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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安居乐业,与世无争。我尽力创造财富,改善生活,乐于消费,以扩大内需;我依法纳税,尽一个公民的责任。我想,一年365天,我一天天、一年年地就这样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在自己的国家的土地上自然地生老病死。然而,我如此最低的生活要求也得不到满足。我每天在惊慌中度过,这不是外人的加害,而是每天的食物令我寝食难安。
我家的餐桌不大,长1.2米,宽0.6米,木制的烤着黑色的油漆。然而就是在这张黑餐桌上,几乎每天、每年都要上演一场场“食人战争”,让我家每天进口的东西变成导弹、HK47步枪,变成匕首,刺向我家人健康的身躯,变成病菌侵入我家人的肉体。我早上起来,给儿子倒了一杯牛奶,但它是有毒的;太太给我煎了两只鸡蛋,但它们有是毒的;中午,我跟朋友一起吃饭,朋友请我吃大螃蟹,但它含有福尔马林(甲醛),致癌;晚上回家,想做顿丰盛的晚餐,但我们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菜了:猪肉是用瘦肉精喂养成的,金华火腿是用敌敌畏浸泡的,多宝鱼是孔雀石绿养大的……没办法,我剥了只柑橘,发现里面爬出一只小虫……这是一个中国公民的一天生活,就这样在惊慌之中度过了。我望着这黑色的餐桌,“食人战争”仍然在持续,我仰天长叹:我们以何食为天?谁能管好我家餐桌上的安全?
我们每天进口的食品,都是由谁管理的呢?我数了数,恰好是有9个部门,号称“九龙治水”,你看有农业、工商、卫生、海关、公安、质监、环保,还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但是九龙治水,水难治,食难吃。为什么九道篱笆都不能扎牢我家餐桌上的食品安全的防护林?是他们赎职还是监管制度本身有严重的缺陷?奶粉中查出了三聚氰胺,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被免职了,现在鸡蛋里也检出三聚氰胺,难道农业部部长也要免职,才能谢罪于我家的餐桌?
我们可以问责于官员,要求他们加强监管,我们也可以逼迫企业讲良心,我们还指望新闻记者像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去“扒粪”,他的《屠场》,曾让西奥多·罗斯福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还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这本书促成了美国两部保管餐桌安全的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这样真好,如果能让我们的官员每天都像我一样坐在餐桌前望着食物反胃呕吐,那我家的餐桌就安全了。但是,中国的记者不能像辛克莱一样坚强,他们很容易被封口。
我家的餐桌上的“食人战争”没有根绝。我们一家人每天在餐桌前还是坐立不安。虽然我们一家都在挨饿,但是我还是不敢上超市买食品,不敢进菜场选蔬菜、水果、鱼肉。
我现在见到食物就打哆嗦,就反胃口,但我神经还算清醒,自觉不自觉地当起了食品卫生安全检查员:我看到人家吃鱼,我会提醒他这鱼是不是饲料喂的;我看到人家吃鸡,我会提醒他这鸡是不是无公害稻谷养的;我见到人家买回红红的猪肉,就说红肉不能吃……
我食不果腹,我发现我的身体一天天地瘦下去了,不是我没钱买食物,而是我担心食品有毒。
哪一天我真的中毒了,倒在餐桌上,我不责怪我的胃不能消解这些食物的毒素,它还没有进化到能把有毒的化学品化解为营养品来填充我饥饿的肚子;我也不责怪我的嘴不能在食物面前保持领导般的庄严,因为它很饿,嘴就更馋,不管食品有没有毒还是要大快朵颐;我也不责怪我的舌头,我不能依靠它的敏感的味觉识别系统像实验室里的仪器一样辨别出牛奶和鸡蛋中的三聚氰胺。我更不责怪我的意志力没能抵抗住食品的诱惑,我倒很同情它,看着着它一天天变得脆弱,不能像食品卫生专家一样科学地控制住自己的嘴、舌和胃,让它们节食为安。
如果哪天我真的中毒了,就请医生把我制作成一张食物中毒标本,让每一个中国公民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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