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暴政研究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六年

從毛澤東時代到今天，中共對“平等”和“反剝削反壓迫”的背叛

中共以戶籍制度與等級化供給待遇為軸，有意制造的幹群、工農、城鄉、地域不平等；對婦女、貧困者等弱勢群體的規訓與壓迫
一、從毛澤東時代到今天，中共對“平等”和“反剝削反壓迫”的背叛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宣稱信奉共產主義，聲稱“反對剝削壓迫”、“為窮苦人說話”、“與不平等做鬥爭”，並提出“官兵平等”、“八小時工作制”、“打土豪分田地”、“婦女解放、婚姻自由”、“打倒吸食人民血肉的地主資本家”、“打倒束縛農民自由的反動保甲制度”、“打爛人吃人的舊世界”、“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新中國”等口號。

從1921年到1950年初，中共也確實憑借這些主張平等、反對壓迫的誘人口號，以及其組織能力、統戰能力、軍事和文宣能力，不斷發展壯大，爭取到中國不同身份、多階層、多民族的廣泛支持。它也因此成功的從一個不到百人的小黨，變成有數百萬黨員和數百萬軍隊的龐大政黨，擊敗國民黨及中國其他勢力，顛覆民國政府，成功在大陸執政。而其掌權之後又持續執政了幾十年直到今天。

那麼，當中共成功統治了中國，它是否履行了曾經的諾言，通過其強大的權力和控制力，將這些反剝削壓迫、追求平等的宣傳付諸實踐呢？

從表面上看，中共確實做了一些相關措施。如1949年《婚姻法》的頒布從法律上確立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分配土地給無地少地農民、1951-1953年“三大改造”將農工商均“公有化”等。這些措施看起來是促進了婦女解放、農民“耕者有其田”、工人階級居於“領導地位”、“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但真實的情況，卻並非表面看起來的這樣，甚至真相與表象是相反的。中共背叛了關於反對壓迫、實現平等的諾言，也背叛了被壓迫的弱勢者。而且這並非是一些左翼所認為的在改革開放之後發生，而是在毛澤東時代就已如此了。這體現在中共許多政策細節中，也有一些不為人特別關注的制度，或隱性的制度與規則，加以定型。

中共對於平等、反剝削壓迫宣傳的背叛，非常典型的體現在將中國人劃分為不同身份群體，並對不同群體以不同的態度、待遇、方式對待之。

在毛時代的中國，中國人可以分為幹部與群眾、工人與農民、城市人和農村人，以及不同省市戶籍的人口。而這些群體之間，所處的社會地位、獲得的福利待遇、衣食住行條件、教育醫療資源、各自的生活水平，都是差距懸殊，甚至一者在“天堂”、另一相對者在“地獄”的。

二、幹部與群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懸殊的地位與待遇差別、幹部在物質匱乏年代的豐富“特供”
所謂“幹部”，即是指擔任各種職務、充當黨政軍和基層骨幹的中共黨員。擔任職務的共青團員也可視為中共幹部。他們是中國的統治階層。而“群眾”則是指並非中共黨員身份、處於被領導地位、被統治狀態的平民大眾。當然另外還有民主黨派人士等，但占人口比例極少，可基本忽略。

正如“幹部”一詞的字面意思“軀幹部位”，中共幹部也是中國各領域的主心骨、主導者、特權者。相對於人民群眾，中共幹部在權力、地位、資源分配優先性方面，都處於壓倒性的優勢地位。首先，在職務工資上，幹部就具有明顯優勢。但真正顯示幹部特權和優越地位的，是非工資的各種名目的補貼、特供。

在物質非常貧乏的毛澤東時代，中共幹部獲得了免費的住房、醫療、子女教育保障，日常還得到肉蛋奶、餅幹、時令蔬菜等物質配給。而具體配給的多少，嚴格按照幹部等級劃分和分配。

據楊奎松《五十年代領導幹部的工資住房轎車待遇》等文章所述：

“我們在建立職務等級制度之初，不僅全面拉大官民距離，而且嚴格官階差序標準，通過把其他各種職務行政化，比照官階規定相應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體制。這種不同級別的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標準，極為細致覆雜。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幾級以上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包括對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其中“高級幹部的特權包括取醫療、福利、 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務等一切“消費”，均由國家供給，幾乎不受限額規定，工資只作為其職務收入的象征而已”。“以副食供應為例：八級（部級）以上幹部，（細）糧、魚、肉、蛋等沒有量的限制，基本能滿足全家的需求；而八級至十二級級幹部可以憑一個紅皮“供應證”買到可以滿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級煙酒，這些東西在那物質極其匱乏的票證供應年代，對於一臉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細）糧、魚、肉、蛋平時是見不到的。”

在醫療上，中共幹部是各身份群體中最廣泛而真實的獲得免費醫療的群體。所謂“公費醫療”，就是幹部醫療費用均由國家財政負擔。在住房分配、子女教育、養老保障上，中共幹部也得到免費而優質的資源配給。中共在基本資源分配上的優先和豐厚，也讓其在男女婚配、規避風險、購物嘗鮮等更多方面獲得優勢和便利，成為名副其實的“人上人”。而且中共幹部將社會上所有優質資源獲得之後，只剩下相對劣質和稀少的資源，供其他群體獲取。

事實上，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已經有了王實味所說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身份等級和配給差別。只是那時物質相對貧乏，以及未掌握國家政權之前以平等主義拉攏人心，特權還相對較淡。而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並逐漸穩定後，就不再那麼顧忌批評，而可以為所欲為。

中共幹部不僅在政治領域居於領導地位，也在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領域都充當骨幹身份和享受特權。如中共幹部在國有企業擔任管理者，將國家命脈和經濟收益控制在手中；在高校等文教機構，黨幹部決定文教方向和擁有否決權；在中共長期宣稱“官兵平等”的軍隊，幹部享受的待遇也明顯超過士兵，且按照職級高低有鮮明待遇差別。

中共幹部作為中共本身的組成部分，中共利益共同體的成員，又肩負著保衛政權穩定的責任，就獲得了中國最多的資源，在配給制度中居於絕對優勢地位。可以說，中共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就是以實現和維護中共幹部階層的利益，為根本目的的。

當然，會有人以“幹部擔任重要職位、肩負重任，所以需要更多物質保障，以利於革命事業、國家發展”等理由，為幹部特權辯護。

首先，許多幹部的勞動強度和重要性，並不及普通勞動者。幹部中有大量屍位素餐，上班只喝茶看報，做事官僚主義、敷衍了事的人。他們只是消耗民脂民膏，而並沒有什麼貢獻。真正有貢獻的幹部，也應該接受監督，所得與貢獻真正匹配，而非將特權和各種待遇在不經人民了解和許可情況下授予。

第二，中共及各國共產黨都激烈批判封建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君主、貴族、資產階級官僚如何享有特權、驕奢淫逸，批評“法不加尊”、“刑不上大夫”等不平等規制。那麼這些傳統貴族階層和官吏，也同樣以自身地位高而肩負重任等理由為特權辯護。共產黨幹部不認可這種辯護，就是雙重標準，認可則是否定了自己的宣傳和主張。

事實上，中共幹部及世界各國列寧式一黨專政下的紅色幹部，確是古代貴族和官僚等特權階層的變體。蘇共和中共的“先鋒隊”理論，就是將自身與群眾剝離、為特權合理化尋找的借口。而在許多方面，包括道德水平和責任心上，許多共產黨幹部還不如傳統貴族。但無論共產黨幹部這些“新貴族”比傳統貴族好還是壞，顯然都背叛了其所公開聲稱的人人平等、反對特權、批判等級制的立場和信仰，也失去了其道德優越性，變成令人唾棄的“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階級。

三、工人和農民：地位不平等、福利差別鮮明的“工農聯盟”，國企“工人貴族”階級的優越與世襲
而另一組對比鮮明的不平等關系，是工人和農民。在宣稱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共看來，工人是比農民要先進的多的力量。馬克思也確實是主張工人階級先進、農民階級落後。但蘇共和中共不僅因為推崇工人階級而強調工人領導地位，還在執政後把工人和農民分成了身份地位、保障待遇相差巨大的兩種不同的階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名義上，工人是國家的主人。而實際上，國家的主人是中共幹部尤其高層幹部集團。但工人的地位和實際權利及獲得的利益，仍然高於另一主要階級農民階層，也高於包括教育文化工作者在內的知識分子。

在毛澤東時代，擁有正式工人身份的人，占到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13-15%。而同時，還有近80%的中國人是農民，中共幹部和解放軍及其他非工農身份者占約10%。而在合計占中國人口約90%的工人和農民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

毛時代的中國工人，不僅在政治上擁有優越的身份，也在權利和福利保障上，相對農民有著顯著的優勢。工人群體居住在公共服務條件較好的城市或工業鎮甸，自己及家人享受著比較完善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保障體系。一些較大的工廠還有自己的醫院、學校、養老院，甚至自己的警察系統，儼然一種“獨立王國”。更重要的是，這些工人的子女可以幾乎無條件的接替父母，成為新一批工人，繼續享受父輩的待遇。

在物質極度匱乏的毛時代，工人的福利待遇雖然不及中共幹部，但比農民的生活確好了太多。在饑荒年代，工人仍然擁有足夠溫飽的口糧，而種植糧食的農民則成為餓殍。在饑荒較少但物質仍然匱乏的其他日子，農民僅能果腹，而工人可以有瓜果、肉食、蔬菜食用。甚至一些工廠還有汽水這樣的“稀罕物”可以飲用。工人子女可以得到較好的教育、未來接班。自己生病可以被治療，年老也有退休金。

雖然這一切也是微薄的，和同時期西方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富人相比，毛時代工人的收入和保障其實很低，但卻比同時期的農民好許多倍。這種地位和待遇的差別，也直接影響工農之間的相對關系和尊嚴。在當時，殘疾工人也可以隨意挑選農村的漂亮姑娘，後者自願嫁給前者。

只有少數農民因機緣成為正式工人，如同古代科舉考中、“鯉魚躍龍門”。但這種機會是很有限的。除1950年代工業化期間工人數量有所增長，少數農民成為工人，後來20多年里正式在編工人占勞動者比例基本沒有變化，新增工人主要從工人子女中產生。因福利保障負擔加重、工業停滯等原因，中國工業系統還清退過部分原為農民的工人，令這些人重新務農。

另外，毛時代也已經有了“臨時工”等做著非農工作、沒有工人編制、不享有工人福利的群體。這些人基本都是農民以及城市的閒散邊緣人，往往會從事工業原料加工、運輸、工地建設等工作，以及為正式工人做幫工，從雇傭其的政府或工廠獲得微薄的報酬。他們所做的工作勞動強度和貢獻，不亞於許多正式工人。且因“臨時工”沒有福利保障，只按勞動成果支付報酬，所以他們往往比“鐵飯碗”的正式工人更勤奮。但他們沒有正式工人的地位、權利、福利，而與其他農民或城市邊緣人一樣的地位和處境。即便如此，許多農民仍然爭搶這樣的工作機會，因為做“臨時工”收入和舒適度仍然好於做農民。

毛時代中國工人的地位很高，某種程度真的符合了馬克思主義和正統社會主義對工人階級、工業勞動者的應有地位的期待。但這卻是建立在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之上的。工人階級從被壓迫者成為壓迫者，身份已經悄然發生了蛻變。他們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者，而是享受特權的“工人貴族”。而大量沒有保障、工資很低的臨時工的存在，也反映了工人的地位和福利並非依照勞動貢獻、而是由官方指定和確認的身份歸屬決定的。這其實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主張反對剝削壓迫、主張人人平等的基本立場。

四、城市人和農村人：剝奪遷徙自由、遠惡於保甲制度的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待遇與工農“剪刀差”
毛時代中國的城鄉差距、城里人與農村人的差別待遇，與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別，是高度相關和捆綁的。城市人口以工人為主，鄉村則幾乎都是農民。中國民眾根據勞動與生產方式劃分了工人與農民，也根據居住與生活方式分成了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

而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的差別，不僅體現在具體的生產生活方式上，也通過戶籍制度及戶口簿以正式的方式加以區分和固定。這種固定不僅確定了其說法特征，還限制了其身份轉換和居住地遷徙，將每個居民牢牢固定在特定的居住區域，並基於其身份給予不同的義務要求、權利保障、利益分配。

戶籍制度在中國歷史悠久，古代的“編戶齊民”即是戶籍制度的源頭。但在不同歷史時期，戶籍制度特性和政府對民眾的管理方式不同，有時嚴格有時松懈，有時束縛民眾有時允許自由遷徙。民國時期中國也有戶籍登記制度，但民眾都有自由遷徙權，在福利保障上也並沒有從中央層面設置城鄉與地域差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戶籍登記同時也並沒有限制民眾的遷徙，只對“反革命”等特定群體加以限制、監視、拘捕。

但到了1956年前後，隨著城鄉居民生活差距、福利保障的日益顯著，以及農村因“農業合作化”等導致的貧困化，中共對基層管制需求大大增加等情況變化，中共黨和政府開始建立和強化戶籍制度，並於1958年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這一條例不像《憲法》、《刑法》等那樣隆重和被宣揚，卻對於中國大陸後來數十億人的生活與自由產生著極大的影響。

在《戶口登記條例》和其他戶籍政策出台後，中國人事實上被剝奪了自由遷徙權。雖然名義上中國人仍然可以遷徙，但變更居住地必須得到遷出地和遷入地的單位、社隊、公安機關的批準。同時，相關條例和政策又設定了很高的戶籍遷移門檻，而基層又出於各種原因加碼和刁難，導致戶籍遷移成為極為困難的事情。而不能遷移戶籍則意味著一個人不能在異地長期工作和生活，甚至短期旅行都需要有“介紹信”，否則會被逮捕、刑罰、勞改、遣返原籍。

自由遷徙權是人應有的基本權利之一。人有選擇生活在哪里、從事何種工作、是否可以離開一地前往另一地的能力。這涉及到人是否可以自由的追求更好的生活、遠離危險和損失、獲得更多機會和資源的可能性。而限制甚至剝奪這項權利，也就意味著摧毀了人趨利避害、追求更好生活的能力與機遇。

同時，這也意味著政權更加可以控制和奴役民眾，讓戶籍制度下的人們更難以逃脫剝削壓迫，更難逃亡和反抗，也更易被鎮壓。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期間，許多人正是在戶籍制度束縛、軍警和民兵暴力阻止下，無法逃荒要飯而餓死在家鄉。一些僥幸逃亡者也成為政府所稱的“盲流（“盲目流動者”）”，沒有任何保障而常被抓捕、毒打，慘死。幸運者也只能在無依無靠中淒慘度日，最終不得不回鄉或病餓而死。

與戶籍制度相配合的，還有一套對於城市社區居民和農村公社村民的管理制度。每個區域都有黨幹部、公安人員、民兵等負責，再上層級有派出所、公安局、武裝部、駐軍等，形成了一套嚴密的管制體系。人們想遷移、逃亡、反抗，都會被輕易發現和扼殺。這也正是大饑荒時期許多人餓死也難以逃脫或反抗的重要原因。

中共執政前後都激烈批評國民政府管理基層的保甲制度、指斥保長甲長如何兇惡、“反動”。而中共戶籍制度和基層幹部、民兵、公安人員，其嚴密和殘酷遠勝民國的保甲制度。而基層黨支部、派出所、聯防隊，以及近年的“網格員”，其性質和對民眾的監控約束，也都類同乃至超越了古代和民國的里正、保長、甲長。

戶籍制度還將人們依照身份劃分為權利義務不同的群體，其中城市人與農村人的差別最為明顯。當時的城市人也被稱為“定量戶”，即定期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糧食和副食配給，而農村人則需要自食其力且要上交大量糧食。另外，城鄉居民都要承擔一些公共勞動義務，如修河堤、建水渠、鋪梯田等，但在分配勞動時往往是城里人付出較少、農村人付出更多。這些勞動也都是“義務勞動”，而沒有報酬。

城市人和農村人所獲得的不均衡、不平等，還體現在工農業品“剪刀差”上。所謂“剪刀差”，簡而言之就是由官方控制的全國各商品定價，有意對工業品以較高定價（往往高於工業品本身包含的價值與使用價值），而對農產品以較低定價（往往低於農產品本身包含的價值與使用價值）。這種定價不是基於商品真實價值，也不是源於市場規律，而是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制定，並有意利於工業、工人、城市居民，而不利於農業勞動者。

這樣，城市工人等工業品生產者、工資較高者，可以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到糧食和副食等農產品，而農民則需要支付高昂的價格來購買包括農業器械、衣物、日用品等工業品。於是，城市工人和其他非農人口，生活水平顯著超過了農業勞動者。中國形成了巨大的城鄉差異，城里人與農村人地位和狀態、生活質量、精神面貌的顯著差別。這種差別超出了正常國家公民在制度上權利地位平等情況下，正常的城鄉差別程度，是在行政和暴力手段、戶籍制度下，人為造成的社會鴻溝和人際不公正。

