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夫妇家居生活:两人上下床时间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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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官邸始末

　　我在同济任助教一年半后，教授们很欣赏我的工作表现，决定将我越级升讲师。不料报上教育部去，公文还没下来时，我却接到另一份公文调我回重庆。那是由军事委员会方面发来的公文，要我前往任职，我因在学校做得很好，非常不愿意去，便加以回绝。不久之后我又收到一封信，是父亲写来的，他坚持要我到重庆军事委员会任职，父命难违，我在无奈下只好回重庆去。

　　回到重庆我才知道，原来我家在重庆有栋四层楼房，但因妹妹身体不好，父亲便在重庆汪山修了一栋别墅，专供妹妹养病之用。因那屋前有五株梅花(包括白梅、腊梅、红梅各一株)，父亲十分喜欢那栋房子，故抗战爆发、轰炸开始后，我们全家便搬到汪山别墅去。巧的是，汪山旁隔条山沟的山叫黄山，两山之间有公路可通，当时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看中这座黄山，便将行辕搬至该地，每周均上山办公。蒋先生搬到黄山后，便针对附近住户调查户口，知道我们那儿有栋不错的房子(即我家别墅)，也知道是谁住在那儿，调查得十分清楚。当时蒋先生身边几位高级人员如王惕吾等，都与我家人很熟，也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所以便打算把我调到军事委员会。不料我竟不答应，他们便直接找我父亲，并动之以情，表示我若到军事委员会上班，因离家很近，便可就近照顾家人。父亲听了觉得有理，才写信非要我回去不可。

　　同济知道我的情形后，还特地让我留职停薪，待一两年后若我离开军事委员会，便可再回同济工作。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上班。初进去时，他们给了我一个少校阶级，并让我在医务所内工作。当时的医务所吴龄深所长是位留德博士，专攻内科，他觉得自己一人忙不过来，需要一位外科辅助，而我专攻外科，便征调我在那儿工作。医务所里除所长外，另有两名医生和一位男护士。不过那时蒋先生看病仍以吴所长为主，因为吴所长一直都跟着他，其他人只需为蒋先生以下的其他高官看病。

　　在侍从室工作是没有星期天与例假日的，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均需待命。刚开始工作时我十分不习惯，医务所的人也都很体谅我，便表示私下可以调班，只要留一个人在医务所，另一个则可溜回家去。大家一个礼拜可以轮假一次，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家。

　　替蒋先生医治疖疮是我与“御医”头衔结缘的开始。1943年，我才进官邸服务未几，蒋先生肛门附近便开始痛，吴大夫看过以后对蒋先生说：“这是外科的病，我找熊丸来看。”蒋先生答应后，我便前去替他看病。经过诊断，我发现那疖疮已经化脓，光是擦药无效，应该把疖疮割开，将脓放出，于是便直接对蒋先生说：“报告委员长，这可能要开刀喔！”蒋先生问：“要怎么开啊？”我说“这很简单，我拿个小刀就可以开了。”蒋先生当时便说：“好啊，你去拿呀！”于是我便带了开刀器具，消过毒，便去帮蒋先生开刀。开刀时我帮他把疖疮割开，把里面的化脓一放，蒋先生的疖疮便治好了，是个很简单的手术。

　　其实照规矩讲，那时我应该小心谨慎地请蒋先生到医院治疗，但因我那时年轻，不晓得事情的严重性，便直接替蒋先生进行手术。我替蒋先生治好疖疮后，正好有人提报吴龄深担任军医署署长，蒋先生问他要找谁接替他的工作，他便提议由我担任，蒋先生说：“好，找他来我见见。”待我上去见了蒋先生后，他立刻开门见山地说：“你来做我的侍从医官！”从此后，我便开始了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熊先生自1943年起担任蒋公医官，至1975年蒋公去世，共计32年。在此谓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尚包含至经国先生去世的1988年为止。)

　　蒋先生夫妇家居生活

　　蒋先生与夫人在重庆的卧室，是两张大床并排在一起，再以一张大蚊帐将两张床罩住。床的旁边是一间起居室，里头有两个大柜子，一个放蒋先生的衣服，另一个则放夫人的。卧室外分成两间办公室，蒋先生与夫人各一间，他俩白天各办各的公，夜晚上床睡觉时间亦南辕北辙。蒋先生晚间九十点便上床，夫人则不到一两点不会睡觉；早晨蒋先生约六点多钟即起床，夫人不到11点钟不会起床。他俩的生活方式一中一西，上下床时间全然不同，但两人上下床都轻手轻脚，谁也不吵谁。

