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大众意见:这样的民主革命方式是否可行?

王云龙

《非暴力革命宣言》
——《中华民众联盟宣言》
前    言
中国需要一场革命，需要一场旨在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的革命。这样一场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现基础上进行，以达到在中国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和以民主自由宪政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相配套的社会。
我们常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是工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一句话，中国的问题，就是广大民众的问题。可在当今的中国，工人是什么？农民是什么？知识分子是什么？广大的民众又是什么？从政治经济上来说，从权力上来说，从现行的社会制度上来说，从国家体制上来说，从人权上来说，从公权上来说，从自由上来说，从信仰、言论、新闻、结社、游行、选举、监督、教育、思想、财产占有和分配、资源等等上来说，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被强权，被暴力所管制和剥夺了的动物。但从国家的构成来说，从中国的社会来说，从中国的未来来说，他们就是国家，他们就是社会，他们就是未来，他们就是一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数占全国90%以上的广大民众什么也不是的国家，在这样一个人数90%以上的广大民众，对社会财富的拥有却只占20%左右的比例的国家来说，就需要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了。因为，这样构成的国家，这样组成的社会，这样分配的社会财富，是彻头彻尾的强权专制统治，是百分之百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不和谐的社会，与现在的世界潮流不符，与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符，与现代的国家理念不符，与人组成社会的道德不符，没有长期存在下去的理由。
这样一场的革命，可以由现执政党中觉悟了的领袖人物，带领全国人民自上而下地进行，如果能这样的话，革命的代价会少得多。如果执政党内不能产生这样的政治领袖，执政党也不想将国家和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话，而是继续将人民和国家置于专制独裁的统治之下，维护少数人的即得利益和特权利益，实行这种对人民剥夺式的，封建资本主义专制统治。置国家、社会、人民、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话，那就靠体制外民间产生的政治人物，组织人民进行斗争，来达到目的。
这次革命可以是非暴力形式为主的，非暴力革命的方法就是非武装革命，就是“不合作运动和启蒙运动”。
第一章、暴力革命是历代王朝更替的根源
革命，从经济发展、分配的角度和社会分工方面来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奴隶主发动的，建立奴隶制的革命；第二次是由地主阶层发动的革命，建立起封建制国家；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革命，从社会制度的角度上来说，只能算是封建社会制度的暴力改良和循环。第三次是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第三次革命的起端，我们现在民主革命是第三次革命的继续。这是最后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胜利后，以后的革命都将是民主社会的变革与改良。
我们通常将过去改朝换代的暴力改良也称为革命，其实，在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因为改朝换代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朝代，与前朝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能说是封建社会制度的改良和循环。但为了习惯性的方便起见，我们姑且也把这样的暴力改良称为“革命”吧。
暴力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主要方式。但暴力革命也是暴力统治的源头，是暴力循环的根源。既是新政权的助产婆，也是新政权的统治工具，是文明历史的推进器，也是文明的、文化的、物质的毁灭者。所以暴力革命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1、暴力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
自人类组成社会以来，社会的各组织和团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提高对人类本身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团体的认识，对人类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艺术的、哲学的、科学的认识。随着认识的提高而不断地从愚昧野蛮走向科学与文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史，就是人类文明积累的历史。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集团推翻了另一个集团，一个阶层推翻了另一个阶层，统治阶层不断地循环，王朝的不断更替，暴力革命是其中的主要方式，但却不是社会进步的绝对方式。社会的前进，有依于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掌握，有赖于人类思想的进步，有赖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在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当一个统治集团，由盛而衰转向时，他是因为多种因素构成的。这多种因素导致社会集团走向衰败。其越是衰败，越是要用暴力来进行统治和压制被统治的人们。这时候，被统治的人民就会反过来用暴力来推翻统治者。暴力革命的产生，不是因为人类喜好暴力，而是被压迫人民的自我防卫和反抗。社会统治集团的最后灭亡，并不是因为暴力，而是因为统治集团的落后、腐败和腐朽造成的，暴力革命是在旧政府的大厦即倒时的最后一击。暴力革命为改朝换代，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为推翻旧势力阻碍前进而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每一次暴力革命都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2、暴力革命的历史局限性
暴力革命在历史的前进中起来了一定的作用，但暴力革命在催生新社会新制度的同时，对已经积累起来的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也进行了极大的毁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进行了极大的毁灭。封建王朝，在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过程中，除了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对物质文明的毁灭，还对精神文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把前朝由人民大众所创造的文化、文明也进行了毁灭性打击。这种泥沙俱下的结果，在一定的时期内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人类文明的倒退。暴力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旧的暴力统治，从而建立了新的暴力统治，这新的暴力统治，又将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成为压迫人民的机器。因此，暴力革命在推翻旧的制度、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旧的思想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他又会在新文明的建立方面导致阻碍，成为人民追求幸福和获取权力的绊脚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暴力革命对社会前进具有促进作用，对文明的传承和积累却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
3、暴力革命的结果——暴力循环
中国的封建王朝，几千年来反反复复的更替，大多数是农民起义用暴力革命所实现的。然而，每一次农民起义领头人都会给农民以诸多的许诺，但起义成功后却没有一个真正地给予兑现的。起义的结果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永久的安宁、幸福和公正公平。农民在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社会在付出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文明损失的同时，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的主人。圣雄甘地说得好：“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目的的不纯洁”，这是由历次农民起义的动机所决定了的。作为构成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并没有因此而真正的当家作主。新的主子在取得政权以后，制订的依然是如何用暴力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国家制度。这种为了皇权而建立的一系列的制度和官僚机制，仍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而是套在人民勃子上的新锁链。这种与前朝没有区别的统治制度，在运转得一二代之后，就会象前朝的政治体制一样，产生出腐败和堕落。如果又遇到为君之人残暴昏庸，那百姓就更苦了。象秦朝不过第二代就灭亡了。如果遇到君主贤明，天下也能暂时稳定。时代久了，到了后面的朝代，即便是君主清明，想挽回颓势也难了。因为专制统治即使君主不烂，官僚体系随着时间的浸蚀，也会腐朽不堪的。这样就会造成：王朝——腐烂——暴力统治——暴力革命——王朝——腐烂——暴力统治——暴力革命——王朝的恶性暴力循环。所有的兴与衰，都给人民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带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损失。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百姓苦，亡，苦百姓。所以，暴力革命并不能带来社会文明的上升和进步，只能是社会的循环变革，王朝的反复。除了统治阶层由一帮人换成另一帮人外，给人民没有带来更多的福址和进步。
上世纪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一场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革命，其实是一场农民革命。那场革命至所以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仅因为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我们丝毫不怀疑中国共产党起来时，那批党员初期的社会理想是纯洁的，我们丝毫不怀疑那些为了现在的中国付出鲜血、生命、青春的人们的正义感和牺牲精神。新中国的成功建立，得力于时代的错综复杂。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农村重新分配土地，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推翻帝制后，忙于收拾军伐，完成国家统一，接着又忙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结盟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这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生存、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时间和空间，加上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为中国共产党最后取得政权而奠定了国际基础。
但新中国建立的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苏联模式为社会基础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新的社会主义体制，其社会管理结构和权力构成、分配的结构，与封建社会王权统治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由于它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但象封建社会那样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力，而且剥夺了人民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变得比封建社会权力更高度集中，对社会管理变得更死板，更禁固，致使人民无丝毫的反抗能力。加上从西方引进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文化糟粕相结合，对人民进行愚昧教育和思想清洗，使中国社会成为这一政治集团的一统天下，人民成为集团控制下的奴隶。人民前期对其提出的乌托邦理想的狂热信任，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这样一种政权的结果，造成了比中国封建朝代都更黑暗的时代，造成了全国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集团之手，甚至于一人之手；造成了党的最高领导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权力超过了封建王朝任何一个皇帝。以至于许多为了建立这个新政权而努力奋斗的人们，也被这个政权推崇起来的独裁制度所迫害。他运转起来，就象一架巨大的绞肉机，将中国几千万人民的生命绞了进去。
在这个政权的前三十年，运动不断，斗争不断，人为地制造阶级派别分裂，挑起斗争，扩大敌对人群。饥饿和内斗，使中国人民非正常死亡超过八千万人。至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道德文明丧失殆尽。翻开历史，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在新政权建立后，会发生如此的惨况。虽然在政权取得三十年后，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去世，而终止了那场全民族的打砸抢烧杀，但中共政权沿用至今，仍然奉行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掌政权”，靠暴力残酷地、专制地统治国家和人民。与现代世界的民主政治潮流背道而驰，使民众至今生活在无安全感的恐惧之中。

