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轻漂亮却贫困 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组图)

xiangxiang

　

　　


　　于全兴拍过的最年轻的一位母亲

　　


　　于全兴给贫困母亲拍照

　　《新闻会客厅》2月16日播出《镜头中的贫困母亲》，以下是节目内容实录：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2001年摄影师于全兴受幸福工程的委托，只身前往西部，用照片的形式反映西部贫困地区，贫困母亲受幸福工程捐助的情况和生存状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用镜头记录下359位贫困母亲，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

　
　　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摄影师于全兴，您好。您的照片打动了很多人，但听您说最让您震撼的照片就是这一张，先跟我们讲讲为什么？

　　于全兴：这个母亲叫秦珍菊，她家住在半山腰上，九年前，她丈夫因为耐不住大山里的寂寞出走了，出走之后把两个孩子留给了她，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为了孩子上学，她要去劳动，在她丈夫走了两年之后，因为一次山洪，把她惟一的土坯房、茅草房给冲垮了，冲垮之后，她把两个女儿寄养在别人家里，她自己用一块塑料布就在那个残壁那儿坐了很长时间。村长给我介绍，每到半夜的时候就能够听到她哭，哭得特别凄惨。

　　主持人：村里人都可以听得到？

　　于全兴：可以听到，因为大山里比较空旷，那种回音比较大。这时候政府知道之后，就给了她三千块钱让她盖房子，这个母亲为了盖房子，山下有一条河，每天到那儿去筛沙子、背石头，我当时掂了掂，一筐一百多斤，像我这样的体力都背不起来，而且没有路，她完全是走山路，就那么一趟一趟地背，一天要背两趟。而且她给我看她的背，那真的不是一个女人的背，已经脱了很多皮。那幢房子背了不到三个月，愣给背出来一栋房子。你想想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女孩，而且每天晚上回来之后，她还要给孩子缝鞋，做鞋，我从她身上看到了母亲那种坚韧的精神在里面。

　　对于全兴来说，摄影并不是他的专业。在学校里学的是装潢，在报社负责广告经营，一直干了八年。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全兴得知了幸福工程要寻找一位摄影师记录西部贫困母亲的消息时，他立刻兴奋起来，从此，他踏上了西行之路，这一年他38岁。

　　拍摄期间，于全兴常常被贫困母亲企盼的眼神所感染，正是这一双双眼睛，坚定了她5年来一直走下去的决心，对于全兴来说，他的工作似乎不是摄像，而是目击和阅读。

　　主持人：这五年的拍摄您说是对贫困的一个目击和阅读，平时大家对贫困多少也见过，也可以想象，无非缺吃少穿，维持生活基本条件的经济来源都没有，为什么您用了目击和阅读这样的字眼？

　　于全兴：我总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一个平常的摄影工作者，想用影像这种方式把贫困地区贫困母亲的生活状况展示给公众，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老百姓、爱心人士看到她们这种状况之后，帮她们一把，目击和阅读，用影像的方式记录。

　　主持人：是不是因为这个贫困的程度对您的冲击和刺激也是非常大的？

　　于全兴：第一次下去的时候，我没有见过那种贫困的状况，从来没有见过，当然对我震撼很大。

　　主持人：是怎么样？

　　于全兴：我到那个家的时候，他们的门非常矮，像我一米八几的个得猫腰进去，进去之后门对过就是牛粪，因为当地的牛粪是生活资料，需要取暖，需要做饭。中间用一根木柱子顶着房子，房子很矮，是土坯房，咱们叫冬窝子，因为放牧，在牛粪旁边搭了一个土的灶台，到那边之后，角那儿就是一片堆的杂物，这个角上就是有一个碾青稞的碾子，就没了，连张床也没有。

　　主持人：称不上一个家，仅仅是一个遮挡。

　　于全兴：从我们城市人的概念来说，那就不是一个家。

　　主持人：您关注的都是母亲，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是母亲的角色就是关注的对象，拍到的最年轻的母亲有多大？