　　我在重庆那段时间与蒋先生接触不多，但仍知道周围的情形。当时重庆市面还很安定，没听过什么抢案、失火，或示威等情事。交通工具有轿子、三轮车与公车，因重庆是山城，所以脚踏车不能走，蒋先生到黄山均乘轿子。蒋先生在黄山的房子坐落于山顶，是座不顶豪华的木屋，四周环境十分安静。而蒋介石在四川的轿子习惯上都有三个轿夫，其中两人抬轿一人换班。故蒋介石要由重庆上黄山，需先搭乘汽轮至长江彼岸的南安，再换搭汽车到黄山官邸，然后乘轿上山顶木屋，约需走八九十阶梯子。

　　由于蒋先生与夫人在重庆时，有许多时候均需用轿，故在官邸里确实有一顶专用轿子。当他们要上庐山时，也经常坐轿上去。但来台后，除了到复兴乡角板山之外，那顶轿子便很少用了。过去在四川坐两人抬的轿子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四川多山，轿子是最平常的交通工具，故有“滑竿”的出现。不过蒋先生坐的轿子比滑竿好的地方是：他的轿有盖可遮雨，还有帘可遮挡轿内的人，让外面的人看不见，此外均与一般滑竿相同，是种前后两人抬两根竹竿，当中有把椅子可坐的简式轿，与花轿并不相同。抬轿的轿夫也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绝对不会滑跤，因为一滑跤便没面子了。他们很稳当地上下梯，踩得很稳，我从未见过有哪个轿夫跌跤过。一顶轿共有两个轿夫，前后各一。有趣的是：他们在抬轿时还会彼此相呼应，若前面轿夫看见道路很滑，便呼曰：“滑得很。”后面轿夫听了即答称：“踩得稳。”而前面轿夫若看见路上积水，便先提醒：“前面亮光光。”后面轿夫听了便答道：“后面水当当。”当前面轿夫说：“两边有(意指两边都有人)。”后面便应：“中间走。”这样一问一答，除有交通警示作用外，也表示后面轿夫听到警示。且因都是押韵的句子，故十分有趣。

　　抗战时四川交通可通印、缅，每回只要有人出去，大伙儿便托他买些OMEGA表回来，在当时这已是极好的表。当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公车、轿子或脚力，不过蒋先生自己用了轿后，市面上的轿子便渐少了，因为蒋先生认为轿子是种很浪费人力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力修筑马路，提倡单人拉的黄包车(又称人力车)。当时汽车很少，走远路全靠公车，不过那时的公车是烧煤炭的，经常会抛锚。

　　蒋先生很重视运动，每天要散步三次(早餐后、午觉后及晚饭前)。晚上散步通常是坐车出去，到黄山风景好的地方走段路。有一次发生一件趣事：因黄山上有个空军基地，虽然山上马路并不宽，但基地里的卡车却开得很快，使得路上扬起很多灰尘，也不管路旁的行人。有一回正巧蒋先生在路旁散步，他一看到卡车驾驶开得那样快，便叫卡车停下来，然而那些卡车司机平常便不管别人，所以根本不理会蒋先生，照样高速通过。卡车继续向前行驶，遇到走在蒋先生之前的中将级侍卫组高级人员，这些高级人员一看到卡车这样横行霸道，竟不理会蒋先生喊停，便举双手意图拦下那辆卡车，谁知那卡车司机非但不停，还吐了一口痰在高级人员脸上。卡车司机随后又遇到一些武装人员，此时他一看情况有些不对，便赶紧下车逃逸，连车子也不要了。

　　蒋先生和夫人常出外野餐，且每回都请一位客人一起乘轿前去。有一回他们到庐山野餐，请我一起去，我那时的阶级是中校，另外一位陪侍蒋先生身边的侍卫官则是中将，不料那一次那位中将没轿子坐，我一个中校反而有轿子坐，于是我只好下来陪他一起走，不料这一走便走了两个钟头才抵达野餐目的地，因为夫人喜欢到很远的地方野餐。夫人偶尔还会携带出游用的简单炉子，做些蛋炒饭来野餐。

　　重庆时代，蒋先生与夫人几乎每周都要上黄山，而戴季陶、陈布雷、吴稚晖等先生也常跟着住在山上。蒋先生很喜欢看远方，既乐山又乐水。他也常在郊外询问吴稚晖先生等人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周末时刻他常在郊外，平常时候则多在官邸，没什么多大变化。直到日本人攻下安顺后，有一天蒋先生突然不睡午觉，要车子载他到重庆郊外去。那天他到重庆郊外一片人迹罕至的田野，下车后拿了拐杖在田地当中来回地走，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时正在考虑迁都的问题，因为那时日本人已经攻下安顺，安顺离四川很近，所以很多人建议迁都西昌，蒋先生在田野里考虑过后，便决定死守重庆。

　　这个难关一过，其他的事便都不是难关。尔后日本人即节节败退，飞机、轰炸也都不来了。但在那之前，日本人的轰炸十分频繁。我还记得有一回在黄山，日本人的飞机又来轰炸，当时蒋先生正在黄山居所阳台外吃午餐，飞机已到头顶，蒋先生却不肯进防空洞。因为蒋先生的居所就在黄山山边，炸弹一丢丢得不准，正好落到崖下去，却炸伤崖下的一位平民。那次炸弹丢的位置离蒋先生居所很近，虽然最后没有造成蒋先生的任何伤害，但情况真是危险极了。