第二章、中国处于一个文明渐进的时代
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从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北伐及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中国一个混乱的国家，被列强瓜分欺凌的弱国，到抗战胜利后，成为联合国的五大创始国之一。可以说，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华民族，都是在艰难的文明进步和文明传承中。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封建社会主义暴力，撕裂了文明传承的时空，是文明的倒退。邓小平领导和推进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在经济上，融入世界文明的又一次觉醒和前进。
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的洪流，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腐败泛滥，官僚横行，道德败坏，资源被毁，环境破坏，劳动者被剥夺等等。但整个社会由于经济上与世界的融合，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自由民主思想的潜移默化，而变得生机勃勃，文明传承的形式依然可见。但这种传承，一直受阻于现执政党政治上的阻挠，现在又受到了来自于即得利益阶层的威胁和专制体制的压迫。如果没有一次针对于专制统治，即得利益者和特权者的政治革命，这种文明的传承将会又一次断裂。
1、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中国社会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从名义上消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权下解放出来，西方民主自由宪政的思想在中国社会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启蒙和传播。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北伐战争消灭了军伐割据状态，还没有完全统一全国，接着就是日本人的侵略。日本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统一的步伐和进程，打断了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实施步骤——即军政、训政、宪政。使三民主义只能停留在军政阶段。日本人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为其生存、发展、壮大，最后取得政权提供了机会。抗日战争胜利后，本来是一个很好地实现民主宪政的机会，由于意识形态之争，由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由于一党统治的专制理念，由于封建思想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影响，导致了国内战争。这次国内战争，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的统一，也葬送了中国民主政府的建立。
中共取得政权，对中华民族来说，对外能够保持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完整。但对内来说，对人民、对民主、对文明传承来说，却是历史的倒退。
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说是社会主义，其体制和运作方式却是封建主义。因此，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定性为封建社会主义。在毛泽东专制独裁下，实行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大兴文字狱，大量剥夺民众的人权、生命权和财产权。以党代法，制造无数冤假错案。把马克思等人杜撰出来的，没有通过实践的经济管理理论，付诸中国的社会实践。使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跟上世界经济的步伐，反而离世界各国的发展越来越远，处于崩溃的边沿。运动和饥饿使无数无辜的人民死于非命。毁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明，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中共掌权，毛身后三十年，邓小平在提出经济改革的同时，却又同时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来统一全党执政的思想，他否定“二个凡是”，确定“四个坚持”，其实“四个坚持”与“二个凡是”如出一辙，那就是封建“祖制”改不得。这就确定了经济上的激进和政治上保守甚至倒退。进一步剥夺了人民参与政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市场经济原本是与民主自由法制宪政的政治体制相配套的。但由于中共维护其专制的统治需要，造成了市场经济与专制人治的政治体系相配套。这种配套的结果是，中国社会没有向后资本主义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转化，而是从封建社会主义转型为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增长方式，不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法制的、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的增长方式，而是资本主义原始的、混乱的、特权的、掠夺式的，野蛮残酷的增长方式。这种社会配套的体制，为权力腐败和寻租提供了基础，为大大小小的官员有形的手，捉住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提供了基础。因此产生了资源分配、国企改制、公共投资、股市楼市、国营垄断企业等等全部被权力控制和瓜分的状况。使拥有权力者和依赖权力者掠夺式地暴富，使一个权贵资产阶层很快成长起来了。

中国社会的第一个阶层——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人数不多，是由中共各级党、政、军、警、法里面的官员及其附庸（官员身边的部下、秘书、助理、司机、情人（二奶三奶）、家属、御用文人、专家教授、幕僚等），国营垄断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以及利用金钱与官方勾结，依赖官方权力得到优质社会资源的民营企业主组成的。
这个阶层的大多数现在不但拥有政治权力，同时拥有社会资源，经济权力和个人巨额财富。这个阶层由于财富来源是掠夺来的，是不光明的，所以最害怕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向民主宪政转型。因为一旦转型，除了会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特权，还可能失去即得利益的保护伞。因此，这个阶层基本上是反对体制变革的。是阻碍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的，也是反对中国重回毛时代的，甚至是反对现政府反腐倡廉，推动公平正义的阻力，是维持和保守现在的政治管理体制的主要力量。在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前题下来说，这个阶层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却又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具政治经济实力的阶层。中国旦民主革命，他们可能就会组成强大的反对力量。
这个阶层里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守的，维护现状的。想通过微弱的改观来维持稳定和现状，在这个阶层中占大多数；但他们在经济利益上是与第二类人一致的，那就是带有掠夺性质；第二类是反动的、腐朽的，主张暴力压制异议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压制民主；在对外上依附财团出卖国家利益。他们早为自己及家人留了后路，将资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去了或随时可以转移到国外。自己裸体为官，一旦有变逃之夭夭。第三类，具有一定的良知，主张将改革深化，还权于民，希望建立和谐社会，希望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但他们也还局限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受制于第一类第二类人。不能大胆地站出来，不敢大张旗鼓地进行变革。他们还在等待时机，如果体制外的在野人士从民间推动起来，他们就会顺应时势，因势利导进行变革。他们是这个阶层中具有良知和理想的进步人士。这些进步人士中，就是民间寄希望产生带领人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中国推向民主政治的领袖人物群体。可惜这个群体在执政党中只是极少数，并不占主流。不管是保守者，还是良知者，或者是罪恶者、反动者，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是生而如此，而是这个封建制度的异化者、受害者。他们有许多人也不想如此，但一旦卷入这个体制中就变得身不由己了，他们甚至于厌恶这个虚伪的制度。从众多的贪官外逃和送子女出国，就能看到他们那无声的反抗。在民主的潮流面前，他们也许会有一部分人成为绊脚石，但当人民都觉醒了，我们相信，他们中大多数人也会觉醒的。

中国社会的第二个阶层：职员阶层。国营垄断企业职工（贵族工人），普通公务员，普通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中高级教师、国家企事业单位员工等构成。这个阶层，对现实比较满意，没有很多的特权，但却有一定的即得利益。他们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他们也反对官僚资本家，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反对潜规则。但他们不是中国的变革力量，他们听信中共的训导和愚化教育，担心推行民主政治变革，会使中国混乱。他们希望稳定的生活，希望生活能有所提升或保持不下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希望领导干部少些腐败，多些关心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但他们反对那些主张民主政治变革急进的人。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因没有尊严，生活得很压抑，他们是有能力的，但由于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又没捞到金钱可以买官，得不到提升。他们是百姓的主人，却是自己上级领导的奴隶，他们有舒适的生活条件，却没有生活的尊严感，生命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他们有许多人感觉到这种体制必然灭亡，也必须灭亡，但他们没有勇气站出来加速其灭亡。他们渴望温和的改革，渴望公平与正义，不主张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当然，这个阶层中虽然不是革命的主流，但其中却不泛革命者，可能民间的革命运动一旦起来，他们会有很多人参加，由于素质比较高，并可能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领导者。

