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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9 23: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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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举报：中国人民大学流氓教授、学术首骗成崇德大揭底
作者：米辰峰
100872 北京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
9-23点电话：010-62516494（人文楼317办公室） mikemi0422@hotmail.com
目录
1．自封博士的文凭问题
1.1，成所长自封博士丑闻揭秘
1.2，工农兵学员成崇德简历及其屡考屡败老不及格的事实
1.3，文章大多发在自编的刊物、论文集或外省小刊物，业绩多靠重复计算
1.4，蒙语浮浅不通不懂任何其他外语却屡屡诈骗
2．博士论文的水平问题
2.1，中国历史疆域是否经过变动和分裂？前后自相矛盾
2.2，秦汉魏孰前孰后孰大孰小？颠倒前后混淆大小
2.3，概念糊涂逻辑混乱莫名其妙的病句充斥全篇
2.4，整段整句的大量重复粘贴10次共1278字
2.5，整段整句的严重空缺待补4处共14行
2.6，外文注释错漏率90% 严重错误70%以上
2.7，200来个标点100来个常用字严重错误多不多
2.8，不合规范的中文注释和标题多如牛毛
2.9，剽窃自汉语图书的外文伪注遍地开花
2.10，连续成段抄袭他人3110字到自己的注释里是合法的吗
2.11，博士论文13幅插图皆为剽窃
2.12，拙于考释文献反映的语言学文凭伪劣问题
2.13，汉语注音冒充外语反映的教授职称伪劣程度
2.14，从多次妄谈美国历史看美国史博导的哈哈镜
3．博士论文改为出版专著后出现新的伪劣
3.1，有必要把二十五史都塞入断代史参考书吗
4．从群众舆论看严惩首骗成崇德的必要性
附录一：成崇德博士论文全文 批注版
附录二：成崇德博士论文3张封面照片
附录三：成博士论文剽窃13幅插图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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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9日《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3.19文件”）下发以后，全国掀起了空前高涨的举报查处热潮。近来媒体曝光的各种学术舞弊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在所有已被查处的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之中，尚未发现任何一例有我举报的这一例涉案情节严重，因此我说他是出类拔萃遥遥领先的全国学术首骗。尽管社会上早已纷纷议论文凭贬值、博士泛滥、舞弊丛生，但是如果不去亲自调查，恐怕谁也无法相信：在教育部眼皮底下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原所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即主持国家级特大课题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俗称12亿元大清史“总管太监”）成崇德，竟然在1998年他自己担任所长的人大清史所不声不响地“自封博士”！然而，其丑闻被揭2年半以来，至今逍遥法外。虽然迫于舆论压力，校当局在2008年4月11日罢免了他的所长职务，但是他担任的其他一系列更重要的校外职务，特别是大清史“总管太监”的职务及其每月8000元的特殊津贴仍然保留至今。不仅继续掌管着12亿元国家巨额投资、香车宝马依旧，而且前呼后拥出入官府衙门公馆豪宅更加频繁更加威风。全国各大院校参与清史编纂的数百位具有真才实学的硕学鸿儒至今还得屈尊于这位江湖术士麾下仰其鼻息，听任颐指气使，打工请赏。
1．自封博士的文凭问题
1.1，成所长自封博士丑闻揭秘
从人大清史所官方网站的“本所学人”栏目寻找点击“第三教研室-成崇德”
http://www.iqh.net.cn/xzwk_class.asp?column_cat_id=203，谁都可以清楚地
看出成所长确实自封了博士。博士导师就是当时担任人大校长的李文海。如果考虑到李校长当时还兼任中纪委候补委员，无论是买卖文凭还是私相授受，都是极其罕见的监守自盗不法行为。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表面上似乎也曾大体履行过某些官方程序；但是，不难揭穿这件事的本质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自封”。因为成崇德攻读博士的单位，就是他自己担任所长的研究所。他注册为博士生的时间1995-1998，恰好在1993-2008年他连续15年担任所长期间。也就说，在三年读博期间，成崇德在清史所既是考生又是考官，既做婊子又立牌坊。这里还有党纪国法吗？无需多言，他一定逃避了国家规定的一系列考试和考察，伪造了全部课程的入学考试和在读考试的成绩。因为按照规定，所有专业考卷、各种考试成绩单，都必须经过本单位领导审查签字才能实施并生效。“自考自”的考试程序哪里还有半点诚信可言？其实成崇德的导师李校长和成崇德的学术专业差别很大。这一点在清史所的官网上看得很清楚。他俩分别属于两个研究室。成所长的专业方向是边疆民族史、蒙古史；而李校长主要研究历代赈灾、清代义和团等，风马牛不相及也。请看李校长的个人网页：http://www.iqh.net.cn/xzwk_class.asp?column_cat_id=192 李校长的著作目录显示他完全没有资格指导他人撰写任何边疆民族史博士论文，而在其它院校却能够找出很多合格的边疆民族史博导。成所长报考博士为什么不报同行而专门挑选外行？是不是声乐专业的考生报考一个芭蕾舞博士才最符合中国特色？他俩不仅研究对象不符，断代也不对。成博士论文封面说，他的攻读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可题目却完全局限于中国古代史：“《17-19世纪中叶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清史所还有懂专业断代的吗？难道这里的博导都是“万金油”品牌，都是万能万灵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的吗？这样荒唐的“拉郎配”师生关系究竟是由于博导无知还是博士生无知造成的？成崇德后来把博士论文的题目修改为《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出版专著时揭示的断代本质更与“中国近现代史”大相径庭。他的研究方向其实主要是康雍乾三朝的古代边疆问题。那么，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考生故意跨专业错选“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李校长作博导，《红楼梦》的庄头邬进孝以及他的故乡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红顶商人们传给他的做人诀窍，由此可见一斑。若干年前，巧言善辩的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李文海曾经在多种场合讲过“假文凭有两种，一种是真的假文凭，比较好识破；第二种是假的真文凭，那就很难识破了。现在媒体揭发的大多是手持假文凭的冒牌货。但真正危害大的是那些仍然隐藏在高校内部，手里拿着非法骗得真文凭的冒牌货。”“所长自封博士”卑鄙龌龊的程度，超越了《儒林外史》记载的所有学界丑闻，创造了两千年来科场舞弊丑恶之最，是由红头文件装点的新版《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任官“回避乡里”。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李文海，难道不懂得学位授受也同样需要类似的回避吗？如果成崇德确有真才实学，人大外面有好几个相关博士点可供他报考选择，为什么非要选择自己担任所长的单位？为什么非要跨专业选择顶头上司李校长为导师？
1.2，工农兵学员成崇德简历及其屡考屡败老不及格的事实
成崇德，男，山西祁县东观乡人，1949年出生，汉族。1968-75年是内蒙牧区的北京知青。1975-78年是内蒙古大学蒙语系的工农兵学员，1978年至今在人大清史研究所工作。历任清史所所长、教授博导，北京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等多种国家级要职。名义上他是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李文海继续贯彻毛主席“教育学大寨”的方针为全国史学界树立的“革命样板博士”，实则是臭名昭著的大太监安德海、李莲英的计划外接班人，曾经为国家领导人欺骗讲学的秦汉方士徐福等人的“转世灵童”。 如果你知道工农兵学员入学和毕业都不考试的话，那你就不难明白成崇德从1966年爆发文革至今，43年没有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任何国家考试。尽管人大的校内职称考试是全世界最容易的考试之一，然而，他是否通过任何校内考试，鬼也不知道。本单位同志们仅仅知道至今属于他的唯一合法文凭是1978年内蒙古大学蒙语系颁发的工农兵学员毕业证。知道成崇德底里的老熟人说，老成那么热爱功名锐意进取，1978年工农兵学员毕业以后怎能不参加硕士考试？1985年以前他还在35岁以下，1978-85那7年中他一定参加过多次考试。屡考屡败老不及格，就是成崇德个人网页中秘而不宣的隐痛。我们不仅无意全面否定工农兵学员的学术水平，而且深知其中多有俊杰，只因生不逢时才被耽误，无缘正常学历。他们的不名誉文凭是历史强加给他们的侮辱。因此当今活跃的某些著名专家，虽然仅有工农兵学员文凭，但一直在靠水平靠业绩吃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像成崇德那样赶时髦伪造一个新的文凭。
