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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英文版。(资料图片)
特约记者沈澜/这是一个像被拼贴出来的城市,各种各样的人混居。知识分子、小市民、工人、人力车夫、乞丐、暴徒、妓女、卖艺者、小摊贩、冒险家、还有大量新移民和过客,各自循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纷扰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卢汉超,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对华学术教育交流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多年来在历史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及地方史研究上独树一帜。英文专着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4平装再版;2005年中文版)曾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2001年颁发的最佳着作奖,为唯一的华裔学者获此荣誉。该书被美国最权威的历史学刊物及中国学研究最集中的学术评论称为“一本辉煌的着作。它在创造和追溯时空上超凡脱俗。”“为写作地方史创造了一个典范”。说到中国历史,普通人想到的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因为历史记录常常停留在精英文化的层次。但是我眼前的这本厚厚的专着,记录的却是中国最大、最现代、最西化的城市中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真正的海派
这本《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是美国佐治亚大学历史系卢汉超教授关于上海历史的着作,是1999年出版、2004年再版的英文专着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的中文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曾上了2005年上海季风书店的畅销书榜。此书英文版出版后,在美国史学界引起相当关注,美国的权威历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称之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内日常生活的一份巨细无遗、具有启蒙性的、令人读之津津有味的报告。”美国中国学研究学术评论刊物《国际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认为“这是一本辉煌的着作。它在创造和追溯时空上超凡脱俗。此书再怎么样被隆重推荐也不为过--这不仅是因为它所表述的上海,甚至不仅是因为它所表述的中国,而是因为它为写作地方史创造了一个典范。”美国权威的跨学科的书评杂志《选择》(Choice)将此书列为“所有图书馆的必备之作”。此外,加拿大最具权威性的历史学刊物《加拿大历史学刊》(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和英国中国研究的最主要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也给此书极高的评价。
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在2001年把两年一度的最佳着作奖颁给了卢汉超教授,这是此大奖第一次落到华裔学者手中。
一本关于地方史的着作何以引起学界如此注目?卢汉超着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给上海的历史保留了罕见的真实画面。有人把这本书称之为一幅近现代上海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由此可以想见这部作品中的上海,与很多作品和一般观众读者的心目中的十里洋场、霓虹闪烁、名媛精英有点距离,卢汉超的着作用非常冷静而细致的笔触,让人们了解在绚烂的霓虹灯背后,上海和上海人的真实现实,好似一部二十世纪初上海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中国的史学家以宏观治史的居多,虽然在一百年前,梁起超在提倡新史学时就批评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但是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大都带有宏观社会史和通史的特点,历史着作常多见“骨架”,少见“血肉”。在大事件、大人物的背后,缺少平实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内容。
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开始带动史学研究的平民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内容不再局限于精英文化,研究者的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社会群体、地方组织、地域文化、人口组合、社会习尚都成为研究的课题,普罗大众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不仅对历史学家,也对读者产生独特的吸引力。
上海史的研究在这一波地域社会文化史的热潮中自然独领风骚,上海正在成为世界的焦点之一,上海史的研究引起很多史学家的关注,大有成为显学之势。据上海史研究会的统计,自1980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过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着作不下五十部,形成海派风格。上海文化常常被称之为海派而与京派相呼应。
海派一词在早期因文学上的鸳鸯蝴蝶派而为人们所熟知,如今已成为上海都市化、通俗性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代名词,也常成为上海风格的代名词。到底什么是海派?卢汉超以上海这个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经验为元素,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海派的历史渊源,探讨了上海这个五方杂处之地的形成原因,以及海纳百川精神的蕴育过程。各种外来文化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海人又如何将泊来品吸收、改变,海派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与西、开放与保守的冲撞,逐渐形成理性、务实、精明、自由和包容的独特的地域性格和文化。同时在大量的数字和史实的梳理和剖析中,论述了传统力量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城市化、现代化和西化在中国的土壤里的奇特景观。
显微镜下看上海
历史的形成总是以鲜活的生命和经验为基石的。卢汉超着墨的上海史,犹如拿着显微镜去看生动、鲜活、详致的上海,一个由众多小蜂窝构成的蜂巢,一个精密的、拥挤的、多功能的居住区域。那是大多数上海居民赖以生存的上海,也就是小市民和城市贫民生存其中的上海,这些常常被忽略的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是上海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这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黯淡,璀璨繁华的十里洋场远去,相反,占城市主体的上海小市民、棚户区居民、屋檐下的男男女女纷纷登场,从清晨到深夜,一家一户的日常生活被精细地刻划出来。这是一个像被拼贴出来的城市,各种各样的人混居。知识分子、小市民、工人、人力车夫、乞丐、暴徒、妓女、卖艺者、小摊贩、冒险家、还有大量新移民和过客,各自循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纷扰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卢汉超以学者的严谨,从城市的各个细节入手,引用了大量文史资料,在细节的叙述中记录了上海真实的节奏、感觉、风格、人情、性格。他仔细考察了当时上海人的生活起居、喜怒哀乐、日常情趣,虽是历史着作,用的却是工笔画的手法,市井风格,以小见大,微观中见宏观,在方法上自创一局。
卢汉超也以历史学者的直觉,在被忽略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捕获到地域性、国家性乃至世界性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说人类历史的首要因素是人,而影响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因素包括人在哪里居住和劳动。那么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他从自己研究的经历中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往往能揭示出比较复杂或深奥的力量无法揭示的简单明了的真理”,我们通常所谓的传统根基,其实既非中国的上层建筑,亦非外国人带来的外来文化,而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能够说任何一种理论模式已经非常有意义地构造出中国历史的本性之前,我们需要更详细更细致入微地刻划普通人的生活。”
卢汉超原籍广东,生长于上海,对上海普通人的生活有丰富的感性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记忆的碎片和零散的画面,并不能代替学术研究,更何况该书所写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从普通人的生活去写历史,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材料分散在各种地方志、统计资料、报章杂志、回忆录及民间史料中,不能凭一批档案或几本史料来着书立说。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就考验了作者的智慧和判断力。
写这本书,卢汉超用了十年时间,引用文献七百余种,从林林总总的史料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他还调查了上海四个地区的七处居民点,采访了四百多名出生于
1930年之前、1948年前就居住在上海、在上海从事各种职业的普通人,旨在探寻上海居民的来源和外来移民在1949年前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变迁。
他的思路穿梭在上海大大小小的里弄,熙熙攘攘的平民市集,忙忙碌碌的普通人群,由此看到历史形成的某种轨迹,看到传统与现代的交错,看到一个城市性格的形成,也看到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历史间的关系。他的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也让美国人听到了普通中国人用他们自己朴素的言词来陈述的故事,看到显微镜下出现的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
其实显微镜下的上海,不仅仅是上海而已。作为中国的前沿都市,上海的发展也是中国发展的前奏。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在一部研究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上海历史的书,《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提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提供了一把用以说明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的钥匙。上海的独特性显而易见,它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全国性新事物新风潮,打开上海这扇门,可以窥见中国的很多现象和问题。在美国研究中国史,按着名中国史专家史景迁的说法,是要鼓励读者去思考“这真是一个复杂而又意思的社会。那里有些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或者即使是与中国共事而不了解它,我们也应该对此有所思考。”“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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