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和远航谈中国科技文明中的「伊斯兰」因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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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龙村倪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远洋航海，始于汉，盛于宋、元，至明代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3)七下「西洋」(1405～1433)而攀登顶峰。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地就是印度洋，最远到达阿拉伯海的波斯湾、红海的回教圣城麦加和非洲东岸，但未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海域。郑和最大的贡献是促进了海上朝贡贸易、印度洋周边广大区域内的睦邻外交，和直接进行了和印度文明及伊斯兰文明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也透过印度洋的中转机制，而与欧洲文明接触，为古老的中国开启了一扇能真正张眼探索「西」方世界的海上窗户。中国进行海上「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就是纳贡「通商」：海舶贸易、货通有无等。但中国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寻找「新地理」、追求「新殖民地」和扩大「宗教(基督教)影响力」这种动机。

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

郑和远航不仅拓展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增进了中国人对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了解，也间接的接触到渐趋兴盛的欧洲新文明。是中国人第一次透过海上展望世界，对开启后来中国的命运有其历史意义。

西方历史学家把郑和下西洋的终结看成是「中国文明」本身在历史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人变得更加「虚伪」和「堕落」，重诗文、哲理、书画，而轻技艺、强身、政治与大海。永乐皇帝朱棣(1360～1424)的死标志着中华帝国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风光的通商贸易，四海扬帆和伟大的觉醒时代已成过去，蓬勃冒险犯难的精神湮灭，强劲的行动已一去不复返。军威日竭，禁海闭关日盛。

在古代与中世纪，中国有两条与欧洲贸易及文化往来的纽带。其一是历史长久，声名最盛，以长安为起点，西向穿越沙漠、雪山、草原以抵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另外一条就是以广州为出海港，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以达中东的「海上丝绸之路」。论名气，前者比后者大；若论沿用时间之长，往来贸易量之大，在世界文化交流上的贡献及在宗教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海上丝路比陆上丝路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例如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 1612~1659)，可能是第一个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医药奥秘的欧洲人。他讲述了中医如何透过「舌苔」的外表和形状来诊断疾病，也介绍了「脉诊」和「针灸」的方法，甚至还绘了多幅人体穴位图。此外他还称中国人用蝎子治脑溢血、槐花治痔疮、毛地黄治心脏病；又说鹿角可增强男性性功能，枇杷汁可去痰止咳，而当时在欧洲已用来治疗淋病的珍贵药材茯苓，卜弥格则特别赋与「中国根」一名。他还图文并茂的介绍了中国的荔枝、芭蕉、松鼠、蚺蛇和绿毛龟等有趣动植物，一时吸引了欧洲人的好奇，形成轰动。

郑和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葡萄牙人于十五世纪末东来之后，中国的海上势力萎缩，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衰败，乃完全落入西方殖民地主义者手中。海上强权挟船坚炮利，从西向东，纵横七海，无利不争，无孔不入，新兴资本主义由是诞生，正对应了中华帝国的土崩瓦解！

郑和全面开启了中国与阿拉伯海地区的历史新篇章，展现了人民交往、宗教交流、文化承转和商品贸易、货通有无的和谐关系，是一种亲切的融合，而不是敌视的对立。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

「在世界上真正自成独立文化体系，而又绵延迄今，从未中断过，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由希腊、罗马传承而来的西欧文化体系。」再大致归纳，则只有「前三者共同组成的东方文化体系与后者所成的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文化体系」。

伊斯兰是一种宗教，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大唐盛世时（公元七至九世纪），欧洲尚处中古的黑暗时期，巴格达回教伊斯兰文明也尚未激活，而唐代在经过秦、汉两个时期的向外拓展，在「丝路」通行400年之后，无论是在民族、宗教、文化各方面都经由融合、同化、创新而塑造了唐代的新文明。这可说是人类文明史中富有创新精神，而又有辉煌成果的一个重要时代。唐代以开放、有信心的态度接纳异域文化，进而形成多元文化融合的大唐气象。在宗教上更包容异己，赋予人民信仰自由的气度。这由掺有各种不同宗教和异域风格的建筑、工艺美术、石窟壁画、唐三彩、服饰、舞蹈等等，一一可以得到证明。唐代文化信心满满，接纳外族、吸收其文化内涵和精神，故能独树一帜，大放异彩，扬名中外。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所共同出力建造的，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完成的。

公元七世纪时，伊斯兰文化体系在东方大地上展开。这一文化体系的发轫者、组建和缔造者，就是回教先知穆罕默德（570～632）。他倡导学习知识、追求智能、崇尚理性。阿拉伯帝国建立后，有长达500年的黄金盛世。阿拉伯人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又广泛吸收域外文化，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例如进行了长达200年的大规模「翻译」运动，把古希腊的各种经典著作进行译介，使之深入阿拉伯世界。这种交融传承，是形成伊斯兰文化光辉灿烂的契机。伊斯兰文化由阿拉伯各民族所共同缔造，它兼容并蓄，开放接纳，使得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国和希腊古典文化共冶于一炉，使东西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类型！