中国社会的第三个阶层：中产阶层。由民营企业主、商人、民营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等经营性质投资者、民营企业高层白领、律师、教授、专家等组成。这个阶层目前人数也不是很多。至所以将其列一个独立的主要阶层，是由其经济地位和未来发展所决定的。这个阶层的人比较富裕，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依靠自己的知慧和劳动致富的。他们没有官方背景，他们靠的是自己个人抓住了时机富裕起来的。他们对特权阶层嫉妒而又害怕，他们害怕特权阶层利用权力进行不平等的竞争。害怕官员刁难他们，害怕特权阶层敲诈他们。但他们在现行制度和环境下，又无时无刻不在受到这种侵害。他们对待这种侵害是保守的态度，只要不是太过份，他们一般都能接受，并利用这种侵害进行权钱交易，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和保护。他们想法是：也许在民主制度下，我们一分付出会有一分收获，也许会获得更多的尊重和保护，在现行政治下也许付出一分只能得到半分收获，另外的半分被特权者拿走了。但如果现在冒险去反对特权者，不但那半分拿不到了，还可能连生命和已有的财富也会被剥夺，因此，他们只顾眼前利益，不会冒这个风险。
他们是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资产者，他们希望更好的生活和经营环境，他们渴望公平公正的民主法制环境。但他们没有决心改变环境。他们可能会同情和支持革命，但他们不是主体革命者。就象所有的社会一样，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社会的稳定力量。所以，一个社会如果要想长久稳定就要培养大量的中产阶级，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这个阶层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本应该是一个政府培养出来的大阶层了。但由于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个阶层政府不但没有培植，反而进行了无情的掠夺和打压。股市不公平规则掠夺了这个阶层，楼市政府调控和地方政府潜规则打击了这个阶层。在2007-2008年，中产阶层70—80%的人受到了股市和楼市的掠夺，以至于将他们中近50%的人打出了中产阶层。他们也是受压迫和受剥夺的阶层，只不过他们有一定的财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本身的经济力量保护自己。他们目前的原始积累还没有完成，一旦完成了，他们就会寻找政治上的代言人，就会参与政治领域。而要参与政治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寻找到自己的代言人，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社会的第四个阶层：国家暴力工具阶层。由军队士兵、警察、城管、安全、工商、检察、法律人士等各种国家公权力执行者组成。这个阶层在政治上有一定的特权，由于这个阶层的属性被现政府定性为国家暴力机器，由于中国是党管暴力。所以这个阶层只限于被党使用，是党的统治工具，是打手，是镇压异己力量、民众百姓，维护统治稳定的工具。他们已经失去其本身的天职，沦落成统治者的工具。
这个阶层，在经济上没有很大的直接收入。所以，他们往往就利用被党和政府利用的那点特权，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大多都是由普通民众的子女组成，反过来却又被用来作为压迫和剥夺普通民众权利的工具。他们因自身的工作而不得不听命于特权阶层，他们当中有些人在被当作工具时，捞取一些好处。他们也对特权腐败、不公平不公正仇恨，但他们只恨个别领导人。对这个制度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大多数还是愿意为特权阶层服务的，以便得到特权者的重用或利用，有朝一日也走进特权者行业。但他们没有看清楚，他们自己即使能有幸走进特权者行业，那也是例外，而且还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只不过被利用的范围广了些，高了些。他们对民主的力量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呐喊，成不了气候。他们认为当权者的力量很强大，殊不知，当权者的强大，正是利用了他们作为工具。当政者的独裁统治，如果离开了他们这种暴力工具的话会是什么呢？当然什么也不是了。
民主的潮流，对这些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们在现体制尽工具作用时，其中有部分人也逐渐清醒地看到了未来，看到了专制者的丑陋嘴脸，看到了被压迫的正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我们相信，当民主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他们也会觉醒，他们中的很多人能走进民主的行业，为民主事业尽一份不可替代的力量。

中国社会第五个阶层：工人阶层。由自由工人、下岗工人、农民工、小业主、店员、手工业者、私营企业工人、职员、普通教师、小摊贩、个体户、小市民等等普通大众组成。这个阶层是一个庞大的阶层，也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阶层。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共产党乌托邦理想要利用工人阶层，因此，工人阶层作为领导阶级，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经济上也受到一定的保护。共产党乌托邦理想破灭了，进行改革开放后，由于国营企业低效率，进行改制时就抛弃了工人阶层。改制中本来属于全民的企业，应该考虑到工人在工厂中的所有者地位，在改制中应将工厂按工人数股份化或将企业拍卖所得分给工人。但政府官员没有这样做，而是官商勾结，直接将企业卖掉。甚至是自己变相得下企业（所谓租赁、承包、亲朋好友低价购买等等），实行私有化。对工人的补偿可说是微乎其微。其实就成了一种变相的剥夺和驱逐工人的改革。有点关系的工人被安排调进了国家垄断企业成为贵族工人，没有关系的普通工人被一脚踢出工厂大门，下岗自谋生路，被沦为无人管无保障的赤贫无产阶级。也从领导阶级沦为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层。
现在的工人阶层，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了。他们应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批进城进工厂的农民工了。由于政府的不公平不公正，这个阶层目前的所得只能维持比较贫困的生活。而正是他们的付出支撑着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年来的政治经济政策、法律法规，是锄弱扶强的。工人阶层相对于资产阶层来说，在企业中，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可现政府还在法律法规中，强行剥夺了工人们本身应有的政治权力。如禁止罢工、组织工会、结社、游行、谈判等等工人权利。这就导致了工人只能成为资产者的劳动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别说中国宪法中还挂着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面旗帜，更别说现代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权利，就是在资产主义原始初期，工人的这些权利也是明正言顺地存在的。中国的这种锄弱扶强，锄贫扶富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是极其反动的，是人类自走进资本主义文明以来的人权耻辱。
中国的工人阶层，由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下的洗礼和斗争，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完全不成熟的阶层。所以不管是在中共夺取天下的时候，还是在中共得到政权以后，始终是一个被利用，被愚弄、被剥夺、被欺骗的阶层。今天的中国工人阶层，虽然在不断壮大，但其对自身的利益保护和对自身的权益，自身的力量还是不清楚的，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觉醒的阶级。特别是新生的工人，这部分工人大多是农民工。中国近三十年工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通过二十来多年的洗礼，逐渐脱离了农业职业，成为工人阶层。这些农村出来的工人，比起城市原有的工人来，那素质和自我权力的意识就更差了。他们基本上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更不清楚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力，而这部分人现在在工人阶层里的人数越来越大。近几年来，由于大学毕业生、高中、技校毕业生的加入，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他们受剥夺和压迫的状况更甚于城市工人和国营企业出来的工人，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虽然政府也强调社会保障，但由于没有恰当的措施，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小业主、小店员、个体工商业者、小摊贩、小市民等等，在经济上好过自由工人。至所以也把他们划入工人阶层，是由于他们受压迫的政治地们所决定的。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夺丝毫不低于自由工人。
整体来说，工人阶层队伍的维权意识不高，属于没有完全觉醒阶段，否则，中共的这种法律法规是不可能让工人们遵守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阶层政治上被完全剥夺了权力，也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反而背上了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由于政治上没有自己的代言人，近期也是无法改变现状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人们在看清了乌托邦的虚假和中共独裁、专制、欺骗、利用的真面目后，维权的斗争意识才会逐步觉悟。但还需要启蒙和教育，还需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得到成长。需要组织，需要对作为一个占国家群体多数人，处在现代工业产业链主体中，并正在进一步壮大的阶层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责任的权力和意识启蒙。只有当这个阶层醒悟后，并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力和尊严时，中国社会才能被推动走向现代文明；才能在斗争中得到全社会的公正公平；才能迫使现在的封建特权精英的政治管理，向民主自由平民领导的政治转变。
在这个阶层里，由于社会的种种不公，由于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化，目前已经积蓄了相当的社会情绪，潜在的革命意识已经形成，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一旦爆发，就是非理性的暴力革命。

中国社会第六个阶层：农民阶层。如果把来自农村的工人（一年至少10个月以上从事非农业工作）算作工人阶层的话，中国实际上的农民还是中国最大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甚至人格上都是受歧视、受压迫、受剥削的阶层。
中共高举“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争得了农民的拥护，是靠农民革命得天下的。取得政权后，受害最重最深的也是农民。首先是革命时期许诺并分给农民的土地被无偿收回集体所有（其实是官有），然后又是被强迫集体化，把农民强迫在土地上劳动，这种条件下的强迫劳动与劳动改造无异，农民只能用消极怠工来对付，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以至于1958—1962年期间，被饿死几千万人。中共掌权的前三十年，将农民绑在集体土地上，由于集体化劳动，积极性根本无法调动起来，劳动效率低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产品被官方控制，生产品种生产方式都是强压的，所以农产品极缺。整个国家都是严重限于短缺状态。后三十年，邓小平当政时，把本属于农民的权力还了一部分给农民，准许农民生产自主，将土地由农民承包，农产品就丰富起来了，可见自由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但农民仍然被强迫绑在土地上，没有选择和迁徙的自由。
中共用户口的形式将农民歧视性地绑在土地上，没有任何社会扶持和保障，纯粹让农民自生自灭。反过来却让农民对社会对工业作出重大贡献，形成国民的二元性社会结构。又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掠夺农民的利益来发展工业。可以说，农民在中共体制下是受害最深的阶层。但由于封闭禁固的生活方式，农民自己也觉悟不到所受的压迫和剥夺。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由于农产品仍放在市场外实行价格控制，由于农资、农机的垄断经营，所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农民没有得到多少实惠，依然那么贫穷。即使是这几年免去了农业税，由于农资农具大幅涨价，农作物价格被限制，种田如果把人工费算进去的话，依然是亏损的。
长期的封闭，长期的愚化禁固，中国的农民还相当的愚昧。不但不知道自己的权力，而且迷信盛行。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走出了土地，农民进城进厂打工，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自我意识开始苏醒。这种自我权力意识一旦苏醒，对于种种的社会不公就具有了反抗的意识。近几年来不断的群体事件，70——80%发生在这个群体中，都是因为利益被剥夺而发起的不合作行动。但由于政治没有自己阶层的代表，现状还是无法改变的。可以说，当今的农村，也具备了革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环境了。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一旦大规模的爆发，也将是血腥的非理性的暴力革命。而且，农民革命的特点，没有妥协，没有和平可言，从来就是用暴力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剥削他们的人的。

