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共 产 党是苏俄制造的侵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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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共 产 党是苏俄制造的侵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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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华 民

　　中国GCD成立已经八十多年了。经过这八十多年的岁月，人们已经有充分证据，可以说明中国GCD的性质和面貌。



　　中国GCD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政党，而是由苏俄培植成立起来的政党。这个政党与苏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只有从中Gong与苏俄的密切关系入手，才有可能认清中国GCD的性质和面貌。



　　概括起来：中国GCD是苏俄扶植成立的侵华工具；是全心全意为苏俄服务的政党；是大量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政党；是一个毁国害民的党。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不仅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送来了GCD。



　　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不是如同俄共所吹嘘的，是甚么“无产阶级革命”。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是由旧沙皇换成新沙皇。外表换了新装，内里仍然是封建专Zhi制度。列宁也根本算不上是甚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列宁象马克思一样都是伪君子、假道学。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是甚么“温情脉脉的面纱”，他自己却偷偷与保姆通奸。养下私生子，既不敢认，又不敢丢。这是甚么感情？列宁在法国巴黎闯荡江湖，混了很长时间，常去三流妓院玩女人，得了一身花柳病。二十年后，潜伏的病菌发作，扩散到脑部，成了植物人，最后不治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



　　就是这样的一位列宁，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就在策划着如何征服世界。



　　一、一九一九年六月，他拋出一本“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是一本既为过去沙俄对外侵略进行解脱，又为苏联以后对外扩张进行掩盖的著作。按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尚是农奴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因此沙皇时期的俄罗斯就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就不是帝国主义行为。而新成立的苏俄是“社会主义”，自然也就说不上是帝国主义。因此，苏联如何对外扩张，都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解放”，是“挽救人类”。正是这样，苏俄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明目张胆，大摇大摆，闯进许多国家。所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实质上是苏俄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理论工具，是替苏俄对外扩张服务的。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另一个用意，就是把被压迫、被侵略国家求解放的斗争目标，一股脑都引向他所说的“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美国资本主义最发达，因此，就特别把反对的目标指向“美帝国主义”；把“美帝”列为头号敌人，煽动反美情绪。

　　按列宁的理论，是不是反帝、反美帝，是测验一国GCD是否真正马列主义党的试金石。不论美国是否侵略自己国家，凡是一提美国，就必须反。



　　实际上，单以中国来说，美国是侵略中国最少的国家，长期以来，是主张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国家，是愿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从中国切身利益来说，中国没有理由与美国为敌。真正侵略中国最多、最大的，恰恰不是“美帝”，而是“俄帝”，是“苏帝”。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作用，就是引导各国GCD把斗争目标指向“美帝”，而让“俄帝”、“苏帝”顺顺当当进行侵略。



　　苏俄成立不久就向欧洲扩张，攻打波兰，遭到惨败，碰了壁。一九二三年三月，列宁拋出一篇《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明确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大陆出版《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10页）。列宁很快把苏俄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东方的中国和印度。



　　二、列宁的上述言论和著作，是他对外扩张的舆论攻势。在他制造舆论的同时，还积极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势。



　　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采林（C.V.CHICHERIN），在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中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销沙皇政府对中国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中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的各种赔款中的对俄国赔款部分交还中国。”



　　1919年7月25日，列宁为讨好中国，又令苏俄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言说：“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建成哪样的国，采取哪样的政体，一任人民的自由选择，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以及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回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拋弃庚子赔款以及租借地等。”（引自郑学稼《中Gong兴亡史》第一卷，第476页）



　　1920年9月29日，加拉罕又发表第二次宣言。宣言说：“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俄国劳农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各条约为无效。放弃中国领土之侵占及在中国境内各租界，并将以前俄国帝国政府及中级社会人士所掠夺者，俱以无报酬永久还付中国。”（引自同上书第623页）



　　以上齐采林的报告和加拉罕的两次宣言，虽然是虚晃一招，但是还很灵，在当时中国的学界和政界，都引起了很大影响。一部分人认为苏俄确与沙俄不同。认为苏俄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势。一些人遂对苏俄仰望、羡慕、赞美不已。这都为俄罗斯在中国成立GCD做了有力的准备。



　　三、加紧策划在中国成立GCD。中国GCD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不是由十几个人一下子就成立起来的。而是在中Gong成立之前，苏俄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这个组织被定为世界各国GCD的联合组织。同时也是世界各国GCD的上级领导组织，对各国GCD实行高度统一的领导。各国GCD是它的下级组织。



