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自经手办理：引渡末代皇帝溥仪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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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溥仪是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时（ 1949年12月 ），亲自经手办理的事。

　　诚然，引渡战俘、溥仪一事毕竟不是国家元首出访要办的事。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虽然我们不怕孤立，但从稳住脚根以及从战略眼光出发，必须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给以援助，这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并没把引渡战犯、溥仪一事摆在议事日程上。

　　何况，我们还不知苏联对战犯、溥仪等人的明确态度，也不知溥仪在苏联的具体情况。这些未知数，都需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详细了解。因此，引渡溥仪一事即使是要办，也不必急办。

　　急办、必办的大事是中苏间的政治合作问题。

　　客观地说，中国虽然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固然高兴，但实际上，在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对中共还存在着不少疑虑和戒心。

　　首先，中国人强调：“中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胜利。这句话，斯大林听起来有些酸溜溜的。因为中国革命不是在斯大林的指挥棒下取得成功的，所以斯大林对中国的革命胜利，仍然是不以为然。

　　其次，斯大林担心中共走南斯拉夫铁托的老路。特别是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各民主党派代表各种观点，积极参政议政。因此，斯大林对新中国的走向，还有些看不准，担心中共在民主党派的影响下，逐渐向西方倾斜，向美国靠拢。

　　几十年来，中共吃了不少苏共的苦头。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王明和康生“居高临下”，给中共党内制造了不少的麻烦。王明在中共党内所推行的一套苏联的、极左的路线，给中共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年，中共清除王明的极坏影响一事，对斯大林是个不小的刺激。

　　其三，根据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斯大林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分割了中国的领土：外蒙古独立；大连、旅顺都被苏联占据。对此，斯大林也担心，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发难。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听到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约、承认外蒙独立一事，“大吃一惊”。曾认为“俄帝国主义岁月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出现俄国瓜分中国的事件。”因此，毛这次到莫斯科就表明自己的立场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条约。毛还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访苏是心中有数；而斯大林则是心中无底。致使毛泽东访苏，遭到了少见的冷遇。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冷漠，不仅引起毛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猜疑。对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时升温，他担心，中国离他而去。

　　然而，为什么苏方向毛泽东提出要新中国引渡这批战犯和溥仪一事呢？

　　应该看到，不管将这批战俘和溥仪移交给谁，都将是推动国家合作关系的一大筹码。

　　须知，斯大林不会办不利于自己的事，他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他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甚至实行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对华关系，斯大林更是精打细算得一清二楚。这些战俘包括溥仪，已经在苏联生活了五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早些利用机会移交给中国，既可赢得中方的满意，又可甩掉这个包袱。

　　为此，有一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毛泽东说：

　　“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毛泽东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进行审判，只是目前还不能。”

　　“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维辛斯基接着就问。

　　毛泽东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

　　“但不知对引渡这批战俘有什么关系？”维辛斯基仍然不解地问。

　　“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而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回答之后，接着又问维辛斯基：

　　“请问，这批移交的日满战俘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此事推迟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

　　维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

　　双方商定届时再通过外交途径研究引渡问题。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为了要与苏方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一事，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要求，来到了莫斯科。

　　周恩来在与苏方会谈中，还具体商量了将在适当的时机，引渡这批在中国犯有战争罪的战犯和战俘以及溥仪、溥杰等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这些罪人。

　　几个月后，中苏双方经过外交途径，已商量了一个引渡方案。

　　这年6月的一天凌晨，东北外事局大院门铃响个不停。原来是沈阳市卫戍区司令部转来一封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的来电。

　　来电内容是，指示东北外事局长陆曦前往中苏边境，办理引渡并押送由苏联移交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下称溥仪
）和伪满各大臣；另有900多名日本战犯、战俘也一并引渡过来。

　　我立即将电报交给了陆曦。

　　接着，我们又连续收到周恩来致高岗、林枫的几封来电，就引渡溥仪事作了些具体指示和交待。主要内容如下：

　　1、中苏双方已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引渡时间定在7月18日；移交地点定在中苏边界城市绥芬河；

　　2、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管理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负责；

