工作 10 小時以上，更有 9% 的人每天在崗超過 12 小時。護士不僅面臨典型的過勞境遇，還容易遭到社會主流所塑造的職業倫理綁架，在為自己的權益發聲時，陷入自私指控的風險。因為公眾從教育和宣傳系統中獲得的醫護形象認知，使Ta們認為醫護就是一群沒有怨言、純潔高尚、不知疲倦的照護天使。這一點在新冠疫情等“防疫戰爭”中被屢屢驗證，這里不再贅述。應該指出，如果醫院配備足夠多的護士人手，給予每個護士足夠的休息休假時間，那麼張水華跑馬拉松便不可能變成一起輿論事件。在一個勞動者不恥於表達休假需求的國家，普通人追求職業之外的興趣愛好，也不可能成為被熱議的事件，而只是每個人擁有的正常權利。

事實上直到今年，醫護還常常由於缺乏自主休息權利而進行抗議，張水華並不是個例。10月14日，湖南桃江縣人民醫院的醫護人員拒絕了官方工會要求職工參與脫口秀活動的安排。醫護稱在病房已經忙得不可開交，背稿只會增加工作負擔。院方卻稱，開展活動是為了緩解醫務人員工作壓力。無獨有偶，10月31日，石家莊市西部中心醫院醫護人員在網上爆料稱，她們下班後被要求跑操2公里。院方稱跑操不占用上班時間，鍛煉身體可以更好地服務患者。這兩起事件反映出醫院行政官僚占用醫護休息時間來加強工作控制，可能是一個比想象中更為普遍的權力濫用現象。而其中的畸形權力關系仍在制造新的受害者。8月16日，廣州中山大學腫瘤醫院肖醫生在家中突發心臟病猝死，年僅34歲。家屬稱肖醫生生前長期超負荷工作，事發前連續120小時值班，淩晨4點還在處理病人問題，認為其猝死系“過度勞累所致”。12月7日，江西省豐城市中醫院護士陳某發布視頻，稱自己因肺癌向醫院請假卻遭到拒絕，領導不同意請病假只給開事假條，“從手術到現在都沒有因為生病大哭，卻被單位整到心態崩潰”。

無論對張水華還是其他的醫護來說，問題真正的解決之道在於敦促政府加大對公共醫療包括醫護培養體系的投入，盡快提高醫護與床位比，增加休息休假時間，同時提高醫護待遇。而掌握休假安排的自主權，則意味著必須落實醫院里的醫護職工民主。這些方案在財政包括醫保支出緊縮的醫改大背景之下，是主流媒體有意避而不談的。張水華事件還反映出一個緊要的問題，那就是網絡輿論中廣大工人盡管已經意識到休息權利的缺失，但仍然不敢公開表達對休息的旺盛需求，甚至因此不經意間就充當了工作倫理的衛道士，去打壓出頭的抗議者。背後的原因既涉及到勞動至上等生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思想中的主導地位，也包括建制內外針對休息權所設置的維權渠道的缺失。在這種情形下，挑戰本職工作的中心地位儼然成為一種輿論禁忌。在這里，官方也劃出了國內打工人輿論維權的一條明確邊界：批判996、反對非法加班是被允許的，甚至是政治正確的，但把興趣愛好淩駕於一份全職且有保障的工作之上，從而消解掉工作本身的神聖性，則是走得太遠了。


“反內卷”行動暫未緩解過勞狀況

因而，當人們看到“反內卷”一詞被頻頻納入國家最高層的政策文件時，可能確實不應該太過驚訝。從推動工人完成自身再生產以及釋放消費需求的層面來看，“反內卷”是政府應對當下經濟危機不得不采取的改良方法。年初開始，國內陸續有多家大廠推行“強制下班”政策。例如，美的1月出台《關於簡化工作方式的要求》，內容包括內部溝通嚴禁使用PPT、嚴禁下班時間開會、嚴禁形式主義加班、減少微信群等。3月，美的又因“強制18：20下班”等話題引發關注。2月27日，大疆宣布開啟“不準加班”運動，強制員工晚上9點必須下班。同月，國內另一制造業巨頭海爾也被曝出要求員工強制雙休，周六不準來公司，工作日加班不得超過每天3小時。





有評論認為，除去響應政府號召，做出調整的企業也有適應歐盟新規的考量。11月19日通過的《歐盟市場禁止強迫勞動產品條例》采取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定義，將“過度加班”包括在“限制人身自由”的範圍內，規定出口歐洲的商品，若在生產環節存在超時工作情況，將被拒收。該條例雖賦予了企業三年調整期，但對在歐洲市場占有重要份額的企業仍然構成巨大合規壓力。當然也需要指出，企業向上合規並不意味著對員工的完全利好。若企業借“禁止加班”之名來減少加班工資支出，但工作量不減，則容易成為另一種“降本增效”，損害到員工的實際利益。所謂合規窗口期還有三年時間，我們需要繼續觀察國內出口企業將會如何應對這種壓力，並對員工造成什麼樣的實質影響。

另外，也需要強調部分大廠的合規調整未必惠及行業上下遊企業的員工。9月12日，一位網友發帖稱其父親所在的美的工廠一天工作14小時，且離職後未收到工資，引網友關注。9月14日，美的回應媒體稱，相關網友發布的內容不實。該回應也顯示，企業借助了警方力量找到發帖者（確為離職員工家屬）：“在屬地派出所······張女士承認‘加班’及‘欠薪’等言論與事實不符。”我們顯然無法在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中獲得公開透明的信息。但這起事件很可能反映了制造業企業在行政管理人員和藍領工人之間的區別對待。




就今年來說，互聯網、教培、短視頻、外賣、保潔等多個行業/職業仍有大量勞動者過勞致殘或致死的公開信息，而這些信息僅僅揭露了國內過勞悲劇的冰山一角。3月11日，身為鄭州知名教培企業高途公司課程顧問的李某，在出租屋內去世。4月23日晚，小紅書等平台有賬戶爆料猿輔導武漢公司一員工猝死。4月24日，一名35歲的前程序員在社交平台詳述其因長期熬夜導致腦幹出血的經歷，其腦出血前在一家杭州初創公司工作，連續一年半每日睡眠不足6小時。為治療和康覆他已支付逾40萬元醫療費並背負債務，且無法認定工傷。同樣是4月底，山東棗莊“餓了麼”兩名連襟關系的騎手先後猝死，死因均為“呼吸心跳驟停”，家屬懷疑兩人的猝死與高強度工作有關。5月21日，一名外賣配送公司文職員工在浙江杭州深夜線上會議時突感身體不適，經搶救無效於次日淩晨死亡。8月8日，外賣員小徐完成訂單後在公共廁所昏迷，送院後確診為腦幹出血，搶救無效去世。9月13日，湖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一名大二學生小翔在某物流企業實習，從事搬運快遞、卸貨等工作過程中猝死。家屬認為，這與小翔連續三周上夜班，再加上高溫天氣有關。10月19日晚，貴州畢節市金沙縣 24 歲的外賣騎手王某在家中猝死。10月中旬，一名44歲的短劇導演高某在結束拍攝工作返家三天後突然離世。當天中午他依然在處理工作事務。醫院診斷為心臟驟停。在為這些具體的受害者哀悼的同時，我們要在這里重申，圍繞著工時和休息的鬥爭，同樣是一場階級對階級的殘酷戰爭。每當我們選錯位置，與壓迫者站在一起，我們就在參與一場持續的迫害和屠殺。


勞動者的輿情維權機制

今年各行各業圍繞休息權的鬥爭還聚集在企業休息制度、休息空間設置、面試招聘和文化塑造等不同方面。2月11日，佛山市順德區三兄弟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稱依據《黃帝內經》規定，員工每日僅可在8:00前、10:30-10:40、12:00-13:30、15:30-15:40、17:30-18:00、21:00後這六個時段如廁，其他上班時間小號上廁所不能超過2分鐘，違規者將被處以100元罰款。被曝光後，該企業撤回了規定。3月起，各平台接連出現了關注“保潔員無正規休息空間”的網帖，多名網友對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廣東等地商場和高校場所保潔員缺乏正式休息空間，被迫在廁所隔間、樓梯拐角、污洗間等“隱秘角落”休憩、飲食甚至睡覺的現象進行了集中曝光，引起很大反響（詳見本報告第九章）。6月，國航空保支隊二大隊實施的“搖號休假”引發員工不滿，“二大隊”一員工在離職前搜集了證據，由其家屬於6月7日向北京勞動部門舉報。該單位隨後進行了整改。7月11日，上海朱女士告訴記者，她在面試環節由於詢問是否雙休而遭到了上海謙派文化傳媒公司人事主管的辱罵。該事件曝光後企業進行了公開道歉。8月6日，有網友在社交平台貼出某電商公司一則《關於加班的通報表揚》，引發輿論嘩然。名單上的員工因“具有高度責任感、默默無私加班奉獻”上榜，其中最高加班時長達到159.96小時，最低也有68.41小時。


在這些侵權事件中，經由員工反擊和網絡發酵後，勞動者的休息訴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輿論和制度回應，反映出爭取法律框架下的合法休息權已經成為大多數勞動者的共識。由此形成的輿情維權機制，在具體糾紛中也具備了推動事態進展的可能性。然而，這樣的維權機制總的來說還是極度脆弱的。11月16日，身在南極“考察”的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向正在加班的員工發布了一封內部信，感慨創業艱辛，感謝員工同舟共濟，卻引發了員工乃至全網的嘲諷。12月4日，一名新東方員工發表全員信吐槽“加班成奴”，稱俞敏洪在南極發信談“教育初心”和“以人為本”，自己卻陷在“每天工作超12小時”的996單休工作模式里。然而，還沒等來回應，該員工的企業內網賬號就被封禁了。盡管對於涉事企業來說，這是一場較為嚴重的輿情危機，但此事中，來自輿論和員工的壓力並沒有推動企業休息制度的改善，發聲者反而遭到了懲戒。目前來看，這在工人與大型企業對峙的諸多鬥爭事件中，是一種常態。





2025年以制造業工人為主角的幾起勞權事件，則似乎反映出輿情維權機制的另一個問題：互聯網的圈層割裂導致主流輿論對當事人聲音的誤讀和騎劫。2月，深圳一名女工在食堂打飯的視頻走紅。視頻中女工黑眼圈明顯，看上去神態疲憊，被網友視為“流水線長期熬夜加班”的證據。隨後更有傳言稱該女工因視頻影響公司形象而被辭退。盡管當事人後續辟謠稱黑眼圈系天生特征，並指責偷拍與造謠行為致其求職受阻，但她的公眾形象已然被停留在由於加班過勞而完全喪失主體性的弱勢工人的預設上。

這樣的輿論扭曲效應在12月初深圳易力聲發生的三千人罷工事件上被繼續放大。易力聲是一家藍牙耳機制造商，原本是港資企業。但該企業在去年經過股份重組和產業轉移後，惡意壓縮工人薪資，以“訂單不足”為由，打著“五天八小時”工作制的名義，取消員工加班，只發放2750元基本薪資，實際目的是變相逼退員工，以規避法定解雇補償——在今年10月安排員工“上四休三”的安世半導體東莞工廠也可以看到類似情況。易力聲工人罷工始於12月3日。罷工現場視頻在網上擴散後，許多網友將工人（大多是女工）訴求認定為“索要加班”。甚至有批評工人“跪久了不知道怎麼站著掙錢”的刻薄聲音。12月6日，一則署名“深圳易力聲維權員工群體”的公開信流傳網絡，澄清了工人的核心訴求是“反對隱性裁員，而非索要加班”。盡管消息封禁對維權工人聲音的傳達造成很大影響，但一般網友的誤讀也確實反映出Ta們——在線下生活中想必也是其他行業的職工——對制造業工人狀況的長期漠視。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制造業工人往往也面臨著更覆雜的鬥爭局面。由於中國藍領工人的工資結構中基本工資占比低，薪資提高多依賴加班，她們的休息休假和工作自主權利是與工資問題緊密綁定在一起的。即便在過往的鬥爭中存在工人主動“要求加班”的情況，這種訴求也完全是資方制定的扭曲工資制度所導致的。在易力聲維權事件中，罷工工人們已經識破了這樣的結構性騙局。而這場罷工能夠在政府和資方的聯合打壓以及輿論封鎖和污名化的情況下堅持10天，展現了工人很強的鬥爭能力。12月9-10日，工人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釋放了全部先前被抓捕的工人。然而，在多重壓力下，這場近年來罕見的大規模罷工事件仍在12月12日以失敗告終。資方與工人未達成任何傾向於工人初始訴求的協議。




回到對休息休假問題的討論上來。我們認為，需要特別強調不同階層和行業在工時問題上的具體差異。當四川省綿陽市商務局在5月發文件要求落實年休假應休盡休和帶薪休假政策，提出“試行4.5天彈性工作制”，11月成都市民向市政留言設立“陽光補償假”，鼓勵員工帶薪曬太陽時，一方面我們要鼓勵這些聲音多多出現，另一方面也要多打一個問號：這些以改良建制（尤其是全職就業體系）為目標的政策行動，對於制造業和服務業工人（尤其是非正規就業的零工）來說是否同樣有效？如果減少工時、增加休假的設計，成為流於形式的口號，甚至成為經濟蕭條環境下裁員降薪的借口，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惠及中國那些工時最長、最勞累的人。


與此同時，也必須重申中國勞動者總體來說共享著類似的“時間貧窮”，卻又有很嚴重的“休假羞恥”。而這不是一種僅僅局限於工作場所的文化現象，而是一個社會結構問題。減少工時和拒絕工作仍然應當是一個普遍訴求。《人物》在今年介紹了英國杜倫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許玲玲的一項研究。她在過去10年追蹤訪談了上百位來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國青年，發現“時間”同樣具有代際傳承的屬性：弱勢背景的學生背負更多經濟、情感和心理“債務”，容易陷入時間貧窮；優勢背景的學生則有更強的時間掌控力。關於“時間貧窮”的研究應該成為一個重要啟示。老一輩人認為人生的主要目標是財富和地位的積累，而這種階級躍升是可以通過時間和精力的投入來換取的。但今天的局面已經告訴我們，社會達爾文式競爭只會加劇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問題有一個被長期忽略掉的維度，那就是時間。同工資和福利鬥爭一樣，時間分配正義是社會正義運動的關鍵構件，與物質分配問題交織，也需要通過持續的政治議程來應對和解決。而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在國內方興未艾。


七、青年困境：不敢垮掉的一代

今年9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失業率數據顯示，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8.9%，高於2024年同期，為2023年12月公布這一數據以來新高；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上行0.3個百分點至7.2%。而2025年應屆高校畢業生達到1222萬人，同比增加43萬人，兩組數據都體現了今年求職難度的再度加大。而處於不同階段、做出不同選擇的青年勞動者，大都面臨著艱難局面。


職校生仍陷實習困境

職校生的實習權益仍然難以得到保障。2025年11月，北京媒體報道雲南商務職業學院等民辦職校強制醫學類學生進電子廠“實習”，並以畢業證、學分為要挾。學生在廈門、南昌等地工廠從事擰螺絲、搬空調等高強度勞動，每日11小時以上，工資被克扣，甚至發生工傷與死亡案例, 並且難以拿到賠付。學院與中介、工廠形成利益鏈簽署“輸送合同”，帶隊教師工資與學生留存率掛鉤。學生既交學費又被迫勞動，實習與專業以及招生宣傳毫無關聯，畢業證含金量低，難以進入正規醫院或對口崗位，最終多數學生付出了多年青春與高昂成本，卻只能繼續在工廠打工，完全無法實現當初入學時的願景。

9月22日，湖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大二學生小翔的家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小翔在學校合作的某物流企業實習時，連續三周上夜班，最終因心臟性猝死搶救無效去世。此前小翔曾向校方反映太累，申請調整上班時間被拒。這兩起事件體現出校方與企業對職校生基本權益的漠視。企業工作與學生專業完全不相符的行為明顯違反職業教育相關管理條例，但是校方依然把一群在校讀醫學專業的學生送至電子廠實習，不禁讓人質疑校方是否在給電子廠輸送廉價勞動力。

職校生還是寒暑假工的主力軍。由於未成年的身份以及寒暑假工的短期性，Ta們嚴重缺乏應有的勞動保障。1月21日，江西九江一名就讀於職高的16歲男孩余俊凱在零食店“好想來”打零工時，被店內通往二樓倉庫的升降機意外夾住，不幸離世。據報道，店內所使用的簡易貨運升降機缺乏圍欄、傳感器等安全防護，且當事人處於特種設備監管盲區。

10月14日某公益機構發布的《星巴克華南門店的勞動與合規風險報告》則顯示：星巴克也高度依賴學生工和兼職工。學生工雖然與正式員工承擔相同的工作職責，但往往領取低於法定最低標準的工資，被排除在社會保險等福利之外，且難以獲得加班費和其他法律規定的權益。此外，不同於普通兼職員工，Ta們的工作安排沒有每周工時上限，從而成為了一支低成本、靈活性高的勞動力隊伍。報告還審視了員工提出的其他工作場所問題，包括無償培訓與加班、職業健康與衛生隱患，以及申訴機制和集體代表的缺失。


大學生的艱難抉擇

許多大學在校生在保研考研還是實習考公的抉擇中進退兩難。但這樣的局面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曾經一直居高不下的“考研熱”迎來了首次遇冷，2024年考研報名人數為438萬人，較2023年減少36萬。到了2025年考研報名人數又下降了50萬。這一現象與近幾年學歷的迅速貶值有很大關系。不少畢業的研究生發現，碩博學歷對畢業後找工作的助益有限。智聯招聘發布的《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2024年碩博學歷畢業生offer獲得率為44.4%，低於本科生的45.4%。8月9日，搜狐新聞報道了一位叫做“魚尾”的青年：碩士畢業投千份簡歷無果後，他在橫店當起了群演，作為過渡生存的手段。此外，部分企業單位能為碩博畢業生開出的工資相對本科生工資而言也沒有明顯優勢。8月19日，海南海口市龍華區多家單位發布招聘公告，本科生月薪2700元，研究生月薪3000元；有網友還爆料南京一高校招聘勤雜工月薪4000元，要求有應屆碩士學歷，目前這一招聘信息已刪除。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考公熱。據報道，今年通過資格審查的國考報名人數超過341萬，而23省的省考報名總人數超過530萬。甚至有報道稱，為了提高在校大學生的就業率，不少大學內部已經在舉辦公務員模擬考試。這些模考的主辦方多是高校的學生就業指導中心、研究生會等。例如北京大學的公務員模考就屬於北大“公考輔導系列”就業品牌活動。事實上無論是考研熱還是考研遇冷，都是在校大學生為了能夠順利就業進行的一種選擇，而近幾年的考公熱則反映出不少大學生對於一份待遇良好有保障的工作的期待，以及對私營部門市場就業環境的失望。





就業高壓也反映在2025年初中核集團的一則推文和公眾的激烈反應中：該集團在春季校園招聘因一則“我們收到1196273份簡歷”的推文引發眾怒。中核集團本次只錄用約8000人，這意味著119萬人中的大多數人將在本次招聘中落敗。不少應屆畢業生指責這篇推文的姿態高高在上，將每個投簡歷的畢業生當成了用來標榜企業地位的數字。輿論背後流動的情緒已然道出年輕人面對結構化的求職困境卻無力改變的憤怒和無助感。


為了在畢業季能有更多競爭優勢，許多大學生還選擇早早地進行實習。8月20日，南風窗一則報道描述了一群無薪甚至寧願倒貼錢也要去提前實習的大學生。Ta們的目標單位主要是公檢法和醫院等機構。中國青年報在2023年一項調查也發現，不同於過往印象，近幾年有六成大學生在大一期間已經有過實習經歷。除了現實環境中的就業壓力之外，社交媒體上常年推送“大一/大二生有六到八段實習經歷”之類帖子也引發大學生容易為就業問題提前焦慮。有部分大學生坦言正是受到這類帖子的影響才早早“卷實習”，希望畢業後能借助履歷中的大量實習記錄在互聯網大廠得到高薪工作。部分大學生還提前摸清平時授課老師的考勤計分規則，必要時寧可缺勤不去上課，也要在公司實習。


作為特殊的校外實習生，醫學規培生的權益今年再次受到諸多關注。網絡上“規培面容“一詞的流行，源於廣大規培醫學生的共情。該詞具體指規培生下班後眼神麻木、嘴唇發白、臉色發黑的神情。萬聖節前後有部分小紅書博主發帖稱，直接帶著自己的”規培面容“去過萬聖節，文案是”下了班就來了“，意指下班後的憔悴模樣與周圍環境完全融合。這個詞的爆火側面體現了規培生的工時之長和工作壓力之大。而11月29日三聯生活周刊報道指出即使在如此繁重的學習工作之中，規培生依然會有“學不到東西”的感覺，部分原因在於醫院對電子病歷的要求越來越高；病歷還需要在短時間內馬上歸檔，催生了許多行政工作，再次加重了規培生的工作負擔。在部分醫院中，規培生也受到不少不公正待遇。8月9日，有網友反映陜西榆林市中醫醫院做出職工就餐安排調整，準備禁止規培生、實習生以及後勤人員進入職工餐廳用餐。8月10日，醫院回應稱將取消這項不合理調整。但在醫學論壇上依然有層出不窮的帖子稱，醫院禁止規培生使用職工電梯，甚至禁止規培生喝科室的飲用水。在工作強度上被當作正常職工安排，在工作待遇上卻被當作待崗學生，這類雙標其實已經成為規培生的普遍境遇。今年還有一則“臨床醫學死於2025”的討論貼引發了不少人關注，內容直指大學入學填報志願階段高分段考生報考臨床醫學人數減少以及醫學院分數線下降的現象。規培亂象正是考生放棄讀醫的原因之一。若不切實保護規培生權益，臨床醫學的衰亡也許才剛剛開始。

另一起由在校生實習引發的安全事故也備受關注。7月23日，東北大學6名學生在中國黃金集團內蒙古礦業有限公司烏努格吐山銅鉬礦選礦廠參觀學習浮選工藝過程中，因格柵板脫落墜入浮選槽最終溺亡。在極目新聞報道中，一名從業者表示，浮選槽中的礦漿水含有懸浮物、化學藥劑和重金屬離子，具有腐蝕性和高溫風險。通報顯示，除去企業未對格柵板做全面檢測，學校與企業簽署的《教學實習安全協議》也未明確現場監護、限員和應急流程。這一調查結果顯示出實習企業以及學校實踐教育對實習學生安全的忽視。此外，大河報9月的報道顯示，中國黃金集團在近段時間采購了防墜網，讓人不禁發問為何非要等到事故發生、出現人員傷亡之後才意識到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在校生通過兼職改善生活也面臨著重重困境。在課外輔導需求持續旺盛的背景下，大學生家教成為教育市場中不可或缺卻又處境覆雜的勞動群體。中介機構常通過收取“信息費”、壓低薪資等方式壓縮勞動者收益。還存在家長付費後反手舉報導致家教被迫退費的案例。家教工作已超越單純的知識傳授，更多時候需要扮演“情緒安撫者”角色——既要滿足家長通過消費教育服務緩解焦慮的心理需求，又要應對學生可能存在的抵觸情緒。除了腦力勞動還承擔了更多的情緒勞動。此外，學歷標價下的身份焦慮使985/211學生在家教市場中占據天然優勢，而雙非院校學生則需在資源匱乏地區爭取機，從而形成普通家教時薪50-200元與“清北家教”單課時500元的收入鴻溝‌。

此外，科技大廠外包崗的進一步擴張，直接影響了入職應屆生的職業發展前景。應屆畢業生小劉（化名）夏季在一招聘平台上咨詢了幾個注明為大廠招聘的就業崗位，與招聘專員溝通順暢，但投遞簡歷後約定面試時，大部分招錄者都特意說明——“這是外包崗”。小劉的經歷並非個案。外包崗位讓勞動者在大廠工作，但勞動合同卻與第三方公司簽署，導致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打折、職業晉升通道狹窄等問題普遍存在。外包員工常常缺乏歸屬感，職業發展的“二等身份”影響了初入社會的應屆畢業生的職業起點和生涯質量。靈活用工的普及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內圈”與“外圈”分割，影響社會公平和勞工群體的穩定。靈活就業群體呈現青年化、高學歷化趨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和高學歷者成為外包和靈活用工的主體。目前靈活就業者在勞動保障方面存在盲區，相關法律法規和企業管理標準仍需完善。


就業欺詐現象頻發

與就業困境伴隨的是頻發的就業欺詐行為。今年高考結束後，一場以“夢想合夥人”為名的校園兼職項目大面積鋪開。這場看似正規的勤工儉學活動，實則是涉及信息收集、商品欺詐與工資拖欠的“連環套”。全國眾多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生參與其中。工作初期的主要任務是收集大學準新生的個人信息，之後再推銷床上用品、窗簾等“大學新生禮包”。但是少發漏發非常嚴重，商品與宣傳嚴重不符，售後形同虛設。最後，學生工資也沒有發放，HR與各級經理集體失聯。4月，1818黃金眼也報道了杭州大學生小牛在招聘平台上遇到的一起騙局。他的面試方為“卓仕職業技能培訓學校”，看似招聘“視頻剪輯助理”崗位，實則誘導其簽署《視頻剪輯孵化技術服務協議》，約定15天“培訓”後推薦就業，並需分期支付6000元“成本費用”。實際工作中，小牛未接受系統培訓，僅被安排剪輯信息流廣告，且首月無薪。所謂“推薦就業”實為代投簡歷，入職崗位通勤極遠、環境不佳。事後小牛付清培訓費用卻未獲工資退還。對方則以“需在其推薦企業工作滿一年半”為退款前提，形成變相捆綁。8月6日，封面新聞報道，不少師範生遭遇了單方面毀約。Ta們經歷多次筆試、面試，最終拿到offer並簽訂了三方協議，6月份還參與了跟崗實習，但到了7月，學校卻突然通知：學校招生情況沒有達到預期，用不了那麼多教師。記者發現，以上受訪者及眾多發布帖文描述相似經歷的網友，基本都為高校應屆畢業生，被控“單方面毀約”的用人單位則以民辦中小學為主，而毀約的理由均與“學校招生情況不好”相關。





“縱向青年”的一篇新聞報道，則揭露了一起針對年輕求職者的“付費內推”和“高端就業安置”騙局。黑色產業鏈利用畢業生及其家庭“求穩”心態，打著“國企”、“央企”（如國家電網、煙草局）正式編制的旗號，收取高額費用（“安置費”），實則通過信息差售賣門檻較低的合同工/臨時工崗位，甚至直接通過偽造合同、租賃場地、雇傭演員來制造“入職”假象。許多畢業生和家長對“體制內”工作有極深執念。即使被騙後，受害者仍試圖通過考公考編等方式進入體制。中介將原本門檻不高、畢業生可自行申請的崗位（如私立學校行政、政府臨時工）包裝成“高端就業”。當騙局敗露，公司一夜之間“人去樓空”，或以“表現不佳”為由將受害者開除。





