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历史神话 专家揭秘30位中国领袖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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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英雄人物们的早年生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从汉高祖斩白蛇到赵匡胤降生时的“体有异香，三日不散”，英雄似乎冥冥中注定为承担某种济世救民的使命而来。但凡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展现出超常的创造性，取得辉煌成就，英雄的神化过程也随之开始，即使到了近代，此类神异故事依旧在民间流传。

　　据传说，孙中山出生时出现了“紫气东来”的“瑞象”，李立三降生的那一年，他家里的铁树开了花，贺龙降生后，家乡遭遇罕见的龙卷风，石龙坠落门前，仇人遭雷击致死。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就会发现，他们的早年生活是平凡的，与常人并无十分明显的差别。一句简单的“时势造英雄”也难于解释他们的成功，是什么让他们脱颖而出？他们的性格和常人相比，又有哪些迥异之处呢？

　　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谷传华，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这个问题的青年学者，他从近代名人人生经历入手，历时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读，勾画出一条近代名人们“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练就之路。

　　早在2002年4月，那时的谷传华尚在北师大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他在研究中发现，“如果总是习惯性地将学生的创造性作为研究重点，范围狭窄，结论也欠缺代表性，而目标锁定在社会名人身上很可能会带给人们更大的启发。”

　　虽然有了新想法，可确定研究对象却并非易事。谷传华意识到，研究对象既要有非凡的创造业绩，又要有足够的材料，否则对其人格的分析就不可能完整全面。动荡的时代环境与丰富的文字记载，让近代名人走进了谷传华的视野。

　　他先从多部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大辞典中搜集到300位社会名人，然后请三位历史学专业人员从中精选30名历史资料相对充分、比较典型的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或外交等社会领域，曾以高度的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做出了历史所公认的杰出贡献，表现出非凡的社会创造性。

　　谷传华主要运用历史测量学方法和个案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统计分析，研究的结果却让人大感意外。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在出生以及出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凡人”并无明显差别。这意味着，与其他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一样，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青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表面普普通通，却有共同的显著特征———自命不凡

　　“大多数‘英雄’早期并无杰出的表现，而是与周围的同龄人一样，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玩耍、游戏，与成绩平平的兄弟姐妹一样遵守着族规家法和封建礼教，与同伴们一起读《四书》、《五经》，并经受着各种新潮流、新思想的冲击。”

　　他发现，这种平凡性还表现在早期生活的愿望和学习的动机上，他们大多仅仅想通过教育改变或改善当时家庭的生活，或者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做准备。而在一些贫困的家庭中，学习则是为维持生存，养家糊口。

　　然而，在史料展现的蛛丝马迹中，这些貌似平凡的少年英雄们不为人知的一些性格特点被挖掘出来，而自命不凡就是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这反映出个体相对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边缘感和自我优越感，这成为他们领导或试图领导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心理因素，某些传说或偶合也促成了这种领袖欲。”谷传华分析说。

　　“贺龙出生时的特殊气象无疑给父母、家人以及周围的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觉得他有可能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人们会有意无意地通过惊奇、关爱、接近、褒扬或排斥、妒忌等方式将自己的预测或期望传达给孩子。而在学业、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功或优异成绩常常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命不凡或优越感。另一方面，英雄崇拜则发挥了榜样学习或观察学习的作用，增强了个体进行非凡行动的倾向。”

　　外向型性格，敢于反抗在他们的人格中凸现出来

　　与自命不凡相伴而成的是外向型性格，这些英雄人物在青少年时期表现非常明显。“他们喜欢探索外部世界，热情乐观，主动面对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能主动地与人交往，表现出合群、自信、坦率等行为倾向。对社会交往的敏感性促进了随后的‘社交性’性格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性格特征包括合群、勇敢、激进、上进、友好、坦诚、泼辣、力行、勤奋、精力充沛、理想主义等。”英雄人物青少年时期在特定人格维度上往往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也让他们在性格层面凸现出来。通常“坦率而非含蓄、直率而非深沉、激进而非中庸、竞争而非谦让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常常通过反抗、冒险、高成就动机表现出来。”

　　谷传华博士告诉记者，在研究对象们早期生活的记录中，很容易发现他们反抗或叛逆行为的迹象，而反抗的成功或社会活动的成绩无疑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比如，毛泽东曾回忆说，十三岁左右，“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结果，父子互相妥协，结束了“战事”。

　　他分析认为，少年毛泽东总结出来的这一“反抗成功律”，即公开反抗导致对方的妥协或客气，而怯懦屈服导致对方的压迫加剧这一“公式”，影响了他随后的生活。他后来所领导的一系列罢工、罢课以及农民起义，都有将“反抗成功律”实际应用的影子。李立三、叶剑英等均有过与少年毛泽东类似的经历。反抗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强化作用往往促成了个体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反抗斗争。

