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十章 4.油尽灯枯

党员必读

    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周恩来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压抑，百成杂陈，回首一生，内心的伤心难过更甚于恐惧悲愤，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


    周恩来病情的急遽恶化，解除了毛泽东批邓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暂停评《水浒》，批"投降派"，是因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还能拖多久，担心一旦批邓，周会运用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中作梗。现在，周恩来已经命在旦夕，周，邓二人的联盟不攻自破，于是可以放手大干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表面上批评江青搞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时候，就已在另辟蹊径，更新选择了批邓的突破口。其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来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选择的"石头"，而毛远新则是指派的打手。


    还在周恩来九月二十日那次手术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暗中调兵遣将，展开批邓的部署。他怀疑一直给自己当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周恩来、邓小平的人，于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紧的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来，充当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联络员。在这前后，毛特意征询了毛远新对时政的意见，既是交底，也是搜集批邓的炮弹。


    当周恩来的病势危重以后，毛泽东认为批邓的时机巳到，遂发动攻势。他指派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兴问罪之师，一连提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又把几个月前下放到上海"帮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准备换马。


    邓小平虽然对形势的逆转已经有所准备，却没有看出这是毛泽东故意采用的惹战激将法，因而在四人会上和咄咄逼人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驳斥了他的指责，说："你的描述，中央岂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毛远新自恃有毛在背后撑腰，也不示弱，回敬道："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


    邓小平的顶牛，正是在幕后坐镇指挥的毛泽东所预料到的。他在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态说："你和他吵，顺着不好，顶他，这就叫帮助。"随即下令扩大会议范围，从四人增加到八人，指定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参加进来，在政治局内部展开对邓的批评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抛了出来，让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当然，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须低头认错，就像周恩来屡屡做过的那样。为此，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但被邓所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下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继在清华大学点火后，毛又下令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中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这样，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地，整个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术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进入十一月后，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他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沉绵病榻，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尽管邓小平在和毛远新谈话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把消息告诉了他。周知道毛泽东这次批邓决心已下，准备全面重用党内文革派，今后的园步将更加艰难，而他本人日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过，死后也难免受到批判，诸如"伍豪启事"和几篇文章一类东西便是可以使用的炮弹。


    为此，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他在病重时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关于丧事，他和邓颖超商定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其中第二条是他俩早在五十年代就约定好的，不过当局势恶化后，他又再三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把骨灰全部撒掉。此外，他还当面嘱托邓颖超的秘书赵帏"照顾好大姐"。


    不言而喻，整个局势的逆转和自己在劫难逃的不祥预感，使周恩来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口里心情非常压抑，百感杂陈，内心极为矛盾。他这时的伤心难过恐怕更甚于恐惧悲愤。因为他毕竟已经跟着毛泽东走了一辈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趋，守分尽忠，从无二心，可是直到临死也没有得到毛的谅解，相反还以欲加之罪不肯放过，这又怎么能不让周氏伤心之极呢?


    不过，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影响的周恩来还是恪守所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为臣之道，伤而不怨，绝口不提心中的伤痛，相反还以重病之身又向毛写了检讨，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关心毛泽东，多次问起毛的身体，起居、饮食和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就是在后来陷入昏迷醒来后也仍然如此。


    当时在党内高层中，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要数叶剑英。自周卧床不起后，叶剑英基本上天天前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理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和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用他对邓颖超所说的话是："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而永远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已是风中残烛，不过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见形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风"的敲锣击鼓声中天天恶化，缠绵病榻的周氏已无力阻止时局的逆转，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据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尽管如此，周在这期间还是利用人们前来探视的机会，在病榻上力所能及地做了某些工作。比如叮嘱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他们手里：提醒王洪文要切记毛泽东关于"江青有野心"那段话。


    当然，最让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眼下处境困难的邓小平，一方面担心他受下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突如其来的翻脸，另一方面又为他毫不妥协的作法感到忧虑。为此曾让叶剑英去劝他不要硬顶，"再去找主席谈谈"。但邓不肯改变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把邓找到医皖来做工作，当面进行劝说。


    邓榕在回忆她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不过藏头露尾，语焉不详，书中说，周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答："永远不会!"周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应该指出，书中这种描述不大像周恩来一贯的为人。换句话说，周不大可能在背后鼓动邓小平土对抗毛泽东，即使对毛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正面硬顶，而是采取更策略的方式，这才是周恩来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至于书中周所说的那句"那我就放心了"，依作者之见，不过是在劝说无效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罢了。


