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流氓的变迁(编号9)

狼牙谷

（2）
   看吧！共产幽灵跨过乌苏里江畔，穿越长白天池，沿着蓬莱仙阁，飘然坠落于湘潭的韶山，在一户叫毛顺生和文七妹的农民家里投了个人胎。这个人乳名“山伢子”，他从小就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十岁逃学离家出走，三日未归，十三岁与父亲对骂，并以投河相威胁，并且取得了胜利。（选自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青年时期他主办过《湘江评论》，“秋收抢劫”之后，拉起一帮农村的地痞无赖们，扯起一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破旗，到处去扰乱社会治安。那时侯，这些匪徒被国军将士们剿得如丧家之犬，连毛泽东也被民团拿住，准备带回驻地去枪决的时候，居然还有心思在同伙当中借出了几十块大洋，准备贿赂押送人员，民团头头不同意，就在离驻地不到两百米的地方逃了出去，民团搜查的时候，好几次都走得很近，有一两次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在这样的险竟中，这个后来的暴君竟然没有被发现，逃回去的时候，兜子里就剩下了两个铜板。（选自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长时期的抢劫使毛泽东看到没有老巢不行，就看重了一座易守难攻的井冈山，可那里早就驻着两个专靠打家劫舍活着的山代王，一个叫王左、另一个叫袁文才。毛泽东先是装出一付豪爽的样子，上山和他俩交朋友，送上一些破枪和大洋钱，不久，这两个土匪便是感恩涕零地邀毛泽东上山入伙，毛泽东占领井冈山不久，这两个人就死在了共产流氓们的手里，成为了一对冤魂。
    霎时间，共产邪妖闹得江西尸横遍野，有数字统计，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所谓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人口从两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可见其祸之烈。蔓延的共祸到了那里，那里的财富就要被抢，共产流氓们给财富的拥有者起一个让人恶心的名字叫叫土豪，甚至于把他们拉出去枪毙，巧妙地利用起穷棒子嫉妒的心理煽动仇恨，赶猪似地促使这帮人在愚昧无知的支配下一哄而起。为了使这帮诈骗抢劫犯们能继续存活下去，他们表面上虚张声势，把富人的土地分给不劳而获的穷棒子们，可以留下来的粮食却大部分充公，也好日后养肥自己，没人要的零碎送给顺从的人们，让他们去歌功颂德。就在一片打土豪、分田地的狂热还没有彻底冷却的时候，共产大邪们就要到你分得的田产里去分红了，共产大邪就是利用别人的财产进行施舍，这样做一是为了煽惑别人，二是为了养活自己，然而，这些手段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使“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的傻狍子们冲上去为他们送死。
    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经常“绑活票”，把抢不走的大买卖家一家绑一个“活票”，目的是要让这些大买卖源源不断地送大洋，养活这些在逃的罪犯们。这个时期，张思德烤大烟时被砸死了，毛泽东夸他死得比泰山还重，任弼时抗日战争时期是个大毒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死后中共却赞美他是一个具有崇高品德的人。林彪长期在中共高层担任要职，摔死温都尔汗之前，曾经是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并确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这个人在长期习惯性的诈骗生涯中，总结出一句名言，叫做“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句话还是在批判他的时候，当做一条解恨的事例被公布出去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表白过：“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由此可见，共产大邪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纯度很高的大流氓。
                                      （3）
    就是这样的一群从苏维埃裤裆里分裂出来的杂种们，他们在井冈山魔窟里大闹了七年之后，就再也混不下去了，不断的内讧和国军的追剿，迫使这些乌合之众不得不向北流窜，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曲线逃往外蒙或是靠近前苏联。
