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6.28北京42天所见所闻所历

心尘

劳累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莫名伤感悄然涌上心头，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压抑的心情越想越抓狂，。下午3个半小时的站立排队，腰酸腿涨蔓延至全身，我不敢想像弟弟吴昌龙108天里处在吃不饱，饿不死的死亡边沿，二十四小时不让睡、不让坐，固定在一个地方，稍合眼，就遭拳打脚踢，三班倒车轮战体罚、刑讯逼供。同弟弟呆过的狱友出来后讲述，弟弟在公安侦查阶段因受到过度折磨，以至于在看守所里晚上睡觉时习惯性眼睛睁得大大睡觉·······（怪不得有法官说过吴昌龙是条真正汉子）。光明下的黑暗，却有如此野蛮、泯灭人性的摧残人身的行为，想到弟弟生不如死的悲惨境遇，我心如刀绞，情不自禁地愤怒，煎熬中更坚定我诉求的脚步，誓要为亲人讨一个说法。

6月28日，早上到西单邮局投邮，给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会一本《酷刑下人间奇冤》装订本，最高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中纪委监察部马（马文）部长各一封诉求信。据有经验的访民说，当地政府和邮局勾结一起扣下访民的诉状件，只有到国际邮局或大的邮局投邮，信件才不被扣押，因此，我们舍近求远多跑了一个小时的车程。

6月29日，星期天，呆在住处进行修整。

6月30日，早上到西单北大街小酱胡同13号组织部信访接待室走访，结果接待人员却以只接待持有下一级组织部发文材料的来访者，余下的概不接待。

下午四点见到公民记者老虎庙和刘晓原律师，刘律师建议，若想促使福建省高院开庭，要通过外媒报道力度，此案已被官冠以政治色彩，难度大，最好需要北京律师介入，请专家进行论证。对此我深有感触，君不见那么多的专家论证，涉及到刑事案件，对立面是政府机构的有几个案件在专家的努力下就把还原事实真相？不是我不相信专家，而是这个制度几尽让人感到绝望。

7月1日，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马新岚院长邮去第二封到京向其诉求的手书。题为《“福清纪委爆炸案”蒙冤亲属进京诉求信》。

下午五点，见到美联社记者。

7月3日早上，又来到丰台区永定门幸福路18路最高法院接待室，领表登记交表。

中午，最高法接待室的外沿临街走道荫影下坐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访民，这里是冤的海洋。触目所及者皆是来京诉求的访者，有的随便铺上几张报纸或油纸席地在树萌底下倦身一卧打个盹，有的聊天拉呱，填表、整理材料，各自相安就序在忙活着。好不容易找到位置，挨着同路人身边坐下。闲聊中，有个福建中年妇女访民坦言，她到北京已三个月了，虽然每天住宿费才3元，但也耗去好几千元。面对日渐紧缩的银根，焦虑之心可见，急问身边的访民道：听说7月1日来京上访就会有效果，访了这么久，送了那么多材料，都似泥牛入海，没有回音，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一次次的等待和期盼，换来了一次次茫然和失望，不知何时才能看到希望·······

漫长等待中，遥望福建，相隔千里，满腹思亲，不知弟弟安好？高墙将我们阻隔，连遥寄思念的家书权利早被剥夺。于苦思冥想处计上心头，为何不到北京邮局给狱中的弟弟汇去零用钱。希望通过汇钱的方式，让被剥夺了通信权的弟弟，知道家人没有放弃诉求法律正义，又北上讨公道。我为此次灵光乍现的点拔和恩赐，由衷感谢上帝，解我心结，慰我心忧，予弟心安。

7月4日早上8点半，我来到了东城区张自忠府学胡同2号中纪委接待处。门口人满为患，我也加入了长龙的队列。排在前面中年男子说到，我这儿有8个人，早上轮不到接待，要等到下午了，我们轮流着休息。这个遭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辞退而状告的张先生，在漫长等待中，滔滔不绝地说开······你从福建到北京往返路费最少也要500元吧！我们上访的路费不花钱，这个星期二，坐辽宁太原1140访民专列的6号、7号车厢来北京上访，回去坐太原1139访民专列的6号、7号车厢回辽宁······昨天我到中组部走访据理力争时，接待人员说：“理”？理的前面还是‘王’，
‘王’说你有理就有理，说你没理就没理，理还是‘王’说了算······

