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鞋子到椅子，意大利制造受到中国制造的强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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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VS意大利制造

　　今年年初，以“意向中国”为主题的“意大利文化年”招贴海报出现在北京主要街道两旁的广告栏里，海报上同样举世闻名的大卫像和兵马俑互相用对方的语言问候“你好”。而当时，在双边的贸易领域，中意两国正在就“毒鞋事件”争执不下——意大利向欧盟贸易委员会上诉，称来自中国的皮鞋含有毒染料;而中方的制鞋企业则辩解道，制鞋的皮革正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中国制造”与意大利企业的矛盾情绪

　　美国《时代》周刊称中国和罗马曾经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文明，时至今日两国仍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和意大利都保存有历史最悠久的歌剧艺术，两者的结合点就是《图兰朵》;意大利人和中国人长久以来都知道如何消受猪身上所有的东西，如果欧洲人认为意大利火腿是最好吃的火腿，是因为他们没吃过云南火腿;两国还曾为谁最先发明了面条争论不休;而中意两国都有这样的说法——13世纪来到中国的马可
·波罗在中国没学会如何把馅包进饼里，才有了意大利比萨饼。

　　今日，两国在出口产品类型上又变得日益相似。“(面对中国迅速崛起)，意大利尤其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因为意大利工业相当一部分是中等科技含量或低科技含量，并且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太高了。”意大利财长特莱蒙蒂说。

　　从鞋子到椅子，意大利制造都受到中国制造的强大冲击。

　　据《时代》周刊报道，半个世纪以来，制椅业令意大利东北部的小镇曼扎诺和它周边十个小社区非常繁荣。这个被称为“椅子三角”的地区每年生产各种椅子4000万把，当地人总喜欢说，全盛时期，全世界每3把椅子即有1把是他们生产。这个需求令由1100家高度紧密依存的工匠及小公司组成的网络忙个不停，把这个乡郊地区变为意大利最富有且最有活力的商业地带之一。

　　但过去三年，曼扎诺约有200家公司倒闭，其余900家正垂死挣扎。曼扎诺在廉价办公室转椅市场一度占支配地位，现在几乎全面崩溃，因为中国的制造商能以低几倍的成本生产出同样优质的产品。现在中国制造不仅进军金属及塑料样式椅子的市场，还进军木及皮制一类较复杂样式的市场。

　　“中国制造”的这种优势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意大利最负盛名的高级成衣领域——中国江浙一带的部分制衣厂，甚至可以达到意大利奢侈品牌苛刻的质量要求。浙江盛宏服装有限公司就已经开始生产乔治·阿玛尼的手工缝制服装。

　　盛宏服装有限公司的老板盛梅说，虽然阿玛尼已经在那些产自中国的服装上标明了“中国制造”，但她的另一些意大利客户没有在产品上使用“中国制造”标签。“当在(欧洲的)商店中看到我们的产品没有中国制造的标签，我感到有一些遗憾。”她说，“但我很高兴阿玛尼已经这么做了，这说明乔治·阿玛尼先生非常尊重中国人。”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商务领事黄启高告诉记者，那些意大利著名的成衣制造商对是否要到中国来加工生产自己的产品，心态比较矛盾。他们知道“中国制造”成本低很多，而且工艺也不差。“但一打上‘Made
in
China’，在意大利就容易被认为是假货，价格就上不去。加上欧盟对中国纺织品的限制，也可能要交更多的关税。于是，即使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他们也不太愿意标明是‘中国制造’。”他说。

　　意大利米兰商会和意大利劳工会副主席桑多·波考利在《为什么不要害怕中国？》一书中分析说，是“中国制造”让意大利企业产生了矛盾情绪。

　　但意大利成衣制造商的心态，还是不太容易让人理解。实际上，不仅是在高级成衣领域，就是在一般中档流行品牌中，意大利服装看上去也对产地遮遮掩掩。比如同样是欧洲中档服装品牌“MNG”、“ZARA”或者“H&M”，产地都一目了然，而意大利的“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却总让你搞不清楚这件衣服是哪里制造的。一位在西班牙生活的朋友对记者说:“Benetton的一件小T恤都说是意大利产的，但我更相信它是‘Made
in China’。”

　　在意大利生活了多年的黄启高认为，很多意大利人思想保守，到今天仍然认为意大利什么都是最好的，依旧沉溺在古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中。对别的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只是消极回避。有一个故事是:意大利的一些商人到中国来考察，到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从上往下看，问:“这些高楼大厦是你们中国人建的吗？！”