中国文化（也包括印度及中国周边地区的文化）经「丝绸之路」传到波斯（今伊朗地区），并在波斯得到发展，然后再向西传到西方，到达古代至中世纪西方文化的中心罗马。西方古代、中世纪、甚至近代文明中的许多内容都可通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波斯，进而由波斯追溯到中国。在十四至十五世纪之前，东方是各种文化的「创造者」，而「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仿真者」，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东方却落伍了。

法国当代著名东方学家阿里‧玛札海里(Aly Mazaheri,1941~1991)就说，古代罗马人使用的「杆秤」，以及后来由此发展起来的衡具，其起源都应追溯到中国。他也认为中国人最早会铸剑，中国的坩埚和铁匠炉是最早的熔炉雏形，后经丝绸之路传向西方。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以知识为财富，成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先知穆罕默德的「你们求学吧！哪怕去遥远的中国」。这句名言，被穆斯林上下所熟知和默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有史以来与「伊斯兰世界」最大规模的一次交往，这一段动人的海上「中国史」，迄今仍保有其辉煌，无人突破。郑和非仅是中华的大航海家，也是世界航海史上走在最前端的大航海家。

印度洋──神、人交织的魔毯

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历史，在唐代中叶以前，以陆路为主，唐代中叶以后则以海路为主。大批阿拉伯商人，在晚唐至宋初来到泉州经商，并于晚唐至宋初开始定居于泉州，伊斯兰教也就伴随着穆斯林商人进入中国。特别是阿拉伯人的医学（回回药方、回医）、天文历法（回回历）、数学（阿拉伯数学），甚至音乐、绘画、舞蹈等都与中国文明产生了广泛的接触，和伊斯兰教文明也开展了相互的融合，并透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间接通向大西洋彼岸的西方文明世界。

元代蒙古族征服中亚，深入欧洲，建立横跨欧亚大帝国，盛极一时，使中国大陆的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洋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文明与地中海、大西洋的西方文明形成了东西方世界新的建构。中国发明的「火药」，传到西方，西方制造了强力的火炮。火炮不仅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更成为西方用来征服全球的利器。在西方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东方被认定为一块「幽黯之域」，衬托出西方这一「日照之源」。东方在为西方「服务」，建立了西方称霸的宇宙等级制。

印度洋之重要，在于他是古代东西方海上商贸的中枢，现在则是从中东到东北亚能源运输的必经之路。印度从古到今都在印度洋上扮演重要角色，从文化、宗教到地缘、政治、战略一直都担负着历史的传承和责任，也经历了辉煌、衰败和被长期殖民的历史悲剧。

葡萄牙人于明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六年（1553～1557）间占据澳门。他们横越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和南海，从大西洋到达了中国，开启了近世中国、欧洲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先河。西方先进科技进入中国，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受到极大冲击，但也因此置身于世界开放的激流中。而后来的遵从闭关自守政策，不愿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只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矛盾中挣扎，乃使中国大大的落后西方列强数百年。优势不再，大祸临头。唯有「开放」，跨越汪洋大海，恢复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青花」开遍伊斯兰

青花是瓷器中「釉下彩」的一种，是我国最著名的釉下彩绘瓷，因为使用了从「波斯」进口的「钴蓝」作为颜料，又采用纯质白色「高岭土」为胚，在传统刻、画、印、雕的技法之外，新创「釉下彩绘」，为中国瓷器装饰艺术，开一新纪元。青花的产生有两种说法：一为受波斯影响，无论原料和制作均源自波斯，乃由波斯传入。一为中国自身沿着制瓷工艺历史，逐步前进形成。无论二者何者为是，「青花」瓷品，无论形制、纹饰和功能等等都或多或少有「伊斯兰」艺术工艺的影子，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又以元、明、清专供外销阿拉伯地区的瓷品最为明显，例如青花大盘、大碗、水注、熏香器、扁壶、宽颈瓶、葫芦瓶等等都有游牧民族特色，也最受阿拉伯地区伊斯兰人民的喜爱。

「青花」色泽亮丽，明艳照人，釉色青翠，不脱不褪。青花瓷产制成功后，发展迅速，超越传统，取代了长久以来居于「名瓷」领导地位的「青瓷」，而成为明清时代瓷器的主流。自元代以后，江西景德镇日渐兴起，乃成为「青花」生产的重镇。由考古可知，中国有青花瓷始于唐代，但真正成熟兴盛，可以称得上「白地青花」，却要到元代晚期。至明初（十五世纪初），始因大量烧造，随郑和的声名，远销海外，成为国际知名、举足轻重的赏赐和海舶贸易品。

宋代时，约1105年，中国已由输出「贸易瓷」的商旅，自伊斯兰地区带回「青花料」。域外青花料「苏泥勃青」（苏麻离青，回青），是一种「低锰高铁」质矿物，烧成后有晕散，色泽深浅不同。与当时国内川、广、滇所产之「高锰低铁」料之蓝中泛灰相较，「苏泥勃青」之蓝光亮丽，要出色得多。

