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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6 01: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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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 “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 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 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 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在家里对丈夫说，打死象她那样身份的一个人，“就象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 毫无办法。她和丈夫商量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还是逃跑？都不能做。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说：“别去学校了。”她还是按时去了学校，束手就擒。
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没有地方可以逃亡，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知道处境危险，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大早先到了中共北京 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她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 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眼看着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 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 且，在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在她被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在红卫兵学生的乱棒之下，甚至没有可能作一点点反抗来保护自己。从一个 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被抛弃了，被牺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的方面，还是从处死的“理由”方 面，都是绝对的前所未有的残酷。
拿着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医生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王晶尧随送卞仲耘的尸体去了东郊火葬场。卞仲耘的孩子来和妈妈的尸体告别。王晶尧用一块布蒙住了卞仲耘的头，没有让孩子们看到非常可怕的满是青紫血痕的头部。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只有9岁。
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之后，关于文 革的另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他们听到其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法，还以为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卞仲耘的命运。但是《决定》中还有一段说：“一大批本 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对正在北京的中学里开始的暴力是有力的支持。这个《决定》发表于8月9日， 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之后。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他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他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 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者，也可能听到后什么都没说，但是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 面如何回应，至今还未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必须回避。
但是，即使不知道内部消息，从外面看，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 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完全没有使文革的领导人认为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 动来支持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 100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7次）。8月18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和 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林彪、以及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 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在万众瞩目之中，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而且，更进一层，报纸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对话。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说：“要武嘛。”
8 月18日大会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8月18日 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成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8 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彭小蒙和宋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来自第一 个打死了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意义和影响远远不是仅仅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红卫兵暴力在8月18日大会后大规模升级。大规模的校园杀戮开始了。中学校长卞仲耘遭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根据笔 者所作的一项调查，在调查所及的115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有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暴 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已经知道的有：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范 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师吕贞先，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师孙 迪，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语文老师齐惠芹，北京１３８中学书记张 冰洁，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吴兴华，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广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南京第十三中学数学教员韩康 和体育教员夏忠谋，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冷和王伯恭，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 莲。
这个名单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
1966 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师被迫害致死。有人说，在文革中受害最大，受迫害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符合事 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而杀害他们的人，是他们的学生。 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满了18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文革领导人发动鼓 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校园暴力急速向校外发展。当时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其中主要包括两项两项：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师大女附中附近 一家饭馆的服务员，一个18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校中化学实验室里。她的罪名是“流氓”。她被绑在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 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上。来来来往往的人都听到了。后来惨叫声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校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于是尸体才被解 开绳子放了下来。这个女子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到学校来哭诉小妹妹之死。18岁的女服务员当然正在恋爱的年龄，这与“流氓”何干？哪怕她真有 任何不当行为，怎么能受被捆打的惩罚？又怎么能被打死？就是她犯了死罪，中学生有什么权利来当刽子手 ？