有不少毛左、鄧右、習派，經常批評民國貧富差距社會黑暗面，比如說上海等大城市燈紅酒綠、紳士貴婦、學術大師，農村卻大量缺衣少食的窮人，饑荒下餓殍遍野，城市里也有很多衣食無著的流民，並以此諷刺“國粉（民國派、國民黨支持者）”。這些評論一定程度是事實。

但問題是，取代了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並沒有縮小甚至更嚴重。毛時代北京上海人溫飽基本無憂，文化生活也較豐富，而農村赤貧人口、饑荒中的餓殍，比民國更多。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城鄉也還有大量貧困人口，大城市的城中村和打工者也如民國時的流民，農村許多老人無錢養老和看病而自殺。

而且“新中國”不僅存在因為區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差距，還通過制度將城鄉和地域差距固化，農村人在權利和福利上天生就不如城市人。民國不禁遷徙，人們可以自由流動和選擇背井離鄉打拼。民國也沒有全國性的社保等級化制度，中央層面不分戶籍權利和保障一律平等。

毛時代的中共中國卻禁止了農村人自由前往城市，扼殺了千萬人改變命運的機會和可能性。城市戶籍居民得到糧食配給，農村戶籍居民自己種的糧食卻要被強征而不能填飽肚子。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國農村戶籍居民才得到民國時農村居民的部分權利，且仍然受到遺留的制度性不平等的負面影響。

不同地域的差別與壁壘：戶籍制度和分配不均、京滬“特權”、全國各省區之間制度性的差異、人為的不平等與隔閡

不同戶籍和居住地的人之間的不平等，不僅體現在城鄉之間，還體現在地域之間。戶籍制度與行政區劃、行政管理制度相合，將全中國數億人（毛時代中國人口在5-8億人）劃分在20多個不同的省級行政區內。

中國並非聯邦制或邦聯制等地方自治權很大的體制，而是單一制的中央集權體制。單一制本來是強調全國整齊劃一，尤其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的均一化。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單一制卻頗有特色，即中央集權和地方缺乏自主的同時，又有鮮明的地域壁壘和地域界制度性的不平等。

與城鄉之間類似，不同地域的人們也不能自由流動，遷徙需要獲得批準。部分省份之間的遷徙和戶籍轉移，比城鄉之間的遷徙和戶籍轉移還要困難。而生活在不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中國人，在物質配給、教育資源、升遷機會等方面，有著顯著的差異。其中北京市和上海市“斷檔式”領先於其他省市區，東北和內蒙古等地次之，其他地區再次之且也可分為更多檔。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政治地位獨一無二，又聚集著大量高級幹部；上海是中國最大工商業城市，在中國南方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也聚集著諸多社會精英。所以這二地在所獲的基本食物配給、醫療、教育、住房等資源上，具有絕對優勢和優先權。

如北京和上海居每人每月可以獲得30斤（15kg）口糧和若幹肉類，且優先獲供給細糧和精肉，也少有拖欠。其他城市居民得到配給的數量、質量、足額度不及京滬，各地農村居民則完全得不到配給。

北京戶籍居民可以相對容易的得到名校雲集的北京各大學的錄取，北京考生在全國重點院校錄取比率超過人口稠密的內陸省份5-15倍。上海戶籍居民獲全國重點高校錄取比例也較其他多數省份高出5倍以上。京滬居民的醫療資源，如人均醫生、護士、床位數也顯著高於其他城鄉居民，也得到更高報銷比例。

而在國共內戰期間對中共支持較多、工業區較大、有重要戰略價值的東北（滿洲）、內蒙等地，當地戶籍居民也獲得了雖不及京滬，但超過沿海和內地其他省份的糧油肉配給，以及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更好待遇。如東北和內蒙考生考入全國重點院校的比例是超過全國平均，是河北河南山西湖北等省份的一倍以上。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也得到一定政策照顧，如更多物質和收入補貼、更容易的“提幹”機會等。

在大饑荒期間，當全國多數地區都發生饑荒和餓死人事件時，北京、上海卻並未發生餓死人情況，只是物質供給略有減少。而這是建立在中共中央強行調劑糧食和副食品、將饑荒地區存糧運往京滬等地的結果。如大饑荒之前和饑荒期間的四川，在毛澤東的力主、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從饑餓的農民那里強征糧食，運往京滬等地。

在《“大躍進”時期四川省大饑饉的特殊成因》一文中，提到自1953年四川就大幅調糧運往外地，且外運糧食數量不斷攀升：

“在逐年大幅增加糧食征購的同時，李井泉最大的“政績”就是外調糧食——這是那個年代對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貢獻。從1953年開始，四川外調出省的糧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萬噸增加到1957年的290萬噸，7年間增加了5.8倍，成為全國糧食外調第一大省。1957年外調的糧食占全國各地外調糧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麥，調運範圍擴大到全國十幾個省和三個直轄市。四川的生豬、食用油等農副產品也大量供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於是，中央對四川的糧食、食用油、生豬等農副產品嚴重依賴的局面就此形成。”

毛澤東對於李井泉積極征糧和外運，給予很高評價：“只知大公無私，不知大公有私”。而大饑荒期間，700萬至1100萬四川人非正常死亡，包括餓死、病死、病餓而死等。

同樣，安徽、河南、甘肅等地的饑荒，也與強制征收糧食運往外地有關。這些地區在中共治下本來就處於權利地位弱勢、缺乏獨立性狀態，在資源緊張、民生惡化中，不僅沒有得到幫助，還被加倍的“吸血”。他們為全國和京滬等地承擔了各種義務和付出極大代價，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權利和利益。

查看大饑荒時期各省份餓死人數量和比例情況，越是政治弱勢、缺乏獨立性和話語權、內陸漢族聚居的地區餓死人越多，京滬東北內蒙及邊疆等政治地位高、重要性大、獨立性較強、涉及政權穩定和“臉面”的地區餓死人較少甚至未有饑餓死亡現象（僅僅在大饑荒期間出現部分物質短缺）。這與中共的地域劃分、不平等的地域政策、地域之間的壁壘，有著密切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戶籍制度，也阻礙了中國各省區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經濟文化交流，讓同屬於漢族的中國各地形成不必要的制度壁壘。這也是中共“分而治之”、將權力集中於北京中央政府目的，而有意為之。從中央地方關系看，中共治下的中國不是正常的單一制權力結構，當然也不是聯邦制，而是一種既中央集權、又打散地方、人為制造地域隔閡與不平等的特殊體制。這種體制利於中共中央操控全局，而不利於地方的自主與反抗；利於獲得政策傾斜的地區，不利於被壓制的區域；利於中共權貴階層和各民族體制內精英，而不利於各地尤其內陸漢族農村民眾。

五、幹群、工農、城鄉、地域差別從毛時代形成、鞏固、達到高峰，改革開放之後仍遺留和變形存在，並影響至今
以上所述的這四大差別、等級制度，正是標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解放”、“反對剝削壓迫”的毛澤東時代所建立和鞏固。而且正是毛時代這些差別和等級最為鮮明和嚴酷。在這四大差別之下，還有更多基於身份的分類和差別對待。如包括幹部和貧農的“紅五類”和“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以及更多名目繁雜的榮譽和罪名構成的身份差別。

這些等級制度從1950年代初開始形成，1960年前後最為清晰和穩固，“文革”初期等級制受到一定沖擊，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嚴酷的對弱勢身份者的迫害。“文革”也沒有根本性動搖和改變中國不同群體和個人間的地位和待遇差別。可以說，除了1949-1950年年中這很短暫時期，毛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是等級鮮明、高度不平等、充滿剝削壓迫的狀態。這與毛澤東、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宣傳標榜的完全不同，也是對中共建黨後、共和國建國前的承諾的完全背叛。

諷刺的是，毛澤東還公開提出過要廢除包括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差別的“三大差別”，可實際政策卻是將前兩大差別拉大和固化，第三大差別的“縮差”僅限非體制知識分子，中共幹部作為腦力勞動為主的群體，特權反而越來越多，待遇遠超農民等體力勞動者。這樣的“說一套做一套”，可謂是1949年後中共和毛澤東的常態了。

而1978年“改革開放”開啟後，毛時代的幹群、工農、城鄉、地域差別，反而有所松動和發生變化。具體說來，幹部和群眾的關系變化最小，幹部顯然還是特權階層，民眾繼續處於被統治地位。但改開後幹部和群眾這兩個身份的政治屬性也較毛時代弱化，而更多表現為權力和利益上的差別。換句話說，幹部不再具有某種“神聖”屬性，而只與其身份所擁有的權力有關。

工農、城鄉差別縮小幅度最大，尤其隨著城市化進程和取消農業稅等，工農城鄉差別以不再那麼鮮明。工人、農民、城市、鄉村各自內部及內部不同成員之間的分化，超過了工農間及城鄉間的差別。

如改開後，工人中有一部分仍然是“工人貴族”（主要是國企央企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享受八小時甚至更少工作以及同時優厚的福利；而更多工人是私企普通員工、農民工，加班加點工作，收入偏低又缺乏保障，勞動法對他們的雇主形同虛設。這兩種不同待遇的工人，根本不是一個階級。

而地域差別在改革開放後也有縮小，不同地域之間的人們流動更加便利，戶籍遷移也更為容易。但地域之間的資源分配和保障差別仍然較大。尤其在高考錄取比率、轉移支付分配、各種政策優惠上，仍然根據地域有明顯的差別和利益沖突。

總之，改革開放以後走向資本主義、利益至上的中國，反而弱化了大力宣揚“共產主義”毛時代中國的等級制度。雖然改革開放之後的財富不平等日益嚴重，但制度上的不平等反而有所減輕，民眾有了更多自由和機遇，而少了壓迫和束縛。人們的身份地位也不再那麼的固定和不可逆，而有了更多流動性。

而改革開放以後存在的各種不平等，也有很大一部分正是毛時代遺留的產物。如城鄉和地域差別及相關的不公正，很多都與毛時代建立的城鄉二元體制和地域壁壘有關。戶籍制度這一最大的歷史遺留，仍然深刻的影響著億萬中國人的命運與基本自由。而國企的特權、與民爭利，同樣源於毛時代國有企業的壟斷和優越地位。改革開放前京滬和東北內蒙等地的政策傾斜和獲得資源優先性，改開後至今也得到了保留。

婦女在“新中國”：“半邊天”與父權從屬者的覆雜身份；“婦女解放”的局限與漸行漸遠
     中共從建黨到建國，長期都將“婦女解放”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主張，以爭取女性和進步人士對中共的支持。在早年，中共也確實較真誠的主張女性的權利自由、反對壓迫。無論作為共產主義信仰者對女性解放的立場，還是革命政黨反對舊秩序的需要，中共都曾大力推動過婦女事業。毛澤東本人也主張“婦女能頂半邊天”，並批評傳統禮教和夫權壓迫。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第一部法律就是倡導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婚姻法》。許多女性成為中共幹部、產業工人、青年學生。中共的若幹政策和風氣，也有利於女性獲得自由、爭取平等。

   但隨著政權的鞏固、中共政策從革命到穩定的需求轉變、男性主導政治軍事經濟的現實，中共的婦女政策發生了悄然但巨大的變化。簡而言之，就是從主張男女平等，到強調男女分工不同、女性相對從屬地位；從主張自由戀愛和婚姻自由，到分配婚姻和阻止離婚；從性開放到性保守；從強調女性自主決定命運，到“聽從組織/單位/公社、服從安排”。

    如一份1968年的離婚訴訟案民事判決書，就反映了毛時代官方以“革命”名義，實際上阻止婦女離婚、要女方服從大局，並將女性追求自由斥責為“資產階級思想”：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

高民監字第177號

申訴人：史德宏，男，三十八歲，京西礦務局幹部。

被申訴人：遊秀蘭，女，三十五歲，中共湖北省鹹寧地委幹部。

案由：離婚

史德宏和遊秀蘭於一九五一年自由結婚……近幾年來，遊秀蘭的思想起了變化，在婚姻家庭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思想一度占了上風……

本院認為……至於“沒有感情”，完全是由於遊秀蘭的資產階級思想發展的結果……對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從各方面進行批判和抵制，決不能讓它自由泛濫，決不能讓它破壞社會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只要遊秀蘭以“鬥私、批修”為綱，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批判和克服自己在婚姻家庭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行為，雙方的婚姻家庭關系是完全能夠改善和鞏固下去的。

毛主席說：“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人民法院處理婚姻家庭糾紛……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堅決地批判抵制資產階級思想。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批準遊秀蘭與史德宏離婚的判決書，找開了感情變化的原因，避過了兩種思想的階級鬥爭，是中國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唯感情”論的產物……所以這兩個判決書都是錯誤的，應予撤銷。

據此，本院判決如下：

一、撤銷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67）中民監字第467號判決書和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65）門法民審字第101號判決書。

二、不準遊秀蘭與史德宏離婚。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這一判決書反映，“革命”、“社會主義”、“階級鬥爭”不僅不再是婚姻自由的後盾，反而成為阻止婚姻自由的借口。而主張婚姻自由，成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判決書提到的“社會主義家庭制度”，也正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重新強調傳統家庭的重要性，與曾經批判傳統家庭及封建禮教的革命潮流背道而馳。而且本案女方還是中共地方幹部，也仍然被迫服從，普通女性則更弱勢和難以實現離婚自由。

在毛時代，還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和歷史細節，也能反映中共對“婦女解放”和女性權利的背叛。如為穩定邊疆，中共派遣大批軍隊和民兵駐紮於新疆等地。而又為了穩定這些幾乎都是男性的戍邊者，使用軟硬兼施方式將大批婦女（包括“出身不好”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親屬、被“改造”的性工作者、城鄉流民女性等）運往邊疆、與男性婚配。而且是由男性按照軍政職務高低，像對貨物一樣挑選女性。這些女性並沒有自主權，而只能聽憑安排。

而在毛時代尤其大饑荒期間，還有大批女性因饑荒被家人或人口販賣者販賣，甚至自己賣身求活。如女作家依娃的《陜甘逃荒婦女血淚史》所述：

1：一個婦女，或者年青未婚的女子，可以賣得100元。其中包括坐火車的路費、夥食、汽車費用等等，人販子除去開銷，最後的“利潤”可能是五、六十元，這在當時是不少的錢。

2:50元～60元不等。更多的陜西男人，鰥夫或者單身男人根本拿不出一百元錢，就是借，那個年月家家緊張人人沒錢，人販子又著急著走。一般來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他把一個婦女從甘肅某縣山村領出來，送到陜西某縣“收貨人”手里，就不會再來打擾他們的生活。於是，50元～60元也能成交，彼此不會吵架鬧事。

3：用糧食交換。有時是家里的父親、兄長，甚至丈夫帶領這些婦女出來，挨家挨戶的詢問，看收留不收留這些婦女、女子。如果有人收留了，討價還價，換上二、三十斤包谷，也不會太多。當時政府不允許糧食私人交易，如果被抓住就會被沒收。

4；一個饃一個媳婦，誰給吃的就跟。一個饃在當時的價格是一塊錢，一個饃就能找一個媳婦嗎？好像是在說笑話。但是逃荒婦女王秀英，77歲，她說：“我的妹子去相親，我說能不能看上，回來給我說一聲。到那家，人家給吃上了一個白面饃，我妹子就不回來了，跟上人家了。”當時只有19歲的李春花說：“下了火車，就有在火車站等女子的人，他領我到食堂，給買了個饃，就花了一塊錢，吃了，我就跟回來了。不說人模樣子好不好，先有個地方住下。”

5：白撿一個媳婦。有些婦女是下了火車，漫無目的的要飯，到一個村子被人收留，就一個饃都沒有了。還有些是在爛廟里、小草房里休息，被村里人領回去，就那麼生活在一起，一分錢都沒有花。白撿了個婆娘。

6：兒女白白送給人。有一些婦女來陜西時帶著四、五個孩子，因為沒有戶口，新的夫家很難養活，她們會把一、兩個娃娃送給別人撫養。“女娃娃有人要，男娃娃沒有人要。”“小的有人要，大的沒有人要，害怕養活大跑了。”送自己的孩子給人家，不得分文，只要求把孩子養活大。娃娃跟母親逃荒出來了，還是不得以送人了。

因為嚴格的戶籍制度，這些婦女逃荒來陜西後不可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生活下來，她們唯一的生存之道——嫁給一個陜西男人。

這些血淋淋的事實，都反映了毛時代中國絕不是一些人尤其西方左翼想象的女性得到自由解放的偉大國家，而是充滿著對婦女的禁錮和女性的血淚。至於上層階級的女性所得到的權利自由，那顯然不能代表中國全民。許多中外的左派和毛派批評民國時期自由戀愛、身份高貴、頗有成就、活躍於社會和公共輿論的婦女是“吸食人民血汗的貴婦”，而平民婦女飽受壓迫和貧困之苦。那麼毛時代那少數上層女性又是什麼身份？“新中國”平民女性的惡劣處境又算什麼呢？