　　3、除派陆曦局长负责外，应另派一团级干部及适当部队前往协助；

　　4、不要将日满战俘安置在一起；

　　5、日俘及溥仪等的档案，用后速送中央。

　　陆曦遵照中央来电的指示精神，在林枫的领导下，立即投入准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约在7月中旬，陆曦让我陪同前往，从沈阳出发，前往绥芬河，去执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引渡使命。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西依老爷岭，东临中苏边境，与苏联接壤，并有铁路、公路与苏相连。

　　绥芬河是一座山城。火车站对面是个小山坡，从低处望去，一座座平房，有中式的，也有俄罗斯式的建筑，依山而建，栉比鳞次，布满山坡。从山坡高处，向东眺望，可看到苏联境内的远东风光。那里是群山林立，云雾飘荡，山下有像火柴盒般依山而建的房屋。从山坡回身西望，可看到绥芬河的全貌，像一只受伤未愈的小鹿，躺在祖国边陲的青山峻岭之中。

　　这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边城，在解放前曾备受摧残，元气早就大伤。几代人留下的古老建筑，已是破烂不堪。特别是绥芬河火车站的破烂景象，实在令人感叹。与其说是个火车站，还不如说是个车马驿站。由于过往人少，火车站显得冷冷清清。

　　7月18日凌晨4时50分，绥芬河和往常一样，浓雾弥天。在这一片寂静的火车站台上，站立了几个人，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仪等战俘的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陪同人员有我和东北公安部门的几位同志。陆对在场的几个人说“按照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战俘分两批移交。今天是第一批，是日本战俘。等苏联火车到达时，请公安部石屏处长等同志上前和苏方取得联系。苏方已表示过，只要石屏和他们接上头，就开始将971名日本战俘，按名册顺序，由我公安人员带领转乘上我们的火车。一切移交的正式手续等事宜，决定在第二批战俘、包括溥仪等人运到时再办。”

　　陆曦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指针已到5时整，只听东方远处有火车进站声。仔细一看，一列火车像个庞然大物冲开浓雾，慢慢地行驶到苏式宽轨的顶端停了下来。

　　苏中双方移交这批日本战俘手续比较单一，也比较顺利。

　　命令发出后，这些日本战俘按车厢顺序，从苏联的宽轨闷罐车单行下车，规规矩矩，不吭一声，秩序井然，经过约二百米的步行，再上中国的闷罐车。

　　我公安人员对下车上车的日本战俘严格把关，逐个点名，清点清楚。

　　战俘的移交场面极为严肃，似乎在召开受降大会。受降会没有仪式、没有讲话。车站内外，一片寂静。野蛮的日本侵华军，都成了丧家之犬，早日那些凶残的嘴脸消失殆尽，乖乖地听从我公安人员的指挥，鱼贯而行。

　　在这默默移交过程中，根据战俘的不同表情神色状态可分成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是日军装束，身背挎包，头戴鸭舌军帽，脚踏高帮翻毛皮鞋。当我公安人员点名时，他们仍然维持着素有的军风，“哈伊”的一声，跳下车来。登车时，他们仍然是规规矩矩地排行有序，目不斜视。至于这批战俘心里在想什么？是惧是喜？是悔是恨？是随大流听天由命，还是任受宰割、破罐子破摔呢？谁也猜不透。但是，只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们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排除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希望，能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宽恕，早日放他们回国。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战俘在移交过程中，不会闹什么事。

　　第二种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他们还是那样趾高气扬、傲气十足。在移交转车的过程中，还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对周围的一切不屑一顾，走起路来，还是那副装模作样的德性。实在令人恶心。当时，如果有老百姓在场，早就会有人跑上去，踢他们几脚。

　　第三种是伤病员。病号有轻、有重，但他们都硬挺着，毫无例外地按着指令下车上车，不敢吭声。看得出，这些病号在不同程度上，都渴望得到较好的治疗，以期早日康复回国。这些伤病员下上车的时候，还出现了彼此互相支撑、互相搀扶的现象。他们这种互相帮助、互相不弃的表现，不能不令人佩服。

