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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之后,中国社会形势已经急转之下,共产党制度在中国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有鉴于此,我在这里准备着重谈一谈中国社会民众抗暴斗争的环境,并介绍一些新的方法,供大家借鉴和参考,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出更多更好的方法以做补充和更正不足之处。
在分析下面的问题以前,我们首先谈一谈中国目前的社会的性质。中共的社会制度,首先是一个表现为具有专制制度性质的社会制度,但是和历史上的所有专制制度的情况不同,这个社会制度本身又是一个以乌托邦为空想的社会制度,因此,它是一个同时具有两面性的社会制度形式,这类社会制度,我们把它叫做第二类专制制度,而历史上的那种一般的专制制度,叫做第一类专制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使它即具有一般专制制度的某些共同性质,又有和它们具有明显不同的性质,因此,除了有专制社会的一般的共同的发展规律外,又有和他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些性质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共社会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根本破坏社会的正常存在和发展为代价的,由于这种空想的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不能以任何有效的形式组织和指导社会生产,以及相应的、也不能有效地指导和帮助人们来维持自己的正常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因此,发展下去的结果,是在不断消耗社会本身的物质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破坏社会的正常的思想和文化,经过中共建政六十年发展,目前中国的可用的社会、经济资源已基本被中共糟蹋干净,因此,距离中共统治的覆灭也就为时不远了。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共就不仅残酷地彻底剥夺了工人和农民的财富,而且还完全剥夺了他们发展乃至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出路的可能,造成了大批工人农民的贫困化和在无尽的痛苦深渊中的挣扎,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本世纪一十年代以来,中共又把手伸向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大批股民,经过长达十年的无休止的掠夺,股民作为中产阶级也已经被基本消灭了,社会各基层的迅速贫困化,不仅造成了各种巨大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引起了各阶层民众的反抗暴政的斗争和反抗经济掠夺的斗争的猛烈发展,也耗尽了中共统治的最基本资源,即国家和社会的经济资源,面对自己走投五路、四面楚歌的窘迫处境,中共除了加强对资产者阶层——即以商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的掠夺外,迫不得已又决定把手伸向除太子党们的各级地方的贪官污吏,企图从中再掠夺一笔资本用于维持或苟延自己的岌岌可危的统治,由于中共的长期豢养,这些贪官污吏本身早已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因此,对其利益的触犯所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这势必在新的基础上造成和进一步加剧中共统治集团内部自翁安事件以来业已形成和存在的原有的分裂趋势,这种趋势的最终演变,将完全可能导致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中央官僚集团和地方官僚集团以及中央官僚集团内部各不同派系和利益集团由于彼此的利益斗争和冲突而最后分化瓦解,从而造成中共统治的不可避免的、也无可挽回的最后彻底崩溃,但是,如果中共不动这些人,又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国家的财力日益枯竭下去,从而统治的日趋动摇和削弱,而且国库的枯竭也满足不了官员的奢侈挥霍和掠夺愿望,乃至也会像上面的过程一样,异曲同工地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出现最终的崩溃结果,所以中共是注活不了的。
现在,中共已经财穷智竭,估计还能由于制度存在的惯性,依靠主要是来自中央的上层党官们的既有的顽固信念和统治手段,再坚持一段时间,就像一辆行驶中的车没油了,还能凭着惯性在路上继续跑一段时间一样,然后,就必然耗尽自己的最后能量,不可避免地走向最终的灭亡,在此期间,将发生大量的冲突和意料中的或意想不到的事件,使中共的统治在这些因素或力量的作用和破坏下,最终瓦解,从而被彻底赶下台,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按照我的估计,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其结果今年必定可见一番分晓。
关于民众斗争的具体方法,我的观点是,不要那个拘泥于暴力和非暴力问题之争,事实上,正像广大的中国内地民众所说的,非暴力的抗争打不倒共产党的官僚极权统治,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有暴力的方式辅之以才能起到必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内地民众和过渡政府之间好像有点不同之争,但实际上,从更仔细地了解过程看,他们的观点则是大同小异的,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并无根本的方法完全不同之处,为此,我想做一下自己理解方面的解释。