　　于全兴：最年轻的，我那一年拍的是20岁左右的母亲，其中有一张就是这个母亲，20岁。

　　主持人：她只有20岁。

　　于全兴：她只有20岁，孩子有一岁多了。

　　主持人：挺漂亮，挺美的。

　　于全兴：对，是云南的，家里也是，一年的粮食五百公斤，粮食可能也不够吃，她家里有四口人，跟老人在一起生活，当时她就是那种概念，这个母亲略微年轻一点，可能接触外界还会多一点，因为她的丈夫到外面去打工，她是借的钱，借了1260块钱，当时我去的时候，买了一头牛，而且还赊了四头小猪，他们当地叫赊，我先不给你钱，养大之后再把钱给你，也是为了家庭去借的钱，又赊了四头小猪喂养。

　　主持人：像您拍到的多数母亲可能是38、39岁，40岁上下，她已经习惯了母亲的身份，而且按照一种惯性，在自己求生，带着孩子一起求生，这么年轻，她对自己母亲的身份也是高度认同吗？

　　于全兴：因为自然条件的问题，因为外界的问题，其实她们本身不知道外面的天有多大，所以她们那种最高的奢望，所谓的奢望，无非就是今年的收成好一些，能够挣一点钱，将来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主持人：因为她才20岁，对她来讲还很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机会还很多，她可以选择离开。

　　于全兴：离开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大多数外来打工的，尤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在大山里很难出来，第一，她没有资金；第二，语言的问题；第三，她跟外界接触少的情况下她也不可能出来，尤其是语言。就像这种家庭，在大山里头，她丈夫出去打工，我所说的出去打工，他不可能到那种大都市打工，他只有在当地做工，给别人做一些小工，一年能挣几百块钱，她是这种状况。

　　于全兴为自己拍摄的照片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寂静深夜，孤灯下的覃纯菊还在继续操劳着，她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水车，只要能够转动，就要给自己的孩子创造好一些的生活，

　　其实，覃纯菊只是于全兴镜头下贫困母亲们的一个缩影，5年时间，他总共走过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重庆、四川、陕西、内蒙古，拍摄过300多位贫困母亲。

　　干枯的手、迷惑的脸、好奇的眼神、孤独的背影、破旧的衣衫，这些都是于全兴镜头下贫困母亲的真实写照。于全兴镜头中的画面是如此困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母亲又会怎样面对？

　　主持人：在这种非常极端的贫困状态下，母亲们都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组照片。这是在哪里拍的？

　　于全兴：这是在四川的大凉山。

　　主持人：这个母亲应该说是面露愁容。

　　于全兴：大凉山也是很多土坯房，那儿凿了一个洞，就代表一个窗户。

　　主持人：这是日光是吧，我以为是灯光。旁边这一张，母亲为什么会伸出舌头舔她的孩子呢？

　　于全兴：当时也是在青海扎年村，正好那个时候风沙来了，那个孩子就眯眼了，眯眼之后，母亲下意识地就赶紧用舌头舔孩子眯眼的地方，当时我立刻反应过来。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经历，我小时候一眯眼之后，我母亲回到家之后用针，我们缝线的针给我拨完之后用舌头来舔，就是母亲对孩子那种心情。

　　主持人：这是用画面直接表现了，舐犊情深直接的一个表现。

　　于全兴：这张也是在青海，12岁的小女孩，叫巴青才仁。

　　主持人：为什么这一瞬间当中，母亲和孩子的脸上都挂着泪花？

　　于全兴：我在采访她的过程当中，谈到贫困的时候，说别人好像比较习惯，但是一提到她孩子的时候她就控制不住，她说孩子那么多年来，她一直想希望孩子好，这个孩子疼得时候，半夜的时候就哭，母亲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找了当地的土医生给她看了看，以为是干毛虫，但是后来说不是，就是胆囊炎，很简单的一个病。

　　主持人：她们俩的伤心是因为没有钱看病吗？当时在这个时刻？

　　于全兴：对。

　　主持人：您讲第一次碰见这种贫困状态对您是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想摄影师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冷静客观的视角去看待眼前的事物，在受冲击很强烈的时候，您能把持得住自己的情绪，能把持得住手里的照相机吗？