　　第三国际组织法的第一条规定：“此新国际劳动者联合会之成立，所以组织各国无产者之共同行动，其目的则在推翻资本主义，设立无产阶级专Zheng，并组织国际的苏维埃共和国，以扫除阶级而实现社会主义，此为共产社会之第一步。”

　　第二条规定：“凡属于共产国际之党，应名曰某国GCD，为共产国际之一部。”

　　（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第219页）

　　这个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GCD之上，对各国GCD有指挥权。各国GCD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它要干啥，就得干啥。



　　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国际章程规定：各国GCD参加共产国际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共产国际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不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被共产国际开除，那就是极大的处分。后来的南斯拉夫被定为是修正主义，就被开除共产国际。

　　这个共产国际是以列宁主义为最高行动纲领。列宁主义为各国GCD的“圣经”。列宁死后，史达林的训示又接着成为各国GCD必须遵守的圣旨。



　　在第三国际的统Zhi下，俄共党史、俄共组织形态、斗争策略，都成为各国奉行的典范。中Gong一直把《联共（布）党史》作为经典，规定为干部必读书；在夺得大陆政权后，还把它列为高等学校公共必修课，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要学习。不知浪费了青年多少大好的时光！

所谓苏维埃政府就是苏俄在中国篡立的马列子孙政府！




　　1919年，俄共（布）在鄂木斯科秘密举行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即《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为了“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和寻找代理人。



　　1919年6月，俄共（布）在西伯利亚区委的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成立东方局，也叫“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与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帮助东方国家成立GCD。华裔俄共党员杨明齐被搜罗，参加设在海参威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19年11月，在德国柏林成立青年共产国际。


　　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库什纳列夫及萨赫扬诺娃联名向俄共（布）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着手与中国革命者联系。俄共（布）中央于三月立即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工作。



　　1920年4月6日，由列宁指挥成立“远东共和国”首都设在赤塔，直接窥视中国。



　　1920年6月25日，成立“俄国GCD华员局”，为俄共领导华侨中俄共党员的中央机构，以便利用华侨中的俄共党员向中国渗透。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由列宁主持，举行共产国际二大。华人俄共党员刘绍周、安恩学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列宁进一步策划向中国渗透的安排。选荷兰人马林、印度人罗易为“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和委员。后马林和罗易都被派到中国，参加指导和组织成立中Gong的工作。



　　1921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个机构组织庞大，设有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还设有情报部。专门挑选“中国通”或与中国有联系的人任职。



　　在此期间，俄共先后派出二十几位各式各样的间谍、特务，来中国各地进行活动，收买各阶层投俄份子，为在中国成立GCD进行准备。



　　中国京戏有开台锣鼓，开戏之前，先来一通锣鼓。叮叮当当一阵之后才开戏。俄罗斯在中国上演共产主义大戏之前，也是先来一套开台锣鼓。经过一番大造声势，紧急筹划的紧锣密鼓之后，紧接着就以“替天行道”的架式，把侵略魔掌伸进主权独立的中国，在中国成立GCD。


1929年夏苏联为拒我收回中东铁路而大举侵略我国




　　四、苏俄直接扶植成立中国GCD。1921年7月1日俄国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成立了中国GCD。



　　在中Gong党成立之前，俄共远东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在华活动一年多，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Gong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GCD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Gong。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Gong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尼柯尔斯基生于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来华时仅二十三岁。就是这样一个小青年，操纵成立中国GCD。马林为荷兰人，生于一九八三年，来华时三十八岁。这两个人在上海曾与李达、李汉俊秘密商谈，后又到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秘密会谈。



　　据包惠僧说。在广州“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GCD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费。”（《包惠僧回忆录》，转引自叶永烈著：《中Gong之初》第299页）。



　　中Gong后来说：由于中国工人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提高，具备了成立GCD的条件，才成立GCD。这纯是胡说八道。包惠僧的回忆，说得清清楚楚，是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GCD；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毫无干系。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更强大，也没急于成立GCD啊！而恰恰在成立中Gong的代表中，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

　　俄共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买一位中Gong一大代表。

　　为召开中Gong“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给“一大”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先发一百元，临回去时，再发五十元。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1946年苏军因在东北参加中Gong打内战而被国军所俘



　　这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对个人来说不算少。现时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只能买几个汉堡包，还不够买一条裤子。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那就值钱多喽！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不至于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每餐有四个丰盛菜肴一个汤。大米白饭，花卷馒头，随便吃。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五十个学生吃一个月的伙食；也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五十个月的伙食。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锟贿选，向猪仔议员买一张选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Gong“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真是廉价动物，一批贱货。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只是中Gong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甚么？是要他们干甚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就是这样，中国GCD的“一大”代表失去了灵魂，成立了国际GCD的中国支部──中国GCD！