　　“意大利奇迹”VS“浙江模式”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意大利的企业文化严重落后”，以传统产业为主的意大利经济乏于革新。这和意大利工商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不无关系。用意大利经济学家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Valerio
Castronovo)的话说就是:“意大利工业越来越酷似漂流在大海中的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山顶仅限于几家特大的集团，而基础是一堆不成规模的小企业
(3到500名员工)，共7.2万个以上。”

　　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从意大利中部到北部地区农村一直是小农形态，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负担较大，农民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贵族阶层和有钱人的住房、服装、装饰品、家具、工艺品、马车便成为农民副业生产的对象，逐渐形成了手工业传统。二战后，在手工业基础上迅速发展形成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品产业。

　　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有很强的以地域为中心的乡土文化传统。意大利人不愿离开乡土，振兴家乡产业、生活在家乡是意大利人的习惯。所以，意大利地域中小企业集群留得住人才;有了人才，社区的繁荣与发展就成为可能。地域社区的基础元素是家族，意大利有很强的家族意识，与家族成员一起在故乡生活是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共识。因此，各地域保持着独特的传统，同时又构筑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地域社区文化，这种社会文化要素反映在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上，就产生了地域产业人的价值观。因此，也就会有企业之间浓厚信息交流气氛。这种意大利独特的乡土文化正是形成意大利式地域同业中小企业集群的基础条件之一。

　　实际上，正是这样的中小企业集群模式创造了战后经济上的“意大利奇迹”，使意大利发展成西方七大工业国之一。但《时代》周刊认为，数以千计的中小企曾赋予意大利经济灵活性和动力，但很多都没有好好装备自己，去应付现代快速转变的世界的挑战，大部分的意大利中小企业都不具有能在全球市场参演一角的规模、资金或营运窍门。

　　以曼扎诺的制椅业为例，曾经的巨大需求，使曼扎诺的制椅过程变得流水式，越来越多工匠自立门户，专门负责某一制作步骤(如装皮垫或上清漆)，然后交给负责下个步骤的公司。实际上，这样重重外包在意大利相当普遍，不只椅子，鞋、衣服以至一些食品都会以这种模式生产;这类产业群现在全国约有100个。

　　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中小企业集群在全球化国际竞争中非常经不起考验。他们目前都受资金严重短缺之苦，资源根本不足以进军全球。而且，曼扎诺的很多制椅厂都只懂造椅而不懂卖椅，区内商人十分缺乏向外国商人销售的经验。

　　中小企业占了9成以上的意大利经济相当依赖产品出口，外贸带来的收入占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往日意大利制造商敌不过对手时，它们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令货币贬值，从而令意大利出口的货品比其他国家便宜。但自从意大利加入欧元区以后，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欧元快速升值已经让意大利出口产业受到严重打击，来自海外的订单转去寻找更为廉价的生产基地，像罗马尼亚的提米梭哈平原区，以及世界工厂中国。

　　但是，当人们的目光随着这些订单的转移，落到目前中国外贸产业最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时候，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意大利。

　　以浙江省为例，资源小省浙江在改革开放后依靠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一跃成为经济大省，演绎了一个快速造富的“神话”。北京大学经济学者王辑慈在比较了浙江与意大利的发展模式后发现，两者竟如此相似:同样是民营中小企业王国;都是轻型加工业基地;都有众多的专业化产业区。依靠这种发展模式，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欧洲各国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经济不仅没有衰退反而取得了快速发展。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初的浙江同样是沿着这一发展路径走到了今天。然而近年来，意大利经济遭遇了滑铁卢，这是中小企业集群这种发展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不可避免的还是可以规避的？意大利的今天是否会成为浙江的明天？

　　世界名牌VS市场占有率

　　黄启高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额还是很高的，位居欧洲国家第二，当时中国主要从意大利进口机械设备和仪表。

　　“那时候意大利的机械设备比较适用于中国，它的产品不像美国或日本的机械自动化程度那么高，坏了也不好修。意大利的机械设备多是半自动化，维修成本也没那么高。”黄启高说，“当时电子产品也有一些，但随着全球化发展，意大利的电子产品在中国市场就逐渐被淘汰了。”

　　出口商品中缺乏高科技产品是意大利在国际贸易中丧失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意官方统计和国际权威机构评估，意大利高科技产品只占出口产品12%，而欧盟的平均比例为23%;最近10年中，意大利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市场份额已由4.9%急剧下滑到3.6%，总体