高校科研績效體系中的掙紮

高校中承壓的也不僅限於應屆大學生。今年，高校青年教師離世事件相比前幾年數量激增。據已經公開消息的不完全統計，今年上半年去世的青年學者已達40位，有的是因為生病醫治無效，有的是突發疾病，也有的因自殺離世。3月28日，哈爾濱商業大學教授孫麗麗因病去世；5月27日，西南交通大學化學學院副教授劉祥偉逝世；8月4日，浙江大學一名青年教師在浙大紫金港校區墜樓；8月12日，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副教授黃愷跳樓離世，網傳原因與“非升即走”考核未通過直接相關……這一現象首先與高校考核制度有關。高校給青年教師設立了嚴格的科研評價考核制度。青教沒能達到考核指標會直接影響薪資甚至面臨轉崗或解聘。今年10月，小紅書就有一位網友稱自己是浙江某高校任職五年的副教授，因未通過考核而被校方調整崗位成為學校里的保安。3月中旬，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年近六旬的教授李力，在朋友圈發“罪己詔”稱自己考核不合格。






不少青年教師認為如果連年齡大的教授也加入了學術考核，那麼青年教師的生存空間只會更加狹小。因為學術資源和項目資助數量是有限的：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為代表，2024年面上項目資助率僅11.66%，青年基金資助率也跌至15.54%，更不用說青年基金對教師的申請年齡有嚴格限制。在壓力之下，青年教師只能延長工作時間，不斷熬夜加班，2017年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顯示，分別有25%、16.6%、8.3%的科研人員表示長期處於身體疲勞、腰酸背痛和失眠狀態。

除了對國家和地方政府資助的縱向課題要求以外，高校還對青年教師下達來自企業的“橫向經費”的到賬任務，部分青年教師因為實在無法拉到橫向經費，被迫找公司做假合同，自掏腰包來保住自己的工作。這一操作甚至催生出了造假的灰色產業鏈，小紅書上就有許多中介發布橫向課題合作的帖子。而高校這種巨大的考核壓力卻未必換來合理薪資：以小紅書博主“副教授轉保安”為例她在當副教授期間月薪僅6000元，一年的績效僅4000元左右。此外，《每日人物》的一篇報道提到了文科教師的特殊困境：Ta們在高校中受到更多的壓力，在高校的資源分配中往往處於劣勢；一些文科教師面臨著自己所授的專業被裁撤的風險，因此經常需要“自證價值”去不停地卷論文，才能保住自己的工資與工作。




10月，一份名為“2010-2025 年中國青年學者離世數據”的文件開始在網絡流傳，引發關注。該數據發布者為一家數據與論文服務公司，稱數據來源於多渠道公開信息，具體包括：各高校官方發布的訃告、主流新聞平台及學術機構官網。通過對 2010-2025 年期間公開信息的系統搜集、交叉核驗與去重整理，最終形成 249 條有效記錄，覆蓋不同學科、地域、任職類型的青年學者群體。發布者展示的部分數據，每位被收入數據庫的離世學者都被明確標注了去世年份、姓名、年齡、任職單位以及職稱/職務。

在高校青年教師面臨巨大科研壓力的同時，研究生成為高校考核指標要求下受到最多壓榨的一環。近日，知網的一篇論文《模糊的邊界：高校研究生何以既無研究也無生活》引發了外界熱議，知網下載量已經高達十幾萬次。論文中以某文科學院碩士研究生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高校的績效主義管理導致高校教師為了把時間用在追求更多科研成果上，而讓研究生承擔材料整理、經費報銷等繁瑣事務勞動，從而成為行政管理鏈條末端；但在許多高校教師的眼里，這一類行政事務是研究生的本職工作內容，部分學生甚至會主動擠壓自己的生活時間去換取更多“鍛煉機會”。

在繁瑣的行政事務以外，也有不少研究生面臨更深的剝削。2月13日，大連醫科大學研三學生段靜儀在出租屋內燒炭自殺。悲劇發生後，其家屬發聲控訴，認為導師疑似將學生畢業論文的核心數據挪用給他人發表，導致段面臨“原始數據缺失”的打擊，畢業無望。5月7日，上海交通大學的博士生魏靜發文控訴其導師邵志峰百般為難學生，以至於整個實驗室的學生長達八九年才能拿到畢業證。3月，退學賣土豆泥的前覆旦大學研究生費宇在互聯網走紅。南風窗報道稱，費宇在讀研期間出現嚴重的軀體化癥狀，於是決定主動退學。如果說高校教師即使在退出考核體系後會相對更容易找到新的出路，那麼研究生能擁有的出路顯然少了很多。2月22日，三聯生活周刊發布了一篇高校師生關系越來越扭曲的文章，文章采訪的一位研究生認為導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力是不對等的，研究生需要直接面對來自導師的壓力：與本科階段不同，碩博階段的導師責任制使得只要導師不認可學生，學生就可能面臨延畢的結果；由於權力的不對等，少數導師甚至會時常辱罵學生，搶奪論文成果；又由於高校考核體系之下只重視科研成果，輕視學生需求，研究生只能忍氣吞聲。


榮光下的青年運動員

今年還發生了數起與青年運動員有關的輿論事件，反映出這個群體長期不被關注的勞動權益問題。年初不幸離世的19歲足球運動員郭嘉璇便是其中的代表。北京時間2月2日，郭嘉璇隨隊前往西班牙馬德里集訓。嘉璇在一場訓練賽的鏟球過程中發生碰撞。送醫後，西班牙院方確認郭嘉璇腦死亡。由於西班牙將腦死亡認定為死亡標準之一，醫院無法繼續搶救嘉璇。經過艱難的談判，嘉璇的父親終於把嘉璇帶回國內，但關於家屬提出的事故現場錄像、意外保險、送醫時機延誤等問題，仍然沒有人能給出負責的答覆。嘉璇效力的北京國安俱樂部給其的待遇標準也令人咋舌。和國安簽最後一份合同時，身為主力，嘉璇的工資是2000塊。2019 年，嘉璇髕骨骨裂。做手術和康覆治療花了八九萬，這筆錢原本該由國安出，但俱樂部說報銷不了，嘉璇只能自己掏錢。





今年12月，在亞運會上獲得三枚金牌的皮劃艇、龍舟運動員王莉通過網絡視頻的形式，實名舉報雲南省松茂體育訓練基地負責人範某文。視頻中王莉說，自己獲得亞運三金，回到雲南省松茂體育訓練基地後，訓練基地負責人範某文就向她索要國家發放的15萬元比賽獎金。她的拒絕導致她遭受“報覆”，在訓練基地被邊緣化。在王莉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她的退役材料甚至被範某文擅自上報。

面對不合理的運動賽事規則，還有運動員選擇以集體方式進行挑戰。2025年初，開年，樊振東、陳夢兩位知名選手宣布退出世界排名積分系統，引發輿論震蕩，社交媒體上各國乒乓球運動員也以不同形式多次發聲：法國名將西蒙·高茨多次在社媒抱怨國際乒聯賽事的參賽名額“天然偏向傳統強隊”、獎金遠低於其他職業運動項目；非洲乒乓球「一哥」阿魯納也曾經因生病缺賽還受到積分賦零和罰款公開表示抗議。在此背景下，首個國際乒乓球員工會（UTTP）成立。這一組織的成立填補了職業乒壇勞資關系規範的空白。

“真實故事計劃”所發布的一篇名為《重回月薪3000的青年人》的文章，記錄了三位年輕人在經濟下行與行業萎縮背景的真實經歷。文章指出，當代青年由於薪資下滑等原因對未來感到迷茫的現象。綜合上文各行各業青年現狀來看，一代年輕人的前途是在各種結構性困境中被埋葬的。Ta們果真成為了“被拋棄的一代”嗎？讓青年重拾信心，需要的恐怕不僅僅只是經濟回暖與上行而已。



八、勞動者的再生產：被家庭消化的照料和教育壓力

今年，我們不僅呼籲關注勞動者作為個體在勞動過程中的處境，也希望把視線進一步延伸到勞動者背後的家庭，關注下一代獲得良好撫育與教育的權利。在我國，維系社會運轉所必需的再生產工作——生育、撫育、照料與教育——仍然主要由家庭內部承擔。在勞動強度持續上升、工作時間被不斷延長的背景下，勞動者既要維持生計，又要獨自消化育兒與教育成本，承受著巨大壓力。然而，勞動者下一代的撫育與教育問題，並非“家庭私事”，而是與勞動制度、公共服務供給、社會分配方式等緊密相連的社會議題。

其中，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子女所面臨的困難尤為突出。伴隨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問題長期存在，卻始終難以得到結構性解決。對流動兒童而言，隨父母進入城市並不意味著真正融入城市生活，Ta們往往在入學、托育、課後照護等方面遭遇制度性門檻；而留守兒童則被迫長期與父母分離，得到的情感陪伴與教育支持不足，也更容易產生心理問題。

與此同時，無論是在家庭內部還是社會分工中，育兒勞動與照料責任仍然高度性別化，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生育帶來的職業中斷、收入損失與晉升受限，也往往由女性承擔。在國家層面不斷釋放“鼓勵生育”“支持生育”的政策信號之下，我們更需要關注女性勞動者的權益。（詳見本報告第九章）


困難重重的生育支持

2025年11月20日世界兒童日，“北京三知”發布了《2025中國流動人口子女發展報告》，報告采用了兒童全生命周期的發展視角，將兒童的成長劃分為四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會面臨不同的挑戰：



其中，0-3歲幼兒階段的兒童，正處於最需要育兒投入和成年人照料的時期。7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明確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對於2025年1月1日及以後出生的嬰幼兒，可連續申領3年補貼，每年3600元，共計10800元。對於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滿3周歲的嬰幼兒，補貼金額按應補貼月數折算。2025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意見》明確，從2025年秋季學期起，免除公辦幼兒園學前一年在園兒童保育教育費，對在教育部門批準設立的民辦幼兒園就讀的適齡兒童，參照當地同類型公辦幼兒園免除水平，相應減免保育教育費。2025年10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則再次明確了要“建立全國育兒補貼制度、逐步推開免費學前教育、完善生育保險制度、落實生育休假制度、開展托育服務補助示範試點，發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體化服務等等相關制度。”

多位研究者認為，以育兒補貼為代表的經濟補貼涉及家庭經濟收支，能夠降低家庭生育、養育成本，是影響家庭生育決策最直接的生育支持措施，能起到直接的激勵作用。還有研究者表示，國家育兒補貼制度彌補了各地提出因孩次不同而采取的差別化生育津貼的不足，保證了政策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然而，這些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舉措背後仍然是一種經濟人假設的簡單邏輯——育兒成本降低後生育意願就會提高，但養育過程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金錢，還有時間、精力、健康這些難以用價格衡量的投入。正如南風窗12月發表的評論文章所述，無論在中國還是國際經驗中，單一的經濟補貼對生育率的提升始終有限。真正影響家庭決策的，並非某一筆補貼，而是對未來十幾年養育環境與風險的整體判斷。

育兒補貼只發放三年，金額有限，周期短，難以支撐教育、住房、醫療與照護等長期結構性支出，也難以改變家庭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期。更重要的是，育兒補貼並未真正觸及照料責任的社會安排，默認育兒勞動仍由家庭內部，尤其是女性來消化。而家庭內部的無酬勞動（照料、家務、情感勞動）仍然得不到承認，甚至還會面臨用人單位對育兒勞動的系統性排斥。如果女性在懷孕、休產假、育兒階段仍然面臨隱性降薪、邊緣化、合同不續簽，哪怕補貼存在，也只是在補償被剝奪的權利；如果育兒仍被視為“女性事務”，缺乏強制性的男性育兒假和反歧視保障，家庭內部與職場中的不平等就不會被撬動。因此，育兒補貼若要產生真實效果，必須與托育公共化、產育假制度重構、反就業歧視執法等方方面面的勞動權益保障同步推進。

2025年2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拜文匯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應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措施，他呼籲延長產假及陪護假，建議女性產假不低於6個月，男性陪護假不低於30天，並且可根據各地情況出台更多支持政策。此外，其還建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補貼等方式，擴大普惠性托育服務供給，推動社區、企事業單位建設嬰幼兒照護中心，緩解“無人看護”的現實困境，從服務端直接減輕育兒成本。下半年8月、9月，工人日報、勞動報都關注到了育兒假落地過程中“有假難休”的問題。工人日報的報道顯示，育兒假在不少單位“有假難休”，尤其是在多起案例中，男職工遭遇拒假、被按事假或曠工處理，甚至因此被解雇；勞動報則指出，一些企業通過設置審批門檻、用年假抵扣育兒假，或借“生育友好崗”之名對職工降薪、調崗，使生育支持異化為新的勞動風險。專家指出，育兒假執行受阻，既與企業用工成本上升、成本分擔機制缺失有關，也與地方規定強制性不足、法律責任不明確相關。傳統性別觀念使男職工休育兒假更困難，背離了政策鼓勵男性參與育兒、促進性別平等的初衷。報道呼籲通過建立休假成本共擔機制、強化法律責任和監管、推動觀念轉變，避免育兒假淪為“紙面福利”。

2025年8月，育兒補貼申領啟動後，深圳有市民反映，未辦理結婚登記但已依法完成生育登記、並正常享受生育津貼的家庭，被告知因“沒有結婚證”而無法申領育兒補貼。這一做法引發公眾質疑：非婚生育是否被排除在育兒補貼之外？深圳市衛健委回應稱，前期答覆依據現有法律法規作出，是否需要結婚證仍需等待廣東省具體實施方案及申領系統要求明確。10月，該市民育兒補貼申請獲得通過，但據網友反映各地標準不一致，在四川、廣東等地非婚生子女仍然無法獲得育兒補貼。

有學者指出，從生育權和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出發，非婚生子女原則上也應獲得育兒補貼，應區分不同情形處理，避免將父母行為與兒童權益混為一談。也有法律界人士援引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護法，認為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權利，不應因父母婚姻狀況被排除在公共福利之外。育兒補貼是否繼續以婚姻作為前置條件，成為檢驗生育支持政策公平性與“最有利於未成年人原則”的關鍵問題，也關系到單身女性的生育權。


雕敝家鄉中的留守兒童

進入義務教育階段後，“上學難”成為了新的問題。根據教育部2024年數據，全國小學數量已從2023年的14.35萬所銳減至13.63萬所，一年間消失了7200所。截至2025年10月，上海市共48所學校終止辦學，涉及10個區，其中幼兒園28所，小學10所，初中7所，九年一貫制2所，高中1所。廣州雖仍是全國小學數量最多的城市，2024年有1013所小學，卻只比上一年增加了5所，新增幾近停滯。招生人數則銳減3.24萬人，降幅接近12%。北京市小學招生人數從23.5萬人銳減至19.3萬人，一年之內幾乎消失了一個中型縣城的入學人口。其中一部分學校的關停可能是出於資源整合、優化的需要，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生源的減少。




過去20年，由於青壯年人口持續流出，農村社區衰退，生源枯竭，大量村小被撤並，教育資源向鄉鎮和縣城集中。近年來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的沖擊，則讓作為公共服務的鄉村教育，進一步成為"被犧牲"的對象。這不僅擴大了城鄉差距，更從根本上動搖了農村的未來。在城市，一些生源減少的民辦、公辦學校關停或合並，許多打工子弟學校也停止辦學。在這種新情況下，如何保障農村地區兒童、留守兒童、城市流動兒童接受公平和優質教育的權益，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鄉村學校減少的趨勢在未來幾年內將加速。2017年，全國共有小學16.70萬所，另有小學教學點10.30萬個，而2024年，全國共有小學13.63萬所。另有小學教學點5.22萬個，7年間,小學減少3.07萬所(減少18.4%),教學點減少5.08萬個(減少49.3%)。撤並鄉村學校、教育承諾不兌現等教育不公現象的加劇也引發了不少集體抗議行動。2025年9月初，廣東、雲南、貴州、廣西、福建等地，至少十四所鄉村學校門口聚集了大批學生與家長，抗議學校被關閉。一些孩子跟隨家長前往當地政府或教育局維權，試圖為繼續在家門口上學爭取機會。抗議有五起都發生廣東，顯示即使財政狀況相對良好的省份也同樣面臨調配教育資源的壓力。大規模撤點並校後,越來越多的兒童不得不到較遠的縣城或村莊去上學。但這些訴求在社交媒體往往很快被屏蔽或刪除，難以進入公共討論視野。

2025年7月，長期關注農村的紀錄片平台“遇真紀事”發布了《2025農村希望小學紀實》，報告基於作者自2024年起對安徽、湖北、江西、廣東、廣西五省區70所希望小學的實地走訪，呈現了農村希望小學的整體命運及其對農村兒童、家庭與鄉村社會的深遠影響。自希望工程啟動以來，希望小學曾在農村教育中發揮關鍵作用，但隨著出生率持續走低和教育資源加速向城鎮集中，全國大量農村小學——也包括希望小學——正在快速消失。當前仍在辦學的農村希望小學，學生規模普遍從數百人銳減至不足百人，許多學校在停辦前先行取消高年級教學，撤並已成必然趨勢。在學校停辦後，校舍多處於閒置狀態，少數被改作企業、幼兒園或商用場所，其再利用方式與公共屬性的銜接問題亟待規範。同時，報告強調，小學撤並往往引發“連鎖反應”，鄉鎮初中隨之被撤，學生被迫向縣城集中，農村兒童的上學距離顯著拉長。






面對學校撤並，農村勞動者家庭往往只有三種選擇：進城買房、租房陪讀，或讓孩子寄宿。但對以務工為生的家庭來說，陪讀與購房直接擡高生活成本，因此農村小學寄宿生規模長期居高不下，低齡寄宿狀況普遍。報告最後提出，應當為仍然留在村里的孩子，提供一條安全、可負擔、有保障的上學路，比如提供校車接送、課後托管，緩解“上學難”問題。

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也正在成為農村教育中一個愈發突出的隱憂。2024年，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支持下，北京成英公益基金會對9個省份、18個經濟欠發達縣小學五年級至高中二年級的學生開展調查，采集了13992份有效樣本，形成了《2024年我國欠發達地區農村學生心理健康報告》。報告顯示，農村學生的抑郁風險檢出率明顯高於以往中國青少年整體水平：21.5%的農村學生存在輕度抑郁風險，8.1%存在抑郁高風險。農村學校普遍面臨專業心理師資匱乏、心理課程體系薄弱的現實，疊加經濟壓力、校園欺淩、低齡寄宿等多重風險因素，使留守兒童的心理困境更易被忽視，卻更難自行消化。


流動兒童入學仍存難點

與此同時，隨著城市教育體系調整，曾在特定歷史階段承接大量隨遷子女的打工子弟學校，正在逐步退出舞台。2025年9月發布的《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23—2024）》藍皮書指出，在不少城市，隨著公立學校對流動兒童的開放，專門招收隨遷子女的打工子弟學校基本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但“使命完成”並不意味著問題已經解決。藍皮書對東部某省會城市的調研發現，流動兒童進入當地公辦幼兒園和小學，仍需以居住證為前置條件，而辦理居住證往往要求兒童本人在當地穩定居住半年以上，這與許多務工家庭頻繁流動的現實並不匹配，導致不少孩子在關鍵入學節點被擋在制度門檻之外。

6月底，紀錄片《風起前的蒲公英》在全國公映，將公眾的目光再次引向打工子弟學校。影片拍攝始於2017年秋天，導演梁君健將鏡頭對準北京大興的蒲公英中學——北京市第一所非營利、公益性質的打工子弟中學，由校長鄭洪於2005年在一處舊廠房中創辦，長期接收教育基礎薄弱的隨遷子女。影片呈現的不只是一所學校的教學成果，也記錄了它如何在資源極其有限的條件下運轉。打工子弟學校因其辦學靈活，也探索出了一些創新教育形式，比如蒲公英中學的合唱團，從音樂教育入手培養興趣、樹立信心、鍛煉能力。影片從具體的細節呈現出流動兒童在被制度忽視的縫隙中，如何依靠有限的公共與社會資源，努力抓住向上生長的可能性。




今年發布的《流動兒童藍皮書》還首次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子女”作為獨立議題加以討論。藍皮書援引的研究《外賣騎手的子女隨遷情況和育兒參與分析——基於M外賣公司的數據》顯示，近一半受訪外賣騎手有未成年子女，其中31%的騎手與子女共同居住在戶籍所在地以外的城市。騎手家庭普遍面臨公共托育資源不足、子女入學門檻高、工作時間不可控等多重困難。與其他騎手相比，有子女的騎手工作一年以上的比例高出約10個百分點，穩定性需求更為突出。Ta們更傾向於選擇離家較近的城市或普通縣城工作，以平衡收入與家庭責任。然而，由於工時長、收入不穩定，許多騎手仍難以實現穩定陪伴，孩子轉為留守兒童的情況並不少見。

值得警惕的是，在相關討論中，一些由平台或企業主導的公益項目（如袋鼠寶貝之家），開始被塑造成應對騎手家庭困境的“解決方案”。從勞動權益角度看，這種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責任的轉移：騎手家庭的照料危機，本質上與平台用工模式下的超長工時、低保障、高不確定性密切相關，但企業在敘事中卻從“問題制造者之一”，被重塑為“問題發現者”和“善意補救者”，而勞動制度與公共服務的缺位則被淡化。這是一種典型的去政治化敘事。它承認困難的存在，卻回避了關於勞動時間、收入穩定性、社會保險覆蓋、公共托育與教育供給不足等制度性問題的討論；它為兒童提供托管、照顧，卻不觸及作為家長的勞動者是否獲得帶薪照護時間，擁有更穩定的工作安排或可預期的生活節奏。

根據北京三知2025年兒童節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子女現狀：事實和數據2025》，2013年-2025年，隨遷子女初中畢業升入普通高中比例持續提高，但是仍大幅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隨遷子女在初中後升學過程中，占同階段在校學生比例不斷下降，推動異地高考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義務教育階段入學難問題的改善，並未順暢延伸至中學升學階段。






以北京為例，目前京籍畢業生可以報考北京市普通高中，符合條件的非京籍畢業生只能報考北京市職業高中、技校。《流動兒童藍皮書》指出，總體來看，我國在提高流動兒童入學可及性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但中學升學政策尚未實現與義務教育階段的有效銜接。未來，如何進一步降低學段轉換過程中的制度門檻，優化異地升學的支持體系，為流動兒童真正打通“從入學到發展”的全程保障路徑，是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和教育公平目標的關鍵議題之一。

部分家庭選擇遷回原籍地參加升學考試，對於回流家庭中的學生而言，雖然獲得了中高考的資格，但競爭優質資源的成本並未消除。縣城的重點中學往往是所有回流和本地家庭的競爭焦點。這些學校常設置“片區入學”或非明文的“住房要求”門檻。許多流動家庭為確保孩子能進入縣城優質校，被迫將多年的積蓄用於在縣城購置房產。這使得原本經濟基礎薄弱的流動家庭，即使回到老家，也需要背負巨大的債務壓力。而在經濟水平上更加弱勢的家庭及其子女仍被分流到資源相對薄弱的普通學校或鎮區學校，縣域內部的教育分層和內卷現象持續加劇。


應試教育擴招與替代性教育

近年來，在“緩解升學壓力”“促進教育公平”和“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目標下，普通高中與本科階段持續擴招。“推進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增加普通高中學位供給和優質高校本科招生。”2025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布局明年經濟工作重點時如是說道。研究者解讀，擴招在方向上具有現實合理性。一方面，增加高中學位供給可以擴大學生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的機會，與“職普融通”改革相結合；另一方面，兩方同時發力可以推動高中教育從單一的升學預備轉向多元育人模式，緩解職普分流帶來的焦慮。

擴招在短期內確實實現了教育機會的“數量平權”——更多人被留在教育體系中，延緩進入低端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也在一定程度上緩沖了就業壓力。然而，這也可能引發學歷貶值（詳見本報告第七章）。當本科成為“新中專”，企業並未提供與之匹配的崗位與薪酬，卻將學歷作為篩選工具，結果是勞動者投入更多時間和家庭資源，卻只能進入低保障、低穩定性的崗位。家庭不得不承擔教育方面的高投入。而在公共教育資源未同步均衡的情況下，擴招往往伴隨培訓、陪讀、跨城求學等隱性成本轉嫁，進一步加劇階層差距。

在中學階段，應試導向的教育體系擠壓了學生自由探索、學習的空間，高等教育中也出現了課程設置、評價標準與實踐安排不斷向“可就業性”靠攏的趨勢，青年人在尚未形成穩定自我認知之前，就已被納入持續績效化的篩選機制之中，忙於實習、競賽、證書與績點，學校日益成為就業體系的準備階段，批量培養“合格勞動者”（詳見本報告第七章）。在長達十幾年的求學之路中，年輕人沒有喘息的機會，沒有探尋個體興趣愛好和人生選擇的試錯空間，在擴招帶來的結構性拖延和進入打工人困境以外，人生缺少其他路徑的選擇。

於是無法適應傳統學校和教育體系的青少年只能靠休學來短暫脫離主流軌道。2025年，“休學”被頻繁討論，甚至與獨立教師、AI自習室、托管並列，成為新的“風口”。短視頻平台上，“休學”“青少年休學”“抑郁休學”等話題播放量達到數十億次，相關內容日均發布量超過萬條。“休學”仍然被家庭、社會廣泛視為一種“異常狀態”，並迅速問題化。當教育體系無法為青少年提供緩沖與試錯空間，家庭在焦慮中轉向市場，給了種種亂象以可乘之機。為了讓青少年盡快“繼續上學”與“重回正軌”，家庭甚至求助於封閉管理學校、軍事化訓練營、行為矯正機構。圍繞休學青少年的“陪伴經濟”也迅速擴張。休學陪伴師、成長陪伴師、住家陪讀服務在多地出現；培訓、認證、代辦休學與覆學手續的中介服務不斷湧現；甚至寵物療愈、國學課程、玄學咨詢也被納入“解決方案”之中。






近年來也出現了一批支持休學青少年的創新教育實踐，如2019年成立的一出學社和2025年10月發起的“潛島計劃”。一出學社是一個面向青春期休學青少年的小型學習社區。它並不以快速覆學為目標，而是提供一個中轉空間，讓孩子先恢覆生活節律、重建自我感受與關系能力。課程大多圍繞真實生活經驗展開，而不是以學科進度或考試結果作為中心。多數學生最終仍會回到學校體系，也有人通過社會高考、自學、實習等方式繼續前行。今年10月，“潛島計劃”開始招募休學青少年。項目計劃接收十名12至18歲的孩子，為Ta們提供一個介於學校與家庭之外的空間，幫助Ta們在回歸公辦體系、國際教育、職業準備或其他路徑之間，重新做出選擇。招募信息發布後的第一周，就有近兩百個家庭主動聯系。

從本世紀初開始，創新教育、另類教育（或稱替代性教育）的探索在中國已經走過了二十年，仍然面臨著多重困境。相關報道將困難總結為：第一，辦學資質“卡脖子”；第二，難以形成清晰完善的課程體系與升學渠道；第三，師資與生源的穩定性難保障。2025年10月，北京一所著名的創新學校“北京一土致知學校”被曝面臨經營困難，出現了教師欠薪，人員流動等情況。另類教育實驗性質的學校往往處於政策邊緣，其法律身份、辦學資質、課程認證均不清晰，一旦出現糾紛，家長和學生很難依靠現行教育法規獲得有力保障。另外，創新學校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及少數新一線城市，主要面向城市中產，學費每年幾萬至十幾萬不等。以“潛島計劃”為例，每月收費一萬元，價格不菲。目前這類學校只能服務少數城市家庭，更接近於一種“精英式試驗”，而非普惠性的教育改革路徑。

