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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里中心一楼。23岁的尧西·班·仁吉旺姆顺手从报架上拿起一份英文报纸,她立刻被头版头条标题——“4月13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将在杭州举行”所吸引。在她想拿走报纸时,门口的侍者挡住了她。
她几分咄咄地问,能否买下?侍者含笑拒绝。
那就在外面买吧,她无奈道。这个侍者并不知道眼前这位年轻的、全身时尚名牌的、漂亮中还带着洋气的女孩是谁,她为什么非要这份报纸不可。
尧西·班·仁吉旺姆,密宗的含义是:智慧的圣母。
“这是爸啦为我起的名字。”回到她的城堡,那间藏式薰香氤氲的屋内。她身着那件唯有特殊级别的人才能穿上的黄色藏装,藏装明黄黄的亮,赛过屋中正面壁画里珠穆朗玛峰上的一抹余晖。她在衣服上别上一枚像章,像章里一个男人微微笑着,那人就是她的“爸啦”——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仁吉旺姆
十世班禅和妻子结婚三周年纪念照
十世班禅全家人和邓颖超在一起
十世班禅身边的人都称呼尧西·班·仁吉旺姆为公主。她笑眯眯地说,你也可以叫我仁吉。
桌上,一盆粉艳艳的红莲花。管家端上一碗白稠稠的酥油茶后,一直静候在公主的身旁。仁吉旁若无人,一边翻阅清华大学的学习提纲,一边熟稔讲述往事。可是,“公主的身份,在当今中国如何被肯定?”
如何被肯定,无从考证。打从我记事起,爸啦身边的人就这么称呼我。至今很长时间了,我也很自然了。我想,“公主”一名缘起于爸啦是十世班禅,是藏传佛教的领袖吧。
1983 年6月,我出生到了人世间。首先,我想很多人会很好奇我爸啦的这段婚姻,会提出疑问“班禅怎么会娶妻生女?”生长在内地的人不明就里,不了解藏传佛教的习俗。藏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与注重自身解脱的小乘佛教不同的是,大乘佛教强调的是利他,利大众,清规戒律较少,所以在藏区,活佛通婚的事情极为普遍。但历代班禅中,确实只有爸啦结婚,从第一任班禅大师到我的爸啦,漫漫六百年,于我,能成为第十世班禅的女儿,我相信我的佛缘是很深厚的。
而我的阿妈啦,李洁,身为前国民党将领董其武心爱的外孙女,一位名门闺秀,一个汉人女子,能在爸啦解除监护后,认识他,嫁给他,也自是他们的奇缘。
爸啦过世时,我才五岁半。他生前是不可能向一个小孩子解释他为什么文革甫一结束,就萌动凡心的。我现在长大了,根据阿妈啦的回忆,和我个人的分析,我想正是爸啦在“文革”的遭遇为他日后的姻缘埋下了伏笔:
1961年,爸啦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他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等运动产生了强烈质疑,敏感于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于是,在他回到西藏后,就开始运筹上书,想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给中央上呈一份书面材料。这就是日后所谓的“七万言书”。
“七万言书”列举了“七个认识”,言辞尖锐激烈。可想而知,“七万言书”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虽对其中言论提出不同意见,但也肯定了爸啦在材料中指出的部分问题。
可是,一年多后,“七万言书”被打成“反动纲领”。爸啦受到严厉批判,继而,一切职务全被撤销,同时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图谋叛国”三顶帽子。
周总理曾有心保护爸啦,先将他从拉萨接到北京,安排爸啦一家人住进已故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寓所。除了参加民委办的学习班和被安排到低压电器厂劳动改造,那段日子,相对于倍受冲击的老干部,爸啦过得比较平静。
可他还不知道,痛苦,还没真正开始……
1966年,“文革”刚一开始。爸啦就被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强行押走,造反派铁丝的勒痕深深嵌入爸啦的双肩。
1968 年,爸啦被再次押走,这次他被彻底隔离监护。曾有资料转述过爸啦在监护中的生活细节,比如说他为了排解心中郁闷,曾故意和看守找事吵架,也曾砸坏过他住的小屋的窗子等等,对于这些细节,我无法证实。但试想,爸啦三岁就被迎往青海塔尔寺当活佛供养。他被关时,年仅28岁,血气方刚,哪受过这种侮辱?一个大活人,在长期无人与他交流,每天只能与冰冷的铁门、灰暗的单人牢房相伴,未来看到的只有遥遥无期的监禁,他怎会不烦闷、不愤懑?
