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前后 便有知识分子集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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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红卫兵两天三夜不间断的抄家和凌辱后，时年58岁的翻译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于上海江苏路的家中双双自缢。为防踢倒凳子的声音吵醒邻居，他们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块棉胎。

　　傅雷，成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识分子之一。

　　文革并非对傅雷的第一击。此前，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批判，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不久，他引以为傲的长子、钢琴家傅聪被定性为“叛国投敌”。

　　据从1998年开始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自杀问题的山西学者谢泳观察，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前后，就会有比较集中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出现。从延安整风后就出现了这个规律，1952、1955、1957年都比较集中，文革期间是一个高峰。

　　傅雷事件前后，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傅雷好友、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时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沈知白教授。1966年，与傅雷一样以悲惨的方式告别人世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老舍、储安平、邓拓等。在所有这些人的家族中，并无一例有精神病或自杀史。

　　作为《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等煌煌译作的著者，傅雷留给世间的最后文字是一纸理智到令人悚然的遗书：“委托数事如下：一、代付9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欧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保姆，本刊注)，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1979年，傅雷平反。1981年《傅雷家书》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一印再印后销过150万册；《傅雷谈音乐》等著作也陆续出版，1984到
1986年，内容深厚又可以被当作精美书法欣赏的家书手稿在香港、北京、上海展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此时公众眼中，傅雷的形象逐渐清晰和丰满起来，由单纯的翻译家，成了一位苦心孤诣的父亲、全面的艺术鉴赏家，以及标本式的传统知识分子。

　　傅雷在教子方面倾注了巨大的心力，然而，除了精神上的相通，今年72岁的傅聪对本刊表示，他已经忘记了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的所有细节，是父母亲的悲惨结局阻断了他往前回忆的路。

　　奇怪的是，父亲与朋友们交往的情景，傅聪反倒历历在目。傅聪介绍，傅雷对朋友极其赤诚，他可以因为多年老友做了一件为其不齿的事而与之翻脸，也可以为友人毫不保留地奉献热情。因为他的朋友多半是有造诣的艺术家，这种热情往往混合着对艺术的激情。如对黄宾虹其人其画，傅雷珍爱了一世。傅雷是中国第一个评论张爱玲小说的人，傅聪记得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整天听父母亲说张长张短。音乐家谭小麟写的歌，傅雷不仅教会孩子们唱，还给他们分析，引他们欣赏。傅聪还记得陈叔同扶着他的手写隶书的情景，“马叙伦、陈叔同、钱钟书……抗战胜利前后，常来家里的爸妈的朋友，可以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

　　上海作家叶永烈从1979年起，陆续采访了傅雷的23位亲友，留下几十盘录音资料，如今里边很多人的声音已成绝响。已故《人民文学》总编楼适夷对叶说，傅雷那些文笔一流的作品曾一度因右派问题无法出版，楼建议用笔名，傅雷却表示，用笔名本无不可，但若因为右派而用笔名，不行。傅雷一向拒领作协工资，只愿凭稿费生活，楼适夷怕傅雷失去生活来源自杀，于是就采取预支稿酬的方法，承诺等右派摘帽后作品重新发表时再从中扣除。

　　作家刘再复在读《傅雷家书》后感叹，“应当为失去江山国土而忧愤，也应当为失去洁白的心灵而忧伤。”

　　父母9月出事，11月，在英国的傅聪才知道。得知消息的一刹，他几乎没有表现出惊讶的神情。“心理准备老早就做了。”傅聪深知，根据父亲的性格，那是必然的结局。然而这个结局不应属于妈妈。在傅聪心目中，妈妈是个非常温柔的保护者，“总是堆着笑脸，心地善良得不得了。”“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洁白的心灵”还要这样与我们告别？谢泳认为，曾经的一些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1976年前后十年间，民间社会的逐渐消失，使一个知识分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谢泳对本刊讲。至少，从看得见的层面来说，“一门学科或者一个艺术门类中，当第一流人退出之后，它的衰落命运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