1.3，文章大多发在自编的刊物、论文集或外省小刊物，业绩多靠重复计算
乍一看成崇德的网页，似乎已经著作等身。但是仔细一查，那些垃圾文章大多是他在清史所自办的刊物《清史研究》和他自己主编的论文集，或者其它外省不入流的刊物发表的。他当教授的终南捷径便是“先搞社交，后当官，再骗课题经费-就可以随意出书/发表文章”。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真正的匿名制度严格审查，他的著作至少95%不合格不能发表。成崇德逃避著作的质量审查，和他不能通过任何国家考试的性质一样。他的绰号就是《红楼梦》里的庄头邬进孝。离开“进孝”的做人诀窍，成崇德一事无成。按规定只有在AB类刊物发表过6篇以上学术论文的人才能晋升教授，而成教授的个人网页著作目录里至今没有达到这个指标，何况10多年前？从现在的网页看，他1995年以前在AB类刊物发表文章的记录是0篇。那么他当年晋升教授职称的报表究竟是怎样蒙混过关的？难道人大的职称评审政策总是限制百姓而庇护权贵的吗？另外，他统计业绩的惯用伎俩是重复计算。例如他在个人网页的“著作”类，先把《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这本书按一项登记，然后又第二次把其中的三个篇目“咱雅班第达传译注”、“内齐托音一世传译注”和“哲布尊丹巴传译注”拆出来分别写在“论文”类的科研成果项目内，这样就把一项登记成四项，增加了三倍。其中个别篇目还有第三次重复计算的，例如第一篇“咱雅班第达传”又第三次计算在论文集“《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公开的网页尚且如此重复登记，暗中的科研成果报表又该如何猖獗？除了院系领导，普通教师若是把书内的章节拆分出来重复计算成果，哪能逃过人事处的审查而不被退回？
还有，他大概在2004年前后仅仅有一次混入中南海给党和国家领导做过讲座。
但是他在其后3年每年例行的干部述职会上，都要喋喋不休地反复讲“中央讲学”这一项辉煌业绩，直至2007年，至少重复讲过4次。给群众的错觉是，他似乎已经成为党和国家调整边疆民族政策时须臾不可或缺的首席顾问，年年进宫讲学。著作重复计算，其他业绩也重复计算，难怪他青云直上，无人匹敌。
1.4，蒙语浮浅不通不懂任何其他外语却屡屡诈骗
自诩为语言学专业毕业的大学高材生，成崇德却几乎完全不懂任何外语，尤其不懂英语，不能大体读懂专业文章的任何一小段英文摘要。本单位多数人说，如果不雇“枪手”替考，他的博士生入学英语成绩一定是零蛋。因为托福体系的任何外语考试，包括猜测所得的答案正确率≤35%都视同零蛋。也有人估计，注册博士生以前已经是伪教授的成所长根本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有李校长庇护，成所长随便瞎填报表就蒙混过关了。蒙古史作为世界史分支学科，是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陆续建立的，其经典大多是俄文、西文著作。不懂外语怎能妄称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当代头号蒙古史专家？1978年蒙语系毕业时，他的粗浅蒙语水平最多达到了浏览当时蒙文报刊那些“牧业学大寨”等应景文章的大意（那是当时工农兵大学语言专业的普通水平）。根据遗忘规律，如果不再从事专业，3年后就不及格，5年后仅剩寒暄三句半，或者面对不懂蒙语的人说蒙语时能显示一点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蒙混能力。
以下四条足以证明他的蒙语极其肤浅：
其一，1990年代，成崇德曾经试图在清史所开设基础蒙语选修课，重操旧业。后来流产的原因就是他力不从心；
其二，如果手头没有便捷的汉语图书作照抄来源，他至今不能独自使用俄文或西文字母加注任何一个斯拉夫蒙语专业词汇，例如“普尔来（Х. Пэрлээ）”这种中西合璧流行很久的著录格式；
其三，1991-92年他在蒙古国国立大学仅仅进修过一年，却在其个人网页上谎称“主修过匈奴史、突厥史、蒙元史、蒙古高原史、斯拉夫蒙古语言”等5门大课。然而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虽然自吹进修了那么多课程，学会了那么多外语，却在进修期间没有在当时当地报刊上发表过任何一篇蒙语论文乃至蒙语新闻报道或论文摘要。为什么？这就是他蒙语肤浅，不懂斯拉夫蒙古语，没能力和当地学者交流的铁证。回国后他却用汉语编造了一系列煌煌留学经历欺骗了各级领导。
其四，根据他网页的外事记载，回国17年来，深谙权谋并善于外交的成崇德却没有与蒙古国教过他5门大课的那么许多同行师生保持联系，这事极不正常；特别是没有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回国后立即与蒙古驻华大使馆建立起码的文化学术联系也不正常。他的网页履历中吹破天的诸多谎言一定隐藏着更多尚待揭露的诈骗！
2．博士论文的水平问题
为了减少舆论监督，避免网络版广为传播导致东窗案发，成崇德始终没有按照规定把他的博士论文《17-19世纪中叶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电子版上缴人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因此本文附录他的博士论文的封面、插图照片及其电子版全文都是从他上缴国家图书馆的打印文本（国图索书号2000\K249\29\南区学位论文阅览室）扫描、录入的。关于打印件和电子版的一致性和可能潜在某些微小误差的问题，在电子版全文后面有详细说明。
2.1，中国历史疆域是否经过变动和分裂？前后自相矛盾
第9页说：“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两个历史大循环。第一个大循环是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第二个大循环是从隋唐的统一到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统一。”
第33页也说：“从秦始皇统一以后的2200年，中国统一的时间，大约占70％，分裂的时间约30％ 。” 这两段话显然是大体正确的。但是，他的以下三段话却根本推翻了以上的正确结论，前后自相矛盾。例如他在第6页胡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文明从未经受过外来势力提出的根本性的挑战，从没有出现因为外来力量入侵而中断的现象”；
在第7页进一步胡说“从夏、商、周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相沿基本不变，并未发生政治史上的断裂现象。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在疆域上表现持续的稳定性。”
在第122页又把这种荒谬推向极致：“中美边疆形成的另一个显著不同点是：美国的边疆是“移动边疆”，相对而言，中国边疆是“固定边疆”。”
显然，这些前后矛盾的说法都是从互相抵牾的多种参考书照抄拼接而来的。我并不认为成崇德在彼此拼接以后没有作过任何统稿工作。很可能他在定稿前最后草草地浏览、修改过一遍。只是因为知识贫乏，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更没有能力去消化这些矛盾，抹平这些分歧。
2.2，秦汉魏孰前孰后孰大孰小？颠倒前后混淆大小
第8页说“秦汉统一时期的边疆先后为不同的政权所统治，使这一时期疆域形势呈现出复杂纷纭局面，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没有打破汉魏以来的政治传统，他们基本上都是活动于原秦汉统一时的疆域之内。”显然，他肯定误以为魏在前，秦汉在后，北魏乃至东魏西魏的疆域比两汉的疆域还大呢，要不他怎么会说后来“秦汉”没有打破先前“汉魏以来的政治传统”这种梦话呢？成崇德如此概念糊涂逻辑混乱颠倒前后混淆大小的出格表述，说明他的中国通史常识是多么薄弱。再者说，“秦汉统一时期的边疆……基本上都是活动于原秦汉统一时的疆域之内”岂不是同义反复的一句废话？在善于钻营又红又“钻”的市侩成崇德脑袋里，所谓的院系领导“双肩挑”才能结构留给学术的那一半头颅腔室，除了浆糊和尿泥，还有其它吗？
2.3，概念糊涂逻辑混乱莫名其妙的病句充斥全篇
第62页说“清代刻印的政区地图，清晰地将南沙群岛绘制的上面”。在第78页又说“康熙朝的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测绘各省地图”。多次重复这样的“的字结构”，正是电影中日本鬼子兵常说的“你的八路的死了死了的”那种夹生汉语特点。
第73页说“我们以所手中所掌握的几幅准噶尔在西北的疆域图”。“以所手中所”是什么意思？
第85页说“其他各部使臣也哈萨克、浩罕定期或不定期地进京朝觐”。这“使臣也哈萨克”又是什么意思？
第102页说“清政府认为，及早削除必须阿浑在新疆社会的影响”。什么是“必须阿浑…的影响”？
第110页说“清王朝统治者为了避免汉族人口流向边疆地区后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矛盾，往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即禁止汉族人口流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流边疆”什么意思？
