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真实记录：我做蒋介石“特勤总管”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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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西安事变，已经有许多作者用中英文写过了上百本书了，包括蒋先生(编者注：即蒋介石)和蒋夫人自己所写的。所以我只能写有关于我的那一部分。因为我是参与这一错综复杂事件的身历其境者之一。这次事变可能会改变我们中国的命运……

　　为使大家能了解这种复杂的情势，我们必须把中国当时的地理和政治背景，加以叙述。自1926年到1936年间，在历史上这一段时期，有时被称为中国改造的黄金时期。那时日本

军队已在边疆上逐渐推进，谋取利益。并正向中国心脏地带作更为深入的压迫。对于日本的逐渐侵略，全国人民的反抗心理，自然非常高涨。青年爱国学生对于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的蒋先生提出质问。他们责备他，为何不令军队去对日本的侵略加以反抗，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残余部队，却穷追不舍。……大部分敢于发言而激烈的分子，还指责蒋先生的行为为懦弱，并在向日本军阀献媚，而把中国的主权和国土拱手让人。

　　西安事变中的主要人物，是张学良、蒋先生、蒋夫人以及端纳先生。

　　第一位亦是最重要的主角，当然是少帅张学良。一位赫赫有名胆大妄为的年轻将领。他的父亲，就是张作霖大帅。当1928年，日本人安放了一颗炸弹，把张大帅炸死之后，他的儿子张学良便承袭了他父亲的基业、权力、势力以及军事全权。在他27
岁时，已是东北三省独一无二的统治者。那里有着德克萨斯州两倍大的广袤土地，而且还蕴藏着广大农业和矿业的天然资源。

　　张少帅在东北所做的第一步行政工作，确实很好。他把父亲的那一批不中用的老官僚铲除掉了。并且做了许多改良措施。他的最大的贡献之一，那是他聪明而勇敢地抉择归顺中央政府。如此一来，便使全国的“统一”迅速达成。蒋先生为了感念他的功勋，特别重新指派他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继续指挥他父亲的25万军队。

　　年轻、漂亮、活动、好奇，这位少帅逐渐沉溺于醇酒、美人和声色场中，和坏朋友们厮混在一起。实际上，当日本军队开进少帅的老家沈阳城的时候，他自己却还在北平。民情激愤，不可收拾，竞相指责他的渎职和疏忽。甚至他自己的一部分子民，要求枪毙他，作为惩罚。蒋先生……命令他出国去作环球旅行，俾使其有所进修。那时正是纳粹和墨索里尼最当令的时期。他受他们的国家主义的影响，印象至为深刻。

　　其次是蒋先生。……在这10年的黄金时期中，他正在对经济的、教育的以及社会的各种改革，不断地予以推行，他亦竭尽全力“追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同时，他也在奋力训练军队，以期对实力强大的敌人，日本军事侵略者，予以抵抗。他有一项政策，却为当时人民所不能了解，并且亦不表赞同，那是他要求先获得国内的统一，然后再执干戈，以御外侮。(即其所说的“攘外必先安内”。——编者注)

　　第三位是蒋介石夫人。她的闺名叫宋美龄。她生长在上海一个教养良好的基督家庭。9岁时，便被送到美国乔治亚州的麦康城接受教育。聪明美丽，人如其名。她在麻萨诸塞州的卫理女子大学毕业时，名列第一。……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她膺选为世界十大女性领袖之一。她有道德的勇气并深具同情心。……有很多次，她运用柔和的影响力，使她丈夫对某些严酷的决定，有所改变，这样便可以使他不致与他人发生正面冲突，而仍能达到相同的目的。尤其她是一位基督徒，她希望能做上帝的使者，去行上帝的道，而不是由她自作主张。

