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膀上扛着她们的丈夫 开国元勋夫人的《忠贞》

jiasongyun

　　“我脑子里经常出现一幅画面，她们丈夫的肩膀上扛着整个国家，她们的肩膀上扛着她们的丈夫。”拍完文献纪录片《忠贞》，山西电影制片厂导演、《忠贞》制片人姚言感慨到。

　　《忠贞》的拍摄历时7年终告完成，因其主角的特殊身份———“开国元勋的夫人们”，目前，这个半年前就拿到广电总局“通过令”的纪录片还在等待“播出顺序”———哪位夫人放在哪位夫人之前。

　　这让姚言觉得“不好跟老妈妈们交待”。7年前，这些老妈妈对她来说是红墙里的神秘人物。7年当中，从人物简历式的拍摄大纲，到远机位的跟拍，到面对面的采访，神秘的“夫人”变成了“刘妈妈”、“张妈妈”、“于妈妈”、“薛明妈妈”、“齐心妈妈”、“光美妈妈”……

　　


　　邓小平、卓琳在延安时期的合影



　　晚年卓琳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结婚照


　　晚年王光美

　　姚言一直记得她带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天津洋货市场的“探险”。

　　那年，曾被毛泽东戏称为“娘娘”的刘英94岁，距离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里将她比作“春天的知更鸟”，惊叹身材矮小的她“在长征途中没有被大风吹走，居然也到了延安”已逾半个多世纪。

　　刘英的秘书问姚言：老太太特别想去天津的洋货市场看看，但又不想惊动别人，你能安排吗？姚言通过在天津做生意的朋友为刘英安排了一次私人出游，“老太太玩得可开心了，还自己选了两件衬衣。”

　　“我当时就是觉得他很帅”

　　80岁的薛明面对镜头，讲述她与贺龙的恋爱经过。

　　当时贺龙42岁，是西北局赫赫有名的司令员；薛明22岁，是从天津投奔延安的漂亮女学生。第一次见面，贺龙向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将来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

　　此后，虽几经组织撮合，薛明一直没动心思。

　　有一回，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贺龙在前，薛明在后。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里，贺龙回头拉她。

　　“我一抬头，正好一个大闪电，我这么一看———当时，不可能专门有那样的机会去看他———他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子里，腿比较长，走路步子很大。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我当时就是觉得他很帅。”

　　贺龙把薛明拉出来，指指不远处：那就是你的驻地了。“当时他要是继续送我或者是拉着我走，我就不一定喜欢他。后来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女同志跟男同志腻腻歪歪的。他拉了我那么一把，就是这么一瞬间。”

　　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笑话”：他们散步了，还送了，压根就成了嘛！

　　不久，彭真上门找薛明：

　　———我今天是专门来给你解决问题的。

　　———我正有些工作问题不懂，要请示你。

　　———你别给我来这一套，我今天就要打开窗户说亮话。老贺谁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是，老贺没有时间跟你坐在这西北局窑洞里谈恋爱。他要到前方打仗。我们觉得你两个人可以做夫妻！你有什么问题给我说……

　　薛明和贺龙的恋爱过程几乎是所有夫人的“爱情模板”——领导看中、主动追求，组织撮合，结婚，很多人在婚后成为丈夫的专职秘书。

　　这种恋爱方式曾让很多人觉得不适应。

　　1938年，风华正茂的朱仲丽是延安的保健医生。“在延安，应该说我当时是非常自傲的！我又年轻！才21岁就是个大夫，又是个女的，也还长得可以。很多人都重视我，而且也知道我没结婚，要追求我。但是延安谈恋爱的方式我不大适应。长征一完，急着分散到各个根据地打游击，所以非常匆忙，往往都是今天见了面，明天就……你爱我吗？后天，我们结婚吧！”

　　不适应归不适应，不久，朱仲丽也遁入这样的婚姻路线。尽管介绍人是毛泽东，尽管丈夫王稼祥没有一见面就谈婚论嫁，而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将围棋的棋眼比作游击队的根据地，但在斯巴达式的延安要求一份曲折的罗曼蒂克也是不现实的。不过，朱仲丽还是不费太大踌躇地完成了某种置换：“我的脑子里觉得……他是病人，我是医生，我应该对他爱护，这很要紧。第二，我觉得他是党的，他长征过来，吃了很多苦的，我是个大学生，我怎么也不能摆架子，知识分子不能瞧不起老干部。”

