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为女人反目:鲁迅周作人在八道湾的暧昧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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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里的旧梦五味杂陈，苦茶庵里的叹息，直到今天仍余音丝丝。在北京，曲折的胡同称为“八道湾”。观照周氏兄弟的一生，“八道湾”三字真是一语成谶

　　鲁迅在北京的八道湾旧居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毕竟，在这里他住了不到4年。然而，八道湾里的旧梦却让人五味杂陈：阿Q出世、兄弟失和、文革批斗……苦茶庵里的叹息，直到今天仍余音丝丝。

　　在北京，较宽的胡同叫“宽街”、窄的叫“夹道”、斜的叫“斜街”、曲折的则称为“八道湾”。观照周氏兄弟的一生，八道湾三字真是一语成谶。

　　周作人的八道湾

　　对于一个在京的外地人来讲，拿着地图找“八道湾”实非易事。由于门牌号有些模糊，为了确认，我指了指八道湾11号院问纳凉的老人，“这是周作人的故居？”老人脱口而出说：“鲁迅，是鲁迅的老房子！写阿Q的地方！”语气里透着一种纠错的使命感。

　　踏进11号院，未见主人。这院子本是鲁迅将绍兴老屋卖掉后用所得的1000多块银元购置的。这是一套三进的四合院，共有20多间房子，为了这个新居花费4000块银元左右。当时，兄弟俩月收入共600多块银元，房价相当于他们7个月的薪金总和。房屋最初有契约，全部房产分为四份，三兄弟每人各一份，老夫人一份，上下三辈人都住在这里：鲁迅住前院南房，老夫人和朱安住中院北屋，周作人夫妇及子女住后院。现在的后院和中院改动不大，但也有修葺过的痕迹。

　　鲁迅在1923年就离开了八道湾，而周作人一生却都留在这里。八道湾确实是周作人的八道湾。纵观周作人的一生，1945年以后，他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扑朔迷离，兄弟反目

　　在周氏兄弟共处一院时，八道湾11号俨然是一个学者的高级沙龙：周氏兄弟先后邀请过蔡元培、胡适、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郁达夫等名流来此欢聚。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有时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论证周作人的无奈，也有学者称周作人“曲线救国”，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事实是：周作人成了汉奸。

　　抗战胜利后，八道湾的房产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但从处理的结果上看，仍然是按照鲁迅契约执行的，仅仅罚没了属于周作人的那三分之一。前院由国民党的部队占着，部分后院仍留给了周作人的家属，实际上他们住的是产权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当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满释放的周作人再次回到“苦雨斋”时，已是心力交瘁。

　　解放后，北京市政府房管部门接管了这所院子，原来驻进的解放军退出，许多住户搬了进来，这里从幽雅的四合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周作人按规矩每月交纳租金。为了维持生计，他仍然为一些报刊写文章，间或做些翻译。

　　与兄弟失和一样，周作人没有为“汉奸”之名辩解什么。将“苦雨斋”更名“苦茶庵”则可看出他的心境：望苦雨，不如饮苦茶。在任伪职期间，有一次他曾对友人形容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

用“苦”字形容周作人最后的岁月十分贴切。不知是刻意使之，还是无意为之，周作人晚年花了大量的心血去研究鲁迅笔下的人物，这为研究鲁迅的学者提供了无比宝贵的资料。我们无法想象周作人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去写这样的文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巨浪，周作人抱着多病之体瑟缩在墙角一隅，红卫兵甚至不准家人送饭给他，他已有心绝气死之感。他提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求救信，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但并未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了却了他多难的一生。此时他身边净无一人，骨灰也没有获准收取，如今这静悄悄的八道湾，正应了那一句“声销迹灭”。

　　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对八道湾本来很有感情，他曾经与朋友来到八道湾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兴地走去看。当时周作人还在狱中，家中只有羽太信子，第一次见到周海婴的羽太信子，竟对晚辈破口大骂，使周海婴顿时厌烦，从此再未登门。

　　后来，周海婴在他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八道湾有过这样的说法：“前一阵有人提议要保留八道湾的鲁迅故居，我感谢爱护父亲遗迹的好意，但我和建人叔叔的后人都以为大可不必。八道湾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亲本人根本没有享受过，而苦雨斋又与鲁迅不搭界。他早年住过的屋子，又都破损不堪，而且听说现在也不是原屋了。要说北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并且也是居住过的。由此可见，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的吗？”

　　他回忆说，鲁迅去世仅几个月，周作人竟私自换写了一份契约，将户主姓名变成他自己，还找了几个“中人”签了字，企图独吞这套房产。这份契约是被许广平的朋友偶然发现并拍照留下，直到他要编《许广平文集》，才发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