　　另外一位是端纳先生。原来是孙中山博士的朋友，以前张大帅的顾问，也是张学良的顾问兼老师。并且也是蒋家所信托的一位朋友。虽然他是澳洲人，中国话也不会讲，但他的一生却沉潜在中国的政治圈子内。他相信，在中国政治领袖们之间亲密地周旋时，不懂中国话，比较起来，反而会占些便利，而并无不利。他很有机智、聪明，言词风趣巧妙，知识丰富，而真正诚实。即使在中国慈禧太后或在自己祖国英国的国王面前，他都直言不讳，决不迟疑。他亦曾帮助过张少帅，把鸦片烟瘾予以戒除，张学良亦把他当做伯叔老师似的尊敬着。端纳对张少帅的信心，亦始终不渝。在西安事变时，端纳正做着蒋先生和蒋夫人的顾问，亦是私人间的朋友。

　　最后，才是我所做的那一小部分。1936年时，我在中国军队里充任上校军官，并担任励志社总干事，我推展的工作，和那些军中青年会以及特种勤务工作，颇相类似。因此能有机会和上下各阶层的军官们时常接近。

　　张少帅和我是同一年诞生的。他的幼年在满洲沿铁路的一个城镇，名叫泗水场长大的。而我的父亲却担任过该处的铁路站长。某一个夏天，我去探望我父亲时，看到过张大帅，但并不曾见过他的儿子。若干年后，当他经常到南京来访问时，我见到了张少帅，并且时常在一起打

网球和骑马，因此彼此有了不寻常的友谊。

　　西安是陕西省会。那是中国大西北的一个遥远的城市，张少帅派在那里负责“剿共”的工作。但表现得并不积极。因为他的士兵不愿为“剿共”作战，只是为了还有更重要的敌人日本军阀需要去扫除。……蒋先生前往西安，是去督战，并且告诫，要求张少帅和其他东北军将领，努力去完成“剿共”工作的最后一程。他驻留在临潼，在西安城郊约有15英里左右。这个临潼行辕，是由我所派遣的励志社的一位可靠的干事张玉荪(编者按：也就是本稿的译者)负责一切的。

　　12月12日凌晨5点钟光景，有几声枪声惊醒了蒋先生，枪声响过之后，他的侍卫进来敲他的门，并报告东北军部队已经叛变，而且攻破大门进来了。我们守卫人员寡不敌众，无法抵抗，他们在效死作战，但是已经进迫到居处来了。他恳求蒋先生马上由最近的便门逃遁。蒋先生只穿着睡衣，携带了一位副官和一名侍卫赶到后门。但是后门却是锁着，急切间已无法再去取钥匙了。看见矮墙只高10尺，所以决定越墙而走。却不知道在矮墙的外面，有一条水沟，深达二丈。蒋先生由副官帮助跳过墙去时，失足向后，跌了一跤，这一跤使他的背部受伤甚重。他勉力自行前进，一直走到一个山洞，始决定休息，等候天明。

　　东北军在那里找到了他们，机枪与手榴弹在黑夜中一时并发，他的侍卫们为护卫主人而被扫射倒地。天亮之后，搜山者看见山洞中隐藏着人，开始射击，蒋先生知道已无法逃避，遂向那些士兵大喊：“我是你们的委员长，不得无礼!如果你们当我是你们的犯人，杀了我吧!但是不要侮辱我!”……随后张学良的团长孙上校走上前来……请他和他们一同到城内新城的总司令部去。蒋先生答应同他一起去。并且心中以为这可能是局部的叛变，因此还有一线希望。

　　在南京，当时中国的首都，这项消息是可怕而又紊乱的，政府官员们发觉这是一个预先妥善计划的事变，牵涉到整个东北将领，非但蒋先生，而且所有在西安的高级将领们以及他们的幕僚、参谋军官们，都被囚禁了。所有道路都已封锁，各种通讯亦已断绝不通。南京已经完全没有正确的消息了。有些人说，蒋先生早已在枪战中丧生，另一些人说，一辆满载士兵的火车，正向东边开来，蒋先生可能即在这车上，一时又寄予一线的希望。总而言之，南京失去了一个全国行政首长，便像是一片混乱的热锅子。