第126页说“如“刘易斯安娜”最初为西班牙属地，法国探险家由五大湖进入密西西比河流域，由宣布为法国所有。”由谁“宣布为法国所有”？
第128页说“中国人口分布的惯性远远大于美国人口分布”。“人口分布”哪来的惯性？惯性怎么和人口分布对比大小？
病句最严重的两例在第9-10页和第110页。在第9-10页他说“学术界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评价存在一些分歧。一种倾向对其对评价过高，似乎认为清代尽善尽美，毫无瑕疵”；“统治者认为，社会人口流动越少，社会越安宁，内地人民流向边疆地区难保无虞。”然后又把含有“对其对”和“内地人民流向边疆地区难保无虞”两病句一共749字的这一段在第110页完整地重复粘贴了一遍。
此外，成崇德还经常把等级不同的子母概念并列，造成不伦不类的累赘；或者在并非强调句的句子中把含义相同的概念重复，说明这位喜欢炫耀“北大附中”毕业的高材生其实是靠父母花钱混入北大附中，学业一直伪劣，是玷污北大附中美好名声的文痞。
例如第8页说“东北有夫余、高句骊、勿吉；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柔然、高车；西域有众城邦和乌孙”。显然，乌孙也是一个古代城邦。把集合概念“城邦”和一个具体的城邦名字并列之错，如同把人类和一个具体的人名并列一样荒谬。
再如第91页的题目“第四章 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和施政”，也一样措辞重复逻辑不通。我认为管辖就是施政，施政就是管辖。从成崇德的上下文看，尤其是这样。如果用英语来翻译，施政和管辖的相同含义就更明显。在管辖后面增加施政，除了能起混篇幅的作用以外，增加了什么新意呢？这可不是强调句型，伪博士真懂得什么是“施政”的含义吗？
2.4，整段整句的大量重复粘贴10次共1278字
这说明成崇德的博士论文是从多种新近参考书扫描、复制而来的，拼接以后连一次认真校对也没有做过，是大杂烩大粪堆。导师和评委都没有认真读过。
其一，第25页在论述叶尔羌汗国时，“2、大汗把叶尔羌汗国分成一些地区，分赐于汗族成员。受封者称为总督。”紧接其后又完整地重复粘贴了这一句32字。
其二，在第73页开头，他说：“噶尔人又获得了清朝绘制的西北疆域噶尔人又获得了清朝绘制的西北疆域图”。这一句不仅把“噶尔人又获得了清朝绘制的西北疆域”这16字全部重复，而且还遗漏了“准噶尔”的“准”字。
其三，第75页注释○2是“C.K.HOWARD—BURY，THE MOUNT EVEREST EXPEDITION GEOC.JOURN. VOL.59 FEB. l892 P.81 见林超：《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4期，1958年。”这条111字符的注释不仅错误百出，中英文混合录文都有许多不规范，而且紧接着在注释○3完全重复粘贴了一次。
其四-其六，第78页注释○1“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杜德美(PETRUS JEAPTOUX，1668—1720)”这两人一条和注释○2“费稳
(XAVIER—EHRENBERT FRIDELLI”这一条，共三人92字符的注释不仅同样错误百出，中英文混合录文都有许多不规范，而且紧接着也在后面的注释完全重复粘贴了一次。
其七和其八，第82页注释○1“欧洲收藏的中文古地图中与清代有关系的主要有：”之下第四行“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这一句10个字和第五行的另一句“皇朝一统舆地全图”8个字，同样在紧接其后完全重复粘贴了一次。
其九，就在论述【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疆域范围与清王朝国家地图疆界的关系】这同一章节内部的第74页，他已经说过：“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谕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说：‘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
在之后5页的第79页，他又重复粘贴了这一段170字。不仅康熙的话一字不差，就连“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谕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说”这样的导言也一字不差地重复粘贴在同一章节内。
其十，在第9-10页他也已经说过“学术界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评价存在一些分歧。一种倾向对其对评价过高，似乎认为清代尽善尽美，毫无瑕疵”；“统治者认为，社会人口流动越少，社会越安宁，内地人民流向边疆地区难保无虞。” 两病句一共749字的这一段在第110页完整地重复粘贴了一遍。一次性重复粘贴749字是伪博士论文内容完全重复最严重的一例。
至于小小不言的其他重复就不在上述统计之内。仅“的字重复”的明显病句就有3处：
第11页“初步的的认识”；
第15页“‘中国’的的传统观念”；
第24页“其游牧生活方式的的”；
第20页“维护一统，一统而排斥‘夷狄’”；
第103页“无无城郭宫室”；
2.5，整段整句的严重空缺待补4处共14行
这进一步说明成崇德的博士论文是从多种新近参考书扫描、复制而来的，拼接以后连一次认真校对也没有做过，是大杂烩大粪堆。导师和评委都没有认真读过。
第4页说：“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留有准备补缺但尚未补缺的2-3字空白地方]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
第69页正文倒数第2行说：“对于上述中尼边界设立各鄂博的位置，中尼边界史研究者曾分别作过考证”。究竟什么位置？什么考证？前面留着9行字的空，没有正面表述。大概是原计划要在这里补充一段“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考证鄂博地名”，后来觉得这样把346字完整地照抄在正文里太显眼，怕别人揪“抄袭”辫子，就把这一段“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考证鄂博地名”改在同一页下面的注释○3，然后忘记了删除这里9行字的空位。
第72页倒数第3行最后“雍正”前面打印稿留有刮擦过6个字的空白痕迹。究竟挖去了什么？准备弥补而忘了弥补什么？还是计划分行分段而忘了分段？不得而知。
第82页第1行最后“在外”前面打印稿留有8个字的空缺；倒数第1行“国古地图”前面也空缺3行。究竟为什么遗留这么多空缺位置？准备弥补而忘了弥补什么？不得而知。
2.6，外文注释错漏率90% 严重错误70%以上
纵观成崇德的博士论文及其出版专著，虽说他不懂外语，只要他照抄的汉语图书里有外文注释，他就不分良莠，依样画葫芦。因此他的博士论文抄了许多外文注释，包括西洋人姓名后面括号里的外文姓名注释。只不过因为以下两个原因，即他选的书大多是深受文革影响质量很差的书，原书的外文错误率就很高，转抄以后难免错误率更高；以及为了避免抄袭之嫌，他也想改头换面，殊不知知识太贫乏，不改则已，一改就错，越描越黑，破绽百出。他招了一些英语系毕业的本科生作研究生兼做助手也不济事。此即古代文献批评家所谓“但见刀斧处，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我局部抽查分类整理了他的博士论文第73页注释○2、第75页注释○2○3、第78页注释○1-○5和第45页注释○2共10多条涉及外文的注释，总共1196字符，“白晋”那一条没有大错以外，其余外文注释几乎全有不同程度的错漏，错漏率高达90%；严重错误70%以上。在此，我根据以下两本权威著作，即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和谷寒松（Luis Gutheinz,1933-）神父主持，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著《神學詞語彙編》， 臺北:光啟文化事業出版公司, 2005年版以及其他相关著作，对成崇德在这几页著录的这一类（主要是西洋传教士姓名）外文错误逐一献疑如下。
第73页注释○2原文：“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傅作霖(FELIXDE ROCHA，1713生，1738年抵华，1781年去世)”。
献疑：傅作霖（Felix da Rocha, 1713-1781）。其错误在于把“da”错写为“de”，并把de与本名Felix合并拼写，没留空格。
第73页注释○2原文：“高慎思(JOSEPH DESPINHA，生于1722年，1751年抵华，1788年去世)
献疑：高慎思（Joseph d'Espinha, 1722-1788）。其错误在于把“d'”结构之中的省音符号“'”漏了，并与其姓氏Espinha 错误地合并拼写为另一个并不存在的姓氏。 第73页注释○2原文“刘松龄(AUGUSTlNE HALLERSTETN ，生于1703年，1738年抵华，1774年在北京去世)”。
献疑：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 , 1703-1774）。其错误在于漏了复姓结构的介词“de”，把姓氏Hallerstein 的词尾“tein”错误地拼写成“tetn”了。
第75页注释○2○3原文“C?K?HOWARD—BURY，THEMOUNT EVEREST EXPEDITIONGEOC?JOURN?VOL?59FEB?l892P?81?”