另外，中共在對待性問題、對規訓女性行為的態度、LGBT問題等，也可看出中共的保守化。早期革命年代（1920-1930年代）的中共是支持性解放性自由的，但後來逐漸強調婦女對婚姻的義務。在毛時代，城市鄉村還都盛行抓“搞破鞋（婚外情）”。如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就以此為背景。中共對於女性的個性解放、性自主從提倡和讚揚，到回避和貶損。另外對於同性戀問題，中共也傾向保守化，還冠以“流氓罪”進行迫害。這與左翼反叛傳統、個人解放、同情弱勢和少數群體的立場是相悖的。所以從毛時代的中共已逐漸體現其“形左實右”的保守性。

在中共的定位中，建國後中國婦女的地位，已從“應獲解放的被壓迫者”，變成了“應從屬於父權的順從者”。而“父權”既包括執政的中共，又包括家庭的男主人。婦女群體尤其中下層婦女，成為中共利用發展生產、安撫男性、穩定社會的工具。當然在具體不同時期，中國女性及女權狀況也有變化，近年顯然走向更加保守。如“離婚冷靜期”被寫入《民法典》、女權遭受打壓等。

筆者也並不否認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女性權利上取得的一些成就，但也必須看到它在婦女解放上的局限、反向行為，以及其治下女性遭受的苦難。中共及其主導的婦女解放運動，確實打擊了傳統禮教、宗族、家庭對女性的束縛，但又以國家政權這個新的“父親”，讓女性繼續在父權壓迫下淪為他者的附屬。

關於中共及“新中國”女權問題及歷史，筆者另外有文章論述，在此就不再詳細展開。僅以以上這些論述和例子，即可說明中共對婦女及婦女解放事業的背叛。

“為窮苦人鬥爭”的“共產主義”旗幟與“社會主義”面具下，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70餘年：中共治下“新中國”對弱勢者的利用和拋棄、壓迫與剝削
“新中國”的建立，在中共官方宣傳中，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壓迫一去不覆返了”、“窮苦人翻身了/盼來希望了”等。可縱觀1949年至今的70多年中國大陸的歷史變遷和國情民情，包括1949-1976年毛澤東執政期間的中國，真實情況與這種宣傳不僅大相徑庭，還有許多完全相反的現實。

在毛澤東時代，窮人名義上得到了很高尊崇，“貧下中農”在當年就是十足的褒義詞，“富人”則是貶義詞。“憶苦思甜”也頗為流行。可同時，當時中國最窮困的人，包括饑荒中的農民、城市流民、“黑五類”等，卻遭受著殘酷的對待。許多貧民百姓被槍斃、活活打死、酷刑虐待致死，活著的窮苦者也遭受無盡折磨。被認為沒有配合中共政策的農民，以及為求生偷拿一些糧食的公社社員，普遍受到各種批鬥和虐待。當時的勞改營、收容所，有大量社會底層人被關押，疾病和饑餓讓他們生不如死，勞教幹部及管理犯人的犯人都很兇惡。

這些弱勢者自己無力發聲，個人經歷幾乎都湮滅在歷史中。只有通過其他人搜集的只言片語信息，才能側面了解這些窮苦百姓的遭遇。楊繼繩的《墓碑》不僅記載了大饑荒的悲慘，也搜集了逃荒農民被抓捕、虐待的信息。而如巫寧坤的《一滴淚》、張先癡的《格拉古軼事》等都回憶了當年勞教機構的殘酷。而莫言、嚴歌苓等作家基於真實歷史改編的文學作品，如《豐乳肥臀》、《陸犯焉識》等，也能為那些受難的底層人做旁證。

如楊繼繩《墓碑》中記載的公社幹部對農民的虐待和造成的死亡：

這份報告介紹，龍王公社人和管區有 3 被人整死，2 人被整殘。貧農社員龔明通因出工不積極，被分支書記罰扣飯 15 天，他饑餓無奈，挖了一些紅苕，被 “洗毛芋子”而成重傷，送回家後上吊自殺。大明管區分支書記廖某，強令有病的社員肖有根從公社背米回管區， 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輪流三次給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殺。肖父因氣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無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 年 8 月，土橋管區雙流公社就有五個社員被幹部迫害致死。該社總支委員兼前進管區支部書記吳某，在 1960年一年內就逼死社員兩名， “洗毛芋子”10 多人，扣飯 300 多人，罰款罰苦工 20 多人。又新公社社員周玉明因得腫病，管區主任周某強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誣陷他偷吃紅苕，當即毒打，拖回辦公室，第二天即死。據不完全統計，土橋區從 1960 年 1 月到 11月，由於幹部扣飯餓死 8 人，因占小便宜被幹部組織鬥爭、 “洗毛芋子”而後自殺 26 人，被幹部活活打死 2 人。

據不完全統計，長寧縣桃坪公社總支書記、委員、支書與鄉幹部 15 人當中，關過社員的就有 9 人，占 60％。全社夥食團長以上的幹部 441 人當中，扣過社員飯的 212 人，打過人的 19 人，捆過人的 48 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 31 人。被他們扣過飯的社員不計其數。他們私設勞改隊，私設監獄，不準病人吃飯，強迫病人勞動。碾坎生產隊羅大娘母子 4 人病在床上，10 天不給飯吃，死了 3 人。中壩管理區的勞改隊中有一個叫陳玉秀的 11 歲 女 孩 ，她被迫幹了 5 天 5 夜的活，疲勞過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區社員李友成怕扣飯，帶病出工，病倒田間，被擡回後，隊長說他裝病，踢他幾腳，回家即死。

那些在大饑荒中企圖活命的農民，當然也是窮苦人，也符合中共名義上尊崇的“貧下中農”定義。可對於這些人，並沒有看到中共的仁慈，反而中共軍警是非常殘暴對待他們，包括毆打、拘禁、勞改，以及對反抗者的殺戮。

曾經的、未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共，鼓勵生活艱苦、處於被壓迫境地的人反抗壓迫、“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代表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國民黨反動派”；而中共掌權後，卻千方百計阻止相同處境的農民和各種窮苦人，把反抗者不分是非和行為緣由的稱為“土匪”、“反革命”，予以無情的鎮壓。

中共對於並未反抗政權、只是逃荒要飯的饑民，即便太多無法全部阻止和拘禁，也會在領導或外賓到來時驅趕離開，以免影響觀瞻。

如“革命聖地”延安在毛時代就有大量乞討者，有外賓到來就會把他們從街上“收容”，等到外賓離開再放出（引自人民出版社《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

這些人白天沿街乞討，晚上就露宿在街道兩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間，我們到清涼山上原延安解放日報社門口轉了一趟，只見大門兩側的人行道上，橫七豎八地睡著五十多個要飯的人。幸而時屆盛夏，要在嚴冬那該是何等的悲慘！

可是，沿街乞討、露宿街頭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聖地，來此觀瞻的外賓很多，每逢外賓到來之前，公安人員都要一齊出動，將流落街頭的討飯人集中到寶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顯然，在中共執政者、各級官吏眼中，黨和政府的面子、國際觀瞻，比老百姓的生命和吃飯的訴求重要。這與其標榜的“為窮苦百姓而鬥爭”、“貧下中農最可敬”完全不符，反而與其批判的“國民黨反動派”、“北洋軍閥”高高在上、踐踏窮苦人、弄虛作假、取悅洋人等頗為相似甚至“更勝一籌”。

中共之所以能奪取中國大陸控制權，曾經正是依靠了來自農村的大量兵員和後勤人員，尤其貧苦農民的支持。中共也說淮海戰役勝利是“支前民工用小推車推出來的”。中共利用了農民而戰勝國民黨、成功執政；執政後又通過壓榨農民得到工業化資本，也養活了中共幹部。但利用了農民、榨幹貧下中農的剩餘價值，這些窮苦人就被中共所拋棄了。舊的被榨幹的窮苦人最終淒慘死去。新的窮苦人又成為政權的廉價甚至無償勞動力，又開始新一輪的壓迫與剝削。

名義上，中共信奉的是為被壓迫者說話、為窮苦人代言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卻是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對待窮苦的人，只有利用而沒有真正的愛護。他們對於有“統戰價值”（討好就有利於統治，得罪則容易遭報覆）的勢力和人員，無論日本戰犯、“美帝國主義”總統尼克松、阿爾巴尼亞友人，都可以極盡熱情的招待、不惜代價的示好；對於沒有依靠、任其擺布的中國底層百姓，則任意淩虐和遺棄。哪怕曾經，中共承諾過要給這些中國窮苦地方的窮苦百姓好日子、要打倒壓迫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

當然，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實用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加明顯，中共統治存續成為中共執政集團的核心關切、一切政策的源頭。改開後的中共將共產主義理想束之高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名目下的權貴資本主義成為主導國家發展的真實路線。這時中共對“反剝削壓迫”、“為窮苦人代言”的宣稱越來越少，背叛初心越來越明顯。

一些人因此認為中共是改革開放之後背棄了共產主義、背棄了反剝削壓迫和為窮人代言的初心。但據前面所述可知，從1950年代開始、從毛澤東時代，中共就已經實質上背叛了這些信仰和初心。只是毛時代的中共通過一系列激進政策、紅色宣傳，掩蓋了中共真實的政策、中國覆雜的情況，給許多人（包括親歷者和旁觀者、中國人和外國人）以錯覺。

當然，也確實有一些窮苦出身的人及其家庭，借助中共崛起而成功“翻身”，甚至成為中共高級幹部。這些人從在民國時期的食不果腹，到中共統治後的衣食無憂甚至富貴榮華，確實是從中共受益了。但他們並不能代表大多數貧苦百姓的命運，他們只是蛻變為新的既得利益者，依靠對另外的多數貧苦者的剝削壓迫過上了好日子。他們運氣也比較好，沒有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家破人亡。但他們的“翻身”、幸福、因中共而得益，顯然不能證明中共真的讓中國勞苦大眾普遍幸福，只能反映其與“打江山後坐江山”的古代造反者本質相同。

對被壓迫民眾和窮苦百姓的背叛、公開宣稱與實際作為的相反：中共的背信棄義和表里不一，造成中國國家命運悲劇與億萬人民的禍難
中共之所以曾經得到中國社會各領域的真實支持，從一個建黨時僅50餘人的小黨，發展壯大到可以統治中國大陸900多萬平方公里上的幾億人民，以及它對中國內外宣稱其合法性、優越性、執政必要性的來源，正是其為窮苦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代言，反抗各種剝削和壓迫，建立人人平等新社會的主張和承諾。

可中共在1949年後至今，從整體上及多數具體情況下，顯然背叛了其承諾，許多實際政策和行為與其公開主張的完全相反。中共在政權穩固後，從被壓迫者的代言人轉換為壓迫人民的上位者，窮苦百姓遭受剝削和苦難的來源。只是相對於封建王朝和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宣稱信仰共產主義的紅色政權會做一些與前者不一樣的表面功夫和各種新的名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上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國家，可實際上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國家領導人在內權力階層的產生和輪換，並不由人民決定，而是中共一黨專政和黑箱操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

中共宣稱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三座大山”壓迫民眾，可中共一己之力就在專制、管制、壓榨程度上超過了“三座大山”的合力，從鎮壓和屠殺異己，到造成饑荒和內亂，以及長期的幹部對群眾的嚴酷管理，比“三座大山”帶來的災難更大、壓迫更深；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名義上歸全體人民所有，可普通大眾並不能無償享受國企產品和對國企進行監督，也並沒有均等機會進入國企就職；中共幹部公開被要求“為人民服務”，實際上是人民為他們服務；

中共批判舊社會官僚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為農民的苦難疾呼，執政後中共以“農業合作化”等名義剝奪農民土地所有權，中共自己成為全國的“大地主”，對農民的糧食和稅款征集比舊社會官僚地主更甚，農民更加窮困；

中共批判古代王朝的官吏衙役和民國軍警特憲對社會的控制、對民眾的鎮壓，保甲體制的邪惡等，說過去全國各族人民都在“大監獄”里，中共卻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無孔不入的控制和管理，還以戶籍制度剝奪民眾自由遷徙權，國家權力滲透到最基層，讓各族人民生活在新式的、更殘酷而難以逃脫的紅色牢籠中；

中共及其支持者將中華民國尤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描述的一團漆黑，批判國民黨政權專制、腐敗、階級差異、上層富貴而底層窮困，饑荒和戰亂不斷，對外軟弱賣國等，雖有一定根據部分屬實，但中共執政後有過而無不及，且是在二戰後全球和平發展背景下，卻連二戰及二戰前全球普遍貧困動蕩背景下的民國也還不如；

中共推崇工業勞動者，批判舊社會權貴對工人的壓榨，宣稱“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卻只是造就了工人身份的新貴族，讓擁有正式身份的工人淩駕於農民之上，又大規模實行同工不同酬的臨時工制度，改革開放後又制造無數“血汗工廠”和“996”模式企業，與馬克思主義解放勞動者和追求平等的立場背道而馳；

中共對於古代“人吃人”社會里窮苦百姓極為同情、批判那些歧視窮人和弱者的高高在上者，可中共執政後底層民眾更無權利尊嚴，為了黨和領袖的功績面子亂搞農業、虛報數字、造成饑荒，又為了政權穩定和內外觀瞻，寧可暴力阻止饑民逃荒要飯、以“收容”等名義監禁和虐待無依無靠的流民；

中共宣稱要解放婦女、要女性和弱勢群體翻身當家做主，但執政後就更強調婦女服從包括強制婚配在內的各種安排，做國家政權的螺絲釘、男性主導家庭的附屬品，並冠以“革命需要”等冠冕堂皇的名義，壓制女性對權利自由的追求；

……

總之，中共在執政後的許多行為，都與公開的宣傳和執政前的許諾背道而馳，反而與其曾大力批判的邪惡勢力和醜惡行為相一致，且其統治下人與人更加不平等，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壓迫剝削更甚。只是這些醜惡被換上了不同於舊社會的新名目，政權換上了新“馬甲”，更多迷惑性和虛偽性。

當然，中共在執政後也並非完全沒有做任何好事，並非一點初心都沒有保留，也確曾做了一些讓受苦受難的窮苦百姓受益的事，也客觀上打擊了中共之外其他的各種惡勢力。如“愛國衛生運動”促進了醫療衛生體系在基層的普及、婦女解放運動打擊了傳統禮教對女性的規訓，土地改革等政策曾在一定時期促進農民收益和勞動積極性等。改革開放之後，也有一些扶貧開發、民生工程，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法治和文教也有進展。

但這些成就和益處遠不及中共執政帶來的損害，且很多屬於執政者應做的基本義務，有些好政策僅僅短暫進行而後來又轉向壞的方向。這些都讓中共的成就大打折扣，不必對其過譽。在全球進入有史以來最為和平、生產力大發展的20世紀後半葉，中共執政的中國即便縱向比舊社會有進展，和全球尤其歐美、日本、韓國、新加坡、港台等相比，顯然是大大落後了，中國被中共拖累了。

而且，中共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落後，而恰恰在於在其宣稱的“反對剝削壓迫”、“解放勞苦大眾”、“人人平等”等方面，其實際行為與官面主張的背道而馳、表里不一、背叛承諾。毛澤東時代中國人被分成若幹等級、貼上標簽記入檔案、人與人不平等現象無孔不入，也是政權對民眾壓迫最沈重的、人民最沒有自由最不解放的歷史時期。而改革開放以來不平等繼續存在，但束縛有所松動，剝削壓迫也變換了具體方式和表現。

有一部頌揚紅軍的話劇《從湘江到遵義》，因其中借由紅軍之口質問當代中國現實的“紅軍十問”，內容頗有政治敏感而具刺激性，導致話劇演出被叫停。而這“紅軍十問”，可謂振聾發聵，諷刺了中共政權（以及許多中共幹部）對曾經理想的背叛：

我們的身體，早已深埋在泥土里！
我們的靈魂，經常在天上會合！
我們仍在牽掛，我們流血犧牲建立的新中國！
我們當年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人民當家做主了嗎？
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還有貪官污吏嗎？
還有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
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嗎？
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
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站出來嗎？
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長征並沒有結束，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這“紅軍十問”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前面的陳述和評論，也給出了回答。曾經的中共革命者、紅軍戰士，起碼有一部分是真的有“改天換地”、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讓所有窮苦人和被壓迫者得到解放的理想的。這也是許多人不怕犧牲參與革命，為共產主義拋頭顱灑熱血的動力。

經歷千難萬險，中共從弱小到壯大，從邊區窯洞到京畿紅門，從一船之地到擁有萬里江山，紅色革命者成為中國執政者。可他們執政後的行為，背叛了初心、廢棄了承諾，並且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悲劇和不可逆的損害，人民遭受禍難和付出慘痛代價，許多人的生命無辜的毀滅。許多暴政披著“階級鬥爭”、“革命”、“反對壓迫”等名義，實際則是在進行剝削壓迫、對人民施以奴役、造成不平等不正義。

中共所作所為，也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根本目的。馬克思堅定的批判剝削壓迫，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代言，追求平等公正與自由解放。中共及世界上其他若幹列寧式共產黨，表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若幹思想和主張，如公有制、工人至上、反對資產階級等，但卻以各種名目造成更嚴重的不平等不公正、更殘酷的剝削壓迫，更加束縛人民自由和欺淩社會中的弱者。他們有馬克思主義的皮毛，卻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心靈。所以中共的行為是背叛而非繼承了馬克思主義。

