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风流诗人处处留情 郭沫若的情人与妻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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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浔鲁

　　郭沫若：189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著名当代作家。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沙湾镇人，本名开贞，号尚武，在兄弟中排行第八。

　　1912年旧历正月十五日，二十岁的郭开贞奉父母之命，和苏溪张家的姑娘琼华结婚。郭开贞本以为新娘子会像三嫂一般美丽清新,哪料大失所望,且不说三寸金莲,掀开新娘子的头巾

　　,朝天猩猩鼻孔。第二天随新娘子回家,发现她还抽水烟,更增了他心里的不快。这两天的婚礼，对他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结婚受难记”。

　　婚后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开贞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曾回家居住，但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她便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恪守妇道，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活寡妇，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

留学。初到日本的那几年，在异国流浪生活中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军阀混战，父母包办婚姻留下的创伤，加上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神经衰弱症”，使他陷入消沉、苦闷之中，他忽儿想自杀，忽儿想出家，精神濒于崩溃。

　　正在这时，他与安娜相遇，正如他自己所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回来的，或者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我和她开始恋爱，我的作诗欲望才认真地发挥了出来。”

　　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已升入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他到东京去探望友人。在圣路加医院，他第一次见到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洁光，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起敬。

　　不久，陈龙骥在养生院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完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藉此机会见一见他钟情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眼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泪水，这话语，滋润着郭沫若的心田，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他怀着对爱的神秘憧憬，匆匆回冈山去了。

　　隔了一个星期,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的X光照片寄到冈山六高来了。她还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安慰郭沫若，信中说了许多宗教上的教训。

　　原来佐藤富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她生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5日，仙台人，父亲是位牧师。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毕业后，这位年轻的日本姑娘立志献身于慈善事业，便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了看护妇。

　　郭沫若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佐藤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带着苦味的甜蜜。既在国内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邦备受欺侮之痛，这时的郭沫若得到了这样一位日本女子的尊重、同情与爱怜，恰如在苦难中遇着了圣母玛丽亚一样，怎能不叫他万分感动呢？

　　“啊啊，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位契己的良朋，便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么！”

　　他这么激动地想着。再看那信时，字里行间分明又闪现出佐藤富子特有的那种圣洁的光辉来。郭沫若的心灯被拨亮了，智光被点燃了，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上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我忘不了同您的那次谈话，我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在异乡非常寂寞。”

　　几天以后，佐藤富子便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读罢之后，她禁不住笑起来了，心想：“这是情书啊！爱上了我真是奇怪，不过，他是一个可爱的学生，好男子……”

　　东京——冈山。虽相隔千里之遥，但隔不断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姑娘的绵绵情思。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书信往返十分频繁，一个星期之中每每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了，相爱了，两人认作异国的兄妹。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难割难舍了。郭沫若开始为富子考虑一件大事：进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并想尽早与她同居。富子没有拒绝。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她同父亲及家族闹到决裂的地步，但她并不懊悔，她想走自己的路。

　　为了掩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为她起了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不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家”。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刚筑造的爱巢。但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辍学返回冈山。12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男儿，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满生机。

　　他们的情感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爱情还给郭沫若带来了诗的创作激情与灵感。除了献给安娜的情诗之外，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受着惠特曼诗歌的煽动和歌德诗歌的哲理启发，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佳作，在时代催促下应运而生了。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地位。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

　　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因而气坏。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夫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1923年4月郭沫若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学士学位以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过着奴隶加讨饭的生活”。

　　长兄郭橙坞曾来信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妻儿亦去了广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闻讯，于8月
4日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他遇到了革命女战士安琳。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头年10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

　　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
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

　　郭沫若叹了一口气，说：“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说不定已经到了上海。”“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安琳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的确，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扉。

　　后来,由南昌到汕头，她与郭沫若始终同行。由于战斗失利，一群非武装人员撤离汕头，经流沙向西南横亘着的崇山行进。她走在郭沫若身边，低声唱着《国际歌》。这时郭沫若患痢疾，她悉心照料，每到一个城镇，她便去求医找药，直到治好为止。

　　一天晚上,部队遇到袭击,集合撤退,把郭沫若给拉下了。郭沫若照着既定的路线急匆匆追赶上去。一个人摸黑走路，在这种时候，又在这种地方，他未免感到孤单和恐惧。走不一会儿，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人影朝他走来。郭沫若的眼镜在徐家埠被打掉了，又加上在黑夜中，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的面目。“如果遇到了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他想。心里方自吃惊，忽又骤喜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在亲切地唤他：“是郭主任吗？”

　　“安琳，是我，是我。”