　　做谁的夫人对夫人们来说往往是不可改变的命运。按照今天的标准，这样的选择多少有些无奈，但她们一旦接受了就忠贞不渝。

　　“如果他真愿意跟我好，我就愿意把他照顾好”

　　1940年代，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物理研究所风华正茂的助教，最崇拜的是居里夫人，“不是因为她是‘夫人’，而是因为她本人的了不起。”——那时王光美还不知道她此后大半生的命运会紧紧地跟“夫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王光美从辅仁大学调入中美军调处执行部做翻译。1946年，她坐飞机与美方代表一起飞抵延安。为了去延安，王光美放弃了拿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的机会。早就对延安心怀憧憬的王光美透过舷窗向外眺望，她看到的是一座接一座的山。

　　“跟我一起工作的好朋友老提醒我：你是坐飞机到延安的。这话里有什么含义呢？就是你是没有经受多少考验跟困难的人，你自己始终得意识到这点。毕竟一上飞机就到了，你要走，一步步，且得走呢，千辛万苦啊！”

　　王光美第一次见刘少奇，没敢说话，只握了个手，“我老觉得我自己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

　　身居高位的刘少奇却很爱找王光美说话。有时候碰巧是刘少奇吃饭的时间，他会递给吃过饭的王光美一只小梨，两人一个安静吃饭，一个安静吃梨。

　　王光美从旁观察，发现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刘少奇的蒸饭碗里总有一瓣蒜，吃完饭老在胃部搁一个热水袋。“我有时候太规矩，就不问。可是你可以观察，慢慢就知道那是他胃不好。”

　　从延安到西柏坡，王光美渐渐知道刘少奇是单身。“如果他真愿意跟我好，我就愿意把他给照顾好，因为党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

　　坐着飞机到延安是王光美一辈子的“心病”。结婚以后，她全方位地按照党的道德体系要求自己。

　　王光美骑自行车上下班，穿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上衣。她悉心照顾刘少奇前妻留下的子女，教从苏联回来、不会中文的刘爱琴(刘少奇和前妻的女儿)写“农民”和“阶级斗争”。

　　丈夫的办公桌是王光美的禁区，丈夫是高级干部，她是普通干部，丈夫桌上的文件和电话她从来不碰。在家里，丈夫是一个“等级”，她和孩子是一个“等级”，丈夫每餐有一个水果，她和孩子不能敞开供应。她让孩子们从小养成照顾爸爸的习惯，每回举行家庭乒乓球赛，小孩都会自觉输掉，让爸爸赢得奖杯。

　　刘少奇去基层视察工作，忘了跟在场的哪位地方干部握手，王光美发现之后，一定带着微笑领刘少奇走过去，把握手补上。

　　“文革”期间，为了掩护丈夫，王光美跳上桌子转移红卫兵的注意力。

　　“文革”之后，王光美不愿意因为丈夫的原因被人“像老奶奶一样供起来”，彭云请她参加“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的活动)”的时候，她欣然同意，“我一般还不愿自己以‘夫人’的身份活动，但是实际上不知不觉我享的是这个待遇，要不然我怎么住这楼啊！这么多特殊待遇必须知道，知道它才觉得我应该报答人民更多一点儿。”

　　“为了妈妈，咱们一人说一段”

　　有几位夫人明确提出，拍摄可以，但不接受采访。薛明就是其中的一位。很长一段时间里，剧组只能“被动记录”———夫人们出席各种活动的时候去跟拍。

　　机会是慢慢等来的。

　　2001年，贺龙和薛明的儿子贺鹏飞去世。这对幼年丧父、中年丧夫的薛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姚言对薛明说：“薛妈妈，鹏飞大哥走了，大家都很关心你，不知道你是站起来了，还是趴下了。”

　　个性刚强的薛明当即对姚言说：“我拍，不仅要拍，还要拍好。”

　　采访安排在隔天。为了使患甲亢和神经官能症担心自己形象不佳的薛明不致紧张，开始的时候，摄像机远远地躲在门后，只取薛明的侧面。老太太的话匣子慢慢打开，讲到那个雨天的时候，她已经忘记了门后的机器。姚言悄悄地向摄像挥手，机位前移。