　　经我公安人员清点，苏方移交的日本战俘，比原定的人数少了两人。

　　按中央通知，我们应接收日本战俘971人，而苏方实际移交的人数只有969人。经询问，苏方代表解释说：名单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因病医治无效，已经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车，故不能如数移交。

　　最后，我们只接收了969名日本战俘和他们的有关审讯材料。

　　8月3日，第二批战俘与溥仪等人入境。

　　这天凌晨，百姓还在沉睡，浓雾依旧笼罩山城，边境一片寂静。陆曦和我从早上5时就走出招待所，打算到火车站去，检查一下移交战俘任务的准备工作。

　　当时的绥芬河，既没有小汽车，也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直奔火车站。其实，此城只有一条贯穿全城的大街，没有几里长，一个小时，即可走个来回。我们两人只顾走路，谁也不愿打破凌晨的安静，没说一句话，就走到了火车站。火车站旁有一家俄罗斯餐馆，我们走过去看看在那里与苏方代表会晤是否合适。

　　这家餐馆是十月革命时，流亡到此的俄罗斯后裔开的。这些年，由于苏联来的旅客早已绝迹，到餐馆就餐的人不多，再加上经营不善，一个古色古香的俄国大菜馆，早已变得面貌皆非。与其说是个大菜馆，还不如说是仅卖“格瓦斯”饮料的杂货铺。就餐馆的内外设置来看，在这里组织对外活动，还算是比较体面。我们与餐馆老板商量，责成他将餐馆大厅布置一下，摆上一个长条桌，放上几把椅子和茶杯，做好接待东方来客的准备。

　　东方略微发亮，浓雾开始疏散，我们沿着铁路徒步走了二三百米，对周边环境进行了一番观察，在这样一个旷野式的火车站，几里方圆之内看不到外人。战俘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几个地方部队战士和我公安部人员都已奉命上岗。石屏等同志也都到了指挥现场。

　　6时整，一列苏联宽轨客车缓缓开入车站。

　　不多时，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向我们走来。

　　当两位军官走近时，陆曦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为首的军官自我介绍说：“我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押送伪满洲国皇帝等战俘前来报到，我是苏联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
陆曦用流利的俄语说：“我奉我国总理兼外长的指派来和中校同志办理接收这批战俘的手续，我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和我一同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外事局干部程远行。”

　　接着，中校科富托夫热情地对陆曦说：“陆曦同志，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军人，不善外交，只知道忠实地执行上级命令。今天我押送的这批为数不多的战俘到中国来，有机会和外交部的代表相识，很高兴。”接着他又说，“好吧！苏中是兄弟邻邦。我们不必拘于礼节，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会谈？”

　　陆曦说：“绥芬河是个边防小城，没有合适的地方接待两位同志，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会谈。为了急需，我们打算请你们到火车站外的一家俄罗斯餐馆，那里已经摆好了桌椅，可以坐下来会谈……”

　　科富托夫一听是俄罗斯餐馆，立即很敏感地问：“俄国餐馆是不是逃避十月革命到中国来的俄国贵族及其后代开的？”陆曦回答说：“是的，这里有不少俄罗斯人。”

　　科富托夫稍停片刻后，礼貌地婉拒说：“很感谢陆曦同志的盛情。我们的移交任务很简单。考虑到我方来的人少，除我们两人外，还有几名列车员，因此，我们两人不宜离开列车太远。同时，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张。苏联管理总局命令我们，把俘虏押送到绥芬河，将战俘向陆曦同志移交清楚，并办理好移交手续，然后立即返回苏联，向管理总局复命。因此，我提议请陆曦同志和你的助手，到我们的列车车厢去会谈和办手续。

　　“我们这列车厢虽然不大，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朱可夫元帅就在这节车厢里指挥过重大战役。你们也可以到我们这节车厢去参观参观。你看如何？”

　　“好！”陆曦点点头。站在一旁的我佩服科富托夫中校办事如此爽快利落，如此严肃认真。

　　“达成协议，我们就一起走吧！”说罢，中校陪陆曦在前，我和苏联上尉在后，穿过四条铁轨，走向苏联车厢。

　　车门一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约二十多平米的公务车房间。这个公务车房间布置得清爽雅致。