　　蒋夫人当时正在上海休养，以期恢复健康。这是因为两年来随同蒋先生在国内各地奔波过分劳累所致。我那时也在上海，因为我的原配太太常年卧病，上海的医药设备，比较南京更好一些。12日早晨我被蒋夫人召了去，告诉了我这个惊人的消息。我当时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终于我勉力告诉她，我愿意为她去做任何事情，只要她吩咐好了。她挑战似地问我：“如果我要你到西安去，看望委员长，你愿意去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我愿意去!”当晚，我们便乘夜车前往南京。

　　13日早晨到了南京之后，我们便赶到孔祥熙公馆，在那里，已经有一个全部将领参加的紧急内阁会议正在举行。孔博士原是行政院副院长，会议中提议，在蒋院长缺席期间，由孔代理院长职务，这是一个良好而合理的决定。孔就主持大会，会议进行中，发生了几种意见截然不同的尖锐冲突。有些蒋的政敌，想要抓住这一个机会，夺取蒋的权力，而除掉他。另外一些人要求立即把张学良撤职，又有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人，认为如此将危及蒋先生的安全。蒋夫人不仅为了丈夫的安全，亦是为国家前途起见，正在争论时，她提议先派遣一批可靠而能信赖的人员，并为张学良所能接受的人，前往西安，作初步的接触，以期确知蒋先生的安全健康情形，他是否身体健康，或是受了伤，或是如所怀疑的，已经遭遇不幸?然后再谈其他。

　　内阁会议中午结束。端纳先生和我二人，因能取得双方的信任，且互有交情，便被选任前往西安一行，并准许我们有整整一小时的时间去做准备，立即前往西安。在动身之前，孔代院长给了我一个命令，他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了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你所亲眼看到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反面的说明，他并没有再详细申述，留待我自己去解释了。他又说：“仁霖，这是很重要的，祝你好运。”

　　我只有将手提箱内的东西，稍稍更换一下的时间，因为中国西北，天气实在太寒冷了，必须携带一些御寒的衣服。母亲在家，她一定看见我刚从上海回来，便又匆匆的要赶到别处去，而感到十分惊奇。她好奇心不禁油然而生，最后忍不住问我，究竟要上哪里去?我早已决定，不让她知道这件事，恐怕她要忧急万分。我的回答很简短：“夫人命令我到西安去，用不了几天便会回来的。”母亲知道一些这种真实的局势，因此她用做母亲的那种慈爱的口气说：“无论如何，你是应当去的，只是要多携带一些冬天的衣服，自己谨慎小心。”在

我离家时，我连正眼都不敢向她望一下，就怕我的眼泪会流下来。然后，我走向那辆等候着的车，只说了一句，“母亲，再见。”

　　赶到飞机场时，我看见端纳先生和黎离尘先生，他是励志社的干事，已经早来了。我们爬进那架三引擎的德国制造容克飞机，启程前往西安。因为天气不佳，我们只能在洛阳过夜。那是西安东边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城市，那时还在我们手中，在洛阳的消息非常不好。他们说西安城已经挂满了红旗，并且还有巷战等等。我急匆匆地用军用电话与南京通长途电话，将我所能搜集的各种情报，告诉他们，请转告蒋夫人和孔代院长。在我无法入睡时，我决定请黎先生笔录我的遗嘱和最后的愿望。我已经决定不带他到西安去了。这一夜我把全盘局势，重新琢磨了一下，深感我的任务艰巨，能够达成的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我只能倚靠端纳的影响力和上帝的帮助了。

　　次日早晨，那是12月14日，我忽然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好办法，我请求我们空军，先派一架侦察机去，投掷一封信给张少帅，告诉他，端纳和我，正搭乘一架三引擎的容克飞机，前来西安，请他派一辆车来接我们。从洛阳到西安那一个小时的飞行，真是紧张万分。当到达西安时，我们绕城飞行三匝，看到没有悬挂红旗，亦没有巷战时，才安下心来，街道有几处堵塞住了。全城因戒严而一片死寂，降落了之后，我们立刻被军人包围了。但是我们看见有一辆车，经过机场，正向我们疾驶而来。那是我们互相交好的吉米·爱尔窦先生，带着少帅的命令来接我们的。这一来，证明了我空投一封信的预防措施，发生效力了。