竞争力在世界排名中从第23位滑到第53位。

　　当前，中意贸易额不足中欧贸易额的十分之一，意对华投资只占其对外投资的4.6%，在对华外国投资中，意大利的投资仅排在第20多位。2005年意大利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与2004年同期相比，出口增长了3.4%，进口增长了
19.5%，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95.25亿欧元。在意大利从世界各国的进口总额中，意大利从中国的进口所占比例为4.1%;向中国的出口所占比例为
1.6%。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赖世平(Antonino
Laspina)认为，真正代表意大利制造及意大利文化的，应当是意大利的食品、时装、家居等日用消费品，这是一种“意大利式生活”的文化，包括意大利的艺术、历史、阳光、地中海式餐饮等等，因此，无论是原料、加工，还是色调、设计，每一道环节都极其重要。赖世平承认，意大利的产品不可能像手机和可乐那样大批量生产。

　　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新生富豪们对意大利“奢侈品”的狂热追逐，实际上，这或许正是意大利高档品牌的魅力所在。中国最年轻且享有盛誉的钢琴家朗朗，就是意大利著名品牌GUCCI的忠实拥趸;而另一位出道更早一点、但同样非常年轻的钢琴家李云迪，则拥有一辆法拉利

跑车。

　　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在中国抢走意大利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中国新兴的富人阶层购买欧洲名牌商品。世界旅游组织估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将有1亿人出国旅游，平均每年增长12.8%，这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3倍。同时在中国，欧洲公司也在靠中国的繁荣来赚钱。Prada在中国大陆已开了10家分店，每家店的销售额都有两位数的年增长率。

　　在意大利的中小企业主抱怨中国廉价的商品抢占了市场的同时，中国的新兴富豪们却在慨叹中国没有名牌。贸易是双向的，保护主义并不会带来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帝(Gabriele
Menegatti)就认为，未来意大利的产品将从新兴富豪延伸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孟凯帝看来，中国过去几年的大发展，侧重的是航运、高速火车、核能这些方面，主要是给美国、德国、日本的大企业提供了机会，没有给意大利表现的舞台。

　　“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比如现在北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个很好的办公室上班，但是光有一个好的办公室是不够的，他出去吃饭需要幽雅的餐厅、可口的饭菜，回到家还需要雅致的家居环境，这整个环境的改善中，意大利都可以提供自己的知识、技术和产品，比如可以用具有设计感的意大利家具、日常用品。”孟凯帝说，“意大利政府不能让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直接到中国来投资，至少可以让他们参加博览会、设计展览，让中国人看到这些产品、了解自己可以从中挑选什么，然后去意大利选购或者合作。”

　　意大利的精神符号

　　艾柯讲过一个寻找独角兽的故事，说整个中世纪传统使欧洲人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叫做独角兽的动物。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也在寻找这种独角兽，归途中在爪哇他见到了一种很像独角兽的动物，但它是黑色而不是白色，头像野猪而不是马，显然他遇到的是犀牛。但“他没有能力指出，他见到的是一个新动物，而是本能地试图用他过去熟悉的形象来定义这一新动物”。而马可·波罗在向中国讲述他自己的故乡时，他的听众也会以熟悉的音调来定义他的叙述。艾柯以这个故事来寓意，人们总是会背负各自的文化行囊去裁剪定义别的文化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也许一直也是我们的一只独角兽:它历史久远，人民热情，有家庭观念，这些被认为与中国人接近的形象其实出自很不同的精神气质。

　　◎施武

　　家园与市场

　　只要走进意大利，尤其如果第一站是罗马，很快会形成一个最表面的印象，城市的面貌杂芜让人一时难以整体体会它。当然外来人预先都可以了解到，在欧洲只有意大利经历了年代最长又一脉相承的历史沧桑，欧洲文明的三个组成因素——希腊古典，基督教，文艺复兴——只有在意大利，这三种文明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历史上，拜占庭、北方蛮族、阿拉伯、法国、德国、西班牙，走马灯似地在意大利留下印记，庞杂离奇、差异极大的文化元素一层层渗透在一起。19世纪意大利统一后，也曾请来规划改造了巴黎的欧斯曼帮助改造罗马。欧斯曼像在巴黎拆墙拓路那样，也要在罗马大动手术，可刚拆了几座房子，罗马人就把他送走了，留下的话把儿是“法国人只会拆”。也许在

