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收入10万元抗不过一场病 中国中产阶层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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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曾被众人羡慕的家庭，因妻子患病住院而几乎耗掉家中全部财产。如今，妻子病逝，房屋一套变卖、一套出租，丈夫心灰意冷辞去社会上各种兼职一人借宿于其姐姐家中。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因病返贫跌入社会底层，不仅折射出我国中产阶层的脆弱，也意味着我国目前尚缺乏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政策土壤。

　　因病返贫，从“中层”重回“底层”

　　成都市锦江区洞青树社区的老李，今年48岁，目前在成都市一家自行车修配仪厂工作，月薪仅400余元。

　　据老李介绍，1975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就在该厂上班。为了改变命运，1984年，他曾经停薪留职从该厂出来单干。刚开始是做点小百货生意，后来就和老婆一起在社会上四处兼职。

　　老李告诉记者，1998年至2001年是他们创业的黄金时期，平均每个月收入8000元左右，不仅置办了两套房产，还有近30万元的银行存款。由于老李妻子身体不好，两人一直没有要孩子，家庭经济压力不大，因此夫妻俩当时的想法是再辛苦几年，就可以辞去各种兼职，在家做点小生意，再买辆车颐养天年。

　　然而老李这个美梦没有实现。2001年，老李妻子被检查出身患癌症，之后老李夫妻多年来辛苦挣来的财富如流水一样迅速流走。

　　老李说，从2001年妻子被检查确诊到2003年去世，共花了40多万元，不仅用光了所有积蓄，还被迫卖了一套房产。

　　如今，老李的年龄大了，无力也无心再像当年那样去拼命赚钱，于是回到原先那个自行车修配仪厂继续当个小工赚点小钱，为补贴家用他不得不将另一套房屋出租，而借宿于姐姐家中。

　　当初离开工厂玩命赚钱为的就是发家致富，而现在，老李却还是戏剧性地回到了起点。

　　人数少、抗风险能力低，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常常被简称为中产阶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评价说，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已经在我国培育出一个“在社会事务中，经济和身份上都属于中等阶层的社会群体”即中产阶层，这一阶层的壮大和稳定是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一个标志，但老李家庭因病返贫现象正说明我国的中产阶层还相当脆弱。

　　据四川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关于中产阶层的专项调查和推算，2005年，四川省中产阶层家庭比例不到12%。若仅以成都、重庆和西安三个城市化率最高的西部城市核心区调查数据来看，中产阶层不超过30%，这与中产阶层占据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结构还相差甚远。

　　中产阶层比例较小，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较快增长，部分中产阶层抗御风险能力变弱，出现不同程度向下流动苗头。特别是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大改革又将成本大量转嫁至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出现低收入群体无力承担、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承担的现象。

　　统计显示，教育费用、医疗保健与住房改善等刚性支出大幅度增长，2005年1至9月份，这三项消费支出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1.8%、21.1%和
20.3%。对这些支出的增长，社会各阶层承受能力迥异。以教育支出为例，2005年1至9月份，西安市高收入水平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为1000余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而据统计部门推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不低于800元，该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13%，是高收入家庭的2倍多。

　　壮大中产阶层关键在制度

　　中产阶层对于稳定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需特别注重培育我国社会的中产阶层。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石英认为，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原因。

　　石英认为，壮大中国中产阶层的关键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其中，合理的税收制度作用十分显著。

　　税收制度的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因此应加强税收制度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导向作用。资料表明，一些国家在征收个人所得税前后，其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有明显的变化。1971年至1992年，加拿大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前从0.447上升到0.491，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后却从
0.372下降至0.359。另外，目前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有限。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予，要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税率，如征收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予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

　　我国目前一些大的行业如石油生产、邮电通讯、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等行业缺乏竞争，垄断现象还依然存在，他们获取的“垄断利润”打乱了社会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因此，国家应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劳动、财政、统计等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监测，定期发布行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导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人工成本比较，合理确定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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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爲什麽会失败？

作者：胡少江  
  自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批评中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不成功的研究结果公布以来，中国民衆长年积累的对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不满顿时成爲中外媒体的聚焦点。 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已经是中国官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三周前发布的社会蓝皮书《２００６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全国有百分之六十五点七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民间的结果则比官方研究报告披露的问题更爲严重。零点公司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百分之六十六的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在农村则更高达八十。由于缺乏保险，中国约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居民有病不就医，仅百分之三十的病人应住院而不住院。
研究中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失败的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部门的改革着眼点不正确。中国政府在进行医疗制度改革时候，其着眼点在于减轻财政负担，而不是提高人民群衆的健康水平。作爲结果，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支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这与文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完全背道而驰。
不仅如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医疗部门在管理和监督方面缺位也是医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的医疗卫生部门理应是代表全体人民管理医疗系统的。它本来应该担负着制订政策、监督实施的重任。但是中国的医疗部门却成了各级医院的老板。当医院的利益与患者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部门总是站到医院一边。这使得医院拒绝抢救无力缴费的患者、医生和药业公司相互勾结在患者身上巧取豪夺等丑闻在中国频仍发生。去年，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发表的审计报告透露，在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仅是卫生部和北京市所属十家医院违规向患者多收费一千一百二十七万元。对这些问题，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主管部门完全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
二十多年来，中国医疗制度的改革是朝着市场化和産业化的方向进行的。甚至当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已经成爲衆矢之的的时候，还有不少人认爲，中国医疗政策的失败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种看法其实是过于简单化。
不错，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总体来说，凡是市场改革彻底的地方，经济发展就迅速；凡是政府干预过多、或者国有企业仍旧占垄断地位的地方，经济发展就受到阻碍，消费者的利益就遭到侵害。但是，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规律，单纯的市场化和産业化无法保证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成功。
即使是最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也从来不否认市场机制有失灵的时候。在市场机制的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最爲典型的导致市场机制失灵的原因之一，就是资讯的不对称。只要资讯不对称，就不可能有一个公平的和有效率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消费者和生産者之间的资讯不对称现象尤爲严重。具有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也对缺乏知识的病人之间完全不是对等的，在它们之间，根本不具有公平交易的市场。前不久，哈尔滨市的一位中学离休教师住院六十七天，被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取各项费用五百五十万元的新闻，便生动地向世人证实医患之间的这种不对等性。医疗卫生事业的这种特性，需要政府的合理干预。而中国政府却恰恰在最需要他们干预的地方，完全放弃了责任。
中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失败还在于缺乏配套改革。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医院制度改革。它包括财政拨款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工资制度、甚至独立的监管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没有这些配套的改革，医院的管理只会越来越混乱，老百姓看病难的局面只会越来越严重。例如，如果没有大面积覆盖的医疗保障系统和贫困人口的社会民政救治系统，同时又要求各级医疗实行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就很难杜绝医院对危重病人见死不救的不人道现象。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