　　“文革”在摄制组对所有老妈妈的采访中都是一个一带而过的话题，尽管在“文革”中，《忠贞》的16位主角——张闻天夫人刘英、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徐向前夫人黄杰、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宋任穷夫人钟月林、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彭真夫人张洁清、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贺龙夫人薛明、陈云夫人于若木、杨成武夫人赵志珍、邓小平夫人卓琳、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王树声夫人杨炬、习仲勋夫人齐心、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

　　“她们不愿意谈‘文革’，她们说：我们向前看。”姚言说。

　　关于“文革”，薛明只谈了两件事。贺龙和她被带走的时候，亲生子女们没有一个在身边。在西山的关押所，夫妇两人想孩子，彼此又不敢说。有一天薛明在台阶上发现一封敞着口的信，信是小女儿贺黎明写来的。

　　薛明80多岁的时候，还能把这封信背出来：“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现在到船里去劳动了，八级台风他们都不晕船，他们劳动得很好，你们放心吧。”

　　贺龙最后以到医院就诊的名义被带走的时候，一直伸着手，眼向着妻子：我去住院，那你呢？薛明嘴里说，我跟着你，可她能做的是看着自己的亲人上救护车，车子慢慢开走。

　　在关于卓琳的一集里，邓楠回忆，“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贴上墙之后，卓琳晚上蒙着被子给他们讲父亲的经历。“文革”初期，邓家兄妹被赶出家门，邓小平和卓琳被软禁在自家的院子里，到了晚上，四周漆黑寂静，邓小平抽烟，卓琳跟着抽，为了节省，她只捡邓小平抽剩下的烟头。

　　儿女们知道母亲的不容易，在姚言历时7年的拍摄过程中，各家的儿女是她最大的支持者。

　　拍卓琳的时候，摄制组想采访她的一位儿女。邓家兄妹专门开会推举代表，开始想让大姐邓琳代表，邓琳推说自己上镜头形象不好，几兄妹推来推去，最后的结论是，为了妈妈，咱们一人说一段。

　　“她们都是‘组织观念’特别强的人”

　　让开国元勋的夫人开口说话可不容易。“建国之后就有规定，健在的中央一级领导人不能拍摄；
2002年又规定，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及其子女也不能拍摄。”筹拍《忠贞》的山西电影制片厂、山西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用姚言的话说都是“小不拉”的单位，
“如果是中央电视台拍这个片子，肯定会顺利的多。开始的时候，怎么让别人相信你，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她们都是‘组织观念’特别强的人。”姚言说。

　　《忠贞》的“策略”是首先取得全国妇联的支持，在广电总局通过立项，之后联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组”、“邓组”、“陈组”、“彭组”、“任组”、“张组”(专门负责研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机构)，其余家庭联系中共中央党史办及为各个家庭所认可的传记作家———这等于是找到红色家庭的门。

　　因为题材的原因，《忠贞》在拍摄过程中历经层层把关，第一步是根据党史办或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提供的人物简历拍素材———如果哪位老妈妈身体不好，这个环节就要停下来；第二步请撰稿人就拍到的素材写脚本，写好的脚本要经中宣部、党史办、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各位夫人签字认可；第三步导演根据脚本编片子，编好的片子送各级机构和夫人们签字……

　　7年即便对一部纪录片来说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漫长的等待中，子女们或多或少对姚言产生过怀疑。2003年，姚言通过“邓组”向邓家借照片，“邓组”的工作人员问：你们的片子这么长时间还没拍出来，你们是不是草台班子啊？

　　姚言当即给邓榕写信：毛毛姐……九九年大米几毛钱一斤的时候，我们拍片的补助每天三十元，几年过去了，大米已经涨了一倍多，我们的补助还是30块钱，看到同行们买房买车，我们没有动摇，依然坚持着。是老妈妈们的奉献精神感动着我们，我们要为她们做点事情……

　　几天之后，一封来自“邓组”的公函到了剧组：受邓榕同志委托，请姚言同志到我处拿照片。

　　7年当中，姚言拍的16位老妈妈中有4位相继辞世。

　　现在，姚言最大的愿望就是《忠贞》能尽早播出。她急于把她所亲眼看到的那些“老妈妈”告诉别人。

　　(本版照片均由《忠贞》剧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