　　端纳和我直接被带到少帅的住宅。没有多久，张学良便由会议中回来了。显然的，他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在一种粗率的态度下，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他说：“老黄，这不是像以前一样的那种社交拜访，我们正有一个大问题，无法解决，我自己也不能做主。不要叫我做那些无法办到的事。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我们的战事委员会决定。”我假装并没有异乎寻常的事。我把我的任务，简单明了地加以说明。并告诉他，蒋夫人派我来，要我看看委员长的健康情况，建立初步的接触，并充任端纳先生和蒋先生谈话时的翻译。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要马上去见蒋先生。并清楚地加以说明，我无权作任何的谈判。张学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此，但是我已将此事在委员会中提出，他们都投票反对。”我反问他：“那是为了什么呢?”接着，我提出我的辩论的理由，他也说了他的道理。

　　在彼此争论之间，我亦明白了，在他和他的同伴方面，对蒋先生并没有加以伤害的意思。他们所提出的八项条件，要蒋先生来加以考虑。在他们的计划中，最主要的歧见，在于先和日本侵略者作战，还是先“剿灭”共军。共产党毕竟也是中国人呀!这个主张是全国大部分人士亦表同意的。一直在追询蒋先生的健康状况之后，张学良又开了话题说，蒋先生对于此次反抗行动，非常震怒。因此，他拒绝进食，拒绝和张学良谈话。他进一步透露，假使蒋先生只要接受其中若干条件，他就可以设法解决，打开这个死结了。即使要他亲自伴送蒋先生回南京，他亦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分，在所不惜。大约经过了半个小时，他带了端纳先生一起走了。而我则被带到门房中去，其余的时间我都无法和他见面。

　　我在那里和少帅的一位副官同过了一夜。从那里我可以看到张的住宅。从我们短时间的谈话中，我所能听到的，是蒋先生是安全的。或者，我至少可以确定，他仍然是活着。我整夜在思索，何以张学良和战事委员会一定要反对我去见蒋先生?为了想打开这个难题，如果能作某种安排，如此这般的，我能看到蒋先生，而使他无法看到我，那么，我就没有机会可以和他讲话，他也无法命令我去做对于西安不利的那些事了。同时，我就可以回去，凭良心向蒋夫人和孔代院长复命，报告我的工作了。

　　次日，12月15日，我又再一次请求晋见张少帅，大约上午9时30分，我被召进见。我很小心并技巧地陈述了我的意见，并且提出了这个建议，希望我能够看到蒋先生，而他看不见我。张学良说：“好，这个主意，听上去还不错，让我想想看，这个办法是否行得通。”他把我留在他的房间里，大约有一小时左右，一直等到他的副官长谭海将军走进来，并告诉我说，一切已安排妥当了。当我们一同走过去时，我看到那幢戒备森严的房屋，蒋先生就被扣留在那里。

　　通往蒋先生卧室的门，装有方格玻璃，都用白色的漆刷过了，在右边下方，刚好在把手的上方，那里的漆已经刮去了，只剩下一个空隙，大小足够可以由此窥视过去。我猜想这一个洞，就是守卫们由此监视蒋先生时所使用的。谭将军告诉我，我可以由此洞窥视里面，但不许发出任何声音，或做任何举动，引起守卫人员的猜疑。为了急于想看见我的主人，我弯下腰来，从洞中望进去，同时我可以感觉到有一枝左轮枪的枪口，正顶在我的腰部，警告我不要轻举妄动，做傻事。

　　我见蒋先生直坐在床上，在和端纳谈话。端纳在床的右侧，坐在一张椅子上。爱尔窦先生则充任翻译，张少帅则站在床的末端，显得非常注意。蒋先生的下半身则用毛毯遮盖得很暖和，他看来很苍白而疲倦。因为他已有二天二夜拒绝进食或饮水。外表上看不出有任何受伤的痕迹，没有疤痕，没有擦伤，亦没有绑带。有些时候，他间隙性地，把手举向他的头发，这是他的一种习惯性的姿势。我最后判断，他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事实上，当他从墙上坠落下去的时候，他背脊上的第12根环节确是受伤了，这一伤势，使他许多年来，一直在做复健的治疗。将重要的每一件事情，为我的报告搜集完全之后，我告诉谭将军，我已经完全满意，并准备要回南京去，报告蒋先生的平安情形。

