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富的家庭生活：盖茨夫妇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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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盖茨夫妇属于那种特别注意保护隐私的名流，梅琳达尤其如此。在婚后头9年内，她几乎谢绝了所有媒体采访。1996年，当她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她就辞了在微软的工作，好让她“带孩子去参加学前活动或亲子活动时，可以和其他母亲完全一样。”

直至他们最小的孩子菲比1岁大的时候，梅琳达才决定走进公众视野，原因是“比尔和我都觉得让大家知道我们都支持基金会这一事实很重要。”而当她更频繁地探访发展中国家时，她发现越来越难保持沉默。“我受到了很深的感动，我觉得我有义务替那些无法发言的人说些话。”


盖茨家的朋友和基金会的员工都强调，梅琳达和比尔是彼此平等的一对夫妇。“从任何方面来看，她都绝对不是那种低一级的搭档，比尔也喜欢这种状态，”他们的密友、同是亿万富翁的沃伦·比费说。


在 某些方面，梅琳达甚至比丈夫更“优越”一点。基金会的员工经常打趣说:“比尔和梅琳达拥有两个半学位:她有两个，他有半个。”确实，41岁的梅琳达拥有杜 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学学士学位和一个商业管理硕士学位;而50岁的比尔当年在哈佛只读到第二年就辍学出来创业了。


不过，从盖茨基金会 西雅图总部办公室的会议情况来看，在“大事”上发号施令的还是比尔·盖茨。他坐在会议桌的主席位上，妻子和老爸分坐左右。员工把报告呈递给比尔，而梅琳达 喝着饮料，神态轻松。她的丈夫，用他那商标似的吱嘎响的声音、和一股好奇的神情，向手下发出连珠炮似的问题。


不过当他俩携手探访发展中国家 时，角色就变了。向住在棚屋里的妇女询问避孕套使用情况的时候，比尔只能正襟危坐，听着梅琳达抱着孩子倾身提问，一边煞有介事地重重点头;当他们从西雅图 飞到孟加拉国达卡，拜访一家接受基金会资助研究肺炎防治的医院时，看到一屋30个嗷嗷大哭的婴儿和他们的母亲，比尔脸上的微笑有点僵硬。当医生让他们找个 人谈谈时，梅琳达悄声问丈夫:“你要先来吗?”后者大气不敢出似地回答:“不。”于是梅琳达在一位母亲面前跪下，帮她喂孩子吃药。
当被问到两人在慈善事业中是否有明确分工时，比尔说:“这就像问我们，谁负责抚养孩子?”


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分享的过程。比尔在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演讲后，会和梅琳达一起剖析政治与与会者个性问题;梅琳达去非洲的时候，也会打电话告诉丈夫她遇到的故事。而他们一起远行的时候，则互相逗对方开心。


有些夫妇在一起，可能办一场家庭舞会;盖茨夫妇选择一起救助世界，而他们选择一种并不舒服的方式——直面那些陌生的生命的痛苦。正是这一点打动了不少旁观者，而使他们超脱了“施舍的富人”这个角色。
梅 琳达现在每个月花两天时间待在基金会的办公室，而比尔仍然忙于微软的工作，但两人每周都会抽出大约15个小时时间处理基金会事务。他俩把基金会当作企业来 管理，用商业术语来描述那些人道事务。梅琳达在去年11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没有什么投资比拯救一个新生儿生命的回报率更高。”


家教


创立6年来，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完成了一小部分既定使命:它在疫苗研发投资项目至少帮助挽救了贫困国家70万人的生命;它以290亿美元捐款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每年花出去的钱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几近相当……


不过，10年前，盖茨可不是个公认的乐善好施的企业家。尽管在1992年前，他对地方慈善机构和学校的捐款已超过2100万美元，但考虑到他当时80亿美元的身家，媒体对他的慷慨程度并不满意。盖茨的父母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不时抓住机会对儿子“再教育”。


比尔和梅琳达1994年结婚时，母亲玛丽·盖茨在给儿媳的信中，就特别提醒他们身为“富人”的责任:“那些得到很多的人，别人也期待他们付出很多。”


