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西方社會對中共的誤解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六年

中國的兩面性和覆雜性：成就和問題並存、經濟發展受益不均、民生改善同時階級分化和固化、高效率和較好治安有其代價、基建優秀但腐敗和浪費嚴重、反腐成為政治鬥爭和權力洗牌工具、高壓下表面和諧的族群關系脆弱性和潛在危機、西方白左和白右對中國的好感是判斷和寄情錯誤、外國人被優待下感知部分失真
這些西方人將中國視為美好的理想國度，是加了濾鏡、做了想象之後，得出的與事實相比頗有偏差的、真假混淆的圖景，也將覆雜多樣而棘手問題眾多的中國簡化和理想化了。對於中國的全盤污名化不可取，但美化為人間天堂顯然也不符合事實，並忽略了中國存在的各種或與西方不同或相同的問題和弊端。

1.中國確實在相當長時間里經濟發展迅速，但受益很不均勻，貧富差距拉大。迅速發展和財富增加也透支了人力和資源，人們陷入“內卷”式競爭。中國的工業、農業、生產、服務，各領域“內卷”都很嚴重，低價競爭損害勞動者權利，也不利於創新和良性競爭。

近年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瓶頸期，尤其新冠疫情和激進防疫政策嚴重挫傷了中國經濟民生。中國的階層也日益固化，經濟結構不良，內生消費不足。未來的中國已難以像過去幾十年經濟突飛猛進，而將陷入長期的緩慢增長、發展低沈狀態。

2.中國的地域差異、城鄉差別很大，各地發展水平、社會保障水平、民眾生活水平參差不齊。不同身份和階層的中國人在經濟發展中的受益度和損失、生活質量和體驗，是很不同的。北上廣的公務員和國企高管，與內陸民營企業員工、農民，幾乎是處在兩個不同世界的人。中國大城市精英階層的生活，也並不能代表中國人普遍的生活水平。中國中下層的相對貧困、過勞、壓力、焦慮，現實中的困難和精神上的痛苦，是相當嚴重的。

3.中國的科技比起改革開放之前是有較大發展，和西方的差距也在縮小，科技應用和普及也較好。但中國大多數科技進步還是較低層級、以效仿、利用、整合既有成果為主，缺乏獨創性和突破性成就，長期難以獲得較多諾貝爾獎及其他重要科學創新獎項，學術腐敗和造假也很嚴重。中國基礎教育較紮實，但創新創造力不足，“衡水模式”等高壓教育方式損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4.中國官方和社會服務的“高效”，都是有代價的。中共和中國政府推行政策往往“一刀切”的極端，忽視民意和踐踏民權。如城市改造的“強拆”、計劃生育的“一胎化”、以城建和防火為理由驅逐“低端人口”、新冠疫情的“封城”等，都以損害人的權利自由達成某種目的。

官僚主義和瀆職怠政廣泛存在，尤其那些不被上層特別重視的政策更容易被拖延。黨政機構也缺乏監督、制衡、曝光，更難糾錯，受害者也難以維護權利。且好的政策高效，壞的政策也“高效”並帶來難以逆轉的惡果。

5.中國的腐敗當然很嚴重，打擊腐敗雖然嚴厲卻“越反越腐”、無法止腐，且反腐敗主要是權力鬥爭和政治洗牌需要，而非為公為民。反腐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清洗、采用非法治手段，而非以發揚民主、完善制度和法治反腐。

6.中國生活服務中的高效率和廉價，各種商品的琳瑯滿目且同樣廉價，確實讓富人和中產階級以及許多在華外國人受益，但這是通過壓榨外賣員、服務員、工人、農民等下位者（廉價勞動力）的利益和尊嚴、無視勞工權利、以“低人權優勢”所實現的。

中國醫療比外國效率更高，但這是非免費醫療篩除貧窮看不起病的人、醫院高度營利化為代價。另外中國大城市房價高昂，房價和收入比遠超其他國家。對於從事商貿和個體經營等工作的人，還有許多被“吃拿卡要”的“隱形成本”，以及殘酷的競爭性。