　　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Gong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中Gong围攻四平街时，为国军所俘虏的北朝鲜共军



　　据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GCD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Gong译成中文本。”

　　中Gong“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GCD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所以，在中国成立的这个GCD，实际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苏共的“儿子党”，是马列子孙的党，是为俄国侵华服务的工具。



　　（关于中Gong是苏共“儿子党”的问题，中Gong自己长期一直是默认的。一九四九年中Gong进城时，墙上挂领袖像，马、恩、列、斯的像要挂得高高的；而毛泽东的像则要挂得很低，以示低人一等。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Gong建党四十多年之后，“儿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这就是中Gong的所谓“批修”是也。）



　　怎样看待成立的这个中国GCD？



　　陈独秀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Gong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著《中Gong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临刑前，知道自己已经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认自己参加GCD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GCD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不管他们后来个人的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蒋中正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GCD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很可惜，那些被鬼掺住的人是听不进这些教导的。



　　苏共在中国成立GCD是甚么性质的问题？



　　应该说，这就是政治侵略。作为一个外国政府和政党，跑到另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组织政党，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权，还要毒化这个国家，这难道还不是侵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是最明显不过的政治侵略。倘若不是如此，中国去俄罗斯组织政党并推翻他们俄国的政府可以不可以？



　　在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由外国人组织起来的政党，这个政党实际上就是听外国人指挥，替外国人服务的工具和奴才。以后中Gong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做俄国人工具，为俄国人服务的奴才史。

　　英国人用鸦片进行侵华，很快被中国人发现，受到中国人的抵制。日本人明火执仗，用飞机大炮侵华，立刻遭到中国人的抵抗。俄国人换了一个手法，从政治侵略入手，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使中国人从思想上被俘虏。这种马克思主义政治鸦片，可比英国的真鸦片要高明无数倍啊！



　　自中Gong成立之后，一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一直有代表常驻中Gong党内。出谋划策，互通信息，保持联络，不断指挥。



　　五、史达林鼓动“中国人打中国人”，中Gong发动南昌暴动。



　　1927年4月，共产国际开会讨论，决定迅速指挥中Gong，开展武装斗争。要中Gong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目下，展开农民革命。



　　1927年4月27日，共产国际密令鲍罗廷指使中Gong完成以下任务：

　　1，改组武汉政府，增加中Gong的领导力量。

　　2，改组国民党中央，选拔中Gong的积极份子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

　　3，武装两万中Gong党员。

　　4，选出五万工农积极份子，参加国民党军队工作，彻底改造国民党军队，排除其中的反动将领，代以中Gong党员或彻底的国民党左派。

　　5，成立法庭，严审右派及反革命份子。

　　6，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财产。

　　（引自张玉法：《中Gong现代史》第413页）

　　1927年6月1日，史达林电报指示武汉GCD：

　　1，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

　　2，以党部力量制止农民过激行动。

　　3，清除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GCD员，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份子，组织新军队。

　　4，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以新的工农份子代替旧份子。

　　5，以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

　　（引自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108页）



　　以上的密令和史达林的电报，说明苏俄直接指挥和破坏中国内政是如何具体和严重。其中仅以“土地革命”来说，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瓦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明真相的农民，怎能会看出“土改”对中华民族真正损害啊!

　　1927年8月1日,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策划、指挥下中Gong发动南昌武装暴动。

　　史达林在发出上述两封电报后，仍不放心，于是于七月中旬，再派纽曼(NEINZ NEUMANN)及罗明纳兹(BESSD LOMINADZE)来华。纽曼是德国人，二十六岁。罗明纳兹是俄国乔治亚人，二十九岁。他们两人到汉口后，就积极推动暴动政策。他们计划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发动暴动。



　　周恩来、张国焘都是共产国际份子，都无限忠于共产国际，一切以共产国际马首是瞻，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自然就不去顾及自己国家、民族的安危和痛苦。


苏军将清点后的日军武器全部交给中Gong发动内战




　　
七月下旬，政府军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进驻江西，GCD密派周恩来、张国焘随军潜往。周、张偷偷摸摸混入南昌。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也都混进南昌。他们煽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十一军第二十师师长叶挺，还有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等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深夜暴动。这就是被中Gong大肆吹嘘的所谓“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8月4日，国民革命军包围了暴动军队。五日，暴动军队突围，逃跑到江西南部，于九月抵达广东汕头。后在潮汕被国民革命军击溃。叶挺、贺龙残部由朱德率领向滇军范石曾部投降。后来，朱德再叛滇军，搞了广东暴动后，跑到广南一带流窜。周恩来等则潜逃到香港，以后又偷偷溜到上海。



