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医”：蒋介石撤离大陆前 险被手下扣留交给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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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蒋介石私人医生的口述历史。1943年，年仅27岁的熊丸刚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不久，就被调入陪都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从此开始了做蒋介石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以下是他关于蒋公下野与迁台的一段回忆记录。

　　1. 蒋公下野

　　1949年元月阴历年前，周宏涛秘书突然对我说：“你晓不晓得刘文辉明天要回成都过年？他有专机回川。”当时因情势不好，我把家眷都送回四川，独自一人留在南京，所以听到宏涛那样说，我灵机一动即随便写了份简短报告给蒋先生，表明想请假六天，顺道搭刘文辉的专机回重庆看母亲与家人，并一起过年。那时因为刘瑞恒(月如)先生还在南京，蒋先生若有什么特殊事情，中央医院的医师还可为他处理，而且蒋先生身体还很好，所以我请假一周应该还没关系。蒋先生很快就批准，第二天我便随刘文辉的飞机离开。

　　当飞机飞抵四川时，刘文辉说他要先在成都待一天，然后才到重庆，我因搭他便机，只好先随他到成都。待我返抵重庆汪山家门时，已是年三十的早上，家人都没想到我那年还可回家一起过年。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重庆市警局局长陈善周(曾任官邸警卫室副主任，与我家很熟)却突然跑到我家，因他接到曹圣芬秘书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溪口。我说：“为什么要我去溪口？”他说：“总统已下野至溪口。”我说：“可是我才刚到家。”陈善周说：“你自己决定吧。”于是我说：“我不管，圣芬的电报可能只是他的揣测之词，我要等过了年初一或初二才走。”当晚，当我在家吃完年饭，半夜警局又来了份电报，这次是俞济时拍来的正式电报，里面写着：“希急来，专机来溪口。”这等于是命令，我只好初一早上就走。

　　初一一早，内人送我到机场，还替我用盒子带了过年用的腊肉与鸡腿。到机场时已有一架军用飞机在那儿等我，当时因为空军人员去吃饭，我便叫内人不要等了，先回去陪母亲吃饭。内人搭车走后，空军人员才来说：“飞机有点问题，发不动，恐怕要明天才能修。”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位飞行员想待在那儿过年，才托词飞机出问题。我从家里搭来的车子已经离开，要再返家也回不去，加之我家到机场路程迢遥，我只好在机场附近临时找间栈房(最低级的旅社)，将就草席和衣而睡。谁知第二天搭机启程，才飞到汉口，那飞行员又说：“今天飞机还是有点问题，我们先在武汉过夜。”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在武汉装银元，因为武汉的银元装到上海还可卖到好价钱。我没办法，只好在武汉再过一夜。

　　武汉那时有个和成银行，银行经理赵任安是我在重庆时代的好友，我在武汉没别的地方去，只好去找他。到了和成银行后，我才发现他太太生病住院，于是又转到

医院去找他。我和他太太也熟，所以在医院和他们聊了很多，记得当时赵任安对我说：“丸弟，我们是多年好友，所以我要跟你讲几句心里话。你是个医生，跟蒋先生已很多年，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现在蒋先生已经下野，你还到溪口做什么？不如就留下来，我负责帮你开家诊所，你又不是做政治的人，就别再回蒋先生身边，去淌那趟浑水了！”他说得非常动听，可我仔细想想：我到重庆是请假出来的，就算真的要走，也要讲清楚再走。所以我告诉他：“我既未辞职也没请假，这样便走实在不是做人的道理。你的一番好意我知道，不过还是等我回到溪口，看看情形辞职再回来吧！”由于我的坚持，他也没什么意见，便好好招待我吃了顿饭，休息一下，第二天又派车送我至机场。后来有段时间我兼蒋先生秘书，所有报纸及空军无线电广播内容都送到我这儿，我才发现赵任安被发表为华中经济指导部部长，原来他也是共产党员，难怪当时会对我说那些话。虽然他也是衷心之言，却仍旧没有讲穿，但这些都是后话。

