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中国中产阶层有房有车却无安全感

rebecca

律师李阅

　　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情调、品位……

　　“中产”身上被附着了无数美丽而又体面的标签

　　现实语境中的中产们根本没有如此的风光

　　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

　　他们还要随时担心，一场病、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波

　　他们都可能遭受重创，甚至跌入赤贫的深渊

　　谁来为中产抵御风险？

　　谁来让中产真正强大？

　　中产者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拥有强大无比的未来，拥有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还只是一个脆弱的幼童。

　　你“中产”了吗？在今日的中国，这个略带贬义但又为人们无限向往的概念，似乎已成为商业社会全力开掘的宝藏，被商户急不可耐地赋予极高的消费能力想象，被时尚传媒热情地贴上美丽标签：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情调……

　　然而，在中国的现实语境里，生活在上述图景中的人，多半高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非中部。那些海市蜃楼般的图景，也多半会让真正的“中产”自惭形秽或黯然神伤。

　　在四川的成都，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中产家庭，却因妻子患病而几乎耗掉全部财产。妻子去世以后，主人公又回到了工厂，拿起每个月400元的工资。当初他离开工厂玩命赚钱为的是发家致富，现在他戏剧性地回到了生活的起点。

　　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一场病把“中产阶层”打回原形。这个因病致贫的故事，使“脆弱的中产”成了近期社会关注的热点。

　　　　“中产”不是标签

　　中产者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学者说，中产阶级最初来自欧洲的产业革命，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新生资产阶级。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把“中产阶级”的概念散布全球：一个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靠知识与技术领取稳定且丰厚薪水的群体。

　　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在西方国家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

　　在中国，中产者在1949年以前曾有过短暂的往昔，而其重生却是在1978年之后。在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开放中，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与社会纵向流动中，“中产阶级”悄悄地“去政治化”，换了一个马甲重出江湖，人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

　　中产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面孔始终有些模糊不清：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并以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资本的人？一些月入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刷卡消费，到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旅行的人？一些比蓝领阶层更富有，比暴发致富者、有权有势者在生存态度和价值观上更具进取心的人？一些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循规蹈矩和具有主流价值观的人？

　　据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达到“橄榄形”的理想状态，即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中产阶层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推动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有学者认为，今后10年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的关键时期，培育并保卫中产阶层，就是保卫这个国家橄榄体的稳定和提升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免疫力。

　　于是，中产者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它拥有强大无比的未来，拥有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还只是一个脆弱的幼童。

　　让中产强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

　　由中产而瞬间赤贫并不是孤例，“因病返贫”似乎折射了中产阶层在社会生存中的尴尬位置。体制上的漏洞或行政设计上的监督不力，让中产阶层在程序正义的门外付出了更多额外昂贵的社会成本——房产暴利、权力寻租、教育消费、医疗消费、交易中的霸王条款、合同陷阱……他们可能由此获得财富，但额外社会成本对其财富进行的无情消解，有时使他们甚至比贫民阶层更手足无措。

　　于是，中产者似乎和危机感联系在一起。“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他们疯狂工作的写照，工作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

　　评论家朱四倍认为，从“因病返贫”的层面上看，中产阶层的脆弱来源于社会的脆弱，而社会的脆弱是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显现。要消除中产阶层的脆弱，就要消除社会的脆弱，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当下的选择。

　　但是，仅有社会保障无疑是不够的。中产阶层自身的整体规模不大、独立性不强、制度上缺乏保障等因素，都从大的背景下构成了其脆弱性的原因。甚至，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产阶层”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他们像这个社会的私生子，名字不能纳入大家庭的祖谱，人们叫他的小名“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由于“私生子”的尴尬位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幸成为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在成为罪犯目标的担忧中，忍受着下层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承担着许多本来无关的误会与责任。

　　有学者认为，壮大中国中产阶层的关键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层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层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

　　也许，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中产阶层，才不只是一个房产开发商和汽车销售商竞相抄袭的营销概念，不只是海平线上隐约可见而去向不明的桅尖，才有希望摆脱自身的脆弱，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脆弱的中产之世相 中产危机感

　　　　外企项目主管Rita：

　　　　有种“掉在水里，抓不到东西的感觉”

