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共到底掠夺了民族资本家多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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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到底掠夺了民族资本家多少财富？

【引言：本文以陈祖沛、荣毅仁、卢作孚、康心如等几个民族资本家为例子，从发家，到上GCD贼船；以大量事实证明从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本家资产在不断被折腾、被压缩、被掠夺；最后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意识的工人群众监督下，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被评为24.1864亿元，不及实际的十分之一。即使以此为基数，从1956年到现在的40年中，不计复息，也不问年息5%是否合理，中Gong反动派便起码侵吞了民族资本家3万6千亿元以上的利息，遑论本钱被剥夺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伤害、迫Hai和杀害所带来的损失。】

（一） 从陈祖沛看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发财？

陈祖沛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让15岁的陈祖沛战胜众多竞争对手，做成一笔大生意；从此有了善于做买卖的美名，在商场上崭露头角。虽然如此，从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仍数度失业。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9,000元的两倍多。

1938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600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所有工商企业都陷入困境时，陈祖沛把家乡新会著名土特产葵扇运到上海，获利过倍。大成行的资产，一下子从折值港币10多万元增加到30万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祖沛马上在香港设立大成分行，随即把总行从广州迁到香港，从此鸿图大展。资本家赚钱，除了本身聪敏、勤奋之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GCD的“剥削”二字所能尽道。

（二） 资本家做了GCD私家金库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一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陈祖沛通过刘思慕又认识了许涤新、黄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汉夫、黄长水、费彝民、陈君冷等所谓民主人士、学者、工商界人士，并结为好友。

《华商报》复刊之后，成了中国GCD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Gong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１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中Gong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三） 上了贼船，好心没好报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Gong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Gong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上了我们GCD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上了贼船，又跳出贼船；其中最具传奇的莫如马思聪。1966年8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贼们打得遍体鳞伤、满脸鲜血，妻子儿女也受尽侮辱，愤然决定全家逃往香港。为此，几家受牵连，二哥马思武于1969年被迫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二嫂(法国人)于1976年忧郁而死；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12年徒刑、一个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王友刚之妻何琼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马思聪的一生》)

把这一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GCD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GCD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但后来名声很大的马万祺当时任副团长，便不上这个当，于是天壤立判、成败殊途矣。

噩梦开始了。1952年五反运动一展开，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200亿元；即使倾其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元，才得脱身。

此外汉口的大成分行也是当地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的残忍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但陈祖沛对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在七斗八斗之后跳楼自杀，虽未死却跌跛了一条腿；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未再穷追狠打，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复全部职务。

1982年，陈祖沛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竟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一句轻轻巧巧的、一文钱不值的话，便赚得陈祖沛一腔眼泪，把几十年的寃屈、羞辱、苦难，还有被剥夺掉的、数以千万计的巨额财产，都烟消云散，一笔勾消，还说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陈乃良：《商界奇人陈祖沛》、金陵：《陈祖沛同志生平》等)

（四）陈祖沛命大活下来了，卢作孚却死了

三五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杀死，至今没有公布；在人命不值钱的伟大祖国里，没有人会关心这个数字；不把人(这“人”不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本人及其亲属子女，他们不但是人，而且命还特别矜贵；比如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摔伤了，deng小ping就把聂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当人的伟光正的党妈妈，也不会去理睬这个数字。

当时任上海市长、主持上海市三五反斗争运动的陈毅同志后来说，“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死了这么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据说爱民如子、爱和资本家交朋友的陈毅市长可有恻隐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没有！陈毅市长不但不同情、不设法阻止，反而幸灾乐祸；你听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何等轻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开心。这样，刚刚为“抗美援朝”捐献过飞机大炮、刚刚上马路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只好继续当“空降部队”了。

GCD从江西时代起，就是以“打土豪”为旗号，先杀地主、富农、大商家，再杀贫下中农、小商人、手工业者，然后抢其“浮财”、共其产以充军饷。现在为苏联人、朝鲜人而和美国人开战，只好再一次杀鸡取卵，从资本家身上榨油水了。只好学李自成、刘宗敏在北京设“比饷镇抚司”的办法，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甲申核真略》)，制作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甲申纪事》)，“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明季北略》)，死者有一千六百余人(谈迁：《枣林杂俎》)，“杀人无虚日”(《甲申传信录》)。

让郭沫若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毛泽东，当然比李自成高明一些；毛泽东虽也是“杀人无虚日”，但他却不让你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毛泽东也不说他没钱要问你要，而是说你有罪，你必须把财产交出来。拷夹(批斗)、严比之下，你就要乖乖交出财产，如果没有，便只好自杀。即使要自杀，还不可以跳江、坠海，否则尸体让水冲走了，亲属就要牵连；所以，三五反时上海市及全国各地的资本家如不肯表演“空降部队”，那就要像卢作孚那样吃安眠药了。

（五） 夺其财，又杀其人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一代船王；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还是一个思想家；他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家、实践者，也是北碚新城及其经济特区和文明小区的策划者和创建者，更是西部科学院的缔造者和首任院长。卢作孚是实干家，也是理想主义者。但这样的一个人，却不容于他曾向往、并寄以希望的“新中国”。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干部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萧怀柱等被枪决，郭经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陈国光、刘子国、周雁翔被清洗，钱乔被捕出狱后自杀。而且朱树屏交代的民生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竟有五六十个之多。(李肇基：《卢作孚之死》) 这些都是GCD、毛泽东为巩固权力、为掠夺财富而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无辜的寃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对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难以接受的；卢作孚当晚便自尽了。 卢作孚给妻子留下“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遗书的同时，更为“新中国”在海外保存了两千余万美元的资产，加上在大陆的资产，折成时价，当是天字数字了。但是，可爱的党把他的资产“公营”了，又把他的人杀了。现在到处把“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当作逸趣美谈，真不知是何心肝？毛泽东听到卢作孚自杀消息时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是冷血的风凉话。卢作孚不死，等着他的不过是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罢了；与卢作孚一样的工商界头面人物，如重庆康心如，上海李康年，天津毕鸣岐、董少臣，北京市吴金萃，江苏省钱孙卿、钱钟汉，上述的广东省陈祖沛等人的悲惨下场都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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