執掌權柄、坐擁龐大國土和各種資源、駕馭十幾億人的中共執政集團，在依靠虛假承諾軟硬兼施連打帶騙取得政權後，坐穩了權力寶座，就再也不願意“下去”了，而是千方百計保住政權，不擇手段的維護統治，保障這龐大的食利集團、剝削階級的特權。中共從激進的“革命黨”，到最頑固的“保守黨”，其變化如此巨大，在許多人意料之外；而若深知人性和社會現實，又能明白這在情理之中。人往往是利己自私的，失去制約的勢力也必然腐化墮落。

但無論如何，中共背叛建設人人平等新社會的理想、廢棄為窮苦百姓代言的承諾，搖身一變成為剝削壓迫者，都是不可原諒的。而且中共政權犯下與傳統封建王朝、資產階級政權相同罪惡，如殘虐對待底層、執政集團特權等，中共政權應被加倍的批判。這是因為其表里不一，且正是依靠各種美好許諾爭取到支持和奪取政權，所以對這樣背信棄義者應格外譴責和唾棄。

本文之所以重點講述毛澤東時代的不公不義，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後的不公正更被廣泛知曉和批評，而毛時代在很多人想象中卻是平等的、有利於窮苦人、平民百姓有尊嚴的時代。但真實情況是，毛時代的不公平更加制度化和殘酷，弱勢群體更無尊嚴，窮苦人更加貧苦乃至溫飽不能滿足、許多人在毛政權暴政下淒慘死去。毛時代也並不是真正的正統的社會主義，那時的中共也已經蛻變。所以本文特意重點強調毛澤東時代的不平等和弱勢者的苦難。

1949年之前和之後的“兩個中共”：從可同情理解敬佩的革命團體，到壓迫人民作威作福的“新階級”，蛻變令人心痛，背叛最為可恥；對於如此重要和耐人尋味的歷史與現實，加強研究和反思特別重要
1921-1949年在野、割據、處於抗爭狀態的中共，雖然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甚至罪惡，但也有許多值得敬佩之處。比如確實是為被壓迫的勞動人民抗爭，為弱勢群體發聲，也主張自由民主和軍隊國家化。許多共產黨人，確實有理想和犧牲精神，為信仰、為國家、為人民付出了生命代價。而當時的共產主義革命雖然殘酷和充滿破壞，也是被壓迫者、不幸的人遭受苦難後的反抗、反噬，也是可以同情與理解的。

但1949年之後尤其1950年代初之後上位、執政、大權獨攬的中共，則其本質、主流、80%以上的行徑，都是惡的、壞的、應被批判和唾棄的。這時他們不僅不再是被壓迫者的代言人，還是壓迫人民的紅色特權階級。中共各級幹部享受了其統治的這塊巨大領地上最優質的資源，包括衣食住行、金錢美色，以及許多無法以錢財衡量的服務。留給平民大眾的，只有殘羹剩飯。而幹部之外的中國人，也被按照出身、職業、地域等劃分為不同權利和待遇的群體。舊的社會等級看似消亡了，新的等級制度以冠冕堂皇的名義及各種潛規則出現了，並且在暴力機器為後盾下得以鞏固和難以撼動。

執政後的中共統治集團所作所為，與理想和承諾背道而馳，駕馭國家、管制人民手段的殘酷，勝於其批判和推翻的舊政權、舊社會。在血與火洗禮後出現的，不是充滿光明和正義的美好國度，而是紅色幕布遮蓋的黑暗牢籠。在打倒許多舊的權貴精英後，主宰國家的是換湯不換藥、更加粗俗野蠻的“新階級”。雖然1949以來的中共內部，並非沒有堅持理想與守護良知者，但那顯然是少數。而且每一個中共成員無論是否保有良知，都已經享受了特權，成為壓迫階級的一員和國家統治機器的組成部分。

1949後的中共背叛了1949前的中共，數百萬計的中共幹部背叛了曾經的自己，老年毛澤東也背叛了青年毛澤東。中共也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效仿了列寧和斯大林，卻又比列寧更加背離社會主義，比斯大林還殘酷無情。中共的背叛和為惡，讓漢族和中國其他許多民族陷入苦難的深淵，許多個體生命被或迅速或緩慢的毀滅。

而其中尤為悲慘的，是那些相信了中共看似誠懇的許諾、“新中國”美好願景的那些中國人。他們實實在在被騙了。這里包括青年進步學生、知識分子、農民、婦女、前民國政府人士、國軍官兵。他們正是聽信中共的統戰宣傳，或加入中共，或充當地下黨提供情報，或參與反國民黨活動，或提供後勤支持，或率兵投誠。而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1949-1976年間都飽受劫難折磨，許多人死去，幸存者也處境淒涼。

他們中絕大多數生前都後悔了，可世上並沒有後悔藥。他們眼睜睜看著自己參與推動建立的、名義上屬於人民、卻只屬於一撮人的政權越來越穩固，自己支持的看起來朝氣蓬勃進步開明、實則陰險歹毒的政治勢力肆無忌憚的壓迫和掠奪。這些人自己也被其所滋養的利維坦先後吞噬，卻已經無力反抗。這些人在中共誘騙下，一步步走入自己挖掘的墳墓中。

嚴謹的說，中共也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欺騙大眾的心態、以奪取權力後享受特權為目的。比如中共一大及陳獨秀擔任領袖時，怎樣看都是一個充滿理想、希望救民於水火、讓國家民族擺脫內亂外患、讓人民都過上好日子的政治團體。但隨著它的成長、壯大，經歷諸多內部紛爭與外部挫折，在人心的貪欲和錯綜覆雜的國內外環境影響下，逐漸蛻變，變得功利、陰險、暴戾。

而當中共真的打敗各路勢力，從西柏坡走入北京城，主宰了中國大陸億萬人命運、可以對龐大國土上的資源予取予求時，它完成了徹底的蛻變，露出了無情、蠻橫、殘暴的本質。它吞噬了上億人美好而寶貴的生命，將國家民族帶入充滿悲劇的道路，在國際上被長期邊緣和孤立，還讓國人之間喪失信任、社會道德崩壞。中共所作所為也讓其自身墮落，毀壞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左翼的願景與聲譽。

中共背叛了關於追求平等、反對剝削與壓迫的理想與諾言，成為這世界上最大的特權集團，其實也並不意外。因為人性就是自私的，社會結構的不平等也是難免的。無論一些人的初心多麼純潔、某些黨派的理想多麼高尚，但經歷了世間的覆雜殘酷，最終取得不受制約和壟斷性的權力時，蛻變和背叛就成為了某種必然，或者說極高概率的事情。古今中外，從農民起義到貴族自我革命，都難免是打倒舊的權貴，迎來新的“人上人”。

而中共的特權、壓迫、制造的不公不義、對窮苦百姓和各弱勢群體的剝削欺淩，比歷代王朝統治者都更應被批判、譴責、推翻。因為中共口口聲聲“為窮人說話”、“解放被壓迫人民”、“新中國人人平等”，並依靠這些吸引了大眾、奪取了政權。而其當權後卻背叛了這些理想和口號，自然比歷朝歷代並未如此宣傳和許諾的統治者更加陰險惡毒、背信棄義。當然，中共從理想主義走向利益至上、中共幹部從不怕吃苦不怕犧牲的革命者，變成腦滿腸肥、作威作福的新貴族，人民被叛賣被戕害，也反映承諾的不可靠、人心的易變、政治的險惡，非常值得人們反思。

而只有真實的民主政治，包括政治多元化、普選、言論和新聞自由、開放包容型制度和社會氛圍，能夠最大程度弱化特權、減少不平等。雖然剝削壓迫和不公正仍然會存在，有人就會有黑暗面，但還是好於一黨專制權力壟斷。未來的中國，當然應該走向民主。

到那時，經歷“轉型正義”和必要清算前提下的中共，也同樣可以與其他黨派和平競爭。或許那時的中共，能部分找回1921-1949年一些真誠的共產黨員的初心，願意真的站在左翼和馬克思主義立場為窮苦和弱勢者發聲、促進社會公平和人際平等。東歐一些在冷戰時一黨專制的共產黨民主化後“社會民主黨化”的變遷，就可以作為某種可資參考的前例。尤其作為在野左翼，共產黨對執政黨的監督和批判往往是很有力的（但若自身執政就很容易蛻化），就像民國時期中共對國民黨及社會黑暗面的激烈而有力批判那樣。如果中共真的願意如此，也算對舊日之惡的一種彌補，對早期理想的追回。

只是，中共斷然不肯放棄權力。因為中共從上到下都“嘗到了權力（好處）的滋味”，再也不肯放棄既得利益。1949年後許多人加入中共，正是為了特權、特殊利益。改革開放後的“入黨者”，更加公開的功利化、黨員間心照不宣。當今的黨員沒有幾個真誠信仰共產主義及相關思想，而普遍就是為了名利、物質欲望。

而且中共背叛了革命理想、殺戮了放棄權力且放下武器的投誠者、壓迫和遺棄了弱勢民眾，也害怕自己放棄權力招致同樣後果、被新掌權者殺戮、被人民報覆。即便有放棄獨裁實行民主的“回頭路”，中共也不願、不敢、不會走。起碼，沒有外力強力推動和壓力，中共斷然不會自行結束專制、實現民主和政治多元化，也不會放棄特權和公平分配。

那麼，也只有中國人民努力抗爭，實現民主，才能終結中共持續的對其歷史承諾、對人民、對國家民族的背叛，也才能最大程度減少剝削壓迫和不公不義。人民的抗爭也可促成中共在壓力下內部的反思和部分有良知者的改變。那樣對於中國人民，對於各弱勢群體和受難者，乃至對於中共，都是好事。

一個世紀前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浪潮，讓中共在內若幹標榜反對剝削壓迫、為受苦受難的窮苦人代言的勢力迅速崛起，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共振。古老的、從昏昏欲睡中覺醒不久的、內憂外患的中國，也深度卷入這股歷史洪流。飽經苦難和內外欺淩的中國人，面對共產主義的美好願景，許多人被深深吸引，為了那“烏托邦”奮不顧身的戰鬥與犧牲。還有更多人因各種原因被裹挾入革命。

在中共真真假假的承諾、虛虛實實的旗號、亦真亦幻的願景引導下，中國大陸“換了人間”。“新中國”的朝氣蓬勃與暗處的骯臟並行，工業生產的機器轟鳴與鎮壓異己的槍聲混雜，土改豐收的喜悅與餓殍遍野的饑荒前後到來，破舊立新的號角下有形文化與無形道德不分良莠被踐踏。毛時代的悲劇尚未足夠反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到底是什麼、又將走向何方，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不厘清歷史，人們也會更加渾渾噩噩。

中共的崛起、當權、背叛，有許多需要人們正視和反思的地方。雖然相關研究和反思已有很多，但相對於中共對中國歷史與新時代巨大影響、紛繁覆雜的細節、留下的諸多問題，顯然還要更多、更客觀、更認真的梳理、發現、思考。這不僅是過去的歷史，也是正在進行的現在；不只是學術與談助，還是事關國家與個人命運的現實；不僅關乎政治，還涉及對人性根底和重要社會規律的認識與應對。

中國收緊出入境政策與近年令人擔憂的“逆開放”傾向

7月31日，中國國務院公布出入境管理新規，其中包括出入境機構可勸阻擬出境者不要前往高風險國家、核查出境事由並要求出示相關資料和電子信息、對涉危害國家安全（包括商業和技術方面）者一定時期內禁止其出境等。

總之，相對於過去較寬松的出入境政策，本次中國出台的新規大大加強了出入境管理力度，擴大了出入境機構限制公民出入境的權力，中國人辦理護照及出入境的難度明顯增加。當然，更準確說主要是加強了出境管制，讓中國人出境更難。另外，對外國人出入境似是沒有加強限制。

    這樣的政策變動，引發了很大爭議。很多人都擔心未來不再容易出國，並感嘆中國人擁有“護照自由”的時光僅有約二十年（2006年《護照法》頒布，公民真正能夠無條件申請並獲取因私出境護照）。而且不僅出入境，近年中國多個領域和方面，都表現出與改革開放以來大趨勢相逆、讓人感到憂慮的“逆開放”傾向。

    所謂“逆開放”，特征就是透明度、多元化、寬松性、自由度的降低，以及管制的加強、對穩定的要求壓倒個人權利保障需求。

   2024年的兩會期間，中國國務院宣布未來幾年將不再舉辦總理記者會。這意味著已持續30年的、每年人大會閉幕後舉行總理記者會的慣例被打破，中國核心層官員不再直面記者的問詢。雖名義說是“未來幾年”，但政治氣候沒有重大變化情況下，總理記者會恐怕不會再恢覆。2023年11月，最高法院發布通知，全國裁判文書由對外公開轉為僅限內部閱覽，曾是司法公開重要成果的全民可查閱的“裁判文書網”雖仍存在，但上傳案件量大幅下滑、由普遍公開變成篩選公開。這兩件事都反映了中國在信息公開、行政與司法透明度上，呈現倒退趨勢。

    2020年，已連續舉辦10年的性少數群體節日“上海驕傲節”宣布停辦。而全國其他類似的性少數群體聚集活動也都先後被叫停。2018年，由崔永元等公益活動人物推動舉辦的“打工春晚”停辦。這些活動迄今也都未恢覆。這反映了官方對於社會邊緣人群彰顯特定身份的聚集活動從默認轉向打壓和禁止。

    另外互聯網上有關於中國為何不申辦世界杯的討論，不少人把原因也指向中國難以承受舉辦後必然的大量外國人比賽期間來華、中外民間交流和碰撞驟增、發生突發的涉敏感議題的事件等。這也都反映中國並非開放社會，中共對於一切有礙穩定的集體活動都非常忌憚和排斥，即便可以為國家與民眾帶來很大利益也寧可舍棄。

   2017年，竇文濤主持的鳳凰衛視著名節目《鏘鏘三人行》停播。在同一時段，中國大陸一些類似的、涉及批判現實的節目如《東方眼》等也停播或轉型。“南方周末”等自由派傾向的紙媒觀點和傾向也發生悄然而巨大的變化。2016年著名雜志《炎黃春秋》停刊，編輯部改組後新的《炎黃春秋》內容已“面目全非”，對歷史的深刻反思與尖銳批評變成了對體制的頌揚。這反映了中國傳媒和輿論從多元敢言，轉向了整齊劃一和謹慎沈默。

   而新冠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及“封城”等措施，也是人們最直接明顯感到“逆開放”的時段和經歷。但根據以上例子及今日出入境新規出台，中國的“逆開放”遠早於新冠之前，疫情早已過去後趨勢也沒有逆轉。疫情期間封閉校園不許外人入內，如今許多高校仍然是半封閉狀態，而沒有恢覆疫情前的自由出入。而早在2013年，那時中國校園雖還開放，可課堂上教師講課自由已明顯受限，如“不能講公民社會、權貴資本主義、司法獨立”等“七不講”等非正式禁令讓高校師生戴上了“緊箍咒”。

   以上這些，都是“逆開放”的顯著表現。當然還有許多，因篇幅限制等原因不再一一列舉。雖然這些年里中國官方也有一些促進開放的措施，如疫情後中國對不少國家公民入境免簽，也換取了部分國家對中國公民免簽。但多數政策和大方向確實是“逆開放”的，且官方有限的開放主要是為外國人來華提供便利，而非賦予中國公民更多自由。中國社會上人們普遍感受到的是從曾經的開放進取，變得更加封閉和沈悶。

    中國執政者如此政策傾向，有其對外宣稱的理由，也有不便說明的動機。官方在傳媒、信息公開、公眾活動、人員流動等方面的收緊，往往以技術性、程序性原因為理由。有些是將臨時性措施加以常態化，如安檢和封閉校園，也都有些具體的理由。但這些顯然並非真實與根本性的原因。

   從根本上說，是中共政權對於政治和社會安全、穩定性的極強烈要求，並要其他事務和政策皆讓位和服務於安全與穩定，促成了許多具體反開放的保守政策。中共執政集團對於社會失控風險的厭惡，也促使其利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加強管制，不惜損害公民權利自由為代價以扼殺風險。

       在執政的中共眼中，無論傳媒的批評報道、高校的自由發聲、特定身份群體的聚集和身份彰顯、人員的跨境流動、負面信息的暴露，都是社會走向失控的征兆，也是安全風險加劇的信號，不利於穩定和諧，而需要加以約束甚至取締。至於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則是次要的，也必須服務於政治安全的。

   在中國，民主是缺位的，法治是不足的，當政府管制加強、損害了個人的利益與自由度，個人是很難抗拒、維權、獲得救濟的。從一開始出台若幹政策時，多數民眾就無法參與決策討論，政策公開和出台後無論反對與否民意也都難有影響，而政策具體如何執行及自由裁量權更是政府及執法者所操控。這不僅導致“逆開放”政策執行難以被阻攔，還激勵了政策制定者繼續加碼，不需考慮反彈可能而為安全目的變本加厲控制公民和社會。近年中國無人機禁令、特定時期靜街和禁快遞、無處不在的安檢，都反映了為安全“不出事”不斷加碼、給民眾帶來許多不便和負擔的現實。