中国社会第七个阶层：黑恶势力。由流氓、地痞、赌徒、吸毒、亡命徒、犯罪分子、公检法中不法人员等等组成。这个阶层人数不多，却为祸不少。他们一般都与权力勾结，狼狈为奸，利用权力的保护，结成利益共同体，经营垄断暴利行业。如走私、赌场、地下钱庄、高利贷、娱乐场所、贩毒吸毒、强迫妇女卖淫、抢劫、坑蒙拐骗、强买强卖等等。这些人常常成为不良官员的工具，也时常能把官员和公权执法人员变成他们的工具。他们中也有许多人渴望正常的经营和生活，但是现在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诱导他们走上那种黑恶的道路。

中国社会的第八个阶层：觉醒了的知识阶层。多由文化层面的人和上述各阶层中的觉悟了的知识人士组成。这个阶层可以说是一个阶层，也可以说不是一个阶层。说他是一个阶层，是从思想的角度上来说的，说他不是一个阶层，从经济政治上来说，因为他们分散在上述各个阶层里。是由以上七个阶层中的精英分子组成的，多数是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虽然分散，却是中国未来的力量，是将来主导中国发展方向的力量。
他们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虚无早已洞穿。他们看清了中国的社会现状，深刻地了解中国现状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知道共产主义的虚伪、阴险、狡诈、欺骗，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他们向往民主自由，主张人权宪政。这些人在中共统治的六十年里，一直存在着。一直受到中共的迫害和清洗。前三十年的人格、尊严、肉体和精神消灭，后三十年的政治打压，虽然残酷，但并没有阻止这些人为国家，为民族的呐喊和斗争。当然，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他们中的话多人暴发成即得利益者，生活的腐化堕落让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性，但大部分人依然对民主自由从内心里渴望和拥护。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走出国门，今天，已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在整个社会中他们还是少数。他们代表了先进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宪政，呼唤人权，维护人权，保护人权，启蒙民权的先驱者。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宪政的启蒙者、领路人。
中国社会的第九个阶层：青年学生阶层。现阶段的青年学生，都是80后，90后的人。这个阶层没有经历过中国社会最残酷的阶段，也没有经过民主自由的启蒙，大多数人对当今社会没有清淅的认识。他们不象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学生那样，具备一定的社会人文意识。他们更多的是具备物质意识和享受意识。他们对特权、对社会不公，不是仇恨痛恨，而是漾慕。他们往往不去了解历史，也不深究现实根源，他们具有中国人朴素的天然的爱国主义情怀，很容易成为愤青。这代青年学生的意识，是十几年来愚化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党控教育的结果。当然，他们中也有不少优秀者，也有不少觉悟者。这个阶层，学习和接受能力强，是民主革命的未来阶层，是社会未来的公民，是启蒙的主要对象。一旦觉悟，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

以上是对中国社会（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简单的分析，阶层分得不够细，但总体上还是能概括中国大陆社会的。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来说，是在前进和传承之中。这种传承是螺旋式的，有进步也有倒退，总体来讲是上升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北伐战争结束军伐混战，民主在这二个时期成为西方文明对中国封建专制挑战的力量，得到了很好的启蒙和发展。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与世界最强的四个国家组成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争得了民族独立。三十年代中共的土地革命也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得到了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支持。抗战后的国内战争，是文明的倒退，使中国民主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会。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在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彻底失败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质就是封建主义的深化，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社会，是集权独裁的最高形式，是反人类的暴力的另类表现。让中华民族承受了灾难，毁灭了中华民族很多的优秀文化，是一次文明的倒退。但在国际事务上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做到了国家的完整和民族的统一，也没有使国家陷入内战，其中的大众民主虽然无序，对中国民众的意识来说，也是一种民主的尝试，也算是文明进步的一部分吧。
中共掌权的后三十年，是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的三十年，是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的三十年，是人民思想意识、独立人格自我苏醒的三十年，是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三十年。在物质文明上是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也是产生贫富悬殊的三十年；是社会特权阶级，贵权资产阶级，封建资本主义形成的三十年；是社会不公、司法不公、丛林原则、弱肉强食、原始积累的三十年；是官僚贪污腐败的三十年；是环境遭受极大破坏，劳动者受到残醒剥削和压迫，资源被大量消耗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最大的文明，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人民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独立人格、独立思想意识逐渐苏醒。
因此，在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是非暴力革命还是等待暴力革命，是执政阶层必须考虑的事了。在这个时候，体制内统治管理层，主要存在着以下主张：
（1）主张向后退，回到毛时代。这部分人是在改革开放失势的共产党人和愚昧崇拜毛泽东的人，思想还是停留在封建社会主义阶段，他们被强化了的奴隶意识还没有苏醒，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人，需要毛泽东那样的强势领导。这些人把毛泽东神化成精神领袖，忘记了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倒退和灾难，而把他那种专制下的贫穷得无法有差别的社会公平当成一种理想状态。把毛泽东倡导的无序无法制约的大众民主，当成了真正的民主，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在体制外却有不少的支持者。
（2）主张维护政治管理、社会管理现状，继续经济改革。这部分人是即得利益者，是从经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的人。现在的中国社会制度给予了这些人特权，他们把持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是能够通过经济改革不断地进行掠夺的人，他们也看到了现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管理制度，已完全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了，但他们维护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特权。这部分人在当权者中居多。他们习惯了专制体制下的社会秩序和运动方式，他们在这种制度下，有时候虽然也没有尊严，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有特权。他们是民主的反对力量，一旦民主革命，他们可能会以最快速度形成强大的反对力量。
（3）主张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的改革，在维稳的基础上适当进行平抑民愤和社会不公的调整。这部分人是现在的执政高层的人，他们也看到了社会体制的种种弊病，但他们为了统治的需要，为求得执政的稳定性长期性而作适当的政改，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出现大的动荡，修修补补得过且过一下吧。他们也知道这样的改革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现在的地位和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决定了他们要维持这个已经完全落后了的体制。他们甚至对外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对内不惜牺牲人民利益，来换取所谓的稳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受制于权贵阶层。这部分人在统治阶层里占不大的比例，但权力很大，能起到决策作用。
（4）主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权于民，引导中国向民主自由宪政转型。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体制靠修修补补，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良知和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促使他们想推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彻底革命。但这部分人不主张急进，主张稳步地推进民主政治，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他们在统治阶层里占少数，权力也不是很大，起不到主导作用。而且他们也投鼠忌器，害怕革命会带来动荡，害怕被保守派抓住借口打压。
（5）民主机会主义者。这部分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现体制下，已经即得了利益，期望通过民主化后，使财产合法化。当然也害怕民主后人民对其追究经济责任。第二种是想利用民主革命，取得政治权力进行改朝换代的人，他们脑子里还是封建思想，想通过民众对民主的要求来进行夺取政权。第三种是想利用民主来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人，这种人中又有二种，一种是期望真正的民主条件下公平公正的竞争，另一种则是期望在民主革命中，争得政治经济地位的。我们都把他们称为民主机会主义者。

针对上述体制内的情况，体制外也存在相应主张的类别。但还存在一种体制内所没有的主张：一是暴力革命的主张。由于社会不公，资源官霸、司法黑暗、财税混乱、贪污腐败等原因，民间已积聚起相当的暴力源。近些年不断的暴力事件，已预示着大规模暴发的前奏。二是非暴力积极推进民主的主张。社会的畸形发展，专制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人民大众，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他们深知，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只有民主才能化解中国的危机，使中国社会不至重蹈暴力革命的辐辙。他们纷纷摒击社会的不公和贪赃枉法行为，传播民主思想，启蒙民主意识，自发地替百姓维权。各种各样的理性组织在储备之中。他们还在等待，寄希望于执政党的自我改良，等待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政改。一旦希望破灭，他们可能会走向社会变革的前台，去主导中国社会的体制变革。他们目前倾向于理性的、启蒙式的、非暴力的革命，但如果执政者暴力镇压，他们不可能做待宰的羔羊，也许会迫使他们走向暴力革命。

中国竟究向何处去，倒底该怎样走？是该选择的时候了！！如果现在不作出明智的理智选择，也许有一天想理智选择时也失去了主动，一旦被动选择，就很难掌握变革的主动权了。后果也许是灾难性的，不堪设想的。

