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烛光革命”问题解答

六四联盟

“六四烛光革命”问题解答
　　
　　1.为什么要发动“六四烛光革命”？
　　
　　在中国，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内，谁都知道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不会长久，民主一定要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选择。但如何推翻独裁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却依然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1989年的学生运动时，人们并没有提出摆脱一党独裁体制的政治主张。六四以后二十年来，国内外许多民主人士都在为启动中国民主进程做各种努力，但收效甚微。近些年来，国内的一些律师和民主人士力图通过法律维权寻求启动民主进程的突破口，但现在看来也难有进展。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独裁体制比其他独裁政权对整个国家施行了更加周密而严厉的控制。任何对这一体制的挑战都只能是个别的、零星的事件，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和压制。
　　
　　解决问题的出路只有一个：发动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多点、同时举事，让独裁政权捉襟见肘，穷于应付。这样人民也可以免于恐惧，更大程度地加入民主事业中去。
　　
　　2.为什么选择六月三日十九时？
　　
　　2009年六月四日是89六四的二十周年纪念日。虽然目前的九零后年轻人对89六四没有真切感受，但他们大多也都知道这一事件。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更广泛的宣传，那么他们就可能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六四真相。六四事件是独裁政权公开屠杀和平请愿学生的事件。这个事件使得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对这一政权的反人民性质有了清楚的认识。另外，首都的市民在89六四中非常积极踊跃地参与到了运动中去，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也能够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中更积极地参加到运动中来。
　　
　　在这二十年中，全国各地发生了许多群体性事件，有的规模也比较大了，但都没有对独裁统治造成根本性的危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事件不是发生在北京。从89六四的经验看，只有发生在北京的事件才能影响全国乃至世界，对独裁统治造成根本性的打击。因此我们认为，运动的中心还是应当确定在北京。广州在近二十年中一直都是中国自由民主一个重要的大本营。我们希望广州能够汇集港澳同胞成为民主运动的另一个中心。但广州应努力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如果北京的运动发展过于缓慢，我们期望广州能够成为民主运动的核心。
　　
　　选择六月三日晚开始的另一个考虑是，这时北京天气已经很热，适宜于在野外露宿，普通群众都可以将这次行动等同于一次夏日傍晚的散步。我们也可以根据人员聚集的情况确定进一步的行动计划。此外，89六四事件的主要屠杀都发生在六月三日晚上，这是另外一个考虑因素。经过一晚上的聚集，我们希望在六月四日白天全国都已经发动起来，事件已经成为国内国际瞩目的焦点。
　　
　　如果六月三日、四日北京遇有下雨和其他恶劣天气，我们希望运动能够顺延到能够举行室外活动的时间继续进行。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做进一步的考虑。
　　
　　3.六四烛光革命的具体诉求是什么？
　　
　　我们的政治主张集中反映在《中国政治改革方案》中。但是，作为一次民主运动的具体诉求，我们认为最优先的要求有以下几点：一、要求共产党政府明确承诺允许成立反对党，允许海外民运人士以及台湾香港的政党在大陆发展组织。二、保障新闻自由。在面向全国的中央电视台开辟专门的频道和时段给反对党联盟。网络封锁当然也在解禁范围。保证任何批评执政党的言论和新闻评论不能受到迫害和打击。允许人民就国家的前途进行深入讨论。三、明确承诺举行包括海外民运人士和大陆民主人士在内的推进民主改革的圆桌会议。
　　
　　这是民主运动必须达到的起码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民主运动就不能停止。
　　
　　4.烛光革命的发动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六四烛光革命的发动是由大陆人士组成的一个名为“六四联盟”的组织。这个组织长期以来致力于探寻以最小的代价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它期望同海内外所有支持民主的人士一起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基于安全考虑，这一组织不会参加更多的公开活动，而是专心致力于准备2009年的“六四烛光革命”。
　　