　　当天晚上我甫抵溪口，圣芬便告诉我：“你快点上去吧，先生已经在问你了。”于是我赶紧上楼向蒋先生报到，先生也没说什么，便叫我去休息。我在溪口与夏功权同住一房，他那时是蒋先生身边惟一的武官，兼总务工作。那时侍卫长仍是俞济时，其他一起在溪口的尚有经国先生、周宏涛、沈昌焕、于豪章及周菊村。和功权住一间房，我还记得他是个勤快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后一定擦皮鞋，顺便把我的皮鞋也擦得很亮。我对他说：“没想到你还会擦皮鞋啊？”他说：“我岂只会擦皮鞋，你看你桌上是什么？”我才发现桌上有杯热可可，冲得既漂亮又好喝。当时溪口就只有那么一盒可可，我俩都偷偷地喝。

　　2. 溪口岁月

　　蒋先生下野后，在溪口仍以总裁身份见客。之前陈仪在台湾惹出“二二八事件”，所以总裁要圣芬到广州见阎锡山(伯川)，要阎赴台处理二二八善后之事。阎锡山那时担任行政院长，但他不听李宗仁的话，事事请示溪口的总裁，所以那时在溪口，时时刻刻都有情报传回来。圣芬因平常要处理很多新闻秘书事务，所以行前总裁便问圣芬说：“你走了以后，你的工作怎么办？”圣芬说：“请熊医官接办好了。”总裁说：“好，可以。”所以后来我除了医官外，还兼任新闻秘书职务，主要工作即是陪总裁见客，处理新闻及广播资料。

　　兼任新闻秘书职时，我发现总裁每天都自己翻阅报纸，当时我心里想：“他那样看报纸，有时心里还想旁的事，也许也不知道哪些消息重要，而哪些不重要。为什么我不帮他一点忙呢？”所以我便拿了支红笔，把我认为重要的新闻替总裁画起来，但画了两天后，由于我觉得有些累了不想画，便直接把报纸送进去，没想到那天报纸居然被退回来，总裁说：“报纸为何没画红线了呢？”这下我替圣芬找了麻烦。从此后，给总裁看的报纸都需要先画好红线。

　　我开始画报后，因为当时报纸消息较慢，空军方面时常为我送来无线电消息，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共方资讯，诸如我方有哪些军起义，哪位军长投降，又有哪位军长与共军合作，许多名字都是我很熟悉的。一些总裁平常认为忠诚者竟然叛变，而总裁认为善战者竟与共军合作，反倒是一些总裁不重用的人都殉了职。我这才发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真是一点不假。当时我有很多感慨，便把那些起义、殉职名单，合部抄在一张纸上，连同画好线的报纸一起呈给总裁。但这又为圣芬添了另一项麻烦，因为第二天没那张纸时，总裁又说：“另一张纸呢？”故我只好天天抄天天送，抄得心里着实也有些难过。副官们也告诉我，总裁每次拿到那张纸都唉声叹气，所以过后总裁到了台湾，第一件事便是将自己重新改造，整个观念也全部改变。

　　溪口时代，正是总裁与经国先生讨论来台后如何改造党政军之时，大陆丢的时候，总裁看到我方阵营的人，不是投降便是倒戈，感触当然很深。所以当他撤退来台时，必然是痛定思痛要进行改造，不但要改造党，还要改造军。以他和经国先生在溪口的计划为基础，故一到台北马上成立中国

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对部队里的人事也都亲自了解。他深入部队的原因，正是为了准备“反攻”，所以也真是用心良苦。

　　在溪口那段日子，总裁几乎天天回到儿时走过的地方。其中有个地方名“金峨寺”，庙里的人请我们吃饭，摆出一桌菜全是各类笋子，包括炒笋子、煮笋子、焖笋子、油炸笋子等。因为当地产笋，庙里都是竹桌、竹椅等竹制品。然而自那次吃了太多笋子后，我到现在都还不太喜欢吃笋子。