献疑：此处拼写和标点错误太多不能卒读。其实，这段话的正确著录形式可能是：C.K. Howard-Bury, the Mount Everest Expedition, Geographic Journal, Vol.59, Feb. 1892, p.81.
第78页注释○1原文“雷孝思(JEAN一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1704年抵华，1738年死于北京)”。
献疑：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其错误在于Jean-Baptiste中间的连字符不能用“一”；法语字母é上面的变音符号也应该保留但他没有保留。 第78页注释○1原文“杜德美(PETRUS JEAPTOUX，1668—1720年，死干北京)”
献疑：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8-1721)。他的外文本名、姓氏、去世年代三项著录都是错误的。
第78页注释○2○3原文“费稳(XAVIER—EHRENBERT FRIDELLI，1673年生，1705年来华，曾在北京建圣约瑟夫教堂，1743年死于北京。)”
献疑：费隐（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这位奥地利出身的传教士汉语姓名是费隐而不是费稳。很少有人在他的本名之间使用连字符。例如此人在权威的Catholic Encyclopedia之中的传记姓名著录就没用连字符。成崇德在此乃至在其它所有的外文著录都使用“—”作外文连字符，都是错误的，说明他完全不懂外文常识。 第78页注释○3原文潘如(FABRE BOUJOUR)
献疑：根据他自己在此论文确定的著录体例，缺乏生卒年代。
第78页注释○3原文“奥古斯丁(AUGUSTIN)”。
献疑：姓名不全，缺乏生卒年代，不知所云。
第45页注释○2原文：amaury de riencourt : rood of the world
献疑：全文小写，荒诞绝伦；完全胡说，不值一驳。
成崇德也许不知道，他在第78页注释○1-○5同时提到的唐维尔、麦大成、汤尚贤也都不是中国人，而是名噪一时的西洋传教士。不知道他为什么厚此薄彼，给别的人而不给他们仨加注外文姓名。这是偷工减料，是不符合学位论文体例统一规范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我觉得这篇博士论文在试图扼要介绍参与绘制清朝地图的这些耶稣会士的生平业绩时，避重就轻，言不及义。例如他在第73页说“傅作霖经由北路前往伊犁，沿途进行测绘;高慎思经由南路，打算从西边绕到伊犁。他们约定在结束此项工作后到肃州碰头，将双方所绘草图合成一幅地图以便献给皇上。”在第78页又说“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神甫去测量和勘定长城的位置。他们于1708年初由北京出发，抵山海关后，便沿长城西行，直至陕西的最北端肃州附近，他们从该地又南下西宁，然后才返回北京。”完全没有概括他们在地理测绘方面的成就特点，就像愚夫愚妇拉里拉杂聊家常，犹如海客谈瀛痴人说梦；他把注释历史人物的简单生卒年代都写为类似于(生于xxx年，xxx年去世) 的啰嗦形式，把外文专名时而全文大写，时而全文小写，连著录专名一般应该首字母大写的最常见规范都不懂，尤其凸现《夫妻识字》、《小放牛》为代表的延安时代工农兵扫盲班的著作水平，是他未入学术门径，不得著述要领的典型体现。
2.7，200来个标点100来个常用字严重错误多不多
例如第8页和109页“一佚[应为一俟]统一边疆的任务完成”；
第26页“向大小封建主纳贡负役[应为服役]”；
第99页“并不是缘于[应为源于]清朝的帮助”；
第102页“对煽构 [应为煽动] 祸乱者置以重典”；
第106页“[理藩院]设尚书1人，左右伺郎[应为侍郎]各l人，额外伺郎1人
第111页“基一[应为其一] 为多事四夷型”；
第112页“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应为薄]”；
第115页“中原地区的汉族农民成群结伙，创关东[应为闯关东]，走西口”；
第123页“西方殖民主义者创[应为闯]进了中国的边疆”；
第125页“美国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扩张，经历了有[应为由]领地到州，西部地区逐步“美国化”的过程”；
第127页“为了解决人口与耕地的矛盾，“走西口”、“创[应为闯]关东”，赴台湾便日益盛行起来”；
第130页“从而使美国西部开发得以急骤进行并是[应为使]美国西部实现了经济上的起飞。”
还有乱用“的、得、地”错别字数十个，引用汉语古籍的冷僻字抄错的数十个，200来个标点错误，请参见他的博士论文批注本用黄色突出标注的那些词语，恕不在此一一详尽列举。
2.8，不合规范的中文注释和标题多如牛毛
坦诚地说，我没有像校勘他的论文正文那样仔细地通读过他的所有注释，仅仅抽查了一部分。从这几个抽样来看，原则上讲，伪博士至今不懂得国内外出版界要求的起码注释规范。不仅是他的博士论文《17-19世纪中叶中国边疆问题研究》错误连篇，就连他根据博士论文改头换面出版的专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也一样错误丛生，根本不值得逐一校勘。列举几例，作者的文痞程度及其著作的伪劣程度即见端倪。
例如，在他的博士论文及其出版专著第一章，都多次引用了这本书：[美]吉尔伯特·罗兹曼（Rozman,G.）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而他提到这本书的所有注释，没有一条是完整正确的。
他第一次详细提到此书是在博士论文第6页的注释○1。他写的是：“[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沈宗关校，汉译本第6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如果按照严格的著录规范，或者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要求，这里的问题共有4个：除了错误地阉割了作者姓名的外文缩写Rozman,G.、出版地南京以外，还有用译本的重印时间“1995年”错误地代替了出版时间“1988年”的问题（这个译本的修订第二版在2003年才出版，因此1995年一定是重印本。由此可见，他一定是因为不懂得著录时怎样从版权页的多个年代之中正确挑选初版年代，才写错这条注释）。至于译本校订者的姓名，只有在论述学说史的论文才有必要提到，一般的书目和注释都不必写它。在我国，著录外文译著书目最精审详细的莫过于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但我未见他们有如此画蛇添足地著录译本校订者的先例。
在出版专著第2页注释○2第一次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他竟然偷工减料地把它简写成“[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0页”，省略了在第一次提到时一定不能省略的其他4项。可见沈阳的辽海出版社是什么编辑水平。
在博士论文第6页第二次引用此书时，他写的是：“《中国的现代化》第61页”。这是不合格注释，应为“[美]吉尔伯特·罗兹曼前揭书，第61页；或《中国的现代化》前揭书，第61页”也能凑乎。因为汉语名为《中国的现代化》的书实在太多，不加限定不知所云。
我在他的博士论文还发现类似的注释格式错漏数十处。
例如第45页注释○3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藏文版,259页。[残缺不全]
简言之，他的不合格注释大多是漏了规范要求的项目，少数是添了规范没有的项目。
另外，他还多次把章节大标题安排在页末等不合规范的地方，如同精神病人总是把破袜子戴在头上，把绒线帽穿在脚上那样颠倒乾坤荒诞可笑。例如他把大标题“第三章 清朝全盛时期的疆域”安排在第52页的页末；又把大标题“第二节 清代舆图与清朝疆域”安排在第70页的页末，等等。如此众多的格式混乱，是这篇博士论文从头至尾、由表及里全部不合格的又一类证据。
2.9，剽窃自汉语图书的外文伪注遍地开花
不懂外语的伪博士成崇德为了附庸风雅，照抄了汉语著作中的许多外文注释，其中以讹传讹的典型伪注是他的博士论文第45页注释○2：amaury de riencourt : ood of the world 纽约1950年版第90页。我们根本无法查考由错误拼写的外语再加残缺不全汉语两种江湖术语拼凑的这种无厘头注释的原始出处究竟何在。
以下出版专著的4条外文注释，犯的是“不合格注释”、“伪造注释”和“剽窃”综合症。
专著第297页，注释○2是James F. Wills and Martin L. Primac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31. 缺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
专著第307页，注释○1是Susan Previantlee, The Westward Movement of the Cotton Economy 1840-1860, p.90. 同样缺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专著第310页，注释○1是James F. Wills and Martin L. Primac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39；仍然缺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第310页注释○2是毕林顿：《向西扩张：美国边疆史》（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Frontier），第5页。不仅缺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作者姓名仅列姓氏不写本名也不合规范。