　　“六四联盟”主张非暴力运动，反对暴力；主张通过民主运动迫使共产党放弃独裁统治，重新更名改造成为一个符合民主标准的政党。“六四联盟”不主张将现有共产党及其高级干部一下子全部打倒和清算，而主张同共产党内的拥护民主的政治家一道为建立真正民主的国家而共同努力。同时“六四联盟”主张宽容地对待过去的独裁统治，给实行独裁统治的领导人体面而又符合人道的待遇。但“六四联盟”期望推动民主运动，并将民主运动推到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去。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员不会被报复，不会被“秋后算账”。如果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这一运动就是失败的，它的组织者最可能的选择是监狱。这一运动的组织者绝不希望民主的支持者采取暴力等极端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5.“六四联盟”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我们认为虽然早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的极端政党，但现在它的党员中绝大多数已经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同其他独裁政党，如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样是垄断着政权的特殊利益集团。没有足够大的政治压力，它是不会自动放弃独裁统治的。因此我们不幻想通过共产党自己的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我们认定让共产党放弃一党独裁统治，“六四烛光革命”这样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是必须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认为共产党是不可改造的。我们认识到：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本身也是一党独裁的受害者。它的绝大多数党员都不满独裁统治，希望从独裁统治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从苏联东欧各国的实践看，民主改革以后，原来的共产党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被彻底清除出政治舞台。通常在第二轮大选中，东欧各国的原共产党都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力，但我们看到原共产党人的上台执政并没有导致倒退，也没有对民主制度造成任何危害。也就是说，我们期望共产党经改名重组以后成为中国民主政坛上的左翼。
　　
　　虽然独裁统治是依靠恐怖来实行统治的，但我们不希望中国的民主改革对原共产党员和它的高级干部造成恐怖。我们认为，要想在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制度，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政治对手逼到为生存而不得不战斗到底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将政治对手逼到绝境，那我们显然也将自己逼到了绝境。而这样首先对民主人士是不利的，我们一无所有，既没有组织，更没有暴力。
　　
　　在六十多年前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双方都互不信任，将对手逼到了绝境。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共匪”；共产党骂国民党为“蒋匪帮”。双方全力妖魔化对手，终于将国家带入到不可调和，血战到底的内战之中。无数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应当汲取。暴力和不可调和的对抗是无法建立民主制度的，因此我们认为：理性地对待政治对手是民主政治的精髓。
　　
　　6.中共独裁统治有强大的军警支撑，而民主人士一无所有，我们依靠什么实现民主？
　　
　　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在民主变革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情况比我们今天还要严重：同样的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同样的军警等暴力机器的镇压威胁。但他们依然能够实现民主，军队警察并没有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巨大障碍。
　　
　　二十年前中国六四被军队镇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尚有邓小平等共产党政治强人的存在。邓小平曾经是刘伯承、陈毅等若干元帅的领导人，其军事才能在军队中被普遍公认。因此邓小平能够有效地调动指挥其部属实行那场镇压。此外，当时中国的赵紫阳缺少叶利钦那样的政治魄力。还有学生运动过于单纯，没有与社会民主人士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最重要的也许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体制的阴影，思想和观念还太不成熟。
　　
　　今天，民主思想，军队国家化的理念都已经普遍深入人心。如果二十年前中国就能有三十九军军长拒绝执行镇压平民命令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相信以现有中共领导人的威信和对军队的控制力，绝对不足以命令军人为自己推行独裁统治去担当屠杀人民的罪名。
　　
　　我们相信：民主宪政理念已经成为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只要我们能够发动起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让人民消除恐惧，那么，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将是不可阻挡的。仅仅认识到暴力的作用是错误的。历史无数次地表明：思想与信仰同样是有力量的。当民主思想已经征服了统治者，以及军人和警察的时候，抛弃独裁统治就只是一个时机和利害权衡的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努力创造这样一个时机，让所有人都看到民主的前途。