綜上所述，政策所采取的改良辦法，無論是育兒補貼、育兒假，還是高中與本科擴招，如果不能與更穩定的就業體系、可預期的勞動保障和公共服務供給形成聯動，最終都只能暫時緩解矛盾，無法觸及問題本身。在這種結構中，家庭被默認承擔起照料、教育與風險兜底的責任，女性承擔了更多無酬勞動，兒童則被迫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成長。擴招延長了在校時間，卻未能提供更多試錯與選擇的空間；補貼緩解了部分經濟壓力，卻無法替代時間、照料與安全感。當教育不再保證向上流動，工作無法支撐體面生活，真正需要被回應的，是勞動者是否擁有有尊嚴的工作，家庭是否獲得公共性的照料支持，下一代是否擁有不被過早擠入競爭與風險中的成長環境。這些問題，最終仍將回到勞動制度本身。


九、女性與性少數勞動者：偏見築墻，困局依舊

回顧2025年，盡管“生育友好”“婦女就業”等政策話語不斷湧現，但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依然在這一年的勞動事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三孩”政策背景下，職場對女性生育的排斥並未因政策倡導而消減，反而出現了政策“異化”的風險。當經濟下行與人口焦慮疊加，女性被要求用更碎片化、更低保障、更可替代的勞動，去填補公共照護與社會保障的缺口。


“媽媽崗”爭議

湖北、上海、廣東等地大力推行的“媽媽崗”，雖然名義上為育兒婦女提供了靈活就業機會，但在實踐中往往被限定為家政、清潔等低薪低保障的“安置式”或“緩沖型”邊緣崗位。批評者指出：即便“媽媽崗”在形式上可被視為一種特殊支持政策，但在制度目標不清、執行標準模糊、激勵與監管機制缺位的情況下，“媽媽崗”在執行上很有可能被異化，演變為“結構性隔離”的另一種形式。


“媽媽崗”並不是在削弱母職懲罰，而是在換一種方式把它固化。在反歧視執法薄弱的環境下，把女性進一步引導進“專門為媽媽準備”的崗位，不是拆墻，而是告訴市場：女性天然應該走“媽媽賽道”。社會學家 Hilary J. Holbrow 在對東亞職場中的“靈活性污名”（Flexibility Stigma）研究指出：當一個崗位以“靈活”“兼顧家庭”為賣點，它往往伴隨著職業承諾被質疑、晉升機會被切斷、勞動價值被低估——所謂靈活，常常意味著權利被打折、勞動被廉價化。這種機制導致女性即便在工作時間內保持高績效，也無法獲得與全職男性同等的職業回報。於是，“媽媽崗”的最壞結果，就是把女性的就業困境從“被排斥”轉化為“被安置”：不再直接辭退女性，而是把女性放進一個難以逃離的低保障通道里，讓統計口徑上的“就業率”上升，讓真實的勞動權利繼續下沈。


而這種制度性分流，還會反過來強化企業對女性的“就業歧視”。當用人單位把女性普遍視為潛在的育兒成本承擔者，它就更傾向於在招聘中設置隱性門檻——哪怕法律禁止詢問婚育狀況，現實中也有無數變體。2025年，深圳一名女教師在哺乳期結束後即遭校方單方面辭退；嚴女士在入職時被要求提供孕檢報告，後因懷孕被解聘；春秋航空以“已婚已育”為噱頭推出“空嫂”招聘，看似打破了年齡壁壘，卻依然將女性價值綁定在“擅長照料”的刻板印象之上。沒有強有力的法律兜底與懲罰性賠償，政策口號越高，企業越可能把成本轉嫁給女性個體，甚至把“媽媽崗”當作一種更體面的性別分工——你不是被歧視，你只是“更適合”那個崗位。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媽媽崗”這種以身份分類為前提的政策工具，通過“優待”的語言，把女性推回到照護者位置，卻回避了真正該被追問的問題：為什麼照護成本必須由家庭內部消化，且主要由女性承擔？如果政策真要“生育友好”，就不該只在勞動力市場端給女性開辟“特殊通道”，而應在公共財政與用工制度上進行結構性重建：普惠托育和公共照護服務，可轉移且強制的男性育兒假，對用人單位的真實成本約束（比如對歧視性解雇與降薪進行高額懲罰），以及讓所有勞動者都能平等申請休假的制度權利——否則所謂“優待”，只是把女性的就業權利進一步折價。


社保折價與職場性別暴力

這種折價在社會保障環節同樣清晰。靈活就業女性的退休年齡認定成為新的難題。被引導進“靈活就業”的女性，由於缺乏穩定用人單位與完整勞動關系，面臨社保繳納斷裂、工傷認定困難、退休權益不確定等一系列制度性風險。原本就高度依賴“標準勞動關系”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平台化與非正規化加速的背景下，正在制造新的排除：當女性被推向更非正規、更碎片化的崗位，她們將更頻繁地遭遇身份歸類不明、權益落空的困境。於是，女性得到的不是“兼顧家庭的工作”，而是一條更難累積工齡、更難穩定繳費、更難獲得工傷與養老金保障的路徑——這不是支持，而是用“靈活”來掩蓋去保障化。






而在職場中，性騷擾與性別暴力依然是女性勞動者頭頂揮之不去的陰霾，且呈現出跨行業的態勢。1月，上海求職者張女士在面試中遭公司董事長猥褻；2月，極晝工作室報道了女海員在遠洋貨輪上遭受的系統性排斥與騷擾；6月，溫州一名護士在離職後曝光遭負責人猥褻；8月，川航旅客闖入飛機後艙引發關於女性空乘被異性旅客騷擾困境的討論；10月曝光的醫院職場中女醫生面臨的隱蔽性騷擾，以及高校內持續發生的權力型性侵害更說明，暴力從不是“個別道德問題”，而是組織權力結構的一部分。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發布了《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指導手冊》，試圖為企業和員工提供識別與應對的工具，但現實中的維權之路依然布滿荊棘。日本籍女性受害者C曾遭受公司中國籍上級的長期性騷擾，作為中國首例跨境職場性騷擾案，其跨國維權的過程極其漫長而艱難；3月，天津崔麗麗性侵工傷認定案雖然艱難勝訴，卻遭遇嚴重網暴；三亞公職人員性侵案中出現程序違法問題；上海受害者要求辭退偷拍者反被迫離職；還有更多諸如直播平台女主播等受害者則在法律與資本的圍獵中陷入沈默。這些案例反覆提醒我們，反性騷擾機制在許多用人單位中仍沒能有效建立和運作。受害者不僅要承受身體的傷害，還要面對失業、污名化以及法律維權的漫長煎熬。


各階層女性勞動者困局

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並未如願帶來平等的解放，反而催生了新的性別分工與控制形態。在AI產業興起的背景下，陜西銅川等地的農村女性雖然通過成為“AI數據標注師”獲得了新的收入來源，但她們往往同時承擔家務勞動與農業生產，背負“白領與農婦”的雙重負擔——這正是“時間貧窮”的典型形態：女性不是沒有工作，而是被迫在有償勞動與無償照護之間無休止地切換。以“技術紅利”為包裝的產業升級以更隱蔽的方式吸納了廉價的女性勞動力。與此同時，直播經濟的擴張將大量底層年輕女性卷入其中，MCN機構通過標準化的“性感模板”和嚴苛的身體規訓，將女主播轉化為被算法與流量裹挾的數字勞工。7月曝光的山東德州未成年女主播被MCN機構起訴索賠案以及關於直播行業“擦邊”生態的調查，揭示了這一行業如何通過勞動合同規避雇主責任，同時對女性勞動者實施全方位的監控與剝削，甚至將性騷擾常態化為工作的一部分。

制造業女工的處境同樣不容樂觀：2月，深圳一名女工因“黑眼圈嚴重”的食堂視頻走紅，不僅遭受了網絡暴力的審視，更因此求職受阻；4月，武漢晨龍電子數百名女工因長期被拖欠工資與社保發起罷工，卻遭警方驅散並發生肢體沖突；9月獲得報道的00後女鋼筋工小劉，試圖通過重體力勞動打破性別刻板印象，雖贏得了尊嚴，但依然面臨著同工不同酬的現實；10月，河南周口大量農村女工通過媒體走進輿論視野：她們雖通過制作LABUBU娃衣獲得了靈活收入，但這種依賴訂單的生產模式也讓她們的生計充滿了不確定性。這里貫穿始終的敘事主線本不應當是“女性能吃苦”的讚美，而是勞動法在基層執行中的失效：女工的性別與階級弱勢疊加，使她們更容易成為用工違規的“低成本對象”。

在外賣與網約車領域，性別與階級弱勢的疊加被演繹到極致。7月23日，四川宜賓一名女騎手在送餐途中不幸溺亡。而母親騎手“背嬰送外賣”等影像在媒體中反覆出現，也成為平台經濟時代刺眼的注腳。盡管有研究指出女騎手通過更高強度的勞動彌補了算法對性別的潛在歧視，但諸如“媽媽騎手團”的母親騎手形象，依然是母職懲罰與生存壓力交織的真實寫照。年初，滴滴推出的“可選女司機”功能雖意在提升女性乘客安全感，但女司機們卻反遭部分惡意投訴，暴露了女性在服務行業場所中面對額外的性別敵意。

而在城市的折疊空間中，中老年女性勞動者等邊緣群體的處境更加隱蔽且艱難。3-5月，北京、上海等多地保潔員被曝只能在廁所隔間、樓梯角吃飯休息，揭開了這一龐大群體在城市光鮮表面下“無處落腳”的尊嚴困境。她們多為超齡農村婦女，面臨著工時長、薪資低、高罰款、無社保以及“隱形化”的生存狀態，更有很多女性保潔員被安排清理男廁所，其身心健康與人格尊嚴被長期忽視。在6月的北京豐台，兩名女保安因被惡意調崗降薪而被迫離職；同期，在江蘇三江學院，保潔阿姨挑著扁擔為學生搬運宿舍行李，其高強度的額外勞動卻被校方否認。更為沈重的是，深圳59歲的保潔員許望青在工作崗位上猝死，卻因勞動合同被公司扣留，導致家屬在申請工傷認定時陷入絕境。同樣在4月，關於采茶女工的視頻揭示了中老年農村女性在高強度勞動與惡劣食宿條件下的真實處境；7月，山西大同14名遭遇車禍失聯的遇難者多為冒雨采摘的女性零工。這些支撐著城市運轉與生產的女性，往往因為年齡、戶籍與性別的多重弱勢，成為了勞動保障體系中最容易被遺忘的群體。






2025年的女性勞動者權益狀況呈現出一種共同的結構性困境：雖然有個別如“空乘平底鞋”改革、呼籲延長產假及陪護假、痛經假立法推進等微小的進步，但整體而言，在經濟下行與保守主義回潮的背景下，女性勞動者處境更接近“被動防守”：父權制下的陳舊偏見展現出極強的韌性和生命力，正深深嵌入現有的勞動制度和行業中。女性勞動者面對的不是一張新網，而是一堵由觀念與制度共同澆築的高墻。

多元性別權益與酷兒視角




針對性少數群體的言論管控與文化創作擠壓，在2025年造成創作相關題材的網絡作者面臨嚴重職業風險。3月起，安徽績溪、甘肅蘭州警方發起了針對“海棠文學城”作者的大規模跨省抓捕行動。這一行動與以往僅僅針對高額非法獲利者的執法行為不同，將打擊面擴大到了僅獲微薄稿酬甚至無盈利的年輕兼職作者身上。大量涉足耽美（BL）及非二元性別題材創作的女性作者，被以“制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的罪名立案調查。這不僅標志著亞文化表達空間的進一步收緊，更在實質上否定了自由撰稿人基於性少數題材進行的創造性勞動，將其職業行為有罪化。

今年還曝光了兩起高校同性性侵犯案件。這提醒我們，職場性騷擾的定義在實踐中不應仍局限於傳統的異性戀和性別二元視角。2月，中科院一“大師兄”被曝長期猥褻多名男生——由於法律認定缺乏先例，社會認知存在盲區，受害者面臨更深層的的維權困境。4月19日，北理工2023級碩士研究生常某某發布視頻和PPT，實名舉報其導師宮某。這起事件不僅涉及學術誠信，更涉及同性師生間的權力壓迫和性控制。盡管校方最終以“師風師德整治”的名義對宮某進行了處理，但卻不敢觸及事件背後的結構性權力壓迫，也不敢對早已被官方禁忌化的同性性行為做出任何評價性的回應。仿佛只要把個別“搞同性戀的敗類”從學院驅逐出去，就可以實現異性戀關系的正本清源了。但國內學院“師徒如父子”的倫理本質上就是高度異性戀霸權式的父權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導師不僅掌控學術資源，還試圖通過控制學生的身體和私人生活來實現其“家長”威權。常某某的舉報不僅是對宮某個人的反抗，更是對這種強行將學生人格物化的、帶有封建殘余的學術家族制的酷兒式背叛（Queer Betrayal）。但當這種背叛不得不以尋求公權力支持的形式得到推進時，它的酷兒性再次被遮蔽。






由於多元性別群體跨越階級，並不占據單一階級地位，而是分布在整個階級結構中，人們有時假定多元性別者經歷文化或心理層面的歧視、偏見，但沒有經歷過經濟剝削。事實上，與其他在勞動領域遭受歧視的群體相比，多元性別群體得到的社會保護微乎其微。這里再介紹本年度所發生的部分多元性別群體勞動權益事件。






第一個事件發生在成為勞動者之前的受教育階段。2025年3月3日，雞蛋bot關注了一則同性戀學生被退學事件的後續。在北京就讀公辦技校幼教專業的男同性戀學生胡同學，2019年12月18日在校內活動中發表反歧視演講，隨後被校方以“影響聲譽”“不適合幼教就業”等理由施壓勸退，失去繼續受教育與獲得職業資格的通道。自2021年起，他與公益律師嘗試提起民事與行政訴訟。四年過去，法院始終沒有立案。這起事件必須被放回勞動權益的視野里理解：職業教育與就業準入本就是一條連續鏈條，學校將多元性別身份視為“未來就業風險”，並以此為名義清退學生，本質上是在勞動市場入口處實施篩除；而當司法程序、救濟程序也大門緊閉，受害者承受的就不僅是一次退學，更是長期的失業風險、家庭沖突與心理健康風險。

第二個事件關於跨兒社群在修改學歷性別標記問題上所作出的努力，這指向跨兒群體在進入就業市場時面臨的結構性障礙。2025年3月，一些跨兒夥伴自發呼籲推動學歷修改問題的解決。在現有制度規定下，跨兒即使更改了身份證件上的性別標記，學歷認證系統和學位證書上的性別標記仍然難以更改。求職者在背調與學歷核驗中可能被反覆質疑“造假”，被迫解釋、被迫出櫃，甚至直接失去錄用機會，難以獲得就業機會。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道貫穿職業生涯的長期障礙。社群因此嘗試以更集體化的方式與相關部門溝通，卻也很快感受到窗口的收緊與阻力的增大。





第三個事件關於進入勞動場所後面臨的就業歧視。2024年12月27日，《南華早報》報道了一起針對跨性別者的就業歧視案件。跨性別女性呱呱被南京一家國企單方面解雇，原因是她的性別表達不符合公司對“男員工”的期待。呱呱於2021年提起勞動仲裁，法院最終認定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呱呱拿到了合計約六萬元的賠償。勝利真實存在，代價同樣清晰：裁判文書刻意回避她的跨性別身份。後續她與律師試圖以平等就業權、人格權等路徑追究“歧視”的責任，卻長期無法立案。這個案例一方面證明，勞動爭議在現有制度中仍可能為面臨就業歧視的多元性別性別當事人爭取到具體補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更深的困境：當“歧視”無法被命名、無法進入程序，勞動制度與工作場所文化就很難得到有效糾正。

在更廣泛的職場環境層面，2025年6月前後也出現一些令人不安的信號。有員工在社交媒體上披露稱，微軟中國區原計劃舉行驕傲月內部活動，因內部員工舉報而取消。類似的傳聞還包括，某跨國運動品牌，原本計劃在6月於門店開展多元性別友善宣傳，在通知門店後被迅速叫停。它們共同指向一個現實：即便在“企業內部”這一看似更安全的空間，針對多元性別議題的努力，也會因為政策壓力、部分員工阻力等因素被迅速推回沈默。但這些事件也提醒我們，許多跨國公司將多元性別議題壓縮為節日慶祝，只在驕傲月前後想起來可以做一兩場活動完成KPI，在平時缺乏制度建設、培訓溝通與反歧視機制的積累，缺乏對本土環境中多元性別議題的工作手法的了解，那麼當壓力來臨，必然隨時面臨保守意識形態的反撲。






公共空間與網絡空間里圍繞多元性別發生的沖突，也離不開勞動與階級視角。2025年7月6日，網絡上開始流傳鄭州人民公園發生針對男同性戀者的圍毆事件的視頻。有兩種常見話題轉移方式值得警惕：一種是把暴力解釋為地域問題，順勢污名化河南人；另一種是把施暴者粗暴歸類為“無業社會青年”，對失業、底層、社會青年施以道德污名。這樣的敘事既無助於追責，也無助於改變多元性別者的生存處境。需要被看見的是：在經濟壓力與分配不公加深的背景下，挫敗感與失序感很容易被保守與仇恨動員吸納，針對女性、多元性別者的性別暴力可能會更加高發。背後需要被問的問題是：誰在成為“無業青年”？ta們為什麼會被仇恨與暴力的意識形態吸引？（相關討論可參考：《特稿 | 近期性別事件追蹤：鄭州人民公園、南京“紅姐事件”和大連工大的“國格校譽”》）

幾個月後百度貼吧“流浪吧”出圈，呈現了吊詭的另一面：在原本主要圍繞流浪經驗、打零工、生存互助進行討論的一個貼吧，出現了許多分享被“基友”（男同性戀者）收留、資助的經驗分享，部分年輕男性甚至主動尋求男同性戀者收留，通過提供陪伴甚至身體接觸換取食宿。此類行為被部分網友視為生存策略，亦被批"無底線"。這個現象受到關注後，平台治理介入，最先被明確清理的就包括“涉gay內容”，並被敘述為“風氣好轉”。這一“好轉”本身就很說明問題：平台與公共敘事擅長把多元性別標記為“敏感內容”並清掃出場，同時也順勢阻礙對失業、流浪、詐騙、互助的自主討論。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也能發現，被看見的“無業青年”多半是順直男性。但多元性別者其實更可能處在就業不穩定、支持網絡薄弱的位置，只是更難被統計、更難發聲，於是只有在極端暴力事件或與性相關的博人眼球的新聞中才會出現。






這些事件並不彼此孤立：在勞動場所內外、勞動生涯始終，多元性別人群的勞動權益始終缺乏保障。我們對此並不意外。甚至在2025年，我們更明確地觀察到，伴隨著嚴峻的失業問題和不斷加強的社會管控，一些新的趨勢可能在發生。但我們的認識和討論仍遠遠不足。

而從酷兒視角出發，諸如“媽媽崗”等基於二元性別而設計的就業機制，則在“支持”順性別女性的同時，無形強化了嚴格的性別劃分，使得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勞動者在“身份特供”的崗位中難以找到容身之地。生存空間在二元性別敘事的強化下顯得愈發逼仄。

最後，我們必須誠實地指出，這份基於互聯網信息的年度盤點在呈現性少數群體的勞動權益時仍存在著刺眼的空缺，而這種“失語”本身正是2025年該群體最真實的生存寫照。在主流媒體的聚光燈之外，非二元性別、跨性別及同性戀勞動者並非缺席了勞動現場，而是被嚴苛的二元性別審查機制與社會偏見推向了更深的不可見地帶（詳見往年勞動權益事件盤點）。還有許多酷兒被制度性排斥出了勞動力市場，無法獲得穩定收入，但並不代表Ta們的照護和其他邊緣性勞動是沒有價值的。無法勞動也不代表沒有價值。歷史最終將銘Ta們在探索替代性生存空間上所作出的獨特貢獻。



十、殘障與病患勞動者：奴役回潮，夾縫求生

當時間推進至2025年，我們愕然發現，殘障勞動者的處境並未如技術樂觀主義者預言那般隨著AI時代的到來而順利改善，反而呈現出一種令人心驚的“歷史回潮”與“技術排斥”並存的撕裂圖景。


多地驚現強迫勞動

前兩年我們還在討論殘疾證“虛假掛靠”背後制度失效的深層原因，而今年6月，由打拐志願者上官正義揭開的“黑磚廠”強迫勞動產業鏈，則將公眾視線驟然地拉回了至暗時刻。在湖南、山西、雲南、廣西等多地，超過200名智力障礙者及身體殘障者被解救，Ta們被誘騙、控制，非人地在流水線上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不僅常年無休、遭受暴力，甚至連微薄的薪資都被層層盤剝。






這種資本原始積累式的奴役在上官正義10月10日的另一條爆料中，演化為一種令人更加毛骨悚然的“家庭式圈養”：在湖北神農架林區部分村落，身份不明的殘障人士被村民“撿”回、“圈養”，長期從事繁重的農牧勞動。Ta們被每戶分割控制2至5人，時間最長達11年。在此過程中，Ta們被隨意命名、使用、毆打，甚至在死亡後也無聲無息。最為諷刺的是，基層管理者早已通過防疫期間的疫苗登記證明完全掌握這些“黑戶”和“奴工”的存在，但直到2025年5月才開始“突擊收繳”式安置。目前仍有大量人員身份未明、找不到家屬。





遍布全國、橫跨20余年，拐騙殘障者強迫勞動的惡性事件接連曝光，無情地擊碎了“殘疾人較充分較高質量就業”的幻象。它昭示了在監管的盲區和法律的漏洞中，最邊緣的殘障群體仍可能淪為現代奴役的犧牲品，被視作可以隨意榨取的“生物燃料”而非享有尊嚴的勞動者。這種“強制奴役”之所以能像幽靈般寄生於現代社會，本質上是農村殘障照護體系真空與逐利人性合謀的產物。由於缺乏完善的托養機構和社會支持，智力障礙和身體殘疾者往往被視為家庭的沈重負擔。正是利用這種照護困境，工頭能打著“介紹工作”“幫忙管教”的幌子輕易地將人帶走，完成了從“家庭包袱”到“廉價勞動力”的罪惡轉變。上官正義曾呼籲把拐賣成年男性納入刑法，與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同等對待；並向中國殘聯建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殘障人員（包括已失蹤人員）的數據摸底和親屬采血入庫，以徹底杜絕此類事件發生。

對於這些殘障者而言，“解救”遠非苦難的終點，而是另一場漫長困境的開端。12月的深度報道揭示了這群被解救者的深層困境：許多人在失蹤多年後已被銷戶，導致低保、醫保等救助通道完全阻斷；長期的重體力勞動留下了滿身傷病，使其徹底喪失了勞動能力；異地維權、追討工資和工傷賠償因證據不足、法律援助匱乏而舉步維艱。這些現實情況表明，單純的“打拐”無法將殘障者從命運的泥沼中真正拯救出來，而更重要的是系統性的社會支持和法律重構。


被市場理性排斥

在就業市場的另一端，殘障者則由於“效率和理性”的法則被主流商業社會排斥在外。在2025年的職場新聞中，我們看到了用人單位對殘障者近乎苛刻的身體審查。5月，一名通過三輪面試的候選人僅因腿部殘疾走路微跛，便被文具巨頭“得力”勸退；10月，一名入職滴滴策略運營崗的員工，因“隱瞞”並不影響工作的跛腳狀況被HR以為了避稅才招殘疾人的羞辱性言語辭退。這種對“不標準身體”的排斥，暗含著以個體生產力為最高標準的勞動力揀選邏輯，與就業市場對病患群體的歧視形成同構，如同一種基於體檢單進行的“隱形種姓劃分”。醫學生梁祿暖以筆試面試雙第一的成績應聘廈門市中醫院，卻因患有“橋本甲狀腺炎”——一種在年輕女性中高發、幾乎不影響生活且無需治療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而被拒之門外。一名幼師因體檢時查出攜帶地中海貧血基因——一種僅為攜帶者而非患者的生理狀態——便遭到解聘。

盡管《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僅列出了21條可被判定為體檢不合格的情況，但實際上《公務員錄用體檢操作手冊》中有超過70種疾病會被判定為體檢不合格。而原本僅適用於公務員招錄的嚴苛體檢標準，正被越來越多的事業單位、國企甚至民營企業奉為圭臬。在就業市場供大於求的背景下，企業人事部門傾向於通過剔除任何潛在的健康風險來降低管理成本和後續風險。於是，橋本甲狀腺炎、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都成為了求職者身上不可饒恕的“污點”。今年，一些已經在相關規定中被解除就業限制的疾病患者，比如乙肝病毒攜帶者依然會在求職過程中受到隱性歧視。

這些案例暴露出，企業依然習慣性地將殘障和病患視為“風險”與“麻煩”。這種排斥甚至被寫入了代碼之中：盡管法律允許持有C5駕照的殘障人士駕駛汽車，且上海市交通委明確表示在網約車從業資格許可上“未設置門檻”，但主流網約車平台在注冊環節直接將C5駕照排除在外。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月，僅上海就有1255名C5駕照持有者，四川有1.1萬人。這意味著龐大的具備駕駛技能的殘障群體，因平台設置的“技術性門檻”而無法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的網約車行業就業。上海市人大代表金晶呼籲平台開放注冊，並通過上線“友好標識”系統來告知乘客司機情況，促進司乘理解。


自救與抗爭

而在制度性排斥與生存壓力的夾縫中，身患重癥慢病的勞動者不得不探索出一種悲壯的自救模式。今年有多篇報道聚焦在廣州城郊出現的“尿毒癥工廠”，來自全國各地的尿毒癥患者聚集於此。工人在透析中心的樓上縫制衣物，用縫紉機踩出的工錢來換取樓下的透析機會。“以工養醫”——勞動成為了患者維持生命體征的唯一籌碼。當前，我國尿毒癥發病率呈上升趨勢顯著。截至2024年底，我國有超200萬尿毒癥病人，預計到2030年會突破300萬。其中內地透析患者總數達118.3萬例，大量鄉鎮縣城尿毒癥病人，面臨著就業、就醫和經濟上的困境。同樣在生死線上掙紮的還有患有尿毒癥的外賣騎手，為了支付高昂的透析費用，在身體允許的間隙拼命接單。






重癥慢病群體呈現出的這種“生死疲勞”，背後是醫保制度的地域鴻溝與無業保障的空缺。由於尿毒癥未被認定為法定殘疾，無法享受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帶來的崗位紅利，加之老家醫保報銷比例低、缺乏透析資源，Ta們被迫遷徙至醫保政策更開放的珠三角。2025年7月15日實施的《廣東省醫療保障局關於公布泌尿系統透析類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的通知》顯示，醫保報銷九成“血液透析費”，通過醫保經辦機構撥付給透析中心。尿毒癥患者可以通過繳納靈活就業人員社保享受這一優惠的醫保政策。而廣東是全國獨立透析中心數量最多的省份，這里的民營透析中心為了爭奪穩定的透析客源及其背後的醫保資金，創造出“工醫結合”模式。

這種遊走在法律灰色地帶的模式，其實是社會對“殘障”與“病患”僵化認知的某種產物。加拿大學者Monique A. M. Gignac提出的“間歇性殘障”（Episodic Disability）困境：現行的勞動法律與福利體系建立在二元對立之上——要麼是“完全健康”的完美勞動力，要麼是“殘障失能”的救濟對象。而重癥慢病患者處於這種二元切分之外的波動區間：患者的健康狀況具有間歇性和不確定性，既無法滿足企業對“恒定效率”的貪婪要求，又因缺乏顯性的肢體缺失而被殘聯的保障網漏接。“尿毒癥工廠”也遠非“互助烏托邦”。在計件薪酬的鞭策下，為了覆蓋醫保外的自費藥物與生活開支，工人們不得不忍受普遍的超時工作。這種高強度的勞作對於本就脆弱的透析軀體而言，無異於一種慢性透支。而在法律層面，由於缺乏針對慢性重癥患者的專門用工規範，一旦發生意外，便極易陷入是“工傷”還是“病亡”的殘酷爭議中，勞動權益極難得到保障。原本應由公共福利承擔的救助責任被轉嫁給逐利的市場，勞動者的生命權便被壓縮到了極限。