　　我们四人走进办公车厢落座。中校说：“苏中是友好邻邦，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之间没有办不成的事。”与此同时，他顺手拿出了自己的护照和委任书，示意请陆曦审阅；陆曦随即也出示了周恩来签署的委任书，并向中校用俄文翻译了一遍。中校听后，表示，“我们现在正式工作吧！我们谁先讲？”陆曦说：“客随主便，请主人先讲。”

　　中校也没推辞，开门见山地讲到正题：“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决了西部战场之后，向日本宣战，仅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就打败了日本，控制了伪满洲国首都长春。

　　“当苏联红军打入长春时，溥仪、溥杰等伪满洲国各大臣都携带家眷和自己的财宝，逃离了长春。

　　“据悉，溥仪、溥杰等人躲在通化临江县，准备换乘大飞机去日本。我们认为这信息已说明，溥仪等人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想和日本侵略集团共命运。于是，我们用电报通知溥仪等少数人，立即到通化市乘小飞机，飞到沈阳再换乘大飞机离开沈阳。当溥仪一到沈阳，我军就把他们控制起来了。

　　“当时，刚刚光复的东北人民还没有自己的政权。在这情况下，为了便于管理和关押溥仪等战俘，我们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命令，将溥仪等人押送到苏联远东边境城市，先看管起来，以后再说。就这样，他们在苏联一呆，就是五年。

　　“在这五年当中，溥仪曾被押送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证明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溥仪在东京军事法庭的表现和作用，在他的个人资料中，都有详细记载。

　　“今天移交的58个人，年龄参差不齐，多数都属老年，都是些手不能扶犁、脑子不够用的皇宫贵族。说老实话，他们都是些历史垃圾，一群废物。他们和日本战俘不同，既不会劳动，也不能劳动，只知道吃喝玩乐，只知道享受。这些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格格不入的。要按我个人的想法，早就把溥仪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让他们在那里自消自灭，让他们找沙皇去寻欢作乐吧！但苏联最高苏维埃不这样做，而是把他们养了起来。

　　“就这样，溥仪、溥杰等人在苏联过了五年的社会主义生活，住的是大旅馆，吃的是俄式大餐。另外，溥仪和各大臣每月还可领到30卢布的津贴；校官可领15卢布；尉官可领10卢布，以资零用。其实，他们每人都有不少金银珠宝。

　　“这58人在苏联期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他们的思想都是很复杂的。例如，溥仪原计划逃亡日本。当被我们俘虏后，他又想留在苏联。其实，他也不是不知道，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因此，他是否真心想留在苏联？天知道。说穿了，溥仪等人是想逃脱自己的罪责，才是真的。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放走，一个也不留下。

　　“另外，溥仪还有一小箱珠宝。我们已将它登记成册，等战俘移交手续办完后，我们将这些珠宝一一点清，交给你们。请陆曦同志指派专人接收。

　　“以上是我向中国代表要说的一些情况，如有什么问题，请陆曦同志提出来。

　　“最后我再补充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意味着一个新生的、有生命力的主权国家诞生了。这将在东方、乃至全世界产生影响。今天我奉命执行向中国外交部代表移交溥仪的使命，也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

　　“在我们办完移交之后，我和陆曦同志将共同搞一个外交换文，将双方移交、接收情况形成文字，一式两份，由我和陆曦签字，就以此存档了。”

　　“我很仔细地听了，也笔录了科富托夫中校介绍的情况。对中校所提出的移交程序，我完全同意。对中校为移交工作所作出的努力，我很钦佩。现在就可以按中校的意见，办理移交，搞好换文。”接着陆曦又问，“请问，这58人在苏联关押期间，是否都有个人档案资料？如果有，我们很需要。”

　　“有，我们将把他们的个人资料和溥仪个人的珠宝一起交给你们。”

　　陆曦又问：“请问，溥仪等人对遣返回国，有什么异常表现没有？”