　　于全兴：第一年没有，因为我是性情中人，见到这种感情我也控制不住，比如像这种照片，她聊到孩子的时候开始掉眼泪，掉眼泪的时候，谈到她的孩子从小怎么带大的，得了病之后没有办法让她去诊治，而且这个12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每到一年当中6月份的时候，因为6月份可以采冬虫夏草，那个孩子忍着痛去采冬虫夏草，她们采了一年，一年的收入才五百块钱，一年的经济收入。在她讲孩子的时候，她那种控制不住也打动了我，我也控制不住，这张照片我是掉着眼泪按动快门的，很多照片都是我掉着眼泪按动快门的。当然这两年略微好了一点点，尤其是第一年，我记得我说过一句话，我长到了40岁，我的眼泪都流在了西部。

　　贫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贫困的背后并不尽是母亲的眼泪和悲戚。于全兴在记录贫困的同时，也记录着这些贫穷的母亲在命运面前的坚韧、顽强与笑容。

　　女儿将一块糖悄悄地塞给母亲，母亲欣慰的笑；看到孩子的优秀成绩，母亲满足的笑；在得到帮助之后，母亲感恩的笑；

　　这一组组不经意间的笑容，渴望幸福的坚毅的眼神，被于全兴一一捕捉下来。

　　主持人：现在拿的这组照片跟刚才看到的不太一样，这两位母亲脸上就不完全是凄楚无助的表情了，有了一点点笑容了，这是您特意拍到的吗？

　　于全兴：上面这张是甘肃的，甘肃的叫马嘎红这位母亲，当时采访的时候，虽说她家里是那种状况，但是她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她的儿子30多岁了，到现在也没有娶上媳妇，因为在西部地区就是这种概念，一年的口粮都不够一个家庭吃，很多都是男的娶不上老婆，女的出去打工之后，很多村子都变成光棍村，这是很多的。

　　主持人：她儿子就是一个光棍，这就是一个光棍的母亲。那她平常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的？

　　于全兴：就是劳作，因为我去的时候就在那个院子里筛那些东西，刚打来的这些所谓的粮食，因为她要忙家里，还要忙地里的活。

　　主持人：除了忙之外，您觉得她们在想什么呢？

　　于全兴：对于她们来说，所谓的这一年当中最好的就是不要赶上自然灾害，粮食够吃了，那她们就满足了，就是这个概念，她们没有过高的奢望。

　　主持人：对现实的不满强烈吗？

　　于全兴：我所接触的贫困母亲没有抱怨这种生活的贫困。

　　主持人：再来看看这一张。这个母亲有两个孩子。

　　于全兴：这张照片就是李老师刚才问我那个，她叫顾彩莲，今年我在她家过的年。当时去的时候，因为等于是贴在半山腰上，有点喀斯特地形，她们的庄稼都是从石头缝里种的。

　　主持人：石头缝里种庄稼是怎么种？

　　于全兴：那个地都是石头，扒开石头，弄一块地之后就放种子，在石头缝里种。

　　主持人：那收成应该说非常差了。

　　于全兴：非常差，当时一年口粮都不够吃，四口人，两个孩子。当时我去的时候，她也是有病，生了第二个孩子胸口一直疼，因为她一有病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她就在家里编箩筐，我去的时候是11月份，在云南的时候，我说你编到现在，这一年当中你编了多少钱？她告诉我这一年特别高兴，她说我这一年已经编了一百块钱，一年的经济收入一百块钱。后来我说你编了一百块钱，为什么不用这一百块钱去看病，她这一愣，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百块钱要给我自己看病，我说你这一百块钱干什么，她说要到年根底下了，过年的时候我要给孩子买肉吃，就是这个母亲。

　　主持人：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这些母亲都在坚持着，您觉得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还是母亲的角色使然呢？