而當這些脆弱的勞動者試圖通過正當途徑維護權益時，有時卻會遭遇公權力的沈重打擊。安徽淮南礦工張坡因工傷致五級傷殘，基本喪失勞動能力。因傷殘津貼多年未隨物價和低保標準合理上漲，難以維持生計，他多次向原單位淮河能源控股集團反映訴求未果。在無暴力傾向、無精神病史且本人及家屬強烈反對的情況下，警方將其強制送入醫院精神科關押22天，其後又被警方以“尋釁滋事”處以行政拘留8天。

2025年也並非全無光亮，這些光亮源自殘障者不再沈默的抗爭。我們看到：5月，持有焊工證的殘障小周通過漫長的法律訴訟贏得了反歧視的勝訴；9月，被滴滴勸退的員工堅持曝光，最終換來了企業的公開致歉與重新入職；10月，在武漢的商圈，當保安試圖用水管驅趕雜技表演的殘障藝人時，Ta們駕駛著輪椅勇敢地進行反擊；在勞動者和法律界人士的不斷申訴下，國家有關部門終於調整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將地中海貧血、多囊腎和橋本甲狀腺炎三項疾病納為合格。


“致敬”姿態的背後

縱觀本年，由國務院於6月印發的《促進殘疾人就業三年行動方案》，標志著相關行動進入到第二期（2025-2027年）。根據官方統計，全國一期（2022—2024年）三年行動新增164.8萬名殘疾人就業，遠超原定百萬新增就業目標。然而，當我們穿透這些亮眼的數字，目光下沈至具體的個體命運時，看到的往往不是體面勞動的落地，而是“苦難奇觀”的再生產。兩則被媒體廣泛歌頌的“正能量”新聞，成為了對這一數據的真實注腳：貴州遵義39歲的無腿外賣員高龍友，拒絕了殘疾人補助，堅持“靠自己掙錢”，依靠一塊滑板和一條板凳，每天淩晨五點半便開始穿梭於車流之中；湖南湘西失去雙臂的李向陽則練就了“獨輪車送餐”的絕技，用斷臂上的磁吸裝置固定手機，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演繹著“身殘志堅”的藍騎士傳說。





殘障者的艱難求生在主流敘事中被包裝成“對生活的熱愛”，評論區里充滿了“致敬”與“感動”。但我們在感動之余，是否應當追問：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會讓一位無腿者覺得領低保是“不好意思白拿”？為什麼一位無臂者的職業歸宿，最終只能是容錯率極低、高度依賴肢體健全度的外賣行業？為什麼這些參與勞動的殘障者不僅要對抗肢體的殘缺，還要對抗不為Ta們設計的城市交通網？而當“帶血的勵志”被官方和媒體作為典型推崇時，它實際上是在暗示只要你“夠努力、夠堅強”，系統性的障礙就不覆存在。

同樣的敘事也發生在技術對殘障者的賦能報道上：在一則“高位截癱患者因侵入式腦機接口實現再就業”的新聞里，耗資巨大的開顱手術與最前沿的神經解碼技術，最終服務的竟是數字經濟底層的“數據標注”流水線；而驅動殘障勞動者堅持工作的動力，依然是“給兒子攢學費”的沈重經濟焦慮。當“再就業”被塑造成技術賦能成果的宣傳重點時，受試者真實而覆雜的處境反而被壓縮成一種可被展示的樣板——“工資不多”被輕描淡寫，勞動權益、合理便利、長期醫療與倫理責任等關鍵問題幾乎隱身。這種報道把殘障者的尊嚴再次系於勞動與生產力：仿佛只有重新進入勞動序列，才能重獲價值。它看似在講“賦能”，實則可能在為制度缺位與低保障用工提供新的道德化包裝。

這種割裂迫使我們反思：當殘障者成為統計就業率的分子時，Ta們是否真正享有勞動法賦予的安全保障和職業尊嚴？當我們在談論“促進就業”時，對這一目標的追求是否掩蓋了對殘障者基本人權的漠視？如果缺少強有力的法律兜底與社會保障，所謂的“就業”很容易異化為對這一脆弱群體的定向剝削。而Ta們真正缺乏的，不僅僅是崗位，更不是“勵志”的讚歌，而是作為“完整權利主體”的社會地位，以及一種能夠包容差異、去唯效率論的結構性支撐。




十一、少數民族勞動者：轉移、治理與失序

進入 2025 年，“穩就業”“共同富裕”“邊疆發展”“勞動力轉移就業”等政策話語持續加碼。但在經濟下行、產業調整與治理強化疊加的背景下，以少數民族勞動者為主體的勞動困境卻並沒有真正進入公共討論的中心。


治理成效與成功故事

主流報道中存在兩種穩定的敘事路徑：一條是政策與白皮書框架下的“治理成效”，另一條是個體經驗被道德化後的“成功故事”。以2025年內蒙古出台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為例，它作為“全國首部”此類地方性法規，著力推動治理邏輯從“集中攻堅”向“常態長效”轉變，通過壓實建設單位責任、推進資金監管前移、強化部門協同等方式回應欠薪頑疾。這一點在西藏自治區2025年7月發布的《拖欠農民工工資失信聯合懲戒名單》中也得到了體現——拉薩市勞動監察部門查明四川綿耀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因拖欠 72 名勞動者工資共計約 102 萬元人民幣，反映出跨區域的勞權保障聯動正在加強。

這些問題當然觸及廣大農民工的普遍痛點，然而卻在公共敘述層面常將“農民工”建構為一個高度同質化的身份範疇,缺乏對群體內部差異性的深入辨識。值得追問的是，在農牧區與跨旗縣流動的背景下，那些語言溝通受限、信息獲取不暢或維權成本更高的少數民族勞動者，是否在結構上面臨著更為突出的勞權風險，而現有政策敘事卻未能充分回應其處境的特殊性。

同樣的去差異化邏輯也體現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年9月發布的《新疆的勞動就業保障》與2025年3月發布的《新時代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與進步》中。在上述政策框架中，就業被視為“人權”最核心的實現路徑。少數民族勞動者被持續定位為“待解放的剩余勞動力”，其原有的生計方式、土地關系與社區結構被描述為低效和落後的。勞動被轉化為一種治理技術，通過自上而下的培訓、轉移與組織化輸出得以實現。




而能夠持續進入傳播視野的，往往還是經過選擇的“成功樣本”。如藏族女性卓瑪草在甘肅高原地區從事快遞投遞的故事，在2024至2025年間多次被媒體轉載。報道將其塑造為為“大學畢業不嫌崗位低”“紮根基層、連接草原與世界”的勵志範例，強調她六年投遞四十多萬單、一人承擔全縣配送，在高寒牧區兼顧翻譯、代購等多重勞動，從而重新定義了“體面勞動”的內涵。這種頌揚反而遮蔽了另一種現實：在高度依賴物流下沈與基層服務的地區，這類崗位之所以被視為“難得的穩定就業”，恰恰反映了當地可供選擇的勞動路徑極其狹窄。

類似的讚歌敘事也體現在2025 年5月12日發布的一篇非虛構報道《醒來的卓瑪》中。文章以青海海南州共和縣江西溝鎮牧區女性的直播帶貨經歷為線索，將平台經濟描繪為一種“賦權工具”——主人公通過獲得收入、關注與可見性，最終進入政協體系，被呈現為基層女性“向上流動”的典型。然而，報道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經濟能力的提升並未同步轉化為家庭內部的財務主導權。卓瑪承擔著直播銷售、記賬與運營等核心勞動，但家庭中的資金仍主要由丈夫掌控——銀行卡由其保管，大額支出依然需要丈夫同意甚至批準。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這種被稱作“成功”的日常生活中，名聲規訓、父權控制乃至家庭暴力並未真正退出。標題所指向的“醒來”，與其說是對既有性別結構的松動，不如說更像是對特定發展模板的靠近：卓瑪通過反覆觀看《甄嬛傳》跟讀普通話、學習英語、接觸“新文化”，並重新練寫名字、學習算賬與成本利潤核算，這些努力被敘述為自我提升與進步的標志。在這一敘事中，“進步”被隱含地設定為向漢族城市中產生活方式、平台化與規範化經營主體靠攏的過程，而非對家庭權力結構或性別不平等本身的改變。

貴州民族大學晏月平於2024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基於國家衛健委2016年的數據指出，在政策暢想未覆蓋的現實處境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總體收入顯著低於漢族，且多就業集中於低收入行業和區域；研究進一步揭示，在教育水平、就業質量、社會資本積累和區域發展機會上的結構性劣勢，是其難以共享發展紅利的關鍵原因。



賦權抑或失權


與上述主流讚歌形成刺眼對照的，是少量調查性寫作所揭露的殘酷現實。2025年1月16日正面連接發布的第一人稱報道《我在泰緬邊境調查電詐產業 200 天》把目光投向被零工化就業體系擠出主流市場的少數民族青年身上：Ta們長期依賴零工平台、熟人介紹等非正規用工渠道，在“高薪出國工作”的誘騙下被帶入跨境電詐園區。由於語言能力不足與證件缺失，Ta們在園區內更難完成“業績”，更容易被當作可反覆轉賣的“資產”，長期困於暴力、脅迫與贖金機制中。這里的殘酷性不只在於“被騙”，而在於同樣身處電詐體系，少數民族受害者往往承擔更高的滯留和逃離成本。

這種結構性張力在國際層面也被進一步揭示。國際勞工組織（ILO）於2025年2月14日發布的報告中指出，在“扶貧”“解放勞動力”等政策話語之下，存在將制度性風險集中轉移至維吾爾族、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群體的趨勢，尤其波及農村小農戶、牧民與被劃為“剩余勞動力”的群體。報告認為，這些群體在跨省轉移就業過程中，常被引導或安排進入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制造、季節性農業、海產品加工等高強度勞動行業，其選擇的“自願性”在高度組織化的動員體系中往往難以厘清。一些地區通過帶有軍事化色彩的職業培訓、幹部直接介入與配額式安排，推動藏族農牧民脫離傳統生計，轉向道路建設、采礦、食品加工等產業。這一過程在改變勞動形態的同時，也客觀上削弱了原有的宗教實踐與社區網絡。ILO 強調，強迫勞動的風險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土地剝離、家庭分離與文化同化等過程相互交織，使少數民族勞動者在“就業”“去極端化”等名義下，逐步被納入一種高度管控、權利受限、服務於國家經濟目標的勞動秩序之中。

貼近民族勞工日常處境、從勞動關系與生計結構出發的近距離描寫仍然稀缺。2025年，公共policy發布的文章《從“安置”到“歸屬”》以雲南怒江傈僳族的易地扶貧搬遷為例，指出在融入國家經濟發展的背景下，這種搬遷對少數民族群體而言遠非簡單的空間遷徙。Ta們面臨的是生計、文化與心理的三重斷層：一是經濟斷層，失地、生活成本上升與非農就業門檻（技能/語言/適應）疊加，迫使許多人進入低保障、低回報、臨時性崗位，難以建立穩定預期；二是文化與社會斷層，集中安置帶來“規矩多”“不自由”的束縛，交往圈仍局限於本民族，傳統儀式（如火塘、宰殺）常與社區管理規範沖突，引發鄰里緊張與“傳統被否定”的情緒；三是教育與代際斷層，母語教育缺失、普通話能力弱導致孩子們在課堂上沈默與自卑，而依賴子女翻譯的家校溝通又加劇了家長的無力感。這深刻體現了民族勞工所面對的是經濟結構、文化秩序與情感網絡的三重系統性困境。

2024年發表的《城市外來少數民族青年社會融入狀況研究》基於對珠三角、長三角與京津冀 2300 余名少數民族青年的調查，也指出了普遍的經濟困境：青年少數民族勞工的年收入與年消費多集中在5萬以下；Ta們並非“不願融入”，但卻長期受困於低收入行業與非正規崗位，面臨勞動合同簽訂率與社保參保率雙低、住房保障與就業穩定缺失等制度短板。“願意融入”的初衷，在現實中逐步消耗為“難以紮根”的結局。

同樣的結構性困境也出現在返鄉民族勞工群體中。2024年的《鄉村振興背景下少數民族務工人員返鄉研究》指出，返鄉並非簡單的空間性回流，而是一種被政策寄予厚望的“功能性回歸”。返鄉者被期待承擔產業振興、基層治理與文化重建的多重使命，但現實常常卡在政策激勵與個體可行能力之間：返鄉創業門檻高、失敗風險更多由個體承擔，社會支持有限，在城市積累的技能與經驗也難以轉化為穩定生計。因此“返鄉”在不少情況下更像是被結構推回的路徑。

在這樣的發展敘事中，少數民族勞動者雖被持續納入國家治理的視野，卻始終難以作為完整的勞動權利主體出現，Ta們被統計、轉移、安置和表揚，其現實處境便被悄然改寫為一種“別無選擇”的合理狀態。許多轉移安排與其說是為了效益最大化，不如說是為了系統性地削弱Ta們自身的主體性。那些從小習得普通話的城市中產及富裕階層漢族群體輕而易舉可以得到的資源，對少數民族勞工而言卻需要個體超人般的品質才可能獲取。在將Ta們視為典範的同時，主流敘事也無意間抹平了不同族群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領域存在的深層的不平等。


十二、海外勞工：在跨國剝削與灰色產業中求生

從某種意義上看，海外勞工比國內勞工更為脆弱。Ta們面臨的問題在今年並未減少，尤其在全球政治加速右轉、動蕩加劇的當下。2025年海外勞工相關事件呈現出若幹共同特征：風險不再僅來自非法中介或灰色地帶，而是廣泛存在於合法經營與跨國產業鏈內部；簽證依附、信息不對稱與監管缺位相互交織，使外籍勞工長期處於弱勢位置；在全球政治右轉與地緣緊張加劇的背景下，海外勞工問題愈發被地緣政治博弈和民族主義情緒劫持。


海外礦產采掘業仍深陷指控

本年度海外勞工調查中，讚比亞尾礦壩潰決事故以及印尼的鎳礦開采所涉及的相關中國公司（分別為讚比亞謙比希濕法冶煉有限公司、中國青山控股集團）尤其受到國際新聞媒體密集關注。中非時間2025年2月18日，讚比亞北部一座由中國有色礦業有限公司在讚比亞注冊的附屬公司讚比亞謙比希濕法冶煉有限公司（謙比希濕法冶煉）所有的銅礦發生尾礦壩潰決事故，釋放了約5000萬公升含酸性及劇毒的廢料。這次污染嚴重破壞了作為讚比亞全國約六成人口主要水源的卡富埃河的水生生態，影響水源供應及沿岸農業。







在印尼，中國青山控股集團（Tsingshan Holding Group）自6年前進入印尼市場以來就爭議不斷。今年4月， 趙胤風 (Zhaoyin Feng) 與 Hasya Nindita撰寫的報道聚焦印尼中蘇拉威西省莫羅瓦利工業園區（IMIP）。該園區是世界最大的不銹鋼與鎳加工基地之一，由中國青山控股集團主導建設。今年6月，氣候權利國際組織報道了中國公司在印尼鎳礦與冶煉作業中的人權和環境問題。





產能占全球不銹鋼產量近三分之一的青山控股集團，於6月暫停了其印尼鎳冶煉廠主要生產線。此舉反映出全球鎳市場正因供應過剩、需求萎縮和價格崩盤陷入困境。這種由供應過剩造成的生產中斷，也對印尼依賴鎳產業的支柱政策構成了威脅。隨著電池技術路線逐漸轉向非鎳基材料，要求暫停新建鎳冶煉廠的呼聲日益高漲。相關企業及其利益聯盟被指不僅壓制工會權利，漠視國家和國際標準，使工人面臨低工資、惡劣環境和安全隱患等問題，更在近些年來給當地帶來持續的環境破壞。然而，在讚比亞尾礦壩潰決事故中，國內媒體與公眾輿論往往較少關注事故對當地環境及居民帶來的持續性影響，反而對讚比亞要求中國相關公司賠償800億美元感到不滿甚至憤怒。



中企存在嚴重勞權侵犯問題


在多個運營地，中國企業亦出現明顯的用工歧視現象。例如，尼日爾（Niger）政府於 2025 年3 月決定驅逐三名中國石油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原因是外籍員工與當地員工之間的薪酬差距過大。尼日爾方面批評中石油在崗位分配與薪酬結構上存在用工歧視：中國員工多占據管理崗位，而當地員工主要從事基層勞動崗位。

在人口販運相關議題上，去年我們提及的比亞迪在巴西非法雇傭163名中國勞工的事件今年仍有新進展：今年5月，巴西Bahia州勞工檢察機關正式起訴比亞迪，指控其不僅在與勞工簽署的合約中包含大量非法條款，更持續讓勞工在“類似奴役”條件下工作。

這都印證了原商務部歐洲司副司長、中國駐法國使館公使銜經濟商務參讚馬社在2025中國企業出海高峰論壇上的發言。他認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普遍存在合規能力不足的問題，尤其在人力資源管理和對當地勞動法規理解與適應方面。這些問題已成為海外經營的重要風險源。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信息來源有限且碎片化；企業多從員工親友、所在國華人或同行處獲取信息，這些信息不全面甚至錯誤，易構成誤導。國內“成功管理經驗”照搬到國外往往行不通，比如在歐洲國家解雇員工難度極大。

9月7日發布的一份調查報道則揭示了中國遠洋魷魚捕撈船隊及其供應鏈中長期存在的勞工權益與環境問題。其作業區域多位於公海或他國專屬經濟區之外，因此難以被母國有效監管，形成了事實上的“監管空白區”。在阿根廷專屬經濟區（EEZ）以外的公海水域，中國遠洋魷魚捕撈船隊被指存在嚴重勞工權益侵害行為，包括超長工時、扣押護照或其他身份證件、拖欠工資，以及在船員受傷或死亡後缺乏及時有效的救助。這些船員多來自東南亞國家（如印尼、菲律賓等），而捕撈產品最終可能進入美國與歐洲市場。環境正義基金會（EJF,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查明了187家與問題船只相關的進口商或買家，其中約45%位於美國。該報道進一步指出該行業存在監管薄弱、作業周期極長、船只不受港口國有效約束等“標志性問題”，還強調中國遠洋捕撈產業鏈中勞工權益侵害與環境破壞存在相互強化的共生關系，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個系統性、結構性的全球性問題。



海外中國勞工困境
據商務部統計，截至今年9月末，中國的對外勞務人數達到59.5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2.4萬（此數據尚未包含未通過正規渠道出國務工的人員）。以日本為例，截至2025年6月，在日中國籍居民已達90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6.5萬人。

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由於經濟下行帶來的就業壓力等現實考量，選擇向外移民。然而抵達目的地國家後，Ta們往往面對從腦力勞動到體力勞動的轉變，因為發達國家高端崗位往往飽和，而護理、建築等行業等仍存在大量空缺。為應對勞動力短缺，一些國家正調整移民政策以吸引外來勞工。例如法國在2025年6月簡化了外來勞工的簽證流程，韓國政府也放寬了其針對移民以及外來勞工的政策。然而，韓國民間社會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今年9月，韓國政府對中國團體遊客實施的臨時免簽政策引發了一系列反對中國免簽入境及反華的示威活動。這種社會情緒的背後，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韓國本地社會對外籍勞工的歧視依然普遍，而外籍勞工自身則面臨更為嚴峻的生存困境。調查顯示，在韓外籍勞動者的工傷死亡率是韓籍勞動者的三倍。2025年5月，聯合國委員會在關於韓國勞工權益的結論性意見中罕見地直接批評韓國政府應對種族歧視不力，並對其人權機構在保障外籍工人住宿安全、降低工傷事故及遏制勞動剝削等方面的消極作為表達了關切。

類似的緊張關系並非僅存在於韓國。香港特區政府也於同期暫停原計劃為期約三年的輸入勞工安排。有在港的女性工人組織於2025年4月公開發聲，反對進一步擴大低技能崗位的外勞輸入，認為此舉會削弱雇主改善本地勞工待遇的動力。2025年6月，港府設立舉報熱線鼓勵公眾舉報雇主以外勞取代本地員工的行為，這進一步凸顯外來勞動者在經濟焦慮與政治壓力交織下所處的脆弱境遇。

目前各發達國家普遍將引進外來勞動力視為應對少子化、老齡化等社會結構性問題所導致勞動力短缺的重要策略。截至今年4月，在日外籍勞動者已達230萬人，創下歷史新高。然而，當許多人放棄相對熟悉的國內環境前往異國他鄉謀生時，在陌生處境中首先需要面對的往往並非目的國的制度壁壘，而是來自中國同胞的算計與惡意——因為Ta們最清楚這些勞工的被動位置與迫切需求。當地的黑中介及部分缺乏責任意識的中國企業使大量勞動者深受其害。

今年11月，單讀的報道《當華人移民成為“剝削者”》亦印證了這一現實。報道指出，意大利普拉托由華人主導的快時尚產業延續著一種“移動制度”的用工模式：通過每周7天、每天12小時以上的超長工時，並以“包食宿+允許流動”為條件，來適配產業的短周期需求。這些產業所雇傭的工人原本大多是華人，形成了種族內部的剝削。隨著南亞移民逐漸取代華人成為基層勞動力主力，這一缺乏基本勞動保障的模式開始頻繁引發勞資沖突，勞工的核心訴求集中在落實“每周5天、每天8小時”的法定工時。

年初的王星案則再次將公眾目光聚焦到緬甸、柬埔寨一帶的電信詐騙產業鏈：2025年1月3日，演員王星星在泰國拍戲途中於泰緬邊境失聯，其女友迅速報警並借助網絡擴大關注。經多方聯合搜救，王星星於1月7日被安全找到。此案也提醒人們，社會中層人群同樣可能陷入此類跨境詐騙的危險之中。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國仍有大量破產負債者、有前科記錄者，以及渴望快速致富卻社會經驗匱乏的學生，在誘惑下鋌而走險，最後淪為電詐園區的工具人。2025年11月6日，"三聯生活周刊"發布深度報道《想掙錢的失學少年，被騙入嚴重缺人的緬甸詐騙園區》，詳盡披露了起四川農村少年陳志成（16歲）被誘騙至緬甸詐騙園區的真實經歷：2023年7月，在四川酒吧工作的陳志成被一名自稱“小胖”的男子以昆明高薪工作誘騙至緬北詐騙園區。在園區他每日工作時長超過16小時，需完成150-200條短信任務，未完成指標便會遭到棍棒毆打。他與家人失聯半年，直到2024年春天才通過音樂軟件與姐姐陳雪重新取得聯系。在"全球反詐組織"成員陸向日的協助下，陳雪通過合法途徑成功救回弟弟陳志成。然而，因遭受長期虐待，陳志成身心嚴重受損，返家後精神恍惚、反應遲鈍。



該報道還揭示了詐騙園區面臨的嚴重人員短缺問題。據警方人員張亮透露，2023年打擊行動導致超5萬名中國籍涉詐犯罪嫌疑人被捕，致使詐騙公司開始轉向招募未成年人，如15歲四川初中生王子涵。Ta們被熟人以"能有吃有喝，還有現金"為誘餌騙入園區。詐騙公司往往偽造其身份證蒙混過關。其中超過50%被誘騙至園區。

外籍勞工即使選擇進入表面合法合規的當地企業工作，仍可能面臨更為隱蔽的剝削。某些企業深諳工作簽證對外籍勞工的重要性，並利用其對當地法律認知有限、語言溝通不暢、維權渠道覆雜等現實困境，將這些弱點轉化為控制手段，通過克扣工資、故意延遲發放薪資、違法收取中介費等方式進行牟利。例如，今年6月，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在針對企業“現代奴隸制”合規情況的調查中發現，移民工人在農業與食品供應鏈中遭受系統性、廣泛性的剝削。又如，今年7月1日，瑞典工會媒體Arbetet發布的深度調查顯示，瑞典大型亞洲快餐連鎖品牌Chopchop在其全國多家門店存在嚴重的勞工剝削問題，受害者主要為中國籍勞工。報道稱，這些勞工不僅長期超時工作、薪酬遠低於法定標準，甚至需支付高額“中介費”才能獲得工作崗位，同時還面臨嚴密監控和工傷事故頻發等風險，引發了當地社會廣泛關注。

在政治局勢持續動蕩的地區，中國勞工面臨的人身安全風險尤為突出。今年6月，尼日利亞南部埃多州一名安全機構發言人通報稱，當地武裝分子殺害了八名保安人員並綁架了數名中國籍外籍勞工。大部分被綁人員隨後獲救，但仍有一人下落不明。9月，西非國家馬里 (Mali) 境內的“支持伊斯蘭與穆斯林組織”（Groupe de soutien à l’islam et aux musulmans,GSIM，隸屬基地組織）加強了對外國工業設施尤其是中資項目的襲擊力度。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資料，自6月以來，該組織針對的七個外國工業項目中六個為中資項目。這表明在這些地區，中國勞工及相關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已呈現出結構性、持續化且具有明確指向性的特征。

在以色列參與工程建設的中國籍建築工人也面臨嚴峻的勞權問題。今年7月，有報道指出，因為以色列發動的加沙種族滅絕戰爭導致原先巴勒斯坦人占多數的勞工無法進入以色列，以色列建築業嚴重缺工，加大了從中國等多個國家招聘建築工人的力度。然而在以色列工作的建築工在社交媒體上聲稱，以色列方拒絕讓外籍勞工進入防空洞避難，甚至有多名中國勞工在以色列失聯。這些問題的存在，加上中資公司常被指責參與或者無視人口販運的問題，加之一些覆雜的背景因素，使得中國背景的勞務公司有時會受到更嚴格的審查。例如今年8月，以色列住房與建設部的一項建築業招標計劃文件對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部分國家的企業增設了額外的合規審查要求。三家中國建築企業認為此條款構成“不對等對待”，並提出訴訟要求撤銷。當地法院最終駁回了中資企業的訴求，維持了招標原案判決。



中國籍海外勞工的維權行動


即便是在法國巴黎這樣遊行罷工文化較為盛行、勞動者維權意識相對較強的地區，相關調查仍顯示，中國勞工普遍面臨融入困難的問題。當地人往往認為中國籍勞工“不愛抗爭而更傾向於忍受”。中國勞工確實普遍擔憂維權導致的失業風險及其他麻煩。這種對風險的高度規避心理，使得許多勞動者在面對不公待遇時選擇沈默。然而，從印度尼西亞因欠薪問題爆發的集體罷工事件，到愛爾蘭中國廚師成功維權的案例，證明在特定條件下，中國勞動者同樣具備集體行動和個體抗爭的能力。2月18日，前述印尼的莫羅瓦利園區（IMIP）的礦業與能源工業工人工會（SBIPE）在莫羅瓦利公司總部前舉行示威，要求廠方就2024年2月發生的三起工傷事故承擔責任，提出賠償傷亡受害者、改善安全培訓、保障防護裝備等訴求。示威遭到暴力鎮壓，廠區安全人員甚至對抗議者使用暴力，包括踩踏一名女性抗議者。2月22日，數百名中國籍外來勞工再度聚集，要求園區內的PT QMB新能源材料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資（受影響的工人主要是由PT QMB的中國外包單位九龍勞動服務雇傭的建築工人）。這一事件顯示，即便在高壓環境下，中國勞工仍可能通過集體行動表達訴求。