　　我又被带回到张少帅的住宅，等候让我回去的命令。一小时、两小时地等候下去，等到张学良回来，已是下午1时了。他看上去眼睛红红的，颇为激动。我告诉他，我已经满意了，蒋先生是安全的，这样便可使得问题很快地解决。我又说，我希望就能动身，并且到达南京时，不致天色太黑。张少帅却对我大叫道：“你还不能走!委员长要接见你!”我说：“好呀!你是否愿意让我去见他呢?”他回答道：“我亦没有办法，他坚持要见你呀!”我随即说：“那么，很好，让我现在就去见他吧!”张又回答说：“没有如此容易!在你能见到他之前，我们有几项条件，必须先作清楚的了解。第一，在你见他的时候，你不准和他说话。如果你对他说了任何话，你就不准出去了。”我立即说：“我同意。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除了来看看他身体好不好之外，不需要同他说话，我也没有带来任何口信，要传话给他听。”然后张又说：“第二个条件是你们见面时，他亦不可以对你说什么话，假使他说了，你就不能回去了。”我反驳道：“我如何能阻止他对我说话?他是我的长官!只能由他高兴，和想不想说话。”张说：“这些就是条件，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理会这些。”在那时候，我的惟一愿望，就是去看看蒋先生，因此我对于这两个条件都接受了。

　　这一次由张学良亲自陪同去见蒋先生，在行进中，我正想如何才能向蒋先生暗示，使他对我不讲话。我获得了张少帅同意，我可以向蒋先生问好致意，否则，我对长官岂非有失礼貌。当我被引进房间时，我鞠了一个躬，并且说：“我是奉蒋夫人之命前来探望你，是否身体安好，请你多加保重，并且不要讲话太多。”他很感动能够看到我。因为自从事变以来，我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自己人来探望他的。他并没有多讲话，但是却要侍候他的人，给他一些纸张以及墨水和毛笔。

　　他写了一张，又一张，再写第三张，写完之后说：“我把这封信，读给你听。”一遍，一遍又一遍，他读了三次。这是很显然的，他要我记牢这封信。如果这封信被人搜去或遗失的话，我仍能记忆。同时只要我能活着，我就能够带这个口信。当蒋先生读第一遍时，我偷偷瞧了少帅一眼，我看到他的脸色变了，变得很激动。我知道我回去的机会，完全没有了。我把这封信藏在中山装的内袋里，并即告退着说，我必须要赶回南京去。

　　当我跨出外面房间，进入走廊时，张学良便追上了我。他用英语喃喃地说：“更糟，更糟了。”我对事态的严重性，故作轻松地说：“哪里不对了?”他反过来说：“样样都错了，委员长没有信守诺言。”事实上，张少帅也曾对蒋先生说过，请他不要和我谈公事。但是他所写的信，然后又对我读信，等于是命令中央军向西安进攻，如果“叛军”不把他在三天之内送回南京，即使要踏过他的尸体前进，也在所不惜。这种命令正是西安那一批人所最不愿意让他传出去的。我争辩着说，这一封信不外乎家信的一类。我并向张保证，决不会加

油添醋地使局势更为恶化。他瞪着我，语气强硬地说：“条件便是条件，因为委员长把内容读给你听了，你不能出去了。”他走上前来，把我的衣服拉开，用强力把那封信拿走了。看到这种毫无希望的情景，我告诉他，因为我的主人在这里，我愿意留下来去侍候他，希望我可能同他囚禁在一起。哪知道，我却被带到张学良的卫兵营，由四个身躯高大的士兵陪伴着我。我由他们供给普通的饭菜和住宿的地方(给我的盖被太短，无法遮盖我的全身)。同时，我对外的一切交通，也被隔断了。没有人可以来看我，即使端纳和爱尔窦两位先生亦不例外。我从此失去了自由。