　　Rita毕业于北京的某名牌高校，硕士文凭。毕业时，她拒绝了北京的某一事业单位的
offer，毅然地南下上海——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应聘到一家香港的咨询公司。去年，Rita离开那家香港公司，跳槽到现在的美国公司，职位也从普通员工上升到项目主管。问她最大的感受，“累，白领工作远不是那么回事。”Rita从电话那头传过来的声音显得有点疲倦。

　　“提起外企白领，人们的印象要么是，这群人收入高，满口ABC，喜欢时尚，生活小资，要么是压力大，对象难找等等。其实我们真正生存状态是什么？每天看似光鲜的背后有多大的压力？局外人是不知道的。”

　　而说到待遇，Rita显得很不满。“像我这个职位，不上不下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开销却大得惊人。现在主要的感受就是没有钱。不像公务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而且，这些隐形福利都可以免税，我们基本上就是那张工资单上的‘死钱’，还要交各种保险，正常交税。而我这个年龄段的白领，要考虑结婚，要考虑升职，要考虑买房，想想上海的房价这么高，结婚后谁来带孩子等，想想这，烦！”

　　靠父母的接济，Rita去年在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附近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提到这事，一向好强的Rita显得不好意思。“没办法，上海的房租太高了，租住不划算。”Rita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Rita在考虑结婚的事。爸妈对她也一直催着，希望她能早点结婚，身边有个人照顾。她现在的男友与她青梅竹马，虽然在上海上班，但经常到外地出差。

　　让她郁闷的是，她现在想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把这套小户型的房子转手。而按照上海市去年的规定，不满两年的房子转让，要交很高的转让税。

　　“政府在政策和社会保障层面上，根本没有考虑我们这群人，要么考虑富人，要么考虑穷人，根本不管我们死活。虽说这个税是为了打击炒房者，但这样一刀切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就不公平。”Rita说。

　　对于将来的发展，Rita表示，我们这些人，靠的是能力吃饭。“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但有时还是感到迷茫，就是那种掉在水里，抓不到东西的感觉。”

　　　　律师李阅：

　　　　虽在物质上暂无忧虑，还是难有安全感

　　李阅，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独力拥有两处房产、一部海南马自达。由于“生活和工作的标准越来越高”，她不能轻言满足。

　　她表示律师这个行业由于近有外资进入，专业度的要求不断提升，后有新手蜂拥，以低价求存，竞争日趋激烈，即使是声名在外的律师，也不敢稍有松懈。“律师的工作除了案头的专业准备，更多的在于老客户关系的维系和新客户的开发，也就是幕后人际关系的斡旋。这个相当耗时间和精力，基本没有明确的工作时间和个人空间的严格区分，造成的压力也很大。”

　　“儿子说的最多的话是‘妈妈上班’。他大部分时间跟外婆和保姆，便不粘我，我对他而言有点无所谓。”

　　作为单身母亲，面对两岁的儿子，李阅心头有撕裂之痛。她周末尽量陪孩子。但由于工作与生活没有断然分割，“有时候与人交往也是为了工作”，与孩子的相处还是较有限度。对孩子的内疚有时又反过来变成一种动力，使她更无法停歇。

　　虽然在物质层面暂无忧虑，但李阅还是难有安全感。一方面是律师职业特点注定的不稳定风险，行业、企业的变化都会带来业务方面的许多不确定性，比如今年客户量充足，明年却不可预期。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包括医疗、意外事故和养老等，“虽然有一定的保险，但我不知道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目前买的养老保险金，谁知道几十年以后是个什么样的价值。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几年都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十年，几十年以后。”

　　“在这个社会不进则退。拥有越多，要求越多——有了1样东西，想要10样；有了10
样，就会想100样。如此，使你不断地往前走。财富越多，压力也越大。立足社会，不可避免要与人对比，寻找自己的定位。然后，对生活的质量的追求又一再使标准拔高。谁让社会评判的价值标准，更多时候，变成了金钱呢？”李阅不由感慨。

　　更多时候，李阅不愿去触碰这些问题，因为“想了也白想，只会增加焦虑”，唯一能做的就是调适自己的心态。

　　　　Wit(网络运营总监)

　　有三套房、一辆别克HRV，但不是很满意，还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标准。现在还不敢要孩子，身处信息高速发展的行业，如果稍有懈怠，完全可能被淘汰出局。IT的繁荣，可能使人一下从过去的2000块月薪迅速提升到2万。那么2万以后，想的肯定也是倍数问题。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不是稳定、逐步的增长，而是大步跨越，甚至飞越，人对自身的定位就越提越高，焦虑也随之而生。没办法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