　　这个时候的贺龙，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出生入死为“革命”，几十年后却被毛泽东生生折磨致死，临死前连喝一口水，都不可得！当初的“革命”，又是所为何来？

　　自南昌暴动后，中Gong就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最残酷的武装斗争，大打“内战”。



　　这场延续数十年的“内战”，已经十分明确。它根本不是中国人自己内部不同政治派别打的斗争，而是由俄国人指挥的，并且是由俄国人供应经费和武器，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一场战争。把这场延续十年的战争，说成是中国的“内战”，这是不准确的。



　　俄国人挑动和支持一部分中国人替俄国人去打中国人。这才是实质。俄国人自己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后来日本人武装侵华，搞了个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数十万同胞，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这种深仇大恨，数十年过去，中国人始终不能忘却。



　　可是，苏联人通过毛泽东之手，杀害中国同胞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上万万，中国人民对苏联人不但不痛恨，反而把它颂仰为“解放者”、“大救星”。中国人的民族觉悟哪里去了？

张惠民与陈东和主动向国民政府交代苏军收买他们搜集国军情报以供给中Gong，后知工资竟由中Gong所付。



　　苏联人对日本人一枪没打，却把中国东北全部工矿机械设备一扫光，还到处建立“解放碑”、“胜利碑”。长春最好的一条大街给了史达林，命名为“史达林大街”。中国人的尊严、耻辱、是非都到哪里去了？



　　在对待侵华政策上，日本人与俄国人比较起来，就太简单，太笨拙了。日本人兴师动众，大闹一场，除了给中国人留下无限的仇恨，甚么也没捞到。俄国人躲在背后，不声不响，要中国人去打中国人，最后要中国人把大片土地和财富乖乖地送上手，还要对苏联感激涕零，高喊万岁万万岁。比较起来，在侵华的问题上，日本人的智慧比俄国人的智慧差得太远了！



　　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一部分国家，主要是落后国家，陆续吹起“共产主义革命”风。这股“共产主义革命”风，尤以在中国最为时髦和盛行。



　　当时，在中国就陆续展开一场大辩论。辩论的中心，就是要不要走俄国人的路？要不要与俄国人联盟？



　　起初，这场辩论还是笔杆子对笔杆子。到中Gong南昌暴动之后，这场辩论就由笔杆子对笔杆子，发展到枪杆子对枪杆子。当然，枪杆子就不讲理了，谁是谁非不是以理服人，而是蛮不讲理。谁打胜，似乎谁就掌握了真理。



　　自俄罗斯十月革命，到在中国成立GCD，到挑起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就不得不在中国人面前提出一系列问题。苏联是一个甚么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又是甚么性质的？它是不是照样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对中国是那么具有善心，会拯救中华于水火吗？



　　马克思主义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



　　刮“共产主义革命”风的人，当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是毫无疑问的肯定，并且痴迷奉行。但是，中国大多数人对上述问题却得不出肯定的结论。



　　自中Gong在苏俄指挥下走上打内战的道路之后，中Gong与国家矛盾的性质，就起了质的变化。从非对抗性，走上对抗性；具有将自己转化成为苏俄侵华工具的性质；具有从单纯的国家内部矛盾，转变为具有苏俄对华侵略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性质。对于矛盾的这种转化，由于中Gong的欺骗性，当时国内的很多人是认识不清的。



　　六、苏俄继承沙俄侵华衣钵继续侵华。苏俄同样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蒋中正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底赴俄考察后即明确指出：“在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当时，曾参加戊戌变法的维新革命家梁启超先生，也曾非常明确指出：苏俄是帝国主义国家。他说：“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毫不沉吟地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他是帝国主义的……一国的国民性可以换一面招牌就得转变的吗？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Zhi，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转轮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从前是“沙”的脚下草，现在便照例承袭充当执行委员的脚底泥；中国从前是“沙”的梦想汤沐邑，现在便是红旗底下得意的拋球场．”（1925年10月27日，北京“晨报社会周刊”第四号）梁先生这段论述，实在是非常深刻，把一个苏俄描述得具体生动。就是八十年之后的现在，来看这段对苏俄的论述也仍然准确。



　　实际上也确实是，苏俄在取得政权不久，就接过沙皇衣钵，开始继续对华侵略。起初是以剿灭白俄兵为名，把军队开进中国外蒙古。白俄兵与红俄兵好象很有默契。红俄兵进来，白俄兵交棒，红俄兵接棒；接棒之后，就占据不散，武装侵占中国外蒙古。