除此之外，1966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死了7个人。更严重的是，这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出众的情况。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 西城区（师大女附中所在的区），8月下旬有 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作。当时西城区一共有61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 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是，此数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卞仲耘的死尚不在此数之中。1966年8月5日 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是8月杀戮的开端，经过三个星期的发展，在8月底前后达到每日被害人数的最高峰。由最高权力者号召鼓动，用中学生红卫兵为打手，打死手 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没有防卫能力的和平居民，还视为伟大功绩，这实在是二十世纪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一。
五、试图讨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饭时候，在学生饭厅，听得到的是轻狂的议论和对被斗者的可怜状况的讥笑。校园里并没有发生没有因杀人引起的惊恐与不安，相 反却弥漫着一片亢奋高昂的气氛。一群群红卫兵学生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裤腿高高卷起，走路昂首挺胸，说话高声大气。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权使人他们 兴高采烈，自我感觉无比良好。
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动文革巨轮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卷入早期领导过文革的上层人物。半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 奇的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学校的宿舍。一天在宿舍里有人问她：“喂，刘亭亭，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 “那是我吹牛。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说打死了三个人。”
所谓“红八月”就是指1966年8月。那个八月中，卞仲耘被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杀害，14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 那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实际上， “红八月”的“红”中，充满了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文革的整个过程。
在这样的环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议，甚至不能表示他们的悲哀。妈妈死后，九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尧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 了。她知道是父亲为母亲的死，悲愤万分，在半夜不能入睡，但是也不能放声痛哭，于是，他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自己的巨大悲恸。
一年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卞仲耘的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他们把卞仲耘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 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人，外人不能看到。他们这样作，是因为他们不能让别人看到这个灵堂。母亲是被打死的。供奉她，纪念她，可以被说成是“对文革有仇 恨”或者“要翻文革的案”，这在当时也都是大罪。这样的衣柜里的秘密灵堂本身也体现了文革的残酷和恐怖。卞仲耘有一个深深爱她的家，她家也还有一个衣柜， 所以可以有这样的灵堂。别的人家，可能没有条件也没有敢设置这样的灵堂，甚至家人也被洗脑，认为死者是罪人，是家庭的耻辱。
1966年8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内，王晶尧不仅仅失去了他的妻子。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4日，他们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祁式潜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被指控为“小三家村”成员而且被“批斗”以后，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8月6日，他们的大学同学刘克林从中共中央宣 传部六楼办公楼跳楼自杀。
在1966 年8月5日惨剧发生之时，在此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不但没有对暴行的责备和批评，甚至也没有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 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和她同期的死难者，被吞没于所谓“红八月”的气焰冲天的革命红光中。
关于卞仲耘的死，唯一留下的当时的文字记录，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师在她被打死后写的一封信。写信者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写了一封信给家属，描述了卞 仲耘被打死的经过，并表示同情和愤慨。写信人是语文教师张静芬。但是，当时写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还有意改变了笔迹，因为一旦被发现，可能给写信者带来 和卞仲耘一样的命运。这是一个黑暗年代中仅存的道义之声。同时，这封信也让我们知道，那时的人们就知道这样的暴行是错的，文革在当时就不是大部分人热衷的 革命。然而，无边的“红色恐怖”使得不同的声音从未有过机会发出。人们在铜头皮带和死亡面前压抑了良知。多数人屈从了少数人的野蛮和残酷。
五年之后，1971年，在1966年8月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 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上面的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6 年，毛泽东死去，被称为”四人帮“的毛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个文革领导人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两年后，1978年，中共北京西 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在为一批教育工作者召开的平反会上，西城区的负责人说，在西城区，有276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
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他的这一努力没有结果。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 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他还控告了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工作人员。这个人因为私 怨，到 “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试图以此证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 实上，因为不准被“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人报私仇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大量发生，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 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说法显然不能服人。确实，法律规定了追诉时效期限。在追诉时效期限之外，不能再提出起诉。但是，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 束。文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正式“否定”。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反”即“现行反革命”活动。在 “追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就不可能。