在歐洲，個體維權的成功案例亦證明制度性救濟渠道的存在價值。愛爾蘭卡文郡一家外賣店的中國籍廚師Gao Xiaofeng每周工作時間高達73小時，卻被迫償還高額“中介費”，實際每周可支配收入僅約60歐元。Gao提供的證據還顯示，他在工作期間多次被要求將工資返還給中介，且在餐廳工作期間長期遭人身威脅，護照被扣押，直到去年8月在警方介入下才得以脫身維權。愛爾蘭職場關系委員會（Workplace Relations Commission, WRC）最終裁定該外賣店違反多項勞動法規，責令雇主向Gao支付總計154,828歐元的賠償。

綜上所述，在全球政治緊張、地緣沖突加劇以及地方民族主義回潮的背景下，試圖通過跨國流動尋求生計與希望的移工群體，依然深陷多重交織的結構性困境之中。



十三、氣候危機與生產安全事故：不平等的代價

近年來，全球變暖已經逐漸從氣象學家的遙遠預警，轉變成人們切實可感的日常現實。夏季變得更漫長，更炎熱，極端高溫天氣也在持續向高緯度地區蔓延。全球變暖帶來的挑戰遠不止是極端高溫，旱澇災害的發生頻率與強度也隨之顯著攀升。這些災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烈度，改變著我們的社會環境與日常生活。





極端天氣下的勞動者

盡管氣候危機是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但其後果卻依據社會資源與權力分布，以極度不平等的態勢落到最缺乏抵御能力的群體身上。聚焦國內，氣候不平等的受害者集中指向了兩類群體：農村人口（詳見本報告第三章）和在社會階層上處於弱勢的城市勞動者。在城市中，高溫的嚴峻代價，主要由缺乏充分勞動保障的戶外勞動者承擔，如外賣員、快遞員、環衛工人等等。今年7月10日，河南信陽一名快遞員和遼寧沈陽一名園林綠化工人，都在工作中因熱射病倒下，最終不幸離世。6月26日，江蘇揚州兩名維修工人因高溫中暑被困塔吊，由消防員救出送醫。7月，江蘇常州一儲能項目被投訴，高溫天強制工人上工，每天都有十幾名工人中暑。在缺乏降溫措施的封閉空間內，勞動者也同樣面臨極高的風險。7月6日，青島大學一名宿管員因中暑去世。7月15日，陜西西安一名小區保安因高溫在保安亭猝死。

這些由高溫引發的傷亡案例集中暴露出勞動保護制度在應對氣候不平等時存在的系統性問題。首先是規章制度設計的不合理。7月，“氣象部門不敢報40攝氏度”成為熱搜話題。《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規定，氣溫達到40度時應當停止室外露天作業。公眾質疑為了避免停工，氣象部門會刻意壓低溫度。氣象專家在回應中否認了此事，但同時呼籲，無論是防暑降溫措施還是停工停學的規定，都應該更靈活、更人性化，比如是否停工應該取決於實際工作場所的溫度。此外，很多機構的規定都更偏向其服務對象或消費群體，而忽略了勞動者。7月1日，有乘客坐高鐵到達山西大同時弄丟了兒童手表，打12345熱線求助。兩名環衛工人在領導要求下於酷暑天氣花費4小時徒手在8噸垃圾中找表。當地媒體報導此事，僅強調城市的暖心服務，從而引發網友普遍質疑，認為環衛工的權益受到忽視。8月3日，上海迪士尼花車巡遊過程中一名身著跳跳虎服裝的演職人員疑似中暑暈倒，現場救助時為了遵守演員不得當眾摘頭套的規定，並沒有摘掉中暑者的頭套。

盡管前述管理辦法已對高溫下的工時限制、降溫設施以及高溫補貼做出了明確規定，用工單位卻往往未能嚴格執行，政府監管同樣十分不力。7月高溫下，浙江橫店影視城仍然有劇組違反規定，沒有在正午停止露天拍攝，有相關視頻顯示，多位女明星身穿厚重戲服在酷暑下拍戲。有工作人員表示，由於高溫天氣，群演很難找，並且待遇沒有明顯提升，劇組也沒有發放高溫補貼。在沈陽，即便在有綠化工人因熱射病去世之後，其他工人仍然從下午一點開始工作，Ta們表示，從沒聽說過要避開高溫作業時間。青島大學宿管員的事故則與缺乏降溫設施有關。學校的行政樓早已安裝了空調，學生宿舍今年暑假才開始安裝，而宿管員值班室等基層工作場所被明確排除在安裝計劃之外，從中可以看出青島大學的降溫資源分配極不平等。除了傳統用工場景下的管理問題，新興的零工經濟架構則通過模糊勞動關系，使得平台更容易逃避責任，從而將矛盾轉移到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7月引發關注的網約車司機有償開空調事件印證了這一點：當乘客在網上反映司機加收空調費時，爭議的另一邊是，由於平台壓低單價並提高高溫補貼門檻，司機無力承擔開空調的成本。本應屬於職業安全保障的降溫投入，在沒有平台擔責的情況下，演變成了司機與乘客之間的個體沖突。




在勞動保障的末端，高溫勞動引發的工傷工亡事故往往由於維權舉證成本高而難以追責。很多高溫下的勞動者處在不正規的雇傭關系中，勞動關系的模糊性給了相關責任方互相推諉的空間。沈陽去世的綠化工人是退休返聘的高齡勞動者，沒有簽署正式勞動合同。因高溫去世的青島大學宿管員和西安的小區保安都屬於外包勞工，這種間接用工模式使責任認定更為困難。即便最終能夠通過法律程序獲得工傷認定，勞動者及其家屬也常需投入巨大的時間與精力成本。以2022年8月四川南充搬運工因熱射病去世一案為例，家屬在經歷長達兩年半的多輪仲裁與訴訟後，直到今年2月才獲得相應的工亡補助金。

同樣值得警惕的是，在采取降溫措施來保障勞動者的安全的過程中，是否會陷入片面且急功近利的治理邏輯，最終以犧牲另一部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為代價。針對青島大學宿管員的事件，公眾討論往往止步於增設室內空調，卻忽略了空調排出的熱量也在無形中加劇著戶外勞動者的作業風險。在短期內用空調解決迫切的問題之外，我們能否探索出更高效、更低碳的降溫技術？我們能否在建築規劃之初就考慮好避暑的需求，從而降低對空調的依賴？我們的制度設計又能否打破室內外的隔閡，給戶外勞動者提供同等的安全保障？此外，降溫措施背後的勞動權益也必須納入考量。空調需求的激增，直接導致了安裝維修崗位的超負荷，今年鄭州、南京、上海等地仍有空調工人墜落、墜亡事故發生。而對於戶外環境，冰塊是必不可少的降溫物資，但這背後的制冰工人，同樣面臨著嚴峻的工作處境：鄭州一家產品用於工地和礦井的制冰廠因人手不足，安排工人們每日工作時長近 17 小時。如果在應對高溫問題的過程中，降溫產業一線勞動者的權益被忽視，那麼所謂的保障，實質上只是將高溫風險從一個群體轉移到了另一個群體。

除了高溫以外，大風、暴雨和異常幹燥的天氣都在今年引發了各種災難，由此導致次生勞動事故。4月12日，安徽蕪湖發布大風藍色預警，一名外賣員途經一小區時被掉落的墻體外立面砸傷。7月20日，湖南長沙發布暴雨黃色預警，一道路施工現場有四名井下施工人員被困，已致一人死亡一人失聯。7月23日，四川宜賓一名外賣員騎電動車經過當地一條河流時，因連日大雨導致河水漫過橋面，不慎落水身亡。7月27日，山西大同14名蔬菜采摘女工在乘坐中巴車去大棚的路上因暴雨遇險失聯。11月26日，香港大埔區宏福苑發生重大火災事故，極端幹燥的大風天氣也是這場災難的誘因之一。

在愈發頻繁且覆雜的氣候災難下，如何真正保護勞動者的安全，是我們迫切要解決的難題。然而面對台風這種司空見慣的舊挑戰，各個企業能否按照規定落實停工都打上了問號。9月23日上午，為應對超強台風“樺加沙”，深圳終於發布了當日14時起停工的通知，但仍然有網友表示，比亞迪公司沒有停工，在員工向民生訴求平台投訴後，才陸續有了提前下班的口頭通知。引起更大爭議的是華為公司號召員工9月23日正常下班，自主解決返程問題。封閉的高速路口甚至設置了華為員工專用通道，這無疑是對員工生命安全的漠視，也反映了監管部門的失職。




盡管官方制度尚不完善，並且在執行層面常常落空，但今年依然出現不少針對勞動者極端天氣權益的民間討論與行動。食通社在《暴雨中的商戰，外賣員的苦夏》中記錄了幾位外賣員在惡劣天氣之下遭遇到的困境，並直言城市居民通過點外賣，將惡劣天氣的風險轉嫁到了外賣員身上，隨即在評論區引發了一場關於“暴雨天要不要點外賣”的激烈討論。在總結這一討論的後續文章中，作者進一步追問代價是否真的轉移了——由於平台壓縮成本而導致的食品安全隱患，以及外賣員趕時間引發的交通風險，這些後果最終仍會以不同方式作用在每一個人身上。另外，針對外賣員的高溫勞動保護問題，一群行動者在7-8月開展了多個城市的小範圍調研，並且發布了一份針對平台、政府和消費者的三方倡議《高溫沸騰時代，如何保護烈日下的外賣騎手》。Ta們還發起了人人都能參與的“貼紙送水”行動，通過贈送貼有“騎手高溫指南”的礦泉水，為騎手提供了防暑支持，也宣傳了勞動權益，同時鼓勵大家在平台留言以督促其落實勞動保護措施。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行動起來，氣候危機導致的勞動問題才有可能真正迎來改善的契機。


能源轉型中的事故




能源轉型是解決氣候問題的重要一環。在中國，這一以官方為絕對主導的進程在持續推進的同時，也伴隨不可忽視的勞動權益問題。盡管能源消費結構不斷優化，低碳能源占比穩步提升，2024年煤炭消費比重已降至53.2%，但煤炭消費總量仍在緩慢增長，其作為中國電力供應主力的地位短期內仍難以動搖。在這種持續的高負荷保供壓力下，今年依然發生了多起煤礦事故。今年7月下旬起，河南省煤礦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連續發生了3起生產安全事故。此外，甘肅白銀、寧夏吳忠、廣西賀州、福建三明和陜西安康等地也相繼發生煤礦事故，均造成了數名礦工遇難。這些事故不僅集中暴露了現場違章作業多、安全培訓流於形式等頑疾，更有企業在出事後試圖瞞報。例如，鄭新福泰（新密）煤業在7月29日頂板事故致1人死亡後，謊稱工人病亡，經核查後才如實上報。而遲報現象在其他礦企中也屢見不鮮。在這些事故暴露出的管理亂象背後，轉型壓力下勞動者的困境同樣值得關注。7月，山西中陽一煤礦多名礦工被強制轉簽到外包項目部，不僅多年工齡被清零，連法定的經濟補償與欠繳社保也被礦方一筆勾銷。這類個案反映出的勞動者的被動地位，也體現在相關的調研結論中：今年發布的《山西能源轉型公眾認知調查報告》指出，煤炭從業者因為缺乏轉型技能和信息知情權，普遍對轉型前景感到悲觀。報告因此強調，政策不應該偏重宏觀敘事而忽視了個體生計保障，要讓轉型中利益可能受損的群體參與決策過程。

而在另一端，新能源發電雖然延續了高增長態勢，並且貢獻了主要的發電增量，但相關生產安全保障仍面臨嚴峻挑戰。1月25日，內蒙某風電場發生一起因違規操作導致的機械傷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4月6日，寧夏某風電場發生一起因違規操作導致的高處墜落人身傷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 6月24日，新疆哈密某風電項目在風機安裝作業過程中，盤車工裝扭力臂因底座螺栓斷裂，撞擊1名外委人員致其死亡。6月28日，貴州冊亨一風電場基坑內發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7月4日，貴州黔西一風電項目發生一起違規爆破事故，造成2名外委人員死亡。這些事故反映出，勞務外包體系下安全責任的落實與現場操作的規範，仍是新能源行業的薄弱環節。


基建等其他類型生產事故

除了氣候危機和能源轉型相關事故之外，今年發生的其他類型的生產安全事故也不容忽視。下半年連續發生多起列車碰撞事故。9月13日，浙江紹興軌道交通2號線一列車撞上保潔員，造成3死1傷。9月24日，北京地鐵13號線軋道車碰撞高空作業車，致1死1傷。11月27日，四川鐵路寶成線發生貨運列車碰撞事故，造成兩名作業人員遇難。同一天，雲南昆明一試驗列車發生一起重大碰撞事故致11人死亡，2人受傷。大部分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不過有媒體關注到，很多受害者是勞務派遣工人，從而提出鐵路外包用工安全管理需要重視。






今年的基礎設施安全事故依舊多發。三起特大橋垮塌事件接連發生：6月24日，貴州三都縣猴子河特大橋引橋因山體滑坡垮塌；8月22日，青海尖紮黃河特大橋在施工中垮塌，致12人遇難、4人失聯；11月11日，通車僅7個月的四川馬爾康紅旗特大橋同樣因地質災害垮塌。三起事故中兩起明確與山體滑坡相關，凸顯工程選址與地質風險評估的嚴重脫節。此外，根據交通運輸部的報告，今年上半年就發生了許多起公路水運工程建設領域的安全事故，公布出的24例事故典型包括了高處墜落、坍塌、物體打擊、機械傷害和冒頂片幫。過去數十年基礎設施密集建設後的維護問題繼續曝露，對運輸業及交通設施建設維護相關從業的勞動者構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脅。

在基建領域之外，化工、建築及制造等行業的安全狀況同樣不容樂觀。江蘇、山東、河北及湖南等地接連發生危險品爆炸事故，均導致多人傷亡。安全風險同樣存在於設備檢修和實驗室研發環節，多地頻發的中毒窒息事故已導致至少十余人喪生。與此同時，建築施工環節的坍塌與高處墜落事故也多有發生。而16歲職校生在零食店打工時被升降機夾擊身亡、6名東北大學學生在礦廠實習時墜入浮選槽身亡等事件，則進一步暴露出學生群體在安全監管邊緣地帶的脆弱處境。






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發生的特大火災引發廣泛哀悼。這場悲劇造成至少160人死亡、79人受傷及6人失蹤。其中，有5名工人在參與救火和疏散工友時不幸遇難或失聯。起火時，宏福苑正處於維修期，外墻由竹制腳手架與綠色防護網嚴密包裹，玻璃窗亦多被泡沫塑料封閉。盡管事故原因仍在調查，大眾的矛頭已直指香港傳統的竹棚維修模式，也有反對者認為，更直接的原因是防護網和泡沫塑料，而竹棚的應用是基於香港覆雜的地理環境與經濟現實。評估竹棚火災風險的同時，我們同樣也需要關注，倘若未來行業走向轉型，如何為基層勞動者提供切實的職業保障與轉型支持。

審視這一系列事故，管理方在善後處置中的失當同樣令人深思。紹興列車事故後，高齡保潔員被一刀切式勸退；四川宜賓有3名工人因違規作業被吊起示眾，這種極具羞辱性的管理方式，完全無視了勞動者的基本尊嚴。安全本該是全社會的共同追求，但在現實的權力不對等狀況下，安全成本往往被變相下移，由勞動者個體承擔。究其原因，是管理層自上而下制定的生產指標，與一線勞作的生存邏輯產生了沖突。只有打破這種權力的傲慢，創造一個更平等、能讓勞動者共同參與決策的工作環境，生產安全困局才能獲得根本性的出路。



十四、勞工行動持續，社會支持缺乏

2025年，在經濟下行與用工環境持續惡化的背景下，勞動者正在各個領域探索權益保障的可能性，從司法訴訟到集體抗爭，從個體反抗到消費倡議，勞動者不斷拓展維權的空間與方式，其行動呈現出多元化與常態化的態勢。這些行動既展現了勞動者爭取權益的韌性與生命力，也暴露出其行動面臨的制度保障缺失、社會支持薄弱等深層矛盾：舉報者被開除、討薪者被控“尋釁滋事”，維權者在缺乏支持下走向極端，加之公益機構生存空間收窄導致社會支持網絡削弱，凸顯了勞動者維權所面臨的系統性困境。


法律維權案件數量攀升

在經濟環境不景氣以及欠薪裁員頻發的背景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糾紛數量持續上升。2025年前9個月，全國法院受理勞動爭議一審案件同比增長37.5%。與此同時，一些推動勞動法完善的維權行動也在發生。

上海地區關於無固定期限合同的司法實踐轉變，正是這類維權行動的典型案例。長期以來，在上海地區，企業與勞動者連續簽訂兩次固定期限合同後，企業可拒絕續簽無固定期限合同而無需支付違法終止賠償金。但從2025年1月起，風向逐漸轉變，至11月前後，仲裁委和法院口徑統一：勞動者提出續簽無固定期限合同時，企業必須簽訂，否則構成違法終止，需支付雙倍賠償金。然而，合同終止於2025年之前的勞動者仍在仲裁和判決中難獲支持。劉晶晶於2022年被國企拒簽後，歷經“一裁二審”仍最終敗訴；孟傑的勞動合同2024年12月31日到期後被拒簽，因合同終止時間在2025年之前，二審仍被駁回。《勞動合同法》2008年至今未變，為何人為劃分判決界限？律師認為可按“從新從輕”原則主張改判，但實際操作仍存困難。這一轉變體現了勞動者的維權行動推動了司法完善，但也暴露出司法實踐中勞動者維權面臨的各種阻礙。



集體維權與自組織嘗試






除了通過司法途徑爭取權益外，面對欠薪、降薪、裁員等問題，勞動者也采取了層出不窮的維權行動，並涉及多個社會行業。1月10日，網曝滎陽市市政府門口環衛工為討薪集體堵門，視頻顯示有環衛工稱Ta們幹了一年才知道拿不到一分錢；2月，界面新聞報道，連鎖咖啡品牌Manner因部分門店員工未在春節前後收到“13薪”，因此在小紅書上發布了許多向公司討要這筆薪資的貼文；3月，比亞迪在江蘇無錫和四川成都的工廠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和抗議活動，事發的兩所工廠都是原捷普電子在華的電子廠，近年被比亞迪收購，抗議的起因是收購後公司打破“薪資福利不變”的承諾，單方面調整了薪資結構，導致工人收入下降；湖北武漢黃陂區武漢晨龍電子有限公司數百名女工因被累計拖欠工資長達六個月、社保欠繳長達兩年，4月10日舉行罷工，抗議期間遭到驅散並與警方發生肢體沖突；5月26日，四川自貢富順縣出租車司機將車停在路邊集體罷工，據稱是由網約車和電三輪數量過多導致出租車沒生意而引發；6月，哪咤汽車員工發布短視頻，哪咤汽車董事長兼CEO方運舟被員工堵在辦公室集體討薪；9月，由於未領取到工資，河北秦皇島至唐山高速的部分建築工人在該高速正式通車運營當天，於九龍山收費站前設路障攔截交通討薪；9月16日，在廣東惠州博羅縣，為Nike等多個知名國際品牌代工的隆裕鞋廠爆發集體罷工，數百名工人抗議公司關閉廠區，但公司拒絕對工人作出賠償，而是要求工人隨廠搬遷至東莞——該工廠屬於台灣五大制鞋企業之一的隆典集團，此前該集團旗下的大陸工廠曾爆發多起罷工；11月，多名劇組群演及基層工作人員在《江山為聘》拍攝現場拉橫幅，控訴劇組拖欠工資超半個月，橫幅內容為“《江山為聘》拖欠工資不管我們死活！還我們血汗錢”；臨近年末，湖北漢川、廣西百色、黑龍江大慶等中國各地出現多起農民工討薪事件，討薪方式包括堵路堵門、停工抗議、網絡平台發帖等。受樓市下行和層層分包的用工制度影響，建築行業繼續成為討薪事件發生的重災區。

以外賣員、快遞員和網約車司機為代表的平台零工勞動者們，今年也爆發了多起維權事件。8月，上海浦東臨港新片區，超過兩百名外賣騎手聚集在一小區門口，抗議小區物業禁止騎手入內派送外賣的規定。最終物業與騎手們達成協議，同意騎手進入小區，事件才得以平息。9月5日，深圳一名女司機接到曹操出行平台的長途訂單，與乘客協商返程費，事後乘客反悔並投訴，導致司機倒貼錢，之後該司機多次致電客服申訴，得到的回覆是“能跑就跑，不能跑就別跑”。該司機被氣到突發腦溢血，前期治療費就花了十幾萬。輿論發酵後，眾多網約車司機在網上力挺深圳女司機，聯合抵制曹操出行。10月27日，據網友在小紅書發帖爆料，廈門大學翔安校區快遞中心的快遞員因被拖欠工資而罷工，大量快遞堆積沒有及時入庫。有網友稱，罷工原因是拖欠工資。

除去被動防守式的維權事件，今年勞動者也有一些積極嘗試。今年年初，成都、廣州等地陸續出現由網約車司機自主創建的新型運營平台。該模式以“高單價、低抽傭”為核心賣點，宣稱起步價高於現有主流平台，抽成比例大幅降低且設有返傭機制。平台宣傳策略精準切入司機核心訴求：不僅承諾運價競爭力，更以“把司機當人看”的態度獲得情感認同。不少司機對此表示支持與期待，認為這是改善行業生態的新希望，並積極詢問平台擴展計劃。但行業內部存在理性質疑聲：提高運價後如何保障訂單來源？司乘利益如何平衡。平台運營涉及的技術支持、合規資質、安全監管等系統性成本問題尚未明確解決方案。10月，有網友在小紅書上發帖稱，匹克某分公司在沒有任何員工參與投票的情況下選出了一位即將離職的員工作為工會代表。而員工的訴求是合規選出工會代表。這類訴求在近年的勞工行動中較為罕見。



個體行動困境


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勞動者以個人身份采取的其他靈活行動。比如，廣東廣播電視台報道，程序員張運來近四年工作日晚長期睡在車內，利用深圳灣公園公共設施生活，日均支出僅100元上下，被稱為“車居躺平”。另外，一批曾就職於頭部互聯網企業的勞動者選擇離開高壓環境，轉入各地大專院校擔任教師。這一職業轉換的主體多為受困於“996”工作制、業績壓力與職業焦慮的資深員工或前中層管理者，然而，表面上的“上岸”並未真正解決權益保障問題，只是將矛盾從“資本驅動的績效壓迫”轉向“體制內的隱性束縛”。這一選擇反映了勞動者在惡劣用工環境下被迫進行的權益權衡。其背後是整體勞動環境未能為勞動者提供持續、健康、有尊嚴的職業發展路徑的結構性困境。





7月，一條“杭州地鐵保安崩潰演講”的視頻獲得了幾十萬人的點讚評論，視頻中，杭州地鐵四號線江錦路站一位身穿白襯衫、踩著黑皮鞋的小夥子突然喊了起來，“各位，我今天被開除了，我是一個保安，只幹了一天”。通過他的訴說，我們得知他是一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當保安的第一天就被辭退，但他堅持要回了180元的日薪。他“失控”地同周圍人訴說：“不管你做什麼工作，哪怕只有一天，也要把應得的工資拿回來。”這名杭州保安在北青深一度的采訪中表示，他想告訴有類似經歷的人，一定要去爭取自己的權益。有人在評論區留言，看了他的“崩潰演講”後，決心要回自己應有的勞動所得。

更多時候，勞動者的反抗以更隱蔽的方式進行。11月以來，多地三甲醫院下發“過緊日子”通知，要求嚴控非必要開支。12月，廣東某醫院規培生楊某因衣兜內有一包未登記的紗布，長期在科室給私人充電寶充電，用水壺在科室飲水機接水帶回家，被護士長上報訓誡。醫院方稱，這些行為導致紗布用量增加10%、電費每月多出數十元、飲水機濾芯更換周期縮短半個月，對科室的利益造成損害。消息引發醫療圈熱議：一項2.2萬人參與的投票顯示，幾乎所有醫務人員都曾“薅過科室羊毛”。一些規培生質問：“8月份有醫院禁止規培生進職工餐廳，連充個電、拿包紗布都要被處理。難道我們不是人?”有醫生透露湖南某醫院已將酒精、碘伏、口罩鎖起來，“用起來總感覺有雙眼睛盯著”。一方面，醫保控費、醫院運營壓力增加的情況下，醫院將普通醫療工作者視為需要嚴格管控的對象，醫院與職工的矛盾加劇；另一方面，醫務人員普遍的"薅羊毛"行為，實際上是對工作情緒的一種報覆式宣泄，也是對自身勞動權益的微小爭取。這些勞動者的個體行動都在試探制度的邊界，尋找自身生存的空間。

不過，相比於集體行動，個人行動往往有更大的脆弱性。勞動者個體在面臨來自企業和公權力等方面的多重壓力下，如果無法尋求社會支持，很可能陷入更大的危險之中。2月，武漢匯科智創科技有限公司官網被黑，搜索點擊進入主頁後顯示“碼農的錢你也敢吞，還錢”字樣，事後該公司不僅否認了欠薪事件的存在，還表示將起訴黑掉公司官網討薪的碼農。安徽省礦工張坡因工傷導致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其在依法獲取每月1900余元傷殘津貼後，仍難以維持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在後續維權過程中，他竟被相關部門以“維穩”之名，在未經專業診斷的情況下強行送入精神病院並遭受束縛，其後又被轉送至拘留所。7月16日，河南新密一工人工作期間身亡，家屬協商賠償遭企業保安持管噴水驅趕，涉事企業為鄭州煤炭工業集團下屬蘆溝煤礦。根據杭州財康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流傳出的一份《關於對廚房員工7人尋釁滋事行為處理通報》，9月6日開始，7名廚房員工在酒店公共區域討要工資。通報中說，Ta們是以索要工資為由，公然聚眾鬧事、靜坐滯留，嚴重擾亂酒店正常經營秩序，通報還要求涉事7人賠償客戶取消會議導致的損失金額8萬元整。11月，浪潮集團一名員工舉報北京浪潮雲安全總監造假，將舉報郵件抄送給多位高層，但所有高層均“已讀不回”。該員工本人反而在當天就收到開除通知。公司迅速寄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甚至在該員工未收到EMS前就注銷了其公司郵箱。

拼多多前員工“唐同學”在離職一年後，公司以其違反競業限制協議為由提起仲裁，要求他賠償違約金及返還補償金。2025年8月13日，上海市長寧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唐同學支付違約金108萬余元和競業限制補償金5萬余元。然而，唐同學從未收到開庭通知，也未能參與仲裁程序。仲裁委員會最終采用“公告送達”的方式，在他缺席的情況下作出了裁決。事件在社交平台曝光後，唐同學表示自己“事發突然，驚慌失措”。他回顧了自己在拼多多工作5年的經歷——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6天，離職本是希望獲得解脫，卻沒想到被索賠高額違約金。根據唐同學的最新回應，他已經就該仲裁裁決向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案件正在等待審理，也有律師和網友表示願意提供法律援助。







