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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6年08月10日讯】中共一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鼓动作用，而各种报刊、广播、电视等就是其宣传机器。中共建党之初，就创办了机关刊物《向导》，之后还有《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延安时期有《解放日报》，占领华北之后有《人民日报》、还有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 当1949年前后中共在与国民政府的战争中即将胜利时，就有计划地考虑将民国时期的新闻媒体和出版业置于中共新政权的控制之下。1948年，随着中共对全国大中城市的接管，中共中央、中宣部、新华总社就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办报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的重点是要求报纸必须宣传共产党的观点。 刘少奇在1948年10月对中共党报的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也强调记者的政治立场，要求记者要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办报。
为了牢牢控制媒体的方向，使其与中共意志完全一致，中共非常重视重要稿件发布之前的审批环节。1948年6月5日，中共发布了《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规定重要稿件或社论见报前，必须要经党委或党委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内容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符的不能发表。 1949年1月26日，中共又发布《宣传约法三章，不要另提口号》，《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两个文件，目的也是要求宣传必须与中央口径高度一致，为此，中共还发明了“客观主义倾向”的罪名，一旦新闻报导仅立足于客观事实，而歌颂党的领导不足，就会被党所不容。 如1948年10月10日，刊载于华北《人民日报》的一篇“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灾害”的新闻报导中，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描述民众遭受洪灾后的凄惨现状，并称造成灾害的原因为“长期战争”和“土改政策过左”。结果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批评为“客观主义倾向”，是“缺乏党性的表现”。而中共所要求的党性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更多报导干群团结战胜灾害的行动，深入挖掘导致战争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要‘说明人民战争的正义性’，而从正面积极鼓励人民。” 最后该报不得不在11月8日登报检讨，承认自己的“客观主义倾向”，并检讨自己“枯燥无味地罗列许多事实，没有思想，没有分析，没有目的，在思想方法上则是片面的，不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这造成中共几十年来对自然灾害的报导中，不报导客观事实，而只注重新闻背后的政治性。这种对生命漠视，将苦难作为宣传中共 “伟、光、正”背景的报导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中共对自己党报的要求，在1949年之后，已经被应用推广到所有的新闻媒体中。中共对“改造”旧媒体提出了“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宣传方针，但究竟谁是人民，谁是反人民，当然只有中共说了算。
而中共对于接手大城市的国民政府官办媒体及通讯社，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例如：在准备接手北平时，中共就计划接管原国民政府的官办媒体《华北日报》社、中央社北平分社和北平广播电台。在1948年底，就抽调了新华社和华北《人民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由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率领，北上后暂住北平郊区良乡待命，同时筹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工作，这些人员被列入解放军北平军管会编制序列。 1949年1月31日，黄历正月初三，这只30多人的新闻队伍分乘四辆卡车，由西直门进城，第一辆车前往中央社北平分社，去开办新华社北平分社；第二辆车去接管北平广播电台，创办北平新华人民广播电台；第三、第四辆车接管《华北日报》社，开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同时对原机构的一切设备与资产一律没收。 中共1949年5月27日接管上海的当天，上海军管会就接管了已有近半个世纪的上海《申报》，第二天，就利用该报的设备开始出版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 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当时的报纸种类很多，但经中共审查整顿之后，取缔了大批报纸，中共建立、出版了中共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其新闻稿件的发排须由军管会主任刘伯承指定的副主任宋任穷审定。 1949年10月15日接管广州后，原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改名为《南方日报》。
中共并要求，所有继续出版与新创刊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律向当地政府登记，得到批准后才能出版，这是共产党对媒体控制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手段。 对于中间立场、私营的报纸刊物，虽暂时保留了有限的几种，但加强了对它们的控制。北京曾有二十几份报纸发行，1949年2月，除官方报纸外，仅剩一份报纸仍能继续出版，且只有一张纸的版面；上海原有中国人出版的4份英文报纸，中共接管后仅几天就关闭了2家。 上海《大公报》在1949年6月17日发表《新生宣言》后，中立、公正等办报宗旨难以见诸报端；天津《大公报》于1949年2月被改名为《进步日报》；而《文汇报》则属于原有名称沿用至今的为数不多的报纸。 有的报刊从名称到人员都被更换，如储安平的《观察》于1949年11月复刊后，仅办了13期就被改头换面。1950年5月16日，被更名为《新观察》，储安平的主编一职也被共产党员换下。 短短几个月之内，全国数百种报刊仅剩下少数几种，而且因为要与党和政府绝对保持一致，所以发布的内容都一样。中共排斥一切所谓“民主、自由、中立、理性”宣传内容，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范畴，不允许体现在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中。
同时，中共还对现有的“老报人”进行思想改造。这些“老报人”对共产党的种种不遵循新闻规律的做法看不惯、有意见，对共产党管理新闻的方式困惑乃至不满，当时他们的表现为“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先歌颂，每以此为苦”。 因此，中共开办“学习班”、组织集体学习文件，用各种方式给他们洗脑，让他们进行再教育。接受了党的再教育的记者和编辑们，还要接受中共的审查，“只要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受到斥责，党员们还会到每个编辑的办公室，对所有文件进行检查。” 自此，记者和编辑们的自我审查意识日益增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示要“丢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从新学，一切从头干”，那些被思想改造过的媒体人“从此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闻观”。 随之而来的，是报纸新闻成为一言堂，重大新闻只能用新华社通稿。言论空洞，鲜有独家新闻，版面、广告单调，国际新闻只剩下苏联的塔斯社一个来源。 读者们反映：“报纸没有看头”，“共产党的报纸宣传简单直白，没有太多的技巧，要么好，要么坏，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就是这么黑白分明。所有事情都简化成口号或公式。一有事情，所有管道（包括广播和报纸）就同时进行密集的宣传”。 强调新闻的政治性，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不该有的损失。如：当时上海的报纸因怕“美蒋飞机轰炸，给敌人提供情报”，而不让刊登每天的天气预报，当上海遭遇强台风袭击的时候，就往往因为群众无从得知天气预报，从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其实，美国军舰就驻在长江口，并非没办法得到上海的天气情况。 自1949年起，中共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没有放松过，中共通过中宣部和党报掌控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对民众进行洗脑宣传。遍布媒体新闻的都是关于“主旋律”、“正能量”、“光明论”的正面报道，媒体的监督作用、新闻自由从中共篡政的时刻就消失了。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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