        於是，在最近十多年尤其最近五六年內，中國從官方到民間多數領域都在轉向封閉保守，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日益自由開放的趨勢發生了部分逆轉。雖然這些“逆開放”措施並沒有終結“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但已導致中國對內改革進取、對外開放交流的大氣候變得混沌和不明朗，不少中外人士對中國繼續發展進步、融入世界的前景從樂觀到悲觀。

    這一切是令人憂慮、不該發生的。中國從1970年代後期至今，從貧窮落後、幾億人為溫飽發愁、長期與世界相對隔絕的糟糕狀態，變為經濟蓬勃發展、民眾從溫飽到小康、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很大程度正是依靠對外開放、放松社會管制、容忍多元的立場和訴求、允許人員和信息流動、鼓勵自由勞動創造，才得以實現的。

    自由開放意味著活力和創造力，讓人們發揮聰明才智，並有更加廣泛的交流與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而不是整齊劃一、故步自封下的死氣沈沈。如許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工作，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學到了新穎的知識、開辟了他鄉的市場，對中國發展就大有裨益。而信息公開、輿論多元和批評聲，也利於人們監督政府、刺激改革，讓社會變得更好更健康。這反過來也利於政府真正獲得信任、增加威信、長久執政。一時的管制或許可以換取短期的絕對安全，但長遠卻損害了社會活力，也不利於執政者爭取民心。

   在改革開放初期和90年代，中國官方和民間也有不少人對放松管制和對外開放表示質疑，擔心“顏色革命”、“精神污染”、“里通外國”等。在加入世貿等談判時也有反對聲音。但鄧小平等改革派領導人沖破阻力，包括大量派遣留學生赴外、吸引外商投資等跨境交流合作。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自由開放措施是利遠大於弊、完全應當且早就應推行的。中國人民在自由開放中受益良多，不僅富起來了，也有了更多機會和選擇權、眼界更開闊、生活更有尊嚴、對未來更有希望。

   而排除功利性的目的，保持國家內部的自由與對外的開放，保障公民各項權利不受侵犯，本就是合理與必要的、不應隨意以其他理由損害與剝奪的。如人們可以自由出入境就是人身自由和遷徙自由權的要素；允許媒體展示社會黑暗面和批評政府，高校暢所欲言，也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要求。

   當然，一切權利自由確實也要有前提和附加條件。但附帶的條件應合情合理、符合憲法和法律、出於公共利益、經民主程序決策制定。不可為少數人狹隘利益、為體制安全穩定，而過度管制、對一切事務上綱上線，以至嚴重侵害公民基本權利自由、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打擊中外人士對中國未來的信心、損害中國國家形象。若逆勢而行、強制限制公民自由、開“改革開放”的“倒車”，政策制定與執行者自身的權威與信譽也受損害。

　回到出入境新規問題。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外交流密切，許多人都有必要且頻繁的出入境需求。加強出入境管制，會導致許多不便，也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還損害中外人士對中國繼續保持開放與發展的信心。所以加強管制既不合各方利益，也與公民權利自由存在沖突，應考慮未來重新修訂。即便因規定已出台、木已成舟，一時不能撤回，但在執行中也可選擇更加寬松。

回顧江澤民其人其事

中國從保守到開放過渡年代的掌舵者、褒貶不一的中共黨首、功過參半的專制領袖
    2026年8月17日，是已故的前中共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代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百年誕辰紀念日。8月中旬，中國官方展開一系列紀念活動，如央視播映長篇紀錄片《江澤民》、預備召開緬懷江澤民和頌揚其功績的會議等。而民間對江澤民及其執政時代的回憶與議論也再度燃起，褒貶不一，但積極評價顯然較多。

    江澤民的人生經歷，可謂豐富和多有轉折。他出身於既有革命烈士、又有漢奸叛徒的家族，他的學生時代是在日本侵華時期的日偽統治核心區度過，就讀於汪偽管轄的南京的中央大學。江澤民經歷民國短暫還都與敗退，成為紅色中國的工程師，又因緣際會的從政且平步青雲。1989年6月下旬，即1989年民主運動被鎮壓後不久，在那個中國變遷轉折的關鍵時期，在鄧小平等人支持下，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成為了中共的總書記，直到2002年卸任。關於更詳細的江澤民生平和細節，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江澤民傳》等作品有記述，在此不加贅述。本文主要評論江澤民執政的內外政策及其利弊得失。

   江澤民擔任中國領導人之時，中國正處在內外交困、人心迷惘、社會動蕩不安中。當時多數中國人也並沒有對這個新的中共總書記抱有什麼特別的希望或厭惡，不少人還將其看成無關緊要的過渡人物、台前的“政治木偶”。江澤民也不像毛澤東鄧小平等人那樣的中共革命元老，黨內資歷和地位都不很高。不過，江澤民憑借對鄧小平的忠誠、又規避了之前中共黨內保守派與開明派的鬥爭、也未直接參與六四鎮壓而沾染污名，最終從只有部分權力的領導人變成全權領袖、鄧小平的正式接班人、中國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本來江澤民並不願意加快改革，還準備部分退回到文革之前毛時代的計劃經濟模式和斯大林式政治體制。他想以此爭取中共保守派的支持，以及與趙紫陽等開明派劃清界限，強化中共統治。但鄧小平力推加大經濟改革同時政治保守的二元路線。江澤民領會到鄧小平的意圖，很快改弦易轍，追隨了鄧小平的路線。

    當時的中國剛經歷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又逢國際上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正在繼續改革開放還是轉向封閉保守的岔路口，最高層的決策將決定之後幾十年中國的命運。後來的人們都知道中國選擇了在經濟領域堅持開放並加快和擴大開放進程、政治上保守化和強化專制、文化上有放松但仍保持控制的路線。決定這樣路線的首要人物，確實是那時尚未完全退休、威望很高的鄧小平。但江澤民無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鄧小平既定路線加以繼承並發揚。

    如果說1989年之後決定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主要決策者仍然是鄧小平，加入世貿組織、讓中國融入全球化，江澤民無疑是最主要的決策者。當時中國的保守左派，以“損害國家獨立自主”、“影響本國工業農業”等理由反對中國“入世”，還指責支持“入世”者“賣國”、是“回到解放前”。但江澤民頂住反對聲浪，全力支持入世談判，最終讓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並成為其中最重要的經濟體和參與者之一。

    之後的二十多年，中國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民生也顯著改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國加入世貿和全面參與全球化及國際分工，讓中國作為“世界工廠”變得繁榮富強，中國人也以更低廉價格和便利買到外國產品。這也反過來證明了“入世”的正確。更深遠的影響是，中國從孤立於世界變得成為“地球村”的一部分，無論之後中國與西方如何沖突，雙方不再可能真正“脫鉤”和徹底對立，這利於中國和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江澤民對於中國對外開放的功績，不止是加入世貿。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成功舉辦、浦東新區全面開放、成功申辦奧運會和世博會、中國與美國關系幾經波折仍保持友好合作，都和江澤民的努力分不開。尤其是在1990年代美國和西方一度對中國強硬制裁、發生了“銀河號”事件、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等情況下，江澤民沒有領導中國轉向全面反美，還緩和了與美國關系並加強經貿與文化合作，這是很不易的。

    在其他外交政策上，江澤民一方面繼續毛鄧對日友好爭取日方經濟技術支持的路線，同時在對日關系上如日本侵華歷史等問題上，也表明態度、守護了中國民族尊嚴。包括國軍老兵在內的抗日老兵、日本強征的勞工和慰安婦等受害群體得到關注，也是在江澤民執政時期尤其中後期。但在1998年印尼排華屠殺中對華人華僑遭強奸和屠殺的不作為，還與印尼改善關系，又是一個污點。在當時美加澳等國都批評和制裁印尼情況下，中國的沈默格外令人痛心。江澤民時代中國與歐洲及亞非拉各國的關系取得了較大進展，尤其商貿合作明顯增多，“中國制造”大規模輸向海外。

   在國內政策方面，江澤民對於中國經濟、軍事、制度、法律等方面的現代化、體系化、專業化有著重要貢獻。經歷“文革”等動蕩，中國許多領域曾長期處於混亂、無序、低效的狀態，改革開放初期也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條件改正。江澤民時期這些才得到改觀。減少“外行領導內行”和政治幹擾，由技術官僚治理各地和各行各業，也是江澤民時期推行和成型的。這對中國的發展建設大有裨益。

    中共黨和中國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制、和平穩定的輪替制、高齡官員及時退休，也是江澤民時期成為慣例的（雖然江澤民卸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後仍繼續擔任了兩年軍委主席）。江澤民時期中共高層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集體領導，曾經根據個人威望與“革命老資格”決定排位和權力大小的人治模式，也逐漸演變為官僚按照職位各司其職、專制下的某種“法治”和規範化。

   還有，“科教興國”的提出讓中國教育與科技領域得到更多政策和資金，是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許多貧困家庭子女獲得受教育機會、改變了人生命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和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軍隊經商並借助軍隊權勢與民爭利這一改革開放後突起的亂象，是江澤民努力遏制而銷聲匿跡的。“三個代表”思想為中共在和平與發展時代保持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江澤民時期中國基層（村級）的自治與民主選舉上有一些積極成果。1998年長江等地洪災中，江澤民親臨一線指揮抗洪，努力維護中共與群眾團結一心抗災的形象，就事論事也是值得讚揚的。

    另外特別值得提及的，江澤民是一位頗有個性的領導人，如會見外賓與出訪、在國內各地視察時常常出口成章、英法俄日等多種語言使用流利，詩賦與典故信手拈來。而他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訪談及“斥責香港記者”的“名場面”，也被廣泛傳播、反覆品評。這些反映江澤民確實很有才華、思想也較為開放。這樣的中國領導人，比循規蹈矩者有更多親和力、更易得到國內外的好感。這也是江澤民在民間有不少“粉絲”的原因。

    當然，江澤民執政時期也有黑暗一面，制造和加劇了若幹弊病。如農民貧困和遭受層層盤剝，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直到胡錦濤時期才取消了農業稅及附著的其他苛捐雜稅。工人下崗也導致許多悲劇和苦難。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也在拉大，腐敗愈演愈烈。環境污染問題也越發嚴重。中國長期的重理工輕人文、硬實力提高而軟實力不足，在江時代也更固化。江澤民主張“悶聲發大財”，官方引導、暗示、激勵民眾為發家致富不擇手段，導致中國人理想主義和公共責任心的消退（相對於六四事件之前）、社會道德的墮落，尤其精英階層向“精致利己主義者”的蛻化。

   更糟糕和根本性的，是中國政治改革在江澤民時代處於停滯狀態，沒有像1980年代那樣多的自由，也沒有邁向民主，還強化了中共黨對中國的專制統治和權力壟斷，沒有其他黨派或個人可與中共分享權力與政治競爭。“三個代表”在強調黨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同時，也意味著中共壟斷了中國國家和人民利益代理人的地位，且是在並未被人民自願授權下強制“代表”的。

    雖然江時期有一些細微的制度和司法改革與進步，但不能掩蓋整體上專制定型、拒絕民主化的狀況。在各項制度和政策正規化和完善帶來發展進步同時，也逐漸建立起了系統性的政治鎮壓和社會控制體系，並由其後任胡錦濤和習近平加以強化和完善。對於法輪功等特定群體過於殘酷的鎮壓手段，對許多政治犯的拘捕、縱容地方政府對維權民眾的迫害，以及西藏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也引發了廣泛的人權批評和負面影響。也正是江澤民時期確立經濟開放同時政治保守的發展路線、取得成功，讓中國錯過八九六四及蘇東劇變後中國民主化的關鍵窗口期和機遇。對於關注人權問題、希望中國政治多元化和實現自由民主的人們，這些當然是不幸的。

   江澤民時期也是“中國模式”的成型期。“中國模式”即政治專制與經濟開放並行，以高壓統治維持穩定、鎮壓反抗者，利用“低人權優勢”的廉價勞動力發展生產、取得對外競爭的相對優勢，經濟成果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和改善民生，也提高了國力，反過來又反哺了專制統治的穩固、中共特權階層的利益。到了胡錦濤和習近平時期，“中國模式”日益完善和鞏固，並向國際輸出。這樣的“中國模式”有利有弊，影響覆雜，詳情筆者另有文章述評，在此不展開議論。

   江澤民的功過及那個時代的是非，不同立場的人、站在不同角度看待、截取不同片段和側面，得出的結論難免不同。如果不談民主專制這一政治問題，而更多從功利和中國發展角度，在內憂外患夾擊、前路不明的1990年代的中國擔當領袖的江澤民，推動中國經濟開放與對外和平友好、堅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把貧困混亂、相對孤立、動蕩多年的中國帶向逐漸富有、穩定與可預測、融入國際、現代化的新時代，功勞苦勞都是不可抹除的。

    江澤民繼承了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又為後來胡錦濤時期的持續發展繁榮和習近平時代進入綜合國力強盛的狀態奠基，從務實立場看算是中國過渡時代合格的掌舵人。可江澤民也是鞏固六四鎮壓後中共專制統治、讓中國錯過民主化、放任和加劇腐敗及底層農工苦難、鎮壓異議者的獨裁政權魁首。江澤民對其卸任後至今中國的專制和人權問題也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他有功有過，思想開明、頗有才能，但又熱衷權力、維系專制，客觀的說算是功過參半。

    就在江澤民百年誕辰之際，江澤民擔任中共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時的搭檔–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於8月12日去世。相對於江澤民活躍於外交、軍事、意識形態領域，朱鎔基是中國內政的具體操作者。他以鐵腕改革著稱，促進了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一定程度打擊了腐敗，讓中國度過改革開放後經濟頗為困難的一段時間。但他的改革也頗有局限性並帶來各種負面影響，如加劇下崗潮、農村官民矛盾劇烈等。朱鎔基的改革也是鮮明的人治壓倒法治，並不能為中國帶來長治久安。朱鎔基與江澤民一樣，都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六四後重要的過渡人物，有功有過。

     江澤民出生在動蕩的民國、成長於日寇鐵蹄下、在紅色中國憑能力、機智、運氣一路登頂，以96歲高齡逝世，參與並見證了近一個世紀中國的變遷。江時代在政治上雖然是保守和缺乏自由民主的，但比更封閉保守的習近平時代以來的中國要多些自由開放和民主氣息。一些人讚美江澤民，並非認為江澤民多麼偉大，只是今日中國有更多弊病、更讓人失望，也就懷念過去有著希望與向上趨勢的年代，並借此表達對現實的不滿。當下中國社會各界尤其民間對他有褒有貶、多數較正面的評價，正是“老百姓心里一桿秤”，也映照出今日中國人對堅持改革開放、反對封閉與倒退的真摯願望。

跨越百年，中國商人的選擇與命運

從張謇、盧作孚、陳嘉庚等“實業救國”的民族資本家，到許家印、肖建華、王健林等充當紅色權貴奴仆的“高級白手套”
     8月20日，前中國著名企業家和中國首富、於2023年恒大集團日落西山時被捕的許家印，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詐騙、行賄等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並沒收全部財產。這位曾經春風得意、在中國政商界叱咤風雲、民間也頗有名望的前首富，如此的結局令人頗為感嘆。關於他的人生故事和是非，已有不少人評價，筆者不想贅言。筆者聯想到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許多知名的資本家、企業家的命運，以及不同時代他們身份的變化與境遇的差異，就在此做些梳理和評述。

   中國近現代的資本家階層，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打開國門、與外國通商。這客觀上促成小農經濟的瓦解、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誕生。伴隨著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也就出現了資本家和企業主。這其中分為官辦企業的經理人和民營企業的掌門人，前者的代表是盛宣懷，後者的典型是張謇。

    相對於盛宣懷以高級官員職務督辦企業的身份，張謇雖也有官身但屬於真正主理企業的商人。張謇創辦了大生紗廠及其他若幹以輕紡工業為主的企業，成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重要奠基力量。而推動張謇積極建設工廠、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動力，是他及中國人面對中國內憂外患、與西方在經濟與技術上巨大差距下形成的“實業救國”思潮。

   “實業救國”思潮是與“民主共和”思潮並列為清末民初兩大求變的主張和潮流。面對積貧積弱的中國現狀、與西方列強全方位的差距，一些人強調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的變革，一些人注意到中國在經濟與科技上與西方的差距、西方憑借工商業發展稱霸世界的“奧妙”，決心在中國發展獨立自主的工商業，包括開辦工廠、鉆研技術、發展貿易，來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和貧困的民生，拯救國家和國民。“實業救國”主張者在工業和商業中更強調工業、制造業，因為這是生產實物，也更利於強國富民，而非商業那樣主要重視流通和投機、少數人暴富而對大眾利少弊多。這一點判斷非常準確和深刻。