关爸啦的小屋仅仅八九平米,屋内除了一床一桌一椅,设施极其简陋。屋子的窗户上设有一个漏斗状的小窗子,看守正是通过小窗监视里面的一举一动,而爸啦则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
但他知道,离他最近的就是当时的北京副市长万里。再过去就是彭德怀元帅、罗瑞卿将军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因为曾是“隔壁近邻”,所以,爸啦平反后,我们家与万老家走得最近。
为了不使光阴白白流逝,爸啦除了每天在屋内诵读佛经,就是学习汉文和马列著作。所以日后,原本只会说藏语的爸啦除了能说一口流利汉语外,还精通马列著作,并将一本藏文字典翻译成了汉语。
可这些仍无法排遣他内心的寂寞。爷爷、奶奶那时尽管健在,但都不属于能探视他的人员,而当他每每得知其他难友的妻儿探视时,就会因为自己无人嘘寒问暖尤其感伤。
微笑的仁吉,紫色的眼影,精致的淡妆却掩盖不了她眼中的一丝锐利。她说是双子座的女孩,自然会有双重性格。而且她身上流着藏传佛教领袖的血,还有她亲爱的阿妈啦的血,这就像性格的两面:坚强和温柔。在西藏,她属于“团结族”。
是的,在藏区,如果父母一方是汉人或藏人,那么,他们生下的孩子就是“团结族”。这没什么,我爸啦一生光明磊落,我是他的女儿,这点性格也极像他。
十年牢狱生涯,令爸啦身心疲惫。解禁后他更加渴望拥有一份俗世的家庭幸福。
1978 年,中央组织了一批像爸啦这样特殊的民主人士,让他们出游看看祖国山河变化。于是,一支考察团队就这样形成了,带队的副团长正是阿妈啦的外公董其武。爸啦在这支团队里年龄最小,与他能够亲近的反倒是我太姥爷身边的警卫员。在两个月的接触中,爸啦向这名年轻的警卫员袒露心迹:他想找对象结婚。警卫员是个热心肠,满口答应帮爸啦物色对象。
活动结束后,警卫员找到我的阿妈啦说,小洁啊,我们团队里有个叫班禅的,你能不能帮他介绍一个女军人啊。
没读过什么书的警卫员虽和爸啦相处一段日子,可他对班禅的历史掌故知之甚少。阿妈啦从小生长在太姥爷身边,常识典故耳濡目染。高中毕业后,她先在太姥爷的 69军当医务兵,后又考入第四军医大学军医系。想来那时的她,虽未曾见过班禅一面,肯定也是久闻大名。对于一个19岁的少女,“十世班禅”无疑充满太多传奇。
加之阿妈啦生性活泼开朗,也是一个热心肠,得知此事后,马上热忱张罗开来。要为男方作介绍人,岂能不见他本人一面?于是,阿妈啦请警卫员代传口信,她要见他本人一面。
不知为什么,警卫员没把事情向爸啦讲清,爸啦这边以为是正式见面了,而阿妈啦也带上她的五姨一同赴约。这种场面,也难怪爸啦会产生美丽的“误会”,如今想来,也许全是命运使然。
我无从得知,爸啦第一次见到阿妈啦时的感受,但你可以看看阿妈啦少女时代的相片,她是那么美,一双眼睛顾盼神飞,极显聪慧。面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爸啦即使真的“错认”了,他肯定也是愿意“错”下去的。
不可能有恋爱经验的爸啦,率性如他,一开头就向阿妈啦坦言,自己一无所有,什么都不可能给她。不光如此,因为自己没有彻底平反,如果两人真走到一起,她还要做好随时同被监护的心理准备。
这番话留给了阿妈啦极深的印象,她过去还不曾得知有谁会刚一认识,就如此坦白的。也许,正因此,两人的爱情真正萌芽。
对于他们的婚姻,阿妈啦的家人自是不看好,要从中反对。首先,男方大女方很多,虽然是尊贵的十世班禅,但毕竟头顶上的“三顶帽子”还没完全摘掉,尽管如此, 1979年1月,阿妈啦还是嫁给了爸啦。此后,爸啦严守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戒律,从此不再作为出家人穿过袈裟,只穿华贵藏袍,即使参加重大的宗教活动,也毫不避讳自己已有妻室。
十世班禅44岁那年,他得到了至爱珍宝,仁吉。仁吉翻开了那一本厚重的相册,一遍遍地说,我真是他的掌上明珠,我一直都过得很幸福,可是爸啦与我生活的短短几年,才是我最幸福的时光。说着说着,她低垂的眼睑隐隐闪动着泪光。
我出生一百天后,邓颖超妈妈和习仲勋伯伯来到我家。我的小名“团团”就是邓妈妈起的。邓妈妈抱起我,说这小女娃儿的脸蛋团团的,干脆就叫她“团团”吧,而其中另一层深意,也是希望汉藏民族间能团结和谐。
爸啦可真是疼我啊。如果他在家开会,要求绝对的安静,没有任何一个人敢随意走动,唯有我可以跑出跑进,一会儿跳到他的大腿上,一会儿搂着他的脖子腻着他。
也许正是因为聆听佛经长大,我也比较早慧。从小过目不忘,即使一岁多时所见,现在依稀还能说出几分,这常让阿妈啦吃惊不已。而早慧如我,又怎会忘却,1989年1月爸啦的离去。