　　尔后圣芬回来，我把新闻秘书职务交还给他。1949年4月21日，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共，共军陈毅(仲宏)部渡过长江。次日总裁与何应钦(敬之)、张群(岳军)、吴忠信(礼卿)、王世杰(雪艇)等会于杭州。23日国军退出南京，此时总裁也准备离开溪口。我们在溪口三个月中与经国先生朝夕相处，平时聊聊天所以很熟，他还曾经送过我好几支派克笔。在溪口期间，张治中(文白)曾来见总裁，李宗仁也曾托人带信，希望总裁出国，没料到后来是李宗仁自己出了国。

　　我还记得那时在溪口，菜都开得很坏，我们那一桌八位坐的都算是最高级的官员，但八个人却只吃四样菜，且每顿几乎必吃“咸箕”(即咸菜，腌青菜)。到了台湾以后，有一回在蒋先生生日席上，他突然问我：“熊医官，在溪口时他们招待得好不好呀？”我回答：“很好呀，我们顿顿都吃‘鸡’。”蒋先生说：“那不错呀，顿顿都吃鸡。”夫人当时便笑说：“你晓得那是什么鸡吗？是‘咸箕’呀！”

　　在溪口时大家根本都没钱，那时我因从家里带了些钱，所以有时早上会买些油条回来。当时早上能吃到油条，已经是最好的菜了，而大家吃早餐时多了两根油条，对我也都十分感谢。那时根本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为我们带了银元来溪口发饷，我记得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不料事后才发现那笔钱他根本没帮我们带到。

　　3. 辗转撤退

　　我们离开溪口后就上了太康舰，当时太康舰舰长是黎玉玺(薪传)。太康舰离开溪口后一直在海上漂，因为蒋先生决定守住海南、大陈等岛屿，故先于舰上探勘攻守位置及情势。我们在海上巡游一个多月，完全上不了陆，也接不到信，(我与内子李忠慧在抗日胜利时匆匆结婚，以后跟随蒋先生而聚少离多，这次海上巡游，明知她快生产，也不知是男是女。)之后又回到上海。上岸后蒋先生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共产党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上海已不能住了，要赶快退到台湾才行。”但他就是不走，不愿撤退到台湾，甚至到胃病都发了他还是不走，坚持死守上海。我不能到外面替他找医生，故只好找些药给他吃，看得出他的心情真的非常沉重。最后还是陈诚的电报让他离开上海，因辞公在电报中说：“我在台湾十分安定，而且深得人心。希望‘总统’快到台湾安排与指挥，将来还可由台湾反攻。”这个消息终于打动了蒋先生，所以他才决定离开上海。

　　我们离开上海后先飞广州，那时重庆还没丢。到了广州后，虽然蒋先生一人还在那儿忧心忡忡，但因大家已许久不知肉味，故决定去吃广州最有名的炸鸽子。我和曹圣芬、周宏涛等跑到一家餐厅吃鸽子，去后才发现黄少谷、谷正纲等也都来了，大家便在一起吃。吃完之后，因为少老说要请客，于是我们便在外头等他结账，不料等了好久他都没出来。谷正纲先生于是猜道少老可能钱没带够，进去看看才发现果真如此。因为我们那餐鸽子一共吃了一百多银元，而少老身上只有一百银元，幸好谷正纲先生过去把钱付清，少老才得以退出。那时一块银元等于三块美金，所以一百多银元可是十分值钱的。

　　到广州之前，蒋先生在重庆便已经找云南的卢汉(永衡)来，但卢汉不肯来，因为他怕蒋先生不放他走。当时蒋先生便派经国先生到云南去，要经国先生住在昆明，只要卢汉一天不回昆明，经国先生便不许离开。换句话说，经国先生等于到昆明当人质，所以卢汉才来。卢汉来了以后，蒋先生对他也很客气，然事实上卢汉那时已经……与共产党接触很多，但蒋先生依旧不甘心，因为云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后来蒋先生决定亲赴云南，卢汉知道后提出一个条件，表示蒋先生要到云南可以，但身边不要带太多人。蒋先生也答应他的要求，于是

便带着我、武官夏功权，及少数警卫人员搭机到云南，可说单枪匹马赴会。我们当时虽未事先听说那次行程将有危险，但由事前计划的警卫森严，且每名警卫均佩带双枪来看，也可判定情况十分紧张。