　　于全兴：一个家庭，母亲是一个支柱，一个家庭如果父亲不在了，可能这个家庭能够坚持下去，如果母亲不在，这个家庭就完了。

　　于全兴的任务是拍摄贫困的母亲，但他的镜头里却不仅是母亲，更有西部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生活，同样也是贫困母亲生活的一部分。

　　这张照片里，刚刚从地里回来的母亲似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这些正值学龄的孩子背后背却不是书包；这是一个刚刚辍学的孩子在悄悄地流泪；这个女孩应该是村里仅有的中学生之一，她的眼神里透着希望。山洞小学里的两个小学生，破旧的鞋子和衣服，让我们为他们能否继续学业而担心。云南昭通的这个女孩已经连续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她从没上过学。

　　在甘肃、在贵州、在四川等等很多地方，于全兴都在特意去捕捉孩子的身影。当贫困成为一种现实时，为何贫困，又如何摆脱贫困，也渐渐地成为于全兴用镜头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看下面这些照片，您的摄影应该算是一个有主题的，就是以贫困母亲为主题，可是在您的作品当中经常会看到孩子，为什么孩子也成为您关注的一个主题？

　　于全兴：因为在这些贫困地区，如果家庭比较贫困，孩子不可能上学，母亲是一个家庭的支柱。如果你给她了一个支点，给她一些帮助，如果她摆脱了贫困，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的上学问题，她在家里穷的情况下，不可能让孩子去上学，她没有那个资金。

　　主持人：您是说这些贫困的母亲有可能是文盲的母亲，她们都能意识到教育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吗？

　　于全兴：对，以前有这个母亲，我问她，像秦珍菊在这么贫困的情况下，她坚持让两个娃娃去上学，当时她说了一句话，很朴实，她说没有文化找不来钱，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有时候关注这些孩子。

　　主持人：在这样的地方，在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她们怎么能够意识到文化和改变命运之间的关系呢？

　　于全兴：她们总觉得有了知识就可能找来钱，她就是很纯朴，比如一个贫困母亲，你去帮助她了，她养牛，她要没有那种知识，她也养不了牛，她有知识。再一个，她也希望孩子有了文化之后走出大山。

　　主持人：现在有观点就是说，只有母亲好了，孩子才能好，孩子好了整个国家社会才有未来，才有希望。在这样的地方，在这种生活状态下，这些母亲能给孩子们什么？

　　于全兴：我想她肯定会给孩子创造条件，比如还有一个母亲叫熊昌碧，也是重庆的，她为了孩子上学，她丈夫死的时候她又嫁了一个，她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其实她就为了那个小男孩上学，天天去筛沙子，但是孩子看到家里穷得连饭也吃不上，而且父亲又病了，怎么办？15岁了，出去打工，就到一个煤矿去打工。那个母亲为了等孩子，孩子三个月走了之后没有音信，但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小孩子身上，怎么寄托，天天去筛那沙子，筛四吨沙子才挣15块钱，再除去扣的一些，他净落九块钱，当然她现在暂时为了丈夫看病，如果丈夫病好了之后，她说了，如果好了，我还会天天筛沙子，我攒了钱还要让孩子去上学，所以母亲对待孩子，任何一个母亲也是这样对待孩子，如果有条件，她肯定要让孩子上学，我们帮助贫困母亲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主持人：除了用辛劳挣来最少的，能挣到的这些钱满足孩子生存的需要，上学的需要，他们能教给孩子什么吗？

　　于全兴：从我的直觉来说，从小就会参加劳动，比如说在地里干活，比如刨土豆，就把孩子带过去，因为在家里也不放心，带过去之后一把小锄头就给他了，那个小孩在那儿跑，其实这张照片里也有，他从小就受那种劳动概念的影响，所以我总觉得在贫困山区那些娃娃从小就劳动。像这么点小孩，他要去打草。

　　主持人：这小孩有四五岁吧。

　　于全兴：也就四五岁，他就去打草，而且上了学的，我在贵州采访一个山洞的时候，那儿有一所学校，山洞里住了几十户人家，孩子下了学第一件事情就是背上箩筐先去打草，先去干活，我想这是潜移默化的东西。母亲真正去教育他什么？我想不会，因为毕竟很多都是没有文化的。