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抗暴斗争方式,的确也是和古代社会是有很大不同的,或者说两者有较大的一些的不同之处,即使从近期来讲,也是和二十世纪中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社会,民众的抗暴斗争,基本上是无法以和平手段进行解决问题的,这是因为古代社会的法律和人文观念与现在不同,它既不知道也无法以民主制和民主制下的通行的观念和方法解决问题,其次,古代社会的社会物质条件也和现在不同,不适宜建立现在社会的那种协调机构,用以解决必要的社会和社会冲突问题,因此社会矛盾的发展结果,就是酝酿大规模的社会暴力冲突,最终形成以军事组织形式为存在方式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这种斗争方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说是有较大的、甚至是绝对的必要性,但是由此造成的后果也往往是非常严重的,就是造成严重的社会财产和人口的损失和消耗,从近代社会的发展的趋势看,这种斗争形式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它依靠这种斗争手段,推翻合理的制度形式,建立起自己的乌托邦的制度统治,事实证明,它的这种做法在以后的自身制度的发展变迁中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不仅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而且留下了严重的问题和隐患,已经走到了反面,从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世界环境的变化,这种斗争方式也就逐渐地衰落下去,而代之以城市的民众示威和集会等较为缓和一些的方式,这是因为这些方式,对于现代社会阶段来讲,对于表达民众的要求,通常也就够用了,因而也就再像过去那样组织起大规模的军队性组织进行这种必要的斗争了,所以,我想,现今中国民众对这种社会的情况和自己的心理诉求肯定是清楚的,他们肯定没有人想到,在现今的中国,有谁还会有必要组织军队去进行转战南北的武装斗争来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观点即使有,通常也会被一般的人们看成是一种唐吉坷德的行为,对于现今的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他们通常所设想的方式,也就是举行各种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来表达自己的要求,他们所说的暴力斗争,不过是要以暴力的方式达到单用和平的手段所不能实现的目的而已,这种阻力并不是社会的物质方面的条件造成的,而纯然是由现存的专制制度的人为施加的阻力所产生的,因此,这种思想并不奇怪,反而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是身处中国社会环境中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想法,这既是一种经验之谈,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总结,这种观点同过渡政府的主张并不矛盾,双方基本上大体是这样一个意思,不过区别好像是在具体说辞上的针对的侧重面有所不同,因而造成理解上的不同和产生一定的歧义,实际上,这种分歧是不必要的,双方应该互相沟通,再不至于产生误解的情况下,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过渡政府的说法应注意尽量满足中国大陆民众的普遍心理状况和需求为最好。这样也有利于作进一步的沟通和增加彼此之间的融合度。
中国民众现在通行的方法是,进行请愿或和平抗争,或者冲击警察和政府机关,但是,捣毁其宣传机构同样是重要的,每次大的事件发生后,中共总是能够及时地开动旋转机器,扑灭人们的反抗意识和扰乱事实真相,以阻止事件的蔓延和发展,因此,说共产党能够有超强的办法和能力渡过危机,不如说是它在每次事件发生时总能及时地获得相关的信息和对过程予以干预和控制,事实上,有很多谣言和官方发出的指令和上下级之间互动信息都是从中共的宣传喉舌发出的,如果民众在反抗中共的同时,也将其掌握的宣传机构一同摧毁,使中共发不出声来,则无疑会大大增加效果,像新华网、人民网和央视,只要一天之内受到影响,全国局势就会大受影响,与此同时,民运组织的媒体可以大力报道事件的过程,并及时地发出各种观点和评论,从而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进而可以形成对整个事件进程的一定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可以说,只要让中共几天之内发不出声音来,则其对全国的控制就会瘫痪,到那时,中共就会傻眼,事情的主动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民众手里,从而大大改变以往的不利局势,问题就会好办多了。
当然,摧毁宣传机构的方法也是很多的,这并不一定要将整个宣传机构的外观设施房屋摧毁才能办到,尤其不一定以攻击人为目标以便解除其戒备或妨碍进行,由于现代媒体的高技术性,只要将其至关重要的一些地方定点摧毁就可以了,像一个网站,向外发送信息的部分主要就是服务器,如将服务器破毁,这个网站的有效运行也就瘫痪了。在实际方法上,这种摧毁既可以是针对系统机械部分的、也可以是针对其部件的物理属性的,前者针对整个系统构件或某一部分进行的,可以将其捣毁会采取其他方式使其失去使用能力,后者则针对电路的物理性能或该系统所使用的软件进行,需要有一定的特别技术和知识,也需要对操作对象内部情况或有一定的了解,这种方法同前一种方法比起来,具有隐蔽性和不易查找事故原因从而顺利修复的特点,而其对行动者有一定的安全性保障,所依然有能力和条件建议采取这种方法,总的来说,这种摧毁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其短期内不宜修复,这种活动可以采取公开方式进行,也可以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总之,以达到具体效果最理想为好,而在具体的某一次事件中,既可以采取事先筹划安排的方式,也可以在活动中根据事情需要而定,总之,一切可以即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而又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
[ 本帖最后由 Accg0000 于 2008-9-22 11:17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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