面對來自企業和公權力的雙重打壓，也有一些勞動者在求告無門的困境之中，選擇采取更極端的手段表達不滿。這些行動的目的不再是維權，而是“魚死網破”。5月20日，四川宜賓屏山縣發生一起放火案。27歲的文某於3月1日經人介紹到屏山縣某紡織廠上班，4月30日提出辭職，5月15日辦理離職手續和剩余5370元工資結算後，文某要求現場發放工資，廠方考慮實際情況，同意提前發放並走審批流程。文某在當日返回家中後再次要求支付工資未果，產生報覆念頭。5月20日，文某進入廠區2號、3號車間放火引發火情，隨即持刀刺傷財務人員雷某磊。文某隨後被控制。據其供述，辭職是因為產生輕生厭世的情緒，急於拿到工資給母親後自殺了結。6月，南航飛行員李某某在社交媒體上實名舉報公司領導，稱因拒絕參加領導安排的娛樂活動遭到報覆，且拒絕配合領導索賄暗示，遭到以技術檢查不通過為由的停飛報覆。南航隨後回應，該員工所訴與事實嚴重不符，稱該飛行員資質檢查屢次不過，技能無法達標，且拒絕在副駕駛崗位苦練基本功。7月1日上午，在吉林省長春市南航吉林分公司，李某某在與飛行部領導談話過程中，刺傷兩名同事後“墜樓身亡”。警方通報為“工作糾紛”。這再次反映出勞動者缺乏維權支持的社會網絡。如何維持勞動者的個體和集體行動，使Ta們不致於陷入絕望的自殺式行動，是亟需我們反思的問題。



消費者倡議與公益機構困境


在消費者領域，也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倡議與行動。小紅書一位網友發帖稱自己準備買一台掃地機，向網友詢問有沒有對員工友好的品牌，不少網友也由此發出“非暴力，不購買、不使用”倡議：“我決定堅決不購買、使用招聘時有35歲年齡限制的公司的產品。”一位微博網友發布貼文稱，在工作時長過高的企業，勞動者積累太多不滿，不可能做出好的產品，最終將影響消費者權益，引起不少人共鳴。在此次倡議中，部分網友在評論區積極響應，並用自己曾經的工作經歷推薦或避雷相關公司；也有部分網友認為，“35歲限制”等做法已經蔓延到社會各行各業，鮮有企業沒有損害勞動者權益的紀錄，如果真的要做到非暴力不購買，那麼市面上幾乎將沒有合適的產品能使用。兩種聲音的出現，表明勞動者同時也作為消費者正在力所能及地使用拒絕購買的方式維護勞動者權益，但僅僅依賴消費者的行動並不能有效地對企業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進行反擊。此外，山姆超市事件也在網絡上得到極大關注，阿里高管入職山姆超市的人事變動消息在網絡傳開後，許多網友表示了反對，認為阿里的卷文化、kpi文化是“行業百草枯，內卷福壽螺”，並在山姆商品的購買頁面發起一星運動，要求山姆超市把所有阿里系員工裁掉。雖然山姆超市並沒有對此事件做出任何回應，但依然說明了人們對惡劣企業文化的深惡痛絕。

今年仍有部分公益機構陷入生存困境。10月，“扔石頭空間” 運營者發文告別，文中稱因深深的疲憊感及不可抗力，運營者決定關停空間；知名公益項目“大愛清塵”因公開募捐備案未能按期完成延期補正、備案受阻，從2025年1月1日起全國醫療救助全面暫停，制氧機發放也需按病情嚴重程度優先分配，大愛清塵表示將繼續推進備案，爭取項目早日上線。實際上，在今年民政部印發《慈善機構公開募捐方案備案指引（試行）》之後，公益機構備案管理日趨嚴格，其中以中小型公益機構受到的影響最大，例如在今年99公益日中，無法獲得備案號的項目無法進行籌款，進一步壓縮了中小型公益機構的生存空間。而新規要求基金會只能支持注冊地為本地的公益機構，也使一批在基金會掛靠接受支持者月捐的機構面臨更嚴重的經濟危機。公益機構難以為繼或將嚴重影響受公益項目支持的勞動者。





十五、勞動者之聲：鮮活敘事、數字抵抗與工作想象

2025年伊始，外賣員王計兵登上蛇年春晚，為歌手王菲新歌《世界贈予我的》報幕。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詩人，他在23歲已開始文學創作，在做外賣員時，他利用送外賣的間隙寫下了6000多首詩，目前已出版《手持人間一束光》等4部詩集。在日覆一日的勞動中，文學是讓生活呼吸的窗口。6月25日，在公益作家陳行甲的新書分享會上，來自河南濮陽的58歲建築工人劉詩利，穿著樸素，背著大包小包，默默地站在角落里聆聽。“工地大叔”利用寶貴的假期專程“追星”，這段視頻在網上被廣為關注。27日，劉詩利受到記者采訪，他說從河南老家來到北京打工後，有空就會去圖書大廈看書。





2025 年 10 月，1991 年出生的北京女騎手兼寫作者王晚，出版《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她19 歲時被母親以 “北京打工賺學費” 騙至北京，學籍遭注銷，此後北漂換過十余份工作，成為外賣騎手後，她利用跑單間隙堅持寫作，在北京城中村與別墅區的 “折疊” 場景中觀察生活。相似地，還有一名叫做胡瑞明的農民工，以“小胡在寫作”為網名，堅持每天在今日頭條上發布工地日記，記錄工地的生活，他的賬號目前已有兩萬個粉絲，成為了許多農民工的“網絡樹洞”。

這些來自勞動生活縫隙中的創作，以個體經驗對抗冰冷的統計數據。通過春晚、社交平台與媒體流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見度，但也面臨著被主流力量收編的風險。勞動的結構性不平等容易被簡化為“苦中作樂”的敘事，個體的掙紮與痛苦被扁平化為可消費的情感符號，其中的批判性被消解。保持聲音的獨立性與批判性，與渴望被大眾看見，是工人創作無法回避的張力所在。



除了文字，在短視頻時代，也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以視頻為載體記錄勞動日常，比如因在佛山工廠直播打螺絲而走紅的網紅“佛山電翰”，他因長相酷似演員張翰、配合動感音樂甩手打螺絲直播爆火，他視頻里真實地記錄打工現場：單調勞動、重覆動作、按件計酬，激起了許多年輕人的共鳴。他在年初發布視頻，宣布將結束自己的打螺絲生涯，他解釋稱工廠訂單減少、收入結構改變，繼續在產線上出現會像“作秀”，他不願消耗“工人”身份。這一決定也反映出當下打工人處境的變化——勞動力市場不穩定、青年向上流動渠道有限，以及“工人身份”在短視頻時代被消費、被再造的覆雜現實。

在短視頻和社交網絡上，勞動者不僅呈現了日常勞動，也通過線上討論和造梗表達所面對的勞動困境，借此抱團取暖。1月，大量“Tiktok難民”湧入小紅書，中美網友在評論區對起了賬：“收入多少”“上幾休幾”“上班幹什麼”“工資扣稅多少”……這一輪“大對賬”對比了兩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支出與生活壓力，引發熱議。中國一線城市年輕人面臨工資增速放緩、房租房價高企、加班普遍、勞動時間過長等問題；美國年輕勞動者雖然工資相對較高，卻因醫療賬單、學生貸款和高房租難以積累儲蓄。總體來看，兩國勞動者的共同困境在於：收入增長趕不上生活成本，社會保障與勞動權益不足正在壓縮年輕人的生存空間。

3月，在豆瓣平台上，話題“#現在gap一年比gay一年還嚴重”沖上熱搜，吸引近萬名網友發帖，分享自己因為簡歷上有gap期而面臨就業歧視的問題。根據網易數讀的一份調查顯示，職場空窗期帶來的求職阻礙包括“因為空窗期被忽視能力”“求職過程中不被尊重”“被頻繁要求解釋原因”“因為空窗期被壓低薪資”等。在兩份工作之前休息一段時間原本是合理的個人選擇，但在現存求職系統和社會評價體系中，似乎被等同於“懶惰”和“能力不夠”，被污名為難以啟齒的“黑歷史”。

“原生職場創傷”則是衍生於原生家庭的概念，指的是“個體在職業生涯早期，尤其是初入職場或第一份工作中所遭遇系統性貶損、權力傾軋或價值否定後，留下的持續性心理傷痕。”網友們列舉了在有毒職場環境中的經歷，比如“職場騷擾與霸淩、當眾羞辱、剝奪工作成果”等等，許多人遭受心理創傷，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焦慮癥等。個體在層層壓榨的權力結構面前是脆弱的，作為下位者的普通打工人面對這種系統性的異化很難全身而退，而經濟壓力、家庭期待、朋輩壓力乃至於優績主義下的自我規訓，更讓離開有毒的職場環境難上加難。

如果這兩個話題，體現的是職場上隱秘的盤剝，那12月廣西一企業在廠區懸掛的“進入廠區，請自覺放棄一切自由”標語，則更加赤裸地表現出勞動者遭受的極端異化。在這個邏輯中，一旦工人進入這個生產空間，便自動被剝離了社會主體性，被壓縮為純粹的生產工具。而最讓人驚心的是“自覺”二字，要求勞動者不僅放棄自由，還要將這種剝削邏輯內化，心甘情願地主動放棄自由。盡管這則標語在遭到網友的激烈批評後撤下，其背後根深蒂固的畸形生產關系依然值得警惕。





除了這些體現職場遭遇的meme，也有打工人用網絡表達著自己的反抗與不滿。比如“嬌牛馬”“職場奶嗝文學”和“嗲員工文學”。這些詞語嘲諷的是一類以職場為背景的敘事風格，即一些年輕職場人通過刻意展示幼態行為換取領導的特殊關照，比如點“小孩菜”。這類行為用虛構的“家長-孩童”的依附性關系掩蓋了職場上真實的權力不平等。比起這種戲謔吐槽，在“詛咒領導猝死”這一互聯網潮流中，網友則更加辛辣直接地表達出對職場的不滿。起初因為品牌Tiffany的中文諧音與“踢翻你”相似，網友認為戴上該品牌產品可以讓討厭的領導和同事離職，後來發展成用回形針制作該品牌熱門產品的“平替版”來詛咒領導，並且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制作成果。另一種詛咒方式更加直接，那就是直接發帖，幻想霸淩自己的領導死亡的場景，比如“被嘔吐物嗆死”“因晨會上罵人太激動而死”“騷擾女員工不成被性騷擾舉報信活埋而死”等，以荒誕幽默直接表達對職場霸淩和不公的憤怒。這些創作既是勞動者的心理排解，也是Ta們在數字空間中尋求共鳴與抱團取暖的方式。

勞動者在短視頻和社交網絡上展現日常經驗，學界和文藝界也從勞動者的生活壓力、工作倫理、收入與時間分配，以及現代勞動體系等不同維度上關注勞動問題，從宏觀結構到個體生活的多重視角提供了分析與思考。





2025年3月，《對工作說不》的中文譯本正式出版，作者大衛·弗雷恩深入描繪了當今工作對生活的全方位侵蝕，並援引一系列社會學理論，分析了何為工作倫理、工作倫理為何依然難以撼動，以及關於工作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未來。他還追蹤了一群在英國積極抵制工作的人，嘗試回答以下問題：是什麼推動這些人脫離工作，Ta們的抵抗是否徒勞，以及Ta們是否能啟發一種替代性方案。經濟學學者梁捷及政治學學者林垚對該書進行了公開對談和討論。同月，英國學者威爾·斯特朗和凱爾·劉易斯所著的《星期五不上班》中譯本也被出版，作者把“工作時間”還原為一個與資本主義、權力和財富分配緊密相關的政治問題，指出當下的長工時並非自然，而是歷史鬥爭的結果。作者通過歷史、現實案例與政治經濟分析論證：在不平等加劇、工作不再保障尊嚴與安全的背景下，縮短工作周是回應勞動危機的關鍵路徑。減少工時不僅關乎個體生活質量，也能推動性別平等、環境保護與社會正義，為以自由和人類潛能為中心的社會打開可能性。

如果說這兩本書是從社會學的宏觀角度上對現有的工作秩序進行批判，那由美國基金經理人比爾·柏金斯出版的《Die With Zero》則是從更為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討了金錢、時間和健康之間的矛盾，他指出如果個體在一生中不斷用工時換取金錢卻未實際使用這些資源，等同於讓部分勞動“白白付出”。該書據此批判以延遲消費和過度工作為核心的工作—儲蓄邏輯，強調應在勞動能力與身體條件尚可的階段，將勞動成果轉化為真實的生活體驗與社會關系。本書理念恰恰映射了互聯網熱詞“力工梭哈理論”，該概念最初由抖音博主“好師兄戴夢”提出，將“力工”從體力勞動者延伸為“極其傳統的奮鬥型大男子”，Ta們按部就班地上班生活，思想守舊，將結婚、生子、買房視為人生終極目標，為此努力奮鬥，生活極度節儉並將所有積蓄投入婚戀之中。許多網友認為，“力工思維”是一種極端的去主體化邏輯：人生目標被簡化為“努力賺錢→結婚生子→積累財富”，個人興趣、情感建設和生活質量被忽視。該現象不僅諷刺了傳統婚姻觀，也暴露了經濟階層和性別角色對勞動者生活的深刻影響。但我們也不應忽視個體的勞動選擇和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性壓力之間的張力。




除了學界，文藝界也不乏探討勞動問題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探討了城鎮勞動人口流動、人口老齡化、殘障人群的勞權問題等。2月，中國導演霍猛憑借影片《生息之地》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銀熊獎，影片通過十歲少年徐闖的視角，細膩描繪了鄉村一年四季的日常，以及背後逐漸展開的社會變遷。電影以喪事開場，婚禮和喪事交替呈現，展現村民在土地上生活、適應變化、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該片呈現了人與土地的聯系，同時描繪了城鄉差距、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等社會現象。紀錄片《勞途歸巢》同樣探討了農村的勞動問題，但與“外出務工”的路徑相反，該片呈現了農村青年返鄉務工的故事。影片通過三年的跟拍，講述了重慶江津白沙鎮青年潘昭德從城市返鄉後投身當地酒廠工作，在平衡工廠勞動與家庭責任（照顧年邁父親、失智母親及年幼女兒）中的生存狀態， 個人命運的裂隙與時代發展的陣痛交織，折射出中國當代鄉鎮人口流動、產業轉型與家庭結構變遷的時代圖景。該片在9月入圍平遙電影展主競賽單元。另一部影片《震耳欲聾》則取材於上海律師張琪的真實經歷，講述了一名出身於聾人家庭的律師被卷入一場關於聾人的龐氏騙局中，影片用殘障與法律的交叉視角，探討了聾人群體在權益受侵害時的困境。


尾聲

今年是我們進行勞動權益事件盤點的第五年。


我們繼續邀請報告的參與者留下自己過去一年的個人心聲。今年拉長了戰線，從開始整理信息到撰稿和編輯完費了兩個月的時間。最終我們難以置信地完成了這份長達10萬字的報告。一年又一年，盤點越寫越長。這說明，我們對世界的結構和具體的困境，都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也可能說明我們每個人對於不公都有更多的話想要說。也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們對彼此都有更多的話說。既然不一樣的我們可以肩並肩走到一起，我們也可以學習如何在相互扶持下更好地走下去，在現實的困頓里有所作為。也希望這份報告的讀者同我們分享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和對盤點的感受。你可以發送郵件到laoquanpandian@proton.me，我們會不定期查看並給你回覆。通過這個郵箱，你也可以將你看到的勞權信息發送給我們，成為這個年度工作的參與者。


以下是報告作者的發言：



今年對於個人來說依然是很困難的一年。貧困、病痛和驅逐並存。但我還沒有失去希望。我深知我的困境和其他勞動者的困境是同構的。在年末，我想我要把在這份報告里的付出也獻給睡在臭車里的司機，平安夜在便利店睡著的年輕店員，還有我剛認識不久的加布獸——搬完家以後我們可以見面嗎？希望2026年我更放松，更堅強，也更幸運。


——珠江玉子



在北京的東四環看到施工的叔叔阿姨大中午就只能也只好在路邊空地上午睡，在冬天的海邊看到連夜收拾魚貨的阿姨，聽到集上買炒貨的叔叔說自己只能睡在車上，聽到大學里的保潔阿姨說自己的宿舍不能用電…

這些真實的事情有著萬鈞之力…..這股萬鈞之力把我推向了這次集體寫作中，非常榮幸可以作為參與者（之前連續做了三年的讀者）。

這個社會如此破破爛爛，文字寫出來只是第一步，但幸好我們有了第一步…願壞事越來越少...



——川木



希望我的朋友們都好，希望自己能夠再堅韌一些，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夠與千百萬人聯系在一起。


————詩凜


今年我的工作處在變動之中，過得挺焦慮，於是對很多事情降低了關注，有些羞愧。碰巧年末有空閒，參與到寫作中，收獲了難得的意義感。接下來又要搬家了，即將開始一段新的臨時性的生活。雖然這幾年一直在到處跑，但還是有一種受困的感覺。未來希望自己能更有勇氣，能更正直地生活，也祝福所有朋友。


——不要辣


作為農村出生的孩子，卻一直對農民農村經歷的事情感到一種陌生，頂多也是浮皮潦草地了解一下，深感愧疚。這次寫作也是逼迫自己去主動了解那里到底在經歷怎麼樣變化，他們又會以怎樣的韌性去面對越來越頻繁的天災人禍。多謝組織者！


——板兒


做了兩年讀者，今年是我第一次參與這個項目。巧合的是，我今年個人生活的關鍵詞正是“整理、清算、重新開始”——而這次參與整理、書寫新聞的過程，也為我自己的2025年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我這個無業遊民卻在搜集和編輯信息的過程中，發現許多事情原來和自己的權益息息相關，也重新喚醒了我對勞工領域的關注。雖然純屬“為愛發電”，但我自認為自己是這個項目中第一批受益人。


——冰冰


雖是第一次做勞權事件盤點，但是往年的都有關注。感覺這像是一個錨點，讓我們在下墜的世界中，賽博拉住彼此的手。好在大家還在彼此守望和照護著，痛苦固然難以承受，抱怨和掉眼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能在淚眼中捂著彼此的傷口，繼續攜手走著，真是讓人非常動容的勇敢！非常榮幸能參與這次盤點，看見、命名正在發生著的掙紮與痛苦，然後才能有機會終結這些不公。


——Siki


希望一切辛勞的人都可以好好休息，希望一切有關勞動者的聲音都會長存，希望所有曾落下的眼淚都能夠擁抱我們，成為我們的力量，這一年對我來說不容易，對我們來說都是。新的一年，用結束換開始，祝陌生或熟悉的朋友們，新年平安。

“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是誠實，再次是以後永遠不要相互遺忘。”


——蛾子


這是我拒絕全職雇傭工作的第五年。可沒能成為那種“逃離系統”的自由敘事樣本，我依然迷茫、痛苦，找不到自處的方式。尤其是經歷了親人的離世，我感到自己陷入了虛無，沒有任何人或事能接住我。

整理這份盤點的過程，恰恰是我今年現實生活中最難熬的一段時間。但也幸好有這扇窗口，讓我能短暫地從個體的劇痛中抽離，獲得片刻呼吸。

我依然不知道接下來要往哪里去，但在此時此刻，也許活著，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Mollo


今年年初，我辭去最後一份全職工作，決定以後只做兼職。多年在全職與離職之間循環，直到今年，我才終於有勇氣不再將其視為一次短暫停歇，而是徹底告別那種漫長消耗生命的工作模式。這條路給了我一種“退無可退”的自由。但還是希望有一天，每位勞動者都能退有所依，老有所養，不再需要以退為進。

——大西童子


今年六月份畢業以後就當上了無業遊民，2025年結束了，我還是沒有全職工作過，但是我做了好多志願工作，無酬的，不會計入經濟統計數據的勞動。做了幾年讀者，今年終於可以為寫作貢獻一份力量了。要是我有一份全職工作，我這個低精力人恐怕也就沒有余力參與今年的盤點了。


——小帽兒


我看到了千千萬萬的人，看到了過去，現在和未來。


——健缸馬



第一次幫忙年終盤點，之前有關注過這個系列，能夠參加很榮幸。和其ta朋友的感受一樣：為什麼這個世界每一年都沒什麼長進，而且還在倒退。盤點事件和構建敘事不單單是記錄的作用，它還是一種意識的呈現，讓更多人獲得豐富層次的信息之外，能觀察到方向和趨勢。新年來了，但新世界並沒有來，我們將繼續鬥爭下去。


——鵝肝醬不加吐司

傑瑞米柯賓

容易受傷的身體、修不好的勞動風險與壓抑中的反抗
在工地、車間、馬路和屏幕前，勞動者不斷受傷、死去。爆炸、墜落、洪水、夜班、猝死，一次次被登記為工傷、工亡，像沈積物一樣堆疊在這片由勞動支撐起來的土地上。它們往往被統稱為“事故”，仿佛只是運氣不好，仿佛只要避開那一次，就能全身而退。

但現實並不平均。並不是所有勞動者，在工作中面對的是同樣的風險。

有些身體，被反覆推到更危險的位置上——鄉村里的零工，高齡仍在勞作的人，被外包、被臨時雇傭的人，被算法調度、被計件和時長追趕的人。他們並非更勇敢，也不更能吃苦，同樣是血肉之軀，卻更頻繁地被安排去承擔那些“可以出事”的工作。

當制度設計、產業結構、城鄉差距、性別分工、技術與平台規則層層疊加，風險便順著這些結構不斷向下流動，滲進一場場事故、一具具身體里。此時，傷害不再只是偶發的不幸，而成為一種被默許、被消化、被當作常態、也逐漸被忽略的勞動背景。

進入2025年，這種結構性的風險並未消失，只是換了一種表述方式。

有關部門仍以相對緩慢的節奏，圍繞輿論高度關注的超齡勞動者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推進制度修補：從超齡用工權益保障征求意見，到“新職傷”試點擴圍，再到部分地方出台平台用工治理措施；一些外賣、網約車平台也在監管壓力下，對社保、規則公示、抽成等長期處於灰色地帶的問題，陸續作出“規範化”姿態。

但政策聚光燈照向少數被點名的群體，並未同步帶動整體勞動者生計底線的改善。最低工資漲幅有限，仍難以覆蓋持續上升的生活成本；社保責任依舊被廣泛規避；陪護假等權利反覆寫入文件，卻難以真正落地；職業病目錄的更新，也難以回應更廣泛、更隱性的勞動損耗現實。與此同時，醫護降薪與醫院破產、教師崗位收縮與零工化、互聯網行業在AI擴張與裁員並行中的不安全感，持續提醒我們：所謂“合規化”、“改革”，並不必然帶來更穩定的崗位，也未必指向更體面的勞動。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基層勞動者的聲音顯得尤為必要。主流敘事的刻意遮蔽，並不意味著2025年的討薪、罷工與集體抗議就此消失。相反，從外賣騎手、貨車司機，到醫院員工、制造業女工，再到白領群體對加班與降薪的反彈，勞動沖突仍在發生，只是以更碎片化、也更策略化的方式持續展開。

但與此同時，民間勞工組織的空間持續收縮，公共表達渠道愈發受限，勞動者更難形成穩定的集體表達與持續動員。在單向度、自上而下的“治理”邏輯之下，我們仍不得不追問：這些制度修補，究竟是在修覆勞動秩序，還是在將結構性的成本，繼續轉嫁給最底層的人？



01 更容易受傷的身體：2025勞動事故回顧
在工地、車間、馬路和屏幕前，勞動者不斷受傷、死去。爆炸、洪水、夜班、猝死，一次次被記錄為工傷、工亡，像一層層沈積物，堆在這片由勞動支撐起來的土地上。它們常被概括為“事故”，仿佛只是運氣不好，仿佛只要避開那一次，就能平安無事。

但事實並非如此。並不是所有人，在工作中面對的是同樣的風險。

有些身體，一再被推到更危險的位置上。鄉村里的零工，高齡仍在勞作的人，被外包、被臨時雇傭的人，被算法驅動、被計件和時長追趕的人。他們不是更勇敢，也不是更能吃苦，也是同樣的血肉之軀，卻更常被安排去承擔那些風險。

制度、產業結構、城鄉差距、性別分工、技術與平台規則，當風險順著這些結構不斷往下流，滲進一起起事故、一具具身體里，傷害就不再只是偶發的不幸，而成為一種被默許、被消化、被當作常態、也逐漸被忽略的背景。本篇年末專題想追問的，不是具體的事故如何發生，而是：究竟是哪些勞動者，被長期放在可以受傷、也更容易被放棄的位置上。

1.1 爆炸與洪水間逝去的鄉村工人
2025年夏天，兩起事故發生在華南華北兩個不同的村莊，卻落在同一類人身上。

6月16日，湖南臨澧停弦渡鎮山洲村，山洲煙花廠發生爆炸。沖擊波傳到幾公里外，村民家中的玻璃被震碎。廠里有人當場死亡，也有人受傷。出事時，廠里有不少臨時工，其中包括剛進入外包裝車間工作的女性。最終傷亡數字是9死26傷。

7月27日，山西大同天鎮縣谷前堡鎮，一輛中巴車清晨出發，車上坐著14名去大棚采摘的零工。途中遭遇暴雨，橋梁被沖毀，車輛落水，新聞報道他們“失聯”。其實這並不意味著還有生還可能，只是因為屍體難以找到。



一個是生產事故，一個是暴雨中的交通事故。看起來並不相同，但死傷者有著相似的身份：生活在鄉村，靠零工或高風險產業維持收入的人。

在山洲煙花廠，死亡和重傷最先被看到。爆炸後的二次爆炸、閃爆風險，讓救援本身也充滿危險。而影響更深遠的是，作為臨澧縣的支柱產業，山洲煙花廠提供了當地一半的工作機會。爆炸發生後，不光是山洲，臨澧全縣煙花爆竹工廠停產。原本依賴這一產業獲得收入的家庭，瞬間失去了主要經濟來源。

在山西的暴雨事故中，等同死亡的失聯同樣是最直接的結果。對家屬來說，更漫長的是等待。很多失聯者是女性，家里的主要照顧者。她們不只是打工者，還承擔著照顧老人、孩子和家庭日常運轉的責任。一旦出事，家庭立刻失去支撐。



一個是生產事故，一個是交通事故，單論近因，或許還能視為單純的偶然。然而兩宗幾乎不相幹的事件，卻反映了遇難者在社會結構中位置的相近——他們都是生活在鄉村，靠零工或高風險產業維持收入的鄉村零工。

煙花廠在高溫季節臨近停工前趕工，仍安排生產，也招募臨時工進入廠區。大棚采摘的零工，在多次暴雨和地質災害預警已經發布的情況下，仍被組織清晨出發。這些決定，是工人自己做出的，卻也是他們無奈的選擇。

在臨澧，煙花廠是當地主要的工作機會。每到趕工期，廠里會臨時招人，從事外包裝、搬運等工序，按天結算工資。爆炸發生時，有女工剛進廠四天。事故當天，當地氣溫達到36℃，距離行業慣例的高溫停產期只剩不到一周，但生產並未停止。對許多村民來說，停工意味著當季少一筆收入，也意味著臨時工機會隨時消失。

在天鎮縣，大棚采摘是少數能快速換到現金的工作。零工一天工錢約130元，清晨四五點集合，晚上才結束。事發前，當地已連續多日強降雨，暴雨和地質災害預警多次升級至紅色，但采摘安排並未取消，中巴車仍按原計劃發車。