    “實業救國”和“民主共和”二者並不矛盾，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包括張謇同時在推動這兩大目標。在興辦實業同時，張謇還開辦學校、擔任清廷和民國的重要官職，推動國家建設。不止張謇，其他許多清末民初的俊傑，也都在“實業救國”思潮的感召下，興辦企業、開設公司、經營商行，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起到推動作用，這些資本家及其骨幹及廣大工人，也都是中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組成部分。

    張謇之外，其他知名的民族資本家包括身兼化學家和企業運營者的侯德榜、“面粉大王”榮宗敬榮德生兄弟、“船運大王”盧作孚等，都在各自行業取得巨大成就，成為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各工業領域的開創者和領路人。另外在南洋的許多華人華僑商人，如經營橡膠為主且跨行業經營的南洋華僑陳嘉庚，無論身份認同還是與中國本土工商業及國家命運的聯系，也都算作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相對於同時期英法德俄等傳統列強及後起的日本強大的工業水平、龐大的工廠，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及其工業成果相對薄弱微小，但總也是從無到有的逐漸發展壯大，並為未來與列強競爭打下基礎。

    這些民族資本家不僅興建工廠、經營商業，還廣泛參與到政治及社會建設中。如這些資本家都高度重視中國教育發展、興辦新式學校，張謇創辦了今覆旦大學前身的覆旦公學，並參與創建同濟大學前身的同濟醫工學堂，民國時的國立中央大學、上海商科學校、南通大學等諸多高校，都有張謇參與創辦和發展。而陳嘉庚則創辦了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為東南地區及華人華僑的教育事業做出極大貢獻。其他民族資本家也都或多或少參與了中國教育建設。

    張謇等資本家也創辦和資助了若幹現代醫院及幼兒救助機構。如張謇創辦南通醫院和育嬰堂；盧作孚建設了重慶北碚的醫院、公園、圖書館、科學院等一系列公共機構和設施；榮氏兄弟建設了大量道路橋梁；他們也都在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社會救助、科教發展等各方面做出了貢獻。在當時非常貧窮落後、大多數民眾缺醫少藥、文盲遍地、政府救濟體系失效及腐敗情況下，這些民族資本家的社會建設起到治病救人、啟蒙大眾、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和經驗的重要作用，並且形成示範效應，促進了全國範圍的社會現代化與民生改善。

   這些民族資本家也積極參與政治，在推動國家民主法治、抵抗外國侵略中起到重要作用。張謇在清末就力主國家立憲，建立虛君的憲政民主制度。當滿清保守貴族阻撓憲政、擠壓民主時，張謇又轉向同情革命、讚同共和。民國建立後張謇對於南北合議、北洋民主運作都有貢獻。他擔任農林總長和水利總裁時也利用國家權力推動民生建設。後來目睹官場黑暗，張謇又辭職而全力投入實業，直到去世。

  抗日戰爭爆發後，漢族和中華民族面對生死存亡之時，民族資本家紛紛慷慨解囊、組織人力物力，支援抗戰。如陳嘉庚為代表的南洋華人工商業者，為抗戰捐款捐物，捐助了大量飛機、大炮、醫藥、橡膠等各種重要軍民物資，成為貧弱中國抗戰的重要資金和物資來源。盧作孚等在中國大陸的民族資本家也全力配合抗戰，捐出輪船用於軍事，不惜傾家蕩產也為國家民族奉獻。

    在清末至民國這個歷史大轉折、內憂外患交織、中國從積貧積弱走向強大、從黑暗走向光明的過程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中國做出了重大而獨特的貢獻。許多民族資本家們有著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天下為公”的公共意識與社會責任心，利用其學識、財富、影響力，不僅發展工業，還在科教文衛各領域做出貢獻，彌補了政府的不足，為貧窮蒙昧的中國帶來希望。在日本侵華的危急時刻，民族資本家毀家紓難，舍小家為大家，犧牲了辛苦掙來的資財為全民族抗戰做出卓越貢獻。

   清末至民國的民族資本家，雖然與政府及官員有著密切關系，一些人自身就是官吏，但也保持著較大獨立性，而非成為政府和官員的“提線木偶”。相反，民族資本家還能成為監督政府的重要力量。雖然也不宜過高評價民族資本家的獨立性與貢獻，但與幾十年之後紅色專制下的資本家們相比無疑要獨立自主的多、責任感和貢獻要大的多。

   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清末和民國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們，是處在一個極度貧窮、愚昧、腐敗，內憂外患嚴重到亡國滅種狀態環境中的。他們所作所為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21世紀的今天的許多國家，算不上特別驚艷甚至是某種常態。但在當時中國特定的環境下，其開創性和勇氣、需要克服的困難、對社會的貢獻，都是價值重大且不可替代的，是值得敬佩和景仰的。

    這些民族資本家兼具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與責任心，也熟悉和信奉西方傳來的民主憲政現代思想；既追求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又深知興辦實業發展經濟對國家人民的重要性；既有理想藍圖，又有行動力。他們與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鄒容等革命家和政治家，魯迅、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思想家，一樣的偉大和對中國變革發展有著重大貢獻。那個時代是不幸的，民國國家也是不幸的，但也給了這些民族資本家施展才能的機遇。

    本來，這些民族資本家的努力已經讓中國見到國家獨立自由、政治民主、經濟富強的曙光。但可惜的是，抗戰結束不久內戰爆發，1949年中國大陸落入中共之手。一些民族資本家被中共的統戰宣傳誘惑，投入中共懷抱。如盧作孚、侯德榜、陳嘉庚、樂松生等，積極支持“新中國”。他們被毛澤東和中共承諾的“新民主主義”路線，以及保護民族資本主義、善待民族資本家的許諾迷惑，自以為在新中國會讓他們更有用武之地、施展才華的平台。

   但很快，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加快國內鎮壓“反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進程。許多被指控不肯支持戰爭、投機倒把的資本家被抓捕、批鬥，資產被沒收。盧作孚、冼冠生這兩位知名民族資本家都在1952年自殺身亡。在當時的“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中，還有大量資本家和商人自殺或被處決，以及更多人雖保全生命但資產遭沒收、幾十年努力付之東流。

    隨著中國大陸的共產極權化，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發動的三大改造運動讓民族資產階級幾乎被消滅，民族資本家要麼死亡、身陷囹圄、失落無聞，要麼在中共體制內擔任一些技術性職務，在嚴密管制下作為體制的“螺絲釘”存在。民族資產階級及資本家這個階層和群體，在毛澤東時代已消亡。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下，堪稱中國現代化脊梁的民族資產階級被摧毀。且這並不是和風細雨的，而是暴風驟雨、伴隨血腥暴力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本來逃過一劫起碼保住生命的民族資本家，慘遭批鬥，又有許多人被打死或自殺。其中“同仁堂”掌門人、1949年後一度擔任北京副市長的樂松生，在1968年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是最知名的例子。

    1976年毛澤東死去、文革結束，並逐漸平反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的各種在“前三十年”被迫害的人。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但這時，萌芽於清末、壯大和輝煌於民國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幾乎被徹底消滅，灰燼已不能覆燃。而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扛鼎者們–民族資本家，大多數已經以各種不幸方式死去，活著的也貧病交加。他們的子女大多並沒有得到資源和能力的有效傳承，許多在民國時響當當的企業和商鋪已化為煙塵，無法恢覆。即便有一些名義上得到恢覆，也已經沒有當年的企業文化、商號信譽、產品品質，空有舊名字與軀殼罷了。

   從毛時代結束、改革開放啟動至今，中國又誕生了一批新的資本家、商人、資產階級。但他們從立身根源、價值觀，到行為和影響，都與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們大不相同了。

    簡而言之，改革開放以來新興的資本家們，是嚴重缺乏獨立性、高度依附於體制和權力階層，並服務於官員在內權貴，而極其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為公共利益奉獻的願望、促進社會進步的意願與能力的。雖然他們也會做一些公益與慈善活動，包括投入基建、興辦學校和醫院、造福家鄉等，但僅止於純粹的經濟和物質層面，而沒有像民國時民族資本家那樣在其中加入思想啟蒙、社會更新、地方自治等成分，對社會的益處也就大打折扣。

   在專制極權下的資本家，不僅沒有自主性、不能也無意願促進社會進步，還必須緊密靠攏當權的官員、與權貴階級保持密切關系，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貴和安全。幾十年來中國官方曝出無數腐敗案件，官方的通報往往就是官員被商人“圍獵”，“喪失理想信念”、“腐化墮落”，似乎是因為商人的賄賂造成了官員的墮落。但實際上多數情況下因果關系是相反的，是官員憑借權力巧取豪奪，明示和暗示商人賄賂，迫使資本家們上貢金錢和美女及其他賄賂。如果商人不肯賄賂官員、不利益輸送，那經商可謂寸步難行。

   無論是成克傑、慕綏新、白向群這樣的“封疆大吏”，還是一些不知名、層級低但擁有關鍵權力的鄉鎮書記、科長股長，都可以輕易利用權力讓商人就範、提供賄賂。中國官方反腐也經常提及“老虎”（高官）和“蒼蠅”（基層官吏）。在沒有民主法治、也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環境，無論大資本家還是小商人，既缺乏合法保護自身權利的方式，又無法抵御擁有權力的官吏的壓榨。許多人從被迫賄賂轉向主動與官員結交並“上貢”。但無論被動還是主動，根源上都是專制下商人高度依附權力的體現。

   而還有一種商人，則與權力的關系更緊密、對權力的依附更深，乃至就是權貴的直接代理人。這樣的人被稱為“白手套”，即為權貴代持公司企業及其財富的人。而許家印正是最著名和典型的人物之一。

   許家印早年確實是白手起家、從農村一步步憑努力勞動和經商富起來的。他出身河南農家，後來成為工人，再後來辭職下海經商。早年經商的成功也是憑自己的能力和膽識。但再後來，他創建廣州恒大、一路拿到各種令其他商人艷羨的資源、一路成為中國房地產巨頭和中國首富，就絕不是純粹憑自身努力，而主要是靠其背後的權貴支持了。

   中國權貴階層，廣義的包括中共各層級官員和公務員，以及各行業精英與既得利益者。而狹義的權貴則指那些掌控中國國家命脈、在某個或多個領域說一不二、家庭背景往往是早期革命元勳的、在媒體輿論甚至官方報告中的鮮少出現、但大權在握的那些神秘的、半公開半隱身的人物。其中包括與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共政治局常委與委員、各行業尤其經濟軍事與資源領域的頭面人物是親屬或親密友人關系的人。

  正是有這樣的人支持，許家印才能拿到其他商人拿不到的資源，包括珍貴的大城市地皮和商業開發許可、吞並其他企業、上市融資一路順風。而各地官員不敢難為他，當然也是靠了後台的支持。而這些權貴當然不是好心的無條件支持他，而是以許家印將利潤分紅給這些權貴為前提的。或者更準確說，許家印只是恒大及其他相關財富的代持者，而非真正的擁有者。他不是真正的總裁，而只是實際的CEO和名義總裁。其背後的人隨時可以將他“拿下”，許家印當然只能乖乖聽話。雖然恒大的具體運作許家印有自由裁量權，並非提線木偶，但在利益分配（或者說分贓）時決定權卻在背後的權貴們。

  在各種商業項目中，土地及房地產是利潤最高的。許多樓盤本身的建設成本，只有售賣後價格的20%-50%，利潤由地方政府及開發商背後的權貴所得，用於支付建築材料和建築工人的成本費則是很小一部分。而誰可以拿到地、誰來開發、利潤如何分，都是在權貴及政府與商人的黑箱中進行的，根本不與大眾討論和共享。許家印的恒大也正是在房地產上的“開疆拓土”中崛起，其他商業項目如餐飲、體育、娛樂、汽車等全都以房地產業的利潤為基礎得以發展壯大的。而許家印當然也從中分得一杯羹，並且享受了若幹年的高光形象和首富聲名。

   但沒有商人長盛不衰，更沒有一直增長的行業、永遠在漲的房價。隨著經濟下行和房價暴跌，恒大面對著危機並最終破產。權貴們當然不會將錢財返還，破產的代價由包括購買“爛尾樓”的民眾、投資恒大的其他商人和股民、放貸給恒大的公私機構與個人負擔。而許家印享受了“白手套”的好處、一度風光無限，出事後也要承擔風險的後果、作為“替罪羊”，給各方及社會大眾交代。許家印從得勢到失勢，從眾星捧月到身陷囹圄，也就不到20年，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無論其興還是亡，也都只是作為權貴的“白手套”、“高級打工人”，而從沒有自己真正的獨立性與人格。

   這樣的“白手套”當然並非只有許家印一人。例如另一個“地產大亨”、同樣多次登頂中國富豪榜首的王健林，同樣是權貴的“白手套”。如《紐約時報》就報道王健林與包括習近平家族在內多個中共權貴家族來往甚密，他被廣泛認為是中共紅色權貴家族財富和生意的代持者。雖然王健林曾對此作過辯解，但綜合各方信息仍可判斷其長期為中共權貴服務。這樣的“首富”資產並非真的都屬於其個人，大部分資產都是其背後的權貴家族所有，他自己只被權貴分出一杯羹作為其報酬。許家印王健林等人也都比其他非“白手套”的商人更缺乏自主性，因為後台從選擇時到扶其上位後都要保證其聽話服從。

   另外的地產大亨王石、流亡美國且因詐騙入獄的地產商人郭文貴，也被認為是“白手套”。許家印、王健林、王石等人及其背後勢力熱衷房地產及各種投機、輕視實業，也是難以長久的重要原因。這也反映“實業救國”先驅的明智和今日權貴與商人的急功近利。無論這些“白手套”還是其背後的人，也都不在乎國家利益和民生福祉，只知道借權勢和機會巧取豪奪，不惜拉擡房價、讓人們掏空錢包成為“房奴”。而當年“實業救國”的民族資本家則努力生產國家和民眾需要的貨物，與當今這些權貴與商人又形成鮮明對比。

   而多年前已身陷囹圄的前商人徐明、肖建華，是被更明確揭露為“白手套”且已落馬的人。徐明是曾擔任大連和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的“白手套”，隨著薄熙來落馬而落馬。徐明雖只被判四年半有期徒刑，卻於出獄前因病死於獄中，並引發死於非命的猜測。而肖建華1989年時作為北大學生會主席，反對民主和力挺中共，獲得青睞一路發達，其執掌的“明天系”企業集團也一度風光無限。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下，肖建華失勢，在香港被捕並被帶回中國大陸，被判刑十三年。二人都曾靠投機和“抱大腿”得勢，卻也都有失勢被捕的一天。他們出賣了良知追求名利，最後不僅沒能富貴終生，還在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失去自由，生死全憑他人決定。

（關於許家印、王健林等人“白手套”及為紅色權貴服務問題，因為涉及大量黑箱交易、不為人知的情況，筆者當然無法直接和完全確證這些事實，只能根據既有公開信息和合理邏輯推測。筆者無法確保這些推測百分百正確，但顯然有理有據而非造謠誹謗）
   當然，“白手套”並非這寥寥幾人，權貴也並非都在中央層面。廣義上說，中國各地方、各市縣鄉村，都有類似的“白手套”或相似的官商關系、權力與資本關系。而那些不算“白手套”的商人，也都要向有權勢的人輸送利益。面對權力，資本家只能卑躬屈膝，而無法反抗。除非一些資本家找到更大的靠山、更有權勢的官員，才能去抵擋甚至報覆那些低於更大靠山的官吏。這些商人出賣自己的人格、自主性、道德，以換取榮華富貴和安全，且有時仍難免被拋出作為“替罪羊”而不能善終。

   在高度的依附於權力、處在專制極權下、缺乏民主社會公民教育的資本家和商人，也很難有意識和能力像民國的民族資本家們那樣，去啟蒙大眾、推動公民社會、為弱勢民眾代言、自主的參與政治等。大多數中國知名企業家，如馬化騰、郭廣昌、宗慶後等，都恪守作為企業家的“本分”，不越雷池一步，以求自己榮華富貴。

   也有一些企業家，試圖突破各種明里暗里的“紅線”限制，利用其資本和影響力做些想做的理想主義的事，但後果往往是嚴重的。如著名企業家馬雲曾積極就公共議題發言、有參與政治的傾向，後來就被封殺和打壓，近年雖覆出但已低調許多。而更進一步批評政府、試圖為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做些事的，如王功權、孫大午、李懷慶等，直接身陷囹圄（其中王功權短暫被拘捕後獲釋，孫大午和李懷慶被判處長期徒刑）。還有一些企業家避免觸碰政治、而做些非政治的獨立公益、常常就社會議題發言，如曹德旺、陳光標、於東來等。他們有一些貢獻，但若不能參與更敏感的公共議題和政治事務，就必然成就有限、難以再有進展。他們有民國時期關懷大眾的民族資本家的潛質，卻沒有後者的外部條件。

   另有一些不參與政治，但“不夠安分”及觸及權貴利益的商人，如牟其中、褚時健、蘭世立、顧雛軍等，紛紛身陷囹圄，也更加震懾了其他商人小心翼翼、不敢得罪權貴及中共黨和政府。這樣背景下商人們都努力保護自己身家性命，更無暇關懷公共事業和民生疾苦。

