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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咏红/文
从上海过来的两名同事都说喜欢北京。其中一个同事感叹道,北京真是文明的好地方!北京人举止文明、守秩序、还不大声喧闹,乘公车、搭地铁懂得自觉与陌生人保持“安全距离”。
据说,上海可并非如此,那里生活节奏紧张,大家走路都像在抢道儿似的,公共场所里人贴着人,你步伐慢了就会被人推开。
不过,这个同事也补充说,首都街道宽阔,建筑密度比上海低,这是北京人能“行有余裕”,而上海人不能的原因。物质决定精神,不富裕就没有文明,这点道理在首都经验里表现得相对透彻。
北京的文明与北京居民的经济宽裕水平直接相关。从清朝到民国,能在首都立足的多少有几分背景
——京官、八旗子弟、商贾、被安置在皇帝周围受监督的降臣遗老和开国元勋等等,许多人在皇城里过着舒服,滋润的日子。北京话里对男士的尊称是“爷儿”,所描绘的正是有钱有闲不用干活的大男人。
到了现代社会,持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则享有计划分房的好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最后一拨计划分房,当年已进入社会工作的北京人,只付出象征性的费用,就能够买断单位分配的房子,将来老了房子还能当家产转送给子女。
北京计划生育管制严厉,独生子女多。有些运气好点的小北京人,他们同时从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爸爸、妈妈那儿继承五六处房子。将父母遗下的房子出租,小北京可以一辈子吃喝不愁。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短,认识的几个道地北京人确如书里描述的豪爽大方、永远不急、有点晃晃悠悠。这并不表示北京人爱迟到,反而他们挺准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时间安排倾向保守,不在有限时间里挤入太多事情。有时乘出租车遇上交通拥堵心里正着急,北京司机好意劝导:“那您啊,预留多点时间在路上。”我就想,他们怎么那么多时间可以“预留”。
不过,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古老的北京文明在物质主义的冲击下开始感到压力。市场经济发达,一本北京户口渐渐不如有钱有权重要,城里新盖的高档商品房被外地人、外国人买去,反而一些北京人当年分配到的房子遭遇政府强制拆迁。调查显示,最多北京人聚居的南城,其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锐气受挫的道地北京人,开始埋怨高楼太多,埋怨车太多,埋怨外来人太多,还埋怨改革开放。走在街上,越来越多满腹牢骚的北京人。就像一幢幢高楼正改写北京的天空线一样,北京的文明也在经历挑战。在这些变化中看北京,看到在时代的巨大变化中,每个人都是善良无奈的小老百姓。
(本文作者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特派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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