　　“没有。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有溥仪，他为了逃避罪责，曾一度想留在苏联。至于其他伪大臣，大都想回中国和家人团聚。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谁不想家、想老婆？听说溥仪有72个妻子；每个大臣都有几十个妻子，是真的吗？这样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陆曦说：“那是传说，以前的中国皇帝有三宫六院72个妃子。而溥仪没有那么多妻子；各伪大臣也没有那么多妻子。”接着陆曦又问，“还有一个问题，溥仪那个装有珠宝的小皮箱，在苏联期间，是由他自己保管的吗？”

　　“不！溥仪的皮箱由苏联管理总局统一保管。现在我准备将这个箱子交给陆曦同志。”接着中校又说，“如果不反对，我现将俘虏名单、有关资料和换文草案交给陆曦同志看一看，如有什么疑问和对换文有修改意见，请一并提出来。”说着，中校把有关资料、名单和换文交给了陆曦。

　　陆曦将名单和有关资料递给了我，他审校了一下换文初稿后，说道：“换文写得简单明了、全面准确。遗憾的是没有中文译文。”

　　中校解释说：“译成中文，时间来不及。我想换文中内容简单，如果陆曦认为俄文文本没有什么问题，可不必再去译成中文。我们就在俄文本上签字。”陆曦表示同意，他问：“移交之后签字，还是现在签字？

　　“我建议现在就签，签完之后，将一式两份的正式文本全放在陆曦同志手中。等移交完毕，核定无误时，陆再将其中一份换文正本交给我。我就立即乘此火车离开绥芬河，然后再去莫斯科复命。”

　　“这个主意好！”陆曦点点头。

　　双方商定，开始签字。

　　双方签完换文后，中校发现日期写错了，写成了前一天。中校和陆曦都不认为是个小事，正踌躇不安。我在旁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块美国高级带细沙的橡皮，递给了中校。

　　中校很高兴，立刻将日期改了过来，并对我说了一句出格的奉承话。然后，中校很惊奇地看这块橡皮。他发现橡皮上有USA的字样，便脱口而出说：“这是美国货。在苏联我们几十年看不到有USA标记的东西。”说着，中校将橡皮递给上尉看。上尉左看右看，惊奇得不肯离手。我在对面对上尉说：“如果你喜欢，就请你留下做个纪念吧！”上尉立即站起来和我握手，表示感谢。

　　其实，这类橡皮都是美国“美孚油行”撤离时，扔在仓库里的一些剩余物资。我们把这些东西不当回事，在我们办公室里多得很。而老毛子“老大哥”看到这些美国货则不然，如获珍宝。

　　此物虽小，以稀为贵。坐在旁边的中校对我的举动，有些眼红。这时，在苏联学习多年的陆曦已看出对方的心思，便立即将自己备用的一支金星牌钢笔拿出来递给中校说：“请中校科富托夫同志笑纳，留作纪念。”二位“老大哥”都很高兴。

　　谈判结束，手续办完，双方都很满意。中校说：“我们这里没有准备香槟酒，以贺签字。我们的小柜里有四瓶酸牛奶，每人一瓶，以奶代酒，为今天的成功干杯吧！”说着，他每人发了一瓶酸牛奶。

　　我们四个人还将奶瓶用力地一起碰了一下。

　　我是第一次喝来自苏联的正宗的酸牛奶，没有糖，不好喝，酸得要命。为了友谊，为了热闹，我只好硬着头皮喝。坐在左边的陆曦，对酸牛奶很感兴趣，喝得很快，还一再表示对主人的感谢。

　　按移交程序，苏方该将溥仪带出的一小箱珠宝移交给中方，然后再安排溥仪等人的移交。

　　这时，我公安部石屏处长偕助手上了苏联公务车，负责接收溥仪的珠宝箱。

　　在公务车的一角，双方经手人到齐后，苏方上尉阿斯尼从铁柜里拿出一个小皮箱，又从小皮箱里拿出了两份珠宝清单，他把其中的一份交给了东北公安部的石屏。就这样，便开始了珠宝的移交工作。