　　自己目前太多的精力用于事业的搏杀上，尚不可能有余力去顾念孩子，从养狗的经历来看，养孩子绝非易事，特别孩子一出世就意味着责任的无可推卸。现在不是适当的时间。由于是自己独力支撑家庭经济，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不敢去设想一旦变故发生而将临的局面，爱家人，就不能留下许多未决之事。

　　　脆弱的中产之追问五问李春玲

　　李春玲博士的最新著作《破裂与碎片》刚于2005年末出版，被认为是探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部力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李博士长期关注中产阶层的问题。3月29日，在她那间宽敞明亮的书房里，记者与这位讲话干净利索的学者有了如下的对话。

　　南都周刊：我们在采访中注意到，中国的中产阶层往往对未来充满焦虑，你的研究中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李春玲：心理是否焦虑，不仅与收入有关系，也和社会保障有关。处于市场化中的中产阶层，风险比较大，由于社会保障这块要自己负责，容易产生焦虑感。

　　南都周刊：这种焦虑感的产生，中产阶层本身有没有要反思的地方？

　　李春玲：与西方中产阶层的发展相比，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太过于功利，太注重个人条件的改善了。买房子、车子、穿名牌、外出旅游等，显得物欲特别强，而缺乏对社会、对他人的关心。

　　前两天与一个日本朋友聊天，他研究了日本在印度和中国办的企业里内部员工的满意度，结果发现，与印度人相比，中国人满意度较低，薪酬往往要和老板或日籍员工比；而印度人则满意度较高。这可能与中国目前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建立，个人主义、物质欲望膨胀有关。

　　南都周刊：我们在采访中还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内部也有分歧，比如一些私营企业主反映，现在政策制定的随意性、不明确性对他们的伤害最大，而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则是另外一种看法。

　　李春玲：这与中国中产阶层还处于兴起阶段有关。中国中产阶层发育还不够成熟，不能形成一致的看法和价值观，体制内和市场内相互间缺乏认同，呈现一种分化状态。比如，体制内的中产往往不希望政府的权力立马收缩，而依靠市场获取收入的中产则希望政府尽快放权，尽快建立公平、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南都周刊：还有一些中产，尤其是一些公司白领抱怨，现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要么考虑富人，要么考虑穷人，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他们也没有利益表达渠道。

　　李春玲：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利益的表达和获取，实际上是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处在社会顶层的富人，往往声音比较大，能够影响某些法案和政策的制定。而处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基本上没有表达渠道，他们缺乏组织、人力和财力，往往靠一些知识分子来呼吁，但现在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在有意识地向这部分人倾斜。

　　而中产阶层也不是没有利益表达渠道，一些非政府组织、媒体都可以传达他们的声音，但往往这种声音与富人相比，对法案、政策的制定影响小。譬如，在税收调节上，对富人影响最大的遗产税、物业税现在都以难以执行为借口而流产，税收的主体成了中产阶层，因为他们收入公开、单位固定、易于征收。这往往使中产阶层产生某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当然，这也客观上制约、阻碍了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

　　南都周刊：国家可不可以在制度或政策层面上做些文章，缓解中产的被剥夺感，提高中产阶层的抗风险能力？

　　李春玲：从目前情况看，国家尚没有明确的意识来培养中产阶层的发展。在最重要的税收调整方面，效果也不好。在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兴起与福利国家的建设是同步的，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有保障，可以避免收入和地位的大起大落。而当下中国，政府还顾不上中产阶层这块的保障。但可以在税收、教育、医疗等改革中，做出实质性的调整，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

　　　　脆弱的中产之海外美国中产很烦恼

　　朋友老赵几天前打来电话，说心里郁闷，要找人聊天。问他有何烦恼，答曰：“我被班加罗尔了。”

　　班加罗尔原是印度一座城市的名字，Bangalore，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信息科技中心，美国许多电脑网络公司在这里建立了分部，将一部分原本美国本土的工作外包给了印度人。这个词目前在英语中流行起来，甚至演变成动词，意思是：因原来的职位被公司外包而失去了工作。