2、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市场经济与专制体制的矛盾。
改革开放，在中国推行了市场经济。按照几百年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必须是民主法制政体。可中国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没有同时推行民主政治。没有很好地借鉴已经经过几百年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良好经验，为了其一党执政的利益，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以专制人治为主的政治体系与市场经济配套。按照邓小平所谓的“三论”“四个坚持”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所谓“三论”完全不能算做理论，只能说是一种做法。没有专业的逻辑性，没有科学的体系性，只有权力的野蛮和强制。第一论，“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为各级官员的决策失败、腐败责任转移提供了依据。作为人民的国家，政府的一切开支均来自于人民的劳动成果，谁给予了政府官员权力交学费，谁允许大量的决策失误而不负责任？第二论，“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完全是在纵容、鼓励不惜一切手段发展经济。以至于所有官员为了钱而红了眼睛，为了GDP而不惜手段，连国家政府也只认钱不认人。将环境保护、人权、劳动保护、资源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扶持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民生、社会责任等等都抛到了脑后。在政府方面，表现为只注重GDP，财税收入；在个人及企业方面，为富不仁，违法乱纪，无道德底线经营；在官员方面，形成了权力寻租、贪得无厌、贪赃枉法、买官卖官、整体层面贪污腐烂。第三论，“不争论”即“先做后说，不争论”。当时在姓资姓社的党内外争论中，是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这种说法只可是临时的措施作用。执政党却把这种“不争论”放大为长期的一项理论和发展依据。使其成为了压制不同意思，打击异己，不理采民间呼声的理论依据。成为了党政军各级一把手，无作非为、独断专行的合理依据。试想想，没有争论怎么会有集体智慧，没有争论哪里会有真理性的决策。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任何争论的社会只有一潭死水，一团漆黑。“四项基本原则”一百年不动摇的规定，就是政治上的不改革，是意识形态的保守和落后，是封建权力体系的不动摇。与华国锋提出的“二个凡是”一脉相承，导致了政治体制的落后和倒退。
这样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配套，导致了大大小小的行政权力进入市场经济领域，从而为官员手中的权力寻租，贪赃枉法、贪污腐败提供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诚信、公平、公正、法制、契约原则。使党政军各级部门，各级权力者无数的有形之手，操纵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以至于腐败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本和严重障碍。从近年来爆出的贪官污吏的犯罪金额越来越大的事实看来，说明了有形的权力之手，对无形的市场经济之手控制得越来越严重了。专制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了，专制体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使资源不是按市场规律优化配置，而是按权力的指令暗箱操作。使广大人民群众与官僚特权附庸阶层及其垄断企业，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进行竞争。广大人民群众已积蓄了大量的愤怒和对社会、对执政党、对垄断资本集团、对即得益者、对暴富特权贵族阶层、国家买办资本家、政府官员的强烈不满甚至仇恨，已经上升到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
（2）社会公平正义与司法腐败特权的矛盾；
特权是以牺牲普通法作为代价的。人类构成社会之前，个体的存在都是平等的。组成社会之后是一种契约关系。至所以制订法律，其基本原则是为了保护人在群体中的个人权力。不得损害他人，应该是一切法律的前题，是一条母系法律条文。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以这一条文为基础来制订的。这就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在“不得损害他人”的法律制度下相处，这是一条社会的基本法则，是人类组织的游戏规则，是人类道规范的底线。而特权，却是突破这一公平公正规则的破坏者。因为某些人的特权，而导致了法律权威的丧失和人们尊严的丧失，导致了社会的不公正存在，导致了人类道德底线的丧失。这种破坏性的长期存在，必将给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和无穷的后患。
中国的司法至所以如此腐败，就是法律的制订者、监督者和执行者，不但没有把“不得损害他人”这一法律的基本原则考虑进去，反而把法律作为管理工具来制订和执行。把法律当成统治阶级的工具，那么现在是共产党的统治，所以，所有代表共产党执政者，都有权脱离法律的管束，而挥舞着法律的工具大棒打向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有违法律基本原则的法律制度，长期执行下来，就造成了今天中国立法司法执法现状，就造成了种种置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就造成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黑暗腐败；就造成了《宪法》不是人权的保障，而是政府执政的工具，《宪法》上明确规定给人民的权力也成了一纸空文；就造成了法制只制人民，而不制官员的封建法制原则。人民只能受到法律的制约，而不能利用法律进行自我权利的保护；就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就造成了人民群众的日益不满情绪和愤怒、仇恨。翻开中国的《宪法》，所有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任何人不得损害执政党的利益和权力”。这与封建王朝的法制思想：“任何人不得损害皇帝的权力和利益”是一样的，都是围绕统治者的利益。而与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围绕全体公民的权力和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社会制度在设置上给予了政府官员、党员、人大代表等社会管理者种种特权，这种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特权，成为剥夺民权的主要因素。
可以说，法律原则的颠倒，是一切社会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根源。今天中国的司法腐败、道德沦丧、社会黑暗与公平公正的社会需求，已成为执政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

（3）中国人民与官僚贵族封建精英及买办的矛盾；
中共执政以来，先是利用公有制集体化欺骗人民，利用公权力剥夺人民的财产权和政治权，基本人权，将全国人民置于党皇帝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做奴才，生活在恐慌之中近三十年。以公有制的名义，将人民的财产全部置于党的管理和支配之下，形成了有史以来全世界拥有最大的财富和权力的党派。三十年后，乌托邦理想破灭，信仰丧失。执政者光天化日之下，明确宣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产党和各级官员，利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配套专制政治的体制，大肆侵夺、瓜分人民创造的巨大财富到个人名下。他们价格双轨制倒买批文、卖公产、卖工厂、卖土地、侵占资源、走私、操纵股市、垄断国企、推高楼市、权力参股、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为富不仁、卖银行、与国外金融资本勾结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使这一部分人一夜暴富。他们利用不受人民监督的权力，大肆挥霍浪费，每年公款消费（吃、喝、游、玩、公车等等）几千亿上万亿。决策失误、暗箱操作公共投资发包，官商勾结开发矿产资源、生产高污染的暴利化工产品，高价进口国外设备设施产品，从中大收回扣，跑马暴力圈地，强拆强赶人民居住之地。对人民的生命、生活、人权、医疗卫生、安全、教育、民生保障却漠不关心。对人民的不满采取专政的高压政策。这种不公平状态下造成的巨大的社会贫富不均，这种广大人民群众与特权贵族富豪阶层的矛盾，已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4）国际国内民主潮流与国内专制统治的矛盾。
三十年改革开放，国门大开，让人民从封闭状态下走向全世界，人民对世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互联网的普及，让全球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变得触手可及。信息的互通，思想的交流，使中国人民从愚昧的状态下觉醒。在重新认识世界的同时，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宪政普世价值的真正含义。也形成了独立的思想和判断能力，不再是什么都听政府和党的愚民了。中共执政府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接受种种民主条款，签订种种国际性民主人权条约，另一方面，对国内人民的民主要求，却拼命打压。这种矛盾的做法，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近三十年来，世界的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以不可阻挡的声势，向全球各个国家普及。民主意识、人权意识日益觉醒，追求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轰轰烈烈。民主正以普世同认的价值观，走向世界各个国家。
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人民也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对民主的渴望和要求，一直在增强。然而，中国政府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大力封锁外界的民主声浪。打压人民的民主诉求，打击镇压民主人士。1989年6月4日，公然暴力镇压学生和人民的民主和平请愿活动，制造了惊震全世界的暴力屠杀事件。中共最高领导，公然叫嚣：“杀掉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反人类的法西斯屠夫口号。
尽管中共一直用高压手段对待知识分子、爱国学生、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残暴对待民主人士，但人民并没有屈服在暴力的淫威之下。民主的呼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高涨。在国内，今天，人民对民主的要求与中共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已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中共对人民民主的打压，与世界各国引导人民走向民主、保护人权、实行宪政、还权于民的做法截然相反，是悖逆人类潮流的做法。因此，在人权民主自由方面，受到了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的强烈谴责。中共的做法，由于与国际主流相违背，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常常因人权因素而受到孤立和指责，国际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狭隘。每当这时，中共总是借用民众不明真相的、盲目的爱国主义热情来对抗，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理由来阻挠。这种说法早在三十年前是相当的有市场的，现在人民已经越来越看清了中共当权者的目的和用心，越来越不同意中共的说法了。人民不禁要问：世界是由人组成的，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既然国家制订法律不得任何团体和个人侵害他人的权力和自由，如果一旦侵犯了即为犯法。那么放在世界范围内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嘛！如果哪一个国家侵害国人的权力，可共谴责之，可共摒击之。
中共的种种阻挠人民的民主要求，找出种种借口利用所掌握的政权暴力压制民主诉求，说白了就是为了他们那一少部分即得利益的统治者，能够继续欺压蒙蔽人民，就是为了他们能够一直霸占着人民的权力，为所欲为，掠夺人民的利益，过着纸醉金迷的腐化奢侈的贵族特权生活。所以，他们编造说什么，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搞民主会乱套，中国人民的素质不能民主，东方文化不适应民主，搞民主会导致民族分裂等等。他们的附庸及其走狗也附声而起，跟着吼叫。然而，中国人民眼看着他们的谎言破灭，同一民族的有德国，东德与西德，有韩国，南韩与北朝鲜，专制与民主国家的差别，可说是天壤之别。最可比喻的是中国的台湾同胞也沐浴在民主政治、普世价值的阳光之下。
世界民主潮流引领世界发展潮流，还权于民，实行民主宪政，实行公平公正，实行主权为人权服务，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封建专制体制的腐朽堕落、腐败僵化也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世界的民主潮流、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诉求，与执政当局压制民主强行专制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中国社会的次要矛盾：

