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印度“盖茨”和中国富豪的N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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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布斯》2006年世界富豪榜一出炉，就令印度媒体一片欢腾。在2005年的榜单上，只有12个印度人的名字，今年却猛增到23人；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名列榜首，而且上榜富豪的总资产已压过日本。被称为印度“比尔-盖茨”的普莱姆基从事ＩＴ行业，他无疑是印度富豪中财富增长最快的人。与去年相比，普莱姆基的排名上升了13位，列第25位，身价达到133亿美元，成为印度第二富豪。（《成都商报》2006年3月23日）普莱姆基的成功背后必然有过人之处，那么这位印度“盖茨”和中国富豪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很值得探讨。

　　站在“影响国家”的立场上谈论自己的发展。他更喜欢谈论IT对印度的影响。不久前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普莱姆基说，“实际上IT的最根本性贡献在于，它改变了印度的国际形象。以前提到印度，人们会说那里有许多吹笛子玩蛇的人，现在人们会说那是一个信息产业发达的地方。” 而中国的一些富豪更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谈论国家某些方面对自己的影响，很少能够想到怎么去“影响国家”，和普莱姆基的国家意识相比，我们的富豪欠缺的不仅是商业意识。

　　坚持“绝不贿赂”原则。当年，他新建的人造黄油厂需要一个变电站，在申请时负责官员向他索贿。普莱姆基坚决不给，抗争了18个月。尽管公司受到很大损失，他却不愿破坏自己的价值观。反观中国的一些富豪动辄喜欢把“官商勾结”作为杀手锏在关键的时候运用，而且乐此不疲。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些富豪在商场打拼的潜规则，形成了“不贿赂官员就无法经商”的怪胎，直接侵蚀了经济发展的健康肌体，后患无穷。

　　普莱姆基坚定地认为：“商业道德是一种资产，而非负债。它可能会增加交易时间，但却减少了交易成本。”普莱姆基对商业道德如此清醒地认识实在让中国相当多的富豪汗颜。和普莱姆基相反，我们一些富豪果断地把商业道德作为一种负债，当作洪水猛兽看待，表面上把商业道德时刻挂在嘴边喊得很响，但是骨子里却十分憎恨这个令他们头痛的东西，片面地认为是商业道德羁绊了他们积累财富的步伐，岂不知商业道德不但是一种资产，而且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良性资产，更是事业发展升值潜力无限的潜力股。

　　教育对社会影响最大。2001年，他个人出资20亿卢比成立了普莱姆基基金会，资助初等教育。因为他认为教育对社会影响最大，而初级教育阶段对一个人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普莱姆基基金会通过与地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已使120万学生和27000多名教师受益。中国的一些富豪本身就是“暴发户”出身，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狭隘地认为教育和富国强民关系不大，因此，即使慈善也宁愿做些有头有脸的事情，对教育的慈善即使有也是敷衍性的，潜意识里藐视教育，缺乏富豪责任感的劣根性暴露无疑。

　　在生活中，普莱姆基是一个极其崇尚俭朴的人。穿国产衣服、戴国产表是他的标志之一。出差坐飞机他会选择经济舱，他从来都是住三星级的宾馆并且坚持自己洗衣服———他甚至要求他的员工也要这样做；有时候下飞机后赶不上机场免费接送旅客的交通车，他甚至坐便宜的三轮摩托；平时出门经常开着一辆破旧的老式福特汽车；他不厌其烦地要求员工用手纸要节约，离开办公室要关灯。他说话算数，有时候他还真在下班后抽查关灯的情况。而中国富豪的奢侈消费不但在国内有目共睹，而且在国外也声名远扬，凡是国内外有奢侈消费的场所，几乎都可以发现富豪们潇洒地挥霍消费的身影，住就要住“总统套间”已经是很多富豪的住宿习惯， “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就是很多富豪的消费理念。如果赚了钱，什么办公环境，什么水电开销，一律以“拿得出手”来对待。这也难怪为什么富豪就像割韭菜，来得快，去得也快。

　　就在我们的不经意间，我们的邻国印度似乎在默默无闻中一夜间迅速崛起，让我们不由得感到惊讶，但是，印度“盖茨”这么多和中国富豪的不同之处仿佛又让我们不难明白其中不是秘密的秘密。印度经济快速发展是印度正在崛起的一个侧面，而印度“盖茨”自主创新发展ＩＴ行业又是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印度 “盖茨”的这么多过人的不同，给中国富豪上了一课，印度“盖茨”就是中国富豪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富豪的不足，如果说中国的富豪也可以称之为富豪的话，那么印度“盖茨”就是富豪的更高境界，中国富豪应该学习印度“盖茨”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