　　原来安琳是折回头来专为寻找他的。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安琳发现少了郭沫若，二话没说，返身就往回走。她断定郭沫若仍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个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摸黑回来寻找他，这不禁使得郭沫若万分的感动了。他紧紧握着安琳的柔软的纤手，感谢地说道：“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安琳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再走不远，又遇着了两位掉队的战友，傅君和易君。四人睡在一窑厂内的草堆里，其他战士睡在厂外。不料天亮醒来，部队已经出发，把他们扔下了。这时四人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去香港。在当地农会主席陈开仪的安排下，他们在山上的草仓里躲藏了几天，后来去神泉又住了十几天才去香港。安琳在香港与郭沫若仍住在一起，以后又由香港秘密同回上海。

　　年末，郭沫若回上海不久便患斑疹伤寒。自12月12日至次年1月4日，安娜虽然也患了慢性肾炎，仍带着浮肿的脸每天去侍候丈夫，直到深夜才回家。住院期间，蔡畅来探望，郭沫若问：“安琳呢？为什么安琳不和你一同来？”蔡畅支吾着说：“她怕使你为难。”

　　这年的2月16日，李一氓、成仿吾等人在上海都益饭店为郭沫若准备流亡日本饯行，安娜同去。安琳也来送行。郭沫若悄悄望去，安琳比以前消瘦了，脸色苍白，坐在一旁显得拘束、感伤。凭着诗人的敏感，郭沫若突然想到：“她假如和我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光靠精神上是不充分的。”

　　席间，郭沫若与安琳的不自然、尴尬的情状，安娜全部看在眼里。夜半回到家里，安娜便盘问起丈夫与安琳的关系，郭沫若把他和安琳相识并一同由南昌南下汕头又转赴香港的大概情形，向安娜讲述了一遍。讲到长途行军中安琳如何关心他，他们两人又经历了多少风险，郭沫若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来，他是很动感情的。

　　安娜进一步问道：“你爱她吗？”

　　“自然是爱的。”郭沫若毫不隐讳地回答说。“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惟其爱才不结婚。”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安娜自言自语地说。她并不抱怨丈夫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相反，她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她甚至准备着由自己作出牺牲。

　　夜已深了，草席上睡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是她和郭沫若生育的儿女。她是孩子们的母亲。她可以作出牺牲，但儿女们却不能没有父亲，没有父爱。想到这些，安娜又指着四个儿女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郭沫若没有再说话。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这样想着，他的心境随着夜境深沉下去，竟这样地不宁！

　　郭沫若被国内通缉,在中国已经呆不下去了,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再次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邮船离开了码头，离开了上海，郭沫若望着渐行渐远的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出了眼泪。他是很不情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的，祖国也不是不需要他。然而他却被逼逃亡国外了。惟一使他宽慰的是：流亡，流亡，安娜始终和他相依为命。他们是贫贱夫妻，也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在日本他们的生活清贫,到处奔波。辛苦劳累,而且时不时有日本宪兵的造访，盘问搜查。他们就在困境中相濡以沫,共渡难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决计回国参加神圣的

抗日战争。祖国召唤着亡命海外的游子共赴国难。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迫切需要像郭沫若这样久经考验的文化战士。

　　然而回国就意味着和相依为命的安娜再次分别。在中日全面交战的时刻，这次分别更不比往常，还不知道今生今世能不能够重逢？

　　当郭沫若下决心别妇抛雏毅然归国时，虽然事先也曾与安娜商量，并得到安娜的同意和支持，但临行没有告诉安娜，为的是怕亲眼见爱妻悲泣，而改变心意。

　　因此当7月27日黎明前四时，郭沫若轻声起床，他给安娜及四儿一女分别写好了留白，打算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写完扫视全室一遍，四子一女，都在酣睡中，安娜被惊醒，还不知有极为巨大的打击立刻要临到她的头上。她扭开电灯，靠在床头上低头看书，郭沫若走近她身边，轻轻地吻了她一下，热泪立即涌泉般淌到诗人的面颊上。“安娜！”他心里叫着，差一点儿喊了出来。

　　安娜不知道郭沫若的用意，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卷。

　　郭沫若心肠硬了一硬，转身走出寝室，赤足穿着木屐走下庭园。身上仍穿着那件居家的和服，里面只有一件衬衣，一条短裤。这绝不是出门远行的打扮，只是到外面散散步罢了——他想要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今番出门是别妇抛雏，独自远走高飞。当时“残月在天，零露在田”，他悄然离家。

　　那一天早晨，安娜起床后见到了郭沫若留给她的信，知道他已经走了。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好像颇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安娜心里难过极了，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想起昨夜的情景，她悟到了郭沫若说的“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那句话和印在她额上的亲吻，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诀别。她惟一能宽慰自己的是：应该嘱咐的，她都已经告诉郭沫若了，那就是她对丈夫的临别赠言呀！她是支持郭沫若回国抗日的。

　　回国后，他接到日本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潜离日本后，日本宪兵就把安娜和长子拘捕起来达月余，毒刑拷打，以至不能行路。同时四个幼小子女在乡，也常遭到无赖的袭击。得此信后他的心犹如刀割油煎，曾写一首七律抒发了那时的心情。

　　之后，两国的交战使他们长期处于隔绝状态。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上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作者：姜浔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