    然而，北窜的路途却十分的凶险，以致于一掉队就得上西天，这些处于生命极限的共妖残部，后悔连开小差儿的希望都看不见了。他们那时侯唯一的希望是能看见大户，也好抢些东西吃饱了继续逃走。抢不到东西就只好吃草根、找野菜来勉强渡命。让我们看看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的自述吧：长征时抢（没收）富商的火腿，吃不了还分给过路的人，他们还用同样的办法获得了大量的食盐，在贵州，他们抢劫了（没收）许多个老百姓（地主、官僚）的养鸭场，天天吃鸭子，吃得他们“简直见到鸭子就腻了”的程度。路过藏区就更为残酷，毛接着说：“红军不用缴获的办法就无法得到食物，为了几头牛就不得不打仗，那时侯他们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毛继续透露说：“他们从藏民的地里收割青稞和田菜、萝卜之类的蔬菜，这种箩卜很大，一个够十五个人吃”，还有：“红军只有俘虏部族居民，才能找到在这地区带路的向导”。
    更为出奇的是，既然已经都堕落到如此之下流的地步了，却还能在“解放后”驴脸不要地诡辩出来一部叫做《金沙江畔》的电影来，里边讲述一个红军长官，为了一袋子青稞，逼着老炊事班长送回去的，这样一个绝妙而感人的骗局。
    实际上，这只从井岗山出来，向北沿途逃窜抢劫的共产流氓们，已经没有多大支撑下去的希望了，不断的内讧使这些乌合之众众叛亲离。受够了流窜之苦的小共妖憋不住了，就向共产大流氓们发问：老是让我们跟党走，那我们究竟要跟党走到那里？这也难怪，这些事情连共产老流氓们也说不清楚，最后也只能是一天天地忍受下去。后来勉强地爬到了遵义，这个时期的内讧已经到达了顶点，之后，便是窝里反地清洗了蠢材博古、还有苏维埃派来那个叫李德的笨蛋。
    那是在一个十分无聊的残局中，还是毛泽东会编瞎话，慌称这次北窜是要“北上抗日”，自不量力地把一小撮残兵败将，打扮成忧国忧民的民族英雄。最后被吹嘘成“遵义会议”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等等的一些鬼话。
    就这样，他们由此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使北窜的劫掠变得无比的辉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命令残部们扔掉所有的重武器，轻装逃命。是大渡河拦住了他们，这时候，后面的国军已是大兵压境，前面大渡河铁索上的木板，早以被守军拆掉，光秃秃的铁索尽头是一个碉堡，里面所有的机关枪，全都集中对准这个已经是不能通行的，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只要是一扣动扳机，子弹就会向雨点一样的密集，到时候别说是“十八勇士”，就是一百八十个，也都是绝对过不去的一道鬼门关。
    有时候的事情还就是那么的出奇，在命令轻装逃窜的时候，一个共妖没服从命令，留下一只六零炮筒，一发六零炮弹，凑巧的是，仅一发炮弹的简易射击，竟然是首发命中了目标，桥头的碉堡炸掉了，下面的步枪打不准，他们从鬼门关里爬过去了。后来的那个共产小妖一方面给个“处分”，一面又给立了一个大功，以后经提拔当上了炮团的团长。（这个故事选自文革前出版的，一本红皮的红军长征回忆录，现在搞丢了，这个红军的名字记不住了，但事是真的）
    他们靠侥幸过了大渡河，虽然暂时甩掉了追剿的国军，可还是继续在无目的北窜的路上，大约是流窜到一个叫班佑的地方，毛泽东拣了一张国民政府印发的报纸，上边有一条消息：说吴起镇那里有一小股共匪在那里活动，正是这条消息使毛泽东兴奋了起来。这群险些在大渡河边被全歼的余孽们，从逃出来时候的九万，混到现在只剩下了不足六千。然而，当他们连滚带爬地与刘志丹“会师”问起还有多少主力的时候，毛、周二鬼都沦落到如此之惨状了，居然还能够撒谎，骗刘志丹说他们的主力还有三万。（选自红军长征回忆录，三万这个数字不准确）就是这样的一个杀人越货、内讧不断、相互欺骗的畏罪潜逃，后来竟然被美化成为所谓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这样的几句恬不知耻的狡辩，真是到了可以让知道真相的同志们，笑掉门牙的程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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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来了，实际上还真是侵略者，救活了这些共产流氓的小命儿。早在中日建交之时，毛泽东就和当时的田中首相表白过：“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
    张学良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西安抓住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就告知了当时刚刚窜到陕北，还立足未稳的中共，。毛、周二鬼分析了一下形势，看到凭当时的力量，不可能吃掉国民党。如杀了蒋介石，很有可能被争权者打着复仇的旗号消灭掉，现在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假正经”。于是，这些人就扮演成为一个“以民族的利益为重”，放弃剿杀大仇的一条好汉，日后也好在假抗日中求发展，只有这样做，才是可以生还下来唯一的希望。