　　以后的11天囚禁，真是痛苦，并不是他们给我严酷的待遇，而是我很关切将来会有何种遭遇。第三天过去之后，我盼望能有些军事行动的迹象。如果不是轰击的枪炮声，或作战行动等，其他如空中侦察，投掷传单，或者即使是轰炸也是好的。由于处在不明情况中，对我真是一桩苦事。但我并不在为自己担忧，我的理论是我的生命和命运已和蒋先生连在一起了。如果他能够正正当当地安全脱险，我自然也会被释放的。如果对蒋先生发生任何不利，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让我活着离开西安的。

　　圣诞节的清晨，曙光明亮而洁净。太阳已将地上的雪花融化了，我正在懊丧，要在囚牢中度此普天同庆的佳节。我的确有一点思乡病，想到正在病中的妻子，她还不知道，我竟已入此虎穴，又想到我的两个小孩，都在上海，以及南京的双亲。但当我想到国家的命运，现正在倒悬中，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把口袋中的《圣经》拿出来，重新再温习耶稣降生的故事。

　　到上午10时左右，有一位副官坐着吉普车到来。他说，张少帅要我去。我心里在想末日到了。我踏上正在等候的车时，连外衣也不曾穿，照相机亦不曾带。我很惊奇，我是被带往蒋先生所住的宅院去。一到那里，我感觉到有一种混乱的情况，并看到有一些熟面孔。就在这里，我看见了端纳，他走过来，很快乐地说：“嗨，仁霖，祝你圣诞快乐!”我用抱怨的眼光反问道：“还有什么快乐可说的?”他俯过身来，轻声地说：“我们正要出去了!”这个消息好像在我臂上刺了一针。我回答道：“那才真是圣诞快乐了!”我无法再与他说什么，因为所有守卫的人都非常紧张地站在四周，我不愿意再使他们发生怀疑。

　　我可听到墙外蒋先生告诫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的尖锐而响亮的声音，责备他们鲁莽、反抗的举动，并且可能相反的，已使国家受到了打击。我感觉到这篇训话已经太长了些，而且恐怕张、杨二人会改变他们的决定，那么，所有一切不是都要成泡影了吗?

　　隔了片刻，蒋夫人自己走出来，并且告诉我，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最后命令说：“不要忘记把蔡妈带出来，这是我忠诚的女佣。有一架飞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可以明天出来。”

　　到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自己的生活情形。我多么希望我能有一架照相机随身带着!我看到蒋先生由夫人与她的哥哥宋子文博士分别搀扶着，慢慢地走上了那辆等候着的车子，杨虎城和张学良等将领侧立两旁。当蒋先生和夫人在轿车中坐定了，张少帅跳上了车子的前座，和司机并坐着。跟着第二部车子是宋子文博士、端纳与杨虎城。他们驶向军用机场。在机场上，张少帅的座机驶过来，等候着。

　　在我收拾好了行李之后，我设法弄到了一辆车，然后，开始把蒋先生和夫人的私人衣服物品，一一收拾起来，并把宋的秘书、夫人的蔡妈找到。我心里在想，假如我能离开西安，我情愿在当天下午晚一些走，也比等到明天要好一些。在和驾驶员谈过之后，我们决定，即使要死，也情愿死在西安以外的地方，还比较好些。

　　洛阳的机场，用火炬照耀着，俾使我们的飞机能在夜间降落。当我走到洛阳的军官学校时，蒋先生等一行人就在那里住宿。我发现没有人照料这批贵宾，所以就自告奋勇，包办一切。我成为他们的秘书、副官、干部人员，并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照料一切，一直到回南京。因为蒋先生的思虑周到，所以就安排了宋子文博士去陪伴张学良，乘坐第二架飞机，在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降落，以便有完善的安全保护。同时蒋先生和夫人，以及端纳和我同乘的第一架飞机，则在城内的机场降落，我们知道在那里将有盛大的欢迎会。我必须会同空军总司令毛邦初将军和洛阳军官学校教育长祝绍周，部署一切所有的细节。