　　
　　7.“六四联盟”为什么主张建立中国民主改革最高协调委员会？
　　
　　我们认为，民主改革的最大难点是独裁政党与民主政党之间互不信任，难以达成妥协。在政治斗争中，双方为了获得政治优势，往往进行欺骗宣传、恶意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当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就是这样。设立最高协调委员会的目的就在于能够对两大阵营进行适度的节制。即便它的裁决没有强迫各政党履行的执行力，但通过网络等媒体的传播，也能使民众能够对政治形势，以及各政党的真相有一个比较合理公允的判断。设立最高协调委员会旨在尽最大可能促成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达成妥协，而且能够真正履行达成的协议。此外，我们期望最高协调委员会的存在能够使各政党获得起码的安全感，使他们的权利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党派面临全盘剿灭和清算的情况下都会拼命反抗，这时他们往往会采取非常极端的做法。我们希望避免中国陷入这样危险的局面中。极端就容易导致独裁。我们反对的是极端、独裁和垄断，不仅仅是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也反对其他任何民主党派对国家政权的垄断。
　　
　　8.最高协调委员会为什么由港澳台人士主导？
　　
　　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香港澳门的民主，尤其法治也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经验，我们相信由港澳台的人士主导最高协调委员会有助于它的独立和公正。而且让港澳台人士参与大陆民主进程，有助于增加中华民族的联系和共同感，有助于尤其两岸关系未来的和谐发展。另外，我们也设想在最高协调委员会中执政党与在野党两大政党联盟也能派一名或两名代表参加，以便沟通和传达两大政治派别的诉求。我们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最高协调委员会有足够的威望和公信力。港澳台人士不参与大陆的政治纷争，有比较强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对于两大党派的代表，我们的设想是在一定期限内不参加公职竞选，以便尽可能地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9.为什么要联合国介入中国民主进程？
　　
　　联合国在近二十余年各国民主发展过程中，从柬埔寨、阿富汗，到东欧各国，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各国选举中普遍邀请联合国指派观察员以确保选举的公正。这有助于制止执政党利用执政优势进行选举舞弊，也有助于消除反对党对选举舞弊的怀疑，避免国家陷入纷争不断的街头示威之中。
　　
　　我们甚至考虑直接由联合国担任我们期望的最高协调委员会的职能，但考虑到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和民族自尊心，我们设计了由港澳台人士主导的最高协调委员会，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组建的机构在最高协调委员会指导下工作。但很显然我们也期望联合国机构能够发挥更独立和公正的作用。
　　
　　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参与对于政治舞弊和独断专行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而且我们期望国际社会能够在民主过渡中对中国提供更大的经济政治支持。因为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希望对所有在民主改革中失业和受到损失的人士进行补偿，我们更希望对在原独裁政权下受到迫害的人士进行赔偿，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认为国外的经济帮助是必不可少的。
　　
　　10.为什么在“烛光革命”中特别强调要保护军警人员的安全？
　　
　　表面上看来，军警人员都是强力人员，但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他们也很容易受到攻击。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固地坚持非暴力原则。暴力行为不仅将导致人民群众的伤亡，更重要的是暴力行为将使得独裁政权的镇压合法化与正当化。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坚守非暴力原则，从而在道义上和法律上将独裁政权死死地固定在被谴责、被责难的被告席上。同时，从以往的经验看，执政党有可能指派人员攻击军警人员，然后栽赃给民主人士，为他们进行暴力镇压寻找借口。我们强调保护军警人员，一方面是为了感化他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不给独裁政党提供任何借口和机会。因此，保护军警人员同保护我们自己一样重要，关系到民主运动的成败。
　　
　　11.给军警人员赠送鲜花和礼品是否过于天真幼稚？
　　
　　我们当然不能幻想给军警人员赠送鲜花和礼品就能促使他们迅速地站在民主一边。但是我们坚信，通过赠送鲜花礼品能够消除军警人员的敌意，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犹豫和中立。随着民主运动和宣传的进一步开展，彻底使军警人员放弃镇压人民就是有可能的。
　　