　　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时，就千方百计要分割、侵占中国外蒙古。虽然没有正式侵略成，但是沙俄的侵略势力却已经占据外蒙古。苏俄是完全趁机承袭沙俄侵略势力进驻中国外蒙古。



　　1921年2月，白俄军将领谢米诺夫（Ｓｅｍｅｎｏｆｆ）由日本人供应军火，由他的部下恩琴（Ｒｎｇｅｍ）率领白俄军及原蒙古军，在日本军官的协助下，攻占库伦（现乌兰巴托），抢走活佛。同年三月，由白俄军扶植成立“外蒙独立政府”，接着这些白俄军连续攻占了蒙古很多地方。

　　1921年7月，正是俄共在中国组织成立“中国GCD”的同时，苏共红军侵占外蒙古，打败白俄军，占领库伦。苏共军在赤塔狂杀中国侨民。接着扶植由苏共训练的波多（Ｂｏｄｏ）任国务总理，组织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到同年十一月，又把这个政府改为“蒙古独立国”。在中国之内成立国中之国，严重侵害中国领土和主权，明目张胆分割中国。



　　1921年9月，列宁统Zhi下的苏联，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苏共拉拢当地青年，组织“土文革命党”。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苏俄导演下，成立“乌梁土文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实行苏联制度，与苏联订立密约，由俄国人控制军事、政治和外交。



　　这是苏俄侵华，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它分裂了中国领土，侵夺了中国主权。

　　这是在加拉罕几次声明之后，在列宁统Zhi下的俄国对中国新的侵略罪行。中华民国政府始终没有承认苏俄这种侵略。



　　1923年1月，苏俄与外蒙古私下订立密约，允许苏俄在外蒙古驻军，容许俄国人开采一切资源和金矿，容许拨土地给俄国农民耕种。一九二四年，苏俄进一步与外蒙古订立协定，要求外蒙允许苏俄建筑从赤塔到库仑的铁路，在铁路两侧一百俄里内，俄国有伐木、开矿、建屋等权利。一九二四年七月，苏共将“蒙古人民政府”，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苏俄把蒙古完全当作殖民地来对待。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第二个伪政权，严重侵犯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



　　七、苏日串通，合谋侵华。早在八国联军侵华以后，俄罗斯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勾引和助长了日本人的侵华欲望，造成日本人与俄罗斯相互争夺侵华权益，以致在中国的领土上大打恶仗。俄罗斯惨败，吐出南满地区，退到北满。日本占据南满。



　　苏俄成立之后，加紧侵略中国外蒙古，又再一次勾引和助长日本人的侵华野心。如果苏联不侵华，日本人也不敢轻易侵华。



　　俄日大战之后，俄罗斯在侵华战略上有个大转变。这就是从过去与日本人战争争夺，改为与日本人合伙、合谋争夺。共同侵略和瓜分中国。苏俄成立之后也延续沙皇时期定下的这种策略，就是与日本不用对抗形式争夺，而是用合谋形式，共同侵华。



　　1927年4月，日本军阀田中义一成立内阁。这位田中，野心极大。八月，田中派森格去大连，与关东军头目举行“大连会议”，接着就制定出野心勃勃的“田中奏折”，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洲。”田中的计划，实际上是与俄罗斯互相争夺和侵华的一个计划。

　　1928年5月，日本人在济南用割舌的残酷手法，杀害中国驻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接着，田中计划把中国东北及朝鲜的一部分，与贝加尔湖以南的西伯利亚地区合并在一起，设立一个自治区。田中派前日本驻美大使高藤博及内阁阁员久原房之助等人，带着田中的计划去苏俄，与苏俄协商。史达林欣然接收这个计划。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与日本人和好，又可以刺激中国人反日。苏俄可趁机坐收渔人之利。（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128页）



　　史达林这个狐狸精，一生一世就是千方百计侵略和陷害中国。他比老沙更阴险狡诈。

　　史达林在鼓励日本侵华的同时，自己也加紧进行侵华。



　　1929年5月27日，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召集远东各地重要GCD干部举行共产国际会议，讨论对华侵略事宜。被哈尔滨地方当局发现，经搜查捉到苏共、中Gong党员数十人，查收到扰乱中国秩序、企图分化中国的文件等共数万册。（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126页）从搜查出的文件证明，苏俄驻哈尔滨的一些机构，都是苏俄的特务组织，是苏俄颠覆中国的活动中心。



　　1929年7月10日，我国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命令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按照中俄协定，免除俄人局长职务，并解除苏籍GCD份子高级职员五十九人的职务；另派华人继任。收回一切路政。同时搜查俄人用作间谍活动的职工联合会、国营贸易局等机构。有效地打击了苏俄深入中国的侵略势力。（同上书第126页）