　　当时重庆遭到日军轰炸，许多地方都起了火。过去当地的建筑并不好，日本人又多投烧夷弹，房屋一起火后，往往得烧个大半天才救得了。我们那时在黄山，经常看见重庆城里一片片火团。当时的物价倒不怎么涨，不过米却最值钱。当时我们领的是薪水，还可配给到一点米，我记得一旦将米拿去换钱，还可以换到比薪水多的钱。所以那时有田地的人都很富有，房子因为轰炸的关系反而不值钱。

　　四川各种重要物资都有，所以日常生活物资如盐、米、糖、鱼、肉等尚不虞匮乏，但奢侈物品如牙膏、牙刷等均较稀少。不过那时大家都很俭朴，即使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坏，大家也都无所谓，每个人心中仿佛都存着几许抗战胜利的希望。所以在当时，共产党势力虽然有所增强，但表面上看来，社会治安、物价、物资、兵源等均不成问题，民心十分稳固。一言以蔽之，当时的社会情形便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美军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日本决定投降，我国对日八年抗战至此方告结束。胜利来临后，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不平等条约全部取消，台湾、澎湖均收回，一切胜利使得蒋先生自信增强，很多时候变得不大听劝。此外，因胜利来得太突然，政府在事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派出去接收失土的人员并未经过慎选，全凭他人推荐与蒋先生个人喜好派遣。例如钱大钧接收上海，陈仪(公侠)接收台湾，便可能是两个大错。钱大钧是个爱钱的人，人们都说他是
“钱大勾，勾大钱”；而陈仪又是个军阀，所以台湾才会发生像“二二八”那样的大祸。一下子“接收”竟成了“劫收”，国民政府顿失民心，使得舆论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肆攻击，于是孔祥熙(庸之)被逼退下野，连带地使法币也出了问题。

　　1948年5月，蒋先生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那时我已是他的专属侍从医官，全权负责他的健康问题。当时蒋先生要参加任何会议，都会先询问我当天的健康情形再做决定，所以有时蒋先生会否准时参加某一会议，底下的人因不敢请示，便先打电话来问我。我那时不但要负责蒋先生个人的健康，连蒋先生身边的重要人士如戴传贤、陈布雷、吴稚晖、何应钦等，蒋先生也会要我去看，一方面是去替他们看诊，另一方面也表示蒋先生的关怀之意。所以我那时每天工作都很忙，不但要忙蒋先生的健康，还要替他做亲善工作。

　　那时蒋先生每次搭飞机出去，共有三架飞机一起飞。第一架是先遣机；第二架是座机美龄号，共可搭载十一人，包括蒋先生、夫人、侍卫长、武官与副官，有时还有吴国桢(峙之)、黄少谷等人；第三架则是随从机，搭载侍卫官、侍卫，及行李铺盖等。我原本都坐随从机，后来蒋先生交代我也搭乘座机，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因朝夕相处，我对他的了解也很深。

　　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蒋先生确实十分辛苦，几乎每晚都睡不好。共产党势力越来越大，美国人却愈来愈不帮忙。夫人那时表示要到美国，一方面让美国了解我们的情形，另一方面则是求援。当时徐蚌会战已败，情势十分危急，蒋先生便答应夫人的建议，让她到美国去。直到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蒋先生才吩咐我随夫人一起去，我因毫无准备，一下子脑筋也转不过来，便回答蒋先生道：“报告总统，现在这个时机并不方便随便找人接替我的工作，假使我和夫人一起走了，这里就没人了。”蒋先生那时一愣，还没来得及想，夫人便说：“达，〔蒋先生与夫人间的昵称，即英文“达令”
(darling)之简称〕我看不用这样，我在美国还有医生可以照顾我，熊医官在这儿很重要，还是让他留在你这边吧。”于是蒋先生问我：“你的意思呢？”
我说：“我要留在这儿。夫人在美国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可找，且真有需要时，我临时去也来得及。”于是我便未随夫人一起去。如今回想往事，这几句话对蒋先生的影响究竟多大我不清楚，但对我个人的影响却很大。假使当时我和夫人一起走了，也许我自己便会待在美国不回来，就在美国医院待下去，对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都不会参与。所以当时我若真去了美国，将来是否还能把我的家人由四川接到台湾定居，都还在未定之天。当时一念之间做出那样的决定，对我一生的影响确实很大。

　　那段期间我与蒋先生十分接近，也发现他对国家局势与人事实在担了许多心，晚上皆需依靠药物帮忙才睡得着。后来国家情势愈来愈乱，我们那时还不太能了解局势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只晓得蒋先生处理政事十分辛苦，我也只能好好地照顾他的个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