　　主持人：就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就是教给孩子，所以对他们最基本的一种教育。

　　于全兴：对。

　　主持人：这个女孩子也是在流泪。

　　于全兴：这就是四川黑水县的，叫小伊妹，她父亲因为到山上干活，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的，母亲带了两个女孩。当时我采访完之后，我就问那孩子，你上学了吗，我一说上学的问题，这女孩“哇哇”就哭了。因为她已经辍学了，就是因为60块钱交不起，后来回到屋里之后就给我拿她的作业本，都是对勾，给我看，那意思是说，你看，我学习特别好，特别希望上学，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要上学，她说我上了学之后，长大了要当老师，她自己6岁，而且还有一张照片，又提到孩子上学，她母亲也在那儿哭，后来我给她60块钱，我说你现在交去，赶紧去上学，她是藏族，特别感谢，拿起钱就跑了，就马上就要交学费去。

　　主持人：您了解吗，后来她真的就接着能上学吗？

　　于全兴：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学，一直在上学，当我走了之后一直在上学。

　　主持人：这给人充满了希望的感觉。

　　于全兴：对。

　　主持人：这是在哪里拍的一张照片？

　　于全兴：这张照片就是在云南，云南丘北县，离顾彩莲的家不太远，开车有20多分钟就到了。

　　主持人：这是她的家吗？感觉四面透风。

　　于全兴：不是四面透风的，已经都周围就没有东西了，就是房顶子上，你看她用了一块塑料布挡一下。

　　主持人：这个塑料布就是她的房顶了。

　　于全兴：对，上面都空了，因为是茅草房，这是她的枕头，当时我翻了看一下，她的枕头就是我们过去的录音机壳垫着当枕头，上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化学的编织袋子铺在床上头。当时我去的时候，她家里就是这种状况，两个孩子也没有读书，后来我今年回访，又去回访她，当地不是政府改造危旧房吗，也是给她生产资料，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然后村长发动全村的老百姓义务给她盖房子，一天就把房子给她盖起来了，但是房子是盖起来了，家里还是这种状况，而且她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把两个腿烫伤了，已经不能动了，不能下地干活了，失去劳动能力。其实很简单，在城市来说，很简单，烫伤嘛，容易治疗，每天就让她的孩子在房后边，那个树有一种树叶子，拿回家之后烘干之后碾成碎末敷在上面，就能够止痛，但是不消炎，去的时候已经都腐烂了。当时我腊月二十九去的时候，她丈夫没在家，她丈夫去借粮了，因为没有粮食吃，去到娘家借粮食，要走六个多小时的山路去借粮食，她就和她的小女儿在家，大女儿去洗衣服，洗衣服需要走40分钟的山路，因为那个地方缺水，后来她等小女孩回来之后，我就开始问她，15岁了，我那年去的时候她8、9岁，当时就没上学，因为家里没有那个条件，后来我就问她，我说你15岁了，现在上学了吗，她说没有上学，就是她已经长大了，所以现在家里一切一切的重活都搁在她身上，而且她每天要跟着父亲下地里干活，现在8岁的小女儿也去打猪草。我当时问她希望上学吗，她说我不想上学，我问了她三遍，等到最后一遍的时候，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主持人：为什么她说了第一遍不想上学之后，您还会再问呢？

　　于全兴：因为我边问她边拍照片，我又问一遍她，我想问她究竟为什么不想上学，问了三遍都是一句话，不想上学，后来我问到第四遍的时候孩子就哭了，她说如果我上学了，就没有人帮我妈干活了，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主持人：虽然还是一个小女孩，但是那种母性的奉献，为别人的奉献已经体现出来了。

　　于全兴：对，因为到了腊月二十九，我问她母亲，我说你今年买肉了吗，她说我找孩子她姑姑借了20块钱买了一个猪头，她还领我去里面看了一下，到处都是苍蝇，她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今年可以让孩子吃上肉了，就这么个概念。