　　1929年8月11日，苏俄急不可耐，调动大军，发动侵华。



　　苏俄在远东原驻三万人的军队，为了入侵中国，又在西伯利亚征召十万人入伍。同时还从俄罗斯内地派来七千人的秘密警察，派加仑（GALENS）为苏俄远东特别军总军团长。由他指挥俄军对东自绥芬河西到满州里，中国沿边重要城镇和地区，全面侵犯。中国政府为了自卫，命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东北军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



　　1929年9月19日，俄军炮毁我国吉林绥滨城。同时，在三江口、同江、富锦、桦川、满洲里、扎兰诺尔、密山、绥芬河等地都进行激烈的战斗。



　　1929年11月17日，苏俄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猛袭扎兰诺尔。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激战中，旅长韩光第及全旅十之八九光荣牺牲。



　　这时，与苏俄明目张胆武装侵华相配合，中Gong竟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政府军难以北调抗苏。当时的形势就是，苏俄在北部进攻，中Gong在南部“造反”。双方紧密配合，共同谋害中国。

　　这个时候，卖身投靠的中Gong，已经堕落为没有中国国家概念和没有民族意识的汉奸和走狗。在俄国人公开武装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阶段，中Gong却叫嚷：“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打倒国民政府”等口号，周恩来、刘伯诚、叶剑英等人，由俄国人每月供应三千万卢布，从俄国到中国东三省，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GCD徒，组织义勇队，参加俄国人侵华的战争。中国人帮助俄国人侵略中国。中国人与俄国人一起杀害中国人。这就是中国GCD人的“革命”。

中Gong逢会必挂苏共党旗



　　1931年9月18日，当日本人看到苏俄正向中国武装侵略时，他们着急了，再也忍耐不住了，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接着很快占领全东北。



　　日本人作为一个旁观者,他们对苏俄自然看得很清楚，甚么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等等，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在这些词句下，掩盖着的是对外的侵略和扩张，这才是真的。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就是来和苏俄争夺东北，阻止苏俄向东北扩张。



　　这个时候的苏俄，由于过去有被日本人打败的教训，早已转变策略，不与日本人对抗；并想把侵华目标转向蒙古和新疆，所以也就从东北缩了回去。



　　日本人侵占中国东北后，苏俄的加拉罕明确告诉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说苏俄无意干涉东三省事件，使日本人更加放心地侵华。苏俄这种表示，并不是它不想侵华，而是它的侵华热点早已转移的缘故。



　　日本人是武装进攻，烧杀抢掠，很容易遭到中国人的反抗。俄国是政治侵略先行，先从思想上麻醉中国，很容易迷惑人，不使中国人感到它是侵略。



　　世界上的事情，并不都是孤立的，偶然的。很多事情是相互联系的，互相影响的。任何孤立的，片面的看问题，都是不可能看清楚的。实际上日本人侵华的祸源，恰恰就是苏俄。如果没有苏俄先入侵东北，日本人也未必敢侵略中国。八国联军之后，俄罗斯招来日俄大战。一九三一年苏俄侵华，又惹来“九一八”事变。这就是事实。



　　有的不明当时事件真相的人，对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大肆责怪蒋中正、张学良不抵抗，而根本不看苏俄也正在大军压境，加紧侵华。当时中Gong在苏俄指挥下，最盼挑起中日战争，以便让俄国人趁机侵华。所以，当时中Gong的“抗日”叫嚣，完全不是为中华民族着想，不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纯是为俄国人的侵华服务。



　　由于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苏俄又进一步策划在中国的心脏地区，在中国的南方成立第三个国中之国，进一步分裂中华。



　　1931年11月7日，中Gong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时，在瑞金召开所谓“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六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还制定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确定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Zheng。



　　后来这个工农政府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如果说中Gong搞武装暴动，发动武装斗争，中Gong与国家和人民的矛盾已经发生变化；那么，中Gong在中国境内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政权，这就使矛盾进一步变化。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成立另一个国家。这既是常识，更是国际法的通例。



　　而尤其严重的是，中Gong这个政权是以苏俄政权为背景。从名称到制度，到性质全部执行苏俄的一套，并且按照苏俄的指示行事，随时向苏俄请示汇报。这样一个政权，实质上是苏俄的傀儡，成了人家的走狗。这个傀儡政权是抢在日本人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傀儡政权之前成立的。

　　毛泽东成立的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继“乌梁土文人民共和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后，苏俄在中国成立的第三个傀儡政权。