　　到了昆明以后，蒋先生吩咐座机停在原地不能熄火，以便随时准备起飞，功权则寸步不离地紧跟着蒋先生。尔后卢汉出来迎接，蒋先生与卢汉一起走在前面，功权则紧跟在卢汉后面，以防卢汉有任何不轨动作。那次除了蒋先生、功权及少数警卫外，其他人均只获准待在机场，中午就在机场吃便餐。

　　蒋先生下机与卢汉会谈约两小时后，卢汉又送蒋先生回机场，最后我们还是平安离开。但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机场附近全是迫击炮，他们原本计划：只要卢汉一声令下，那些迫击炮便可将整架飞机摧毁，再将蒋先生扣留，交给共产党。但卢汉却没这样做，因为他当时看到蒋先生样子十分威严，故不敢妄动，只好战战兢兢地陪着蒋先生谈话，始终不敢下暗号。直到他把蒋先生送回机场，蒋先生一直都是谈笑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第二天张岳公到云南时，卢汉便把全部怒气全出在岳公身上，扣留岳公，把其他人全杀了。(编者注：这段叙述时间有误，背景也更复杂：其一，蒋介石到昆明是1949年9月22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去昆明安抚卢汉而被卢汉扣押是12月9日，而非本文中所说的“第二天”；其二，卢汉此时还没有在反共与反蒋间做出最后选择；再则卢汉仅仅几个保安团的兵力，绝非蒋介石的中央军李弥、余程万两个军的对手，而中共大军此刻尚在湘、粤，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些因素才是卢汉没有对蒋介石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而非如本书所述，是蒋介石的“样子十分威严”所致。参见《蒋经国自述》215页、229-230页及刘红所著《蒋介石大传》第1614～1615页，团结出版社，
2003年版。)最后还是因为岳公原对卢汉有恩，卢汉下不了手，才放岳公脱险回来。所以之前我们陪蒋先生到云南，还真是一场惊险之旅。

　　另一项惊险却温馨的遭遇，则与蒋夫人有关。1942年夫人随同蒋先生到印度开会，会后准备返回重庆。回程飞机飞离印度未几，机师便来报称座机周围有日本飞机，可能蒋先生行踪已让敌人发现，故需采取紧急低飞措施，以使敌机不易抓到目标。当时机上同时准备降落伞，但将人数一算，却发现降落伞不够用，于是夫人的贴身佣人蔡妈便没分到降落伞。那时夫人告诉蔡妈：“这样好了，假使等会儿真的需要用到降落伞，你就抱紧我的腿，这样便可平安降落。”当时蔡妈立该对夫人说：“如果真到那时候，我绝不抱您的腿，让您平安下降，我绝不拖累您。”夫人听了很感动。后来座机低飞后，由于先遣机并未采取低飞措施，日本敌机跟着先遣机追去，而未认出蒋先生座机，最后一行人总算平安回到重庆。尔后夫人便对蔡妈很好，因为觉得她很忠心，很多事也都不与她计较。蔡妈约于十数年前以
60多岁死于台北，她比夫人年轻，是夫人在上海时就极信任的贴身佣人。

　　4.“剿共”失利因素研判

　　抗战胜利后，“剿共”失利的因素有很多，但就我了解，其中包括几项重要因素。

　　第一是经济因素，本来在抗战时期国家之所以尚称安定，全靠稳当的法币制度。当时社会整体经济还算稳定，以后改行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

令，实行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及金银外币(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1圆，金圆2圆折合银币1圆，金圆4圆折合美钞1圆)，登记外汇资产，加强管制经济。公教人员待遇以40元为基数，40元以上分别二折一折。)与银圆券，社会经济即变得一塌糊涂。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到马鞍山避暑，找徐柏园先生谈金圆券改银圆券之事，市面上的物价在当时只能以“一夕数变”来形容。当时经国先生到上海打老虎，(1948年8月21日，蒋介石电各省市政府，晓示改革币制、稳定经济决心，命切实执行。并派俞鸿钧及蒋经国、张厉生及王抚洲、宋子文及霍宝树等，为上海、天津、广州各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打得所有公司都把物资藏起，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市面上都没有东西可买，每个人都要物资而不要钱，最后还到了拿金子发饷的地步。整体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使得中央政府大失民心……