　　这一看起来天真幼稚的做法在许多国家都起了作用，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他们的玫瑰革命、颜色革命等给我们提供了榜样。我们相信中国的军人和警察也不是铁石心肠。中国军人警察同样是吃人奶长大的，是人民养育的。只要我们足够努力，我们相信中国军人和警察的良知是能够唤起的。
　　
　　89六四被镇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学生平民与军人长期处于对峙状态，还有很多人肆意侮辱谩骂军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军人的厌烦和敌意。我们可以设想旷日持久的对峙，骄阳似火的烈日，如果再有口水和谩骂，军人会有何种感受？相反，如果我们设想，那些阻截军人的学生平民不是侮辱军人而是给他们送花送水送礼物，再组织文艺表演，给他们说说相声、唱唱歌，那屠杀的悲剧是否能够避免，或者减少其悲惨的程度？
　　
　　12.为什么港澳同胞加入中国民主进程非常重要？
　　
　　独裁政权是依靠恐怖进行统治的。而在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对人民的控制比其他政权更加严密。它控制着国家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资源，任何妨碍独裁统治的言论和行为都将面临失业甚至入狱的危险。中国人数众多，但他们不能成立任何有效抵制独裁统治的组织，而是处于高度分散和任人宰割的状态。在中国，虽然人人尽知独裁统治的罪恶，但却难以找到一个适当的突破口。
　　
　　港澳同胞生活在自由与法治之中，他们深知一党独裁统治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港澳同胞不必担心失业，政治迫害也很难落到他们头上。港澳同胞处于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之下，中国政府对港澳同胞要求自由民主，反抗独裁的行动不敢采取极端措施。
　　
　　考虑到港澳的特殊地位，我们期望香港能将已经成功举行多次的七一游行提前到六月三日下午举行。澳门同胞也同时举行相应的活动。在游行的过程中能够号召尽可能多的香港澳门市民向海关集结，设法突破海关进入毗连的深圳和珠海。我们相信香港澳门同胞的民主行动必将引燃中国大陆的民主大火，最终为结束独裁统治创造条件。
　　
　　我们很难设想有比香港澳门更好的启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办法。大陆人民翘首以盼，望眼欲穿，期望香港澳门同胞能够行动起来，为启动中国民主进程迈开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13.谁将是“烛光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和支持者？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为这样的行动进行组织和联络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只能期望在这么多年中外交流，尤其近些年来网络的发展之后，中国人民能够充分地觉悟起来，能够自发地响应并参加到这一行动中来。
　　
　　我们在策划这次行动的时候，始终对一些群体给予特别的青睐：八九运动的受害者和遇难者家属；法轮功受害者及其家属；因发表不同政见而被捕入狱的自由民主分子；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和上访者；强制拆迁的受害者；其他各类在独裁体制下受到迫害的人们。他们是这一体制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我们期望他们能在2009年6月3日前能够为传播突破网禁的方法，通告民主运动的最新进展等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对高校的学生依然报以殷切的期望。大学生在各国民主运动中都是最有生气的力量。民主运动也是大学生们展示自己才华，促使自己脱颖而出的最难得的机遇。包括中国在内，许多杰出的政治领袖都是在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二十年前的六四，中国学生以他们的高素质和组织才能震惊了世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二十年后的六四，中国学生能够创造出更大的辉煌。
　　
　　新闻人士，演艺体育明星，其他社会知名人士，他们有着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独裁体制的残害。新闻人士不能说真话；文艺创造受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多的难言之苦。我们期望他们能够适时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的呼吁面向所有的人民，甚至包括中国党员、军人和警察。我们深知，没有中共党员、军人和警察对民主的支持和各种各样的帮助，中国的民主事业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14.“烛光革命”是否对海外民运人士和法轮功人员有所期待？
　　
　　岂止是期待，简直是望眼欲穿！当前在中国大陆无法开展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通过海外的网站将民主运动的行动计划和各种信息传播出去，让大陆的人民尽可能多地了解并参与到行动中去。
　　
　　海外民运人士和法轮功人员推出了自由门、无界、花园、世界通、火凤凰等一系列突破网禁的软件。这些软件为大陆人民了解民主运动的最新发展，以及各种事件的真相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正是有了这些软件，才使我们对利用网络推动一场全民的民主运动有了基本的信心。我们非常清楚，没有海外民运人士和法轮功人员的配合与帮助，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希望海外民运人士和法轮功人员能够吸收“烛光革命”，将这个行动作为自己的一项行动，将行动的计划细节和你们的政策主张放在动态网、博讯新闻网、多维新闻网、阿波罗网、大纪元网、看中国、人民报、北京之春、新世纪、黄花岗，……等网络的首页中。让我们共同推动一场全民民主运动。