我之所以敢于断言所有这些外文注释都是伪造的，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论据可以认定他不懂得任何欧洲语言，不能读懂任何一本甚至一段外文著作。第310页注释○2这种双语结构已经不小心透露出了它的照抄来源是汉语图书而不是外文原著。只不过他把照抄来源隐瞒了而已。
99%以上的可能还有，他本人乃至帮助他录入这些伪注的助手，都没有见过这些书是什么样子。不信问问他们这些书收藏何在？是多大开本，封面什么颜色？他的专著第5-6章大约10多万字，其中论述美国边疆发展史的正文及其外文注释，大多数剽窃自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的《美国边疆史》等相关的许多美国史译著。但是，他在第203页的注释○1仅仅这一条里简单地写过一次：“参见何顺果：《美国边疆史》”。究竟“参见”的范围和性质如何？这突然冒出来的体系完整的一套美国史论述，不加引号也不改变字体，不另分段，这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用？是蒙语系工农兵学员成崇德自己的研究成果还是别人的研究成果？他采用别人的仅仅一句？一段？还是5-6章涉及美国史的数万文字全部？他不说实话，故意兜圈子卖关子，搞障眼法欺世盗名蛊惑人心。而在他众多的外文注释（包括汉语译文注释10多条）里理应分别提到“转引自”的那些地方却都没有提到。他也没有在前言后记里对给他提供了大量美国历史中文信息的何顺果教授等众多译者及其译著表示感谢，好像他有能力自己读懂英文著作似的。好一匹白眼儿狼！
因此我不得不说他在外文注释上犯的是“伪造注释”和“剽窃”综合症。
2.10，连续成段抄袭他人3110字到自己的注释里是合法的吗
有证据表明，以下所说这3110字，在成崇德博士论文的初稿里一定都照抄到正文了。可能是事后他意识到这样明目张胆赤裸裸地连续成段地照抄太冒险，改抄在注释里也许就比较安全，因此，他就在修改时把这3110字全部从正文改为注释。但是，由于粗心大意，原来抄在正文的某些段落，例如第69页正文倒数第2行前面那一段9个空行，就是他把“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考证鄂博地名”挖走改为同一页脚注以后忘记了使用空格键弥补空行，为我们考证他的抄袭作弊轨迹留下了明显的证据。
这3110字是分为4个批次在博士论文完成照抄及其转移的。
第一次是把刘远图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的文章“关于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的几个问题”正文的1478字原原本本地照抄在第54-55页的连续5条注释里，心安理得；再把原著引用古籍的那些注释一一照搬过来，不写“转引自”，妄图欺骗读者这些理论都是他自己直接从古籍研究出来的心得。
第二次是在第24-25页为解释“卫拉特法典”的注释○5○6连续照抄892字。
第三次是在第69-70页的注释○3完整地照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3-4期，15-16页，“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考证鄂博地名”346字。
第四次是在第70页的注释○1完整地照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
1-2期房建昌的《中锡边界研究》有关地名考证394字。
试问，大量照抄正文是非法的，难道如此连续大量照抄注释3110字就是合法的吗？
2.11，博士论文13幅插图皆为剽窃
为了营造博士论文图文并茂的效果，成崇德在论文最后附录了13幅复印地图，并在论文前面增加了“地图目录”：
翁科夫斯基准噶尔地图的解释图(附图1)
雷纳特1号图的解释(附图2)
雷纳特1号图(附图3)
雷纳特2号图的解释图(附图4)
雷纳特2号图(附图5)
乾隆内府舆图(附图6)
乾隆方格内府舆图(西藏部分)(附图7)
大清一统舆图(一)(附图8)
大清一统舆图(二)(附图9)
华夷图(附图10)
禹迹图(附图11)
广舆图(附图l2)
康熙内府舆图(附图13)
问题在于，不仅在这个“地图目录”里成崇德没有提到这13幅地图的作者及其来源，在附录地图每一页上下左右的空白地方也同样没有提到。由于地图来源不一，原书体例不一，因此13幅复印插图的大小尺寸、图例、原图附带文字的内容、详略程度、格式、字体等五花八门，七长八短。他给13幅复印地图增加的唯一注解文字，就是他用钢笔手写在每一页下面经过多次涂改乱七八糟的序号。也不知道他慌什么，为什么要把每一页仅有的一个手写阿拉伯数字多次写错多次修改？
关于地图剽窃的不同性质问题辨析：虽然13幅复印地图都没有按照规范标注作者及其来源，理论上讲，都判为剽窃肯定不为诬枉。但是我认为第1-5幅和第6-13幅的剽窃性质及其影响恶劣程度有别。
第6-13幅都是数百年前绘制的老地图。虽然它们都有作者，也有来源，理应标注说明才是；但因许多旧书都曾引用过，非常普及；鉴于咱们国家版权意识普遍薄弱的现状，如果他用的不是原始古籍，万一他引用的那本书就没写原始出处，鉴于成崇德同志身兼数职日理万机无暇考证等可能潜在的万千苦衷，这第6-13幅即便没有按照规范在图下写出作者及其来源，也就点到为止，不必过多苛责了吧。
但是第1-5幅地图的情况就大不一样，难以原谅。它们全部剽窃自一套影响很大的珍贵新书：约·弗·巴德利(J.F.Baddeley) 著《俄国·蒙古·中国》上下卷4册；吴持哲、吴有刚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此书所有插图的页码都解释为“在封袋中”，不标插图页码）。
这本书的出版距离成崇德引用的时间仅仅17年。就1981-98年间的情况而言，曾经在博士论文引用过这些珍贵新地图的，即使成崇德不是第一位，也一定是早期极少数引用者之一。因为这些地图不仅是专门展示中国北部边疆与蒙古和俄国接壤地区的新地图，也是翻译自英文的由卫拉特蒙古人当时所用的喀尔木克文记载的珍贵中亚历史地图，更是了解西方人怎样看待中蒙俄之间版图争议的罕见地图。因为成崇德在江湖上也是精通多种中亚古文字的著名卫拉特蒙古史专家之一，如果不在图下说明作者及其译者，读者不仅会误以为这图面上的汉语都是博士论文作者成崇德翻译的，甚至也会误以为这5幅新地图都是他自己绘制的。
另外，本书译者吴持哲、吴有刚父子都是长期住在内蒙古大学的人，成崇德理应认识他们。吴持哲教授是内蒙古大学外语系的创始人，1970-90年代父子俩从事蒙古学西文著作的翻译30来年，与成崇德母校的蒙古学师生有过长期密切的交往。成崇德不仅理应认识译者，甚至有过某种交往才正常。毫无疑问，吴持哲教授是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其子吴有刚先生也可能比成崇德年长。在如此熟悉译者的情况下，成崇德怎么好意思在5次引用人家父子俩含辛茹苦翻译的地图旁边，完全抹杀译者姓名，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呢？虽然吴持哲教授已于2005年作古，但是他的子女吴有刚、吴若饴等想必都还健在人间。倘若早已移民海外的儿女们得知此剽窃一事，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国际影响呢？
2.12，拙于考释文献反映的语言学文凭伪劣问题
众所周知，成崇德是1975-78年内蒙古大学蒙语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1991-92年仅在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一年，却在他的个人网页上谎称“主修过匈奴史、突厥史、蒙元史、蒙古高原史、斯拉夫蒙古语言”等5门大课，吹嘘是精通“蒙文、斯拉夫蒙文、满文”等多种外文的语言学出身的历史学家。“1992年以来，曾分别到俄罗斯、德国、日本、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访问研究，就清史、蒙元史、……满文、蒙文档案进行学术研讨、交流和讲学。” 然而，他的博士论文告诉我们，其实他的蒙文很肤浅，也不懂斯拉夫蒙文、满文等任何其他外文。因为他不能对他引用的许多涉及蒙文、满文的重要历史文献做出起码的语文考证乃至基本概念解释。例如在博士论文第53-57页论述“中俄尼布楚条约与中俄东段划界问题”这一节，他说“中俄尼布楚条约主要有五种文本：即中俄双方代表签字的拉丁文本，中俄双方代表交换的满文本和俄文本，及会议的拉丁文翻译、耶稣会士徐日升和张诚分别在他们的日记中留下的拉丁文本和法文本。”“四种汉文本的文字也不尽一致。” 按理说，这就是他辨析文本展示语言学家独特能力的时候了。通过某些重要条款的满文或蒙文和汉文文本抽样比对，就能具体说明沙俄是怎样通过后来的不平等《瑷珲条约》强词夺理，歪曲践踏了先前的《尼布楚条约》，侵占了理应属于中国的60多万平方千米东北领土的。明清以来，国学大师纷纷阐述“语文考证”对于文史哲研究的重要意义。例如顾炎武曾说“学有本源”，“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章太炎也曾说过：“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yuè也”（《致国粹学报社书》）。乾嘉学派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焦循、阮元、黄承吉等都曾有过类似论述。这就是说，如果成崇德真有能力做类似于乾嘉学派那样的文献语文考证，他不懂拉丁文不能释读“中俄双方代表签字的拉丁文本”并不是决定性的障碍。