以往为爸啦送行,往往只要送上机就可以了。可那次,爸啦十分恋恋不舍,一次次让人叫我进舱内,一次次叮咛我很多事情,比如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他的助手;一定要听阿妈啦的话等等;当时陪在爸啦身边的活佛们事后回忆说,我们母女离开他后,爸啦曾真诚地对他们说,这次他离开我们,内心非常难过。希望活佛们以后能像照顾他一样,好好照顾他的家人。
1989年1月28日,爸啦在日喀则圆寂了。他圆寂时,消息还是被封锁的。
我和阿妈啦被通知火速赶往日喀则,途中无人向我们提起爸啦的事情。等我们到达班禅历代行宫德虔颇章时,我就看到很多人在哭泣,有的人甚至哭昏过去了。
那年的那天,天空,日喀则湛蓝的天空,自此在我的心灵上仿佛塌了一角。
在我10岁那年,阿妈啦做了一个神奇的梦,她梦到了佛祖。佛祖在梦中指点她,要她送我远行,去往美国,在那里学习将是我最好的出路。她从梦中陡然惊醒,从那时她就蓄下这个想法。
也许,在你们眼里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事实就是如此。
1996年7月21日,小学毕业后,我去往美国纽约留学,暂居于妈妈的五姨家中。那时的我才13岁。
如果不曾捕捉到仁吉眼中的犀利,就不会相信仁吉在美国的一段生活:见识布鲁克林贫民区生活,128中学的大姐大,手拿小刀和黑人学生比划。她说那对她倒是很宝贵的一段人生经历,别以为公主就没吃过苦。
五姨毕竟去美国时间不长,一切处于创业阶段,生活也不尽如人意。我住在她家,条件自是不比在国内了。
她将我送往离家较近的128中学就读。呵呵,那可真是一所可怕的中学。学校里加我,一共4名亚裔学生,不会说英语,会说点广东话。其他学生多是黑人学生。在那里,我见识过布鲁克林区最差的生活环境,也第一次尝到背后被人突然袭击。那段时间,我形成了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回头的习惯。
我想也是那段生活,让我体内另一种性格被激发,那就是反抗。我是十世班禅的女儿,我绝不允许自己宁愿被欺侮而不敢还手。当然,这一切要瞒着阿妈啦。就算我再想她,受多大的苦,我也不想在电话里透露半个字。
在那所学校,我一共呆了五个月。五个月里,我和那帮黑人学生一样,拿起小刀,在放学后追逐打拼。他们在阿妈啦为我买的厚皮甲上留下一道道口子,也许由于有护身符护体,所幸没有伤及我的肉体。
三个月后,阿妈啦到美国看我。知女莫若母,她从一点一滴的细节中看出了端倪,特别是她每天站在窗口目送我上学时,发现我有回头的习惯,她知道我有事没对她说。
在逼问下,阿妈啦知道了我在纽约的这段真实生活。通过朋友的介绍,她在美国为我找到了一位监护人。这个人就是好莱坞的武打巨星:斯蒂芬·西格。
转到洛杉矶私立学校读书后,每到周末放假,斯蒂芬都会派车接我回他家住。他有6个孩子,自从做了我的监护人后,他就常说他一共有7个孩子。我是他最宠爱的一个。
我这位监护人可不像他在银幕上那样冷冰冰的一副硬汉形象。他本人是极其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私下极其温和,而且十分好客,家里就像一个自由市场,常常人来人往。
更为有趣的是,他很注重身材,不仅常常健身,每顿饭还像时髦女性般计算着卡路里。不能说他是我的第二个父亲,但他让我见到了美国人身上的勇敢和独立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在美国给予了我家庭般的温暖。即使在我去华盛顿读大学政治系后,他也经常去看我。
仁吉念念不忘西藏的藏粑,也爱喝正宗的卡布其诺。如同她身上流淌着汉藏两族的血液,中美两国的文化也在她身上交替自如。
选读政治对我是非常必要的。你知道爸啦生前来往的友人都是政界人物。我从小就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们的消息。在这种环境熏陶下,从熟悉每一张面孔到关心他们做什么,久而久之,我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
而且我是班禅的女儿,我曾发誓要继承他的遗志,终生致力于民族团结,加快藏区经济建设,架起中西方文化间的沟通桥梁。要做好这些,岂能不懂政治?
我在美国从没忘记过这一理想,始终刻苦学习。在图书馆里,我常常读书至深夜,甚至最后一个离开。还常常利用学习之余,尽力参加一些国际活动,比如在牛津召开的“藏学研讨会”,访问世界红十字会、世界女政治家大会,担任过学校学生会主席、洛杉矶国际学联主席,现任西藏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世界援救协会总顾问等,社会活动总是很丰富。
考大学那年我考上的是美利坚大学政治系,最终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
