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早期的稿酬:一降再降“文革”时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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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文化人不再受朝廷或官僚的豢养，成了自由职业者，逐渐获得了经济独立。书籍、报刊作为商品进入了文化市场，出版者发行书报可以赚钱；作者按劳取酬，获得版税或稿酬，更是理所当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付酬制度，但其间几经反复，稿酬一降再降，到“文革”期间降到了零。

　　建国初期的“高薪阶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的稿酬并不算低。当时职工的平均月薪只有40元左右（新币），而一部长篇小说却能得稿费数千元。就是万字左右的论文亦能得200元（合今2000元）。当时有个口号———“一本书主义”；无论这口号来自老前辈丁玲还是初生牛犊刘绍棠，总之他们当时都属于“高薪阶层”而遭人眼红。

　　　　　　
　　
　　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等文化人，都在50年代初用稿酬在北京买下了自家的四合院（价格大约都为一万多元新人民币）。赵树理是来自解放区的“土包子”文化人，进京后也颇具大家风度。他用稿费一万多元买了一处挺大的四合院，后见中国文联机关用房紧张，就把大院给公家用，换了一处小院；以后离开北京到山西工作，索性连小院也无偿交公。上海的巴金等作家，完全或主要以自己的稿费收入解决衣食住行一切日用。

　　初定国营出版业的书籍稿酬支付办法

　　1950年4月1日成立了新华书店总管理处，隶属于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是一个综合经营出版、印刷、发行的业务机构。

　　当时的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是叶圣陶先生。1950年4月25日《叶圣陶日记》中载：“驱车至玉华台。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宴请文艺界同人，商谈书稿报酬办法。愈之、洛峰均主张报酬不全据书籍之销数，拟取消从前之版税制，而易之以定期致酬制。雁冰、周扬、艾青诸位皆以为不甚妥。办法还得重加拟议。9时散。”

　　可见，是否继续采用版税制，当时反复斟酌研讨过。

　　1950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这次会议初步拟订了新中国的稿酬制度。决议中指出：“稿酬办法应在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为尊重著作家的权益，原则上不应采取买断著作权的办法，计算稿酬的标准，原则上应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

　　当时，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执行的第一个国营出版业的书籍稿酬办法，共11条。规定图书稿酬分定期稿酬和定量稿酬两种。书稿致酬，不论甲种乙种都按照千字计算（诗歌以每20行作为1000字）。

　　学习苏联“印数定额”制

　　从1953年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口径，把苏联的稿酬制度照搬过来，明确不采用“版税制”，而制订了“印数定额制”的付酬标准。

　　当时规定的“基本稿酬”原则是这样的：基本稿酬，是按作品的字数（或诗歌的行数）或著作页为计算单位，通常是以1000字或以若干诗行（如10行，20
行）或一个著作页为计算单位，付给作者若干报酬。通常计算标准如下：著作稿每千字老人民币6万—18万元（新人民币6—18元、合今60—180元），翻译稿每千字4万—13万元（合今40—130元）。

　　当时老人民币1万元（新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约合1997年人民币10—12元；国家出版社按基本稿酬再加上相应的印数定额，向作者付酬。

　　什么是“印数定额”呢？图书由国家出版时，根据不同作品的具体情况，订出每印一万（或二万、三万册），作为一个“定额”。一般是发行面宽的作品，如小说散文类的畅销书，“定额”就大；发行面窄的作品，如学术理论专著的“定额”就小。

　　1953年国家规定：1至4个定额，每个定额按全部“基本稿酬”付给。从第5、第6个定额以后，每个定额按基本稿酬的80％付给。递减至第13个定额以下均按基本稿酬的40％计算，付给作者稿酬。

　　这种“按基本稿酬加印数定额付酬”的办法，如一部20万字的书稿，以每千字老人民币15万元的平均标准计算，基本稿酬为旧币3000万元（合今3万元）；通常以1万册为一个“定额”。若印2万册，作者可得稿酬6000万元（合今6万元）；若印4万册，付酬12000万元（合今12万元），约相当于当时一级教授（月薪约300万元）三年半的工资。