在“行 善”这方面，盖茨的“家教”并不差。玛丽本人在生育孩子前是个教师，在有了3个孩子后，她还在西雅图的几个慈善组织董事会中服务，她也是慈善机构 “志同道合国际”的首位女性董事会主席。在被任命为华盛顿大学校务委员后，她成功推动学校在南非的教育投资项目。而她丈夫——老比尔·盖茨身为成功的律 师，也是“志同道合国际”和华盛顿大学的活跃分子。


他们的儿子经常在家里餐桌上听父母讨论他们所从事的慈善事务，但他当时的想法是，等个二三十年，自己退休后再创立一个慈善基金。
但是身为众所周知的“世界首富”，盖茨注定要操心。各种恳求捐款的信函雪片般飞来、尘土般堆积，看到儿子不为所动而遍遭抨击的时候，老比尔很痛苦。终于在1994年妻子玛丽去世后不久，他主动向儿子提出帮他回复那些捐款请求。


儿子觉得他可以信任父亲，于是同意“提早”启动他的“行善”计划，于是在老比尔房子的地下康乐室设立了“威廉·H·盖茨基金会”，注册地址就是自家门牌号，而当地邮局很快对寄往该处的信函庞大数量叫苦不迭。


遗产


起初，比尔和梅琳达的捐助专注于全球人口控制和生殖健康项目，但他们后来意识到改善医疗卫生问题就能有效控制人口。


1998 年，当老比尔看到由一家小型非盈利组织推动的抗艾滋病疫苗研究项目报告时，他给儿子儿媳送去这份报告，并在空白处写道:“我不知道我们对此是否能做点什 么。但若说这不是慈善业的分内事，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他儿子回复了一个词:“同意”。于是，基金会给这个项目捐了它成立以来最大一笔款项: 1500万美元。


1999年，这年比尔·盖茨的账面身价涨到1000亿美元，同时也面临着美国政府起诉微软公司反垄断的官司。但他还做了另 外一件事:投入170亿美元，启动“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他们把老基金会整合到新基金会中，说服父亲老比尔从那间地下室移到一间像样的办公室，请 曾经负责盖茨资助图书馆计划的微软公司前高层管理人帕蒂·斯通希弗来管理这个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


“写支票的时候，你会想，呃，这可是好多个零啊。”——盖茨在接受《人物》专访时坦承“付出”时候的心态。


他和梅琳达那时已经有了3岁的大女儿詹妮佛和刚7个月大的儿子罗里，为人父母使他们对责任有了更深的体会。“你希望孩子们安全、健康。”


他和梅琳达商讨的结果是;父母对孩子最坏的做法就是把钱全都留给他们。比尔在西雅图读私人贵族高中时就曾观察到富裕家境对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他也读过《财富》杂志1986年刊登的一篇关于“富不过三代”的报道。他得出结论:“最富有的人不是最有追求的人。”


所以他决定自己去世后，465亿美元家产的大头将留给基金会，至于给孩子留多少，他和妻子还没决定。


回报


在2005年11月的西雅图，盖茨基金会把获得“远大挑战”研究基金的大约50名科学家聚在一起，一名基金会工作人员问在座科学家:“还有什么是你们研究项目所需要却还没得到的?”其中一个对旁边的同事悄声道:“更多的钱。”


是 的。尽管盖茨夫妇投入的290亿美元对大多数人来说已是天文数字，但他们现在所进行的事业是一项不能马上看到回报的风险投资。亿万美元投进去，有可能因为 疫苗研究失败而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需要不断尝试、灵活变动、坚持投入;而这些投入，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知道究竟有何成效。


但至少，他们开始在做。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举动带来了改变的希望。世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前主管、现任盖茨基金会顾问的威廉·福奇博士甚至有些自夸地说:“有朝一日书写全球卫生事业的历史时，转折点将是两个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


对了，最后说说盖茨家的一件家事:2005年1月，老比尔80岁寿辰，那天儿子送了一份让他惊喜的生日礼物:3300万美元的助学基金，用于奖励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那些有志于毕业后担任公职的学生，这是该大学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助学基金，80年有效。


据说，老比尔·盖茨吹蜡烛的时候很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