　　
　　我们深知，有很多人可能并不赞同“六四联盟”提出的《中国政治改革方案》，但现在并不是争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进行争论的任何资本。我们必须首先在一个共同的行动中团结起来，为清除独裁统治共同奋斗。不铲除独裁统治，我们便一无所有。我们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铲除独裁统治，国外的流亡者仍要继续流亡；国内的民主人士则依旧要忍受迫害。
　　
　　我们诚恳地期望支持我们的民主同仁们能够将烛光革命的有关材料制作成各类文件格式广泛地传播出去。期望生活在国外精通各国语言的同仁，将烛光革命的有关材料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等文字，将这一行动推向全世界，以便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独裁政权形成围剿的态势。
　　
　　15.“烛光革命”中为什么号召在运动中组建政党？
　　
　　独裁统治进行统治的原理就是残酷镇压胆敢抗争的个别人士和组织。如果在运动中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人成立和参加独立于共产党的政党组织，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法不责众”的局面。如果有数以万计的人前仆后继，无所畏惧，竞相走向监狱，这个政权必将垮台。印度人民就是在甘地的领导下这样赢得独立的。人民的懦弱是独裁政权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摆脱懦弱和恐惧的办法只有大规模的集体的同时的行动！
　　
　　16.号召外国人上街是否会被指责为干涉中国内政？
　　
　　确实有这样的顾虑，但中国已别无选择。外国人如能响应号召上街将对中国人民摆脱恐惧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才能实现我们的民主目标。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解释和宣传自己的方针和政策。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宣传自己的目标，告诉人民我们面临的困境，人民是能够理解的。
　　
　　17.为什么设计两大政党联盟这样的政治框架？是否违背结社自由这一宪法原则？
　　
　　设计两大政党联盟的一个基本考虑是我们不主张将共产党彻底清除出中国政治舞台。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从苏联东欧各国的发展看，共产党重组更名后仍然将成为民主制度中的一极。强调这样一点，有助于打消许多不明真相的共产党员和高级干部的疑虑，使共产党内拥护民主制度，并希望在民主制度下展示才华，实现理想的人，尤其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希望和机会。我们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一党独裁垄断，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突破一党垄断，而不是清除共产党本身。尤其今天，我们认为共产党能够在民主制度下改造成为一个符合民主标准的政党。
　　
　　设计两大政党联盟的另一个考虑是我们认识到，纯粹的多党制对国家的政治发展和人民利益的保护没有好处。西方两百多年的民主实践表明，英美这样的两党制是更合理的政党制度。因此，我们设想在民主改革之初就将中国的政治引向两党制框架。
　　
　　设计两党制框架也是考虑到民主人士现在已经组建了若干政党，一旦党禁开放，则会有更多的政党建立起来。这些组织之间会进行恶性竞争从而无法形成合力以推翻独裁统治。我们希望两党制框架有助于促使民主派别内部率先完成融合，最大可能地减少民主派别内部的纷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积聚起足够的力量与共产党抗衡并赢得第一次大选。
　　
　　我们认为只要我们不禁止结社自由，允许不同政党的存在，就不违反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
　　
　　18.为什么要用高额资金设立胡锦涛、温家宝基金会？
　　
　　设立胡锦涛温家宝基金会是为了给最后一任独裁政权的党的领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一个保障，确保他们在放弃权力以后能够得到符合其身份的、有尊严的待遇。这样做的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期望胡锦涛温家宝能够顺应人民的民主愿望，为中国的百年民主梦想做出他们的贡献。我们考虑过胡锦涛温家宝作为国家领导人所做的亲民举动。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胡温执政以来对新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比江泽民时代更加严厉，对法轮功和民主人士的压制没有丝毫减轻。我们更注意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胡锦涛作为西藏地方党的领导人对西藏的人权惨案负有责任。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动辄将其领导人送上绞架和监狱，这样的国家不是一个成熟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和纠缠于历史的陈年旧账之中，这个民族就无法取得哪怕一丁点的进步。我们着眼于如何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而实现这一点的最重要的理念是宽容，并最大可能地得到独裁政党，特别是其党员干部本身的某种理解和同情。只有将民主事业同时理解和发展成为一个全民和解运动，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可以良性、持续发展的民主制度。