這種用工方式，使“不出工就沒錢”成為現實壓力。臨時工沒有穩定勞動關系，也缺乏完整的保險和工傷保障。一旦停工，當天的收入就直接歸零。對年紀偏大、選擇有限的、女性鄉村勞動者來說，高風險工作往往是少數還能帶來現金回報的選擇。

因此，鄉村工人更容易死傷，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懂安全。在煙花廠幹過活的人，清楚爆炸的風險，即使是臨時工也都經過培訓。暴雨和山洪的危險，對於多年在山村生活的當地人來說，也難談得上是不測之禍。但在收入本就緊張、缺乏更穩定安全工作的情況下，風險一次次被無奈接受，事故也就一次次發生。爆炸、山洪當然是可怕的災難，但沒收入沒錢則是更長期、更令人恐懼的。

1.2 沒有終點的高齡勞動者
高齡勞動者的傷亡事故，常被簡化為感慨一句"老無所終"。但實際上，年齡與其伴隨的資源劣勢，往往使其承受長期的身心傷害和權益剝削。他們長久身陷的覆雜困境，只有到體現為嚴重傷亡時，才得以被短暫窺見。

今年7月10日，遼寧沈陽，63歲的園林綠化工人張擁倫在戶外工作時倒下，緊急送醫後仍搶救無效身亡，死因為熱射病引起的多臟器功能衰竭。

而9月13日，浙江紹興地鐵2號線豆姜站，列車在深夜撞上4名正穿越軌道的保潔人員，當中3人搶救無效身亡，1人重傷。事故遇難者中，至少有2位超過60歲。

在綠化工人的工傷事故中，最早受關注的是不幸離世的張擁倫老人，及作為其直接死因的熱射病。只是，張擁倫所屬、至今仍照常工作的園林綠化工人隊伍，實則全由60歲以上的超齡勞動者組成，且他們日常經受的工作傷害遠遠不止酷暑。

綠化工作相當危險，曾有工友被油鋸意外削下整個指節，工作的單日工資卻普遍只有100元。同時，工友們的勞動關系長年處於低保障中。超出退休年齡者並沒有社保，受包工頭而非原公司雇用，更從未與工頭簽訂過紙質勞動合約。非正規的雇傭方式，加上刻意排除高齡勞動者的《勞動合同法》，最終導致張擁倫家屬難以追索賠償。甚至因為雇主責任保險不受理外派工作，連商業保險也未獲賠償；至此，高齡勞動者家屬只能，面對或達八個月的漫長訴訟。



來源：南方周末《一名綠化工人，倒在東北的盛夏 》
而造成4位地鐵保潔員傷亡的安全事故則更加蹊蹺。在事發十餘天後，紹興市軌道運輸集團才發布簡短通報，自此再無具體調查結果。不過，無需通報也能見到，高齡保潔員群體所承受的傷害，同樣不只這次突發意外。

車站內保潔員群體的工作強度與報酬，長年不成正比。工友們全年無休，一天工作12小時或以上，每月工資卻僅有3000-4000元。同時，傷亡的保潔員們同樣全為低保障的外包勞動關系，其公司普遍不繳納社保，也沒有額外工傷險，事故後的賠償機制成謎。更值得注意的是，事發後僅數天，外包公司當即辭退所有60歲以上的保潔員。這些高齡勞動者如同即棄消耗品，長期忍受惡劣勞動條件，卻在同事發生致命意外後，即被隨意裁員。



多數高齡勞動者因生計選擇繼續務工，如張擁倫的搭檔年近70歲，仍需供養待業兒孫。只是，除了年齡上的務工劣勢，高齡勞動者們更加身陷根本的就業困境：他們大多屬於農民工群體，年輕時進城勞動，最終卻因"清退令"或廠區縮減成本而被辭退。技能貶值、缺乏人脈之下，對差事並沒有選擇權。教育程度匱乏則進一步限縮老人們的維權能力，如張擁倫從未有過勞動合同，不識字的工頭不理解23頁的雇主責任保單；紹興地鐵的保潔員更難意識到，外包公司可能缺失的安全培訓，實際上何等重要。

由此，年齡交織資源條件，吊詭地圍困住高齡勞動者：年輕的他們忍受高強度、低防護的勞動，希望用勞動換取更有保障的未來；但到真正老去時，過往投入的勞動反而成為枷鎖，讓他們加倍深陷高強度勞動，甚至不再獲得法律的基本保障，即使傷亡。

1.3 被外包的風險：“非正式”勞動者的隱形傷亡
在更容易受傷、死亡的勞動人群中，非正式合同工人的比例始終居高不下，卻長期處於制度視野之外。事故發生後，公眾往往只能看到寥寥數語的通報：“涉事員工為兼職”、“傷者系外包人員”。這些看似中性的身份標簽，實際承擔著一種功能——一旦“臨時”“外包”“非正式”被標注，勞動中的風險與責任便被迅速切斷，轉移回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身上。

高風險行業工亡責任無從追究

今年9月25日，一名48歲的油漆工在不通風的地下室作業時中毒死亡。其在地下室內長時間獨自工作，僅佩戴普通口罩，中毒後昏迷長達20小時無人發現。該工作由同行介紹，由包工頭帶去施工，現場缺乏基本安全條件，也無人巡查。事後，包工頭以“能力有限”為由，僅給予家屬3萬元補償。

在臨時、不穩定的勞動關系中，勞動者更可能長時間作業、獨自作業，在缺乏防護、培訓和監督的環境中承擔更高風險；而一旦事故發生，卻缺乏工傷認定與制度性保障。工作風險高度集中於勞動者身體之上，責任卻在關系切割中被層層卸除。

10月17日，一名鐵礦司機在工作中突發腦出血死亡。礦企稱其為“私人勞務外包人員”，拒絕工亡賠償。死者簽署的勞務協議實為免責條款，工傷認定與索賠困難重重。盡管理論上，若能認定事實勞動關系，公司應承擔工亡責任，但現實中的維權成本，幾乎將這一權利排除在工人家庭的承受範圍之外。

通過臨時工、外包、勞務派遣等方式，高風險行業得以系統性規避長期責任，將最危險的勞動，交由議價能力最低的人承擔。



職業病、過勞死亡，賠償責任在誰？

非正式勞動者的身體，不僅暴露於突發事故，也長期承受慢性、不可逆的職業傷害。

今年9月，一名43歲的礦工在離職後確診塵肺病，向公司提出賠償請求，卻被項目承包人以“僅在承包期內工作10個月”為由拒絕承擔責任。這一事件揭示出“長期臨時工”的普遍困境：勞動關系碎片化，健康風險卻在同一行業、同類環境中持續累積。

在煤礦行業，通過項目承包用工已成為規避長期責任的常態。工人名義上流動，實則長期暴露於高粉塵環境中。塵肺病作為典型職業病，不可逆、致殘率高，患者往往在未達退休年齡便喪失勞動能力。然而，超過80%的塵肺病患者從未申請過賠償；擁有明確勞動關系、可申請工傷賠償者僅占4.1%，最終成功獲得賠償的更不足1.22%。在勞動關系不斷被切割的情況下，工傷責任是有限的，身體的損耗卻是持續而漫長的。

10月20日，鄭州一名44歲的短劇導演因過勞猝死。由於未簽署正式勞動合同或項目協議，公司僅支付1萬元補償，後續索賠困難重重。短劇劇組普遍缺乏醫療與安全保障，工作時間極長、強度極高、精神壓力巨大。從業者多來自各行各業，在經濟下行中被動或主動進入這一行業，在低保障條件下承受高強度勞動。有的人押注“風口”，有的人只是尋找一份短期結算的收入，而這種偶然進入的臨時勞動，卻可能在長期過勞中醞釀致命風險。

即便沒有立即發生事故，當勞動者長期處於低保障、高風險、低收入、高強度的勞動狀態中，身體傷害已經在持續發生，致命風險也早已被系統性制造。



風險持續沈積

在現實中，“勞務外包”被實踐為責任外包，而非單純的用工形式選擇；“臨時用工”也不只是時間有限的勞動，而更接近於一種被迫切斷效勞動時間與責任鏈的風險管理機制。通過外包、派遣、臨時工等方式，用工主體得以擡高工傷認定門檻，使非正式勞動成為事實上的“責任真空區”。

從這個角度看，非正式用工並非法律盲區，而是被人為制造、並被反覆利用的盲區。在當前經濟環境下，越來越多企業選擇以非正式用工降低成本、轉移風險，本質上是一種以勞動者身體為代價的成本壓縮機制。

選擇臨時勞動的個體，往往本就處於年齡、技能、戶籍、經濟等多重弱勢位置，風險承受能力更低；而臨時勞動制度所帶來的高風險，正好與這些脆弱性相互疊加，形成惡性循環。所謂“靈活用工”，實質上是風險向下沈積的過程。

臨時工制度並非效率的中性選擇，而是一種結構性安排：在不改變生產方式的前提下，將長期成本與傷害轉移給最難被看見、也最難維權的人。

1.4 在算法與長工時之間耗盡的平台勞動者



2025年2月13日，元宵節次日，39歲的貨車司機劉俊平在自己的貨車車廂內突發腦幹出血猝死。此刻，他身處離老家烏蘭察布近2000公里之外的浙江。此前，他與兩位卡車司機正月初一從內蒙出發前往浙江龍遊送貨。不想竟是永別。

2025年4月23日和5月4日，“餓了麽”棗莊一站點兩名連襟騎手梁軍和袁鵬先後猝死。梁軍的工作模式是強度極高的“上一天一夜，休息一天，再上一天一夜”。猝死前一晚，他因過度疲勞，下班後直接在外面睡著了兩個小時才回家。袁鵬倒在了去上班的路上。在猝死前三天，他每日在線時長均超過11小時，其中5月3日跑了70單。其妻子周女士表示，丈夫每日工作通常超過12小時，經常幹到淩晨。

2025年9月4日，網約車司機閆俊峰於清晨出車後，在北京市通州區被發現在駕駛途中猝死。此前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閆每天早晨6點多就出門接單，晚上8/9點才收車，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

2025年，在網約車、網約外賣和網約貨運行業，還有更多的因過勞而猝死的名字，沒來得及被記錄。

“網約”成了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共同的噩夢，超長的工作時間背後是科技的效率和靈活神話。效率和靈活遮蔽的是一部精密算法管理機器：算法強制派單、計件工資、 自動路線規劃、隨意施加的懲罰（罰款或扣服務分），平台工人被還原為大數據模型中的一個或幾個參數，被迫用血肉之軀服膺於大數據模型“全局最優”的數字邏輯。

更重要的是，這部機器並非像傳統工作中的管理安排一樣不變，而是遵循個體發生學的邏輯不斷自我強化，這就意味著平台工人必須時時刻刻保持最高效率狀態，才能有可能在大數據模型中成為優先選項，獲得更多、更好的訂單，更高的單價，獲得相對穩定的收入；否則很有可能被算法排斥，直接影響收入。

同樣造成他們噩夢的，還有疫情的沖擊和行業的競爭格局。疫情三年，很多中小企業倒閉，不少行業蕭條，人們紛紛進入網約車和外賣行業，平台行業的一度飽和。過剩的勞動力給了平台企業不斷壓低單價的空間，而其他行業的蕭條也使得不少資本湧入外賣和網約車行業，一時間，抖音京東外賣價格戰聲勢浩大，網約車小平台如雨後春筍，低價高速成為競爭獲勝的的不二法門。而貨運行業則是運滿滿一家獨大，要風得風。對平台工人而言，沒有良好的社會福利保障，身負沈重的家庭負擔，他們只能接受越來越低的單價、越來越短的服務時間和越來越嚴苛的管理要求，用時間和生命冒險，換來生存。

他們的過勞猝死，常常意味著一整個家庭命運的改變和衰落 – 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死亡？雖然近幾年給平台工人的更多保障的呼聲在媒體上不絕於耳，但是真正落地的做法和實實在在的保障卻依然困難。絕大部分的雇主 – 平台、承包商或站點 – 都以“雇主責任險”的方式處理平台工人的保障問題，吊詭的是，這一用來保障雇主的商業保險，成本卻由工人來承擔，而理賠時，保險公司常常以保障主體並非工人為由拒絕理賠；當然，更多的是站點拿走大部分賠償金額的情況。保險公司拒賠的另一個常見的理由是圍繞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的爭議：保險公司往往拿著以工廠為原型的保險條款，指責平台工人猝死時並非在工作時間和固定的工作地點。這些都使得要真正獲得所謂“保障”，難上加難。

更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在這一年幾乎所有的工傷、保險的判決中都完美隱身。雖然平台算法和制度實際上控制了平台工人的工作節奏和收入，也控制了承包商的實際運作，政府和司法體系似乎仍固守平台與普通企業有本質上不同的例外主義論調。這些論調亟需被挑戰，否則未來平台工作將成為越來越多個人和家庭的噩夢。

02 政策動向：聚焦超齡與新業態勞動者，卻回避根本勞動保障問題
2025年，圍繞高齡勞動者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政策修補繼續展開。這一方向延續近年來中央對“新就業形態”、“超齡就業”等問題的關注，回應制度缺位帶來的壓力。但這類政策能否形成穩定保護機制，目前尚難判斷。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政策資源針對特定群體拾漏補遺，所有勞動者共同依賴的基礎保障卻陷入長期停滯。最低工資調整幅度持續收窄，與生活成本和社會平均工資的差距依然明顯；社保繳費責任仍被廣泛規避；新增假期在企業層面的可執行性有限。某種意義上，“特殊人群問題”的推進，並沒有改變普遍性勞動保障底線偏弱的問題。2025年的勞動政策，是否真正改善了勞動者的整體處境，答案仍不明朗。

2.1 超齡勞動者權益保障：積極補漏，還是新的折中？
隨著全國人大於2024年通過《關於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決定》，醞釀多年的延遲退休政策在2025年正式落地。不過，相較於退休年齡本身的調整，2025年在司法與行政層面取得更明顯進展的，或許是對長期處於制度保障邊緣的“超齡勞動者”群體的回應——即事實上已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仍持續就業的勞動者。

8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部門發布《超齡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暫行規定（征求意見稿）》，再次明確落實《決定》第六條關於保障超齡勞動者勞動報酬、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和工傷保障四項基本權益的要求。從文本設計來看，人社部並未正面界定超齡用工屬於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而是以“書面用工協議”作為制度載體，回避關系定性問題；但在最低工資標準、強制參保工傷保險等核心權利上，則采取了較為明確和剛性的保障態度。

幾乎同期，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雖然因社會保險條款引發較大爭議，但其中，更具長遠意義的變化，在於廢止了2020年司法解釋中“已依法享受養老保險待遇或者領取退休金人員一律按勞務關系處理”的規定。這一調整，至少在形式上松動了“超齡勞動者必然屬於勞務關系”的既定司法邏輯，為今後的裁判實踐預留了更多解釋空間。

此外，司法部2月公布的行政覆議典型案例中，也出現了超齡勞動者申請工傷待遇的案例。覆議機關最終確認，勞動者雖已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但在工作中受傷，仍依法享有工傷保險待遇。這一案例從行政救濟層面，進一步強化了超齡勞動者在工傷保障上的權利基礎。

綜合來看，2025年一系列行政與司法層面的調整，正在為長期被整體歸入“勞務用工”的超齡勞動者打開新的制度空間：在傳統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之外，逐步勾勒出一種附帶強制性基本保障的特殊用工形態。但與此同時，在養老、醫療保險等問題上，政策仍堅持以“自願、協商”為原則而非強制納入。這也引發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在持續擴大保障內容的同時，繼續將超齡勞動者排除在完整勞動關系之外，究竟主要便利了誰，又是否真正回應了這一群體的需求？



在司法部公布的其中一個行政覆議典型案例中，一名超過60歲的勞動者在從事綠化養護工作過程中，因為避雨摔倒受傷，導致骨折。根據行政覆議，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但未辦理退休手續的勞動者發生工傷，需用人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
2.2 新業態勞動保障：政策推進稍緩，成效待檢驗
緊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休息和勞動報酬權益保障指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規則公示指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服務指南》等文件密集出台的2024年，相較之下，2025年圍繞“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政策發布節奏明顯趨緩，整體聲量亦不及上一年。根據工勞網匯總的公開信息，年內僅有安徽省和深圳市分別於7月和11月出台了較為綜合性的地方性政策文件，內容涵蓋工資算法透明度、休息休假安排、工傷保障以及勞動爭議處理等基礎權益，延續了對新業態勞動者系統性保障的政策思路。

在工傷保障領域，2022年啟動的“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簡稱“新職傷”）於2025年迎來擴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宣布，試點範圍由北京、上海、江蘇等7個省市，進一步擴大至天津、河北、遼寧、浙江、安徽、福建、山東、湖北、廣西、寧夏等10個省份，同時新增滴滴出行、順豐同城、滴滴貨運、滿幫省省等大型平台企業參與試點。相關部委於4月公布擴圍安排後，各地陸續出台實施方案。官媒數據顯示，截至9月，累計參保人數已達2200萬人。不過，在具體執行層面，外賣騎手等高風險崗位在發生職業傷害後能否充分、及時獲得理賠，仍有待更多來自民間的調研與檢驗。

此外，回應2022年《工會法》修訂要求，2025年廣州市、山東省、江蘇省、陜西省和北京市相繼通過或修訂了《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辦法》，明確要求平台企業及平台用工合作企業依法建立工會組織，積極吸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入會。在實踐層面，外賣、網約車等行業勞動關系覆雜、難以理清，即便暫不評價官方工會體系的實際保障效能，這些新增制度安排在現實中的落實效果，仍有待持續觀察。

相關政策/法律文件

行政範圍

主題

《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辦法（修訂草案）》

北京市

工會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決定》

深圳市

報酬、假期、工傷、勞動糾紛、社保

《山西省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實施辦法（試行）》征求意見

山西省

工傷

《北京市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業務經辦細則 （試行）》

北京市

工傷

《江蘇省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實施方案》

江蘇省

工傷

《九江市補充工傷保險實施辦法》

江西九江

工傷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九部門《關於擴大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的通知》

國家

工傷

《安徽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規定》

安徽省

報酬、假期、工傷、勞動糾紛、社保

《山東省關於做好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工作的通知》

山東省

工傷

《陜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辦法》

陜西省

工會

《廈門經濟特區網約配送員勞動權益保障若幹規定（草案）》

廈門市

報酬、假期、工傷、勞動糾紛

《江蘇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辦法》

江蘇省

工會

《四川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專項互助保障計劃》

四川省

工傷

《山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辦法》

山東省

工會

《廣州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辦法》

廣州市

工會

2.3 最低工資的漲與生活水平的停
截至2025年年底，我國多數省市都選擇在今年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以第一檔為例，從最高上海的2740元到部分中西部城市2000元出頭，大部分城市都超過了2200元，與2024年10月底的數據相比大多城市有所漲幅（具體數字可參考：來源、來源）。

但眾所周知，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或者中央文件對“漲工資”的再三呼籲（來源），並不能直接左右市場的整體工資水平，更不意味著在沒有任何底層動員的情況下就可以使得工人生活情況得到如何顯著的改善。

與 2025 年前三季度月均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來源）以及 2024 年人口撫養結構（來源） 綜合校正後的結果對照來看，各地區最低工資與勞動者實際消費負擔之間的結構性落差更加清晰。

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盡管一檔最低工資水平普遍處於 2500 元上下，但在較高生活成本與較低撫養比疊加的條件下，勞動者每月所需承擔的等價消費支出仍普遍達到 5400—6500 元 區間，工資收入與消費負擔之間存在 2000—3700 元不等的缺口。最低工資在此類地區更多只能覆蓋勞動者消費需求的一小部分，難以支撐基本的生活再生產。

而在中西部及部分欠發達省份，盡管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相對較低，但由於撫養比較高，勞動者實際需要覆蓋的等價消費支出仍集中在 2500—3300 元 區間。一檔最低工資在多數情況下依然無法完全覆蓋這一負擔，僅能承擔其中的大部分，工資與消費之間仍存在持續性的負差額。

省市區        執行時間        一檔最低工資        2025漲幅        勞動者每月消費支出        工資收入與消費差額
上海        2025/7/1        2740        1.9%        6469        -3729
北京        2025/9/1        2540        5.0%        5783        -3243
浙江        2024/1/1        2490        0%        5425        -2935
江蘇        2024/1/1        2490        0%        4675        -2185
廣東        2025/3/1        2500        8.7%        4290        -1790
天津        2025/9/1        2510        8.2%        4460        -1950
福建        2025/4/1        2265        11.6%        4136        -1871
湖北        2024/2/1        2210        0%        3413        -1203
內蒙古        2025/12/1        2380        20.2%        3237        -857
重慶        2025/1/1        2330        11.0%        3375        -1045
安徽        2025/9/1        2320        12.6%        3246        -926
湖南        2025/9/1        2200        4.8%        3278        -1078
遼寧        2025/12/1        2230        6.2%        3194        -964
山東        2025/10/1        2400        9.1%        3230        -830
四川        2025/1/1        2330        11.0%        3091        -761
江西        2025/12/1        2240        12.0%        2968        -728
河北        2025/12/1        2380        8.2%        3001        -621
陜西        2023/5/1        2160        0%        2923        -763
寧夏        2025/10/1        2235        9.0%        2795        -560
黑龍江        2025/12/1        2270        9.1%        2720        -450
新疆        2025/1/1        2070        8.9%        2706        -636
雲南        2025/10/1        2170        4.8%        2733        -563
海南        2025/12/1        2250        11.9%        2722        -472
吉林        2025/12/1        2230        5.2%        2659        -429
河南        2025/12/1        2350        11.9%        2864        -514
廣西        2025/7/1        2200        10.6%        2807        -607
青海        2025/5/1        2080        10.6%        2615        -535
山西        2025/1/1        2150        8.6%        2558        -408
貴州        2025/2/1        2130        12.7%        2695        -565
甘肅        2025/12/1        2200        8.9%        2429        -229
西藏        2025/11/1        2360        12.4%        2221        139



另外，盡管今年有文件稱原則上所有省份都要上調，但據研究：“……近年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幅度降低。2016—2019年，全國平均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4.2%，明顯低於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社會平均工資增長速度，也低於“十二五”期間全國平均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速度（13.4%）”（來源）。最低工資標準的漲高究竟更多是一種純粹回應行政文書要求的形式性調整，還是和社會財富積累程度與勞動者平均工作時間相適應的保障，今年也似乎並沒有往後者多走幾步。

2.4 不存在的“社保新規”與實際存在的社保問題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於發布《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來源）後，被公眾誤讀為要求全體企業強制為員工繳納社保的“社保新規”（來源）。盡管後來澄清，所謂會帶來“全民社保”的新規只是用於統一司法裁量口徑的解釋文件，但圍繞該文件產生的誤解本身具有諷刺意味。社保作為本就具有強制性的制度，長期以來卻在現實中被忽視，而這一誤解恰恰暴露出社會對社保問題的普遍焦慮（來源）。

從多地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反應來看，《解釋(二)》顯著提前暴露了長期被擱置的用工成本與合規風險問題。對不少小工廠和個體商戶而言，在訂單減少、利潤微薄甚至虧損的情況下，過去依靠零工、計件制、口頭約定等維持的普遍違法的低成本用工模式，面臨著更高的不確定性。一部分經營者選擇通過縮減規模、拆分合同、調整薪酬結構來消化風險，另一部分則將風險前置，直接退出市場，關店走人（來源）。在以高流動、短周期為用工特征，大量崗位停留在計時、短工甚至“試崗即走”狀態的飲品門店和類似餐飲門店，社保在實踐中更是長期被視為一項被擱置的制度成本。加盟制下的房租、原料、器械和抽成才是首要考慮的、不可削去的成本（來源）。

與此同時，勞動者對社保的態度也同樣覆雜。對於極低收入水平下的工人，個人繳費對可支配收入的擠壓是真實存在的，尤其家庭負擔較重、已在其他地區參保的勞動者（來源）。而受新的就業形態和對社會保障體制未來的悲觀態度影響的年輕勞動者，也可能不願繳納社保。更諷刺的就是，除了裁員和更大程度地增加同一工人的工作量（來源），市場為節流開源，將不必繳納社保的退休人員又重新推到餐飲、零售等行業的用工前台。

並且，退休重聘的高齡勞動者本身處於勞資關系中更弱的一環，比起受到“社保新規”的保障，老年人群體不如說是遭到間接性地損害（來源）。社保或者“新規”本身並不改變任何經濟規律，但它首先以一種想象的成本表現出來，在這個議題上將勞資雙方在其原來所在位置上推得更遠：小微企業為攥住自己的利潤空間想盡另類辦法從勞動者身上重新補充，在社保和用工問題上勞動者卻大都只能用腳投票。



餐飲業倒閉潮背後，是勞動者的失業潮。留下的勞動者，往往工作量被增加，且工作愈發零工化
2.5 被許諾後又請不到的陪護假
今年9月24日青海通過的《青海省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和9月25日上海通過修改的《上海市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都新增了老年人患病住院治療期間，子女可享受“陪護假”的權利。事實上，陪護假制度自從2016年在河南首次被提出至今已經9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現已有30多個省市出台獨生子女護理假，如下表所示。



此舉意在以某種制度方式來回應人口老齡化趨勢下的家庭照護壓力，由於目前還缺乏全國性的規定或者實施細則，不同地區對於陪護假的具體設置都各有出入。可以看到有些地區陪護假只針對獨生子女；而不同地區則在待遇上可能將放假期間視為出勤、帶薪護理或者並未有明確規定；在適用的老年人條件和護理假天數上也各有差異，從最少的5天到最多的大於20天不等。

然而從目前陪護假在現實中的實施經驗來看，阻礙還很大。在對陪護假制度的了解上，企業和勞動者雙方都並不太清楚該假期的存在。而且由於大多時候，請假的依據和流程是以企業或者工廠的現有的內部規章制度為準，申請和操作也必須通過其自有的人力資源系統或軟件，陪護假根本沒有被列入其中。這使得勞動者即使知道也沒有途徑向公司遞交請假申請。

想要成功申請到陪護假則更困難。父母的身份證、獨生子女證、住院證明、病歷覆印件、親子關系證明等等繁雜的文書，以及許多特殊情況，如繼父母、戶籍問題、薪資問題等都屬於模糊空間，這都給企業留下了拒絕的理由。而申請到陪護假的勞動者也和處在任何“假期”中的勞動者一樣，要面臨隨時要求回覆信息、遠程辦公、缺位即淘汰的處境。對於大多數勞動者而言，陪護假和所謂照顧家庭看護壓力的法文承諾，似乎和其他類似的勞動權益承諾一樣暫時可望不可即。

2.6 舊病新規：職業病新分類目錄
今年8月1日，新調整後的《職業病分類和目錄》開始正式實施，其由原10大類132種職業病調整為12大類135種職業病（包括4項開放性條款）。目錄新增2個職業病類別，分別為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職業性精神和行為障礙。每個類別中分別新增1種職業病。其中，前者新增腕管綜合征（限於長時間腕部重覆作業或用力作業的制造業工人），後者新增創傷後應激障礙（限於參與突發事件處置的人民警察、醫療衛生人員、消防救援等應急救援人員）。