　　上尉阿斯尼按照珠宝的清单目录，拿出一件件珠宝，经双方验证无误，便放在一旁，准备再装回原来的皮箱。

　　这些东西使经手人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谁不好奇？皇上携带的珠宝，都是些价值连城的高档极品。谁不感兴趣？

　　我虽在听中校和陆曦聊天，但内心里也想知道，这位经历时代风云的皇帝身边带了些什么奇珍异宝。

　　这时，上尉作出了一个友好表示，他对我说：“程同志，快来看看这些宝物。这些东西，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上尉的提议正中下怀，我赶紧凑到移交珠宝的桌子旁，去看热闹。

　　上尉对这些珠宝十分熟悉，他一边移交，一边向我们说明。

　　小箱里的珠宝，真令人大开眼界。几十个金餐具，如金光闪闪的金汤勺、金饭碗、金酒杯等都是由纯金制成的新玩意儿，珍奇夺目。使我看得更出神的、并留下了很深印象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另外三件奇宝。一是夜明珠，一是水晶小座钟，一是五光十色的汉白玉。

　　这些奇宝的名字，都是苏联军官命名的，而且还是用汉语拼音。我们公安人员也只能照葫芦画瓢，按拼音写上中国名。实际上，这些珠宝的真名叫什么？除专家可鉴外，谁也说不清。

　　仅就那颗夜明珠来说，传说不少，见者不多。此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甚至天下是否真有此物，普通人谁也无据可考。只是在武侠小说里，常常会读到有关夜明珠的故事。有的故事写得很玄，说夜明珠是天宫所降之宝，凡人难得一见。为争此物，各门派武林高手或某些山寨大王打斗得天昏地暗。究竟当年夜明珠落在谁手？谁也说不清，谁也没看见。因而，传说中的夜明珠，被说得玄上加玄，神乎其神。有人说夜明珠是“随珠”，有人称之为“悬珠”，是天下珍宝，说它可以发亮，可以指路，可以治病，可以避邪，还可以飞行。

　　还有人传说，夜明珠飞而后爆，难见踪影。在上世纪30年代小说家笔下的夜明珠，被刻画得惟妙惟肖，说什么，两伙匪寇为争夜明珠，打得惊天动地。只听一声巨响，夜明珠从山寨里腾空飞起，在半空中，一声爆炸，天空出现一团红光。红光燃尽，又变成一缕青烟，缓缓飘上天宫。后来，又有人说，夜明珠是一颗天然矿物，是在结晶过程中的稀土元素进入晶体时形成的一定的发光源。总之百闻不如一见。

　　只见，苏联上尉从箱里拿出一个像鸭蛋黄大小的珠子来。

　　此珠颜色淡黄、带绿，略微透明，但不发亮。此珠被放在桌子上，也看不出什么光感，还不如深山古树的磷火或萤火虫所发出的光亮。我把此珠放在手中，只感觉到，这个比乒乓球略小的夜明珠和珍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重量很大、很沉。我不以为然地把此珠放在桌子上，抖了抖肩膀，略带怀疑地说了声：“这就叫夜明珠啊？！”

　　这时，上尉在旁不慌不忙地教我怎么看夜明珠。他从衣架上拿下一件军上衣，将夜明珠盖起来，然后让我把头钻进去看。我这才恍然大悟。夜明珠只能在夜里发亮。

　　其实这上衣盖得不很严密，稍有空隙。我定神一看，使我大吃一惊。这颗夜明珠真的发出了光亮，而且还透出几种彩色，像雨后的彩虹，十分壮观。虽然它的光度并不那么发亮，既不像磷火，也不像萤火虫，但它会自行发出一缕缕闪闪的彩光来，显得此珠很美很美，神奇极了。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吧。

　　第二个奇宝是水晶小闹钟。

　　我对此宝深信无疑，只是不知这东西是怎么铸成的。在一个15立方厘米水晶中，嵌上一个小钟表。水晶方方正正，明亮剔透。水晶中的小钟表娇小玲珑，白磁表盘，黑色指针。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水晶表应该算是奇宝了。