在卞仲耘所在的中学，卞仲耘被打死两年之后，1968年8月，有一位化学女教师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时坠楼身死。关押她的“罪名”没有别的，正是 “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她的也是中学老师的丈夫几乎被打死。她并没有敢提出红卫兵在北京驱逐居民是 非法的，她只是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于被驱逐出北京的范畴，所以她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惨境中救出。但是文革的“逻 辑”是，如果你不属“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正，那么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对文革”，你就可以因这项新罪而被划进“敌人”范畴。胡秀正不但未能 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能，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当时，王晶尧马上就会去法院告状。他当时就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伤痕，留下了证据。杀人偿命，是和人类文 明一样古老的规则和常识。但是在那个时候，警察和司法系统都受上级命令不保护被打被杀的人。假使王晶尧在文革中为卞仲耘之死上告，他自己一定也早就成了 “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关押起来。上文已经写到，卞仲耘死后一年，她的家人为她设置灵堂，都只能设置在外人看不到的衣柜里面，哪里可能要求法院惩 办凶手呢。在1978年以前，被害人家属只有忍气吞声，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文革时代的害人者。在文革结束后，检察院对文革案件如此实施“追诉时效期限”， 实际上是使得起诉文革时期的非法迫害事件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了，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了。在 1966 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打手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这样处理1966年的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 反冤假错案中其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 害人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阻止追究毛泽东的责任。众所周知，1966年8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 民的红卫兵，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明显的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 这一案子。但是未有任何进展。又过了 8年，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最高检察院的决定说：
经复查，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袁淑娥没有联系。因此，不能认定袁淑娥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袁淑娥在1966年6月21、22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这个决定说了谁对卞仲耘的死没有罪，却没有说谁对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检察院有责任追查死因。其实，在法律上，对杀人案件，没有 追诉时效限制，任何时候发现证据，就能起诉。对于杀人案，即使没有人为死者告状，检察院也应当充当公诉人，起诉罪犯。这样对待卞仲耘的死亡，至少是检察院 的失职。
另外，既然最高检察院知道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这一点上，检察院指出的确实是事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开始大规模的校园暴力迫害行 动。），他们就应当追查北大附中。事实上，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师和学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1966年8月 27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2天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工人陈彦荣在家中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抓走并于当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园里，与陈彦荣在同一晚 上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但是，检察院对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杀戮，对陈彦荣等人的被害，也什么都没有作。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没有受到法律 处罚，也不为他们的暴力杀戮表示道歉和忏悔。
最高检察院如此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追查红卫兵产生地之一的北大附中，就会查到热烈支持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江青和毛泽东。他们不能这样作。虽 然江青已经作为“四人帮”的一员在毛泽东死后被抓起来，并被判了“死缓”，毛泽东的责任还是不准追究。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重点追究了江青如何迫害 上海电影界了解她1930年代在上海当电影演员时期的历史的人。在这一事件上江青的个人动机和罪责十分明显。但是对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对卞仲耘等一 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就很难说成只是江青一个人的责任，因此，也就不加追查。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也设有一道牢牢的防线，使其无法越过而得到法律上的解决。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决定，王晶尧已经无其他办法可想。但是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六、卞仲耘被害的原因
文革后，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批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但是他们中只是非常高级的干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这些文章中，也很 少说及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主要意在为死者“恢复名誉”而非说明历史真相。“被打死”和“自杀”是新的禁忌，不见于报刊文章。一个新的短语被常常使 用，“被迫害致死”。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才理解这个词背后的那些“斗争会”、棍棒、铜头皮带和“隔离审查”等等。另外，报纸和杂志显 然有一个按照死者地位高低来决定是否发表这样的“平反”文章的准则。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严重的迫害的中学老师们不够“资格”被媒体报导。在文革开 始时，是千万教师们成为第一批牺牲，刺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革领导人没有因为他们无权无势而饶过他们。当文革结束时，他们的死亡和痛苦却被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体如此。到2000年为止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专著，都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
教师们所受的迫害没有被报导，这不仅是因为媒体势利眼，没有把普通人和高级干部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平等对待，还因为这种大数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报告，会 改变对文革的大图景的描述，从而也会改变对文革的性质的分析，以及引起对文革的责任的深入追究。于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有一道防线被建立起 来了。官方规定了对有关文革历史书刊出版的严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外。
由于卞仲耘和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不被记载和报告，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红卫兵们也从来没有认真道歉悔过。比如，刘少奇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刘亭亭参 与了1966年8月5日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行动。她的国家主席女儿的身份，显然对暴力行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他的子女也受到迫 害。1980年，刘少奇得到平反，刘亭亭和姐姐及哥哥联名发表了一篇长文《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文中对他们自己参与1966年8月的红卫兵抄家活动写了一 句话：“十几年来，我们最感到内疚的就是这件事。” （《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8日连载。）然而，到了2003年，刘亭亭在纪录影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发表谈话的时候，只提她的父亲受了迫 害，却一点没有提她曾经参与迫害别人。这部电影里出现的别的红卫兵，也没有一人对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行表示道歉和悔过。这种不道歉不悔过不但是由于 他们个人的原因，也因为卞仲耘们的故事被长期禁止谈起，早已被排除在公共记忆之外。