    西安兵谏和平解决之后，这些共产流氓的余孽们摇身一变，被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接纳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陆军”，之后又公然违反谈判协定，采用泼皮诬赖的办法，自己增编了一个“新四军” ，可见这些不怀好意的共产流氓们，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假抗日、真扩军的野心。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个从抗战开始才两万多人，却不知羞耻地号称领导了八年抗战的，并且最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英雄”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呢？
    平型关和百团大战，是被中共拿出来反复炫耀的两张王牌，可据大陆学者们实地调查和反复论证，证明这里被伏击的，是一支只有一千余人的日军后勤补给部队，拣了国民党军队太原汇战的一个洋落。
    抗战时期，中共不是有一个高招，叫做“深入敌后”吗？实际上就是弄几个连军装都不敢穿的“土八路”，偷偷摸摸地窜到日本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干他们的“老本行”，继续进行扇动。斗地主、打土豪不行了就换一种手段，来他个所谓的“减租减息”挑拨离间地拿富人的钱交人缘，在穷棒子面前继续装他的好人，大多数不劳而获的人们得到了好处，到时候“满腔地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之时，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后，这里就成为了所谓的“解放区”。
    百团大战被炒成“战果辉煌”，别说，这还真算是抗战以来头一次的“主动出击”，充其量的， 也就是放几声冷枪、埋个把地雷、再扒几处铁路，那么几出儿捅猫儿蛋式的勾当。出奇的是，这个专门靠吹牛皮说大话发家的混子们，却在也拿不出一个象样的战例，来论证一下这个“赫赫的战果”。
    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战死杀场上二百多名高级将领，中共却只有左权一人。在中国战场上送命的日军高级将领一百二十九人，死于中共之手的却只有三人。难道这些也叫领导了八年抗战了吗？真是驴脸不要的到了极点。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解放后”，找几个人模狗样的“猛男”，把这些个“样子”们搬上银幕，分别归纳成为高传宝、赵虎、郭建光那样的骗局，拿十二亿中国人当大傻瓜，按进汤锅里就开涮。
    实际上，只要我们大家看看他们自己吹嘘完成的那些电影，就不难分析出抗战时期的中共，就是一个根本干不成正事的混子，千篇一律，都是在“皇军”面前，统统撤退地干活，搞点小小地把戏之后就拜拜了，就一个《血战台儿庄》，这还是人家国民党军队打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称领导抗日胜利的中共，却怎么也找不到象样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就是那个主动出击，组织百团大战的彭大将军，也遭到了无情打击。说过早地暴露了战略目标，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最后，这位唯一的抗日将军，只好是一方面挨整，承受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还必须进行炫耀，也好拿到抗日的功劳簿上去凑数。
    那么，什么才是中共真正的战略目标呢？那时侯，这些“土八路”大都躲在日本人不愿意去的穷山恶水里，大面积种植鸦片，运到占领区去坑害自己的同胞兄弟。任弼时就是个大毒枭，还美其名曰“大生产运动”，“游击战”也不过是给在“大日本皇军”扫荡之时，找一个望风而逃的借口，为“游而不击”找一件油头滑脑的外衣而已。抗战期间他们最想干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减租减息”，进行广泛地收买人心。
    正当国军将士们，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时候，这群伪装成抗日的混子们，已经在日本人顾及不到的地方，煽惑成功了很大的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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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了“大日本皇军”的光，靠侥幸下来的共产流氓们发福了，国军将士大都倒在了抗日的战场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中、英、美《波茨坦公告》的打击下，美军轰炸了广岛、长崎。苏军在出兵东北之前，秘密通电中共，使中共有机会接近东北，接收那里即将投降的日军。其它战场上，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打击下，日军在广泛的占领区上，开始迅速地收缩。于是，那些“深入敌后”扇动了八年的土八路，马上从一片穷山恶水里钻出来抢地盘拣洋落儿。这时候，躲进延安魔窟里，享了八年清福的毛泽东出洞了，还装腔作势地发表了一篇所谓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告，也不掐着手指头算算，他们一共才有几战。
