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远涉重洋：还有多少秘密藏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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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发自美国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最近对公众开放了蒋介石早年的日记，将其浩如烟海的机密对外界掀开了一角。

　　蒋介石的日记为啥要远涉重洋，送到胡佛研究所去？

　　说胡佛研究所是海外集中了中国近代最多机密的地方，或许并不夸张。该所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觑——美国国务卿赖斯曾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曾供职于该所……布什的防务政策研究小组中有8名成员来自该所。胡佛研究所每年的预算高达2500万美元，美孚、福特、通用等都是捐助大户。

　　——编者

　　蒋介石日记首次完整现世

　　胡佛研究所这次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任何人只需提交附有本人照片的有效证件，填一张表格，即可查阅，吸引了众多学者前往先睹为快。

　　这其实并非蒋介石日记第一次面世。“台湾国史馆”前几年就出版了俗称“大溪档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还专门写过一本《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但以前出版的蒋介石日记为避政治忌讳，都有删节，远非原貌。这次就不同了，基本上是原原本本地呈现于世：日记的缩微胶片影印件从1917年到1931年(缺1924年)，按年代排序分装于8个档案盒中，只是遵照蒋家人的要求和西方处理日记的惯例，将极少的几处涉及个人或家属隐私、健康、财务以及对在世人士的批评等文字隐去。

　　蒋介石有每天写日记的好习惯，不管多忙，更有保存日记的好习惯，不管多乱。此次开放的第一批日记，记录了他从30岁到44岁追随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东征、北伐、国共从合作到分裂以及日本入侵的经历。学者们期望从中找到解读这段岁月中重大事件的线索。

　　例如，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一步登天的关键。他突然逮捕了中山舰长，气走了汪精卫，一举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这个事件是蒋蓄谋已久的吗？著有《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书的杨天石，曾依据已披露的蒋的日记判断，蒋是仓促决定的。这次日记手稿的开放，应该能为这个疑问画上句号了。

　　再比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过去人们都骂蒋下令对日寇不抵抗，后来张学良一再检讨是自己下的这个命令，但人们半信半疑。这一悬疑从蒋9月21日的日记里可见端倪：他大书“雪耻”二字，写道：“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还写道：“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上世纪20年代蒋介石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也是人们关心的话题。蒋很早就学习俄文，多次打算访问苏联。然而，在1923年秋赴苏后，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日记中应该留下了他这一转变的脉络。

　　蒋的日记刚刚对公众开放，又全用毛笔竖行书写，阅读费时，一时还难以得出研究成果。私人日记毕竟不同于公务记录，不能对其“解谜”的功效期望过高。

　　蒋介石日记为何保存在美国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他的日记留给了长子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猝逝，父亲和他的日记留给了三子蒋孝勇。1996年，蒋孝勇去世，两蒋日记留给了太太蒋方智怡。

　　2005年2月，老蒋小蒋的日记交胡佛研究所“暂存”50年。蒋家父子的日记为何不留在本土，而要送到万里之外“暂存”？“暂存”的决定宣布后，引起了台湾政界、学界的震惊和失望。台北当局缺乏完善的“总统”文物管理办法，也没有设立“总统”

图书馆……这些自然都是理由，更重要的原因是，蒋家人忧虑台湾掌权者对蒋家的敌意。

　　蒋方智怡曾语带玄机地说，她一直在为这些日记寻找适当的保存地点，“最重要的考量是保存管理的能力以及学术环境的公正与否”。在她心中，上策是将日记存放在中国大陆，可又不知两岸何时能“相逢一笑泯恩仇”；送胡佛研究所多少有点儿不得已，难怪她强调：日记“可以随时取回”，将在时机成熟时“永远保存于中国的土地上”。

　　胡佛研究所对两蒋日记觊觎已久。两年多以前，该所出资180万美元，派专家带了6台设备赴台，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保存和复制了1894年至2000年的档案。促成两蒋日记落户该所的两位功臣，是该所20余年来与国民党高层多有交往的资深研究员马若孟(Ramon　H.　Myers)和担任过台北“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发言人、现在是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的郭岱君。郭锲而不舍地游说了蒋方智怡1年半，终于让她点头。