　　……

　　12月28日我请求蒋夫人允准，回到上海去和家人欢度新年。请求立即获准。她并且对我前往西安去的勇敢和忠诚之表现，又加以赞扬。到了上海，我看见我太太仍然泰然自若。虽然我并没有把西安之行，事先告诉过她，但是她不久便在无线电收音机的新闻报道中听到了。身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把我的命运交付在上帝的手中，并以祈祷和阅读《圣经》，获得安慰和力量。当然，她和两个孩子看见了我，都无比的欢欣，能看到我安然回家。我和全家，也有一次重行团聚的快乐。

　　勉强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完，那是次日的早晨，从南京又来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我立即回南京。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命令总是命令，当天早晨我又离开上海。一到南京，就去见蒋先生。他的命令是：“汉卿(即张学良的号)正要在首都接受军法审判。在这个时期，我已把他安排在孔先生在中山门外的乡间住宅内居住，我要你去照料他。安全措施都已经部署好了，但是我要你去负责办理。我相信你必能对这项很微妙的任务，妥善处理。”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我的假期缩短。经仔细想过之后，看来亦只有我才能处理此项困难的情势，所以我决定尽力而为之。

　　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先决问题，是如何去管理这些派来看守他的警卫人员。其中有宪兵、便衣、安全人员，以及我由励志社调派过去的厨司、侍者等人员。后者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的。至于前者，我就无法完全信任，他们会不会自作主张，擅自行凶。有些人的情绪非常激烈。许多由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宪兵、便衣和安全人员，他们的同事，有很多人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甚至被杀死。他们仇恨张学良，并且发誓要为他们死去的同事报仇。

　　第二个面对的问题，是张学良的可能逃跑，或转变为悲观，而自寻短见。据说，他随身带有两枝手枪；可是我们却无法去实行搜查。这一点后来在宋子文博士来陪他到庭院中去的时候解决了。并且可以绝对地回答说，他并没有隐藏着武器。

　　至于第一个问题，我召集了一次会议，把所有有关看守“乡间住宅”和监视张学良的人，都集合起来。我在讲话中，劝告他们说：“各位宪兵和安全人员朋友们，我们大部都是军人，军人的主要信条是服从命令。我知道各位现在对我们的客人，情绪都很激动。事实上，我和你们有同样的情绪，因为我在西安被囚禁了12天。但是蒋先生给我的命令，是要我照料我们的客人的安全和舒适，并且要注意，不能有任何事情惊扰他。”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其中有几位不十分同意我的说法，因此我只能把我的理由，加以阐明：“我们都很高兴蒋先生能够安全归来，但假如他在西安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是不是张学良所要做的，全国都会相信这是由于他的命令所造成的。现在局势反过来。张学良正在这里将要接受军法审判，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在这个‘乡间住宅’内遭遇到任何事情，不论是不是蒋先生的主意，全国都会相信这是蒋先生的命令，而要由他来负责，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一致同意我的说法。我继续说到：“让我告诉你们吧。蒋先生对我的命令，并经由我转告你们的，那是我们须对张学良妥为照料，并且注意，不要让任何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要他平安无事，所以千万不要做任何不符合蒋先生命令的事，你们说对吗？”当我获得了一个正面的答复后，我如释重负似的，不禁喘了一口气，安心了不少。从此，我们才能同心协力，达成任务，工作得合作无间。

　　当他在被扣押的这段日子里，张少帅的表现好得像一家人。他没有做任何会使我们怀疑的事情。我有好几次试着想和他谈话，以期解除他的孤单寂寞，但是他却不愿接口。我知道他心情沉重，决定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在《圣经》上写了下述的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他对我的好意，道了谢。但是，我却没有看见他对这本书潜心阅读。

　　在那时候，我却遭遇了一桩悲惨的事故。我的姐姐那时正怀着身孕，却去参加为我们西安脱险而举行的庆祝大会，因而受了伤，以致流产，而竟告不治。在她临死的病榻上，她祈求在逝去以前，能见我一面。但是我却因为在南京，照料张少帅的特别任务，而竟没有能够满足她的最后愿望。我感到对她亏欠太多。而发誓要去照顾她的第一个儿子——闵道宏。许多年以后，小闵成为我们抗战时译员之一，后来又担任招待所主任，照料美国在华军人，并在招商局担任我的秘书。他现在还在台北经营商业，颇为顺利。

