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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6年09月29日讯】 十一之前，一部分人被先按住每年九月下旬，中国有一批人的日子会突然变窄。
不是因为物价，是因为一个词——敏感期。进京的路口开始查证，各省的信访办提前上门，把常年往北京跑的人一个个“稳”在原籍。有人被请去喝茶，有人被要求签一份保证书，保证在某段时间里不出省、不上网、不说话。楼下多出一辆不熄火的车，门口坐着两个不认识的人，一直坐到长假结束。 被这样对待的人里，有失了地的农民，有房子被推掉的市民，有孩子在医院里没了的父母，有信某种信仰而不肯放弃的人。 他们没有武器，也没有能力威胁一个国家。他们手里最多是一叠材料，或者一句不肯收回的话。 一个政权在自己所谓“生日”之前，必须先把一部分国民按住才敢唱歌，这件事本身已经替我们回答了标题里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许诺的是什么
那天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新中国”不是凭空来的。它是靠一整套承诺换来人心的。 一九九九年，学者笑蜀编了一本书，叫《历史的先声》，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主体不是他的评论，而是中共在野时期党报上的文章和社论原文。 那些标题今天读来相当刺眼。一九四五年，《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一九四六年，《一党独裁，遍地是灾》。那些年这份报纸天天写：反对一党治国，反对特务政治，要求普选，要求取消新闻检查。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被查禁。 一份中共党报旧文的合订本，成了禁书。这件事比任何评论都锋利。它说明当年那些话不是纲领，是台词。台词念完，戏就换了。
中共许诺的是联合政府和普选，交付的是划成分、土改中的暴力，以及镇反里的按比例处决。到一九五一年，该杀多少人被换算成人口比例，层层下达。承诺自由的人上台不到两年，开始给杀人定指标。 这笔账，是谁在付我不想在这里罗列一长串数字。数字太多会让人麻木，而麻木正是这套机器最需要的东西。所以只讲一个人。 杨继绳，新华社退休记者。他的父亲一九五九年饿死在家乡。此后十几年，他跑了十几个省，翻档案、找当事人，写出《墓碑》。他说这是给父亲立的墓碑，也是给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人立的。 三千六百万。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天灾也解释不了。这本书至今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一个新华社的老记者，为自己饿死的父亲写一本书，在他自己的国家印不出来。
再往后的帐，一笔一笔都还在。文革不必讲数字，讲人和人之间被毁掉了什么就够了：学生打老师，妻子检举丈夫，孩子在批斗会上带头喊口号。那种把亲人变成对手的技术，此后一直没有失传。 一九八九年那个夏天之后，一代人学会了闭嘴，并且把闭嘴叫做“成熟”。 再往后，一胎化留下的空摇篮，强拆留下的水泥堆，二零二二年上海人在阳台上敲盆的声音，乌鲁木齐那场火，白纸上什么都没写，可谁都读得懂。 这些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同一套逻辑换了年份，换了名词，运行方式完全一样：先定一个不容置疑的目标，再决定哪些人可以被牺牲。 账单上最长的一笔1999年7月，这套国家机器对准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群。 法轮功修炼者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不谋求政权，不参与政党政治，从未诉诸暴力，义务教功且来去完全自愿。他们以“真、善、忍”为核心理念，清晨在公园里炼功健身。到九十年代末，官方内部调查估算的人数已达7,000万至上亿人。 中共体系的不安恰恰在此爆发。问题不在于这群人触犯了什么法律，而在于其庞大的人群完全游离于党务体系之外，不接受思想钳制。一个将绝对掌控视为政权安全底线的体制，无法容忍任何不受其摆布的精神力量。 2000年2月，山东潍坊58岁的退休女工陈子秀，仅因进京反映真实情况、拒绝放弃信仰，在地方关押场所遭受连日酷刑后罹难。《华尔街日报》常驻中国记者伊恩‧约翰逊对此案进行了详尽的独立调查，该系列报导随后荣获2001年普利策国际报导奖。 在约翰逊冷静的笔触下，记录了家属认领遗体时的惨烈物证：陈子秀小腿发黑，背部布满鞭打伤痕，牙齿折断，耳部肿胀青紫。地方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上却公然写着自然死亡。在家属四处奔走不到一个月内，其遗体即被官方强行火化。 这样的名字并非个例。20多年间，海外明慧网经民间渠道核实确认、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迫害致死案例已超过5,000人。而公众对这一庞大群体的认知，却长期被官方垄断的国家级影像所彻底覆盖，最典型者莫过于2001年1月除夕当天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 那场突发事件留下了太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疑点。事发当天，CNN摄影人员在现场拍摄的第一手素材被警方当场没收。然而事发后不久，《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赶赴死者刘春玲生前居住的河南开封进行实地走访，邻居们明确向外媒证实，从没见过她炼法轮功，并透露她曾在当地夜总会工作。这篇深度调查刊登在当年2月4日的《华盛顿邮报》头版。 至于官方反复播出的电视宣传片中，同样包含了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画面：一名刚接受过气管切开手术的12岁小女孩，竟能在病床上思路清晰、声音响亮地对着镜头接受采访并唱歌。 从现场拍摄禁锢到独家素材剪辑，整个叙事被牢牢锁定在单一权力源头手中。公众在屏幕前看到的不是证据，是被允许看见的版本。 中共庆得下去，是因为人们不知道真相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真心觉得这一天值得庆祝？这个问题不能用“愚蠢”来回答。 大饥荒在官方叙事里被压缩成“三年困难时期”几个字。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在搜索框里只剩下经过筛选的碎片。父母那一代人知道一些，但学会了不讲，甚至真心以为不讲才是对孩子的保护。 于是防火墙才有了它真正的功能。它挡的从来不是外国网站，它挡的是一个人自己去核对的能力。 很少有政权愿意长期把这么复杂的技术和行政力量，用在阻止本国人打开一个网页、核对一段历史上。一个真正拿得出成绩的政府，不会怕别人查。 一个人一辈子只被允许看到一个版本的故事，他当然觉得那个故事没问题。这不是他的错，但也不能成为那个故事为真的理由。 值得庆的那一天还没到据退党网站公布，累计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已超过四亿六千万人。绝大多数人用的是化名，做完之后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 它不能代替选票，也不等于一次独立民调。但它记录了一种在没人看见、没有掌声，也没有任何保障的地方完成的切割：这个东西，我不要了。 它比广场上排练过的掌声诚实。 七十七年，这个政权从未接受过一次全国范围的自由竞争选举，也从未允许对自己造成的重大灾难进行独立调查和公开追责。每逢自己的生日，它还要先把一部分国民按住。 它庆祝的不是这个国家，是它自己还没有倒。 真正值得庆祝的那一天迟早会来。到那一天，不需要发通知，不需要摆花坛，不需要清场，也不需要谁替谁决定能知道什么。 人会自己走出来。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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