　　热衷冒险让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冒险性也是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另一重要特征，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性问题情境的探索性，换句话说，冒险性是探索性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人们的印象中，冒险意味着可能会获得某种非同寻常的成功，从而改善自身的境况或社会环境，赢得极大的社会荣誉；也可能彻底失败，而带来消极的痛苦体验和社会评价。

　　谷传华发现，“他们的冒险性表现于各种社会情境中，不仅包括为了探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自我发展机会而进行的‘学业冒险’，而且包括为了实现某种抱负或理想而进行的‘革命冒险’。另外，还有为了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改革性冒险’”。

　　据毛泽东回忆，他的第一次冒险是因反对塾师的严厉管教而离校出走，在外“漂流”三日方才回家，少年毛泽东此时所面临的危险在于可能受到父亲和教师更严厉的惩罚，丧失学习机会，幸运的是，他的第一次冒险就获得了成功：回家之后，“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相对于前三种冒险，政治冒险则是他们最典型、最普遍的冒险形式。毛泽东、周恩来、孙中山等人都有过带头剪发辫的革命行动。这可以说是他们人生中较早的政治冒险。”

　　谷传华认为，这种更高层次上的冒险使个体不仅要面临某种机会（求学、谋生、职业机会）丧失的危险，不能得到传统家庭和世俗社会的认同，而且更要面临地位、荣誉、前途乃至生命丧失的危险，青少年时期的冒险是个体在事业、前途上的冒险，是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重大选择，它为成年后的生活模式奠定了基础，成为职业革命家、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训练营”，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指引他们奔向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

　　走过青葱岁月的懵懂，社会创造性群体在自己的性格中埋下了成功的种子。而当成年初期走向革命之路，这时期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一生的方向。

　　谷传华对这个群体在成年初期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人格主要表现在坚定有为性、尽责性、自我完善性、开拓求新性、外向独立性五个方面，其中坚定有为性居于首要地位。总体上看，高度的成就欲、力行、冒险和理想主义是成年初期最为突出的人格特点。

　　在他看来，“成就欲不仅指一个人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力求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取得最优秀的成绩的动机，而且指个体在某个方面或领域获得最高成就的人格倾向。”

　　而社会领域的创造性人物高度的成就欲，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在每一件具体的社会工作或解决每一社会性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最优的成绩，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二是力所能及地取得最高的社会成就，对社会发挥最大的作用或影响，即渴望“建功立业”。

　　以孙中山先生为例，他放弃可以为个人带来舒适生活的行医职业，而选择充满艰险的革命职业，证明“孙中山追求的是获得轰轰烈烈的“社会成就”，而不是狭隘、自私的“个人成就”，他要立的是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而不是保障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自我之功”。他的成就动机直接指向革新社会这一宏大的社会问题，这种成就欲反映了他对社会改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挑战性。”谷传华说。

　　他认为，可以把成年初期的成就欲理解为某种强烈的“事业心”，它指引着个体通过实际的、具体而细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奔向某种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这种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

　　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

　　梁启超在《管子传》中曾说：“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如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点出了历史上英雄成年后的理想主义“情结”。

　　“详细分析这一群体成年后的言语和行为后，我发现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谷传华说。不仅如此，“在理想确立后的漫长时期，他们都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而且，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的每一个行动都掷地有声。”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同学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那时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指宣传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香港兴中会的早期会员谢缵泰在1895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

　　与孙中山一样，在确立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之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都拥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英雄梦想，这种理想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不但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信仰，而且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日常事务都溶入实践这种信仰的行动中。

　　谷传华发现，为理想而力行，突出地表现于他们的英勇、果断、冒险行为上。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几乎都有过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社会背景下，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一种可怕的冒险，都面临牺牲或死亡的考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练就了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创造性人格。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曾将历史上的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谷传华表示，虽然无法严格地确定所考察的这些英雄们到底是“造时势”还是“为时势所造”，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涌现的，而他们的诞生又为时代提供了引领者或先驱者。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既属于‘应时’之英雄，又属于‘先时’之英雄。”梁启超归纳了“先时”英雄的三种“最不可缺之德性”：理想、热诚、胆气，认为“三者为本，自余则皆枝叶焉耳。”

　　可以说，梁启超所说的这三种品质，正是我们所考察的英雄们在成年初期表现的突出人格特征。作为近代社会的“越轨者”，他们不遗余力地反抗着、改变着陈旧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而他们也为自己赢得了辉煌的人生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