我不否认,我在美国拥有名牌跑车,大学四年,同学多是公主或王子,这其间昂贵的费用,都要感谢阿妈啦的操持。爸啦圆寂后,曾为我们留下了房产,加上她自己也有工资。曾有过一些崇敬我爸啦的教徒,提出帮助我们,都被阿妈啦婉拒了。她希望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让我尽量吃好、穿好。这不仅出于爱,她说过,我是十世班禅的女儿,过体面的生活,不仅是个人尊严的需要,也事关国家和藏民的尊严。
大学毕业前,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表示愿意接收我继续深造。就在我举棋不定时,去年五月,阿妈啦从中国打来电话,向我转达了有关方面的愿望,他们希望我能回国深造,并将安排我参加中华青联,以及到清华大学读博。所以,我现在就在清华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
在常人眼中,公主是没有烦忧的。但我有,我有我的烦忧。如果我不是班禅的女儿,不用身负重任,我也许会做做女儿家的梦想,比如当个服装设计师什么的。但,我不能有负众望。
在我18岁那年,国家安排我回到西藏,那是我第一次离开阿妈啦回到家乡。那里通讯并不发达,生活条件十分有限。可不知怎的,十世班禅女儿到来的消息却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或是一个村落的老老少少跑来看望我。
而他们只想得到我的祝福,只想向我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45天的行程过去了,当我离去时,大昭寺广场云集了数万藏民为我送行。他们热泪盈眶,口中念叨“常回来看看,我们会想念你”。
载我离去的车子越行越远,可那些藏民还伫立在那儿,向我招手。我不断回敬他们哈达时,胳膊酸痛得举不起来。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远比这酸痛的胳膊更为沉重。
我知道,爸啦在保佑我,可他的眼睛也一直在注视着我……
十世班禅
——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班禅大师俗名贡布慈丹,1938年藏历土虎年正月初三诞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的一个农户。1941年,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按宗教程序认定贡布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1949年6月3日,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总统李宗仁批准为十世班禅。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1989年1月,班禅大师从北京前往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开光典礼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而去世。
董其武
1899年生于山西河津一个穷苦农家。1924年入伍。以才干为傅作义赏识,从排长逐级升任第35军军长。曾参加长城抗战、绥远抗战,抗战期间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忻口会战和著名的五原大捷。1946年底,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1949年9月通电起义。
解放后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等职,曾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后任69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中授军衔最高的一个。历任全国政协常委、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1989年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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