不是还有他已经在刘远图的书里看到的非常清晰完整的全文影印件“中俄双方代表交换的满文本”吗？他不是自诩懂满文吗？《瑷珲条约》不是也有满、蒙、俄、汉诸多对照文本吗？他不是蒙语系毕业的蒙文专家吗？写几个例句，对比考证一下让读者看看。究竟《尼布楚条约》四种汉文本在哪些重要条款上“不尽一致”？为什么？从满文和蒙文文本来追本溯源，中俄《尼布楚条约》和《瑷珲条约》的真相是什么？究竟俄国人是在哪些重要条款上怎样歪曲的？然而遗憾的是，成崇德却没有在理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博士论文里做出任何一点像样的文献考证。例如他在论述所谓“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文本与文本中的歧义”A4纸3页多的篇幅里，竟然连一句反应歧义的例句也没写；没写拉丁文、俄文的例句倒也罢了，自诩为精通蒙满汉三种语文的专家却连一句蒙文、满文或者汉文条款的例句也没写。有这样论述“文本歧义”的博士论文吗？就像基层宣传科的干部写宣传稿那样，他大搞最新汉语图书综述。把1976-1993年出版的5本新书，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余绳武]主编的《沙俄侵华史》（1976）、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戴逸]撰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977）、《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1981）、《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1982）、特别是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1993）等，厚颜无耻地改头换面轮番照抄。伪博士成崇德也许不太知道，就中俄边界研究这个专题而言，他推崇备至的刘远图的书既不是最早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实早在1884-1947年期间，我国就有10来种研究中俄边界的专著问世，成崇德撰写博士论文的1998年以前，绝大多数都已经有影印件出版，广为流传。其中比较流行的是这4种：何秋涛纂《朔方备乘》2册，兰州古籍书店, 1990年影印；曹廷杰撰《东北边防辑要》二卷4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钱恂著《中俄界约斠注》284页，台北，广文书局, 1963年影印；施绍常《中俄国际约注》322页，台北，广文书局, 1963年影印等等。刘远图提到的大多数问题，不仅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反复论述过，而且清末民初那些学者们的论述也许更中肯。其实刘远图的书充斥着过多的反帝反修的文革遗风，和成崇德的缺点差不多一样。刘远图在引用拉丁文、俄文等所谓“原文”条款时一律不用外语，全用汉语译文。好多地方还没有说明汉译文是何时何人翻译的，好像他自己懂拉丁文，似乎都是他自己翻译的。其实绝大多数译文一定是从当时的中方谈判代表、耶稣会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1645-1708）和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的汉译文继承或改写的。刘远图先生比较可靠的是他自己的考察纪要，主要贡献是把某些问题拉近时代，进一步条理化了。我在这里强调刘远图先生著作局限性的意思仅仅是想说明其盲目崇拜者成崇德的博士论文选材过于浅近狭窄，别无其它。成崇德不仅不看明清古籍档案，连清末民初的书他也不看。一头扎进新书堆里，盲目照抄1970年代以后缺陷较多的新书。更为严重的是，这位语言学出身的高材生，不仅在它的博士论文及其出版专著论述外语文献文本歧义时没有写出完整的一句外文加以辨析，就连许多冷僻的专有译音名词他也不会写出例如“普尔来（Х. Пэрлээ）”这种中外合璧的流行著录格式。这就是他蒙文肤浅，完全不懂满文，各科成绩从来就不及格的又一铁证。例如在他的博士论文第57页他说“中俄两国政府于雍正五年九月（1727年10月）互派官员勘分恰克图向东至额尔古纳河的国界，设立鄂博63处”。这里是他第一次提到这个专业蒙语译音名词“鄂博”的地方。什么是“鄂博”？有多少中国人懂得？为什么不加注解？读过外文版的蒙古史著作吗？会用西文字母拼写吗？连最常见最简单的蒙文概念“鄂博”都不知道怎么拼写，算什么精通斯拉夫蒙文的专家！他是偏僻乡镇的半文盲干部还是哪家企业的二道贩子？
还有同样在第57页他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尼边界划界大致完成，所定鄂博在今日中尼边界的有十二处，其它当时属中锡边界的有四处，作木朗及洛敏汤有六处”。什么叫“木朗及洛敏汤”？究竟他照抄的这两个词前辈们翻译自什么语言？懂吗？这是1998年的“新科进士”，极其罕见的语言学出身的历史学家成崇德应有的学术行为吗？诸如此类第一次提到莫名其妙的专业译音名词不加中外合璧注解的例子不胜枚举。
2.13，汉语注音冒充外语反映的教授职称伪劣程度
卫拉特蒙古是13-18世纪活跃在现今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一带的中亚草原民族。汉文史籍中，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额鲁特或厄鲁特，近现代则称之为卫拉特或漠西蒙古。其中噶尔丹(1644-1697)统治的准噶尔部落是自元朝灭亡后最后一支蒙古强悍势力。近年来，由于涉及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影视作品大量流传，噶尔丹已经成为近于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成崇德1995年获得教授职称，1998年自封为博士，自诩为卫拉特蒙古史专家。他不仅在1993-96年与他人合著了《卫拉特简史》上下册，而且还发表过专门论述或涉及论述这个民族乃至这个人物的20来篇文章。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因为没有专门研究过传教史而把众多传教士的外文姓名写得一塌糊涂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在论述自己最擅长的卫拉特蒙古时，就应该很专业很地道很少出错了吧？然而，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他在论述卫拉特蒙古时，也一样谬误百出，荒诞频仍。
不信请看这里的文字常识问题，看他在博士论文是怎样糟蹋他的蒙古史教授职称的。第23页注释○3是扼要介绍噶尔丹的小传，全文如下：“噶尔丹1644_1697)，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僧格的胞弟。据津巴多尔济<<水晶鉴>>第508页(蒙古文)记载：噶尔丹是被指定为一个呼图克图的转世后去西藏的。托忒蒙古文<<蒙古溯源史>>和达赖班禅的传记印证这个说法，噶尔丹13岁时被确认为温萨活佛(dben sa sprul sku)罗卜藏丹津札木措的转世，即第四世温萨呼图克图，被迎请到西藏。(又见冈田英弘<<噶尔丹之死>>，载<<东洋文库调查部纪要>>第37号，东京，1979年。)拜四世班禅为师，班禅圆寂后，又到拉萨达赖喇嘛门下学经。1667年返回准噶尔。”
因为学界认为蒙古史作为世界史学科之一，源于西方盛于西方；其分支卫拉特史据说是1970年以后才陆续引进我国的。我以前并没有专门系统地研究过蒙古史，就只好对照现行世界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俗称《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Encyclopedia Britannica简称EB 15th）的“噶尔丹传略”以及其他相关的网络英文资料来分析成崇德究竟是不是行家里手。
其一，既然作者认为噶尔丹是这篇博士论文需要反复提到的重要历史人物，不仅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在第一次出现时给他加注带生卒年代的蒙语名字Dga'-ldan或者Galdan (1644-1697)，甚至应该写出带领地官衔的封号全称，例如噶尔丹博硕克图汗Galdan Boshugtu Khan或者Galdan Boshigt Khaan。但是，他不仅一次也没有为“噶尔丹”加注外文，甚至在中文里也没有完整写出过噶尔丹的封号全称。他熟悉这个蒙古名人吗？
其二，因为噶尔丹统治的仅仅是卫拉特蒙古联盟中的一个部落，叫准噶尔。因此其传记不能不提所属部落的名称。例如Dzungar-Oirat Khan of the Dzungar Khanate，意思是当时（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落之中的“卫拉特-准噶尔之汗”。也许Dzungaria作为准噶尔部落的名词与Mongolia相匹配的标准形式在西方更流行。 Khanate特指这个民族这段时期的4大部落之中的任何一个。看来，他完全不知道西方蒙古史、中亚史学界怎样称呼这个人物及其部落的术语，他是卫拉特蒙古史的行家里手吗？