　　当时，我们的手表都很普通，而对名表还有所耳闻。相比之下，这小表虽无特殊之处，但它被嵌镶在这块水晶里，就令人有奇特之感。水晶透明，小表精致。与其说这小表嵌在水晶里，还不如说，水晶里镶小表，称之为小表水晶。这小东西，不论是水晶，还是小表都是那么完美，恰到好处。如果说此宝是天然的，小表天然地长在水晶中，谁也不信，但在水晶的六个表面上，确实找不出任何破裂的痕迹。我们当时确有不少疑问。这些疑问，在20年之后，才得以解答。

　　第三个奇宝是块汉白玉。

　　苏方在移交登记册上注明，这是一块几个朝代传下来的汉白玉。这块玉石有鸭蛋大小，呈扁圆形。玉石上有几条天然的花纹。花纹有红、黄、褐、白四种颜色，以褐色为主。花纹并不规则，弯弯曲曲得像几条花蛇盘踞在这块玉石上，很细腻，很美丽。这块石头奇就奇在花纹上，有点像鸡血石的彩色，但它比鸡血石细长而不鲜明，很像一条龙，隐藏在玉石里。实际上，它就是一块天然的彩色石头。至于它是哪个朝代传下来的奇宝，我们这些外行人，谁也说不清。

　　我仔细地看过这三件奇宝之后，其他珠宝，诸如钻石、珍珠、彩珠等稀有珍品，我就没再看下去。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念头：苏军有些人纪律并不好，能捞就捞，能贪就贪，把手伸得很长。他们能让这批珠宝安安稳稳地在苏联存放五年吗？绝对不可能。这些奇宝的任何一件，都比苏军1945年从东北拉走一列列火车的战利品要贵重得多。他们不把价值连城的奇宝弄走一些才怪呢！

　　在移交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珠宝太少了，只占小皮箱容积的三分之一。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难道溥仪携眷和众多随从离开长春时，就从国库里拿出这点东西吗？靠这点东西，不管是去日本还是流亡欧洲能支撑几天？我当时在这种念头支配下，不想再看下去了。但此事应如何向人民、向后人交待？一直是我这小人物的一桩心事。

　　我公安人员拿走珠宝箱之后，陆曦和中校开始按名单、移交溥仪等58名伪满洲国大臣。

　　陆曦和中校一起离开了苏联公务车，穿过两百多米的铁轨，准备到靠中国火车百米之远的台阶上，监督移交。中校利用这个机会，向陆曦谈了有关溥仪等人在苏联五年的大概情况。

　　中校说：“五年前，溥仪在被俘前想去日本，打算投靠日本天皇。他是死心塌地妄图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伺机打回东北，复辟王位，很不愿意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溥仪也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后，将大批沙皇贵族发配到西伯利亚。有些幸免逃脱的沙皇贵族，也都流亡国外，有的去了法国、西欧，有的去了中国。这三十多年来，他们大部分都死在国外。他们的后裔也没有任何作为了。因此，溥仪早就预料到，北上投奔苏联是没有出路的。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在我们向日本宣战的第三天，他们竟成了我们红军的俘虏。

　　“苏军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将溥仪等人虏到苏联远东地区。为了对中国人民有个交待，我们对溥仪并没完全按战俘对待。他们住的是大旅馆，并有众多后勤人员、医务人员为他们在生活上提供很不错的照顾。

　　“这样一来，反给溥仪等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苏联对他们很宽厚。于是溥仪等少数人用收买的办法，贿赂我们的看守人、服务人员、甚至军官，妄图获得自由。收买不成，溥仪便公开提出要在苏联政治避难。这些小把戏，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可能十分奏效，而在我们那里，此路不通。

　　“溥仪为这些事折腾了几年，仍不死心，他便直接上书给斯大林。他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代历史人物，可与元首平起平坐，其实，在我们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垃圾。他的上书，我们可以转，但至今谁也没理他。我们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对溥仪的处理，早有既定方针。

　　“这批大臣们的心理，我很明白。他们都想回国，一是因为中国有他们的妻儿老小；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年事已高，不愿意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不愿意死在远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死也死在老家，埋也埋在老家的坟地上。至于几个年轻人，他们无所谓。他们只是工作人员，并无大罪，都希望早日回中国与家人团聚。”