　　
　　一亿元和六千万元的确定是我们很随意地确定的。我们的设想是希望胡温能分别建立最后一任独裁政党领导人的纪念馆和最后一任政府首脑的纪念馆。共产党在中国统治了六十年，期间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现在就让我们对那一阶段的历史给出一个客观的最终的评价是困难的。无论如何，共产党的六十年统治不应当被忘却，我们应努力地留有足够多的资料和证据，以便我们的后人有可能写出更加真实的历史。如果是建立纪念馆，我们认为以中国现有的物价水平可能还不够用。很显然，我们不是最后的决定者。最后的决定依赖圆桌会议或民主之后的国会。具体怎么使用我们希望尊重胡温的个人意愿。能否获得这笔基金当然取决于胡温对于民主改革做出了什么贡献。
　　
　　19.有共产党身份的公务员和法官等继续留任，是否会为共产党独裁的复活提供可能？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我们认为是能够避免的。一旦民主运动发动起来，我们必须给执政党以持续不断的压力和震撼，比便彻底瓦解其原有的组织体系。我们要不断地告诉公务员、法官、警察，以及军人们，在民主制度下这些职位是独立于党派的，只要他们忠实于职责，履行自己的业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不会有改变。要让他们知道，原来的共产党体系已经不能依靠。参与到党派组织活动中不但不能给他们的权益带来保障，反而将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未来生活带来危险。成立专门的机构审查上述人员是否仍然从事政党组织活动可能是非常必要的。公务员、法官、警察，以及军人的国家化，促使其彻底独立于党派斗争之外。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国家化不彻底，那将给中国未来民主发展带来持久的危害。这个问题必须在圆桌会议中得到根本的彻底的解决。
　　
　　20.《中国政治改革方案》是否可以理解为对独裁政权的赎买？
　　
　　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一方面我们主张对因民主改革而失业和受到损失的人要给予赔偿，让他们能够体面和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主张在原体制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所得收入需上缴国库。确实我们认为应当以一个宽容的心态对待过去的特权和不公，而不能报复和推倒重来。我们认为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我们非常清楚，对很多人来说，权力是无价之宝。赎买政权在历史也几乎找不到先例。但我们实在认为这是解决中国民主问题最理智的方案。事实上，中国的有识之士都非常清楚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词非常抢眼，叫“裸体做官”，说的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官员将老婆孩子和财产都转移到国外，自己单身在国内做官，一有风吹草动便准备逃之夭夭。不管是共产党的官员还是要求民主的有识之士都非常清楚中国处于怎样的危险局面。
　　
　　中国老早就流行一套说法：“将共产党的官都拉出来枪毙，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我们必须非常痛苦地面对共产党六十年独裁统治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在中国贿赂公行、官商勾结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如果我们追求纯而又纯的正义，根据现有的《刑法》，恐怕要杀掉数百万人。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大权的独裁政党和依附于它的商业集团和各色人等又怎么肯束手就擒呢？那必将把中国带入尖锐对立、冲突甚至内战的边缘。那时，我们非但不能获得民主，反而可能陷入新的一轮暴力（内战）——独裁的漩涡中去。
　　
　　更重要的是，严厉的报复和清算将导致大量官员和商人，带着他们资金出逃国外，而资金出逃会使整个国家投资前景黯淡，国外投资也将跟着抽逃。那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国内生产萧条、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人民就会将这一切归罪于民主，归罪于民主人士。这对民主人士和未来中国民主发展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持久的危害。
　　
　　在追求正义与确保民主的平稳过渡二者之间，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我们甚至要找到一个好的办法使那些已经转移到国外的资金回到国内。如果我们费尽心思去吸引外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想办法将转移到国外的资金，哪怕是违法所得的资金吸引到国内来。毕竟资金只要在中国就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中国古话应当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共产主义运动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无以伦比的灾难，或许正是这句话的反证。
