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清华岁月>同江青有关的“切肤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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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啦～～！”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8月4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的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也学起了江青，声调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出国能不能戴项链？’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后来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付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其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话。

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么其感受同平常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也许只有具备了像芦笛那样的“毒眼”，才能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切肤之痛”。但确确实实，我为她得过一种“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结论是：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词极其华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只要我念及这篇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就会起鸡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学，叫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眯眯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就跟他进了一个黑屋子，躺在一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全身加了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睛。我很听话。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叠曲线记录。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吧？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很正常”。临别，他笑眯眯地建议：“也许，穿长袖衬衣会好一些。”

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一直到串联回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胳膊上好了没有。我在心里让那个妖精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有再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切肤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会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为政治实在是一种“脏话”，有“洁癖”的人很难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过人之处，但我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我曾经总结过海外民运当中有“四大软”。因为其中一些朋友还在，我想还是厚道一点，到写《流亡生涯》时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