（1）资源馈泛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中国社会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较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掠夺性经营，使人均资源更大大减少了。这种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副产品，只要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也就随之解决了。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得全世界的资源都能在全球范畴内自由配置和流动，只有中国实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平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那么就会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日本是一个比中国资源更贫泛的国家，几十年来的发展证明了，这种矛盾是可以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的。但如果中国不继续向前走，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得不到世界主流经济的认可，不能完全融进世界市场经济之中。那么，这种次要矛盾，也可能会严重地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的时候就会转化为主要矛盾了。
（2）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起的矛盾；
这也是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对劳动者残酷剥夺的结果。三十年经济改革，经济总量增加，国家财富大量增加，特权阶层极少数人拥有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投资占40%，出口占35%，消费仅占25%。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世界经济危机，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形成了限制，投资过热造成的通货澎涨，敲响了中国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警钟。国内将产生大量的生产产能过剩。由于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的人和国家手中，靠内需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了。有钱的人又有特权，不需要消费，即使消费也是国家财政买单；没钱的占大多数的人，有消费需求，可没有消费的能力。
要解决这样的经济危机的局面，还得尽快解决国民的民生保障，减轻人民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方面的负担，才能剌激人民的消费。同时还需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体系，抑制官僚资本垄断阶层对人民的继续掠夺，保障人民的收入稳步增长，才能逐步收到效果。
（3）国富与民穷的矛盾；
国家在税收方面掠夺性的做法，在行政开支方面挥金如土的败家子行为，在投资方面的二元经济结构，是该改革的时候了。政府尽可能地退出经济领域，以监管的身份在经济中出现。把大量的国家资金用到民生方面去，让利于民，让富于民。即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好办法，又是解决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好办法。但政治体制不改革，这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4）贫富差距的矛盾；
贫富差距的矛盾，已经积蓄了一定的社会情绪。仇富心理不断高涨的现实表现，就是不断地发生个别富人死于非命的现象。积压在人民心中的不平情绪，是富人们的骄奢淫逸、骄横跋戾、为富不仁，缺泛责任心和道德感，以及社会的不公平竞争造成的。中国社会财富的70—80%左右掌握在10%以下的人手中，而这不到10%的人中，以官员、太子党及其附庸、家属成员组成的仅占总人口0.5%，又占据了那70—80%财富中的大头。这个矛盾是由上述几个主要矛盾造成的，目前已形成火山底蕴。 一旦爆发，就会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得解决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一解决，逐步均衡社会分配体系，保障弱势群体在社会分配中的受益体系，这种矛盾也会逐渐消失。

第三章、非暴力革命的意义、方向和目标
人类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都进入了一个暂新的时期。人民不再崇尚暴力，推动社会前进的方式也变得更文明。因为暴力革命所导致的文明的损毁已让人类吸取了教训。随着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破灭，人类对自己的前途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自身权力的觉醒，迫使所有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放下神秘的面纱来面对人民的觉醒。 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人类意识到：所有人类组成社会，都是一种契约的精神构成的，所有社会成员组成社会，都是为了自身权益得到更好的保证，而这个保证的基础，就是靠人们共同的意志来维护的，这种共同意志决定法律，决定程序，决定执行公权的人选，制约公共权力。迫使公共权力只能服从全体民众的意志，只能为民众服务。所有法律只能在全体民众的意志下产生，只有全体民众的意志才是致高无上的权力。人类已经觉醒：是人民在养活统治者，统治者作为管理者，是人民的雇员，理所当然要为人民服务。服务不好的话，人民有权取消他们服务的资格。换取其他的管理者。管理者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不是上天给的，更不能是管理者暴力抢夺的。那种用暴力抢夺，而没有经过全体公民在不受威胁的和平条件下同意的做法，是不合法的。人民有权给予取缔。统治思想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管理（服务）者的时代已经来临。人民不再需要统治者，人民需要的是为自己服务的管理者。
在这种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大背景下，还有些国家的统治者，不能正视历史的潮流和世界文明的潮流，倒行逆施，将专制强加于人民，妄图做永远的统治者和特权者。面对这些阻碍历史前进的统治者，人民可以用暴力的方式将其推翻。但人民还可以选择用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自身的权力，用法律的手段，用公民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将他们推上法律的审判台，用人民大众法庭——即公众意志来对他们进行审判和制裁。
1、非暴力革命的意义
在一个文明的时代，在人类文明日益成熟的时代。面对阻碍人民获取正当权益的统治者，面对逆时代潮流而行的统治者。人民是绝对不能允许他们这样长期下去的。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必须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特权食利阶层。只要有特权现象存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就会被特权剥夺，社会就永远无公平正义可言，人民就会永远处于贫穷落后、受剥夺和压迫的地位。这是人民所不能同意的，也是人类不允许的。是不符合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人类社会道德的。
要改变现状，要获得属于自己的权力，民众怎么办？寄希望统治者良知的发现，给民众民主、自由、人权呢，还是奋起斗争，去争取自己的权力呢？民众已经等待了很多时间，已经容忍了很多朝代。今天，我们不再沉默。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获得人民自己的权力，就靠我们自己去奋斗。
我们选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解救我们自己。是选择暴力进行改变现状，还是用非暴力的手段来进行变革呢？暴力革命的结果，我们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非暴力革命是一种文明的革命，是以争取民众权力，进行社会各阶层包容、和解为目标的，是当今文明世界的变革方式。与几千年来社会暴力变革比较，他具有即能达到目的，又能传承已有的文明。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容纳多种主张并存，从而达到最佳方案的目的。不会造成大面积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毁灭，而又能克服现存的弊端，是目前大多数中国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追求民主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拥有自由自主的权力，而不是为了某个团体或党派推翻另一团体与党派执政的理由。是为了争取民权，然后由民权来选择政府与执政党。只有人民享有了应该有的权力，选择执政党与政府那是全国人民的事。所以中华民众联盟不主张用暴力推翻任何政党与政府，而选择与所有政党与政府保持平等竞争与沟通（包括现执政党）。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与专制，也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在民主社会，思想应该多元化，任何一种思想，只能作为众多思想中的一种文化表象，而不能作为每个人的行动指南。再伟大的思想也会受时代和个人知识的局限。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能洞穿这个世界的终极奥妙而成为永恒真理。任何个人或集团思想都不能成为人民的宗教，更不能作为用来禁固束缚人民思想的工具，我们认为那是反人类的做法。这也是我们坚决主张在中国取缔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统治地位的原因所在。
    民主至所以伟大，是因为她任何时候都以组成该社会团体（国家）大多数人意志为准则，是因为民主不轻信任何个人或集团、党派的空洞承诺，只相信法律、程序和事实。如果我们争取到了自由、民主的权力，如果我们有了言论、出版、游行、罢工、示威、思想等自由，我们同时也承担了用这种权力来确保社会和谐的责任，确保文明的和平传承。如果我们取得了选举的权力，对政府的选择就不需要任何党派和集团来带领我们去推翻另一个政党或政府，而是全体人民用选票来决定。如果我们现在还坚信由一个政党或领袖带领我们去暴力推翻另一个政党或集团，那推翻之后，建立起来的又会是一个专制暴力的国家和政府。那我们的思想还不是真正的民主的思想；那我们的革命还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众就以为可以使用权用暴力手段来实现民主，结果被某些暴力集团利用了，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更严重的专制。
是的，时代和社会还需要民主先驱者，需要领头人来推动民主运动，需要为子孙后代，为国家民族牺牲自己的人，而不是需要新的霸王和新的利益代表，我们不需要新的主人，我们需要普通人的权力维护者和倡导者。当我们民众在法制和程序下都能成为国家主人的时候，我们只需用选票来选择为我们服务的仆人，而不需要用暴力，更不需要我们民众用生命和鲜血去换来一个新的主人。
今天民主革命的目的，需要那些没有个人或集团利益的人来奉献，来带领。需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与民众一起去争取民众的普通权力的普通人。任何怀着个人目的或集团利益的民主革命，都是伪民主革命，都是民主机会主义者。
中华民众联盟所主张的民主革命，是一次温和的革命，是一次争取民众基本权力的革命，而不是推翻任何政党与政府的革命。我们所主张的革命，是一次传承文明的革命，而不是推毁现在已有的文明，一切重来的革命。我们所主张的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全中国人享有普世价值、建立公平公正，实行民主宪政的革命。我们所主张的革命，不是否定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而树立另一种思想，另一种价值观的革命，而是要建立思想自由，多种价值观和谐共处、重新评估现有价值观，让人民大众重新自由选择价值观，重新选择社会制度的革命。因此，所有同意我们的主张的民众都是我们的盟友；所有支持我们的世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所有支持并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都是我们敬重并同样待之的国家。对于那些阻碍社会进步、阻碍革命的个人和团体、党派，我们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那些于人民有血债和重大恶性经济债务的人，我们要诉诸法律，由法律代表人民的意志进行审判和判决，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决不姑息和毫不留情。对于那些由于社会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一些普遍性的错误，甚至有轻微罪行的人，只要他们认识到了错误，并愿意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体制而合作的人，我们应该以宽容和解的心态来接受他们。
历来的暴力革命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是残酷的杀戮，都造成了千千万万的冤屈，都给社会和人类文明带来了大小不同的灾难，都给人民带来过重大伤害。而结果都没有给社会带来根本性的进步。只是由一个暴力集团统治，换成了另一个暴力集团统治而已，都没有给人民带来权力和幸福。我们这一次革命的主张，要反其道而行之，要在现有文明的基础上进行革命，这是一次彻底追求民众权力的革命。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选择非暴力革命。
2、非暴力革命的方向
非暴力革命的方向是什么？非暴力革命的方向就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把权力还给人民。国家的法律制度，都要以组成国家的多数公民的意志来制定。执行公权的人由全体公民进行选举。人民有权对执行公权的人进行监督、弹劾、罢免。人民有权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和控制，对政府的财政进行监控。在争得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罢工、新闻自由的基础上，争取选举权，选出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府。取消一切特权，取缔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人民有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让中国向着真正的民主、自由、宪政的社会发展。
把持现在这个不公平不公正社会的人，只是极少部分人，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百分之零点几而已。虽然他们拥有一定的国家暴力，他们也习惯于用暴力来统治，但他们的力量是弱少的，在全中国十几亿人民意志的面前，他们只是纸老虎。
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他们还不敢大规模地对人民进行和平的革命进行屠杀，只要我们围绕民主自由宪政的一个方向，全体中国人民起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自由进行斗争，只要全体中国人民觉悟并起来斗争，民主自由之花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灿烂盛开。我们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3、非暴力革命的目标
（1）反封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封建的因素还大量存在。现有制度下的官本位、特权、人身依附关系，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残余力量。我们要进行重新评价社会的、世界的、思想的、人权的、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艺术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等等一切价值体系。在这些领域积极进行反对封建主义，重塑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