　　第二，当时陈辞公采纳马歇尔的建议，将部队精简。但裁兵的结果，使得许多军长突然降为师长，师长又变成团长，以致部队士气大降，造成许多人员投共，敌我势力大幅消长。共产党那时尚在东北接收许多日本人留下来的武器，我方战况自然容易溃不成军，未战先逃。

　　还有一项极重要的原因是，那时蒋先生身边有太多中共特工。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编者注：刘斐(1898—1983)，湖南醴陵人。早年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

国民党军令部次长，主张团结抗日。后任国防部参谋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国民党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去香港，与黄绍竑等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体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此外，罗泽闿也是中共特工。当初如果没有这些人，我方根本不会如此惨败。当初播迁来台时，人们根本无从得知身边亲人有哪些是共产党，因而形成彼此猜疑的局面，大家都没了信赖感。直到现在，台北还有四千位共产党员，但谁晓得自己的朋友中谁是谁不是？以前有位蒋先生亲信的内卫股中校股长，专门指挥蒋先生身边事务，且治军严谨，大家都认为他很能干，后来才发现他也是共产党。还有一次，夫人向我表示她需要一名护士，要我帮她选个好一点的人去，于是我选了医院里一位能干的护士长，不料在还没进官邸的前一天，护士长即已被捕，原来她竟是苏俄方面派来的国际共党分子，真令人想像不到。

　　过去戴笠在的时候，我方情报做得很好，蒋先生对戴先生也信任有加，交代戴先生进办公室时可不需通报。戴笠当初受到蒋先生赏识，乃因有一回他亲笔写了一份情报呈给蒋先生，那时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世和看戴先生只不过是个小小参谋，哪有资格呈报委员长，便把戴先生写的报告丢在一旁。戴先生没办法，只好另外想法子，和副官们打交道，请副官帮忙把报告呈给蒋先生。然而副官们哪敢把东西随便呈上，只有一位施副官是个老好人，他帮戴先生把东西放在蒋先生办公室。不料蒋先生看到那份报告后大吃一惊，便要左右找出写报

告的人，事发之后施副官先交代戴先生，要他一定要认罪，戴先生也应允。结果戴先生进去后，蒋先生便要他日后随时供应情报，且无需通报即可进入蒋先生办公室。尔后戴先生的情报愈来愈多，事后也都证明是事实，因为他在共方组织里埋伏多人，我方情报系统全需仰赖他。戴先生后因飞机失事而去世，(1946年3月17
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自青岛飞抵南京上空，于岱山失事，时年50岁。戴笠死后，台北方面以其字“雨农”为路命名来纪念他。)他死后我方在共党组织里的所有耳目便全数断线，之后经国先生自己掌管情报系统。

　　5. 来到台湾

　　1949年12月到台湾后，蒋先生连任

国民党总裁，并兼“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国防研究院及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先生刚到台湾时，住在阳明山空军新生社里，后因陈辞公(即陈诚，编者注。)修建士林官邸，蒋先生与夫人才住进士林。尔后蒋先生自己修了中兴宾馆，他很喜欢那个地方，经常到那儿小住。我在那儿也有自己的房间，大门进去右转的大房间便是我的办公室。蒋先生的房间则在二楼左手边，二楼右手边的房间是蒋先生与夫人特地留给孔夫人(宋霭龄)的，以后孔二小姐便住在那儿，而把当中的正房留给孔夫人。但我住在中兴宾馆总觉得里头阴飕飕的，因为山上风声之大有如鬼哭神号，每晚都像刮台风似的。由于中兴宾馆位于阳明山一座山口，风正好由屋旁吹过，风声特别大。蒋先生很喜欢那栋房子，因为那里确实景色秀丽，但住那儿对他的健康却真的很不利。