當代中國資本家與民國時期民族資本家們在身份、觀念、行為上的巨大差別，正是因為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的不同。民國時期中國雖不完美、問題很多，但有比現在好的多的民主自由和社會開放度，國家愛人民，人民也愛國家，勞資矛盾雖然激烈但也得到一定調和（尤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資本家們也有公共意識與責任心。雖然那時也有官商勾結，還有兵匪侵擾，但資本家們的獨立性更強、能更加自主的決定自己的命運。且如果沒有日本侵華和中共奪權，統一中國的國民政府會讓民族資本家得到更加安定自由的生存空間和發揮潛力的平台。

   已經過去的歷史、已發生的事，都無法挽回了。但對於當下和未來，包括資本家/商人/企業家們在內的中國人，還都可以做事和謀求改變。中共的極權專制讓資本家在內的中國各身份群體都在缺乏安全感、命運被權貴掌控、沒有自主和尊嚴的狀態中。中國每年大量官員落馬，總難免有企業家因行賄等罪行牽涉其中。不賄賂寸步難行，賄賂則成為腐敗官員的共犯。那些白手套們一時風光，也有很大概率身陷囹圄。

  最近幾年，因為中國經濟下行、財政緊張、各地政府收入吃緊，許多地方政府尤其公安部門開始對有些資財的富人加大壓榨力度，甚至對遠在千里之外的企業和富商“遠洋捕撈”，不惜動用酷刑讓商人們“吐出”錢財。中國工商業者的處境日益惡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普遍有著較多財富、豐富閱歷、較好的學識、廣泛人脈關系的中國的資本家們，應當利用自身優勢，努力以各種手段瓦解專制統治，促進中國走向自由民主法治。這既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中國各階層的人民，以及中國國家民族的未來。

  總之，當今中國的資本家/商人/企業家，以及社會各界精英，應當了解和學習清末和民國時期中國民族資本家們以天下為己任、有責任感與擔當、愛國愛民的情懷與行動力，為了自己不再卑躬屈膝、依附於人、擔驚受怕，也為了更廣泛民眾的利益，努力以各種直接與間接、勇敢和巧妙、堅定又靈活的方式，去改變如今不公不義的中國，爭來民主法治、各階層公民權利自由得到保障的真正的“新中國”。

朱鎔基改革爭議：國企下崗工人的悲劇與工農差別下農民更沈重的苦難

8月12日，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去世，也引發了對其執政期間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爭論。其中最具爭議和負面後果的，是推動國企改制，導致數千萬工人“下崗”，失去了“鐵飯碗”。這些失業者普遍處境悲慘，許多家庭陷入絕境。對此，有人認為是經濟轉軌的“必要犧牲”，有人覺得過於殘酷而侵害了工人權利。不過爭議者都承認改革導致了一部分前國企工人的苦難。

     在討論下崗工人苦難時，也有人注意到和提及，相對於長期有“鐵飯碗”的工人，同時期的農民處於更加貧困、權利和保障更少的狀態。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就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並影響之後幾十年中國不同階層人的命運。當時中國全面實行公有制經濟，幾乎所有工業企業都是國有企業，所有工人都是吃國家財政飯的國企職工。在“統購統銷”等計劃經濟政策下，擡高工業品價格而貶低農產品價格，形成“工農業剪刀差”，以積累資金促進工業化及養育工人，農民則成為付出代價的犧牲者。

    在1950-1980年代那相對貧困的幾十年，從事制造業、居住在城市的工人階級及其家庭，享受到相對較好的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保障，終身端“鐵飯碗”、“吃公糧”，工人退休或病亡後還可以讓子女接班。國企也沒有績效考核要求（或流於形式），計劃經濟與封閉狀態下不需要與其他企業競爭。除非“反革命”等政治問題，無論工人是否怠工或者打架鬥毆，國企一般也不會開除工人。這導致工人普遍的效率低下、人浮於事、“跑冒滴漏”、產量低而質量更差、生產成本高而產量低。而一切成本與損耗，都由國家財政“兜底”，不影響工人收入和福利待遇。

     而同時，占當時中國人口約80%、居住在鄉村的農民階級，則幾乎沒有任何工資和社會保障（或者說只有名義上的和非常稀薄的支持），還要承擔繁重的農業勞動義務，以及“交公糧”（即實物稅）。農村還時常發生饑荒，一些人活活餓死，或因營養不良及其他疾病死去。而當時工人和農民之間幾乎沒有流動，身份世代傳承。少數農民可以以臨時工身份參與工業活動，只能得到少量報酬而不享受正式工人的薪酬和保障。還有戶籍體制從制度上固定了人們的身份和歸屬，限制了人們的流動。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梁漱溟曾形容說“（建國後）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管制松動，農民可以分田單幹保留餘糧，還能通過副業、經商等致富，還可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但擺脫貧困、階層躍升的是少數，諸多限制和負擔仍然壓在農民身上。而工人也一度仍然捧著“鐵飯碗”，但效率低下，產品質量差而缺乏競爭力，工人及其家庭享受的福利也成為巨大的財政負擔。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有限，人均GDP甚至一度有所下降，一是與人口迅速增長有關，二就是低效而消耗嚴重的國企拖累了發展。對外開放、參與市場經濟和國際競爭的中國大陸，不僅工業品質量差，成本還更高，根本無法與港台及外國競爭，虧損嚴重，並由國家財政埋單。而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內外交困下的中國財政幾乎崩潰、物價飛漲，經濟危機嚴重。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朱鎔基推動了國企改制，淘汰低效的企業，對工人也“優勝劣汰”，導致了下崗潮。下崗潮確實讓許多本來有著穩定生活、衣食無憂的工人如墜入深淵，全家陷入困境，有的窮困潦倒，甚至從事性工作糊口，還有的自殺身亡。而下崗安置過程中的腐敗、本就有限的安置費用被貪污等，也加劇了下崗工人的苦難。另外國企改革及下崗也存在許多不公平，如許多屍位素餐的國企管理幹部反而未被裁撤，無權無勢的一線工人下崗比例更高。這些問題即便過去很久，也仍然應當被記住、正視、批判。

   但同時，筆者也很想強調，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相對工人更苦難的農民階層，更需要加以關注和同情，他們的境遇更需改善。而且在之前幾十年里，工人的較好待遇的代價，正是由農民所承擔的。國家通過工農業“剪刀差”，人為壓低農民勞動價值供養工業生產與工人福利，讓農民長期處於貧困、缺乏基本保障、權利受侵害、負擔沈重的狀態。1970年代末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考察農村，發現農民竟然衣不蔽體、沒有褲子穿，全家男女老少擠在昏暗狹窄的一間破房里居住。1978年王震等中共元老考察貴州等地，發現農民生活還不如1936年紅軍經過時的民國時期，許多農民吃不飽飯、吃不起鹽。

    中國農民的窮苦和遭受壓迫，在改革開放已進行20年後仍然存在，如分別在1999年和2003年出版的陳桂棣所著《淮河的警告》和陳桂棣吳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就詳細而深刻揭露了中國農民的苦況。2000年，湖北一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告訴朱鎔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當時央視“焦點訪談”也常報道農村幹部腐敗、亂收費、侵吞農民補貼，以及農民的冤屈。基層官吏與黑惡勢力勾結，以各種名目壓榨農民、欺淩農戶，官民矛盾十分尖銳，一些地區如江西豐城還發生了暴力抗稅事件。

    農民的負擔之一就是需要繳納稅賦，不僅要交農業稅這個“正稅”，還要繳納“三提五統”等苛捐雜稅。農民付出多而獲得少，國家財政更多用於補貼低效虧損的國企、負擔大量工人及其家人的工資和福利。當然農民的稅賦並非僅用來供養工人，中共黨員幹部、公務員、軍警、事業單位職工等也是農民供養對象和負擔來源，但1950-1980年代數量格外龐大的國企工人，確實占據了稅賦消耗的相當大的比例和負擔。

   這樣的情形顯然是畸形而不可持續的，也是朱鎔基決心改革的原因之一。裁撤低效國企和遣散部分工人，不僅是刺激競爭和經濟發展，也是減輕財政負擔也即減少農民負擔，以及有更多資金和力量解決三農問題、改善農民處境。在許多低效國企破產或人員縮水同時，大批民營企業建立，許多農民進城打工。雖然農民工保障遠不及國企工人，卻仍比純粹務農收入更多、生活更豐富。扶貧開發、農業補貼、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逐漸鋪開。

    在這些措施下，農民終於從極端貧困中擺脫，逐漸實現溫飽甚至走向小康。胡錦濤溫家寶時期廢除了農業稅及附著的其他雜稅，並發放更多補貼，農民負擔大大減輕，也與朱鎔基時期改革的方向和基礎有關。而且國企改革也增加了國企效益，經濟發展也反哺了國企及職工，許多工人比改制之前收入更高、保障更豐厚，一些下崗工人也得到再就業、獲得更多收入和新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發生劇變的蘇聯和東歐各國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也經歷了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國企私有化，也有許多工人“下崗”與貧困化。其中有些國家如捷克、波蘭等國在改革中較好保障了工人權利，而俄羅斯等國工人損失更嚴重。但無論哪種情況，這些國家工人階級（包括其家庭成員）長期占人口多數，農民是少數，起碼二戰後沒有對農民的持續剝削。所以對這些國家而言，給予工人保障和補償是應當的。但中國直到1990年代，工人階級仍然只占人口不到五分之一，農民仍然是多數，對工人優厚無疑會導致農民得到更少（甚至失去更多），工農存在明顯的利益沖突。

    朱鎔基及其後繼者的改革和社會形勢變化，導致的部分國企雕敝和下崗潮，對下崗工人確是悲劇，但國企改制和裁汰低效企業和人員，無論從全局利益還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利益都是必要的，也縮小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下崗工人從幸福墜入苦難確實不幸，但農民在之前幾十年里都在極端貧困中掙紮。即便經過朱鎔基改革，工人尤其國企工人的待遇仍然遠好於農民及農民工，下崗工人也比農民有更厚的家底、更好的受教育水平，農民中貧窮者數量和比例都更高。

     到了今天，中國農民平均每月也僅有120人民幣養老金，遠低於平均2000人民幣的國有企事業單位退休職工，更低於月退休金數千至數萬人民幣的幹部和公務員。農村老人因貧困、疾病、家庭矛盾（家庭矛盾往往也是貧窮等引發）等原因自殺現象至今也相當普遍，如學者以湖北京山和遼寧莊河兩地為例，系統性記錄了農村老人自殺的悲慘境況及其普遍性。農村婦女自殺比例長期以來也顯著高於城市女性，也高於城鄉男性，這也是多重壓迫和貧困所致。農民的苦況顯然不亞於下崗工人，且苦難更普遍和持久。只是人們更容易關注到曾經既得利益者階層墜落的動態變化，而容易忽視長期處於下層和困境中“靜態”的弱者。

    近三十多年來，反映下崗工人境遇的影視劇、文學作品已有不少，包括《鋼的琴》、《漫長的季節》等藝術水準很高且頗有知名度的影視劇。但反映人口更多、苦難更重、受苦更久的農民的影視與文學卻很少，尤其高質量又為大眾熟悉、直觀反映農民苦難史詩的影視劇作更是幾乎沒有。這一定程度源於反映工人苦難的作品審查尺度更寬松、對農民苦難題材審查更嚴，也在於工人及其親友有更多文化藝術資源，而農民相關資源貧乏、缺乏發聲機會。這也反映了話語權的不對等、農民相對下崗工人更加邊緣和“失語”的現實。當一部分人苦難被關注、另一部分人苦難被忽視，也會影響社會對不同群體的評價、關懷、幫助。

    有所欣慰的是，近年在討論下崗潮及工農城鄉關系時，越來越多的人注意並提及了農民長期遭受的不公平對待，以更全面的視角看待下崗潮的背景和當時中國各身份各階層的處境。只是這些為農民打抱不平的議論，主要集中在網絡平台的評論中，以及少數嚴肅枯燥的社科研究著作，而缺乏文學作品和影視劇等更加“正規”的演繹和具大眾吸引力的表達。或許未來會有這樣的作品產生，但在嚴格的審查制度、農民自身發聲能力弱的情況下，中短期內看不到這樣作品出現的可能性。

    筆者無意否定一部分工人遭受下崗和面對的苦難，也認為國企改革應當更加人道、妥善安置和補償受損的工人，不能直接拋棄，對安置費用被貪污等犯罪更應打擊。最好的改革結果是各方都受益、盡可能沒有人受害。但現實里改革往往難免一部分人遭受損失。而改革是否必要和值得，就要看情理上是否應當改革、對更多人利益是好是壞，綜合考量和判斷。就朱鎔基的改革，雖有粗糙和激進之處，整體而言仍是必要和有益的。

    人們看待各種改革的利弊、人群的得失，不能局限於一隅和少數人，而應更加全面、平衡、公允，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和關切。若人們僅僅看到一面而忽視另一面、關注一部分人而遺忘另一部分人，只看到改革對某些人的好處或壞處，忽視它同時對於另外群體的利弊益害，就未免偏頗和不公正。中國農民從古至今都是中國勞動最辛苦、受難最嚴重、話語權最微弱的群體，他們的生命與尊嚴與下崗工人等其他身份與階層的人一樣寶貴，他們的苦難也應被看到、聲音也該被傾聽、利益也需被考量。

泥石流災害凸顯中尼官方對待輿論態度差異

8月26日，中尼邊境發生極其嚴重的泥石流災害，迄今已確認超過900人遇難，還有超過5000人失蹤且生還希望渺茫。而死亡和失蹤者所處的受災區域，部分在尼泊爾境內，另一部分在中國境內。本次災害也引發全世界的關注。災害發生時由監控攝像頭、個人手機拍攝的災難視頻和照片也在各大主流媒體及Facebook、Instagram、X等社交平台傳播，頗為令人震撼。

    同時，如果仔細了解中國大陸媒體及中國“防火長城”內的互聯網平台關於本次泥石流災害的報道、信息傳播情況，就會發現其與尼泊爾及國際媒體的報道與信息播散的尺度、信息量、風格大不相同。

   在災區的尼泊爾一側，大量由當地人拍攝的災害來臨及災後的視頻與圖片，包括泥石流襲來時人們逃跑和房屋被摧毀、人們逃不過泥石流而被吞噬死亡、災後撈出大量渾身泥漿甚至肢體斷裂的屍體、一些人趁機盜竊去世者遺物、救援者救人的實時和細節等影像畫面，都出現了國際互聯網平台，並得到一些大型媒體轉發和報道。國際媒體也在災後幾乎暢通無阻的在尼國境內災區采訪，拍攝了許多震撼人心的畫面、獲取了地震第一手資料。還有不少泥石流災害中的幸存者，發布帖子和接受采訪，講述驚魂一幕和僥幸逃生的經歷。

     但在災區的中國一側及中國大陸媒體平台上，只有災害剛發生的一天內在社交平台出現不少受災時的沖擊性畫面，但之後至今這些視頻全都“消失”，被刪除或不再能打開，新的類似視頻也無法再上傳、傳播。雖然在微博、小紅書等平台仍然能夠刷到的一些災害畫面，但基本已沒有例如泥石流沖擊居民點、挖掘出遇難者屍體這樣的畫面。那個流傳甚廣、極具視覺沖擊力的泥石流將吉隆邊檢口岸吞沒的視頻及相關截圖，也無法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平台上看到。搜索“中尼邊境泥石流”、“吉隆口岸”等，只能搜到央視、新華社、紅星新聞等官方的主流媒體相關報道和視頻，而看不到個人賬號發布的相關視頻和圖片。事發當地受災者、親歷者的口述聲音也幾乎消失。

    中國官媒確實對本次災害有報道和畫面放出，但其中很少有泥石流沖毀居民點的畫面，更沒有遇難者屍體等畫面。官媒視頻中，除了少數經過審核並裁剪的災害現場畫面，主要是展示解放軍等救災力量如何積極救援、黨和國家領導人多麼關心災害情況。被采訪的人也是官方挑選過，說哪些話提前安排好，並審核了采訪視頻後再於公共媒體播放的。偶爾有官媒視頻展示泥石流沖擊人群畫面，也是在表現邊境公務員勇敢引導群眾避險的場景且點到為止。而且小紅書等自媒體上有意留下一些官媒關於災害的報道，而不是搜索後完全不可見，也是有意的以此遮掩信息封鎖的存在，以少數官媒信息“越俎代庖”為公眾和主流聲音。

    官媒不僅壟斷了采訪報道權、畫面播出權，也選擇特定主題和攝影角度，控制了公眾可以了解到的關於本次泥石流災害的信息內容和傾向，也意味著間接控制了公眾對災害的看法和感受。官媒的報道集中於中央多麼關心災情、黨政幹部及軍警公務員如何積極救援，以及宣傳災害下的樂觀和積極性。而受災地區許多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個體故事、情感、訴求，則被壓制不得訴說、無處發聲，或只能按照官方的“劇本”講述，喪失了新聞真實性與個體獨立性。