问题不仅是此前他没有提到他理应提到的上述称谓，而且也在于他后来在第36页补写的“准噶尔（ZHUNG GA ER为托忒文左翼、左手的意思,汉文音译写作准噶尔）”这句话的外文大有问题。我怀疑，成崇德这里写的外文不仅是用他们老家山西祁县的方言改造的威妥玛汉语注音冒充外语Dzungar，而且可能把威妥玛注音ZHUN GA ER的ZHUN误写为ZHUNG。因为我查了10多家有关西文网站，都和EB 15th的标准拼写方式大体一样，与他完全不同。因此我认为这是他从来没读过任何一种专业外文的有力证据。 请原谅我不是个中行家，冒犯权威。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不懂这个专业的某个西方汉学家曾经采用英国人威妥玛的汉语注音方式ZHUNG GA ER，并一度在华流行，现今也应抛弃。在此领域的当代论著，我认为只应该遵从西方近现代蒙古史、中亚史学家们所用的外语而不是汉学家们在明清时代所用过的注音来拼写任何蒙古史、中亚史专名。这就是说，只能直接从当地民族语言译音，而不能再从汉语转音。例如在我国政府近30年来的官方英语公报中，从来不用汉语拼音著录少数民族党政要人及其族名、地名。例如现任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的两位少数民族副委员长，维吾尔族的阿不都热依木?阿米提写作Abdurehim Amiti，蒙古族的哈斯巴根写作Hasibakan。第10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的外文名称更是明显的仿欧美模式：Ismail Amat。外族专名译音的原理应该古今一样，用外语，不用汉语注音和拼音。
其三，“噶尔丹13岁时被确认为温萨活佛(dben sa sprul sku)罗卜藏丹津札木措的转世”之中的dben sa sprul sku四个单词的拼写都有问题。首先是不能全文小写的老问题。早在1994年，专家乌云毕力格发表的一篇考证温萨活佛三世和四世的文章《关于尹咱库图克图》，已经用首字母大写的方式著录为Dben Sa Sprul Sku。成崇德的dben sa sprul sku很可能就是照抄乌云毕力格赴德攻博前的早年写法而抄错的。而我看到的更流行的西文著录形式是双词而不是四词结构dBen sa Sprul sku和Wensa Zhugu。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和张永江教授在一起合作著书数十年，可是成崇德对年轻同行们著录的外语基础知识特别是他们留学回来后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在他门仨合著的《蒙古族通史》第四卷1993年第一版时成崇德就把dben sa sprul sku错误地全文小写了，2003年出修订版如法炮制，1998年的博士论文又第三次旧病复发。这位历史语言学家的注意力在哪里？还有一点学术责任心和进取心吗？
其四，有一些西方学者说“He was the fourth son of Erdeni Baatur Hongtaiji, founder of the Dzungar Khanate”，意思是“他是准噶尔部创始人额尔德尼 巴图尔 珲台吉的第四子”（例如这两家网站
http://www.newworldencyclopedia.org/entry/Dzungars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 ... tu_Khan&oldid=2
44015208）。而成崇德却反复照抄大约1970年代以来国内普遍流行的一种不一定正确的说法，是“第六子”。究竟是第四子还是第六子？虽然我不是行家，也不迷信这些外国网页，但既然他们众口一辞，可见“第四子”这种说法在西方早有影响，事出有因。我当然无暇在此过于劳神去考证与我的专业完全无关的这件小事。我提出这件事只是想进一步证明一个我反复说过的基本事实，即伪博士既不读古籍也不读洋书，只会照抄1970年代以来的简化字新书。他的所谓博士论文十分孤陋寡闻，特别粗陋，完全没有能力兼顾古今中外不同资料并进行必要的分歧细节辨析。他的等身著作数百万字，就像哈巴狗咀嚼破抹布，嚼来嚼去嚼不出一点新的味道来。
其五，包括噶尔丹这一条注释在内的第23-25页，许多注释的10多本书的书名号显然不是在中文状态下键盘输入的两个符号《》这种效果，而是用扫描录入以后遗留的没有校正的四个乱码<< >>。足证这些注释内容根本不是文内谎称的那样，是从什么“托忒蒙古文”和日本“东洋文库”的外文典籍征引的，而是从简化字新书扫描剽窃的，拼凑以后没有校正。
还不止这些。第30页注释○1“见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里面的书名号也一样乱码丛生。这说明表面上对戴逸老前辈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他实际上阳奉阴违。试问，如果连引用顶头上司新书里面的话都不是他自己的读书心得，照样剽窃他人，托人扫描，他还会认真读其他人的书吗？
其实，在噶尔丹这一段里存在的问题数量远不止这些。限于篇幅，我只能通过扼要举例来揭露出他在几个基本问题上的重大疏漏乃至用汉语注音冒充外语等问题，证明所谓著名的卫拉特蒙古史专家成崇德教授研究这个领域30来年，发表了数十万字专著论文，其实一窍不通，满纸荒唐，是地地道道的江湖术士妄谈学术。其余问题只能留待其他专家批驳了。
2.14，从多次妄谈美国历史看美国史博导的哈哈镜
最近10多年来，不懂英语的伪教授成崇德连篇累牍地发表研究美国历史的论文、讲话。其代表论文就是《18世纪中美边疆问题比较研究》（载于北京《清史研究》1995年1期）。这篇文章的绝大部分内容不仅都粘贴到了成崇德博士论文第四章里面，也是他2004年到中央的讲稿核心。得意洋洋，难以压抑，就大肆宣传、广为张贴。http://post.baidu.com/f?kz=39571767上面的网址仅仅是众多网页之一。
这是一篇标准的赶时髦应景文章，浮浅无聊之至根本不值得仔细反驳。伪教授在此没有引用过一篇真正相关的美国史论著，因为事实上他不能阅读任何英文原著。他仅仅在这里把表面相关的中美事件罗列在一起，然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瞎扯了一顿。他连自己研究了30多年的卫拉特蒙古史都说不对基本知识，怎么会懂得美国史基本常识？ 他根本没有能力指出中美边疆问题的任何本质区别和有机联系。强不知以为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诚如上述，成崇德的英文那样伪劣，哪有资格窃据同行的最高位置，不读原文单靠译文，连篇累牍地到处胡扯美国历史，妄谈英语学术？虽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高低深浅人人有权议论。问题的要害是：该不该把阿猫阿狗的垃圾论文都批准为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该不该实行“马太效应”，把水平最次的人抬到最高位置，排挤水平较高的同行师生。更有甚者，2005年他还僭越指导了乐嘉辉撰写专门对比美国史学的博士论文。究竟成崇德有没有资格自己撰写或指导别人研究美国历史，撰写西方学术史的内容比重≥50%的博士论文？请国内众多的美国史专家们来仔细看看他这面哈哈镜背后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儿。
3．博士论文改为出版专著后出现新的伪劣
他的代表作《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是从他1998年的博士论文《17-19世纪中叶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稍加修改以后出版的专著，是他胡吹的13种著作之中唯一的独著。而在他的网页上，却把他多半辈子唯一的专著出版年1999错写成1998。可见这个家伙明里道貌岸然长期玩世不恭。他的网页著作目录里还有多少诚信？有多少文字是他自己而不是雇用“枪手”或者秘书代写的？
3.1，有必要把二十五史都塞入断代史参考书吗？
专著的参考书目和注释理应局限于密切相关的那些书，不能把一大堆关系很小的名著都拉扯进来，搞成大杂烩；断代史的参考书目不能写成通史那样，这应是常识。但是，由于电脑复制粘贴技术的日益发达，近年来许多论著为了遮掩空疏，抻大篇幅，就使劲在参考书目和注释里面掺水造假。参考书目和注释的日益庞杂臃肿已经成为学界一大流弊。有一位导师为大幅度删减庞杂书目而批评研究生时曾说：“难道你要把二十五史都写入你的专著参考书目吗？笑话！书目也是精审为上，臃肿为劣。” 不幸的是，这种参考书目庞杂臃肿的流弊笑话在成崇德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改头换面出版的专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竟然变成了典型样板。仅仅写18世纪清朝的一本断代史，仅仅23万字的简短著作，仅仅在某些章节追溯过一点历代沿革，他就要把二十五史统统都塞进参考书目里，打肿脸充胖子，卖弄博学。哪一本断代史不追溯既往历史？难道仅仅追溯过一点历代沿革就可以把二十五史的大部分都塞进参考书目混篇幅？请看《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这本书第314-323页列举的300来本“参考书目”的开始部分：
“《史记》中华书局1977年版
《汉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
《后汉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
《三国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
《晋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
《魏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
《北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周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