中國的高效率社會，對於富人是更便利舒適，對下層勞動者則是付出更多勞累，所得絕對值和與中上層相比的相對收入都很低、不匹配其勞動貢獻。

7.中國社會治安確實較好，但不必誇大且也有代價。在強調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使用大數據和監控錄像的等工具維護治安和穩定，往往面對強調權利和隱私的公民團體反對和法律訴訟，而中國不需要如此。換句話說，中國社會治安好的代價是侵犯公民隱私和國家機器對公民控制力加強，既方便為治安抓人也方便為政治目的抓人。

而中國公檢法在權力巨大、缺乏監督的情況下，也經常濫用權力，制造冤假錯案，而受害者很難伸張正義。刑訊逼供等現象雖較過去減少，但仍有不少發生。國家機器可以輕易和不可逆的將一個人監禁和迫害致死。在中國人們面對黑暗，發聲權利是可以被輕易剝奪的。能不能發聲看勢力和運氣，許多人含冤而死卻無人知曉。這些是政治多元和媒體自由度高的國家很少發生的。

8.中國基建優秀也是事實，可這是以納稅人的錢進行建設，其中又有不少腐敗和浪費，獲利較大的是參與工程的少數人，也同樣壓榨了工人。過於依賴投資和基建，而公民福利保障被有意壓低，官方拒絕“福利養懶人”，導致消費不足，也不利於經濟協調和健康發展。

9.中國經濟是權貴資產階級操控的市場經濟，政治是保守派和技術官僚主導的專制威權，有些西方左翼把中國當成正統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完全的謬誤。扶貧工作有作用但是有限的，中國官方和部分外國人都誇大了扶貧成就。

10.因為中國少數族群人口較少、政治體制傾向維持穩定，表面上看中國沒有西方那樣嚴重的內部種族問題，但實際上民族關系也很緊張，且隨著互聯網普及和民粹主義興盛讓民族問題比以前更激化。

中國官方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從歷史到當代、理論到實踐都有很大缺陷和漏洞，根本不牢固。新疆西藏政策也引發很多來自內外的反彈和批評。表面的和諧是高壓式治理實現，暫時的和平下怨恨累積，未來有爆發更大的沖突的風險。這種高壓管制和殘酷政策，無論從人道主義還是實用性，都不值得也不應該被他國讚揚和效仿。

11.中國既不是西方部分左翼想象的勞動人民至上、勞工神聖的社會主義樂土，也不是部分右翼認為的單一族群和秩序井然的民族主義天國。中國執政集團是實用主義的、穩定至上的、傾向右翼社達和激烈競爭、同時又保留列寧斯大林體制和若幹紅色元素的混合式專制政權，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工具而非真誠奉行的價值觀。

中共政權也早已放棄輸出革命和反帝，反對美國僅僅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並不會真誠和實質的支持第三世界反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同樣是維系統治而利用，執政者並無真誠的對民族的熱愛與忠誠，也缺乏真正可靠的民族意識和系統理論。

12.一部分真的來過中國旅行和生活的外國人，其親歷也並不能反映中國社會的全部真實，相反有不少失真的體驗。

因為中國特殊的體制和內外政策，如從毛時代就樹立的“外交無小事”，改革開放之後為吸引外資和拉近對外關系，以及考慮國際輿論、外國政府和使館要求保護僑民的壓力等，中國官方長期對外國人以“超國民待遇”對待。中國民間也因官方政策、好客傳統和禮儀、利益需要等對外國人格外尊重和善待。其中歐美白人尤其受到相對優待。

所以，外國人尤其西方白人在中國往往較好的體驗，不能反映中國人普遍的真實遭遇。官方也傾向引導外國人看到中國積極正向的一面，而掩飾負面東西的存在。外國人看到聽到的，往往不是中國完整的樣貌和真實廣泛的聲音，而是“特供”給外國人的特定“中國形象”。

西方政府、部分西方人和社會團體及媒體輿論，對中國激烈批評以至過度和污名化，是不可取的。但那些對中國全是稱讚，或讚美話語壓倒性的超過了批評內容，忽視或回避中國存在各種嚴重問題的西方人及其觀點，同樣是不客觀的。無論是出於真誠的讚美，還是被利誘和欺騙，總之這些人所看到的並不是中國全貌，與全盤否定和污名化中國的人一樣偏離了事實。這客觀上幫助專制政權掩蓋了問題，遮擋了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慘況，放松了對龐然大物的極權的警惕，當然是不好的、不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