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江其人其事：中央政治局唯一的“插队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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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4日出生的张德江，在中共十六届中央领导集体中排行倒数第二，除了1947年出生的刘云山，就数他年轻了。尤显特别的是，他还是这届中央领导集体中唯一一位“插队知青”。

中央政治局唯一的“插队知青”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其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曾经发动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的空前绝后的大批“新生事物”中，就包括中共官方媒体中公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成员张德江的简历中所写的“插队知青”。

　　“插队知青”的全称是“上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从1966年年高中毕业便因为大学停止招生开始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为止，历届城市里的高、初中毕业生中的大部分，都曾有过被冠以“城市知识青年”的身份下放农村或农场“插队(插场)落户”的“光荣革命经历”。而因为“停课闹革命”而被耽误了正常学习进程的1966年年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在校生，又被习惯称之为“老三届”。“老三届”中资格最老的，当然是1966年年没有机会入读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习称“老高三”。张德江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按照中国大陆当时小学一年级七岁入读的规定和小学加初中、高中总共十二年的学制，“老高三”的正常年龄应该是出生于1947年，1954年入读小学一年级，1960年入读初中一年级，1963年入读高中一年级的一批人。出生于1946年11月的张德江也许是因为在1953年秋季的家乡小学招生过程中，因为年末满七岁而被迫推迟至1954年入校。这样推算下来，张德江“荣幸”地进入了被“文革”耽误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老高三”的行列。

　与张德江同时进入十六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陈良宇较张德江早出生一个月，但可能是因为当年入读小学较张德江早，初中或高中时又有跳级的经历，故能够在1963年8月，以不满十七岁的年龄入选解放军后勤学院建筑系，躲过了“上山下乡”当所谓“插队知青”的噩运。在那个年代里，不要说毕业于军事院校从而可以成为每月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干部”，就是能够直接参军入伍当个“大头兵”，也能够有衣食无忧的起码生活保障。

　　与张德江同时进入十六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刘云山出生于1947年7月，依其学历推算，他也是八岁那年才得以入读小学，1961年才入读初中一年级。但刘云山幸运就幸运在初中毕业后没有升入高中，而是于1964年考入了他的第二故乡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师范学校(当时的中等专科学校初中毕业即可报考)，所以有幸免受“上山下乡”之苦。当年像刘云山这样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即使是被分配到农村最基层的学校里，也是属于拿固定工资，吃“国家供应粮”的“公派教师”，与靠天吃饭的当地农民相比，反而更突显出其“人上人”的社会地位。

　　不过，张德江童年时八岁才得已进入小学，因而导致不幸进入“老高三”的行列，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幼年时家庭生活贫困，上不起学的缘故。

　　据张德江自己回忆，他的父亲本来在中共建政前夜即参加了解放军，但1950年因病被转业至军垦农场，每月的几十元工资无法养活全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张德江的父母又把在老家农村因为没有壮劳力而生活无以为继的张德江的爷爷奶奶接到自己身边，而爷爷奶奶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所以没有城市“供应粮”待遇，所以张德江的奶奶为保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活，只好把全家每月的供应口粮中的“细粮”(当时称大米和小麦面粉为细粮)拿到黑市上或与生活条件较好的人家交换“粗粮”(高梁米、玉米面、豆面、苞米茬子等，均为粗粮)。因为一斤“细粮”可以换到两斤左右的“粗粮”，这才保证张德江的全家每日三餐能够有高梁米粥充饥。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生并在那里度过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人都还记得，“文革”时期的“知青下乡插队”与“干部下放劳动”是两回事情。两者之间最关键的区别还要从中共政权当时的户口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实行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以及对全体国民的衣食来源实现“统购统销”说起。

　所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指全体城市户口持有人才有权享受的经济制度。其基本特徵是每一个城市户口持有人无论是否
“国家干部”或“国家职工”，均有资格享受国家规定数量的“供应粮”、“供应油”及凭票证购买的棉花和布匹。“文革”中因为各类生活用品供应十分紧张，城市里的凭票证供应制度的内容中，又增加了“肉票”、“糖票”，甚至“烟票”、“肥皂票”等。而农村户口持有者，则只能局限在自己的人民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范围内“靠天吃饭”，每户每年能够分得多少粮油，全看当年里本生产队的收成如何。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优势性”并不给占当时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业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所以，城市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革命口号下被注销城市户口，分配到各地农村“插队落户”，意味着从此便不能享受城市“供应粮”，要在他们“落户”的地方与当地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多收多分配，少收少分配。庄稼严重歉收时，土生土长的农民就只能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知识青年们则只能靠仍然可以获得城市“供应粮”的亲人们接济。也有少数被迫与农民一样逃荒要饭的。笔者当年被迫“插队落户”时，不但见过来自贫困地区的女“知青”逃荒要饭，甚至还见过回到家乡继续务农的青年退伍军人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手持当地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沿村乞讨，其情其景，令笔者时至今日仍觉不堪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