　　中校正在和陆曦谈话中间，移交工作已经开始。58位俘虏一个接着一个，相距有五步之远，由苏联车厢下来，都老老实实地走一段路，再上中国车厢。

　　这些鱼贯而出的人，多半已年过花甲。他们有的行动不便，老态龙钟；有的身体还行，昂首挺胸；有的人走路神态有些紧张。但他们当年那种出将入相、作威作福的架势、官气、傲气和霸气，早已荡然无存。有不少人在走这段路的时候，还偷看周围的情况。其实，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小火车站，看不到有什么士兵在周围监守。这种脱离开刺刀监视的活动，是他们预料不到的。他们能看到的只是在不远处几个人（
一是苏联中校、一是陆曦、另有我和一位公安部的便衣）在监督他们上车。

　　在下车走路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老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向我们两腿并齐，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敬礼。此时，陆曦立刻摆手示意，让他上车！这个行礼的人，为什么鞠此大躬？是渴望中共代表高抬贵手呢？还是以有罪的老身向祖国忏悔？还是眼前没有刺刀押解，而意外亢奋？谁也弄不清。前面有一个鞠躬的，紧接着又有两三人向我们行礼。第四个下车的人是一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背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陆曦忙问：“这是谁？”中校答：“他是熙。”

　　熙是东北名人，是最早向日本投降的汉奸。他已年过六十岁，体弱多病，不能行走。

　　最后下车的是溥仪，他下车之后，明目张胆地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什么。

　　溥仪突然回过头来，向苏联列车门前的阿斯尼上尉点了点头，以示道别，而对站在50米外的中苏移交战俘代表，不屑一顾。他那种当皇帝的派头，依然如故。

　　溥仪此时走起路来，像只鸭子，头抬得很高，脖颈挺得很长，旁若无人，傲气十足。如果此时他穿上龙袍、挂上玉带，脚蹬朝靴，一定会迈开八字方步，摇摇摆摆，不可一世。如果此时他穿上日本天皇赐给他的皇帅军服，头顶帅缨，脚蹬皮靴，虽说像根竹竿，也会使他感到高人一等。然而，今天既无龙袍，也无帅服，他身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白衫衣，没有领带，脚下穿了一双皮拖鞋。再往上看，他把分头梳得光光的，带着一副金丝眼镜，其相貌还不错，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虽不说是仪表堂堂，却也帅气十足。只是他那双鞋不太跟脚，走起路来，不大利落。当时我很奇怪，这个腰缠万贯的末代皇帝为什么只穿了双拖着走的皮鞋？

　　这时，我公安人员来报，溥仪等58人都一一移交完毕。其中有溥仪和他的随从。这些随从有毓、毓、毓和李国雄等8人；有伪满洲国内阁各大臣：总理张景惠、各部大臣有熙、臧式毅、邢士兼、次享、于镜涛等13人；伪满洲国将级以上军官23人、军官1人；伪满洲国外交部职员13人等。他们都一一登上了我们的火车。

　　当时，我从旁向这公安人员提了个小问题。我问，背熙上火车的那个年轻军官是不是溥杰？回答说，不知道。在这十分严肃的外交活动中，我不该提出这类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

　　我提这个问题，出自两个因素：一、陆曦和我都很佩服年轻军官这种不弃病重老人的义举；二、当时，陆曦估计，这个年轻人一定是溥杰。因为我们从资料中得知，溥杰虽然是溥仪的胞弟，醇亲王奕之孙，载沣的次子，也属“龙子龙孙”。但他去日本留过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一个有过特殊军事训练的军官，而且他曾在伪满洲国担任过宫内府侍从武官。我们想象中的溥杰一定是一位体魄雄伟、身高过人的军官。这天看到的这一切，使我们对溥杰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至于这位年轻人究竟是不是溥杰？只好慢慢观察了解。

　　战俘移交完毕，陆曦立即将一份“换文”交给苏联中校，并向他表示致谢，然后握手道别。

　　中苏双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