　　主持人：幸福工程是关注贫困母亲，真正有效的帮助不能只是救急，还要救穷，像幸福工程拿到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真的就能根本改变这些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吗？

　　于全兴：主要是治穷，它是让她摆脱贫困，在那些贫困地区来说，两千块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两千块钱就可以买两头牛。她买两头牛，转年下了小牛，三年要把钱还回来的，都要跟母亲签协议的，还回来之后，剩下的牛就变成她自己的资产了，她可以卖掉，或者可以再繁殖，再去养。她这样做就可以逐渐摆脱贫困了，最起码她有资金了。

　　主持人：幸福工程是用借贷的方式，低息或者无息的小额贷款，借贷和完全不需要返还的捐赠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完全是捐赠，不是他们的负担更轻吗？

　　于全兴：老百姓的捐赠，肯定说老百姓、爱心人士肯定不会要这笔钱的，但是老百姓捐的款是有组织的，组织知道之后也要跟母亲签协议，其实是给这些母亲有一个压力，比如三年，三年之后你要还回这笔资金，这笔资金还回来之后不是说还给组织了，给组委会了，还要再拿这笔资金去帮助帮扶另一个贫困母亲，要滚动运作。

　　主持人：您也了解了，有不少的贫困母亲已经接受到幸福工程的捐助，接受到捐助的人脱贫的多吗？

　　于全兴：从我下去这种感觉，再通过采访，再加上组委会的评估，只要帮助的这些贫困母亲，脱贫率占89%点多。

　　主持人：你在拍摄的时候每天见到的都是最贫穷的环境，都是苦苦挣扎的这些母亲，这个情绪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您需要一种宣泄吗？

　　于全兴：我就是用影像的方式，用影像的方式向公众展示，如果她得到了帮助，产生了变化，摆脱了贫困，那有可能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可能就是一种宣泄也好，或者情感的一种表白，当然很高兴的。

　　主持人：您最早是自告奋勇完全义务的为幸福工程做这件事情，开始计划是一年，但是现在一下做了五年，这样投入地做这件事情和您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和您的因素有什么关系吗？

　　于全兴：其实就是一种情结，就是我对贫困母亲的那种情结，当然跟我小时候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我也是一个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父亲从小没有了，我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六个，那个时候母亲为了这六个孩子，给人家糊纸盒，干一些事儿，为了养活家庭。因为现在生活比较好了，也是报答母亲的时候，我总觉得母亲很伟大，因为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支柱，如果母亲倒了，这个家庭就会完了，所以我这个情结一直割舍不掉。

　　主持人：您觉得到现在这个情结圆满了吗？

　　于全兴：没有，我拍的这些照片，这些贫困母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说她们能得到帮助，能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能摆脱贫困，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从去年开始回访，包括今年的春节我都是在大山里过的，回访那些我曾经去过的贫困母亲，有的已经有变化了，很大，但是有的经过帮扶之后，那种生活状况还是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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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們的堅忍與毅力,令人萬分敬佩,更感謝于先生專職精神,讚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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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老人一句话，感动天下中国人,
有个朋友爱吃水爆肚，经常拽着我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寻找回民餐馆挨家试吃。后来被他找着一家，就在经纬街上，门面不大，卫生条件也让人不敢恭维，不过爆肚确实做得很地道。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去那饕餮一番。
　
　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两个又坐在那个小馆里推杯换盏，不是午饭时间，店里只有我们两个老回头客，饭店小老板也拎杯啤酒坐我们两个旁边闲扯，这是个很慵懒的午后。

　在我们要第二盘水爆肚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推门而入。

　饭店地处繁华地带，经常有落魄者和伪装的落魄者来寻求帮助，我们也都见怪不怪，这家小饭馆的小老板挺有人情味，每逢有这样的事，或多或少他都要给两个，今天也不例外，没等老人开口，他掏出一块钱递了过去。老人不要，声音很含混的说不要不要，不要钱，有剩饭给一口就成。
　
这令我们很诧异----这是一个真正的“要饭”的，他不要钱。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老人，他得有80多了，身板还算硬朗，腰挺的很直，最难得的是一身衣服虽然破旧，但是基本上算干净的，这在乞丐当中绝对是很少见的。