　　6. 来台工作情形

　　过去我陪蒋先生去过金门多次，他很喜欢金门，因为那儿桃花开得很美，空气也很清新，经国先生也很喜欢那儿。1958年“八二三炮战”前一晚，我还陪同蒋先生在金门，那时我们天天由台北飞金门办公，不料次日共方弄错情报，以为蒋先生还在金门，所以发动炮战。我在金门住在一位副司令的房间，炮战过后我们回金门去看，发现我住的地方浴缸里正好有一枚炮弹，假使那天我在那儿洗澡，炮弹便正好落在我身上。炮战过后，有两位副司令官都死在那里，因为炮战发生时他们正在那里开会，俞大维“部长”那天到得晚，胡琏也陪他到得晚，所以他俩才逃过一劫！

　　其实在我的观念里，身为医生最好留在医院里，才能随时学到东西，所以我跟着蒋先生到澎湖去时，便到澎湖省立医院参与开刀。当时我感到待在省立医院不错，所以从澎湖回台北后，某日正好陈辞公来官邸，我便向辞公表示：“假使有机会的话，我想到省立台北医院去。”陈辞公听后便与经国先生商量，经国先生也很同意我的想法，便问我想到“陆军总医院”或省立台北医院，且因我当时军阶已是上校，过去在大陆上的临床经验也够，故可以为我安插副院长职。我选择了省立台北医院，并在那儿当了两三年副院长，后因原任院长不擅行政事务，故将我升为院长，我一做就是十余年。虽然当时我兼任省立台北医院院长，但大部分时间仍待在官邸，有空才到医院去。我在医院里也看门诊，与本省许多医界人士也很熟。

　　“陆军总医院”因只能看军人，无法照顾到退役军人，所以于1958年开办“荣民总医院”，经国先生找卢致德担任院长。但因卢院长很忙，年纪又大，经国先生拟为他找一位副院长，便问我的意见，我向他推荐“陆军总医院”的邹继勋院长，因为我见过邹几次，觉得他满能干。于是我俩便到“陆军总医院”拜访邹院长，一到“陆总”便发现那里的洗手间与办公室均十分干净，经国先生觉得邹院长确实是个人才，于是见到邹院长立刻向他表明要调他任“荣总”副院长的想法，邹院长也立刻答应，两三天后即至“荣总”到职。邹先生在“荣总”一做就是六七年，所以他后来见到我便向我埋怨：“就是你给我搞的鬼，让我一做就做了六七年副院长。”因为卢院长很苛待他，未予他实权，后来他好不容易才升上院长，把“荣总”也办得不错，我与荣总也因此结下诸多渊源。

　　过去我曾参加“铨叙部”医疗审议委员会，常与台大医生们一同开会，故与台大系统也很熟。如今台大新人辈出，全民健保开办后，医疗审议委员会也不召开，我与台大方面便开始不熟了。我认为台大与“荣总”两个系统都各有长处，彼此间有竞争也是好事，不过台大本身门户之见太深，要台大毕业的人他们才用，且只要一离开台大就别想再回去，不像“荣总”只要是优秀的人都进得去，故两者性质仍有不同。不过台大学生程度本来就高，能够考进台大差不多都是好学生，他们自医学院毕业后，还要辛辛苦苦地研究多年，再出国接受训练，所以一般来讲，台大医生的素质确实不错。不过台大毕业的学生除了在台大外，大多会到新光、长庚等医院，较少到“荣总”。

　省立台北医院则因台北市改制成“直辖市”，故改为台北市立中兴医院，我因此又由台北医院院长变为中兴医院院长。1968年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开办，我再兼该院院长，一下子身兼两个医院院长，又是官邸医生，每天生活忙不胜忙。后来台北市卫生局改组，我因医院院务办得不错，故又兼任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当时台北市长乃现任“奥会”主席张丰绪，后来经国先生对张先生说我在官邸的事很重要，还是不要让我兼太多职务较好，所以张先生便另换了一位王先生任副局长，我则继续担任院长，共做了五六年。