　　日本人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才在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比苏俄在中国江西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晚三个月。也可说是日本人看到苏俄抢先在江西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们才跟进成立“满洲国”。中Gong现在时常叫嚷：“不许分裂祖国”，“不承认两个中国”。实际上分裂祖国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中Gong自己。搞“两个中国”的也不是别人，首先就是中Gong自己。



　　毛泽东这个人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他在闽西时，曾经临阵脱逃，被周恩来等人批评为“逃跑主义”、“诸葛亮式的学究‘锦囊妙计’”。一九三一年初，他被罢免了总前委书记及总政委的职务。（贺贞明：《七十年肮脏史话说从前》，1991年《争鸣》七月号）。但是毛泽东这个人是不甘于被冷落的。他到瑞金之后，就千方百计清除异己。他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以我为核心，以我为准绳。谁反对我，谁就是反革命，必欲杀之而后快。



　　据披露，在瑞金，万人坑就有十几处。（见李忠道《毛酋秘闻》1976年6月版）

　　是时的deng小ping参加了毛泽东的小帮派。在一九三三年围剿中临阵逃跑，躲到香港避难。结果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受严重警告处分。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李铁映之母），因此与他离婚。改嫁给当时的中Gong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贺贞明：《七十年肮脏史话说从前》，《争鸣》1991年七月号）



　　自中Gong发动南昌暴动，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毛泽东在内地，疯狂进行大屠杀。俄国、日本人从外部对华大屠杀，毛泽东则与他们同步，密切配合，从内部开展大屠杀。



　　据当时上海《申报》报导，仅鄂、豫皖边区，二十三县的人民遭到的祸害计有：

　　屠杀人数　　1，563，500人；

　　流亡人数　　1，183，530人；

　　烧毁房屋　　2，433，343间；

　　牲畜损失　　2，725，075头；

　　财产损失1，330，423，500元。

　　据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公布，自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928－1932），江西全省六十一个县人民受到GCD祸害：

　　屠杀人数　　　431，750人；

　　流亡人数　　 1，688，532人；

　　烧毁房屋　　　349，743间；

　　财产损失　　442，529，110元。

　　（李进请：《中Gong匪党真面目》第183页，另参见大陆学者贝聿所著《中国左祸》一书。）

　　这些罪行是俄罗斯最愿意看到的。他们难以用他们的手，屠杀中国人；而通过中Gong却很好地达到了屠杀中国人的目的。他们对中Gong“一大”代表，仅仅一百五十元的投资，却换来这么多毁华的成绩，该是多么划算哪！



　　“九一八”日本侵华之后，苏俄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不断鼓励日本向中Gong南部扩张；一方面指示中Gong宣扬“抗日”。当时正是德、意、日三国联合，准备发动世界大战时期。苏俄鼓动日本向南方侵略，就可减去其对苏联的威胁。倘若日本向北，向苏进攻；而德国从西部进攻苏联，苏联西、东两面受敌，必然会被打得惨败，在地球上早就没有苏联这个名字了。所以，日本没有进攻苏联，是苏俄在战略上的极大胜利。而日本则是最大的失策。因为倘若日本当年不是听苏俄的，不向南部扩张，而是向西伯利亚进攻，与德国一起对付苏俄，日本一定会战胜苏俄。甚至有可能象当年中国蒙族英雄成吉思汗一样，一直打到莫斯科。日本不但不会失去北方四岛，还会占据整个西伯利亚广大地区。



　　日本人的失误就在于亚洲人打亚洲人；而不是联合亚洲人共同打败斯拉夫人，把斯拉夫人从哪里来赶回哪里去。这个历史教训，很值得日本人深省。



　　八、共产国际命令中Gong宣扬“抗日”口号

　　由于德、意、日勾结，加紧世界紧张局势。苏联受到德、日夹击的威胁，异常恐惧。因此苏联想方设法摆脱自己的困境。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进行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讨论苏联怎样摆脱困境，以及各国GCD如何为帮助苏联摆脱困境效劳。

　　会上，提出在各国要建立“人民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GCD需要人民的时候，就讲究统一战线。不需要人民的时候，就拼命打压人民。



　　中Gong代表陈绍禹（王明）在会上强调，中Gong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会议进行期间，八月一日，陈绍禹以中Gong中央及中国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叫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陈绍禹被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主席之一；康生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共产国际候补执行委员。（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144页）



　　会上，共产国际特别指示中Gong宣扬“抗日”，完全是一箭双雕。一是中国抗日，就可牢牢牵制住日本，使日本泥坑深陷，根本不会去威胁苏俄。二是，中国抗日，中Gong就可免去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当时中Gong正处在大逃亡时期。