一直站到下午2点半才轮到接待我，当我把材料递进去，接待人员看了三分钟，问我案子审判了吗？我说，中院判了死缓，重审维持原判，向福建省高院再次上诉21个月，至今仍压而不决。工作人员二话不说就从窗口递出一张到最高法的指路条，把“球”又踢到最高法。我以这起爆炸案发生地点在纪委机关门口，正因纪委位高权重，司法部门听令长官意志，致此案有冤无处伸，督办者福建省公安厅长牛纪刚放纵真凶，制造爆炸案中案，中纪委理应对此案进行督查！接待人员却以“中纪委没有权”拒绝接待我。

几天来，我一直思索着爆炸案中来自方方面面阻力，比如：“福清纪委爆炸案”在2001年被列为公安部几个重大案件之一；此案不单是牛纪刚的问题，后面有对此案作过批示的省委领导的暧昧态度，才让牛有恃无恐；更直接的阻力来自福建省政法委，2002年‘8·23’听取公检法汇报案情会议上，鲍绍坤书记指示要把此案办成“铁案”；即使福建省高院二次督查一次发回重审，虽做了种种的努力，却为回避矛盾，把矛盾下交给福州中院；2006年最高法发有169号文，全国人大有监督，可问题依旧，这说明了什么？压案不决的省高院当会把案卷送最高法予夺。此案最终恐要惊动中央政法委，我不敢往下想,因为残酷的现实远远超过善良百姓的想像力。

7月8日，我又来到全国人大信访室登记，窗口工作人员说，你上个月26日刚刚登记过，今天怎么又来了？你的案子目前在二审法院，还没有结论，你应该到福建省找省人大、省政法委领导解决你家的案子。

我说：此案在二审法院压了近两年仍不开庭审理，你让我去找省政法委，此案就是省政法委主要领导以权压法、令真相难见天日，省人大若是能监督，我还需千里迢迢进京上访吗？作为全国人大最高机关，你们应负起监督职责，平反冤案。更何况此案已列入全国人大侨务委员会执法大检查时的督办案子。接待人员却以人大没有监督个案，也不可能监督，登记表上明白写着：‘反映问题’不是监督你们的个案。我纳闷，个案又不监督，群体案件，信访条例有“集体上访，聚众扰乱”来定罪，条例让访民无所适从。好比夹住你的嘴巴，又要你说话了。

今天接到福建同案亲属陈科斌的短信如下：早上八点接到省法院主审法官通知后天（10日）上午九点到法院谈话。这是重审上诉后省院第一次约谈。在京我给马院长手书了两封信，鉴于案件高度敏感，家属在京上访，法官谈话，想必是走过场，旨在为奥运减压，舒缓亲属压抑的情绪，对上可以交差，对下以示同情。基于此，所以我不打算回闽参加约谈。10日上午10点许，主审赵法官和刑庭周健安副庭长分开接待了律师和蒙冤亲属，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仅仅停留在安抚，没有明确对压案不决拿出结论性的意见和理由。

7月10日，走访了最高法院、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机关等部门登记，路过天安门，一路都是警察，戒备森严。

天天面对昂贵的房费，我们计划找一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上访，管吃管住，为打持久上访战，减少经济负担。很快找到一份洗碗工，月工资800元，一个月可以休息两天，一天工作约十个小时。酒家地下室封闭式的洗碗处，约40平方的工作室，堆满了锅碗瓢盆，一地污水横流，油水四溢，这些脏活累活，我们并不怕，就怕接待人员面对千里迢迢来京寻求清官的访民，不是鼻子不是脸的表情，交了希望的材料，让访民无期等待，问题解决不了，心情如雪加霜。

我们要求看看住处，再定合同，同是访民的介绍人小李辗转带我们到住宿处，大楼底下三层的地下室，充斥着异味，四壁潮到滴水。领班指着一个30平方小房间里七八张床铺说，你们就睡这儿吧。这是个封闭式、没有窗口通风透气的地下室，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稀薄的空气弥漫着一股霉味，呼吸有点急促感，如果门一关，肺活量不好的人肯定会严重缺氧。狭窄的地下室住着200多个餐厅工作人员，其中上访人也不在少数。昨天10号刚发工资，今天洗碗工就跑得一个也不剩。我给自己算得帐，200多个员工，加客流量，工作不轻松，睡觉呼吸更不轻松，什么时候窒息死还不清楚，若此，冤上加冤。从地下室上来，我的后腿发颤、发软，跟缺氧有关。酒店领班和小李对我们一行几人相当满意，迫切要我们立马上班，让我们把包留下，返回住处取行礼。我们婉拒领班的挽留，拖着疲惫身心逃回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