城市规划理论上，罗马人是不理性的，可他们似乎更珍惜留有他们生活印记的家园。

　　维罗那是离罗马不远的一个小城，与罗马差别如此之大，虽然它有一个至今还在上演歌剧的歌剧院，建筑样式与罗马的斗兽场相似。它本来也的确就是一座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罗马竞技场，1913年，作曲家威尔第诞辰100周年时候，出生在维罗那的男高音歌唱家泽纳泰洛提出建议，在这里演出威尔第的著名歌剧《阿伊达》，它才成为歌剧院。在小城砖砌的城墙里，到处都流露着一种退休后自得其乐的散漫，无论是歌剧院旁边收获的年轻人或咖啡店的老头，而它著称于今的，却是作为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1259年，马斯提诺·斯卡拉从一个暴君手里解放了维罗那，号称这个城市的第一公民，在他的继任者统治期间，曾有卡皮里提和蒙提奇两大地方势力的政治争斗，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会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卡皮里斯和蒙特塔奇两个仇家。这个传奇故事不仅传诵了小城的浪漫，也记下了它的城市生活。

　　威尼斯又有完全不同的气氛，且不说建筑上的区别，如果你走进威尼斯的一个菜市，山响的叫卖声立刻会提醒你这里是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商贸集市。

　　10世纪后，德国人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了意大利的大半，但对于意大利人，这个帝国只是个天高皇帝远的架子，从那时起到16世纪，名义上属于皇帝的意大利一直处于政治上严重分裂的状况。所以在意大利的每个城市，虽然都有一些样式相同的建筑物，但一个个城市的整体面貌是如此不同。意大利的朋友进一步对这个带疑问的印象给出了一个词语上的解释:意大利文中的国和乡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国的概念曾经仅相当于家乡的范围，家乡城市是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个体生存的，因此有各自的独立生活。那时的意大利的确也只是个地域概念，并没有所谓的民族意识。

　　古罗马帝国有两样东西在意大利留下来，一是罗马法，二是城市。10世纪时，这个面积不大的地域竟有几百个城市，有主教的中心城市就有278个。所以历史上意大利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在城市，而不是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在城堡里，所以它有一个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世俗性的社会。现在罗马的纳沃纳广场，维罗那的艾尔贝广场，当初都是大市场，可见其世俗化程度。意大利在12世纪就出现了城市文化，或市民文化，当时的两类文学，一是商人的回忆录，另一是为了便于经济活动而写的交易手册。在波洛尼亚诞生的大学，最初也是一个行会，波洛尼亚是首先挣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之一，1153年就自选统治者，此后200多年一直保持共和政府。市民文学总是好谈逸闻趣事，薄伽丘的《十日谈》在文艺复兴研究者看来只不过是高起点的市民文学，有离奇的情节，有滑稽的笑话，有风流趣事等等。意大利语进入文学也被认为是这种市民文化的促成。使用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文写作在后来又被认为是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苏醒，为以后意大利统一打下了情感基础。18世纪拿破仑统治意大利时，取消了邦城国界，同时也刺激了意大利人的反抗，各城邦于是开始把自己看作是意大利人了，在这之前他们是罗马人、那不勒斯人、托斯卡那人……葛兰西说，这时，意大利的民族意识“才从文学作品中摆脱出来，变成政治实践”。即使在这时，还有“祖国来了，快跑啊”的抵触，只是民族统一最终与挣脱外族统治获得长久的独立联系在一起，才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共同实践。

　　意大利从未遭遇到完全的封建制度，贵族的力量一直附庸于都市和商人的力量。长期的分裂自治，城市间独自发展的文化，造成了城市间差别很大的文化面貌，城市、外族、教皇等力量之间的争斗造成了迷宫似的意大利历史，即使是史学，也要分条缕细地来写《佛罗伦萨史》、《那不勒斯史》等各种城市史。

　　分裂的民族，危机时时出现，历史学家分析说，生活在混乱、迷信和争斗之中的心灵，会对危机做出象征和幻想的回应，典型就是米开朗琪罗，他塑造的形象总是雄伟健壮，他本人的斯巴达式生活可能也是对时代灾难的象征性回应。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其他城市发展时，各有发挥和张扬的倾向，威尼斯是意大利城市中保持独立时间最长久的共和体制，富足而独立，市民生活乐观外向，威尼斯画派鲜艳热烈的色彩似乎就是它自然环境和人性的特色。