    实际上，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周恩来即便心里再有想法，也绝不露出一句不满的话，就是对相濡以沫的老伴邓颖超也不说。周病重以后，邓颖超天天到医院来陪伴他，两人经常是手捏着手，相对无言，避免去想那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这已经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心照不宣的约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只好靠另一种办法来排解了。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工作人员觉得曲调太悲伤压抑，不肯给他放，想换支轻松点的曲子给他听，但一换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觉察出来，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什么不放?坚持一定要放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官方一直对于这个情况讳莫如深，不敢提及，唯恐会损害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形象"，其实恰好相反，这正好透露出他临终前悲苦的心境，让人们窥见了他内心深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这正好是对周氏留在世间形象的某种补正。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时刻，周恩来本人求生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十分配合治疗，与体内的癌魔作殊死的搏斗。但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远比他想的更严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医疗组并没有把九月二十日手术的真实情况向他全部和盘托出，所以周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膀胱内的癌瘤已经被摘除干净了。这样一来，更增加了病人配合治疗的难度。医疗组以及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隐瞒真相，对周支吾其词，搪塞他，就连老伴邓颖超也不得不这样做，按照上面的口径守口如瓶，不告诉他真实情况。


    不过，周恩来本人很快发觉出情况不对，他自己已经摸到了下腹部提起的肿块，而且由于肿瘤溃烂，膀胱内大量出血，凝成血块，所以每次换药都极为痛苦。更让周受罪的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意图，上面一度不让医疗组使用放射疗法来控制体内出血，怕这样一来，周病情的真相就瞒不下去了。


    眼见情况在一天天恶化，伤口每日出血不止，周恩来非常着急。他认为九月二十日和十月二十四日两次手术的"战略目的不明确" ，提出要下决心开刀，摘掉整个膀胱，彻底解决问题。对此，医疗组有口难言，只好按照中央定下的口陆，劝他先要恢复体力，然后再说，否则他的身体禁不起大的手术。周很不满意这样的解释，认为越等只会越坏，身体这样一天天垮下去更不行。


    为此，周恩来他帮持要找卫生部长刘湘屏谈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周氏还在一时冲动之下，拔掉了他身上所有的插管，说是要"自力更生"，掌握主动权，"弄得情况一时很紧张"。后来还是医疗组对周施行了放疗后，才基本上控制住膀胱内的大出血，暂时稳住了病情。


    应该说，医疗组为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对于周本人来说，活着已成为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在体内癌细胞的肆虐吞噬下，从十一月下旬开始，他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己经明显不行了，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溃烂，同时由于肠梗阻，进食已经十分困难，此外痰中带血，心脏也出现了危象，尽管战胜病魔的希望已经变得很渺茫，但周恩来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继续与病魔苦斗，甚至还打算用二至六个月的时间恢复体力，然后再做摘除膀胱的手术。


    为此，周恩来强迫自己进食，"我要多吃几口饭"，成了他这段时间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他每咽一口都会引起强烈憾心呕吐的反应，满头是汗，每次吃饭都有如一场艰巨的战斗。周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数数的办法，一口一口地"消灭"，尽量争取多吃一点。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撑多久。到十二月中旬，周恩来的肠道已经完全梗阻，无法直接进食，只好全靠鼻饲、输液、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各种抗菌素，引发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在这种情况下，周的体力很快便消耗殆尽，时常昏睡不醒，已经接近油尽灯枯。


    同所有癌症晚期病人一样，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也经受了癌痛惨烈而持续的折磨。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周死后，对他的遗体做病理解剖时，发现他体内的癌瘤已经扩散到整个盆腔和腹腔，盆腔内已成"冰冻"状态，即盆腔内的脏器互相粘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硬块。


    不过，周恩来的忍耐克制能力，一如其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却是超平常人的。每当剧痛袭来，他往往大汗淋漓，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疼得死去活来，但他总是暗自强忍，在清醒时始终不肯哼一声，只是在昏迷中偶尔发出轻微的呻吟。只有当痛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才请求医生给他打一针杜冷丁。然而，止痛针使用次数多了，效果不免递减，开始时还可以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最多只能管两、三个小时，又不能连续打，间歇时还得独自承受剧痛的煎熬。


    每当痛到极处时，周恩来常常下意识地紧紧握住在一旁陪伴的邓颖超或医护人员的手，或是让放《国际歌》来激励自己战胜病痛的意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还是竭力控制他自己尽量不要露出过分痛苦的表情，以免让别人为他难过，甚至还吩咐他的保健医生说："你去给中央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党要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当然，周恩来的这种掩饰瞒不过众人，反而让旁人心里更难受。邓颖超见他人痛苦，怕他挺下住，用"共产党员呀!要坚强、要忍耐"这样的话来给他打气，但在私下里已经实在不忍看下去了，凄然地对医生表示："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这种恶性的刺激，也是后来邓颖超率先赞成"安乐死"的原因。


    到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只剩下奄奄一息，往日的神采再也不见了，完全判若两人。这时他已经是眼窝深陷，形容怙槁，整个人都脱了形，抽缩在一起，躺在床上，除了身上纵横交错的各种管子外，在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他的身躯。再加上自卧床不起后，周就再也没有理过发，几个月下来稀疏灰白的须发杂乱蓬长，把嘴唇都遮盖住了。这种样子实在让人不忍卒睹。曾在周氏身边工作过的人在见他最后一面时，看到这种情景，无不踉跄而出，痛哭失声，不能自已。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大概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精神显得比往日要好一点，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六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了人世。