　　我在中兴医院担任院长，一直做到六十五岁退休为止，之后便在中心诊所做临床，看门诊。老友余纪忠先生看我已自中兴医院退休，便找我到《中国时报》担任副董事长，因他知道我在重庆曾经担任过蒋公的新闻秘书。我则因与他很熟，他的母亲又是我干母，故也不好推托，于是自六十五岁退休后，我便在《中国时报》任副董事长至1997年，也有十五个年头。

　　我在《中国时报》其实也没负什么责任，每周一、三、五均需到报社上班，他们给我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本来我每天都得去，后因他们考虑我可能太忙，便让我隔天上班，不料我开始隔天上班未几，蒋夫人又要我接任圆山饭店董事长。接任后我天天都得到圆山，轻松不到几天的生活又开始忙碌起来。

　　蒋夫人把圆山交给我管理以后，除圆山之外，其他如华兴育幼院、振兴医院等夫人所属单位，若有困难与问题也都变成我要解决。而这些问题大多也与台北市政府有关，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所幸我现在把圆山原任的总经理换掉，新的总经理上任后为我分忧解劳不少，我便有更多精神应付华兴与振兴的问题。不过振兴后来也有一位很不错的新院长，极能独当一面；华兴方面我也找了茅钟琪校长来管理，让我省下不少心力。

　　而台北医学院甫成立时，因我与徐千田的关系，故也担任董事职，并在北医兼授心脏内科课程，如心脏衰竭、高血压，及心脏缺氧等课。我在那儿教书教了十几年，一直教到七十五岁，所以现在台北医学院的医生，大部分也都是我的学生。我在那儿教书，一直受同济大学时代德国老师们的影响，讲课时绝不带任何笔记，且一上场便开始讲课，教材全在脑子里，学生们也很欢迎这样的上课内容与方式。

　　我当医院院长三十多年，所以医生的一般生活我很了解。其实真正的外科医生是不能喝酒的，若是喝酒，外科生命到五十多岁手便开始抖起来，而没办法开刀。可是本省医生喝酒是一种习惯与乐趣，而且他们很喜欢闹酒，但除宴会外平时也不大喝酒，不像外国人总是拿着一瓶酒倒着喝。其实外科医生天天都有刀开，甚至星期天也有，天天紧张倒也就无所谓紧张，故也谈不上要松弛情绪。徐千田过去曾经遇到一种情形：他自己在一家医院开刀，却突然接到马偕医院打来的电话，表示马偕那边有个刀开到一半开不下去，要他去做紧急救援。于是徐千田马上把手边的病人稍微缝两针，并交代护士麻药不要给太多，然后脱了衣服立刻跑到马偕去，穿上手术服再把马偕那边的手术接下去，手术结束后又跑回原来的医院开刀，最后两边都救活了。有很多外科医生已经把开刀当成一种乐趣，养成习惯后便不会紧张。

　　过去我一天至少喝五杯咖啡，而且都加糖。后来发现那样不好，因为咖啡喝多手容易抖，便减成了两杯。英、美、法等国的人都喝咖啡，也加很多糖。不过英国人也喝红茶，过去我在英国待过，发现英国人把下午茶时间看得很重，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到了午茶时间，每个人手边的事马上都暂停。上午约摸10点半钟，时间一到，天大的事情也没人管，甚至在开刀房里的人都会把刀放下来，所以英国人对午茶是非常重视的。美国人也有午茶时间，却不似英国人那样重视，且美国人也不喝茶，而喝可乐或咖啡。我在美国医院也待过两三年，他们早上8点开始工作，约做到10点即有半小时午茶时间，时间到后再继续上班到中午吃饭时间，吃完便继续工作，没有午睡。下午三点钟还有一个coffee
break，5点钟下班。他们一周只上班五天，所以一星期一下子就过去，但工作起来可还是一点都不含糊。

　　如今官邸里的医官五老：我、王师揆、卢光舜、陈耀翰及邓述微，只剩下我和邓述微依旧健在，其他三人都已过世。现在我们这些人在医学界都已算是老前辈，中心诊所里已经没有比我再老的医生，连邓述微都比我年轻一些。

　　文章摘自《我做蒋介石“御医”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