　　　“印数定额”制不尽合理

　　1954年9月，出版总署撤消，这一摊工作并入文化部。胡愈之调到文化部，出版工作仍旧归他主管。1957年又反复讨论稿酬制度问题。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陈原副局长认为：“印数定额”制不尽合理。

　　例如曹禺出版了他生平的主要剧作，共60万字，才得稿费11000元（合今11万元），因为印得不太多。有一本小说《迎春曲》，仅20万字，因为印得多，也得稿费11000元。

　　社会科学书籍也有同样现象，如《怎样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一书，仅5万多字，因为印了150万册，编者拿到稿费7400元。而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两卷共60万字（为前者字数的12倍），但因为印数少，所得稿费不过7000元。

　　陈原认为：书籍印数多少不能完全说明作者所花的劳动力和书籍的质量。但现行稿酬制度却主要按印数定额计酬，虽有递减率和每千字稿酬高低不同，结果仍造成极不合理的现象。

　　陈原在分析了现行稿酬之不合理处之后，他又说：“社会上有人认为现在的稿酬比不上从前，这是一种误会或者是一种错觉。拿现行的稿酬比抗战前的买稿，现在稿费是高了（每圆＝3元）。比抗战的买稿，也高了（那时作家的口号是：争取“斗米千字”）许多。从前的抽版税，付给作者的版税率不超过10％—15％，但目前稿费占总定价往往在10％以上：人民出版社14.9％，文学出版社15.6％，科学出版社平均23％，解放后一般印数都超过战前好多倍，因此作者所得比过去大为提高。”

　　　　按上述三个出版社不完全的统计，各社几年来出过大约700位著译者的书稿，其中，拿到稿费1万元（合今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文学家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汉、曹禺、艾青等47人，占6.7％；社会科学家范文澜、翦伯赞等2l人，占3％；自然科学家10人，占1.5％。这些是稿费特多的著译者。

　　作家康濯，1954—1957年四年中，他在文学出版社出版四种作品，可得稿酬11822元，平均每年约3000元（合今人民币3万元），如果加上重印书籍及发表其他短文的收入，生活即可达到大学教授的水平。

　　但是若从书籍的版税标准来看，30年代作者版税率为15％—20％，40年代付给作者的版税率不超过10％—15％；所以，按照版税计算的50年代稿酬，略高于40年代，而低于30年代。巴金、冰心、艾青等老作家从自己亲身的经历，当然是希望恢复“版税制”的。

　　“为三万元而奋斗”成了刘绍棠的罪状

　　1952年，北京通县16岁的刘绍棠发表小说《青枝绿叶》，不仅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推崇，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1953年入党，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4年，刘绍棠刚满18岁，就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真可谓春风得意！

　　刘绍棠的朋友从维熙后来回忆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当时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把刘绍棠谈及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195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更发表评论员文章《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还说：“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住下来做专业作家。”

　　事情是这样的：1956年春，刘绍棠的妻子生了孩子，他就用稿费在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三合院。在“反右派运动”前，作家的稿费标准与当时的物价相比，还算高的。

　　刘绍棠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字，每千字15元基本稿酬，印了6.3万册，3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45元），收入人民币1800元（合今1万8千元）。

　　加上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中篇小说《夏天》、短篇《瓜棚记》，仅仅这5本不厚的书，刘绍棠的收入达到18500元，合今18万多元。那时北京的房子不贵。刘绍棠买的“三合院”，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二间，并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也不过2000元（合今人民币2万元）。这就是说，刘绍棠的一篇11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就可以买4座这样的三合院。