    这些从苏维埃裤裆里分裂出来的杂种们赢了，在“大日本皇军”的大力协助下，英特纳雄耐尔的瘟疫，使愚不可及的下层地痞、无赖们身上长满了红毛儿，见不得好儿的穷棒子们被煽惑得死去活来，千百年合法的财产，就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愚中动摇。
    看吧，共产流氓们狂吼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咆哮着冲上去抢劫，并且发誓，“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那是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来到一座明朝的宫殿上去做法，先把一群邪妖儿变做人形，并且让他们跳跃起来，隐去他们身上的红毛儿，化为一块红布，再拈来五颗骷髅变成“五星红旗”，而后，便传来铜号群魔们撕心裂肺的英特纳雄耐尔毒咒。
    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华民族的灾难就此拉开了序目，多少人在共产毒咒的摧残之下，时而半身不遂、时而疯疯傻傻，整个社会如同从此掉进了狗圈，全都嗷嗷怪叫。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古老的北平上空，顿时刮起一股“土改”的妖风，飞沙走石地席卷着广大的农村。财富被污蔑成为“剥削”，上来一群不务正业的败家子儿们和他们发难，理直气壮地来瓜分他们的资产，而后还要欢呼这些胜利是在“闹翻身”、和“求解放”。
    是卡尔.马克思同志的骗局，成为了这次哄抢的伦理，从而开创了一个“一个人抢劫是罪犯”、“十个人抢劫是团伙”、“大家都抢是好汉”的局面。为了裹狭和震慑正义，他们就大量地杀人，怕下面的“激情不够”，杀人成瘾的毛泽东特意规定了一个数字：“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按照这个数字计算，全国就要有六十多万的人头落地。为了凑数，当时斗地主常见的方式是编造罪名，然后问台下的人怎么办，台下事先安排好几个狂热分子大呼“该杀”，台上的人马上就拍板，之后，这个“地主”就死定了。
    社会实践逐步证实了，马列天真的骗子们说的都是鬼话，破坏了大自然的法则，特别是“合作化”以后，普遍出现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怪现象，以至于到了六零年，全国大饥荒的出现，其实就是由于启用了那些根本就不懂科学的蠢货，靠耍花舌子上去那帮人瞎折腾，从而导致了内政、外交等领域里严重的失败，才出现了这么样一个“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惨状。这个纯粹人维的灾难，后来被狡辩成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数千万人，不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讲实话，还要拿出去摆功。
    这个不敢说实话的毛病源于秦丞相赵高之后，第二次成功的“指鹿为马”。那还是在五七年的二月底，中共号召“百家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并且还特意表白这一次是要“言者无罪”。知识分子果真认为，中共这回一定要开明起来了，就开始说心理话，言辞方面也越发激烈了，到了六月份，就是这短短的四个月，这些信奉“言者无罪”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全都被戴上右派的大帽子，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在这场违背客观规律的共产暴政中，人类正常观念被挤进一个无条件屈从的死胡同，因此，不可抗拒的社会报复不断现形。在卑鄙的统治方式中鬼混，使毛泽东感到，想要稳固住这个漂泊在伦理之外的独裁专制，就必须无休止地玩弄是非、制造恐慌。                                
    那位被毛赋诗赞许过的“横刀立马”之彭大将军，后来因为揭露毛泽东去湖南回来，在粮食问题上说假话，及庐山会议期间毛午休不许按喇叭，与毛的警卫口角，指责毛搞特殊化。甚至他长期不称呼“主席”，而直呼其“老毛”的行为，都早已激怒了这位忙着搞个人崇拜之人的自尊。他找出彭德怀写给自己推心置腹的私信，加上去《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一反常态地交大会讨论，并且还渲染说这是“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样极具煽惑力的词句。恰巧毛泽东派下去的“探子”来报，说曾经提过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开会的列车上相遇，聚在一块儿闲谈的事情，结果都被禀报成为发难和串联。一怒之下，这四个人都被在庐山会议上打成“四人反党集团”。（此事件选自九零年左右辽宁的鞍山日报，上有一长篇连载，名头是国防部长沉浮记，大概意思基本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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