　　佛罗伦萨是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堡垒，保卫它的自由是很多本地人的基本德行。到佛罗伦萨就如同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来到文艺复兴时的城市。

　　人和自由

　　说到文艺复兴，在那两个世纪里，意大利是欧洲知识和文化的领袖，这时期也是它政治上最无能为力的时期。史家分析，分裂的城市间多种力量的争斗给意大利带来了政治危机，同时却提高了生活和思想的热度，发展出敏锐的心智。

　　对城市人来说，与人交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出于对自己城市生活的维护和肯定，与人交往被认为是完整的文明生活，贬低教会宣扬的禁欲修行，以此在思想上抵抗教会势力对城市的政治干预。彼德拉克首先用诗文正面提出了人文学的概念后，他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后来的人文学者布鲁尼直言说:“一些人认为学者必须深居简出，可我从未见过一个逃避同他人交谈的伪君子能认得几个大字。……回避同人们交谈的人只能说明他们智力低下，并且没有学习的愿望。”也反对宗教静修的波焦说:“从孤独的道德中只能产生粗俗的崇高。”在文艺复兴早期有很多类似的宣言。一个诗人写道:“作为人首先就意味着与他人交往，爱孩子，爱家庭和家乡。”写了《论自由》的人文主义者里努奇尼也说:“我们生活在人与人之间，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总要具体地表现在人的关系中。”

　　对人之间的交往这么郑重其事地强调很可能在往后的历史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意大利人的精神中，让我们无论在与意大利人交往还是在它的影视作品中都看到一种热烈的轻松的人格倾向。

　　米郎多拉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里，更以上帝的名义给了人充分的自由，并毫不掩饰地声称:“我们是人，沉思默想对我们不合适。……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学科就是掌握生活的艺术，只有这样的学科才会把我们引向快乐和幸福。”什么学科属于这种学科，波罗尼亚大学最初设置的课程是研究法律、外交政治、市政管理，这大概是一个说明。

　　文艺复兴的注意力是把思想的中心从上帝那儿拉到人和俗世现实，尽管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理想和基督教的教条同样尊崇，想把二者合而为一，最终，还是接受了理性的裁判，就像苏格拉底一样，间接地不自觉地破坏了听众的信仰。在传诵基督故事和装饰教堂的时候，他们传播的却是俗世的美感，是健康快乐而不是罪恶的人体，圣母可以露出乳房喂养基督，流露的信息是基督的人的血统。而达·芬奇《蒙娜丽莎》的价值也在其把一个世俗人画成了一个自我完整的小宇宙，既不仰望上帝，也不低头沉思，达·芬奇本人如此珍惜这件作品，以至于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到法国带到法国，至今她不是还留在法国？

　　文艺复兴人承认的唯一不朽是伟大事迹的记录，是行为而不是上帝，能使人获得光荣或耻辱。赞助艺术的人，如科西莫·梅迪奇，除了用辉煌的艺术来宣扬这个邦国的强大之外，也希望以此达到人文主义美化的俗世的不朽，他确实做到了。美国历史学家杜兰以为，这种心理正是文艺复兴的强大动力。对创作者，杜兰描述说:意大利的混乱中，那些残缺不全的古物遗迹仍然是足以引起自豪感的，这两方面培养了学者的幻想和爱国的梦想，所以即使在贫困中，艺术也能得到微薄的津贴，诗人也会忘记现在，为未来而颂。彼德拉克在成为桂冠诗人后兴奋不已地欢呼:“没一样东西能以如此小的努力或忧虑作为代价，而能在生命的变迁中，从头到尾地陪伴着其主人。

　　由于放纵了人类的本能，意大利人同时实施着他们的文学和暗杀，他们的艺术和抢劫，他们的祈祷和亵渎，这是在别的地方和历史中没有机会出现的一种豪迈，在今天的影视中我们还能看到家庭亲情与血腥暴力、勤劳虔诚与阴谋歹毒并存的属于意大利人的某种特定形象。

　　意大利人把对宗教的虔诚，对先人的崇敬，对世俗生活的迷恋在特定历史流变中合而一体，这使它在后来的历史中进一步与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法国和工业革命的英国等欧洲国家区别出来。在意大利，知识理性、法律科学、艺术政治最终都停留在由人所构成的世俗生活场景中，而没有上升到历史形而上学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