　　当时，刘绍棠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万元，合今35万元。

　　这就是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

　　　　上海文艺界的意见

　　当时文化人对于国家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并不满意。1957年4月底，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作家座谈会。傅雷说，现在出版局认为稿费太高。这是出版业与作家的一个尖锐矛盾。解放前，是销一本书，扣一份版税。最近是根据固定印数拿钱。10万字一本书一版定额为一万册，每千字10元，印一版，版税是1000元。拿了1000元后，要出到一万零一册时，再有钱。一般创作，一年可二、三版，古典文学名著销一万册要三、五年。再版无期，这种定额数是不合理的。

　　他又说，稿费标准也不能一般而定。编写一本通俗读物和花一二十年功夫才能完成的巨作，稿酬不能相差太近。作家再生产的过程是漫长的，不可能一本接一本地写，有时候，一二十天写不出一个字。同时，作家自己要有一定的特殊参考资料。所以现在稿费递减率要改变，创作稿费到七版时稿酬打八折，翻译第三版时打七折，这对花费过多劳动的人是不公平的。

　　“左倾”思潮影响，稿酬一降再降

　　但是，傅雷等作家的意见，丝毫没有被接受。反而变本加厉地降低了稿酬。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后，对文化人开展拔“白旗”及批判“一本书主义”等政治运动，认为印数定额稿酬制度是形成高薪阶层的基础。到1958年9月，就停止使用这种付酬办法。

　　1958年7月，文化部颁发《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才算是正式制定了统一的稿酬标准。当时的稿酬标准是：著作稿每千字为4元、6元、8元、10元、12元、15元。翻译稿为每千字3元、4元、5元、6元、8元、10元。比1953年的标准有所降低。

　　但是，新标准刚刚实行了3个月后，到1958年大跃进，由曹禺等几位作家联名发表文章，主动提出降低稿酬。冰心等人则提出取消个人工资，只靠稿酬生活。中国作家中只有巴金是不拿工资，只靠稿酬维持生活的。于是，文化部就在1958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提出：鉴于“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所以希望各地报刊、出版社将稿酬按当时标准降低一半。

　　1958年10月，文化部颁发《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正式采用“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付酬原则。

　　“基本稿酬”决定于稿件的质量和篇幅（字数、行数或页数），不受印数的影响；一般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只计算基本稿酬。1958—1962年，基本稿酬的标准（以每千字计算）：著作稿4—15元，翻译稿3—10元。

　　“印数稿酬”专对书籍而言。在基本稿酬之外，再根据图书的实际印数，按基本稿酬总额的百分比支付给作者报酬。1958—1961年，印数稿酬以千册为计算单位，实行累计递减的办法。印1—5千册，每千册按基本稿酬的8％付给；如一部20万字的书稿，印4万册，每千字以15元计算，则作者可得稿酬减少
40％，只有7350元（约合今人民币7万元）。

　　1958年采用新的付酬制度，一方面减少了基本稿酬（比1957年平均降低20—30％），又在印数稿酬方面，采用递减的办法。作者所得稿酬，比印数定额办法，明显减少。

　　到1960年，稿酬问题再度被提出来了。1960年10月，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废除版税制（指“印数稿酬”和“定额稿酬”），同时对当时一部分完全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于是，只付一次稿费，办法极其简单。

　　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倾，“印数稿酬”又多次下降。

　　1961年4月，国家下令取消了印数稿酬，只付基本稿酬，付酬标准与1958年10月相同。1962年5月，在“三年严重灾害困难时期”后的恢复阶段，一度恢复了印数稿酬。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当年7月，再度宣布停止实行印数稿酬，稿酬标准维持每千字著作稿4—15元，翻译稿每千字3—10元。

　　1966年1月，国家认为虽然取消了印数稿酬，但稿酬标准依然过高，又决定降低基本稿酬标准，减少50％；著作稿降为每千字2—8元，翻译稿每千字1—5元。同年5月，再度取消了印数稿酬，只付基本稿酬。

　　“十年浩劫”即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6年6月起，各出版单位自动取消稿酬。文章在报刊发表，或图书出版，一律不付报酬。稿酬制度实际上被废止。

　　摘自《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著　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