　　军法审判时，张学良被判徒刑10年，应交付执行。但蒋先生又颁发了“特赦令”遂得改判为在住宅囚禁10年。(编者注：“特赦令”内容为：“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严加管束”实际上是无期限的幽禁，少帅从此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当刑期届满时，张已完全改变了。他不再容易激动。他已完全放弃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追求。且变得成熟而谨慎，并且潜心于真理的追求。

　　……但是当时张却很自信，以为如果有人能说服蒋先生去改变对国事的主张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他的内心里，他从来不曾有过伤害蒋先生的任何意识。但当蒋先生的卫士们拒绝投降，而使用机关枪在黑夜中激战时，蒋先生的安全，便成为张所未曾考虑到的一项事实了。

　　正像他告诉我以及其他人的一样，只要蒋先生能同意接受其要求的八项条件中的若干条款，他早已能把事件解决了，而他也即愿意陪同蒋先生愉快地返回南京，并愿意接受政府对他的任何处罚。……他请求蒋夫人到西安来，澄清一切误会。虽然蒋夫人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勇敢地前往西安。这是她的人格和毅力，才能解开的死结。但蒋先生仍然维持他原来坚持的，不愿签署任何文件的主张。因此后来张、杨只能如此了……

　　张本人原来并不需要伴同蒋先生一起返京的。事实上这并不是蒋先生愿意如此的，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将来结局究竟会怎么样子。但张却坚持非要陪同蒋回京不可，如他以前所曾说过的。如此看来，张虽然轻率鲁莽，却还是一位信守诺言的人。

　　在家宅囚禁的10年时间中，(编者注：事实上并非10年，张学良真正获得自由是在50多年之后。)他皈依了耶稣基督，而且愿意奉献一生来传播上帝的意旨。别的人，可能以为这

是一件深为可疑而不足相信的事。但是我却深信不疑，认为他的动机是真诚的，并祝福他幸运成功。

　　对于张少帅的婚姻状况，亦值得在此一提。他第一次和于凤至的婚姻，并非经由彼此相爱，而是由家庭代为包办的。在西安事变以前，她早已离开他了。他一直和赵四小姐(爱迪丝)相恋甚深。在他受禁时期中，赵四小姐决定和他同住，同甘共苦，患难不渝。她为他生了两个男孩。赵四小姐对于他真像是幸福的泉源，亦是神灵的感召。因为她亦变成非常相信耶稣的道理了。(编者注：张学良被囚禁后，于凤至曾和赵四小姐轮流陪伴少帅。后来于凤至患了乳癌，获准赴美国就医，就只由赵四小姐陪伴张学良了。赵四小姐与少帅只生育了一个男孩。作者记忆有误。)

　　他们两位决定献身传播福音，是蒋氏士林私人教堂的会员。虽然他们没有参加任何其他教会，但他们却把他们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为那些贫苦而受难的人们作见证。你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在天母的“荣民”总医院内，对伤患官兵讲道。这是真诚而有效的。许多人的心灵，经由他们基督教的讲道和生活的感召，而终于得救。

　　当他和妻子离婚手续办理妥当了以后，少帅和赵四小姐想要正式结婚。她在台湾没有长辈可以来为她主婚，因此请我代表主充任。这次是由一位高寿几乎有百岁的牧师陈维屏博士证婚的。结婚典礼即在吉米·爱尔窦先生的台北寓所举行。由我太太文华弹琴，在少数几位观礼者之中，蒋夫人亦赫然在座。当我搀扶着赵四小姐的手臂，并伴送她登上那个改造过的礼坛的时候，整个西安事变的情景，在我的心头涌现着。中国有一句俗语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始终缭绕在我的耳旁。

　　文章摘自《我做蒋介石“特勤总管”40年——黄仁霖回忆录》 作者：黄仁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