　　所以，苏俄指示中Gong“抗日”的这个主张，站在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的立场来看，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是极其恶毒的。



　　中国抗日，或不抗日，或何时抗日，这是中国的内政。这需要中国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和决定的事情，根本无需他国进行干涉和鼓励。



　　然而中Gong不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不是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各种利害关系，而是只从自身利益出发，接过苏俄的圣旨，奉若神明，在中国各处大炒“抗日”风潮，恶毒攻击蒋中正先生“不抗日”，“卖国”，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直至如今，中Gong仍然自命为自己是抗日的，攻击国民党是不抗日的。极尽歪曲历史之能事。



　　在抗日战争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中Gong却躲在大后方不断捣乱和破坏，从来没有过认真抗日。



　　九、中Gong与日本勾结，苏俄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华、毁华。据宋宾（Peter Vladimirov）日记指出:“延安与日敌南京派遣军总部有协定，‘互不开火’”。（中Gong文化学院编：《中国近代史》，第172－173页。华岗出版社，1977年9月版。宋宾为中国抗日期间，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代表）。

　　苏日勾结。一九三八年八月，俄国与德国签订秘密协定，促使德国希特勒发动欧洲战争。这时，苏联驻中国上海领事馆领事与日本军部特务机关密切往来。苏联领事对日本人表示，如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府，苏联将于适当时间给予承认。当时，苏联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由日本占据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而中国的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的大西北，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199页）。中国抗日期间，日本人对中国大后方狂轰乱炸，唯独就没炸延安。日本人进攻湖北、湖南、广西，唯独就不打陕西。你看怪也不怪！



　　由于苏日密谋瓜分侵华范围，中Gong在延安受到保护。全国人民浴血抗战时，毛泽东躲在窑洞里花天酒地，与江青鬼混。这个时候的江Z民，则在大汉奸汪精卫的庇护下，过着大阔少的生活。一个受苏联保护。一个受日本人保护。一孙一爷，各安其所。



　　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中立友好条约》，双方沆瀣一气，共同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苏联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两国互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苏联用这笔交易，鼓动日本南进。斯达林对日本谈判大使松冈洋右说:“这样，日本可以安心南进了！”

　　苏日这份条约签订后，史达林眉飞色舞。当松冈洋右离开莫斯科时，史达林故意要列车迟开。他亲自跑到车站，去给松冈送行。两个人热烈拥抱，久久不肯分手。并在车站留下亲密携手的倩影，以示不忘。



　　史达林接待日本一位大使，远比九年后接待中Gong国家元首毛泽东要热烈无数倍，可以与数十年后，叶利钦与江Z民无比热烈的拥抱相媲美。



　　在《苏日中立友好条约》中，苏联把自己摆在了与日本同样的侵略国的地位。日本侵华。苏联也照样侵华。两国同步进行。唯一令人惊讶的是，中Gong一方面不认真抗日，一方面又欢迎苏联侵华。岂不怪哉！



　　1943－1944年，中Gong军透过日军特务机关，将国民政府军部署和作战计划密告日军，希图引诱日军攻打政府军，并深入华西地区。以便中Gong向西北扩张，及与日军一起夹击四川和贵州。这就是中Gong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与日本人站在一起，共同攻打中国政府军。



　　直至今日，中Gong还在自命为自己是抗日的，攻击国民政府是不抗日的。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靠欺骗人民混日子。



　　不过，历史事实，是非曲直，是无法抹煞的。中Gong封了那么多的元帅、将军，可有几个是因为抗日而立下丰功伟绩的？中Gong在抗日战争时期，直接与日本人打过几次硬仗？除了地道战和李向阳之类小把戏式的战争，还有甚么？中Gong极端炫耀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三大战役那种残酷的战争场面，可是中Gong在抗日时期，可出现过跟日本侵略者如此“大打、狠打”、直到要将日寇“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样一种场面？



　　俄国人利用中Gong进行“中国人打中国人”。俄国人利用日本人进行“亚洲人打亚洲人”。这就是斯拉夫人在二次大战时期策略的运用。中Gong、日本人都是斯拉夫人在亚洲运用的工具。

　　中国人在“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受苦；在日本人“亚洲人打亚洲人”中受难。这就是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遭遇和命运。



　　中Gong在夺得大陆政权后，更是公开“一边倒”，彻底为苏俄服务，大肆出卖中华民族的领土和主权，更暴露出它是苏俄侵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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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无尾 的签名什幺叫中国，我曾经没有把握， 如今我才知道，她在我胸口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