　　
　　21.如何理解“确定双方进行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的原则和限度”？
　　
　　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在民主制度下政党之间的竞争和对抗的一面，而没有理解民主政党之间也有互相依存与合作的一面。假使美国共和党一上台执政就将所有民主党成员抓到监狱，彻底消灭民主党，那共和党的党员也将迅速地沦为独裁统治的牺牲品，正如中国的刘少奇和彭德怀一样。对党员的根本性保护不在于他们是否属于执政党，而在于一个民主的反对党的存在。
　　
　　一方面我们必须给独裁政党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让它放弃所有幻想，促其彻底放弃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的垄断性控制，彻底瓦解其独裁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共产党所背负的沉重的历史负担。我们应当理解共产党在历史上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并非现在的党的领导人。我们期望共产党经重组改名后能够成为符合民主标准的政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
　　
　　尤其在民主发展的最初阶段，恶性的党派竞争往往损害了民主的声望，也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消极作用。我们期望在中国民主发展的初期党派斗争就能够进入一个良性的状态中。在过渡阶段，我们期望最高协调委员会能够对党派斗争有所节制。民主宪法实施以后，我们期望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能够在这方面发挥适当的作用。
　　
　　22.取消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政治课，为什么非常重要？
　　
　　二十世纪是一个苦难的世纪。历数二十世纪的灾难，最大的灾难有两个：一是希特勒纳粹主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国际共产主义。两者相比，纳粹主义的邪恶一望便知，而共产主义则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因此，无论从持续的时间和肆虐的范围看，纳粹主义都远远无法与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相比。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彻底毁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因，消灭了社会生产的资本基础。这一理论导致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前。苏联、中国、朝鲜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发生了饿死数百万、数千万人的惨剧。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荒谬绝伦。在这一理论下，人们不是努力消融一个社会必然会存在各种矛盾，而是利用这些矛盾，甚至认为创造新矛盾，并促使这些矛盾激化。这一理论使国家和人民永无宁日！事实上这一理论对于已经获得权力的共产党也是危害无穷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危害执政的共产党的最好的脚注。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最精辟的而又最富欺骗性的独裁理论。可能存在只能是一个人，至多几个人的独裁，哪里有可能存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整个阶级的专政（即专制、独裁）？再也找不到比马克思主义更精妙的粉饰个人独裁的理论了。
　　
　　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号召使得国家之间永远处于侵略和互相颠覆政权的苦难之中。在这一理论的祸害之下，和平的国际关系永远也建立不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祸害最为惨重的理论。然而，中国今天的孩子们还在天天学习着这样恶毒的理论。应当尽快采取措施停止毒害我们的孩子。
　　
　　23.为什么要在全国实行大赦？
　　
　　我们期望中国的民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全民和解运动。我们应当努力采取一切措施医治长期独裁统治给我们这个民族造成的创伤和裂痕。如果深入了解中国，我们就会发现共产党的监狱中关押的大部分人都是无权无势的人，他们所犯罪行大多数也都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应当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民主的阳光，包括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也包括原来的统治者。
　　
　　如果翻开中国历史，你会惊奇地发现大赦在中国古代竟然是那样的绵延不绝，反而声称人民民主的共产党政权却几乎从不大赦。我们有信心向人民宣告：民主是依靠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巩固政权的，而不是依靠监狱！
　　
　　24.六四联盟与“烛光革命”发布消息的途径是什么？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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