（2）反独裁——反对政府的一党专政，反对专制的体制，反对未经人民选举，一党长期暴力执政。所有的法律制度，必须体现全体公民的意志，而不是体现党的意志和统治阶层的意志。人民及人民选出的代表，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的管理事务。决策的机构内，必须有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代表，这些代表，除了体现各阶层的全面性之外，要按国家各阶层公民的人数进行选举。坚决反对，国家决策机构只由权贵和有钱人构成。坚决反对独裁和专制。

（3）反假民主——现在的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只给人民以民主的口号，给人民以民主的假象，却不给人民以民主的过程。这是对人民的欺骗，是对人民民主的误导。还有些组织，现在也打着民主旗号，其实推行的是另一种欺骗，只不过在目前还弱少的时候，把民主当成收拾人心的旗帜，用以作为号召而己。这种组织也在内部大搞个人崇拜，愚化人民的思想意识。这种组织一旦得势，也一定会把人民置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组织的危害性，并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危害绝对不亚于现在的执政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4）反腐败——反对一切腐败行为，反对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对待腐败分子要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和批判，把他们推上被告的席位。让人民的意志、让法律来决定对他们处置。要把腐败分子亮化在报刊、报纸、网络、电视新闻的光天化日之下，让他们无地自容。发动人民群众揭批腐败行为和生活腐化分子，树立正气，打击邪气，形成良好的反腐倡廉环境。使腐败成为一种耻辱。对于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无论他逃到天涯海角，都要用国际的力量，国家的力量，法律的力量将其绳之以法，没收他们的贪污所得，用于国计民生。没有坚决的反腐肃贪风暴，就不会有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和宪政。人民在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之后，更要整顿经济的环境。通过努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于人民的政府，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5）反暴力——第一、反对执政党对人民实行暴力统治。对于一切暴力行为给予谴责和控诉。对于罪大恶极的有血债的统治者，凡是对人民使用了暴力，并造成了大量的人民死亡的恶性事件，要进行法律审判。无论他职务多高，过去的功劳多大，凡是对人民有血债的，必将由人民依法审判。第二、一切组织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要努力克制自己。不得用暴力进行破坏一切社会文明，要运用和平的、文明的方式进行斗争。当然有人会说：如果我们在和平文明的斗争中遇到暴力怎么办？我们认为，能避尽量回避。不能回避时，我们可以自卫。但我们不主张以暴制暴，因为以暴制暴的结果，只能产生更深刻的仇恨，只能制造更多的暴力，只能扩大化暴力事件，从而产生仇恨的心理。
民主讲求文明，讲究妥协，讲究平衡，讲究求同存异，讲究包容与和解，讲求联合和吸纳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我们的目的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在各种主张中寻求最合理的方案，得到能体现人民多数意志的主张。所以，我们不是要消灭不同的意志、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党派，而是要平等发展，形成共识。当不能形成共识时，我们也要保护那不同意见的少部分人的主张。

（6）反邪教等——提倡宗教自由，主张政教分离。反对针对人的思想、心灵进行控制和强迫的宗教，反对一切违背个人意志和人类基本道德价值的宗教行为。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理应得到尊重和提倡。但反对宗教进入政治领域与政治管理合而为一，更反对宗教成为国家管理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信仰宗教的同时，还必须崇尚科学，破除封建迷信。