　　为了迎接两蒋日记落户，胡佛研究所特意成立了“近代中国档案特藏史料中心”。蒋介石以毛笔书写的日记，纸张陈旧发黄，受水渍、虫蚀、霉变的侵害，已出现笔迹不清、册页粘结等状况。20世纪80年代，台湾曾将日记拍摄成缩微胶片，但胶片没能按“高标准”来保存，已有了明显的损害痕迹。落户胡佛研究所后，专家首先对日记本除潮、除霉，放在特制的防腐档案夹里，存放于恒温、恒湿、无酸的档案库中，同时，用高质量的35毫米胶片对日记逐页拍摄，再将缩微胶片影印复制，开放查阅。

　　在胡佛研究所，两蒋日记被列为“最高机密”，就像银行保险柜一样由专人把守。档案馆的负责人和一名管理员各持一把钥匙，两把钥匙合用才能打开库门。进入档案馆阅览室的读者不得使用相机、手机、扫描仪翻拍日记，只能使用馆方备好的纸和笔摘抄。

　　笔者有位朋友，在求学期间曾在胡佛研究所打工，负责整理中文档案。她说，在那里，手稿、原始文件、绝版照片、孤本书籍堆满库房，信手翻看，不时能发现中国近代史上大人物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因为经费、人手紧缺，很多史料来不及归档、编目。蒋介石第三任妻子陈洁如的英文回忆录尘封30年后，在完全不搭界的另一民国人物的档案里被偶然发现，仿佛就是朋友这番话的佐证。

　　尽管如此，很多机构、名人及其家属，仍源源不断地将史料档案捐赠给胡佛研究所。这是因为，尽管那里排队等待清理、甄别的资料众多，但“验明正身”的档案能得到第一流的供奉，也能得到第一流学者的垂青。宋子文的后人曾将大批史料交给胡佛研究所；汪精卫的女儿女婿也将多年搜集的汪氏文稿复印件送到那里；胡佛档案馆长期游说孔祥熙的后人捐出档案，孔的长女孔令仪已写信应允；国民党的全部档案也委托该所复制、保存。

　　胡佛研究所

　　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是胡佛研究所的创建人。胡佛年轻时曾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来中国担任开滦煤矿的负责人。这段经历使他终生对中国近代史情有独钟。他在白宫时运气不佳，赶上了全球经济危机，黯然“交棒”给罗斯福。2000年
10月，美国搞了个历届总统排名的问卷调查，将所有总统分为6档，胡佛与尼克松同在比“最差”稍好一点儿的第5档。然而有人说，胡佛就靠两条便能名垂青史，一个是胡佛大坝，另一个就是胡佛研究所。

　　1919年，胡佛拿出5万美元，在母校斯坦福大学建立了研究所，最初的目的是收集、研究一战和十月革命的文史资料，如今，胡佛研究所已发展为“有关20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变化的国际性资料研究和出版中心”。

　　胡佛研究所以保守著称，被视为“右翼思潮的思想库”。布什总统的心腹、原国家安全助理、现任国务卿赖斯，曾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曾供职于该所；据统计，布什的防务政策研究小组中有8名成员来自该所，胡佛研究所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由于与布什政府的“亲密接触”，斯坦福大学的一些校园团体多次要求“驱逐”胡佛研究所，取消斯坦福大学每年对其百万美元的资助。不过，斯坦福大学掏的钱在该所的经费中其实只是小头——胡佛研究所每年的预算高达2500万美元，美孚、福特、通用等都是捐助大户。

　　胡佛研究所拥有9个图书馆、160万册藏书、6万个微型胶卷和2.5万种期刊。该所的档案馆拥有约4000万件珍贵档案，包括罕见的沙皇秘密警察资料、纳粹头子希姆莱的6本日记，甚至还有一张希特勒头部的X光片。该所收藏的与中国有关的外国人士的文献，在美国首屈一指：美国商人布斯1908年至1911年与孙中山策划反清革命的英文信函；飞虎队的通信、地图；重庆中美合作所副所长梅乐斯的信札、谈话记录；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记者斯诺等人浩繁的私人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