腕管綜合征也俗稱“鼠標手”，因在長時間高頻率使用電腦鼠標的IT行業工作者中常見而得名。但此次更新的文件明確暫時只將腕管綜合征的職業病認定範圍限定為“制造業工人”內。如船舶制造、電子設備制造、家具制造、汽車制造等行業的裝配工、搬運工等，這些工種通常涉及持續性、高強度的腕部重覆動作或用力操作，是職業性腕管綜合征高風險行業（來源）。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IT行業工作者和制造業工人，在醫生的經驗里，像廚師、理發師這樣涉及重覆性腕部活動的服務業勞動者同樣是高發病的人群；同時該病在家庭主婦、中老年婦女人群（受特定年齡時期激素的影響）中也高發，帶有一定的性別區分（來源）（來源）。但在現行制度框架下，這些高度依賴重覆性腕部勞動的人群，其健康損傷仍然長期處於不可見狀態。《職業病分類和目錄》的調整雖然擴大了職業病範圍，但仍未真正覆蓋現實中廣泛存在的勞動損傷類型。



廚師需要長期重覆使用腕部，是腕管綜合征的高危發病人群，在現行規定下仍無法認定職業病。同時，女性較男性更有可能患腕管綜合征。
03 行業變化：艱難推進的平台合規化與不再穩固的事業崗位
過去一年，多個行業幾乎同時經歷了一種相似的變化：規則正在變得更覆雜、更嚴格，但崗位本身卻並未因此變得更穩定。而勞動者們，則處在這種來自下方經濟混亂的刺痛和來自上方政策獨斷的壓力之間的夾縫里，更加艱難地生存。從平台經濟到傳統公共部門，合規化、規範化或者各種改革措施成為高頻詞匯，卻又往往伴隨著收入壓縮、勞動強度上升與更多不確定性的擴散。

外賣、網約車、貨運等平台行業，在安全、社保、管理等方面迎來密集制度調整，看似是在糾正長期存在的失序問題，卻在現有生產關系和收益結構未被重塑的情況下，將壓力更多傳導給一線勞動者；而醫療、教育等曾被視為“穩定器”的事業崗位，也在財政約束、人口變化與制度改革中顯露出前所未有的脆弱性，降薪、裁撤、外包和零工化逐漸成為應對下行趨勢的常態。除此之外，互聯網行業勞動者則在面臨技術更新帶來的新的不安。本部分試圖通過外賣、網約車、貨運、醫療、教育等具體行業，呈現當社會經濟動蕩，合規要求普遍上升，但整體機制並未同步調整、基層聲音無法在其中成為有效的現實力量時，勞動者所面對的真實處境。

3.1 外賣業合規化：被規避的問題和被轉移的壓力
無論從平台還是政府層面，外賣業今年都有顯著的合規化傾向。政府方面主要指《外賣平台服務管理基本要求》、《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和《互聯網平台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而平台方面則指美團、餓了麽等外賣平台對相關規定的積極表態，與社保繳納方面一反常態的配合。盡管在過去的近十年里，勞動法規對相關權益已有所規定，但在實際運行中依然造就了行業內部的高壓生態，使得外賣員的生死疲勞逐漸成為新的社會共識。如今出現的合規化傾向也由此被許多媒體解讀為市場治理的信號，但仍不宜草率將其視作對外賣員的完全利好。

首先是兩項新國標。《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屬強制性國標，9月1日起正式實施，12月1日結束過渡期，舊國標電動車全面停售。這份國標首先影響的就是嚴重依賴“小電驢”進行即時配送的外賣員，其中影響最大的部分在於25公里/小時的限速，這意味著外賣員的配送速度可能僅略快於自行車。由於新國標引入了“超速斷電”的機制，即使進行非法改裝也無法顯著解決速度問題。限速使得外賣員無法達到在現行平台要求和算法規則下要求的準時率和周旋效率，嚴重壓縮其有限的收入空間。新國標限制下的車型還有其他諸多不便，由於其並未針對外賣員等群體的勞動所需做出考慮，這意味著未來外賣員如果想要維持績效和收入，可能將不得不去求購舊國標的二手車乃至更深度非法改裝的黑車，對於其勞動安全絕非好事。新國標對外賣員工作的剛性需求考慮不足，但更重要的是，它沒有根本上反思外賣員這種高速、高效、高危現狀的根源，更多是在於平台方面尚未就勞動者的安全和勞動處境做出外賣單時和單價上的讓步——最終為電動自行車合規化買單的是外賣員的切身利益。

而相比之下，對平台方面的《外賣平台服務管理基本要求》屬推薦性國標，不具有強制力，盡管媒體報道一些平台表示“自願執行”該國標（來源），實際執行方式猶待觀望。該國標同時涉及商戶、騎手、平台、買家多方，其中關於外賣員的權益的主要內容在於勞動時間控制、調度算法優化、完善權益保障制度。這三項都切中肯綮，卻因缺乏強制力而高度依賴平台的“自願”。例如該國標規定在計算配送時長時，對於駕駛電動自行車的情況應以平均時速不超過15公里/小時的標準計算，如該項規定不能確保落實，前述電動車新國標就將嚴重限制外賣員工作。在新國標問題上，外賣員受到的限制是剛性的、強制的、確定的，而對應的補足與保障卻是彈性的、非強制的、不確定的。第二項新國標也許確實能為快遞員帶來一些利好，但總體而言快遞員的勞動生活面臨的挑戰有增無減。

另一個引人注意的是《互聯網平台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該規定旨在進一步將平台經濟中的稅務工作合規化，但同時也明確以外賣員為代表的平台經濟勞動者有一定免稅權利。據部分媒體計算，實際月收入6250元以下的平台勞動者無需繳稅。與之相應的一種擔憂是，外賣員的稅款一直以來均由平台代扣，面對平台制定的各項規則，稅費信息並不透明，其中有平台向外賣員轉嫁稅負的風險。對於此種情況，《規定》表示堅決追究，但顯然僅憑文件表態無法讓從業者安心。實際上，在大量媒體發文宣傳“年收入12萬以下免稅”的同時，抖音等平台上也有不少騎手發視頻心疼自己被扣的個稅。由於其收入方式是勞動力密集式的多勞多得，稅費帶來的剝奪感也就格外顯著，不公平與不透明帶來的不信任感尤重。其實際能否為外賣員減負增收，還有待觀察。最後是社保方面。早在今年二月，京東就宣布將逐步為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美團則於七月上線條件更寬松的養老保險補貼，閃購、餓了麽也有類似的新增保障條例。這些“利好”新規被煞有介事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行業內部法定勞動保障的系統性匱乏，平台對社保工作的支持屬於彌補歷史欠賬的一環。然而，外賣員不願交社保，或僅願意交低水平社保的情況仍不少見，這取決於外賣員群體本身的不穩定雇傭狀態和相對低收益。由於我國社保的基本邏輯是“今日栽樹他日乘涼”，其收益對於本就處於不穩定狀態的外賣員來說更難期望。外賣平台願意配合社保繳納固然是利好，但平台勞動的基本勞動處境可能仍然會限制相當一部分外賣員，使之無法指望未來不確定的收益。



3.2 網約車降抽成：參數調整還是新的控制路徑？
8月15日晚，滴滴出行、曹操出行、T3出行等多家網約車集體發布降低抽成通知，其中滴滴出行、T3出行都將最高抽成降低至27%，曹操出行則降低至22.5%（來源）。網約車平台的“降抽成”往往被呈現為對司機收入處境的直接改善，但從平台經濟的組織邏輯看，它更像是一種具有多重目標的價格與治理信號。抽成率並非單一的收益分配參數，而是嵌入平台雙邊市場定價、運力調度、風險分攤與勞動控制的綜合性機制。因而，抽成下降這一單一指標的變化，未必等價於司機可支配收入的線性上升，也不必然意味著平台從根本上松動其對勞動過程與收益結構的掌控。

首先，降抽成的可見性強，容易成為平台對外溝通的“單點指標”，但司機的實際收入函數由多項變量共同決定，包括訂單量、派單結構、峰谷時段、補貼規則、獎勵門檻、取消與拒單懲罰、服務分與賬號風控等（來源）。抽成下降若伴隨補貼退坡、獎勵難度上調或派單結構偏向低價單，司機端的感知可能呈現為收入增幅有限甚至波動加劇。換言之，抽成率下降可能發生在收益分配的不同“口徑”之間：平台降低顯性抽成的同時，通過其他結算環節實現對單位訂單收入的再壓縮或再分配，使得整體的分配結構在統計口徑上變得更覆雜、更難核驗。

其次，降抽成具有明顯的周期性與競爭性特征。平台在運力緊張、輿論壓力上升或競爭加劇時更傾向於降低抽成，以快速穩定供給並緩解退出風險；而在需求趨弱或市場份額相對穩固階段，平台則更可能通過規則微調恢覆利潤彈性，如“一口價”“特惠單”（來源）。此類策略強化了司機對平台規則不確定性的預期，使其勞動供給更依賴短期激勵與即時反饋，形成以算法化管理為核心的“可調度勞動力池”。因此，降抽成在表層上是讓利，在結構上則可能是對供給側穩定性與勞動控制效率的再投資。

最後，降抽成的政策與社會語境也值得注意。抽成作為平台收益分配中最易被監管與公眾理解的指標，天然承擔了合法性建構功能。平台通過調整抽成，能夠在不改變用工關系定性與責任邊界的前提下，展示其對勞動者處境的回應姿態，從而在監管、輿論與資本市場之間取得更有利的敘事平衡。由此可見，網約車降抽成不僅是經濟參數的變化，更是平台在市場競爭、治理壓力與勞動過程控制之間進行的制度性調適。



平台降低顯性抽成的同時，是否會讓薪資計算變得更覆雜、更難核驗？
3.3 貨車超載治理：新規下的多重矛盾
12月1日，政府發布新標準嚴格規範貨物的裝載，國標中劃定了清晰的尺寸和重量紅線；之前默認的“55噸”標準徹底成為歷史，限制6軸車被牢牢限制在49噸。若按每月跑12趟計算，貨車司機的月收入可能因此減少近萬元。（來源）

其次，新標準導致司機的工作量和責任增加。新標準對多種貨物制定了繁瑣、嚴格的固定要求，如果因裝載不規範造成貨物損壞，將承擔30%-50%的賠償。同時，途中司機需要承擔頻繁檢查貨物固定狀態的責任，每兩小時或兩百公里、上坡、過彎都要檢查並在App中上傳證據。這些增加的勞動時間，沒有任何額外報酬。

與新標準配套的處罰措施在今年也出台。超載處罰加重，實行“一處違法，全國聯查”。一旦違規多了被拉進黑名單，連園區都進不去、平台單也接不到。

裝載不規範是造成道路貨運交通事故的罪魁禍首，其次是疲勞駕駛、超速。新標準能在一定程度上會改善貨運司機和社會公眾的交通安全問題。但是，將裝載規範的檢查責任和對應加重的處罰分擔至貨車司機身上，而不回應為什麽司機甘願冒著生命危險超載行駛的根本問題，或許在長久的將來無法對行業現狀和勞動者狀況做出實質性的改善。

同樣在今年，研究機構發布的《2025年貨車司機就業與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貨運司機們更為焦慮於運費過低、工作強度高、缺乏勞動保障和尊嚴的問題。約四成司機月出車超26天，三分之一司機日均工作超12小時。這種長期不規律的高負荷運轉，導致超七成司機患有職業病。而這一切的根源指向了數字平台的掠奪，超八成司機控訴平台存在“低價高抽成”及不合理收費。（來源）

運費的持續降低並非偶然，而是經濟低迷和平台算法“絞殺機制”的產物。各大平台利用雙向信息壟斷，優先推送低價訂單，誘導司機進行“逐底競爭”，並通過會員費、服務費層層盤剝。在龐大的數字平台面前，原子化生存的個體司機毫無議價能力，只能獨自消化所有風險。此前，為了在低運價中求生存，平台甚至一度默許超載和疲勞駕駛。（來源）

在運價機制失靈的背景下，如果只是一味收緊政策，而無視平台對利潤的擠壓，本質上是將系統性問題的惡果轉嫁給底層勞動者。 這不僅會加速司機收入的縮減，更會將他們推向“越忙越窮、越窮越險”的惡性循環。真正的合規，不應建立在工人的赤貧之上。



行車安全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味收緊政策而無視平台對利潤的壓榨，無法從根本上提高卡車司機的安全工作環境。
3.4 在過勞以外：醫護降薪、醫院倒閉
近年來，醫療行業的勞動權益問題已越來越惡化：從對規培生和實習生的無酬壓榨，到醫護人員的普遍過勞狀態，以及外包派遣、行政混亂、醫患糾紛等各種其他亂象。今年醫護勞權並未見改善，反而產生了一個新問題：“降薪潮”的進一步擴大。據6月發布的《醫療人才2024年薪資及就業調研報告》的調查，參與調研的2萬9千多名醫務人員中2024年薪酬下降的占比達57.9%，相較於去年增加了約20%；另一份《2024年度中國醫院人力資源現狀調研報告》也顯示遭遇降薪的受訪醫生比例為57%，相較於去年增加了約7%。科室重整或裁撤，人員重編和清退，砍補貼、削福利、減獎金、績效“改革”——多年前已逐漸落實的降薪形式，如今在逐漸惡化，這已是醫務人員們的共識。“工作量倍增、薪酬反降”的畸形現象在醫院內部影響了醫生、護士到後勤的所有勞動者，於全國範圍內，上至三甲、下至社區醫院之間快速蔓延。職業倦怠又在醫院收緊的管理和緊張的醫患關系里進一步加深，醫生們不得不面對高離職率，思考著辭職或跳槽。而對於收入減少帶來的生活壓力，甚至有爆料稱有資歷低、職稱低從而薪酬低的醫生不得不兼職來賺外快。另一方面，在同樣的減薪困境之下，部分醫院以“陽光績效”的措施“用護士的績效補貼醫生的績效”，制造著醫護內部的不平等；護士們呼籲著更多的關注。

全國的就診治療需求並未減少：2024年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101.5億，比上年增長6.2%，而全國醫療服務工作量在診療人次和入院人次上也都在增長，各級醫院均是如此；因此可見對醫務人員的勞動力需求也未減少。然而醫院自負盈虧能力卻在逐年下降，提供的薪資水平也越來越低。導致該問題的首要因素是，依據疾病診斷分組並給各類病癥設置固定醫保支付標準的DRG/DIP醫療改革，其要求超出標準的部分由醫院自行承擔。醫改為了規範醫保的使用，提高診斷治療效率，從而大大減少了醫保基金在藥品和耗材等方面的支出——然而這卻恰恰是目前公立醫院的主要收入來源。這本該由財政支出來補充的部分，最後卻通過醫院自行降本增效的方式轉嫁給了醫療行業的勞動者。公益性導向的醫改與醫院自負盈虧的矛盾，也即是作為社會服務的醫療和醫院市場化經營之間的根本矛盾。因此哪怕在目前不到10%的低水平上（2024年政府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的衛生健康支出只占7.1%，比上年下降9.1%），實現了對公立醫院財政補貼的提高，市場化經營導致的其他諸多問題如：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下大醫院對患者的虹吸現象；個人衛生支出比例過高導致公眾不敢看病；競爭下盲目擴張、粗放經營、盈利導向的管理等等，也無法得到解決。



更嚴峻的是今年以來，“降薪潮”已開始引致“倒閉潮”了，甚至包括公立醫院。在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上以“醫院”為關鍵詞搜索2025年1月1日以來的公開公告，全國至少有640個與醫院有關的破產案件。1月份的重慶全域腫瘤醫院，2月份的唐山南湖醫院破產倒閉，三級醫院被迫倒閉的比比皆是。而據《財新國際》數據顯示，2025年一季度全國公立醫院虧損面已超過60%。顯而易見，如果不真正以醫務勞動者的權益和醫療公共事業性質為根本，從下至上出發，是無法改變當前中國醫療行業和醫療事業的困境的。

3.5 人口減少，教師的未來何在？
隨著人口下降，全國教師人數正在逐年減少。幼兒園和小學受到的影響最大：幼師人數一年減少25萬人，多地停招小學教師、不再續簽非編內教師，現有小學教師被轉去初中、高中，甚至其它部門從事與專業不相關的工作。據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預測，到2035年全國將有約150萬小學教師、37萬初中教師過剩。

與此同時，教師行業也在經歷零工化：新入職的許多教師就已經很難得到正式編制——ta們與有編教師從事相同工作卻不同酬，在裁員潮到來時，第一批被行業淘汰。隨著各地財政赤字嚴重，教師欠薪討薪的新聞也屢見不鮮。

人口減少並沒有帶來“小班制”的轉變，給學生和教師都帶來更多空間，反而加劇了行業內的內卷與壓力。末位淘汰、通過監控禁止玩手機、進行臨時考勤等制度也被引入學校。倦怠感和情緒消耗也逐漸成為教育從業者的普遍狀態：ta們被期待進行大量的情緒勞動，卻很少被認可。

高校青年教師同樣在面臨日漸高壓的工作環境。由於“非升即走”的學術機制和教學負荷的不斷增加，超過百分之二十的高校青年教師被查出有抑郁、焦慮等心理問題和睡眠失調。有高校甚至為了積累科研經費，要求教師“自掏腰包”。

私立教培行業是工作壓力的重災區。今年春天，兩位教培教師在加班後猝死的新聞引發了公眾的激烈討論。教培行業普遍每日工作時間達11小時，工時不穩定，還經常由於業績壓力，需要反覆給家長推銷賣課，“名義上是輔導老師，可實際上70%的工作都是銷售。”面對惡化的就業環境，教師們也在反抗。例如在今年5月份，河北邯鄲一家高中老師為討薪進行了罷工。高壓與為了完成業績進行的無意義勞動，除了對教師本人的消耗，也會嚴重影響教育的質量和學生的成長。教師們為了勞動權益的抗爭不僅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同樣對整個社會的再生產都有重要意義。



“少子化”並未帶來教育行業的轉型，而是導致教育從業者大規模失業和競爭越發嚴峻。
3.6 AI業務興起的互聯網行業：一邊囤積人才，一邊大規模調整裁員
AI業務興起背景下，互聯網行業出現一邊囤積關鍵人才、一邊大規模調整裁員的並置現象，本質上反映了技術範式切換期的結構性再配置，而非簡單的景氣好壞循環。AI帶來的並不是均勻的崗位擴張，而是對技能、數據能力與組織形態提出了更強的偏向性需求。企業在同一時期同時做加法與減法，往往對應兩條不同的價值鏈：一條是面向模型、算力、數據與產品化落地的新增鏈條，另一條是對存量業務、人力冗餘與成本結構的壓縮鏈條。

從勞動力需求看，AI相關崗位呈現高稀缺性與強路徑依賴。模型訓練與推理工程、數據治理、算法產品經理、算力架構等崗位具有學習曲線長、可替代性低、與組織內部數據資產深度耦合等特征，企業傾向於將其視為戰略性生產要素而非一般性成本項。在不確定性較強的競爭環境中，囤積人才還具有期權屬性：即便短期產出不完全可見，提前鎖定關鍵人力資本能夠降低未來追趕成本，並在產品窗口期來臨時迅速擴張。由此，人才囤積更多發生在少數高彈性、強外部溢價的能力模塊上。

與之相對，大規模調整裁員更多集中在增長放緩的存量業務環節與可標準化的職能環節。傳統互聯網商業模式在流量紅利遞減、業務邊界收縮、合規與治理成本上升的約束下，邊際收益下降，組織內部的項目數量、層級與協同成本被重新評估。AI也強化了對流程性、重覆性與中間環節崗位的替代預期，使企業更願意通過組織扁平化、事業群合並、非核心項目關停來實現成本出清。這種並置還體現出互聯網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分層與再分配邏輯，但其結果並不只是“效率提升”，更意味著風險在組織與個體之間的重新劃分。企業通過更強的績效篩選、崗位再匹配與項目收縮，將人力從通用型崗位向稀缺型崗位集中，同時在外部市場以更高溢價吸納頂尖人才。

對勞動者而言，這種結構性遷移往往伴隨三重後果：其一，崗位冷熱分化加劇並推高收入與機會的不平等，少數核心崗位薪酬溢價上升，而大量存量崗位面臨工資增長停滯、晉升通道收窄甚至退出壓力；其二，就業關系的不確定性上升，組織以“項目制”“試點制”“短周期叠代”為名強化用工彈性，裁撤、調崗與績效淘汰更頻繁，勞動者的心理契約被反覆重置，安全感下降並誘發更強的自我規訓與過度競爭；其三，能力門檻與資源門檻同步擡升，勞動者被要求快速獲得數據化、算法化與跨域協同能力，但企業內部培訓、轉崗支持與再就業銜接未必與“結構性升級”的速度匹配，從而造成技能錯配與被動流動，尤其對中年員工、非技術序列與後台職能崗位更為不利。

因此，囤積與裁員的同步並不矛盾，但也不能被簡單理解為企業的“理性選擇”。它更像是技術範式切換期對人力資本結構、組織邊界與成本曲線的集中重估，而這種重估往往將相當部分調整成本外部化給勞動者個體與家庭。其直接表現是工作強度上升、績效壓力加大、職業連續性被打斷與職業身份的不穩定；其更深層的制度含義在於，企業以技術升級名義重寫崗位價值與評價標準，勞動者的議價能力、程序性公平體驗與社會保障獲得感隨之波動。

04 充滿抗爭的一年：工人行動新趨勢
對勞動者來說，2025年是充滿抗爭的一年。從一月份連鎖月嫂中心“愛家”老板跑路後，上千月嫂在全國各地共同討薪，到十二月份深圳易力聲三千工人持續八天的罷工，在不容樂觀的大環境下，勞動者們仍在繼續反抗，也不斷探索出新的行動模式對抗資本和國家力量。

4.1 有策略的行動
今年，我們記錄的大部分工人集體行動，都是針對欠薪、降薪、未發放應有補償等經濟問題進行的抗議。經濟形勢持續惡化，基層工人往往最先被犧牲。產業轉移的浪潮下，則是無數基層工人的利益被侵犯。面對這樣的情況，工人也在不斷組織反抗。從網上的記錄中，我們得以瞥見ta們在集體行動時采用的多種策略：

4月1日，江西撫州一家民營醫院倒閉，員工迅速組織起來，對管理層提出了六大訴求。面對關廠與裁員大潮，多地工人采取了封鎖道路、扣押機器等手段維權。4月，無錫和成都的比亞迪員工先後發起罷工，針對同一家公司進行了跨省聯動。12月，深圳易力聲通過減少加班變相減薪，三千名女性為主的員工發起罷工。盡管管理層給出“不覆工就開除”的壓力、警察抓捕罷工工人，這場行動仍然持續了八天。罷工期間，工人還發布了公開信，向公眾澄清事件因果並提出罷工訴求。

在今年的罷工行動中，也能看到工人們在短暫失利後，持續抗爭的案例。4月份，惠州源高公司通知放假兩個月。由於此前已有計劃搬廠的跡象，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不滿，工人集體進入廠區，並輪流駐守，要求企業給出賠償。這場“護廠行動”持續了近一個月，後續因為公司“五一後覆工”的承諾，工人被誘使離廠。當返崗發現公司出爾反爾後，憤怒的工人再度集會維權。

4.2 網絡動員：用科技締造力量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工人們也越來越多地利用網絡表達訴求，甚至為集體行動作動員。

2月份，Manners咖啡師在網上集體發帖，質疑公司取消了招聘時承諾的年終獎。

3月1日，全國卡車司機發起罷工，抵制平台壓低運輸價格。這場罷工主要通過網絡傳播，許多司機都轉發了參與的意願，並由卡車司機大V擴散宣傳。雖然不是所有司機都參與了罷工，但這場“通過網絡組織”的罷工仍然展現了不少司機對抗平台的決心。

在平台經濟中，勞動者通過網絡組織抗議行動也並非新的現象。隨著更多行業平台化、零工化，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工人行動通過互聯網進行組織。



4.3 堅持站出來捍衛正義的維權者
近年來，勞動仲裁案件數量持續增加，預計今年有近200萬起勞動仲裁案件。隨著獲取知識的途徑越來越方便，更多的勞動者正在了解自己的權益，並通過法律手段進行維權。例如，媒體平台《水瓶紀元》今年就報道了被違規開除的富士康女工、工傷斷指的木工和發生交通事故的外賣騎手等三個維權故事。盡管法律對工人權利有著白紙黑字的規定，但維權之路仍然阻礙重重，而這些維權的勞動者們身上也有著令人敬佩的堅持與執著。

4.4 白領們繼續共同行動



2025年，中國職場接連上演“人設崩壞”的大戲。從奇瑞、新東方、匹克到哪咤汽車，這些光鮮亮麗的企業接連被自家員工撕下偽裝。這不僅是薪資與工時的經濟博弈，更是勞動者試圖打破資本控制的鬥爭。

7月，奇瑞董事長高調檢討“加班泛濫”。8月初，員工“凱哥”群發郵件抗議周六加班開會，得到數萬名員工點讚，迫使會議取消，卻引來了公司管理層的反撲。公司不僅切斷了基層發聲的郵件權限，更制定了“提前5分鐘到崗算遲到”的荒誕規定。緊接著，管理層利用飛書系統制造“全員準時下班”的數據假象，掩蓋工位上燈火通明的真相。最終，拒絕周末加班的員工，遭到了約談與辭退。奇瑞用實際行動證明，所謂的“反思”，不過是用來篩選“服從者”的測試，而技術則成了美化剝削的粉底。

8月，匹克毫無征兆地暴力降薪，總部員工降薪30%，銷售員工收入腰斬50%。面對員工的廣泛不滿，公司不僅拒絕溝通，還荒謬地召開了“三觀培訓”。當兩百多名員工提交降薪異議書後，管理層竟祭出了“不寫檢討就停薪”的威逼手段。這徹底激怒了勞動者：維護合法權益何錯之有？ta們提起勞動仲裁，試圖用法律保衛自己的勞動權益。ta們爭的不僅是工資，更是一個勞動者不被隨意擺布的權利。

11月，俞敏洪在世界的盡頭——南極，寫下充滿詩意的全員信。12月，一名課程顧問的長文徹底戳破了這層溫情脈脈的面紗。新東方管理層通過設定根本無法完成的KPI，巧妙地將所有超時勞動定義為“能力不足的義務加班”。這一邏輯陷阱讓公司名正言順地賴掉了加班費，更在精神上完成了對員工的馴化，讓你在無償賣命的同時，還要背負“我不夠努力”的罪名。在這里，情懷是老板的特權，而員工只配擁有無法完成的指標。

勞資對立也在白領職場中演變為肉身的對峙。6月11日，在哪咤新總部開工的日子里，大批被欠薪數月的員工將董事長方運舟團團圍住。面對焦灼的員工，方運舟表現出的不是愧疚，而是不耐煩與冷漠，最終關門謝客。更為諷刺的是，次日，公司注銷了門禁，強制“居家辦公”。這顯然不是為了靈活工作，而是為了將討薪者物理隔離在公司之外。寧可讓數千個家庭斷糧，也要維持總部大樓的平靜，這種物理驅逐撕碎了企業責任的最後遮羞布。

縱觀這四起事件，資本打壓勞動者的手段花樣翻新。奇瑞用系統造假，新東方設規則圈套，匹克搞人格羞辱，哪咤更是直接將員工拒之門。但與之對應的，是勞動者覺醒的階梯：從個體吶喊，到拿起法律武器，直至與資方肉身對峙。無論數據做得多漂亮，口號喊得多動聽，只要視員工為“耗材”的本質不變，反抗的火種就永遠不會熄滅。

在最後
承接本期專題內容，我們將在後續發布一篇互動式工人處境回顧，基於真實發生的勞動事件，嘗試更直觀呈現勞動者面臨權益剝削時的兩難抉擇，也反映工人個體選擇背後蘊含的現實處境。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