    另外，因為“防火長城”的阻礙，除少數使用VPN“翻墻”者外，大多數中國大陸人並不能看到國際互聯網平台及發言，受災民眾也同樣極少專門“翻墻”發言者。“防火長城”及中國互聯網平台的封閉性，嚴重阻礙了中國民眾更自由和有影響力的發聲及與國際社會的交流。

    不僅輿論自由度不同，尼中兩國官方在對於災害及之後救援的透明度方面，也是頗為不同的。尼泊爾官方不僅沒有進行輿論控制，還實時更新遇難者數字和具體姓名名單，還公布遇難者屍體照片以供辨認身份。救災過程是對外開放的，並積極歡迎國際救援力量參與，本國民眾和各國媒體都可以在線查看或實地了解。而中國迄今沒有公開遇難者具體信息，死亡數字只有官方一個口徑且僅確認十幾人死亡，和失蹤人數相比差距過大，有故意壓低死亡人數之嫌。而中國的救援完全由官方主導和控制，任何民間人士和力量或境外人員和組織都不能參與，除官方許可的采訪外沒有任何額外信息透露。

    這場地跨兩國的泥石流災害發生後尼中兩國的應對，將兩國對於輿論、透明度、開放性的態度展露無疑。尼泊爾的應對態度在國際上並不出色而僅是正常社會的慣例，但卻反襯出中國極其保守的輿論觀、信息觀、安全觀，並暴露出中國執政者“穩定壓倒一切”的立場，以及對包括互聯網輿論在內社會一切的控制欲、控制力。

    不同於政治敏感問題，泥石流災害是自然災害。按照正常邏輯，執政中國的中共政權不必要有什麼顧忌。但為什麼中共仍然禁制災情信息自由傳播、封殺災害視頻呢？（雖然因災害發生於藏地，中共管控確有這方面考慮，但並非主要原因，內地發生災害一樣管制輿論和限制外媒采訪及獨立媒體人調查）

     這是因為中共執政以來的幾十年，尤其最近二十多年，非常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並為此不惜代價。中共在未成為執政黨的革命（造反）時代，非常熱衷並擅長破壞秩序和批判執政者，例如發動一系列暴動、開展地下工作、鼓動罷工罷課罷市、宣傳社會黑暗面和工農苦難等，不斷攻擊民國合法政府國民政府，批評執政的國民黨腐敗和黑暗。

   但1949年中共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後，就變得遠比國民黨更加強調穩定和對秩序的捍衛，以維護自身作為執政者的地位和利益。如在毛時代，為了避免饑荒民眾流散影響社會秩序和釀成暴動，解放軍和民兵阻止饑民逃荒，寧可迫使饑民餓死家鄉。在上級考察、外賓來訪時，又故意營造民眾豐衣足食、健康向上的形象，掩蓋人民的貧困和不滿，不惜組織和強迫民眾各種“演戲”弄虛作假，為了面子不惜“里子”的代價。這些也都是為了紅色中國的穩定及國際形象。

   而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及發生1989年六四鎮壓後，中共又一方面發展經濟同時堅持政治專制，“穩定壓倒一切”又成了為政治專制和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的手段。到了胡錦濤溫家寶時期，逐漸建立了系統性的“維穩”機制。而習近平執政後則大大強化了維穩機制及其力度。這不僅體現在對於涉政治敏感問題的禁制，還包括對於自然災害、治安案件、經濟糾紛等方面“維穩大於一切”的傾向。如發生p2p投資暴雷事件、校園霸淩事件、地震洪水等災害、惡性治安案件時，官方首先做的是封鎖消息、壓制受害者不許“鬧事”、將試圖維權尤其帶頭的人帶去警局“喝茶”甚至拘捕。

     更進一步，中共不僅恐懼那些糾紛事務帶來沖突，對於一切可能導致民眾負面情緒的信息都盡可能壓制而不予公開真相。如發生在2022年的中國東方航空5735號航班空難事件，根據各方消息已證實是飛行員制造的人為災難。這一事件並不涉及政治抗議或恐怖襲擊等因素，正常而言說明事實更有利於減少懷疑和陰謀論。但中國官方迄今拒絕公布調查結果，也壓制關於本次空難真相的討論（主流媒體無相關調查報道、互聯網上相關討論常被刪帖限流）。

    中共並非害怕公布空難真相會透露出什麼政治敏感信息，而是擔憂公開承認中國民航飛行員制造100多人遇難的事件引發負面輿情，損害中國穩定和諧的表面形象，以及可能引發的輿論對政府在內相關者問責等反應。或者更直接一些，執政的那些人就是不願意聽到看到壞消息（尤其人禍式壞事），更不願意將壞消息公之於眾。他們不僅無視公民知情權，還認為公眾知情不利於穩定和管理，也是給國家和執政者抹黑。久而久之，執政者還形成思維慣性，無論事情到底是否不利於統治穩定，都下意識的封鎖消息、控制輿論、拒絕公開透明。而且在執政者看來，“一刀切”的禁制消息，總是比透明開放更少風險。

    中共如此對待負面事件的信息處置、恐懼輿情、穩定壓倒真相，是與近現代以來國際社會的對待與處置方式背道而馳的。全世界各地都會發生一些災害、兇案、悲劇事件，但在占世界多數的自由民主國家，官方都並不會阻止相關的信息流通和新聞報道，只有在可能引發模仿犯罪或軍事機密等極少數特殊條件下才管制信息。對於絕大多數負面事件，都是聽憑媒體報道、公民傳播信息與議論的。而且越是負面信息，越是要保障透明度，政府也更需要向公眾保持透明、及時公開信息。正如前述的本次泥石流災害發生後尼泊爾政府所做的那樣。

    而國際主流社會尤其民主國家，對於負面事件及其信息采取公開透明的政策，既是出於保障公民知情權而遵守準則，也是更好的查明真相、救援難者、解決問題的方式。在正常的、民主的國家，公民本就擁有對於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的知情權。凡是各種自然災害、治安事件、社會問題，公眾無條件的擁有從國家機構獲知必要信息的權利（當然涉及軍事機密或破獲案件前保密等情況除外，但只占極少數）。而同時，正是悲劇事件的詳情得以公之於眾，各方才能了解事故原因、悲劇緣故、是非曲直，以便於做出反思與改進，懲惡揚善、查漏補缺、治病救人。

   比如美國政府對於每起空難事故都會公開所有詳細情況和數據參數，包括那些人為故意造成的空難。加拿大媒體公司Cinefilx還可以拿到美國的數據和信息制作“空中浩劫”系列紀錄片。這些既揭露了事故真相、讓逝者得到某種告慰，也滿足了公眾知情權和好奇心，也有利於飛機制造商、航空公司、航空管理機構根據這些事故教訓做出改進、避免重蹈覆轍。他們也並不會擔心這些空難紀錄片會引發效仿（恐怖動機者效仿劫機或飛行員主動制造空難），即便有此副作用也仍然認為應公開真相。

    而媒體和個體記者/普通公民對於負面事件的調查、采訪、報道，同樣是民主國家認可並保障的權利。而且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還被稱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被高度推崇。媒體揭露真相、批判邪惡，被廣泛認可是是捍衛正義的重要手段。而且越是負面事件、造成死亡等悲劇事件，也越會引起媒體注意和報道。而如果媒體調查遭遇阻撓，這本身就是重要新聞，還往往驅動媒體人更“逆反”的去調查真相、吸引更多人關注。所以民主國家普遍將媒體自由報道負面事件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才是異常的、被唾棄、失去聲譽和觀眾市場的。

    不僅外國，中國曾經也存在新聞自由的時期和區域。如清末的租界及民國時代，報界普遍以針砭時弊為責任和榮耀。如在租界的《申報》與《蘇報》，以及中共執政前的《大公報》，都把批評當時政府、反映民眾疾苦為報道重點。如《大公報》曾報道1942年河南大饑荒，促進了國民政府對災民的救援。這也說明中國並非沒有擅長揭露時弊的媒體及新聞自由的可能。這些報刊揭露中國社會各種黑暗面，並非不愛國，而正是出於愛國愛民，才揭露黑暗、批判惡人和壞政府、推動社會有益的變革。可惜的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人民包括新聞自由在內各種權利自由，被中共所剝奪至今。但從全世界的趨勢看，二戰之後及冷戰後，實現新聞自由的國家地區越來越多，繼續控制輿論壓制自由的國家地區越來越少。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顯然是背離了世界發展的潮流。

    經歷長期的自由民主，包括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大多數國家地區已經將負面事件的信息公開、媒體報道，作為理所應當的事情。如果有人試圖阻止信息傳播、隱瞞真相，會遭受多方的批評和攻擊。這與把隱瞞事實、壓制負面消息傳播、阻撓甚至禁止媒體自由采訪的中國大陸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和強烈矛盾，並時常因此引發摩擦和沖突，以及導致外界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惡化。

    最知名的一起因為對待負面事件及媒體報道發生分歧的事件，是1994年24名台灣遊客在大陸被殺害（另有8名大陸人也死於該案）的“千島湖事件”。這起事件本身是純粹的圖財害命的刑事案件，並無政治或族群仇恨動機。但後續中國大陸方面封鎖消息、拒絕透露案件情況，禁止包括台灣媒體在內各方媒體前往當地調查采訪，直到最後案件告破才向各方簡略通報。對於大陸警方、政府相關部門，這種不透露案件及進展情況、禁絕未允許的采訪報道、最終以官方通報“一錘定音”，也是處理各種案件的通例。

  但這就引發了台灣方面強烈不滿。中華民國台灣和中國大陸雖都是中國，但政治制度、社會風氣、對待案件和媒體的態度大不相同。那時的大陸經歷六四鎮壓，當然是中共專制、新聞自由受到壓制的狀態。而當時已實現民主化、且早就有較寬松的新聞和言論環境的台灣，已經形成了支持讚許媒體批判政府、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價值觀和風氣，並對壓制言論自由、損害新聞自由的行為非常厭惡。“千島湖事件”發生後，台灣民眾不僅因為24個台灣人死在大陸而悲憤，更對大陸方面封鎖消息、不公開案件進展、搪塞台灣、阻止媒體調查報道而憤怒。台灣官方和民間都譴責了中共執政當局隱瞞案件詳情、阻止媒體報道的行為。也正是這一事件成為台灣人從多數支持統一到多數反對統一的民意轉折點。

    這就是兩種不同都對待負面事件及輿論問題而沖突的典型。在中共執政者/中國政府看來，封鎖消息、禁止媒體、打擊傳言，有利於負面事件壞影響不再擴大、不被利用，受害者家人情緒也能得到安撫，也利於案件偵破不受幹擾，最終也會給台灣方面交代，本意並不算是壞的。但在台灣人看來，大陸這樣的行為顯然在隱瞞事實、阻撓真相揭露、剝奪受害者家屬及台灣人的知情權，還破壞新聞自由，是非常惡劣的行為。雙方的理念、訴求、關注點，對同樣行為的看法，可謂南轅北轍。而後來台獨思潮日益得勢、與大陸漸行漸遠，原因有多種，其中之一無疑是陸台在包括對待負面事件及新聞自由等問題上，顯著的價值觀及行為的巨大差異。

   這樣的觀念沖突還出現在如非典和新冠這兩次疫情時期。兩次疫情初期中國都選擇了壓制有關病毒出現及傳播的消息，對外“辟謠”聲稱無事發生或不需擔心以圖安撫民心、保持穩定。這導致疫情沒有得到重視和遏制，最終大規模爆發、更多人感染和死亡。而從疫情發生到結束，中國整體上都采取對相關疫情輿情的嚴密控制，避免出現批評聲音。對於異議聲音則由官方禁制加上政府支持者批判，如作家方方關於武漢疫情的《方方日記》因揭露疫情期間一些負面現實和民生困苦、批評政府防疫及救助不力，就遭到政府支持者大規模圍攻。

   兩次疫情期間中國的表現與民主國家傾向盡可能曝光疫情情況、讓民眾有充分知情權、公眾立場和社會氛圍傾向鼓勵支持批判政府的態度迥然不同。這也導致世界許多國家尤其西方國家對中國難以信任，因為缺乏透明度和高度管制社會本身就讓民主開放國家天然的警惕。反過來，許多中國人也將自由開放的西方社會看成混亂無序、政府無能。

這種中外差異反映了中共執政的中國大陸對於負面輿情的高度厭惡、對社會失去穩定的高度恐懼，並傾向於不惜代價控制輿論以保持表面和諧安寧的慣性思維與行為路徑。這樣的的慣性思維與行為路徑，貫穿了1949年至今中共的統治。當然具體說來，不同時期也有一些差異。如文化大革命時期曾一度鼓勵“造反”和“大鳴大放”，是較為特異時期。不過即便那時也嚴禁對毛澤東和中共政權進攻，還更殘酷迫害反共反毛人士。而改革開放之後和六四鎮壓之前，曾經有一段鼓吹揭露黑暗、宣揚自由與人性的時期。而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加強輿論控制，不過對於一些地方的、不損害政權根本統治的黑暗面會有一些監督批判空間。而習近平執政後則大幅強化了對負面輿情的打壓、對輿論的控制。

    在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雖然中國官方也阻止媒體自由報道、壓制民眾聲音，但還是有一點揭露負面、張揚人性的空間。如當時還在央視的媒體人柴靜對於在北京小湯山醫院的非典感染者和救護者的報道，《南方周末》對於汶川地震中許多災害中的人性、生離死別、救援細節的報道，都頗為生動感人，而非照本宣科的讀稿、“形勢一片大好”的宣傳。而且當時無論新聞媒體、社會各界，乃至中共體制內，都有不少主張更多新聞自由、廣開言路、傾聽不同聲音的主張。

   但習近平執政後至今，雖然有限但相對的開放被扭轉向封閉保守，中共加強了對輿論的控制約束，改變了媒體和輿論的傾向和風格。如新冠疫情及前後幾次水旱災害，官方輿論已普遍變成為領導幹部歌功頌德、壓制負面信息曝光、宣傳抗災抗疫“贏了”的風格。2020-2025年中國多地水旱災害，包括2021年山西洪災等，媒體的關注和報道很少，以及許多高校縮小甚至取消新聞學專業招生，更反映了輿論管制強化下新聞自由和傳媒影響力的消逝。

   更進一步，官方還時常以“造謠”為名傳喚甚至拘捕傳播或評論負面輿情的公民，無論疫情期間還是近日泥石流災害，都有若幹民眾因涉“造謠”被拘捕。而事實上傳播負面輿情的公民並非惡意造謠，有些具體偏差也不至於構成違法犯罪。官方“上綱上線”的打擊“負面輿情”相關的“謠言”，反映了對言論管制的進一步強化、對異議和負面信息的越發不容忍。

    當然，如果從更深的根源挖掘，也可以看到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已形成與台灣在內世界多數國家地區不同的價值觀、治理模式、政策特性，以及形而上的思想和邏輯上的差異。在多數國家地區，事實真相和透明度本身就極其重要，且越是透明和多元、容許爭議，才更利於真正的互信與和諧。即便民主並不算健全、發展狀況還比較落後的尼泊爾，根據本次疫情也可看出有相當的自由和開放度。但在中國，則在中共塑造及專制保守傳統影響下，形成了以隱瞞事實、打壓輿論、淡化問題、“喪事喜辦”為特色的對待負面問題的方式。這逐漸超過了現實功利，成為從上到下約定俗成的、下意識的習慣行為。當然，最直接的原因，還是中共維護統治穩定和利益需要。（關於外國更開放透明、容忍異見及爭議，其實筆者個人在外國親歷一些事後，已經不能完全確認或認可。只能說一定程度還存在，但其實也是有門檻、選擇性、限制的。不過還是比中國的極權下輿論被更嚴格控制和打壓要好一些）

   中共為政權統治穩定，不惜代價控制輿論傾向和內容、打壓負面聲音、一切災難事故等負面事件信息由官方壟斷並阻止民眾知曉、阻礙媒體調查采訪。這損害了公民對公共事務及涉及自身切身利益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也不利於對真相的揭露、責任追究、反思和改進。而包括尼泊爾在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地區對待災害的開放透明、以民為本（如公開遇難者名單以便查詢親人）、開放自由采訪報道的態度和行為，更反襯了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缺乏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民眾被剝奪知情權、真相缺失、謊言盛行的現實。

    筆者當然是希望中國官方可以改進對待負面事件及輿論的態度，更加包容異議和批評聲音，允許媒體和公民進行采訪調查和發聲。最起碼中國輿論尺度應該重新回到約二十年前，即對與政治關聯不大的社會負面問題有限放開報道和討論，以利於民眾了解重大公共事件的真相、讓逝者得到告慰、幸存者情感得到抒發、以及改進防災防害機制以亡羊補牢。讓人民說話、放媒體發聲，傾聽不同聲音，也有利於執政者改善形象，促進社會真正的和諧。但筆者也明白在如今中國的政治局勢下恐怕沒有這種向好改變的可能。而且若要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也只有中國基於普選和政治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實現之後，才能真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