《隋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
《辽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金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元史》中华书局 1976年版
《新元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明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咋一看，成崇德在此列举的似乎是二十五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全部清单，然而仔细一查，这个清单貌似完整，实则残缺不全。事与愿违的是，它不仅不能说明作者博通古今，恰恰相反，说明伪博士连二十五史到底由那些著作组成也不清楚，共缺7本书。
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必要为研究中国历代北方疆域的沿革选择介绍二十五史作参考书，那么他在这里也不该遗漏《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因为《旧五代史》记载了907-960年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周边少数民族的详细历史。而《新五代史》之中胡峤的《陷虏记》记述他在契丹的亲身见闻，高如晦的《于阗录》记述出使于阗的见闻等回忆录，如同波斯人约威尼（Joveyni）在1252-53年访问蒙古后写下的全世界第一部蒙古史一样，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罕见史料。元朝丞相脱脱负责总纂的496卷500多万字的巨著《宋史》，是蒙元统治阶级怎样看待当时的中外交流和冲突乃至宋元时期北部边疆沿革的第一手官方资料。可他却避而不选这些与他的专题密切相关的书，舍本逐末，放浪其他与本专业没有任何关系的美国史著作。由此可见，他是精通蒙元历史的专家吗？他懂边疆史常识吗？他有资格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讲课吗？笑话！他是一个地地道道徐福类型的江湖术士。
另外，他写在这里的其他参考书的特点是，95%以上的书他既没有读过也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在本书引用过。他列举的以下这些善本古籍、清朝档案资料汇编，都是从其他人的参考书目那里糊里糊涂地剽窃而来的。例如第315页列举的以下这些参考书目：
“康熙朝《大清会典》康熙二十九年刊本
雍正朝《大清会典》雍正年间刊本
乾隆朝《大清会典》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刊本
嘉庆朝《大清会典》嘉庆二十三年武英殿刊本
光绪朝《大清会典》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年间刊本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
不仅罗列二十五史过于没谱，罗列大清朝的其他无关史料也是不懂专业蛊惑外行的表现。试问，罗列在此的光绪朝《大清会典》和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等史料和研究18世纪清朝的边疆问题有什么直接联系吗？难道光绪朝的任何决策都曾对一百多年前的祖宗们发生过反作用不成？
其实，不仅上述这一小部分，本书列举的所有涉及古籍档案的总共200多本参考书及其相关注释都是胡乱罗列的。他既没有读过，也读不懂那些古籍档案。而他真正用过的书，绝大多数就是他列在注释里的那些1970年代以后出版的简化字横排本新书，而绝不是标榜在这里的古籍档案。因为只有简化字横排本新书才是他唯一能够读懂并能选择剽窃的书。不信，把他列举在这一堆参考书目里的善本古籍，选择一些最简易的用行楷书手写的清代奏章、信札影印件拿来让他念一念，伪博士的半文盲全流氓本质就会立刻现出原形。
4．从群众舆论看严惩首骗成崇德的必要性
2006年12月以来，伪教授成崇德“所长自封博士”的丑闻在国际互联网不胫而走，已经在全球各地汉语媒体引起了广泛注意和强烈反响。各大学历史系师生议论纷纷： 有一位研究美国史的海归气愤地说：“我在美国留学多年获得了学位，回国后也不过给了一个副教授职称，至今不能带博士。我多次申请国家课题失败。而这位自封博士连简易英文都读不懂，却不仅能带专门研究美国历史的博士，还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重大课题，岂有此理？怎么国家经费不给真博士却要专门资助自封博士？”
不少党政机关处级干部也纷纷表示：“如果自封学位有效，一样加官进爵，谁不效仿？我们也要申请调入大学工作。已经是具有大学本科文凭的处级干部，谁不能混一个系主任、所长什么的干干？等自封博士以后再调回党政机关加官进爵也不晚啊”。
人大历史学院的一位青年气愤地说：“社会上流言汹涌，全院无辜师生深感玷污连累。如果事实有出入，当事人应该立即辩解，或者起诉诬告者，还我们单位清白；即使不在媒体公开，至少应在单位内部给同事们做一点解释说明啊。怎么至今没人说话，都哑巴啦？如果大体属实，就应该立刻严肃惩处。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我们满锅汤啊！难道我们全院无辜师生也都像他那样是自封了学位，胡乱拼凑了学位论文吗？他可到好，尽管流言蜚语铺天盖地，却一直装聋作哑，两年多来没事儿人似的我行我素，俨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无赖像，最近还忙着准备晋升呢！”
还有历史学院的人说：“2007年我院的研究生报考人数因此丑闻的负面影响减少了30%，以后不得年年递减？是不是要关门大吉了？想不到全国史学界的“革命样板博士”竟这样少廉鲜耻、恬不知耻、厚颜无耻，不懂得自重！”
2008年11月18日和2009年1月12日，人民大学两次张榜公布了严肃处理32名本科生期末考试作弊的名单。一位受到记过处分的学生为此愤愤不平。他说：“我们只是期末考试一门功课作弊，不仅要受处分，还要张榜公布；而成崇德教授自封博士时必然伪造了10几门功课的入学和在读的一系列考试成绩，他的错误性质和数量至少十几倍于我们单科考场作弊，怎能听之任之、长期逍遥法外不受处分？难道同样的法律仅仅整治学生而放纵教师？岂有此理！”。
“上海大学陈湛匀仅仅抄袭3000多字就被全国通报，收缴了全部国家课题经费，并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成崇德不仅同样抄袭了3000多字，还有那么多陈湛匀同志没有的严重错误，岂能长期逍遥法外不进行双规？不没收全部国家课题经费？”
“新疆石河子大学已经教书20年的数学副教授吴征，尽管学识很好口碑也好，因为查出本科文凭造假，就被开除公职。而成崇德的学识那么很差，又是博士文凭造假，犯罪情节比他严重两极，岂能不被开除公职？无数文凭造假的大都已被开除，怎么能纵容成崇德的官越做越大？”
“这个无德无才无能的“三无”骗子凭什么做国家头号历史项目包工头去指挥豆腐渣工程？任其挥霍12亿元《大清史》投资巨款，糟蹋纳税人血汗？凭什么工
资以外每月享受8000元津贴？2003年以来他的明暗年收入可能攀升到了普通教师的2-10倍，骗取工资外收入总计100多万元。”
………
我们认为，类似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北京市历史学会等组织，都是国家历史系学科的最高决策机构。选择一位自封博士伪教授作如此崇高的议事会委员，无论如何是对国家形象和学术事业的严重侮辱。山西有句谚语叫“肛肠不上席”。即使1962年肉类供应短缺，也没人把肛肠摆上国宴冒充佳肴啊，何况今天？难道现在的清史学界高层人才紧缺到那种程度，不得不滥竽充数肛肠代肉？如果没人提醒倒也罢了。当有人提醒，摆在席面最抢眼位置的那盘菜，实际上是腐臭已久的肛肠冒充的，谁能不恶心不反胃？
假如成崇德自封博士学位、伪造文凭和抄袭、剽窃、胡乱拼凑博士论文等一系列严重舞弊事件得不到应有的查处，如法效仿的所长、系主任一定会更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之类的教育腐败会日益严重。假如当局没人接受重金贿赂，对如此性质严重、证据确凿的典型腐败事件，绝没有听之任之的道理。反过来说，如果不查处成崇德，谁能相信不是上司有人吃了贿赂？！
我的斗争目标很明确：强烈要求当局尽快依法公开严肃查处成崇德舞弊大案。在国家媒体公布案件调查结果及其处理意见。撤销他担任的所有行政职务，没收全部工资外非法所得100多万元；根据我校师资评聘条例，依法把他骗取的教授职称降低到合理等级；从大清史课题组清除出去，洗雪国耻。只要他一天还赖在大清史课题组，没有被绳之以法，不管谁在保护，我的斗争就会逐步升级，直至生命终止。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侯门深似海，骗子知多少？
博导成教授，原来是草包。
舍得一身剐，誓把首骗拉下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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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卡
狗仔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08-10-2 01:4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