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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阳标/文 山西曝出的封口费事件实际上在圈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山西的煤矿养肥了众多的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记者,有的记者甚至能让县委书记在县城单独批一块地给他盖楼拉院子,当然,这钱也不是他自己的工资稿费里来的,自有人送上门。不光是在山西,在河南、湖南、内蒙古这些产煤大省也经常有,河南报纸曾经报过一矿出事后,排队领取封口费的所谓记者排了一百多米长,内蒙古煤矿出事后,大大小小一两百号记者前去领钱。之前的那几件事情只不过是没引起大家像这次一样的关注罢了。提起这事,我们应该感谢中国青年报,这众多的媒体中,敢于对业内的不良现象开火的,活力又很猛的仅此一家。不谈具体的事件,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在2007年初在联合早报发文探讨过中国内地官媒勾结的事情,和那个官煤勾结很像,可惜的是,那文章没几天就被从联合早报的网站和谐掉了。为什么会出现绵绵不绝的封口费事件,为什么兰成长之死并未给众多的逐臭之蝇以足够的警示?中国古代有两句话可以说明这一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中国人都看懂了这两句话,也是热情地去实施了,尤其在这30来年中。但是,中国人也忘了先贤还有教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有“盗亦有道”。实际上,这都是表面现象,真正导致大规模的连绵不绝的封口费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却是封口费这个短语中的定语那个部分——封口!
封口,听上去有点见血封喉的意思,令人不寒而栗,很日益让人联想到周朝时道路以目,不可言语。实际上,封口费的目的就是封杀舆论,封杀社会的监督,封杀人们的知情权。
封口有什么危害呢?我打个比方,假设一条河上的大桥突然在一天夜里断了,路过的老百姓打电话给交通局,告诉桥断了,不能走了。交通局这时候不是要在桥头竖个牌子,而是连夜组织人马,赶快抢修。因为一旦为众人所知,桥断了,会追究建设方、验收方、主管单位等众多人员的职责,如果我能赶在其他汽车来之前修好桥,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为了让这事不传播出去,赶忙给打电话的人一笔钱,告诉他,千万别声张,我们马上修好。问题是,这样的办法可能吗?在你施工队没到的时候,其他的汽车肯定已经开过来了,你不设警示标志,不在远处告知,那汽车不就是和广东九江大桥上一样吗,嗖的就开江里去了。告知的义务没有尽到,会导致出现更多的连锁反应。这样的告知,实际上也就是纳税人的知情权,在路上行驶的车辆,大多数是缴纳了养路费的,行走的路人基本上是当地的纳税人,大桥的安全对他们来说,都是必须保障的。你告知了,汽车可以不开过去,择道而行,行人可以绕道。然后在媒体上公布,公众可以对桥的建设的各个阶段进行质疑和追责,还可以引发社会上对其他桥梁质量的关注,甚至路面质量等相关链条上的问题的关注和监督。一旦瞒报下去,封杀成功,大众从媒体上看不到这样的消息,反而全是桥梁建设速度很快,质量很好,事故抢修很快这样的新闻,全社会一片和谐,什么问题都看不到。这不就是等于让汽车和行人闭着眼睛往河里跳吗!封杀舆论,就是等于将大众的眼睛蒙蔽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柯镇恶和梅超风的本事,听风辨物,靠感觉走路。
那为什么会有封口费这样的事情?利益使然。凡是需要出封口费的地方,基本都是做了见不得人事情的地方。由于资本对资源的过度索取,导致工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在攫取利润和安全支出这事情上,资本家往往以牺牲安全支出这一方而告结。为了不断的攫取巨额利润,资本就得不断驱使劳动力进行工作。这忽视安全的状况下,人身安全事故就无法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家只出一点点的封口费就可以使大众无法对其进行监督,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不间断地攫取超额利润。这样的支出与收入,资本家当然愿意做了。一点点的钱就可以收买大众舆论平台,多合算。记者收小钱,而媒体的头头们和媒体自身,则几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收取黑钱。前些年媒体圈内不是广泛流传着南方某周末被平安某保险千万元广告费摆平的传闻吗。
而作为舆论的掌控者,记者。他们将天下之公器,化为私有,利用大众的舆论平台为自己攫取远远高于其工资收入的不义之财,牺牲了社会公众对于知识分子良知的信任。在北京,媒体圈经常会传言某某电视台记者,刚刚工作一年,就在北京四环内买了好几套房子;某法制报记者,出去一次,就几十万到账。前年判刑的中华工商时报浙江站站长居然在西湖边拥有一套700多万市价的别墅,他的工资都几百年才能买起?
为什么在被公众视为社会良知的传媒界会如此的肮脏不堪?究其原因,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记者们把自己视为高于体力劳动者一等的人上人,所以要千方百计得搞钱,然后才能骑到其他劳动人民头上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和其他打工仔一样的生活,那是被记者们所不齿的。精英意识是这个群体最为显著的标签。他们不把自己作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他们认为自己是统治阶层的一个部分。所以今日国内,有冤屈的老百姓无处伸冤后,只能找到媒体时,媒体却现出了本象。
我在媒体多年,接触到不少要伸冤的人,他们一见面一般是这样的问话“要多少钱?我们凑一下”,或者是“我们没钱,能不能少给点”,“之前给了太多记者的钱了,都没给我们报道,能不能事情解决了后再感谢”。听之令人脸红。因为这样的人大多数是农民和下岗工人要讨回公道和可怜的资产,顶多是做生意的小资产者,他们根本没什么钱,有钱的人也不会去找记者来办这事了。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就是这样,我们的媒体靠正式的、非正式的记者发财了,媒体和记者吃了原告吃被告,吃得脑满肠肥,可惜了那些移民们无助的双手仍在寻找救命的稻草。
突然想起电视剧《银鼠》里的那个银库总管孙七,别人拿银子给他,他连连摆手,嫌脏,他可不是因为不爱钱,而是他的那些钱都是银库的兵丁们夹在肛门里偷带出来的,所以他知道那是脏的东西。而我们的社会的良心,正义的守望者的记者们却可以不知羞耻的站在煤矿大门口排队领钱,不知道他们想没想过,那些给他发钱的,那些矿工,那些旁观的农民,会怎么想他。他们在领取那些钱币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缝隙间渗出的殷红的血液。
或许,在他们用矿工的鲜血浸染红透的纸币购买的新房内休憩的时候,会在雪白的墙壁上看到一条条流下来的鲜红的血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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