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杨佳：正午+佐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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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哪国，民间都有崇尚英雄的情怀，尤其是个人英雄：一个人制服一批人。但得有个前提：一方是正义的，另一方是恶的代表、象征。之所以美国影片《正午》数十年不衰，大行其道不无道理。其主题鲜明：一个正义的警长面对一帮恶匪，孤胆英雄终于笑到最后，抱拥美人而归。8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影片《佐罗》也诠释同一主题。

  杨佳是不是这么个主持正义的孤胆英雄呢？网上讨论文章已汗牛充栋，暂且不论。但我们看看其对立面是个什么货色可知答案。

  中国明朝有称之谓东厂、西厂的部门和锦衣卫的一批人。至推翻大清王朝孙中山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设立了从西方沿用的宪政制度。风水轮流转，四十多年后在中国又出现了第二“共和国”，同样“沿用”西方的司法制度。仅从民间观点看其运作状况，简言之可分三个阶段：

  毛时代，政治生活深入家家户户、每个人身上，要求政治上“绝对正确”，你若是“人民的公敌”（斯大林语），警察执法决不姑息，司法严惩不贷。但百姓在生活中谨守基本道义价值，甚至有点类似乘“五月花号”初登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小朋友有“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百姓有“警察捉坏人”之说。警察在维护社会正义，尊重基本道德准则方面在百姓中还有相当的信任度，因而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予褒予贬。

  邓、江时代在“搞活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引导下，社会价值重心偏移了。警察自然不甘落后，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谋取自身利益。维护社会正义基本道德原则的功能日趋弱化，“潘多拉”之魔盒已开启。

  胡时代沿袭上一阶段特征达登峰造极。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更甚；社会道德准则已破坏殆尽，是非颠倒。执政已无任何思想信仰原则支撑，危机深重，军队、警察的护家军、锦衣卫性质更为彰显。每年给这批人50-70%的加薪换来“忠诚”，俗称“高薪养打手”。在执行侵占百姓利益任务时更上演世界奇观：警察与黑社会携手同行“哥俩好”。民间有“以前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警局”之说，百姓对警察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已无任何指望。中华成“打杀黄”共和国，人民已无共和的本钱和能力，“打杀黄”充分彻底地共和了。

  权力阶层可用黑手党来形容，几近性质完全一样。看意大利、美国黑手党的历史可知：他们也会振兴地方经济，但得遵守行规，划定区域范围，交纳保护费。不容对他们有异议的团体和人士，一旦有人出头，“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欠缺的是黑手党尚不能做到“名誉上搞臭”，与中共庞大宣传机器鼓噪相较，自叹不如。现今中华各地大大小小的黑帮，大大小小的“教父”何其相似。周永康是这些教父的“枢机主教”，胡哥成为“教父”们的“教宗”，警察的角色则是黑帮中的打手和扈从。

  没有美德，共和国不能生存；就如君王政体没有荣誉、专制政体不使人民恐惧，则无法生存一样。法国哲人孟德斯鸠早就对此深明大义：专制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官员贪黩、暴力、流血，以及无任何信仰根基的宣传，专制的政府其实是没有正当性的政府，因为它不按任何固定可循的法律原则运作。

  这种大环境下，杨佳的出现毫不令人奇怪，自有其合理性。网上一片击节叫好之声正是民间正常情绪宣泄的代言。杨佳以个人绵薄之力，即使不能做到像《正午》中的正义的警长、神勇无比的佐罗那样安良除暴，至少他维护了个人的尊严，这个眼里掺不得沙子、嫉恶如仇的人给中华大地上诸多唯唯喏喏的芸芸众生立下了样板，以他朴素的语言：“凡事总得要有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和他反抗暴政的壮举，实践着帕特里克˙亨利振聋发聩的呼声“不自由，毋宁死”。

  面对这么一个壮士，这个毫无正当性、合法性及民意支持的专制政府只能以媒体、网络噤声，用比黑手党高明不到哪去的秘密死刑判决，为它的打手、扈从刀下命丧黄泉泄愤，给这些帮凶打气，但做法显然是心虚气短的。因为它怕昭示自身的邪恶，怕刺激民众的良知而引发的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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