　　老赵正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他从前在大陆学的是中文，来美国后，发现中文无用武之地，便转行读了计算机语言。老赵转舵及时，毕业时正赶上美国电脑网络业的起飞，找工作很容易，薪水也逐年呈跳跃式增长，七年之后，已达六位数字。老赵的妻子原先在社区图书馆工作，女儿出生后，退职在家，当起了全职家庭主妇。全家靠老赵一个人的收入，衣食充足，绰绰有余。添新车，买了房，每年还有些积蓄，存下来养老，或者为女儿将来念书做准备。

　　失去了工作，令他有些烦躁，其实，这早已有了预兆，公司里的同事已经裁了一拨又一拨，网络泡沫后，美国公司用这种裁员招新人的方式，降低工资支出，因为当年热火时期，老赵那一拨人的工资被水涨船高，如今，网络技术人员已经人浮于事，加上来自中国、印度的低成本威胁，在这个行当里，即使不能称为人人自危，也没有几个人敢说高枕无忧的。

　　　　一觉醒来不再中产

　　美国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但一般来说，平均年收入在2.5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的，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像老赵这样的三口之家，12万收入，平均每人4万，相当不错了。以这个标准来估算，美国的中产阶级应该占到总人口的80%左右。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方面有着与其他阶层共同的忧虑，类似国家安全及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全球温室效应、油价飙升、种族冲突等大问题，以及人身安全、健康、情感等个体问题。

　　然而，中产阶级所特有的、最主要的烦恼并不是来自精神世界的。他们最担心的，是哪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中产一族，而是滑落到贫困线以下的低产阶级。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太多的因素使中产阶级不敢掉以轻心。2005年8月，美国政府人口统计署公布的《2004年美国人收入，贫困，健康保险》报告显示，美国的贫困人口率继续着2001年以来的上升趋势，由2003年的12.5%上升到2004年的12.7%，贫困人口一年之间净增了110万，其中以中西部老牌制造业中心城市的增长最为突出。

　　美国政府进行这项调查时所界定的贫困线，是两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2334美元以下。虽然，近几年来，美国经济总体呈现回升趋势，但并不是各行各业都如此。有一些行业还在苦苦挣扎之中，如制造业，这些劳力密集型产业已经渐渐将生产中心移向亚洲，本土老厂关闭，工人面临失业。信息产业也不例外，除了少数高精尖技术不会对外开放以外，许多服务性岗位都已经外包出去了。

　　在贫困人口率持续攀升的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增大。最底层20%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下降至全民收入的3.5%；而收入站在顶端20%的人，拥有的财富则上升到全民收入的50.1%。最近公布的福布斯美国富人排行榜也表明，全美最富的四百人的资产达到113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250亿美元。

　　　　全球化下的新隐忧

　　美国社会的仇富心态没有中国那么严重，虽然对于贫富差距过大，人们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不至于产生暴力倾向，为济贫而杀富。对于那些白手起家、因智慧和勤劳而致富的人，美国人总是敬佩有加，并以之来自勉，作为自己奋斗的榜样和动力。

　　然而，对于贫穷的恐惧，特别是中产阶级对于重归贫困线以下的恐惧，是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隐忧。除了像老赵这样失去工作的极端例子，其它因素，如医疗保险价格攀升、学费增长、股市崩盘而造成养老金缩水、房贷压力太大，都是中产阶级面临的最切实的困扰。

　　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份调查报告也显示，美国医疗保险费用在过去的几年中以每年
20%的幅度增长，远高于通货膨胀水平，这不仅使得许多美国中小企业无力负担员工的保险，也使得更多的工薪族、个体生意人感到进退维谷。2004年，美国新增了140万失去医疗健康保险的人。这些人一旦生病，庞大的医疗费用会使他们一夜之间处在破产边缘。

　　然而，超级资本集团力主的全球化正在动摇着美国人的基石，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必然使一部分人成为牺牲品。当然，老赵的烦恼恐怕只是暂时的，有学历，有技术，美国本土的工作不可能全都外包出去。降低身价，另辟蹊径，信息时代，总会有他的饭碗。

　　危险的是那些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中产阶级，一旦全球制造业中心彻底迁移，恐怕将只有到东方去讨饭碗一条路了。实际上，这从2005年开始，就已经显露出迹象，相当一批熟练技工和机械工程师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和印度，开辟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