「青花」的一大特色是「釉下彩」手绘，取代了传统中国瓷的「刻」、「画」、「印」花等技法，而从此跃居中国瓷纹饰艺术的首位。「白地青花」有如在白纸上作水墨画，潇洒自如，神韵十足。「画」下白胚高温烧成，「画」上有透明釉保护，既卫生又耐久，永不褪色；同时光亮夺人，深富中国传统瓷器的民族神韵，再加上引进了伊斯兰风格，故能风行一时，远销海外，成功的塑造了中国瓷的新瓷风，新气势。

青花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使用了进口釉料「苏泥勃青」，也吸收了伊斯兰造形和阿拉伯图样，加上「海舶」贸易的兴起，朝贡赏赐的扩大和域外人士的喜好珍藏，使青花市场需求大增，形成明代青花的盛世。青花工艺发展迅速，生产力强大，客商普及四方，乃成为明、清瓷业的主流，永乐至宣德时代（1403～1435）的「人间明珠」！

虽然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宗教上「伊斯兰」禁止绘动、植物的形象，但这是没有根据的误解，其实伊斯兰图样中的蔓藤花纹就非常普遍。蔓藤花纹由状似叶子与花的曲线元素构成，以螺旋形连续缠绕、连绵贯穿、不离不断、周期变化、节奏强烈，是一种「卷叶」的抽象图案。这种「蔓藤花卷叶」图案，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蔓叶纹」，特别是在「青花」瓷上的艺术形式。

「永乐器」造形俊美，厚薄适度，以圆体为其特色。大件器物制作较少，许多器型有明显外来特征，特别是来自中亚和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文化风格，其中又以「天球瓶」、「如意耳芦扁瓶」、「鱼篓尊」、「花浇」、「直流壶」等足堪代表。这些实用器具模仿有「西域」风格的金银器、陶器、锡器及黄铜器，其中又以黄铜器为主。这是「官窑」造形设计家，从外国「贡品」或贸易品中，吸取了灵感，而新创的样式，为明代早期「中国瓷」开拓了新路，加添了新元素，塑造了新形貌。

天球瓶，小口，口颈相连，腹部圆鼓如球，平底，是仿「叙利亚式」瓶烧制的。永乐、宣德「天球瓶」只见于青花瓷，而且均无双耳，纹饰以缠枝花卉、云龙和海水龙为主，其中又以「海水龙纹」最为突出，是永乐、宣德「天球瓶」独一无二的代表。

如意耳葫芦扁瓶又称「抱月瓶」或「宝月瓶」，两侧有如意形耳，长椭圆形圈足，乃仿伊斯兰朝圣者所携金属扁壶所制。永乐时葫芦形器口转为短圆，底足也较大，有的壶底两棱边去釉露胎、有的素面、有的饰以阿拉伯式花纹，是文化交流的结晶。

阿拉伯式图案在中国

伊斯兰艺术是「图样」(pattern)艺术的最高成就。伊斯兰教对科学与宗教的调和并无困难，虽然许多西方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曾强调「寻求知识是每个穆斯林的严谨责任」；同时《古兰经》也清楚劝训「经由对可见世界更彻底的了解，以深化我们的心灵」。就是这种对客观探索的坚持，衍生出他们对古代希腊的研究，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古希腊的科学、艺术与哲学翻译成阿拉伯文。

伊斯兰图样以「几何图样」最为突出，在伊斯兰文化中大量出现，几乎随处可见，举凡：磁砖、陶瓷、玻璃、毛毡、手稿、木雕、石膏塑型、黄铜铸品、纸绘和印刷等等，不分材质，不论时代，不计功能，都能发现到，而能一眼认出其伊斯兰特色。但最独特的还是在建筑上的表现。伊斯兰建筑不仅由单纯中展现繁复，也由庄严中显露平凡，里里外外都与众不同，令人惊叹！这种独特性，不仅见于建筑结构外型，更明显表现于门、窗、屏、墙、顶、回廊和圣坛！

另一类伊斯兰图样是一种很容易辨识的「阿拉伯书法」。阿拉伯书法变化万千，大小长宽随意，有丰富的民族特征，是阿拉伯书法艺术家可以自由发挥创意的天地。阿拉伯书法以矩形「库法字母」(Kufic)最足为代表。库法字母是一种「阿拉伯字母」，在「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时代」(570 ～1000)在库法市用来印行《古兰经》。这种字型，使用简单的矩形和方形，风格素朴，用于建筑表面，可以增添庄重与肃穆。伊斯兰书法神采奕奕，不拘一格，往复自如，有如「中国书法」艺术一样，充满了自由创意、个人神韵，但又不脱历史传统，人文至上的精神。阿拉伯书法艺术有一点与中国书法艺术差别很大，那就是在书写内容上，阿拉伯书法主要是以《古兰经》「圣训」为主，而不如中国书法的诗、词、歌、赋、对联和经典、格言等等的丰富和多元。阿拉伯书法醒目而独特，作为装饰，不仅有民族文化意识，还有宗教和精神信仰上的特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