（6）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走过来，又经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专政学说的洗礼，加上文化大革命涉及到人的灵魂的恶性斗争。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华民族善良的传统观念，都被扫荡一空，只留下奴性的，暴力的，权力的封建糟粕。精神领域成荒芜状态，信仰严重缺失，文化没落。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追求金钱就没有了其他的人生目标了。这种社会环境，导致了道德底线的虚无。近年来所发生在经济方面的恶性事件，无不与这种道德缺失的社会生态环境有关。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一百年前从西方进入中国，曾得到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拥护，并将其对中华文化进行改造与对接。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改良作用，因此也产生出一大批中西结合的人文景观。可惜这一社会进步，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代之强行输贯给人民的是带有严重暴力倾向的，深奥难懂的、带有诡辩逻辑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统治的几十年，给中华传统的文化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给统治者种种借口掩盖其一切罪恶。比如说，某领导做错了什么事，政府做错了事，他们总是会对人民说：我们要一分这二的看问题。甚至有那些没有廉耻、没有人性的辩护，我记得一个毛主义的拥护者说：如果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的计划生育更艰难。你听听这种灭绝人性的话都说得出来。
现在提倡的“四个坚持”，“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等对人民已经再也起不到一点作用了，因为人民不再相信执政府虚伪的号召了。要对民众进行教化，不能再依靠这些假大空的宣传，那样只能起反作用。启蒙人民的公民意识，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来引导和教化人民。坚决取缔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带欺诈性的理论，如果继续让这种思想统治中华民族下去，中华民族将在百年之内走向彻底的衰落、分裂甚至消亡。
（7）反对特权、维护人权，争取民权
反对特权：我们首先要看看特权的来源。在西方十八世纪反特权中，反对的主要是世袭贵族特权，是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斗争。所谓世袭贵族，就是那种一生下来就有的特殊身份带来的特权。中国没有贵族，但中国有特权，中国的特权与十八世纪西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特权来源于封建的政治制度所给予的地位和权力。这里面也有生下来带来的特权，比如那些高官家属，如高干子弟，通常我们称为太子党。他们因父辈的官员地位，一生下来就比普通人民多了许多的机会。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的非公平性，导致中国社会特权种类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权力特权。中共的权力特权，表现在等到级森严的干部待遇制度上。从用暴力争得天下的那一代人，一直到现在的所有领导干部，都是特权阶层。上一辈人口里叫着：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解放而奉献，但天下打下来了，还是逃不出封建的坐天下，做人民主人的享受思想。在设计社会制度时，官僚主义者把种种好处往自己身上安排，美其名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以致于毛泽东后来都觉得不过意，对人民没办法交待。所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要彻底对官僚主义实行改造甚至专政，不过他失败了。越专政特权越厉害，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点点法律制度，也被革命需要扔掉了，他自己也没有逃出这种特权的诱惑，成为最大的独裁者，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使然。中共的干部制度，造成了只有党说了算的人治环境。各级党委书记就代表了党，其实还是个人说了算。但毛并不知道失败的原因，把这种打不死，消不灭的官僚主义归结为封建资本主义思想，确实是封建官僚思想，但却是从他所缔造的新中国的体制上生产出来的。因为他所缔造的所谓新中国体制本来就是一个封建官僚管理体制，不生产这种东西还能生长出其他的民主自由不成。
那个时代的人有点特权，在中国老百姓心里可能还说得过去，因为他们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自己能图个享受嘛！这是中国民众的普遍思想，是封建小农思维模式。但他们特权之大，为世界所罕见。一个党委书记，可以不通过法律而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借口此人是反革命就行了，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当然，那些革命时光辉的口号，因为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在人民面前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到了坐天下的第二三代人，还享受这种特权，是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了。这种特权不是法律所赋予的，而是制度本身所给予的，是人为地给予的。例如：各级官员在毛时代是终身制，到毛时代后虽然没有了官位终身制，但待遇还是终身制。各级官员犯了嫖娼罪只需进行党纪处分，而老百姓却要受法律处分。人大代表犯法可能只需取消其代表资格，而老百姓可能会要拘留，关押甚至判刑。在执政党内，干部的待遇，也是等级森严的，根据官级的大小而享有不同的特权。所有国家的福利制度都是扶贫助弱的，唯独中共执政的中国反其道而行之，越是不愁生活的，越是生活得高枕无忧的，其福利待遇越好。因为权力来源于暴力，来源于打天下，所以权力就不把人民放在眼里，所以所有财政收入都是他们任意开支的来源，不用对人民负责。才会产生出：代表人民的利益，公款消费几千亿上万亿，决策失误成千成万亿当作交学费的今古奇观的现象……
按照现代社会制度来讲，这种权力来源就是不合法的。他们却正因其不合法，干脆就不在法制的范围内使用权力。按照现代的国家政府制度来讲，现在的执政党，现在的政府，不具备合法的执政资格，但他们干脆就不经过人民的选举，用暴力手段来维持执政的合法性。所以，暴政下的绝对权力，导致了他们为所欲为的绝对特权和绝对腐败。
第二种特权，经济特权。经济特权有二种来源，一是源于权力特权，二是源于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经济群体。来源于权力的经济特权，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就有的，是制度给的。例如：由于户籍的原因，城市人口所享有的福利、工资、粮食等保障，农村人口是没有的。干部所享有的各种补助，按级别分到的房子、工资、吃穿用、公费医疗等等，普通的城市居民就要少得多，甚至没有。在物质馈泛年代，看不出很大的差别，但与当时的生活水平挂勾起来比较，差距还是挺大的。这种人为的制度化的国民岐视，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差别，更重要的带来了政治上的、人格上的、心理上的、思想上的打击。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在毛时代，有多少因农村出身的少女（还不含更被岐视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后代），为了一个商品粮户口，而忍受着心身的耻辱，嫁给那些她们并不爱的却具有城市户口的男人，那是整整几代人的伤痛和悲哀。由于出身和社会身份所导致的等级差别悲剧就更不用说了。一场以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为理想，而号召起来的革命，结果带来的却是最大的剥削和不公平的耻辱结果。
改革开放后，经济上的特权就更显大了，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们，利用行政权力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机会，大捞特捞，根本不把普通人民的利益放在眼里。价格双轨制、企业改制、走私、偷税漏税、出卖国家财产、土地出让、公共投资、国营垄断企业经营，股市楼市等等。每一次经济改革，都是一次权力对利益的重新分配，都是一次对人民利益的剥夺和瓜分。这样就造成了三十年经济改革发展的结果，出现了占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一的特富阶层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贫民阶层。
资本主义初期至所以被谴责，是因为资本家利用所掌握的资本对没有资本的人进行劳动剥削。由于资本本身的力量，导致劳动者处于弱势的不平等的一方，有违人类平等的道德原则。但工人可以通过政治上的手段进行抗争，政府在劳动者的抗争中也不得不扶持弱势的劳动者一方，后来因此产生出了基本的平衡局面。而中国在经济改革中，不但没有利用政府的行政法律权力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进行保护，反其道而行之。剥夺了劳动者为争取和维护本身权益的基本权力：如禁止罢工、游行、示威、谈判、组织维权工会，剥夺了劳动者的人权。这种做法是极其反动的做法，是导致巨大贫富差距和导致劳动者奴隶化的罪魁祸首。也为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
今天的中国社会，处处是特权，除了干部特权，即得利益特权，等级特权，户籍特权，资源特权外，还有地域特权，教育特权，工作就业特权，住房特权，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特权，死人特权（同样的意外死亡，城市人的补偿与农村人的补偿不一样）等等。还有，由于国家与社会集团利益垄断造成的特权更是数不胜数了。可以说，目前的中国大陆，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特权构成的社会。
维护人权：不只是我们今天才提出来的，也是执政党和政府早就提出来了的。但执政党和政府在对待人权的问题上，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提倡人权不妨碍其统治和特权时，就会给人民一点点权力。当给人民的权力会妨碍其特权和统治时，则会毫不犹豫地舍弃人权。而且，现在的中国社会所提的人权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具体的内容，没有体现在过程中。例如：人权中所含的言论、新闻、结社、罢工、示威、游行、思想自由等等基本人权，宪法上明文规定了是给予了人民的，但当人民去使用时却又受到打压。比如，在国际上签署各种各样的人权条约，到国内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说做不一致的现象，在现政府执政中普遍存在。这就让人民对政府失去了基本的信任。长期如此，就导致了人民与政府的普遍敌对情绪。中共执政的几十年，导致了无数的人权灾难，每当发生人权灾难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时，他们部是会祭出爱国主义和不干涉内政的大旗来为自己辩。
争取民权：权力特权、经济特权、体制特权所带给社会的危害是数不胜数的。特权是人类道德所不允许的，是现代社会所不允许的。只要有特权存在，社会就不可能有公平正义，只要有特权存在，人民就不可能富裕平等，只要有特权存在，人民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就会流向特权者口袋。只要有特权存在，法律就不可能公正，民权就无从谈起；只要有特权存在，就不会有普遍性的人权；只要特权存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人，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复兴。
中国人民长期的受欺凌和压迫，结果是变得麻木，逐渐失去自主性和独立性。一个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民族，就会成为一群没有思想没有人格的低级动物。要消灭特权就要主张民权，只有民众拥有了为自己生存发展管理自治的权力，才会反过来制约特权。特权是以剥夺民权为存在基础的，没有了这个基础，特权就会消失。民权体现的方式主要是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罢工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成为公权执行者的自由、监督与弹劾公权执行者的自由、新闻自由等等在法律范围内的，以不损害他人自由为前题下的所有自由权力。
中国几千年来，包括以共和国命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目前为止，中国有民权吗？没有，从来没有。我们在说到中国的问题时，我们通常会说：是农民的问题，是工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说是民众的问题。但中国真正的问题，其实就是权力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中国的农民是什么？中国的工人是什么？中国的人民大众是什么？真的象《宪法》所说的那样是国家的主人吗？真的象领袖们口中所喊的那样：是父母吗？真的象封建皇帝们官僚们所说的那样：是子民吗？不是！在中国几千年的体制中，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在国家的权力中，他们什么也不是！可是，在国家的构成里面，在国家和民族的存在里面，在未来，他们是一切！那么是该到了让人民是一切的时候了，怎么样才能让人民是一切嘞？绝对不可能是领袖们喊口号的形式主义，而是真真切切地让人民自由、自主，给人民以民主的实质。让他们拥有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主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员（领导人员）和能自主罢免、弹劾自己的管理人员。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如何才能让人民真正的拥有权力，而不是被代表、被剥夺、被形式化、口号化的民权，是我们中华民众联盟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
清醒的人们都能看到，经济虽然在发展，资源、环境、生存、人权的代价是巨大的。一种民族危亡的潜在局面正在形成。我们可以翻翻历史，中国目前普通民众思想的社会状态，还停留在西方中世纪的年代。对人类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