　要说要饭要到饭馆里是找对了地方，可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小饭馆做的是回头客生意，客人吃剩的东西直接当面倒掉，他们家主食是烧卖，现要现包。小老板根本就没有剩饭剩菜给老人，很明显他也不能给老人来上这么一份现要现包，小不其然的一件事就这么不好解决。

　我们的桌上有一屉烧卖，每次来我们都会要上这么一份，我一口没吃过，我那哥们也是浅尝辄止，之所以要它是一个习惯。这家饭馆的服务员很有一套，在你点完菜后，她会随口问一句：“来几屉烧卖？”口气不容置疑，你会下意识的选择数量而不能拒绝他们家这个祖传手艺。

朋友也对这个老人发生了兴趣，招呼服务员把这屉小老板引以为荣的烧卖给老人拿过去，并且让老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桌上吃。没有外人，小老板也就不拦着老人坐下，还说桌上有醋，有芥末，想用随便。

老人喃喃的道谢，从随身的包袱里掏出一个搪瓷茶缸想要点水喝，这个缸子让我们吃了一惊，班驳的缸体上一行红字还可以辨认---献给最可爱的人！

我这个哥们是不折不扣的将门之后，他祖父是55年授衔时的少将。

看到这个缸子出现在这么个老年乞丐手里让我们很纳闷，朋友迟疑地问老人这缸子哪来的？
老人喃喃的说：“是我的，是我的，是发给我的。”
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朋友说：爷们，你过来坐，你过来坐，咱爷三唠唠。老人说不用不用。
我起身把老人扶到我们桌前，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爷子，你参过军？”
“是呀是呀，当了七年兵哩！”

“您老是哪里人？”
“安徽金寨的。”
“哪年入伍呀？”

“46年，就是*投降的第二年。”

“您参加的是哪只部队啊？”

“新四军六师，就是后来的华野六纵。”

“您还记得你们纵队司令是谁吗？”

“王必成啊，打仗是好手啊！”

老人语言含糊不清的念叨起来，我和朋友都默然了---一个来自乡下的老农显然不会知道这些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历史，这是支我军历史上的英雄部队----孟良崮上，张灵甫被这支部队击毙，使该纵队一战成名。

我们给老人夹菜，倒酒，继续我们的话题------ “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

“是呀是呀，美国人的飞机厉害呀，我就是在朝鲜受伤后才复员的啊！”

　“那您参军七年应该是干部了，怎么是复员呢？”
　
“没有文化啊，当不了干部。”

　看见我们狐疑的神色，老人着起急来：“你们两个娃不信吗？我有本本的，有本本的！”
　
老人慌慌地在怀里摸出一个包得很仔细的小布包打开来，两个红色塑料皮的小本，一个是复员军人证书，另一个是二等残废军人证书。老人慢慢卷起左边的裤管，我看见了一条木腿。
　朋友在包里又拿起一张叠的很仔细的白纸打开看，看完后递给我，默默无语。
　
那是一张村委会的介绍信，大意是持该介绍信者为我村复员残疾军人，无儿无女，丧失劳动能力，由于本村财政困难，无力抚养，特准许出外就食，望各地政府协助云云。
　
村委会的大印红的刺眼。我们都被这个事实震惊了，饭店老板也目瞪口呆，好久他才结结巴巴的对老人说：“老爷子，再到了吃饭的时候您就上我这来，只要我这饭馆开一天，您就......”
　
老人打断他说不，他说他还能走动他就要走，老人说东北人好咧，当年在丹东他就知道东北人好咧。
　
我纳闷地问老人为什么在行乞的过程里为什么不要钱呢？ 老人突然盯着我说：“我当过七年兵的，我还是个CD员哩，我怎么能......？”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看完后，心情沉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希望大家能把这帖帖满全国各地的论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中国现在还有着这么一些人！我没什么话说，能做的就是转发一次，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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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情也好沉重！
能做的只有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