面对这里写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讨论：为什么杀害卞仲耘？为什么杀死和侮辱、毒打、折磨一大批和她一样的教育工作者？
作为个人，卞仲耘的死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她的丈夫在中国科学院工作，那里的文革虽然也斗争人，也残酷，但是那里没有中学生，没有红卫兵，没有过象卞 仲耘的中学里发生过的那样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行为。中学生红卫兵打人最为凶暴。以致后来在其他单位中，对被“斗争”的人，可以用“你再不老实认罪就把你交 给红卫兵”作为威胁。如果卞仲耘当初未进中学教育界，而在别的什么单位当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她在文革中也会被“揪斗”，但是她可能不至于有这样可怕的死 亡。如果她在大学里当一个领导干部，她也会被打，但是被打死可能性可能会比较小。甚至，如果当时师大女附中有正校长，那么被打死的，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而 不是卞仲耘。在文革中，有的时候，一个人被整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实际上，这种偶然性本身有加重人们的恐惧的作用。
作为教育工作者群体之中的一员，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大的必然性。教育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被毛泽东设定为文革的打击目标，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 和“五七指示”都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迫害从6月开始。工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把卞仲耘划为“四类干部”，组织“揭发批判会”对她进行 “斗争”。8月，毛泽东批评“工作组” 并将之撤销，同时大力支持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领导运动的方式的指责，直接引起了校园暴力和杀戮的兴起。另外，师大女附中有一大批高级干部子 弟，在6月之后一直充当运动的先锋力量，该校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之一。这个局部条件和整个大形势的交汇合成，导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
假若卞仲耘能在1966年的红卫兵狂潮中活下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又会遭到新一轮的迫害。当时，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涛 副校长，曾被连续“斗争”48个小时。当时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她“态度恶劣”，要“打态度”。他们组织学生轮流“斗争“胡志涛。 学生斗累了轮流睡觉，胡志涛则连续48个小时没能睡觉。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这个学校在1968年有三位老师自杀：化学老师胡秀正，语文老师周学敏， 历史老师梁希孔。
如果能活过1968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那么在1969年，卞仲耘可能会像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园暴力中活下来的 校长们一样，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然后，在 1969年秋天以“战备”为名进行的的又一轮清洗城市的行动中，又被“下放”去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1973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 学校。文革后他们才恢复工作职务。
在文革中“斗争”教育工作者时，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但是实际上，不是他们反了毛泽东思想，而是毛泽东要反他们。是毛泽 东要改变师生关系，要改变教育体制，也要改变学校的领导人。在文革中，当卞仲耘这样的校长们被斗争、被殴打、甚至被打死的时候，毛泽东换上了另一类人来领 导教育界。1968年7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中有谢静宜，后来她还被任命为更高的职务。 谢静宜此前是毛泽东的机要员，原来的工作是在毛身边接电话收文件，初中教育程度。作为对比，卞仲耘读过大学，是资深共产党员，在中学当过教员和教导主任等 一系列职务才升到了副校长。把卞仲耘这样的校长打死，把教育界的领导换成初中程度毫无学校经验的毛的身边人谢静宜一类，毛泽东对教育界的“夺权”取向，相 当清楚。
然而，毛泽东要换谢静宜一类的人来充当教育界的领导人，要取消学校的考试制度，要让学校变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社会，尽管有常识的普通人心 里会不同意，但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显然不会有人出来抗争。1960年代的大饥荒使数千万人饿死，广大教育工作者饱受饥饿之苦，对那样的切肤之痛都未有 人起来反抗和批评，何况对学校制度的改变。对学校系统最重要的改变即取消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早已经在1966年6月公布，没有遇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在这种情 况下，即使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也难以找到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必须采取暴力手段把教育工作者打伤打死的“理由”。
1966年8月5日，当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正在举行，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贬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 林彪被提升为第二号人物。象卞仲耘这样的手无寸铁的中学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能对他们的权力造成任何威胁。所以，如果要找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的进一层动 因，还需要考虑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个人的嗜好。
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说过，他们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显然，“无法无天”会给这样作的人带来放纵的快乐。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欢“无法无 天”。但是，只有毛和江这样的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人，才能享受以糟蹋人命而获得“无法无天”的快乐感，因为他们不像小孩子或者普通的罪犯，他们可以在 欣赏这种快乐的时候，不必担心被惩罚的可能。
在1966 年，毛泽东和林彪，以及其他文革的领导人物常常出席群众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和欢呼声中接受致敬，他们情绪激昂，精神亢奋。除了毛泽东，他们都常在集会上发 表演讲。他们在这些集会上的讲话，被记录和印刷出来，有百万字之多，但是，从中找不到一字一句提到卞仲耘或其他老师们的死亡，也不谈北京被活活打死的数千 人。这些普通人好象他们随手碾死的蚂蚁，甚至不值一提。卞仲耘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的老师，江青和卞仲耘年纪相仿。但是毛泽东和江青不曾对卞仲耘和一大批 教员以及其他普通人被打死怀有丝毫恻隐之心。在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体性迫害和杀戮中，在对受害者的这种轻蔑中，他们实现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杀大权的无上权力， 从在最高权力圈中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林彪，直到普通的中小学教师。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历史断裂出一道深渊：文革以 “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校园杀戮震动了文明的基石。卞仲耘，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死，标志了这个血腥时代的开始。让我们记住 这个名字和这个日期，记住在文明的进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逆转和灾难。
卞仲耘任职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1993年，笔者到校中摄下一张宿舍楼的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这座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四个住在楼里的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问我：“20多年前有人在这儿被打死，这是真的吗？我们什么都没听说过。”
── 原载 《文革受难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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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6 01: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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