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1967年“京西大战”：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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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是中国走向深重灾难的一年。新年伊始，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资反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他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强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两位老帅。

　　但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紧接着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主任。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改组为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后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林彪、江青、叶群等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革”的权力，全国刮起了一股更猛烈的反军乱军的妖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大、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同志，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为了抢救这些革命将领，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住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个老同志。当时，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来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后来，许世友在南京摆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叶剑英还与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尽最大努力保护钟惠澜、薛愚、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马玉涛、李维康等知名人士，这些同志念念不忘叶帅的亲切关怀和爱护。

　　为了抵制造反派反军乱军，迫害老干部，叶剑英从1月8日开始多次主持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江青一伙展开激烈的斗争。同时通过会议研究对策，稳定军队。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只要军队自己不乱，就不怕别人钻空子。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在一次政冶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情况，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一张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由于叶剑英等与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又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于1月14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还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他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大量指示。

　　【拍案而起，“大闹京西”，陈伯达检讨说：安眠药吃多了!】

　　乱军与稳军、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在继续进行。1967年1月19日，北京京西宾馆硝烟弥漫，摆开了“战场”。这天下午，军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叶群、陈伯达突然向萧华发起攻击。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的态度。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宣布：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杨勇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

　　1月
20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气势汹汹。叶剑英坐在第一排，江青在他的左侧。会议开始，就追查昨晚泄密走漏消息事件。气氛非常紧张。她明知“造反派”抓萧华的事，看到萧华没有来，故意阴阳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没有作答。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江青等装腔作势紧追不舍。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对江青等人的查问，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击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他当时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镇住了。但是，他们并不罢休，加紧密谋确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叶剑英得知后，立即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和江青等密谋揪斗萧华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总理即电话转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到大会检查!”陈伯达也不再提抓萧华了，他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告叶剑英：昨天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要收回。

　　摘自《大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